德国开元华人社区 开元周游
标题:
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漫谈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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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mcbfaaa
时间:
22.9.2009 15:16
标题:
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漫谈汉服
一 虽曰旧衣，其命维新
今夕何夕？月澹九霄。长夜如练，曜曜庭燎。言念君子，黼黻孔昭。彼姝孟姜，洵美且好。绯罗结缡，合卺同牢。玄衣纁裳，地迥天高……
这是我为朋友婚礼所写的赞辞，那对夫妻按照周礼还原了三千多年前华夏婚礼的面貌。他们穿着“缁迤纁裳”和“纯衣纁袡”，在众多亲友宾客惊艳的目光中“合卺同牢”，进行了一个美丽而陌生的仪式。
“黼黻”“玄纁”，很多人已经不太清楚这些生僻的优美字眼指代的是哪种物事。曾几何时，与“礼仪之邦”并称的“衣冠上国”变得如此陌生。我们知道，甲申1644年，清军入关，华夏衣冠随着“剃发易服令”的推行而断绝消散。之后，有关衣冠的记忆凝固在发黄的容像卷轴、墓室壁画和各种木俑石刻以及偶尔发掘到的一两件残破的实物中。如今，我们只能在博物馆中看到它老去的容颜，在日本和韩国的民族服装上看到它整形后的模样，在历史剧和古装剧中寻摸到它变异后的轮廓……
距衣冠断绝那年的六个甲子后，2003年10月的一天，一名叫王乐天的郑州工人穿着“古装”出现在了现代人面前。他从自己住的小区出门，在繁华的闹市区漫步，衣袂飘飘地出入商店、快餐厅、公车等，从容不迫地做着日常的每一件事。后来，他被称为“汉服上街第一人”。从那一天起，穿 “古装”上街的年轻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而那些吸引人们眼球的年轻人们却对那些好奇地打量他们的群众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这不叫古装，这叫做——汉服！
汉服，这个来自历史典册的新名词是汉服复兴者们为清代以前的祖先穿了三千年的那种衣冠起的新名字，他们说，这其实就是汉族的民族服装，有了它，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乃至全世界最庞大的民族——汉族——不再是赤裸的、没有民族服装的民族；同时还认为，汉服复兴不是古典小资情调，也不是食古不化的“复辟”，而只是对一种遗失的文化符号的追寻。很巧，从2003年开始，国学等传统文化回归的热潮几乎与汉服复兴并辔而行。次年，曲阜的祭孔仪式（图：2005年9月28日曲阜祭孔仪式）在群众的意见下采用了明代的衣冠礼仪，那是三百多年来首次以华夏衣冠祭祀华夏人文圣贤，特别是那位说过“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的万世师表。
从2004年年底开始，汉服实践者们逐渐不再限于像王乐天那样穿着汉服上街，而逐渐注意到了与衣冠所连缀的事物。按照先人的观念，衣冠和礼仪如华夏二字连称一样不可离分。于是，一个个被人遗忘的传统礼仪、民俗节日被重新拾起：家祭、冠礼、笄礼、昏礼、射礼……和上巳、花朝、七夕、重阳……随着衣冠的重生得以鲜活再现。“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树下流杯客，沙头渡水人。”“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闲听竹枝曲，浅酌茱萸杯”……这些的诗词也不再只是一种作古的文化风景——因为那些穿着汉服的青年们在曲水流觞、投壶雅集、以舞相属、拜月乞巧的时候，表达着一个朴素的心念：流传千年的礼仪和风俗为何不能重现于世？
2005到2006年曾掀起一段汉服的小热潮，民间的汉服支持者们热心地设计出各种版本的“汉服式学位服”“汉服式奥运礼仪服”等，在各种媒体中掀起不小的热议。特别是2007年北大“中华学位服”设计比赛的举行，暗示着汉服作为庆典礼服的巨大潜力；借此东风，2007年的两会期间，还有政协委员提出了“将汉服定为国服”的建议。汉服，似乎在从一个边缘化的亚文化群中逐渐登上大雅之堂。
汉服概念出现的时候，主流媒体对它的态度多是遮遮掩掩的顾忌，经常含混其辞为“古代服装”，甚至还故意以“汉代服装”混淆概念。随着汉服在民众间的普及，人们见怪不怪后对其态度也逐渐宽容。在2008年的中网公开赛的官方晚宴上，费德勒等“种子”们竟以汉服惊艳亮相（图）。汉服，在这样一个轻松的国际交流时刻充分体现了属于自己的人文符号意义；2008年11月，身着灰褐色“交领右衽”的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在上海的讲座（图）上谈到国学热问题，他轻松地玩笑：“穿衣服的时候我就注意这个问题，我外面穿着西服，这是跟国际接轨，（全场笑）里面穿着汉服，这是继承传统。（全场笑）我很欣赏韩国人的婚礼，丈夫穿西服，跟国际接轨，老婆穿民族服装，跟传统接轨”。
从甲申2003年到己丑2009，汉服复兴已经进入它的第六个年头，汉服从一开始的新鲜名词，到倍受争议的文化现象，再到如今逐渐趋于平和的文化概念，经历了一个新兴文化现象特有的轨迹。所幸的是，汉服热潮看似已经褪去，但衣冠复兴的思考却在越来越多人的心里生根。如今的汉服复兴支持者们也越来越多，且心态上更加平和。纵观历史展望未来，这一带有历史痕迹的文化现象、这一古老却崭新的命题究竟何去何从，仍然难下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衣冠，这个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华夏文明的人文符号，它的生生灭灭、枯荣兴衰都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二 千年衣冠，凄惶心路
衣冠重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尤其是对于将衣冠看得很重的华夏。
在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蛮荒上古，“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那时的祖先生活在与天地拼争安身果腹的艰难中，礼仪、章服的理想就这样“不合时宜”地出现，带着先民走出苦寒狞厉的上古，开创着一片尚在懵懂中的文明。
西周到春秋末，六百多年的风雨日月弥漫着浓重的君子之风。周人怀着对衣裳和礼仪的信仰续写着故事：《周礼》记录下完整系统的衣冠礼制，这部久远却文明气息浓郁的典章制度成为日后历代礼制衣冠的蓝本。
大争之世陵谷跌宕，以顺应紧张的时代，周礼衣冠有了简约的趋势。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首开引进异族风潮的先河，在除了右衽的文明标志不变以外，把军装都改成了胡人的“绔褶”，头上也像胡人那样摇曳着鹖尾和“曼胡之缨”，军装改制，然后鼓励全民军事化。这一笔彪悍的记录在《战国策》中被称为“胡服骑射”。
随后，秦人扫八荒灭六合，正式简化了六国衣冠礼制，尤其是省去了帝王象征的冕服。秦人毕竟是华夏边缘，从各种文物上看，这次简化如同将一棵繁丽的花树修去了几多枝条，衣冠传承的主干依然是流畅的，比如：江陵马山楚墓的龙凤虎纹罗地单衣同马王堆素纱单衣基本类同，西汉的女子们依然喜欢窈窕的垂胡收祛曲裾深衣（图）和简约小巧、略微偏后的锥髻，男子对褒衣大腋、峨冠长铗的审美也与先秦毫无二致；汉承秦制，西汉的君王们也是穿着一身黑衣地敬天礼地，另外再加上高祖发明的具有浓郁楚风的竹皮冠（图）。直到板荡的天下终于安定，终有人想起先秦时代天子华丽的玄纁、章纹和冕旒。可这时，悠悠岁月已过去了近百年，焚毁的礼书残简腐烂在土中。汉文帝、汉武帝、淮南王刘安、王莽等人似乎都关 心过修复旧制礼服的事，却因仓廪未实而一直无力实现，这件事一直拖到了东汉。
东汉孝明皇帝在永平二年，怀着对上古理想的憧憬，使人在遗留下的有限典籍中考订加推测，礼乐衣冠得以重生。此时的十二章纹（图）与周礼图案一致与否已不得而知，但毕竟，这个视衣冠礼仪为理想的民族又找到了根的感觉。这一切如《后汉书》所载：“秦以战国暨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一种全身纯黑的深衣制礼服），汉承秦故，至世祖践祚，都于土中……显宗（汉明帝）遂就大业，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屦，以祠天地。”
太平笙歌与英雄辞赋相交于耳的东汉、三国和魏晋，衣冠上也折射出社会的多元化：东汉女子不再欣赏简约而无甚装饰的发式，“副笄六珈”（图）“步摇垂髾”（图）等华丽高髻登上舞台。史载，明德马皇后的“四起大髻”还带动了日后高髻的风潮，孙寿的愁眉啼妆折腰步更是进一步开发了女性在奇异装扮上的潜能；而衣冠在颜色和形式上也增加了美丽元素——“袿角”的出现，不仅发展成《女史箴图》中流行的杂裾，也奠定了日后皇后礼服的改革，变成《南齐书•舆服志》中描画的“裳加五色，锁金银校饰”的谒庙之服。难以想象这种袿衣何等美丽，只知道王莽的姑母王政君当年就是穿着这样一件有着红色衣缘“诸于”（诸于，袿衣的一种）而被选中为太子妃；衣冠也反映着时代的文化内涵：道家返璞归真、从容自由的思想使衣裳更加飘逸灵动，如竹林七贤的当风大袖，如洛水女神的杂裾飞髾；社会生产力的增加使衣冠日益便捷化——东汉以降，女子衣装就从先前的深衣转为更加方便劳作的襦裙（图），形成“两节穿衣”的千年习惯；民族间的交流也平和地进行着，甚至影响了至上的君王。汉灵帝是一位喜欢胡风的君主，一时间，胡床胡饭胡舞胡箜篌大兴，胡服自然也不在话下。不过，即使在这段时间，礼制的最高场合依然是传统的玄衣纁裳、黼黻冕旒，这丝毫没有含糊。
东晋末的混乱正遇上世界史上游牧民族第一次泛滥的高峰。五胡乱华，衣冠南迁。北方大地则成为胡人们秣马的牧场。不过即使在那个华丽血时代，华夏依然是个诱人的字眼，它毕竟代表了令人钦羡的发达文明。草原民族蝗虫般屠掠而过，并没有将文明毁得面目全非，就像古罗马人灭了古希腊，却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了他们的文化。从北魏开始，胡人的服饰就不断受到华夏文明的影响，鲜卑族的魏孝文帝等北朝的胡人帝王逐渐以华夏正统自居，带着对周礼的深深崇敬和对华夏衣冠理解的局限，加以改进并设计出了华夏模样的衣冠。礼制的简化本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东汉时的衣冠礼制已经达到了简化的平衡点，但北朝的某些胡人帝王们由于对周礼礼制等级的刻板解读，竟然穿过十二种等级不同的“冕服”——即使在繁缛的周礼中也才六冕，更不用说东汉的皇帝只有一冕而已。
至隋朝结束了三百多年的乱世阴霾，华夏衣冠礼制废乱久矣。匡复河山与衣冠，花费了隋和唐初几位天子不小的功夫，所依据的依然是华夏蓝图——周礼礼制。从武德令到开元礼，可看到明显的变化。文物上也表现出胡风的减退之势：初唐女子的小袖襦裙、幂离帏帽，文武官员的绔褶裲裆（图），逐渐变成中晚唐的褒衣博带、曲领方心绛纱朝服（图）以及凌烟阁功臣的三梁进贤冠（图：李世勣墓出土的三梁进贤冠）。大唐的繁荣带来前所未有的开放和多元，虽然在纵马击鞠的时候经常幞头袍衫、衫裙帔帛，但郊祀天地、藉耕亲蚕之时却会玄纁冕旒、钗钿黼黻（图）。祭服、朝服一丝不苟，胡服元素也不刻意排斥，这就是真正的大国气象。最终胡服为唐代及后世的公服系统做出了巨大贡献，唐代官员身穿圆领缺骻窄袖袍衫、著戴幞头革带皮靴（图：步辇图局部）办公时，的确十分利落。尽管唐风如此缤纷通达，但综观新旧唐书的舆服（车服）制、通典、会要等礼典可以看到，此时的舆服礼乐制度恭谨地恪守周礼。这些制度还被日本留学生虔诚地搬回自己的文化，延续至今。
晚唐、五代，曾经强盛一时的突厥民族呈衰退递减之势，大唐盛世的光辉只剩下战火遍地的藩镇割据，又是一个乱世。华服霓裳在靡靡余音和飘遥风雨中花枝招展，竟有了迟暮牡丹那般慑人心魄的慵倦和瑰丽。
陈桥兵变以至大宋开国。唐宋中间隔了沙陀人兴盛的五代，不算太长的混乱虽未造成衣冠礼乐的断裂。但毕竟每次重生多少还会有些变异。宋代勘订礼制，同唐代一样向周礼看齐，整理了唐代残留的礼书，基本遵循唐制（其实也就是周制），但毕竟失落了一些细节，比如唐礼服中的“方心曲领”本是接于中衣领处的白色曲形领围，但不得实物的宋人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复原出了一个带有方形项坠的半环形“项圈”。这种方心曲领被纳入后世礼服系统而传承，后来还被韩国人取经回去。如今在韩国的礼乐场合，在他们引以为荣的“民族服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条赫然触目的“方心曲领”（图）。
大唐的雄浑襛丽逐渐转成宋代的细腻理性、清新雅致，如《宋徽宗听琴图》中的意境（图）；各种唐代流行的奇装异服不再出现，剩下襦裙、褙子、旋袄、袍衫、以及各种硬裹幞头等（图），尤其是褙子，男女通服，只是在宽大与合体、大袖与窄袖、缺骻（两边开衩）的高低，以及领抹的长度上有所差别；当然，唐风很重的花钗大袖、点翠的凤冠和襛丽的翟衣（图）透露着北宋这个历史上最富庶时代的信息。然而，清明上河图卷的墨迹还未干透，汴京的明月已被金人的铁蹄踏碎。靖康之耻，衣冠南渡。此时的江北故事，似乎又重演了南北朝的剧情。
党项契丹女真，围绕着“华夏”这一古老的关键词，一面虎视向南，一面逡巡左右。辽初建国时，衣冠分为两式：汉族官吏用五代后晋之服制，称“汉服”或“南班服制”；契丹之衣则称“国服”或“北班服制”。而到了重熙元年时，南北官吏凡大礼干脆均着汉服（就是这时出现了明确的“汉服”词条），只有常服仍分两式。后来金国大致也走了辽国路线，只是女真人对华夏衣冠的态度稍显犹疑，这里可借用六百年后他们后裔的一番总结：1637年四月二十八日，清主皇太极对他那些主张衣冠汉化的大臣们分析了保持满族固有传统的重要性，提到了一段金国历史：“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衣冠仪度，循汉人之俗，遂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言语。待至世宗，使复旧制衣冠，凡言语骑射之事，时谕子孙勤加学习。此本国衣冠言语不可轻变也。”
天有不测风云，未及女真人完成对华夏衣冠“批判地接受”，金国便灰飞烟灭。所向无敌的蒙古狂飚扫过其他草原民族及农耕民族，在欧亚大陆驰骋出广袤的金帐汗国。杀戮和征服之后，他们对所占领的文明表现出一种相对随意的态度，比如衣冠礼制往往兼容并蓄。《元史•舆服志》有：“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在他们身上还可以看出一种草原民族普遍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有对华夏文明的钦慕，元英宗时厘定的官服制度就直接大量搬用了汉人的舆服礼乐；另一方面，在种族等级制度的硬道理下，质孙服、姑姑冠、辫发髡首左衽顺理成章地凌驾于交领右衽、峨冠大袖之上。
这一时段，华夏衣冠虽没有被彻底毁弃，但已堕于社会底层。外垂衣裳、内修辞章的士大夫理想破灭，也没有了进退亦忧的治世追求，颓废间放歌纵酒，杂剧曲艺乃大兴。曾经的衣冠上国如明日黄花，依稀的华夏神韵成为戏台上一方惆怅的旧梦。
游牧民族浪潮总是来去匆匆，不到一百年，一位普通的汉族农民在元末的兼并战争中推翻了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应天府（南京）建国，国号明，年号洪武。洪武帝朱元璋一统后便着手摒除外族服饰、兴复华夏衣冠：“壬子，诏衣冠如唐制”。这项事业持续日久。使得二十四史中就属明史的舆服志篇幅长，且修订不断——大约是因为衣冠中断的时间有点长，面目有几分模糊吧？洪武元年，学士陶安请制定冕服，实用主义的太祖指示礼服不可过繁，于是《明史•舆服志》有了这样的记载：“祭天地宗庙服衮冕，社稷等祀服通天冠、绛纱袍，馀不用。” 洪武三年，又更定“正旦冬至圣节并服衮冕，祭社稷先农册拜亦如之。”
明代的公服基本延续唐宋的品色、服制，较有特色的是衣前的补子，按照“文禽武兽”的规则标识品级（图：明初书法家沈度像）；受元朝的影响，明代男子常着（衤曳）（衤散），儒生除了着盘领阑衫外，还格外崇尚中古前的深衣，但更的是交领直裰（图）。直裰看起来和深衣很像，但区别在于没有衣与裳间一条接缝。这条缝曾因为象征着恪守衣冠制度而十分重要；女子服饰总体上较厚重，一般以袄裙和女披为主，内着金属扣立领衣，头戴金属丝或头发编织而成的挑心“（髟+狄）髻”（图），这和明清仕女图中的轻灵窈窕有着很大的区别——可见，明是一个理想和世俗分化比较明显的时代。
明代以降，中华民族的审美有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是从写意大气到具象细致的转变，细到不同等级命妇间霞帔的色彩纹样坠形、凤冠上的花树翡翠真珠。遥想中古以前那些抽象飘逸的衣裳，才发觉我们的民族审美已由写意从容转为一个苛求细节的境况；其次是对红色的喜好。而唐宋以前，玄纁（或黑红）仍是最崇高的地位。洪武三年，礼部官员搬出了服色五德说，认为明以火德王天下，应尚赤。绯罗袍成为明代朝服（图），红大衫成为皇后礼服，最典型的是婚礼，从此开始大红一片了。
大明江山成为华夏衣冠的末代，每读衣冠史，心里会涂上悲凄的一笔。明朝是一个让人百感交集的朝代。漫漫三百年，飘摇坎坷边患不断，国事跌荡思潮汹涌，文化科技经济军事皆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惊人的繁荣一度到了奢靡。
然后的衣冠史……干脆避开那些即临的悲怆，借用一句流行的调侃：1644年，清军入关，为中国未来的古装剧事业做出了卓著贡献——这是目前清装剧占据历史剧半壁河山的现状，华夏衣冠的记忆随着这些银屏历史教育的宣传越来越淡。在这里，要开始讲衣冠重生前的最后一个故事了，就是因为六个甲子后的“汉服复兴”，我们才知道这个关于衣冠的悲壮故事并不是最终的结局。
话说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国号金。又因其自称是北宋时金人后裔，因此也被称为后金。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在降伏漠南蒙古之后，于1635年称帝，意味着与明朝皇帝并立，不再是边族之国。1636年四月，皇太极建国号大清，年号崇德。
女真族-满族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北方边族，从历史上就显出异于其他游牧民族之处。其历史悠久，祖先可以上溯到三千年前与周天子打过交道的肃慎。同样悠久而煊赫的匈奴鲜卑党项契丹等皆已消失，独其延续至今。女真人生活在寒冷的林莽草甸，不似蒙古草原那般天苍苍野茫茫，因此他们除了游牧之外还有渔猎等生活方式。如果说草原民族往往心无旁骛、胸胆开张，那么水泽林莽之处的牧猎民族更会多几分思考斟酌。这就是满族与蒙古族的不同，自然也反映在对待被征服文明的态度上，最终导致了清代与元代对中国历史影响的差异。蒙古人对待汉人衣冠礼制是比较粗放的，他们将人群划分了等级，尊卑优劣一目了然，看到了表面的归顺，便不再去关心汉人的日用常行。而满人考虑问题显然要深远许多，他们还想到了如何统治得长治久安，如何不落入“征服者被征服”的宿命。显然，最终措施只有建立自己的文化系统。这一工程是在华夏文化框架上进行的，客观上较大程度延续了华夏文化，但其中搀杂了许多自己的判断、选择和重构。清廷最为犀利的眼光表现在，看到了华夏文明关键的软肋：衣冠。
华夏二字浓缩了一个文明的某种精神追求。衣冠礼仪是国度的尊严和心念，身体发肤是受于父母的惠赐。感恩不尽，岂能任意毁损？修齐治平的男人天命也是从头开始。《礼记》说：“冠者，礼之始也。”大抵若此，这就不难理解剃发易服之令将会在亡国之民中掀起怎样一番震动。剃发易服运动在清廷坚定的信念中轰轰烈烈地开展，最终贯彻大江南北。自后，满族统治者策动起沉重的中华车驾，漫漫二百六十七年岁月，深重地影响了华夏民族和本民族的前途命运。
《清太宗实录》中记载：天聪五年，大凌河之役胜利时，皇太极就下令归降的明军将士剃发，作为归顺的标志；《清世祖实录》记：顺治元年，清军入山海关后，令城内军人剃发。多尔衮于五月初二进入北京，次日即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抚：“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军民免其迁徙。”还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他低估了人民的反应，很快京东三河民众暴动反对。清廷令暴民“各安生业”，并警告“倘有故违，即行诛绞”，但软硬措辞均未奏效，只好做罢。
介于立足未稳，最初的剃发易服令因条件不成熟只实行了一两个月就中止，但到了顺治二年五月，占领弘光政权金陵后，清廷重拾此令，强硬实行。六月初五给江南前线总指挥豫亲王多铎下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军法从事。”（《东华录》）十五日还指示礼部，通告全国，规定在十日内剃发易服，“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绝不轻贷”。更不许官员上奏请示，否则杀无赦。（《清世祖实录》）
改朝换代历来总少不了血光，明朝却异样地亡在一片沉闷中，原来这些血尽流在了亡国之后对剃发易服的抗争里。此令一下，清军在各处宣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江南人民开始了反抗。江阴、嘉定两城的斗争尤为激烈。
顺治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江阴知县方亨强推剃发令。秀才许用等百余人在文庙集合，提出“头可断，发决不可薙”（《江上孤忠录》）。自后，参加反剃发斗争的群众达数十万人之多，并推举典史陈明遇为城主，部署城乡防务。清军攻城连续受挫，不断增兵。七月初九，陈明遇邀请前典史阎应元进城领导。七月初，守城战斗激烈异常，清军屡攻不下，便由降将刘良佐劝降。阎应元答：“有降将军，无降典史。”（《江上孤忠录》）清军攻陷松江、昆山等地后调集兵力围攻江阴，八月二十日城破，民众继续巷战，陈明遇战死，阎应元被俘后牺牲，全城无一人降。此后清军屠城数日。
闰六月十三日，嘉定各村人民组织起来进行反抗。在罗店、北关、娄塘与清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战斗。闰六月十六日，嘉定人民推举进士黄淳耀、前通政使司左通政侯峒曾主持城防。七月初三日，清军猛烈攻城。城墙坍塌。初四日五更大雨，城上军士已露立三昼夜，两眼肿烂，遍体淋湿，饮食断绝，身疲力尽。清军乘机登城，侯峒曾仍在城楼上指挥战斗，声色不变。（《嘉定屠城纪略》）然终无力回天，他遂投河自尽，黄淳耀也自缢于僧舍。军士无一人降。清军屠城数日。
剃发与易服往往相提并论，实际疾缓略有不同。相对剃发的惨烈，易服的影响更加缓长。剃发易服令中也说“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不过仅隔二十多天，见“京城内外军民衣冠遵满式者甚少，仍着旧时巾帽者甚多”，乃正式下达易衣冠的法令。
只是满式衣冠体系此时仍简单模糊。常服可含混了事，但朝服公服的问题连清廷自己也有些尴尬了。《清世祖实录》中记过这样一件事：顺治元年七月，山东巡按朱朗镕报告说，有三名文职官员到任穿着满式服装，“恐人心惊骇，误以文德兴教之官，疑为统兵征战之将。”因此建议袭用明朝官服，“纱帽圆领临民理事”。之所以惊骇，是因为满族的传统服装因适于弓马之故，与汉族的武装短长宽窄较为接近。衣冠上国的亡国之吏用微妙的讽刺刺激了新统治者的自尊，多尔衮马上要求“速制本品官服以便莅事。”
清自入关前已开始借鉴中华衣冠而逐渐规制自己的服制，按照《清史稿•舆服志》的说法“崇德初元已初步釐定，高宗（乾隆）一代法式加详”，乾隆朝的增改，便是如今从清史稿舆服志中看到的模样。不过，清式衣冠的演化、确定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基本是在满族衣饰的结构上大刀阔斧地嫁接华夏衣冠元素的产物。在朝鲜人申忠一的《建州图录》中，努尔哈赤时的女真贵族还穿及膝的皮毛镶缘袄或蟒衣（明万历二十三年），到了清代，主要的服饰有上下连属的袍褂旗装，满语“布介”，另外还有马褂、坎肩等一些从明代军装采来的样式，衣襟从交领变为捻襟（大襟），四面开禊（后简化成左右开裾），习惯加披领，有扣袢。袖端的箭袖形似马蹄，满语“哇哈”，平时挽起，放下可御寒，后演变成清朝官员遏见上司的一种礼节，叫作“放哇哈”。满族习惯四季戴帽，帽饰习俗是清代冠服制度的特色。顶戴花翎成为清代特有的标志品级方法。（资料来源：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网站）这些服制结构特色再加上汉装官服的章纹、补子、服色等规制后，新式清式朝服官服便新鲜出炉。相比南北朝时胡人政权以华夏衣冠为主，胡风元素为辅的衣冠设计方式，满清统治者将服饰礼制设计中的华夏-满清比例整个颠换——这就是为何可以从南北朝服饰中看到汉代衣冠的延续，却没法将清廷衣饰同前朝衣冠连接起来。清代服制形成中，并非完全废弃前朝衣冠，但更多的是随意改变先前衣冠的场合制度，造成衣冠与礼制的混乱。最终，在漫长的时间中，清代的发式和服装形成了迥异于中国其他朝代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影响至今，不仅包括对民族传统服饰的固有理解，也包括被潜移默化了的审美价值取向。
三 民族服装，量体裁衣
清代衣装与先前的华夏衣冠相比有着明显区别。虽然东亚民族服装大都是平面剪裁，但不等于穿于人体后依然是二维平面。同为平面剪裁，穿着效果大不一样。传统的华夏衣冠所用布料远多于人体所需面积，再加上束腰、收祛、襞积等方式，经体后便呈现出灵动、飘逸的动感，这便是“曹衣当风”“翩若惊鸿”等佳词妙章的出处。这时的衣冠已然不只三维，而是四维了；源于游牧文化的旗装由于从乘骑习惯出发，以合体为本，即使后期受到汉装影响不断有宽松趋势，但未得收勒的要领，剪裁为平面，穿上后仍觉有平面直线的松旷。这里需强调一下汉族衣冠中的腰部：因为对上衣下裳古制的怀念，汉族衣冠很注重腰部的线条与装饰。即使上下连裳也常在腰际留有缝合线，虽然到了明代逐渐兴起了上下通裁而没有腰线的直裰、袍衫，但时常配以腰带。但清代所流行的袍褂则多不习惯收勒腰部线条的，渐成宽松直筒的服饰特色。
其次，从衣饰的袖扣风格来看。汉装的交领右衽与满装的大襟类似，且都常用滚镶。只是汉装的缘边曲线流畅，多是轻描淡写的一道，与整件衣装的风格和谐一致；但清式衣装往往刻意强调这道边的装饰性，襟缘往往呈现出刻意的折角。清代中后期的镶滚在历代衣饰中登峰造极，女装的领袖襟裾常有多重的宽阔滚边，对精致的要求达到令人咋舌的苛刻。最早的汉装是不用扣的，只用两对缨带，明代时虽已使用金属扣或盘扣，但并不普及，或用于领抹、立领上作点睛之笔，或隐于必要的接缝处，原因是扣会影响长线条的流畅感。而清装却在曲折的襟缝处大量使用，常用的有一字扣、琵琶扣，尤其是在外衣的滚边上，整件衣裳便呈现出点、线、面各自维营的局面。
清末以后，衣饰又逐渐弥染了鲜明的西方色彩，比如，对人体曲线的注重。西方文化的坦率直接加上东方文化的含蓄神秘，一种新式服装登上历史舞台，那便是旗袍。旗袍在中国近代服饰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时尚、旖旎和风情的代名词，近年来，甚至被诠释为“中国”的符号。旗袍虽然带有“旗”字，但从某种意义上，并不好确定其民族属性。它是西方审美加上清代元素的产物。这种微妙的服饰其实只一百年前的一种有着中国特色的西式晚礼服而已，但它的长盛不衰很值得玩味。旗袍恰好契合了近代至今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一方面，中国有着对西方文化的钦羡与潜默，另一方面，厚重的传统则是文化归属，同时也是不可放弃的炫耀资本。
当然，平心而论，旗袍不可谓不美，它巧妙而自然地融合了两种貌似冲突的文化审美观——既强调性感又呈现一种含蓄的东方式性感。但这种风情带来的美有着局限性：旗袍最初定位于特定的人群，因此对身材、季节、场合等有着严格的限制；最初诞生于舞台沙龙，因此很难达到三维，乃至四维的生动——我们可以在电影、画屏、舞台中欣赏旗袍美女或坐或立的旖旎，但根本无法设想穿着它狂奔、舞蹈或跳跃是什么样子。最为重要的是，它短短的一百年历史，很难承载一个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厚重。旗袍本就诞生在一个传统礼仪式微的时代，硬要给其嫁接上传统礼仪倒显得不伦不类。之前，国内曾举办过一场“中韩礼仪大赛”，中方选手皆以旗袍出场，但做何礼节呢？只见选手们在紧窄的衣装中款款下蹲做着“万福”，只觉紧绷的身体与捉衿见肘衣装呈现出一种极不协调的尴尬。腿臂半露以及身体线条的强调都不打紧，只是要将这种风情刻意去诠释一个深沉含蓄、飘逸雅正的文化系统，那就有些力所不逮的滑稽了。因此，对于旗袍的定位，倒不如还给它本身的轻盈，只将它视为一种有时代特色的，有中国风情的美丽时装，或许这样才能更长久地延续它的魅力。
“唐装”的诞生与旗袍有着相似的情形。它是应某种急需而在清朝满族服饰马褂的基础上改良设计而成，于2001的上海APEC会议上崭露头角，从此流行一时。这时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个问题：中国人可以长期模糊民族服饰的问题，但这道问题无法回避。越来越多的国际场合中，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民族特征和人文符号，唐装虽匆忙登场，但和旗袍一样，也是为了某个明确的目的而匆匆诞生的传统元素嫁接产物。那么它是否能承载厚重的五千年文化？答案将由民众来选择。显然，这答案一部分人是很不满意的，于是才开始纵深找寻。
汉服确实是为汉民族量身度造的衣裳。它的关键词有和谐端庄，天地人和，飘逸流畅以及严谨精巧。
论和谐端庄，华夏衣冠的剪裁和配色颇有讲究，玄黑与纁红是汉服中最隆重端庄的搭配，玄，黑中扬赤，象征天的颜色；纁，黄里并赤，其意表征大地。这二色是华夏文化中最神圣和高贵的色彩。协调是配色的关键，比如“皮弁素积服”为白色系，那么鞋履则要求白色。穿纁红色下裳的玄端礼服，鞋履也一定为红色的舄。
论天地人和，《舆服志》讲，我们的衣冠是圣人法天地，取诸自然所创，服章剪裁取意天地日月。所谓上衣下裳，上衣取象乾，下裳取象坤。深衣制度规定下裳十二幅，是历法中的十二月；章饰纹样，亦取自远近万物，寓德其间。衣冠上的章纹提示着一个人将如何修身养性，象征天地之色的玄衣纁裳提醒着君子要懂得敬畏天地。那时候，我们穿在身上的不止是衣服，而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智慧和敬天礼地的虔诚。
论流畅飘逸，汉服的裙裾及袖袂是特色。汉服袖一般都比手臂长，定制的深衣制度规定要回挽至肘，袖径可达四尺，举手间行云流水；行动处长风盈袖。
道家的飘逸逍遥总是与儒家的严谨经世掺杂在中国文化中，体现在衣冠上也是如此。所以，华夏衣冠体系中有各种纷繁的礼制讲究，包括服色、尺寸、材质、款式等等，不得随意僭越。玉是最常用的配饰，自古君子玉不去身。大珮制度下，不仅玉料、玉色、组合方式有所要求，就连行步中的玉鸣之声都不得马虎。礼乐文明下的中国，根据各种不同场合衍生了各种不同的冠服：祭祀有祭服，朝会有朝服，婚嫁有吉服，从军有戎服，服丧有凶服，日常则有常服。当然，随着礼制的简化，作为汉服出现的华夏衣冠不必再过分苛责礼制，但回忆这些历史，却可以悠悠品味历史的醇厚。
追寻衣冠文明要比设计一套根基浅薄的新衣服艰辛得多，尤其对于我们这个始自衣冠的文明；尽管汉服美仑美焕，但当前中华文化在西方文化前的劣势使得我们已经无法拥有大唐时代的大国气度，所以本土文明的审美暂时还无法自信地全面出镜。汉服的真正回归，还有很长路要走。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四 薄言我衣，襟带天地
人类的文明就是这样，常有枯木逢春、古莲开花的奇迹。看似造化神奇，却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类追求永生，而真正参悟了永生智慧的却寥寥无几。但这种智慧渗透在华夏文明中——在世界各种古文明中，华夏文明的历史不算十分悠久，甚至连自称的五千年历史都因没有确凿的证据而受到世界历史的质疑，但不管怎样，只有华夏文明做到了绵延千秋。我们的祖先没有像古埃及人那样处心积虑地钻研肉身不朽的技术，没有像古印度人那样冥思苦想转世轮回的奥秘，而是更加从容地选择了生死更替，选择了草木而非金石构筑自己的文明，如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的思辩：“（视建筑）且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更换之，未尝患原物之久暂，无使其永不残破之野心。”堪破了永生的雾障，方才懂得：没有永恒不灭，只有薪火相传。
在烈火中涅槃，在毁灭中重生，正是我们中华文明得以“永生”的智慧；因为拥有这样的智慧，“作古”了三百六十年的华夏衣冠又重新焕发生命，在吹面不寒的杨柳风中翩翩而至——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
创造了汉服的民族除了“华夏”之外还有一个极有深意的好听的名字——汉的意思即为银河。银河象征着深邃宽广、博大精深、横亘千古、与世长存。但愿这个气势如虹的字眼带来祥瑞。衣冠的故事太长，不妨就此点题搁笔：
维天有汉，有裳有衣。
曷以为之，烟霞云霓。
何彼禯矣，于归之姬。
薄言我衣，襟带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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