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r; B1 j6 U' h5 K 夏榆：你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是：“知识分子和生活”，你认为我们有知识分子吗？知识分子用萨义德给出的定义是：思想独立不屈不移。 5 V4 C3 G1 H1 l9 Q7 S$ B& r; N! d! M$ T$ Y1 Q
崔卫平：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么你说我们有自己的工人、农民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指的是知识分子要起到某个作用。我相信不同的环境中知识分子的作用不一样。我觉得当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西方知识分子不一样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要维护和帮助建立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维护人类的一些基本原则，而不是像法国知识分子一味地出奇，萨特就是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对中国来说，我们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一些基本的尺度、界限还有待建立，如果社会有走向无序和解体的倾向，那么知识分子的工作就在于帮助建立秩序和整合。所谓知识分子的“独立”，不应该理解为个人的某种突出作用，在中国，尤其是应推动整个社会走向进步和文明。 ( d7 I8 o# m. v# x. L: Z/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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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及个人经验 # A& a a& S4 `' e' ^) [+ D
4 K. O. x# W: H3 y1 R 夏榆：你关注当下语境中的中国文学吗？文学在你的经验里是什么？为什么在公众那里文学越来越不重要了。你觉得哪儿出了问题呢？ " e3 V& C: C9 X L9 w
, l; f+ r2 ]2 H8 S; u( U/ v% B 崔卫平：举一个例子来回答你的问题。不久前看电视，看到介绍一位北大生物学教授（对不起，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他是我国研究大熊猫以及白叶猴的专家，他说自已研究的动物都是“黑白的”，他克服重重困难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地的工作令人钦佩。他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走上了这条道路，是因为看了杰克·伦敦的小说，看了《荒野的呼唤》。时隔几十年，他居然十分动情地对着摄影机复述《荒野的呼唤》中的情节。我想这就是小说在不写小说的人们当中取得的最大成功。 : q/ e1 j4 v. N, Q8 [! Y; L& H0 x* b* b8 B8 y6 V
夏榆：你是想说，文学不仅仅是语词的迷宫，不仅仅是写作者自恋或自虐的宣泄。 8 J5 k5 U' r' S4 q/ U( Q' T6 D( ?2 Y% i
崔卫平：文学是我们行动和生活意义的一个源泉。当然，对于从事文学的人来说，文学还有别的意义或者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但我想说的是，搞文学的人，不要把文学对于他个人的意义，看做文学所拥有的意义的全部。换句话来说，文学不是建立在其他的文学作品和其他的文学作者的基础之上，小说不是写给那些也写小说的人看的。小说要返回到不写小说的人们之中，返回到这些人的生活和阅读之中。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学几乎给了我一切，正是文学教会了我关注自己以外的人与事，教会我用惊讶的眼光看这世界，让我知道不同的世纪、时代、民族中的宽容和信念。 8 x! d' {! b v5 N( x- z1 X# M" y* h8 W2 {. t
东欧文学、哈维尔与我们共同的底线 9 `6 h$ D: W) ~3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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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榆：关于东欧文学其实我们有很多话要说。在东欧的捷克，我们知道有卡夫卡，有昆德拉，现在又有哈维尔。卡夫卡在中国的作家中处于文学的正席，昆德拉是毁誉参半，哈维尔则干脆处于隐匿的位置，只在文学和思想的沙龙里出现。 % q% R4 C4 h3 G. t) D" n7 ]9 t+ c # J7 m3 C \ J+ C& ?, K1 a8 f 崔卫平：卡夫卡当然很精彩。他的“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我”的决然态度，对于正在面临某种“不可阻挡”的大潮裹挟的个人来说，永远具有支持意义。昆德拉的拒绝签名也是如此。哈维尔的情况不一样。我借用一个古典的区分来指出他们的区别，那就是“被诗人歌颂的英雄”和“歌颂英雄的诗人”。这两种人分别处于行动的世界和言词的世界。当哈维尔是一个荒诞派剧作家时，他和卡夫卡一样属于后者，是一个诗人；而当他签名、呼吁、受难时，他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采取行动的人，他是英雄。他所写下的那些文字，是需要自己的行动在后面作为支持和担保的。比如拒绝谎言、“生活在真实中”；比如倡导社会良知、呼吁从良心出发的政治，不仅说而且要这么去做。这样的行动能力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人们把大量的聪明才智、时间精力都花在“能指”的无限滑动上面，但愿不要看到那么一天，我们身边许多同胞淹死在自己的唾沫之中。 . h% Y- c1 h& n3 k+ q6 t 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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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榆：就文学的品质而言，卡夫卡是令我们尊敬的。昆德拉给我们丰富繁杂的感觉。哈维尔则让我们内心亲近，他的文学、他的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就使他成为一个具有力量的人。 + m- Z6 X D/ e7 @/ B+ T, }
& W$ C& l% t3 ~( u2 I7 I' P3 o 崔卫平：说得好！与我们内心相接近，是与我们内在的责任感相接近，正是这种责任感使人们获得力量。一个人不管是什么职业，什么身份，他在内心深处总是对某些事情抱有不同程度的责任感。在这种责任感中，他感觉自己像一个人而不是小丑。哈维尔说过，一个人的秘密是他责任感的秘密。 9 O7 U. C) T% z0 V- |/ t! Y& Z& g6 h+ u& a& P' B$ i
夏榆：我最近看了你译的哈维尔在美国大学的演讲《向政治告别》，看到他说：我们的世界、人性和我们的文明正处于历史以来最重要的转折点上。我们比先前更有机会去理解我们的处境和我们前方的困惑，并且朝向理性、和平和公正而不是导向我们的毁灭。我觉得这样的声音应该让更多的人听到。 3 O$ F) ?& e0 E: W {2 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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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我最近正在读波兰知识分子米奇尼克的著作，这个人被称为“波兰的甘地”、“波兰的路德”，他前前后后反复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只有一个波兰”。他强调不管什么时候，波兰社会的各种力量不要互相为敌，波兰是所有波兰人的波兰，不要把其中的一部分人划分和隔离出去。那么，我想说得也是——“我们只有一个中国”，在这片大地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所有人的命运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伤害其中一部分人，哪怕只是为数不多的一小部分，就是伤害这个民族的手指或者脚趾，就会波及整个民族有机的整体生活。 9 v; W$ C+ ^/ m: X# E + ]+ @1 U% Z1 w8 t8 e 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赢得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在给他的授奖词中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说他不仅描写了暴行的残忍，同时还有“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如果是这样，这个作家很有穿透力，许多人类的暴力并非是以可怕的面貌出现，它更多就是轻率的、轻浮的行为，结果对他人、社会、历史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