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很熟悉的一部 1946 年杰出古典电影「奇妙的生命」(It is a Wonderful Life),在片中,由詹姆史都华所扮演的角色人物,有一个机会看到,如果他自己未曾出生,人生将会是怎样。在很多方面,这部由卡普拉(Frank Capra)所执导的震撼人心的电影即是本书的跳板。这部电影的主要重点是,每个人的生命对任何其他人的生命都会有所影响。如果他们未曾出生,他们的缺席将会产生许多裂口。而本书的重点乃是,耶稣基督在人类历史上有极重大之影响——胜过任何其他人。如果他未曾来过,这裂口会是一有如大陆般深广的大峡谷。
并非每一个人都乐见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十九世纪的无神论哲学家尼采发明「上帝死了」的新词,将基督教比喻成污染这世界的毒药。他这麽说到耶稣:「他死得太早了;如果他达到更成熟的地步,他会自己废掉他的教义!」尼采说历史是罗马(外邦人)和以色列(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战争;而他为以色列(透过基督教)获胜,并十字架此刻已经战胜了所有其他更崇高的道德之事实感到悲叹。尼采在他的《敌基督》(The Anti Christ)一书中写到:我要定罪基督教;我给基督教会一种出自控告者之口的最严厉谴责。对我来说,它是所有可想像的腐败中之最巨者;它乃是叫人去从事最终的腐败。基督教会所带来的腐败是无孔不入的;它将有价值的转变成没有价值的,将每个真理转变成谎言,而将诚实转变为灵魂的虚伪。
透过祂的教会,耶稣终于了结了杀婴之事。耶稣的影响赐予了人类对生命价值的肯定,并使杀婴成为不合法的行为,基督教人士全然唾弃这种行为,并将之视为残暴的罪行。因着基督教对罗马帝国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使得这份视人类生命为神圣尊严的原则植入了法典之中。二十多年前,当沃特(Sherwood Wirt)还是葛理翰布道团「抉择」杂志的编辑时,他写了一本重要的书叫做《福音的社会良心》(The Social Conscience of the Evangelical)。沃特指出基督的教会对人类生命的积极影响力,也特别举两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皇帝的作法作为例证:
单单为了性别歧视而杀害掉女婴的,并不只发生在古代。当传教士或欧洲的探险家去到福音尚未影响到的地方时,他们发现了类似的骇人习俗——特别是以女婴做为目标的习俗。例如,十九世纪时有两位挪威籍女传教士苏菲罗伊特和安娜雅科布松(Sofie Reuter and Anna Jakobsen)即发现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残杀女婴是一极普遍的习俗。她们于l880年的记事中写着:
福克斯将这一切了一个总结:「基督徒的目标是改变心,而不是改变社会制度。」然而,阿西莫夫和福克斯都错失了一个最大的重点,因为基督徒并不主张基督教要一夜之间就将奴隶制度废除。如果基督教完全不容许奴隶制度,福音就不可能像在第一世纪时那样传开。而一旦福音传开了,便种下了最终废除奴隶制度的种子。因此借着改变人心,基督教及时扭转了社会秩序。再者,正如教会历史学家来德里(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所指出的,「基督教乃是借着赋予人工作上的尊严,而自然废除了奴隶制度。」
在 1835年全美废止奴隶制度协会中的三分之二成员,据我们了解,都是一些传福音的牧师。众所周知的是,那些「地下铁道」的领导者皆是贵格会教派的信徒。林肯总统信仰基督教更是一件十分可确定的事,因他的著作中充满了引用的经文。毕竟,基督教和奴隶制度是互不兼容的。这也是著名的李将军(Robert E. Lee)为何要释放他自己因婚姻而承继拥有的几位奴隶,他曾写道:「为终结奴隶制度而发生在州与州之间的战争是不需要的。」因他相信这邪恶的制度终会因基督教而逐渐衰退。
还有一件事是大家都知道的,当时尚有许多基督徒是在群众的欢呼和嘲笑声中,于竞技场上被狮子伤害或吃掉的。作家戴索沙(Dinesh D' Souza)写道:「竞技场中使用的动物有狮子、美洲豹、熊、野牛等,罗马兵以烧红发荡的铁棒来驱赶它们,好使它们去攻击那些手无寸铁的基督徒。」塔西图(Tacitus)亦告诉我们,「当残酷的尼禄王夜晚在他的花园中举行宴会时,这宴会中最大的娱乐竟是以野兽肆虐,或钉十字架的方式,或将人当为燃烧的火炬来残害逼迫基督徒。」尼禄王常常混在群众当中,有时还乔装成别人在一旁看热闹。许多观众为这些基督徒感到难过,知道这血的狂欢「不是为了群众的好处,而是了满足一个人的狂热。」的确在基督来临之前,人命是十分卑贱的!
如果人的生命不比丁骨牛排高多少,那么它真的不值分文。当基督说:「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马太福音6章 26节)时,祂的确是视人类与动物有所分别的。在基督教的影响下,甚至是在最近几十年内,那些福音深入的地区里均全面终止了食人的习俗。海弗力(James C. Hefley)曾提供一个某部落因为基督而终止食人习俗的生动奇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一个遥远的小岛上,一位美国大兵遇到了一个手持圣经且会说英文的当地国民。士兵指着圣经别嘴而笑:「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是不再相信那本书了。」这位岛上的国民也对他咧嘴一笑,说道:「嗯,我们这么做对你们是有益的,」他一边轻抚着他的肚腹一边说:「不然,你现在就已经是在这里了。」
当大法官布莱门(Harry A. Blackmum)写信给罗伊维德的法案(Roe V. Wade)时,说他诉诸宗教。他说:「如果我要诉诸宗教,我会诉诸罗马和希腊的宗教。」——当然,因它们都实施并鼓励堕胎、残杀婴儿、主张安乐死、提倡自杀和竞技场的游戏,他会诉诸那些支持罗伊维德的法案!而在今日的西方世界里,多数人乃是在回到异教徒所信奉的宗教,只是大部份的人连这点都不知道!
基督教慈善事业的另一项改革,根据来德里的说法是他的对象不仅限于会友。他们也扩张到非基督徒身上,他们好到一个地步,「反教者」朱利安,这是最后一位千方百计想要根绝基督教信仰的罗马皇帝,都讶异于基督徒是如何地爱异教徒,甚至连他们的敌人都爱。历史学教授理查托德博士(Dr. Richard Todd)写道:「就是由于教会对穷人和外人的眷顾,使得信奉异教的朱利安皇帝如此地印象深刻。」朱利安写道:「丢脸的是,犹太人从不要求什么,反倒这些被犹太人认为不敬畏神的加利利人(指基督徒)竟救援他们自己和我们的穷人,让所有的人看见我们竟缺乏对自己人的帮助。」
今天许多慈善事业均是由于在基督爱的激励下而产生的。以救世军的例子来说,几世纪以来,这个机构不断地在帮助一些穷苦的人。不论是服事一位醉汉,或是无家可归的人,或是在台风之后,帮忙提供临时收容所等,救世军为回报基督的爱,日复一日地作闪亮助人的见证。从起初到现在所有的活动,均是因着基督的爱激励了救世军而产生的。救世军是由卜威廉将军(William Booth)创立的。他在1887年由于看见伦敦桥上一些无家可归的人睡在露天之下,遂决定作些实际的帮助,经过密集研究之后,他在一本最畅销的昼《最黑暗的英国——走出之路》(In Darkest England-and the Way Out)中,界定出以下的事实:
根据《新国际基督教会字典》(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说,我们「对圣尼古拉(St.Nicholas,圣诞老人原名)的真实身分所知不多(但圣诞老人的英文名字是从他的名字取得的)。他住在第四世纪的米拉(Myra),据闻他会在十二月六日送礼物给儿童。」
基督教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神的话。这源自于它强壮的犹太教根源,因为基督源自于犹太教。基督徒时常被称作「圣书人」(people of the Book),暗指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新国际基督教会字典》的总编道格拉斯博士(J.D.Douglas)写道:「从一开始,圣经就和教育一同携手,……基督教是一个在教导上极为优异的宗教,且它的增长大部份就是来自一个教育性的故事……随着基督的传播,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了比较正式的教育模式。」
美国著名的教育学作家布鲁门斐博士(Samuel Blumenfeld)在着写这本引起人争议的书《平民教育有需要吗?》(Is Public Education Necessary)时,曾为平民教育的起源作过研究。他证明平民教育之根源应回归到宗教改革,尤其是加尔文身上。宗教改革家相信唯一能稳固新教的方法就是让人们(平民)亲自研读圣经。布鲁门斐说道:
有趣的是,布鲁门斐之所以相信基督就是因为读了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当布鲁门斐在研究学校教育的起源时,他发现每当研究到大众教育的概念时,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加尔文。所以他感觉到自己需要读第一手的原始资料,结果他读了基督教要义,然后相信了基督。
我们来思想一下美国这个国家的教育史;看看它如何为基督教教育的提升作了一个活生生的描述。当开国祖宗和清教徒刚来到这个国家时,教育仍极度贫乏。不久,他们就在殖民地上要求合法地实施教育。早在1642年,清教徒就通过一法令,要所有的儿童均接受教育;且在1647年通过一项称之为「老迷惑者撒但条例」(Old Deluder Satan Act),在各处设立公立学校(和当今的学校教育有些不同)。这条例命令各乡村需要聘雇老师。「老迷惑者撒但条例」的名称和魔鬼有关,由于人们对圣经的无知,以致使它得以有机会介入人的生活里面。「老迷惑者撒但条例」可说是英国殖民地上第一条要求教育的法规:
达特茅斯(Dartmouth)神学院是为训练向印地安人传教的宣教士而设立的。威廉和玛丽(William and Mary)大学的建校宗旨即明言是「为传扬基督教信仰」而创立的。1754年办的金氏(King's)大学,即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在其一份早年的文宣中写道:「这所学院最主要的目标是教导和吸引儿童认识耶稣基督。」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则说:「一切和基督十字架相违的学习是被咒诅的。」
是谁说了这番可能被误为是没有分寸的话呢?他是华伦(Earl Warren),1954年时的加州州长,后来还担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到底美国有多少是或曾经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呢?这一章的目的是要证明,基督教信仰如何在美国的发展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并替这个世界立下了一个优良政府的榜样。如果没有耶稣,永远不会有一个美国。而当美国这个国家远离基督时,无疑是在切断最初致使这个国家伟大的根源。这里有二个针对此题目非常有帮助的资源:一是大卫巴顿(David Barton)的《分离的迷思》(The Myth of Separation)和约翰艾兹摩尔(John Eidsmoe)的《基督教和宪法:我们祖先的信仰》(Christianity and the Constitution :The Faith of Our Founding Fathers)。
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说:「加尔文是美国真正的立基者。」法国历史学家论到加尔文派的教徒时说道:「这些人是英国真正的英雄。......他们建立了苏格兰;他们建立了美国。」另一位法国学者和历史学家杜奇尼(D'Augibne)说:「加尔文是最伟大的共和国家的立基者。」他把美国列为是共和国家之一。
路兹和韩门(Donald S. Lutz & Charles S. Hyneman)两位教授回顾了大约一万五千件文献,并仔细地阅读于176O 和1805年之间所有内容清楚、涉及政治的二千二百本书、小册子、报纸文章和专题论文。他们把它们浓缩成九百一十六件,大约是所有超过二千字公开发表的政治蓍作的三分之一。从这些文献里,路兹和韩门确认有三千一百五十四份资料是出自其它的来源。最常被开国元祖们引用的是圣经,占所有引文的百分之卅四......。最常被引证的思想家......不是自然神教信仰者和哲学家,而是保守的法律和政治思想家,他们全都是基督徒。
通往美国自由之路是由新英格兰的教士们铺好了大部份的路,在殖民地时代他们所发出的讲道,帮助美国人了解「抵挡专制就是顺服神」,因此可以说新英格兰的教士们协助立下具有智慧及带着神学背景的自由基石。桑多兹博士编辑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政治讲道的书,书名叫《美国建国时期之政治讲道》(Political Sermons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 Era, 1730~1805年),在书首他写道:
但是关于奴隶制度又怎么说呢?当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因为他们肤色的关系而受捆绑,我们又如何能有意义地讨论公民的言行自由?在美国建国之时及宪法会议上有相当多的讨论是关于这点。在北方有许多人想要借着制定宪法中不允许奴隶制而将之废除,但在南方却希望能纳入宪法之中,在1787年美国几乎发生一场内战——除非发动一场战争,否则就无法联合,为了保护及创建一个美利坚合众国,他们在这点上妥协而允许奴隶制度继续下去。在这个启迪教化的过程,要花八十年才能解决内战中的这个妥协的问题,之后宪法被修正,黑人与白人一样同为公民,但即使在内战之后,对黑人的歧视仍深深植入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恐怕要花上好几世纪的时间及像浸信会金恩牧师(Martin Luther King Jr.)的勇气,才能达到一种类似的平等待遇。
英国数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及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都强调现代科学是来自于基督徒的世界观点。怀特海是一位倍受尊崇的数学家及哲学家,奥本海默在1947年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主任之后,写到许多关于科学的主题,怀特海(在其1925年的著作《科学与现代世界》)说到基督教是科学之母,因为「中世纪时强调神的理性。」
吉维斯(Malcom Jeeves)博士怀疑为什么希腊人从未在他们的科学问题上有所长进,在他的《科学企业与基督教信仰》(The Scientific Enterprise and the Christian Faith))一书中,他指出一种独特的希腊思想混合了基督教特殊的一部份形成了所谓的「改革式信仰」,这进而产生了现代科学,吉维斯写道:
其中一个帮助推动科学及科学进步的人组织就是「改善自然知识的伦敦皇家社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当中大部份的成员都是基督徒。皇家社会是在一所基督学院里开始的——伦敦格雷欣(Gresham)学院。事实上,格雷欣是一所清教徒的学院,因此,它是走纯圣经趋向的。穆尔写道:
一些最伟大的科学先驱都是委身的基督徒,天文学家克卜勒可说就是造出本章题目「跟随神的思想」的科学家。当一名科学家在从事自然界的研究时,他其实是在寻找神在自然界中所立下的定律。克卜勒写道:「既然天文学家对大自然言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么我们该仔细思考的不应是我们的荣耀,而应是神的荣耀。」同时他在《宇宙的奥秘》(The Mystery of the Universe)一书中写道:「如今,神以创造者的角色出现,祂向受造物教导了这个游戏,这受造物是按祂的形像造的。」
本章的目的不是在讨论创造论与进化论的争议,而是要显示基督教与现代科学创造之间的关连。对那些想要知道更多关于创造论及进化论的读者而言,有许多不同的书现在均已证实出,有许多转换的形态是怎样地不为人所知,像是从阿米巴变形虫到三叶虫,从鸟到爬虫类,从猿到人类等,之间都没有进化的关连。这些书包括:《进化论-化石说不》(Evolution: The Fossils Say No),由杜安基什(Duane Gish)所着:森德兰(Luther Sunderland)的《达尔文之谜》(Darwin's Enigma),以及费克斯(Wm. R. Fix)的《骨头小贩》(The Bone Peddlers)。费克斯是一个不信福音而相信有神论的进化论者(虽然他驳斥许多关于进化的证据)。另有许多其它的书是我们可以推荐的,像是温道尔伯帝(Wendell Bird)的不朽作品——《族类再访的起源:进化论的理论及其突然的出现》(The Origin of Species Revisited :The Theories of Evolution and of Abrupt Appearance, 1987),泰勒(Ian Taylor)的《在人类的心思中》(In The Minds of Men,1987),以及登顿(Michael Denton)的《进化论——危机中的理论》(Evolution: A Theory in Crisis, 1986)。
如果没有耶稣,资本主义及自由企业系统是不可能发展出来的——它们已带给数十亿的人类空前的繁荣,如果没有耶稣,这些不可能得到发展。在本章中,我将追溯在基督徒信仰与西方世界所享受的繁荣之间的关连,特别是在美国的情况。这如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在《资本主义之根》(The Roots of Capitalism)一书中写道:「每当长期攻击的情况不奏效时,基督教总趋向于创造一种生活的资本主义模式。」
基督教在经济上的另外一个贡献,就是复式簿记及会计,这是由一位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籍的圣芳济修会的修道士遗赠给后世的。帕修黎修士(FraLuca Pacioli)被认为是现代会计之父,1494年出版了一本名为 Summa de Arithmetica, Geometria, Proportioni et Proportionalita的书。这本书主要是处理数学上的问题,但其中一章是复式簿记,这复式簿记后来成为现代会计的基础,歌德(Goethe)说这是「人类智能最好的发明之一」,经济及社会学家桑巴特(Werner Sombart)说:「复式簿记与伽利略及牛顿系统是在相同的精神下出生的。」
关于这个主题韦伯(Max Weber)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在1904至1905年间他首次出版了《基督徒新教伦理及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他以观察到商业领导者、或是那些接受较高训练的工人以及资本所有者都是清一色的基督徒为开始,然后他继续追踪到两者之间的关连,但他对加尔文主义几乎没有任何正面的评论。譬如,韦伯指出「持续自制的动机并因此发展出审慎的自我生命规条」是「加尔文阴暗的教义」所造成的自然结果。韦伯也写道:「加尔文主义与虔信派主义比较起来,显得较接近坚硬的律法主义及中产阶级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活跃商业。」正由于加尔文派实行了韦伯所谓的「世俗的禁欲主义」,于此而拉起了资本主义革命的舞台序幕,普鲁士人及加尔文派的跟随者视财富为「在一个劳动呼召之下的结果」或「神祝福的记号」。韦伯继续说道:
亚当斯密于 1776年写了他著名的作品《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那同时也是美国诞生的一年。就某方面而言,它们是同时出生的,虽然圣经为应该建立的自由体系模式设立了一些原则,人们却从未将这两者联在一起。改革宗,特别是加尔文,是帮助将他们带入光明的第一位。在此基础上,格拉斯哥(Glasgow)大学的基督徒道德哲学教授亚当斯密,才终于把这些拼图收进了《国富论》一书中。这点强迫学者认明现代资本主义的开始大约是在1780年左右。史密斯主要的争议之一,可以在他出名的《看不见的手》之评论中找到:
闻名的历史学家季朋(Edward Gibbon)在他不朽的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一书中,简明地说到,罗马帝国主要分裂的原因之一,就是国中家庭的先分裂。可见「家庭为建国之本」绝对不只是一句格言而已。罗马人很快地就发现到,家庭的腐败不只是私人事件,事实上,当哥德人、西哥德人及所有的异族像潮水般地袭卷罗马帝国,奸淫掳掠、屠杀偷窃时,罗马人才发现婚姻其实是公众之事,一旦在家里发生惨剧,也同样会发生在国家中。
遍及基督徒历史,教会必须与反对性的异端邪说争斗,就定罪性本身而论,这种时尚已兴起,甚至是在婚姻中的性也无法幸免,如禁戒派(Encratites)、清洁派(Catharites)以及摩尼派(Mnichaeists)是一些例子。早期教会必须与一些反对「性」的异端邪说争斗,这些假教导多半是针对淫乱程度的一种反应而出现的,在这种影响之下社会易于沉溺。史密斯(Michael A. Smith)评论说:
来自加州艾西诺(Encino)的心理学家尼可拉西(Joseph Nicolosi)博士同意此说,他说没有任何证明说同性恋是生来就如此,而且能作成结论的,相反地这种说法是有瑕疵的。尼可拉西博士被同性恋团体所憎恨,因为他已经成功地帮助同性恋者改变成为异性恋者,他称此为「恢复式的治疗」。他将他的发现写在《男同性恋的恢复治疗》(Reparative Therapy
of Male Homosexuality)一书中,他的实际成功经验否定了同性恋者的神圣理论——生来如此,无法改变,他刚好提供了相反的结果,这是同性恋者恨他的原因。尼可拉西博士说他工作的成就以及其它专以帮助同性恋改变成为异性恋的治疗专家,像是一把扳手停住了同性恋的活动以及他们的宣传:「一旦是同性恋,永远都是同性恋」的谬误。在这方面即使有一个人得到改变,也就能把他们这样的理论给推翻掉,很感谢的是,有数以千计的同性恋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了改变!
几世纪以来,基督教采取了许多不同的方式以对家庭有所帮助。而在今日,亦有像心理学家杜宾森(James Dobson)在其广播节目中帮助数百万的人解决他们每日的家庭问题,他的节目叫做「以家庭为中心」(Focus on the family,编按:台湾的办事处名为「爱家基金会」)。除了广播的服务,他更进基督教对经济的影响一步的服事是,每周有专人回答五万封以上的来信,以提供专业的辅导及推荐一千二百名连网的治疗学家。杜宾森博士是名敬虔委身的基督徒,也把对家庭的工作做为对耶稣基督的服事。若将基督除去,杜宾森博士的这项服事的存在模式势必不同,今日美国的家庭亦不知要走向何方。
在耶稣基督的影响力发挥之前,生活是残酷的,照顾「一无是处」的病患并不是人们优先的工作。例如,罗马自我主义学派的哲学家普劳图斯(Plautus)说:「当人们面对陌生人时,就会像匹狼一样地凶猛。」作家戴维斯(John Jefferson Davis)在评论有关基督徒个人慈善工作时亦提到,就照顾病患而言,在耶稣来到之前,那真是一个残忍的世代:
宾州大学历史社会学教授罗森柏格(Charles E. Rosenberg)的著作《照顾陌生人:美国医院制度的兴起》(The Care of Strangers :The Rise of America's Hospital System)精彩地记录了美国医院的创办历史。罗森柏格说,美国早期医院的建立「起因」并「架构」于「基督徒管理经营的责任感」。毫无疑问地,救济院细菌丛生,必是人们的最后选择,亦是别无选择的穷人之唯一去处;它们比较像中古世纪的医院,和今日的现代医院差异极大。救济院收容的人往往一待就直到死亡之日。
护理已经成为保健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基督教是护理工作的创始者。出于对基督的爱,妇女加入了修道院,成为今日护士的先驱。「遣使会」(Daughters of Charity)是著名的护理团体之一,琼斯称之为「最重要的护士姊妹团体」。天主教改革者圣味增爵(St. Vincent de Paul, 1581-1660)和圣路意斯(St. Louise de Marrilac)是「遣使会」的共同创始者。圣味增爵告诉妇女们「你们必须去寻找穷苦病患,照着主所做的来行,祂走遍各乡镇,医治祂所遇见的人们。」琼斯记载了「遣使会」的重要性:
1895年他有事拜访在意大利索尔费里诺的拿破仑三世,邓南特亲眼目睹意大利为统一而引发的可怕战争。战后好几个星期,他衣不解带地做义工,照料安顿在教堂里的伤者。他知道如果有最基本的事先准备,那就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死亡。他把自己的感人经验记录下来,在1862年出版成书,名为《索尔费里诺回忆录》(Memory of Solferino)。在书中他描述自己如何从这些经验中明白神的呼召(乃是要他协助防止这些无谓的死亡)。
在属灵方面有所委身,对身体和心理的健康更是有益。这并不是讲道者的意见,而是许多科学研究的结论。最近,精神病医师大卫拉森(David Larson)——他是政府的资深研究员,在国立心理健康中心(NIMH)工作近十年——将一些实验资料编篡起来,所得的结论是:上教堂对你的健康是有益的!马克哈特威博士(Mark Hartwig)在「爱家杂志」(Focus on the Family Citizen)里对拉森的研究做了总结,他写道:
基督教提升了许多国家、文化、部族的道德标准,对世界文明有很大的贡献。虽然没有人能达到基督的完美——基督祂自己是唯一的例外——但是只要福音传到的地方,道德标准就提升了。1940年代纽约大学的历史教授瑞德博士(JosephReither)写了一本世界历史书,书名是《世界历史一瞥》(World History at a Glance)。下面一段文字就是他记录第九世纪时基督教接触野蛮民族,并使其文明化的情形。
威廉克理所做的事工是响亮的,远赴非洲的李文斯顿和内地会的开创者戴德生也是同样著名。不过在过去两百年里,除了这些有名的宣教士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知名度较不显著的宣教士,他们把福音传给原本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实际上,现代宣教活动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可以说,这些故事在在证明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改变人心,因此也提升人们的道德。在此我只讲一个故事,是关于卡拉巴尔的玛利施勒塞女士(Mary Slessor of Calabar,1848-1915)。她来自苏格兰,十几岁即成为基督徒,先在登第(Dundee)的贫民窟传福音,然后她认为神呼召她去非洲宣教,于是在1876年前往奈及利亚。
新旧约圣经提供艺术领域一些伟大的题材。在基督教之前,犹太人对第二条诫命的解释非常严格,所以视觉艺术的作品很少。理查(Richard Muhlberger)是一位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也是《圣经中的艺术:旧约》(The Bible in Art: Old Testament)和《圣经中的艺术:新约》(The Bible in Art: New Testament)这两本书的作者,他写道:「基督教的诞生带来一种将神的话语配合意象的欲望,从此,旧约圣经在艺术领域中所占的地位和福音书以及使徒书信同样重要了。」如果没有耶稣,就没有与旧约和新约有关的艺术作品了。
耶稣——伟大艺术的灵感来源
本世纪初辛西雅(Cynthia Pearl Maus)编了一本选集,搜集了有关耶稣的伟大绘画、诗歌、音乐、故事等。这里所摘录的是她在《基督与艺术》(Christ and the Fine Arts)选集中的前言:
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大约是 1200 年到 1400年,是属哥德式时期;考究的大教堂变得更美丽了!在法国,圣丹尼斯大寺院(Abbey Church of St. Denis)的亚培苏格(AbbeSuger)是国王路易六世的顾问,他要把大寺院变成「法国的属灵中心,是个让人朝圣的教堂,远胜过其它教堂的光彩。」他在1137年到 1144年间重建大寺院,风格崭新惊人,欧洲各地访客络绎不绝,赞叹不已,歌德式建筑于焉诞生。很快地,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争相模仿,歌德风格就此传开。
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莎士比亚受基督教的影响甚大。雨果写到这位来自埃文河畔的诗人时,说道:「英国有两部书:一本是她制造出来的,一本是制造她的——莎士比亚和圣经。」基督教信仰对莎士比亚的影响有两本书写得很清楚:侯斯(Ernest Marshall Howse)所着的《莎士比亚的精神价值》(Spiritual Values in Shakespeare)和莫理森(Dr. George Morrison)这位改革者所着的《莎士比亚的基督》(Christ in Shakespeare)。显然地,莎士比亚不但读过圣经,而且熟谙它;因为他的作品中有许多章节「可以看出圣经的用字遣词,而在那些表达方式之下还可以察觉出圣经的思想脉络。」在莎士比亚的最后遗嘱中清楚地表达他的基督教信仰:「我把灵魂交在上帝——我的创造者——手中,我希望且深信唯有借着我的救主耶稣基督,我得以分享永恒的生命;而我的身体回归尘土,因我是出于尘土。」
本仁约翰(John Bunyan,1628-1688)为世界写了一本伟大的小说《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这个有关基督徒生活的寓言小说是有史以来出版最多、阅读最广的书籍之一;书中用最简单的语言形式,却使英语发挥其最强的影响力。本仁采用生动活泼的意象,每一个都是实用的训诲,我们的生活因之而增色彩;他新创一些词汇,至今仍流行于我们的文化里,例如《浮华世界》(Vanity Fair),《天国》(Celestial City),和《绝望的泥沼》(Slough of Despond)等。
狄更斯(Charles Deckens,1812-1870)是英国另一位伟大的作家,他曾经说过,耶稣所说「浪子回头」的比喻是所有文学中最顶尖之作。狄更斯的小说《耶诞钟声》(A Christmas Carol)描写一位小气财主的转变;许多人认为这部书是有关基督徒改邪归正的寓言故事。狄更斯最后出版的著作是《主耶稣的一生》(The Life of Our Lord),他写这本书是用来教导他的孩子有关耶稣的事迹,他的开场白如下:
虽然这本书中有一些神学方面的问题,但是至少反映出狄更斯对救主的爱。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无法一一检视其它基督徒作家的贡献,例如,杜斯妥也夫斯基、丁尼森(Alfred Lord Tennyson)、安徒生、托尔斯泰、艾略特(T. S. Eliot)、鲁益师、托尔金、塞耶斯(Dorothy Sayers)、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索忍尼辛等。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探讨别的作家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所采用的基督教主题。例如,梅尔维尔(Melville)的小说《毕利伯德》(Billy Budd),许多评论家就认为其中的男主角是基督的象征;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老人也有基督的影子。我要再强调一次,若将耶稣从世界中除去,「那么我们国家的文学就会破一个伤口,而生命的血很快地就会从那儿流失。」
十一世纪阿雷佐的基道修士(Guido of Arezzo,大约995-1050)对于促进西方音乐的发展占有重要之地位。这一位本笃修会的修士是现代乐谱的鼻祖;他为了要学生背下c-d-e-f-g-a的音调,借用了一首大家熟悉的圣诗"Ut Queant Laxis"的歌词来记诵——这首圣歌是歌颂圣约翰的,他编了一个记忆方法:
UT queant laxis Resonare fibris
MIre gestorum FAmuli tuorum
SOLve pollutis LAbiis reatum
Sancte Iohannes
宗教改革使更多的音乐进入教会。马丁路德喜欢歌曲和音乐,他会作曲和弹古琵琶(吉他的前身),他要会众都能参与在教会的音乐事奉中。德国的赞美诗歌变得非常重要;马丁路德自己也写了一些曲子,最著名的是「千古保障」(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他甚至把一些世俗歌曲带进教会,自己再配上神圣的歌词。例如,哈斯勒(Hans Leo Hassler)的一首情歌被改写成圣歌「噢,圣额今受伤」(O Sacred Head Now Wounded)。从宗教改革时期留传下来的音乐数量很可观,马丁路德为会众作曲,以使他们容易吟唱;他利用赞美诗和圣诗来教导会众——因为当时有许多人是不识字的,看不懂有关基督教的基本教义。
一般说来,电影是非常世俗的,但是有时候它还是会直接或间接地高举耶稣——唯祂是伟大艺术的启发者。有些高水平的好电影有强烈的基督教主题及人物,并且是十分正面的演出。例如「宾汉」(Ben-Hur,有史以来赢得最多奥斯卡奖项的影片)、「音乐之声 」(The Sound of Music)、「良相佐国」(A Man for All Seasons)等。「宾汉」的主线故事之一是宾汉的母亲和妹妹的麻疯病被耶稣基督医治了;他们的可怕恶疾因着耶稣被钉十字架而痊愈。
影评家麦可梅迪(Michael Medvid)——他也主持公共电视台的「洞见」(Sneak Previews)的节目——在他的著书《好莱坞与美国》(Hollywood vs. America)中写道,好莱坞拍了许多反宗教的电影,结果票房都是一塌糊涂;反之,如果他们以正面的角度来拍宗教片的话,则常常有惊人的票房记录。
然而,鲁益师所喜欢的一些作家——包括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和麦唐纳(George MacDonald)——皆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的作品以及一些基督徒朋友对鲁益师皆有很大的影响,他在卅多岁时,全是因着他们而「不太情愿地」接受了主基督。结果他成为廿世纪最伟大的基督徒作家,当然也是基督教史上最伟大的基督徒作家之一。有趣的是,「时代周刊」非常重视他的作品,甚至以「封面故事」的专栏来报导他。
这个人就是渊田美津雄上校,他是 1941 年 12 月 7日带领日本空军偷袭珍珠港的总指挥官;也就是那位带头喊「征服!征服!征服!」(编按:电影译为「虎!虎!虎!」)的人,如今把他的心和生命都交给了耶稣基督。他也开始在日本和美国各地向人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甚至回到珍珠港参加遇袭廿五周年纪念日,手中拿着一份礼物送给当时的幸存者:那是一本圣经,上面还题赠路加福音廿三章34上半节的经文:「父啊,赦兔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渊田请求饶恕,求这些被伤害的人原谅他在半世纪前因道德的无知而犯下的错误。他的故事在《上帝的武士》(God's Samurai)一书里有精彩的报导,作者是《我们熟睡在晨曦中》(At Dawn We Slept)的同一批人。
亨利李博士(Dr. Henry Charles Lea)在 1888年写了一套三册的书,书名是《中古世纪异教裁判史》(A 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of the Middle Ages)。他说,要认识异教裁判所就得先知道当时教会的腐败情形;圣职买卖盛行,主教、神父,有时甚至连教皇的职位都是买卖得来的。简而言之,在那时候,教会的各个阶级有许多「不神圣」的人。李博士指出:
这种歇斯底里的现象最后是在教会的协助下才终止的,而此事实则鲜为人知。马特(Increase Mather)和他的儿子科顿(Cotton)带领时的清教徒牧师们出面公然反对。马赛写了一本小册子叫《良心的个案》(Cases of Conscience),文中极力呼求众人回归圣经的教导,如此才将这种以扣帽子杀人的情形止住。诚如学者贝理米勒(Perry Miller)所作的结论:「马塞——独自地——结束了这场谋杀事件。」
当今世上最伟大的史学家是英国的保罗强森(Paul Johnson),也就是《当代》(Modern Times)、《犹太人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Jews)和《基督教史》(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的作者。当他在搜集资料撰写教会历史时,尽管他发现在历史上教会犯了诸多的罪行,但却使他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更加坚固:
今日的现代思想家们可有人真正了解沙特所说的话吗?至少有一个人明白。现代分析哲学的创始者兼领导者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说,如果有所谓的绝对道德,那势必是来自人类情境之「外」。他写道:「如果有一位人士可以写出一本有关道德的书——真正有关道德的书——那么这本书一定会像一颗炸弹粉碎世界上其它所有的书。」维特根斯坦不相信有这样的书,因为他和沙特一样拒绝接受神和祂的话。但是这些人知道(不像现在许多人根本不明白)如此一来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过去几十年来,在这个国家里上帝已经被赶出大众领域,其彻底的程度和人本主义者所能做的不相上下。结果是什么呢?没有了宗教,我们是否仍持守道德?华盛顿总统曾经再三提醒我们要持守。波斯特盖洛普(Pollster George M. Gallup,Jr.)对当前状况的评断最为确实,他说:「美国目前正面对『最严重的道德和伦理危机』,必须找到精神层面的答案来解决它。」至少他知道要到哪里去找解决方案。
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在新闻中听到如此任意而行的结果,比如年轻人为了芝麻小事而杀了另一个人。波士顿大学教授奇帕崔克(William Kilpatrick)写了本有关这方面题材的书,很有帮助,书名是《为什么强尼不能分辨对错》(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他认为今天的孩子是一群「道德的文盲」,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