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开元华人社区 开元周游

标题: 余杰杂文集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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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7.9.2007 20:31
标题: 余杰杂文集
余　杰：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不久前，我托一位朋友帮我带一些香港的图书到北京，他在深圳罗湖海关进关的时候，这批书全部遭到了没收。海关开出了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罗湖海关收缴清单》，这张编号为“罗关收字（2007）00246号”的清单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出发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以下各项予以收缴：《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壹本、《中国狱中作家文选》贰本、《刘宾雁纪念文集》壹本、《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壹本、《诗与坦克：独立中文笔会作品选》肆本、《余杰天安门之子》壹本、《寻访六四受难者》贰本、《呼唤自由》贰本；《中国巴士底》壹本、《中国冤案录》壹本，《中国第一罪》壹本。共拾七本。

有意思的是，这位朋友后来向我描述了书籍被没收时候的场景：海关工作人员拿出一本记录有一长串书名的“黑名单”，一本一本地对照。《诗与坦克》是几天前刚刚在香港出版的书籍，上面根本没有它的名字。但是，该工作人员仍然坚持将其没收，理由是：封面是“六四”时市民挡坦克的图片，而且编者余杰与孟浪都是“敏感人士”。

一个庞大的帝国，却害怕一本小小的图书。这本书便能颠覆帝国吗？《诗与坦克》在深圳罗湖海关被没收的命运，极其生动地凸现出这样一个事实：在今天中国的土地上，诗歌与坦克仍然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诗是文明的载体之一，是自由和想象力的凝聚，从荷马到普希金，从裴多菲到惠特曼，诗人一直都在歌咏人类的尊严、独立和个性，而这一切从来都是被统治者所排斥的。对于统治者来说，诗歌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没有诗意的人民当然比诗意盎然的人民更好统治，统治者希望其人民全部都是奴才和奴隶。

《诗与坦克》中收录了一百多位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作品。其中大部分作品都不能在大陆公开发表，这些作品显示了当代中国一种“被遮蔽”的文学生态。它们不一定是最优秀的文字，但无疑是最真实的文字。在那些流行的、畅销的、受到政府或出版社鼓励和支持的作品中，读者看到的只是莺歌燕舞、纸醉金迷、太平盛世的中国；而这些本来便不是为名誉、金钱而写作的作品之中，读者却能从中发现真实的中国、活的中国和带着血的蒸气的中国。

我从来就不奢望诗歌能够抵挡坦克的暴力，诗人个个都是软弱、纤细和敏感的人。但是，正如昔日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的诗人布罗茨基所说，诗歌比帝国的生命更长久，在更加广阔的历史维度上，诗歌将是最后的胜利者。当年，他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时，早已预见到了苏联帝国的灰飞烟灭。如今，当小小的一本《诗与坦克》面对龇牙咧嘴的中共政权的时候，我亦深具同样的信念。

一个害怕诗歌的政权，焉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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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7.9.2007 20:33
标题: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据福音新教通讯社慕尼黑和南京消息：福音新教德国巴伐利亚州州主教约翰内斯•弗里德利希说，圣经在中国已不是难以获得的“紧俏书籍”。弗里德利希目前正在对中国进行为期十四天的访问，其间访问了南京的一家印刷厂。他对福音新教通讯社说，该厂印刷的圣经已能满足中国基督徒的需要。南京这家印刷厂有四百名职工，年产五百万本圣经。印刷的圣经通过七十六个储存点提供给全中国五万五千个新教教区。

这位主教大人的说法，让作为中国基督徒的我感到莫名惊诧。这又是一次波坦金式的访问，与上次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访问几乎一模一样。中共的统战和宣传工作已经臻于化境，如羚羊挂角、不着痕迹。当年沙俄的将军波坦金为了向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邀宠，在伏尔加河两岸修建一片接一片的、只有一面墙的“豪华别墅”，让乘坐游船的河中漫游的沙皇观赏，看到其子民都过上了此种“幸福生活”。波坦金的安排是拙劣的，沙皇仍然遭到了愚弄；而今中共的安排更加精致和隐秘，弗里德利希先生更是难以辨明真伪。于是，英国的主教和德国的主教们都成为了中共当局的“外交部发言人”。

那么，在中国的图书出版和传播系统里，圣经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籍呢？圣经是否具有出版物的合法身份呢？中国的基督徒们是否可以自由地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圣经呢？在中国大陆，是否真的如弗里德利希主教所说，那个印刷机构提供的圣经，可以满足中国基督徒的需求？

首先，迄今为止，圣经在中国并非一本正规的、合法的图书。一位中国的基督徒、记者昝爱宗，在《圣经为何在中国的书店里不能买到？》一文中指出：圣经在中国是内部资料性质，因为其没有十三位数字的国际出版书号及图书条形码，甚至也没有图书必须要有的图书再版编目数据（CIP），不能进入以条形码销售为要求的书店、超市销售，也没有出版社的名字。这些只准许在基督教堂内流通的圣经（教内发行），是由中国基督教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的（按照中国国务院的“出版条例”，该协会并没有图书出版权）。所以，圣经在中国不能称为“图书”，目前中国所有的圣经都是“非法印刷和发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局是知法犯法。

中国的圣经都是由专门印刷圣经和赞美诗等基督教经典的江苏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的——这就是弗里德利希主教所参观并大肆赞美的那个机构。但是，弗里德利希也许不知道的一个事实是：这个公司的印刷设备、圣经版权和纸张，全部都是由美国联合圣经公会捐赠的，成立的公司也是由双方合作的。所以，几乎每出版一部圣经都会注明这么一行字：本书的印刷，自一九八七年起，承蒙联合圣经公会捐赠纸张并提供版权，特此鸣谢。但是，中国的官方教会却利用由免费的器材和纸张印刷的圣经，“有偿”地向广大基督徒出售，圣经成为其敛财的一个渠道。

圣经在中国的这种“妾身不明”的状态，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中国有两千三百多个县，全国至少有上万家的新华书店和更多的、大大小小的民营书店，但顾客们都会碰到这样一种尴尬无奈：所有的书店里都买不到圣经。今天的中国，在超市、便利店里亦开设了若干小型的书店，这些地方全也都无法买到圣经。圣经只能在官方教会系统中的寥寥无几的教堂里购买到，这些教堂只有礼拜日开门并出售圣经和其他少数的基督教书籍。也就是说，中国的基督徒必须到官方教堂这惟一的一处地方购买圣经。而且，据许多教友介绍，他们购买圣经时，通常有数量限制，比如一次一人只能买三本或五本。我们方舟教会的教友，为了给教会购买一批圣经，就多次跑到官方的教堂中去购买，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为什么在大部分国家的书店和超市中都可以买到圣经，而在中国却只能到官方教堂去买圣经呢？弗里德利希主教难道觉得这种情形正常吗？为什么中国基督徒必须接受这种奇怪的状态呢？在中国的书店里，通常可以看到各种佛经、道家经典乃至伊斯兰教的《可兰经》，但偏偏就是没有圣经。为什么圣经要“享受”这种“特殊待遇”呢？

所以，即便南京的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和发行的圣经能够满足甚至超过所有中国基督徒的需要，这种现状也并不符合中国宪法的规定。偌大的一个国家，仅仅由一个既非出版社，又非宗教机构，既非商业公司，又非书店的“四不像”式的团体来负责关于圣经的各项事宜，难道这很正常吗？中国基督徒需要的是政府将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落实到实践层面，当然包括各个正规的出版机构都能出版和发行圣经，以及在任何书店中都能购买到圣经。这些都应当是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公民的基本人权。弗里德利希主教承认这一点吗？

其次，由于中国的家庭教会无法达成合法的登记，他们实际需要圣经的数量根本不是官方教会估计的那个数量。假如弗里德利希主教真正深入中国社会，深入到中国数千万家庭教会的成员之中，便会发现这样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中国的基督徒对圣经的迫切需求，根本得不到满足。在许多乡村教会，广泛存在着几个教徒共同使用一本圣经甚至大家手抄圣经的情况。在这样的处境下，许多家庭教会不得不自行印刷和传播圣经，虽然这并不触犯相关法律，但他们却因此遭到残酷的迫害。假如官方教堂所提供的圣经完全可以满足所有基督徒的需要，他们为何还要这样冒着坐牢的风险来印刷和传播圣经呢？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

近年来，中国大陆已经有若干位牧师和传道人，因为自行印刷和传播圣经而被捕和判刑。近期，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副主席刘柏年建议说，在奥运会期间，接待西方人士的高级酒店应当效仿西方国家的酒店，在客人的房间里放置一本圣经，供西方客人阅读，也显示中国存在着宗教信仰自由。酒店里有一本圣经当然比没有圣经好，但是这又是一种“内外有别”的思维：既然到中国短暂停留的外国人都能够在酒店的房间里阅读到圣经，为何中国公民却不能自由地获得圣经呢？

就在弗里德利希主教自以为是“代表”中国基督徒对中共当局感恩戴德的时候，我却知道还有多名因为私自印刷和传播圣经而在狱中受苦的弟兄姊妹。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家庭教会的蔡卓华牧师，以及安徽家庭教会的王在庆牧师。蔡牧师的情况我已经写过多篇文章呼吁，王牧师的情况是这样的：二零零六年十月九日，因印刷和免费散发圣经以及其他基督教书籍而被捕的家庭教会牧师王在庆，被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交纳罚金十万元，没收被查扣的书籍和印刷经费，罪名为“非法经营”。

四十三岁的王在庆牧师在五岁时，右腿因患严重的小儿麻痹症而失去了行走能力。一九九三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后，他拄着拐杖在淮南开办家庭教会。从事讲道、教会治理、传福音，培训教会同工。特别是传福音的事工，王在庆的足迹遍布江苏、浙江、汉口等家庭教会。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王在庆因为委托他人印刷基督教书籍并免费发放，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于六月二十六日被正式逮捕。

同年九月四日，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王在庆犯有非法经营罪。田家庵区人民法院同日立案，对此案进行审理。检察院的公诉书认为，王在庆私自印刷非法出版物（基督教书籍）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和第四项的规定，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王在庆的辩护人孙宏业律师事辩护称：首先，从立法精神来看，获得利润是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前提，而王在庆主观上没有赢利的目的，因此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其次，淮南市文化局出具的“非法出版物鉴定结果”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王在庆所印刷的书籍不符合“出版物”的定义，其传播范围仅限教会内部，不属于“非法出版物”。

同年十月九日，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判决。法庭认为：“非法经营罪”的法律条文并没有规定犯罪者的目的是否为赢利，王在庆私自印刷基督教书籍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已构成非法经营罪；王在庆印刷基督教书籍应属内部资料性出版物，须经省级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局批准。王在庆并没有向省级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局提出申请，其程序违法。因此，法院一审判决王在庆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罚款十万元，被扣书籍和印刷经费没收。

王在庆牧师既是一位残疾人，也是一名热心传教的牧师。既然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并不能在“市场”上自由流通，那么他自行印刷和传播的这些书籍，又如何能够扰乱“市场秩序”呢？既然圣经等基督教书籍只是“内部资料”，那么根本就不需要通过新闻出版部门批准。法院判决书中的说法，根本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近年来，很多西方宗教界的高层人士被邀请访问中国，甚至连以前“誓不两立”的教宗也被邀请访华。这是中共“外宣”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客人看到的是一个万花筒里的中国、一个水晶球里的中国。也许，他们的初衷是寻求真实和真相，是推动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进步，但不仅目标没有达到，他们本人却被中共当局玩弄于鼓掌之中。要么，他们发表的言论被歪曲、被阉割；要么，他们将自己眼睛所看到的那个特例当作普遍现象，进而为中共当局“仁慈”的统治而欢呼。弗里德利希主教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这样做的人。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了蔡卓华和王在庆们的遭遇，并为他们早日获得自由而呼吁，或许能够挽回因为此次中国之行而遭到重大污损的名誉。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六日，弗吉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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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7.9.2007 20:34
标题: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美国国会近期先后通过了两个针对中国和其他存在“汇率偏差”的国家可能实行惩罚性关税制裁的提案。另外，国会还举行听证会，讨论许多国会议员认为中国出口补贴等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美中巨额贸易赤字之间的关系，并审议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法案。

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几乎对任何的政策都有不同的声音，更不用说中美贸易这个牵扯到两国绝大多数民众的大事了。据说，有一个美国家庭企图尝试着过一段没有中国制造的商品的生活，但他们仅仅持续了短短几天的时间，便发现这实在是太困难了。可见，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已经深入千家万户，两国的商品往来已经是“如胶似漆”了。

此次国会对中国施加压力，立刻在美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千名美国经济学家为何反对制裁中国？

反对者是美国的行政当局，尤其是负责对华贸易的商务部。当然，也包括商界人士和大部分持贸易自由主义立场的学界人士。来自美国五十个州的一千零二十八位知名经济学家联名发表请愿书，表示他们严重关切国会最近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尤其是在美中贸易方面。请愿书说，制裁中国的法案缺乏经济理由。这些经济学家表示，二零零七年年底可望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夥伴的中国，多年来向美国消费者提供廉价商品和低息贷款，因此向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实际上是在惩罚美国自己。请愿书认为，这些法案将促使中国对美国商品提高关税，增强两国发生贸易战的风险，届时美国消费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份为中共辩护的请愿书，居然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征集完成，其背景颇耐人寻味。

但是，美国一些中小企业和制造商团体拥护国会大力纠正美中贸易失衡的举措。俄亥俄州生产汽车零部件和其他金属产品的精密金属制造联合会表示，国会的法案只是为了抵消中国人为压低币值带来的竞争优势，迫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公平竞争。联合会的总裁盖斯金表示，关税法案也会给美国企业带来经济损失，但国会希望向中国传递明确的信息，北京必须改变规则。美国全国制造业协会副主席瓦戈说，必须承认美中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国会通过的法案只是要让北京明白，北京没有遵守游戏规则。他说：“我们不能美化双边经贸关系的问题，也不能夸张地把所有规则和立法都说成是坏事。美国制造业协会拥护自由贸易，也重视中国的发展给美国提供的机会。但是对于双边贸易关系中的问题不能回避。如果这些问题现在不及时解决，将来可能就无法解决，那时我们就会悔之晚矣。”

对中美贸易的看法，以经济学家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和公司企业及普通民众，为何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呢？

这份千名经济学家签名的请愿书，释放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美国学术界中研究中国问题的领域，已然处于“中国化”的陷阱的边缘。这些在请愿书上签名的经济学家们，自认为体现了美国普通消费者的利益，却并不为老百姓所认同。他们标榜“政治正确”的绝对的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却犯下了自以为是、纸上谈兵的错误。

首先，这批经济学家完全抹杀经济活动中的道德伦理因素，他们仅仅是在一个抽象的层面上关心两国贸易中的实际利益，以及所谓的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实际上，他们的看法是短视的，如同只能看到挂在自己眼前的那一块胡萝卜，便为此而一路狂奔的驴子。他们会为如此短视的看法付出沉重代价——他们的孩子可能使用中国的有毒玩具而中毒，他们自己可能驾驶装配有中国产的不合格的轮胎而出车祸……这不是我故意诅咒他们，而是在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正在发生的事实。经济与道德是不可分割的，那种几乎不考虑道德因素的经济活动，是不能持久的，既害人也害己。

其次，这些书斋里的知识分子，根本不顾中国的有毒产品危害整个世界、中国廉价产品的源头是奴隶劳工和被强迫从事艰苦劳动的监狱及劳改营的囚犯等已经被揭露出来的事实。他们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及民主化问题更是不感兴趣。正如国际奥委会声称不应将奥运会与人权问题挂钩一样，这些经济学家也声称，贸易就是贸易，政治就是政治，不应将两者纠缠在一起。但是，他们不明白的是：在中国，政治就是一切，经济就是政治的一部分。美国进口中国囚犯在暴力逼迫之下所生产的产品，难道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和人权问题吗？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伎俩。

第三，我并不知道在这份签名信的背后，是否有中共的力量或者中国雇佣的游说公司的运作。我也不能说每一个签名者都是“熊猫拥抱者”，都是中共政权的辩护士。但是，我可以肯定地指出，相当一部分美国的经济学家，都是中共无所不在的“统战”政策的获益者。近年来，这些学者有各种机会到中国出差、考察和参与学术会议，并受到中共当局极其隆重的接待，他们在中国几乎过着帝王般的舒适奢华的生活。由此，他们观看到的是“橱窗里的中国”，是欣欣向荣的、繁荣富贵的中国，而没有看到“橱窗”背后的种种悲惨景象。这些所谓“纯粹的经济学家”，不再具备哈耶克那样的道义感和勇气，不再拥有知识分子挺身而出谴责专制暴政的良知。

穆嘉的警告：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是否全部被收买？

中共对西方学界，尤其是中国研究方面的学者的“统战”和“宣传”，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堪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的德裔学者穆嘉，最近在英文《远东经济评论》上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是否全部被收买？》为题，揭示出研究中国的学者存在多种形式的自我审查，从事中国研究学界人士包括他自己在内，都习惯性地讨好中共，有时是意识到的，更多时候是无意识的。方法包括研究的课题、报告忽略的事实、使用的语言、及讲授课程的内容等。

操流利中文的穆嘉说，外籍的中国学者为方便搜集数据，就要与大陆的学者合作与中国合作。一些西方学者在中国有亲属、有房产，他们的母语不是汉语，已经投入多年时间学习中文，把事业建立在一个巨大的、无法转移的投入之上。他们通过与中国的关系，获得信息、观点，从中得益。如此一来，西方学者得到学术上的最新观点、工作上有成就，中共也得到西人提供的广告宣传。但如果不合作，后果会很明显，没法在中国找到合作伙伴，对中国的研究会遇到麻烦。前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李少民就被中国监禁了五个月，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而香港城市大学没有对李少民提供任何支持。于是，全体研究中国的知识界都选择了同一条路，不要让中国共产党不高兴。

在这个意义上，中共对西方学界的侵蚀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苏联。中共使用一套“能指”与“所指”基本上脱节的语言，并强迫西方学者遵循使用，或者潜移默化地让西方学者接受。穆嘉指出：“我们用的语言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我们说人大，但是人大与国外的国会、议会都不一样；我们说解放军，但真的是‘解放’军吗？”他举例说，西方学者通常不对中文词“市场”的定义表示疑问，而是直接翻译成“市场”，假设它与西方的市场（market）一样。尽管大陆有了公司法，但当局仍然对公司发号施令，国有企业、包括国企的公司，由党支部参与企业决策，国企董事会的主席和党的支部书记原则上是同一个人。中国最大的五十家国有企业，最高的人事都由中共政治局直接任命。

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中共玩弄的不仅是一套词语的游戏，更是要从观念上牵着西方学者的鼻子走，让西方学者也成为驯服工具，成为帮助他们进行“对外宣传”的助手。许多西方学者明明知道中国的诸多黑幕，却故意不加甄别地使用西方学术界通用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国，而不顾得出的是与现实风马牛不相及的结果。穆嘉继续分析说，许多西方学者随意使用中国“政府”这个名词，却不进一步说明百分之九十五的政府高官是中共党员，关键决策是这些人在党务工作会议上决定的，政府人事部和党委组织部实际上是同一套人员，监察部和中共纪律委员会实际上是同一套班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百分之一百同一套人员。那么，究竟谁在管理中国呢？穆嘉说，通过使用“政府”这个词，西方学者让中国“政府”等同于其他政府，特别是西方政府，这样做正确吗？他追问说，“中央是好的，都是地方政府不好”这一套的宣传，是否已经被国外研究界不带疑问地接受了呢？

穆嘉是中国研究这一领域中少有的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学者。其实，在中国研究这个领域，早已存在着一个“潜规则”，就是尽量避免批评中共，尽量避免与中国的人权问题发生关系。那些最勇于说出真话的汉学家，长期以来都被中国禁止入境，如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法国汉学家侯芷明等人。其他的研究者，不是敬重他们的勇气和良知，而是以他们为前车之鉴，不等中国官方来规范，自己便首先设定了一个禁区。

库恩：一个向独裁者献媚的美国名流

那些专门为中共捧臭脚的学术界人士，则被中共奉若贵宾，享受国师般的待遇，如杨振宁、杜维明等人，最高领袖亲切接见，最高学府“自由”演讲，到地方上则享受警车开道、大员陪同的待遇。这些待遇岂是在西方可以享受到的？因此，他们自然愿意为中国唱赞歌，并“乐不思蜀”了。

美国学者丧失基本的道德感的典型，便是那位《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名义上的作者，并且兼有作家、编辑、学者、科学家、私人投资家和慈善家多种身份的美国人库恩博士。这位在中美之间飞来飞去的高级智囊，坦然接受中共中央为其安排的吹鼓手的角色，在传记作家叶永烈捉刀的、肉麻地吹捧江泽民的红皮书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如此行径，与昔日到苏联朝拜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以及到中国朝拜的美国记者斯诺相比，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江泽民传》在中共当局的强力推荐下，成为第一畅销书，库恩当然收入颇丰。但稿费收入对于这名花旗银行的董事来说倒是次要的，他更看重的是由此在中国拓展开的关系网络和权力结构。他成了中共欣赏的“自己人”，亲自参与该书的宣传和签售活动，他在国家图书订货会上发表演讲说，一九八九年三月，当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时就被深深吸引，十六年来，他平均每年会来中国四五次，每次一到中国就会感到特别兴奋。我注意到他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日期，那正是天安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正是大屠杀的前夕。他却对此只字不提，其虚伪与冷血，与邓小平、李鹏等人不相上下。

江泽民在中国民众中毫无声望，大部分中国人都厌恶这个小丑式的人物，正如当年大部分苏联人都厌恶勃列日涅夫一样。如果库恩博士到中国的街头巷尾去走走，听听普通的出租汽车司机的闲聊，他还会如此“天真”地吹捧江泽民吗——“我在中国十多年，我在这里工作、生活，和各界人士交朋友，在这里看到许多东西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然而我的美国同胞乃至西方世界的许多人还陷在对中国认识的迷雾中。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有时让我感到沮丧和愤慨！而江泽民是我了解中国的载体，他的生平体现了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从日本侵华战争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有近八十年跨度。我就是通过他向世界讲述中国的历史，并告诉世界是历史造就了中国的今天。”这样的说法有点像中国的“秘密党员”了。

库恩说，他写作《江泽民传》，缘起于观看哥伦比亚电视网《六十分钟》专访江泽民的节目——“我才知道其实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了解如何肤浅，我开始想要了解中国近代史，用一种新的方式：人性化的故事把中国介绍给西方读者。”那个节目中，江泽民在华莱士的尖锐的追问下狼狈不堪的模样，让多少中国人引以为耻啊！库恩却从中发现了江泽民的个人魅力，真不知道他是白痴还是“过于聪明”了。库恩说：“江泽民与胡锦涛权力顺利移交，更表明中国已走向拥有文明政治生活的国家。”这简直像是外星人对中国的评价，我怀疑库恩是否真的是美国人，难道他完全不知道什么才是“文明政治生活”吗？在中国，除了共产党，哪里有另外的政党呢？中国领导人的换届，除了黑箱操作，哪里有公正透明的选举呢？就是库恩之流的为了个人势力而不惜颠倒黑白的“学者”，近年来频频游走于中国的高等学府、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和公共媒体之间，出尽风头，成为西方学界的“代表”人物。

近十年来，中国各大学的办学经费日渐充足，大量资金被用于对外学术文化交流，比如与西方名校之间建立兄弟学校关系，在西方大学内投资建立“孔子学院”，派遣访问学者到西方名校进修，并邀请西方学者到中国访问等等。但是，学者的名单和学术的项目，全都经过精心挑选和严格审查，任何一个中共方面不喜欢的学者及项目都不可能获得通过。所以，包括美国大学在内的许多西方大学，为了获得与中国大学合作的机会，不惜迁就中共方面的压力和喜好，调整其研究计划和研究方向。长此以往，学术的自由、独立与公正的本质便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中美之间的文化和学术交流，其结果并非是中国的文化界和学术界逐步接受美国自由的、独立的、多元的学术文化立场；反倒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学界和学术界不知不觉之中被中国那种独断的、虚伪的、非道德化的学术文学观念所影响和支配。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美国和世界不应当不加甄别地接受来自中国的这个“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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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7.9.2007 20:35
标题: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大腹便便的民建联主席马力先生。

就像意大利文豪但丁在《神曲》中所描写的那样，我漫游到了充满污秽与血腥的地狱的最底层，突然发现马力主席全身都陷入了茫茫血海之中，只能露出头部来艰难地呼吸。

于是，我问他说：“马主席，你真是了不起啊，居然还能露出头部来。”

马力回答我说：“是啊，我的罪孽并不是最大的，我是踩在邓小平、李鹏和那些开枪杀人、开坦克碾人的解放军官兵的头上，他们早已被血海淹没了。”

流义人的血的人，说僭妄的话的人，只配获得如此下场。古人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是，马力主席在死亡即将来临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他的身上还有仅存有一丝的善良与真诚。倘若他身上还残存一点善良与真诚，就应当作出最后的忏悔与反省，将自己多年来如何从北京领取津贴，如何为中共香港地下党效犬马之劳，如何在香港媒体上发表颠倒黑白的专栏文章等等恶劣行径，一一曝光于香港民众面前，并请求近七百万香港人宽恕和原谅。

可是，马力主席不仅没有这样做，反倒在临死之前不惜触犯众怒、不惜颠覆人伦，说出连北大人也不敢说的荒唐话来。北大人也不敢公开宣布说“六•四”没有杀过人、没有坦克碾压过人，马力却悍然如是说，甚至扬言可以用猪头来做实验。其实，正如八九学生领袖、我的北大学长王丹所反驳的那样，不必再去寻找猪头了，马力主席将自己的头放到坦克下去试试看，这才是成本最低的科学实验。不过，我有点担心实验的效果，因为我不知道马力主席是否练过铁头功，万一他练过铁头功，功夫比李小龙、成龙还要了得，他的头可以承受坦克的压力，岂不验证了他说的是真话？

马力主席为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这个“党”究竟是民建联，还是中国共产党呢？只有他自己知道。但他如果真的对党忠心耿耿，应当继续将遗体捐献出来完成此一实验。另一位主席毛泽东先生，不正是将尸体捐献出来，宁可违背中国人“入土为安”的祖训，也要供万民唾骂吗？马主席何不向毛主席学习？

马主席留下的立法会的议席，据说北大人要安排叶刘淑仪这个“铁娘子”来接任。这名前保安局长、执意推动二十三条立法的“香港的江青”，当初被香港民众所唾弃，不得不含泪辞职，携带女儿赴海外“求学”。如今又信心百倍地重返政坛，如同大陆文革时期八个样板戏中家喻户晓的伪军头目胡汉三那句有名的台词：“我胡司令又回来了！”

但是，我相信香港市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没有人希望香港变成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原名《他人的生活》）中那个冷酷可怕的世界，没有人希望自己的私人生活遭到他人的侵入和伤害。而不投票给叶太这名“准克格勃”、投票给泛民主派候选人，才能确保避免香港的苏联化、东欧化和中国大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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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7.9.2007 20:36
标题: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每年投资上亿巨资支撑、香港市民却根本不看的《文汇报》，日前发表了一篇极端煽情的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二零零七年七月底，第三度亲笔回信港人，更首次亲笔抄录诗句“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赠香港中学生，勉励同学们要以杜鹃啼血之情、精卫无穷之心，热爱并建设香港和祖国。中联办副主任李刚昨日欣然充当“信差”，到访中华基督教会桂华山中学，转赠了温总的亲函及墨宝，转达国家领导人对师生们的关怀及祝福。

中华基督教会桂华山中学校长叶天佑表示，学校发动学生“一人一信”源于教导学生常存感恩的心，反思祖国对香港的关注，懂得支持领导人的工作，“毕竟领导也有孤单的时候，也有未完的梦想，也有艰苦难行的路途，我希望学生们可以鼓励他们，为国家打气。”

我很怀疑这是一所基督教背景的学校，或者说这所学校的作为早已脱离了基督教的精神。对于基督徒而言，当然要“凡事感恩”，但感恩的对象不是统治者，而是天父上帝。组织尚未成年的学生写信给统治者宣誓效忠，不像是香港的基督徒的所作所为，倒像是内地的那些愚蠢而自私的官僚的所作所为；不像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的事实，倒像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传说。叶校长的“同情心”有些过剩了，他大概没有想过将这些同情心给那些饥饿的人、病痛的人、下监的人，偏偏无比贴心地考虑到领导人的“孤单”——哪个独裁者不“孤单”呢？

从这个小小的细节便可以看出，香港正在变得越来越像大陆。教会及其教育、学术、慈善机构，本来是社会道义的最后防线，如今却争先恐后地奉承掌权者，甚至将“爱专制者”看得高于“爱上帝”。中华基督教会桂华山中学只是其中之一，此前我早已见识过香港某些神学院的此种嘴脸。这位聪明的叶校长，如果到了大陆的话，也一定会有官做的。难怪他的学生虽然小小年纪，却嫌香港的圈子太小，在信中向总理提出了到内地为官的要求，可谓有其师必有其徒也。

《文汇报》上的这篇报道接着肉麻地写道：身在中南海的领导人，原本对一众香港莘莘学子来说遥不可及，温总理却从远方带来这份浓情厚意，令师生暖在心间，赞叹受宠若惊，无限光荣。学生陈泳婷更代表全体同学大胆向温总理承诺：“你给我们的关怀收到了，我们定当努力不懈，勤奋学习，立志成才，回馈国家，回报社会。不负总理及中央政府的厚爱！”该校计划把温总理的题诗展示于礼堂，让师生们时刻铭记中央领导人的关爱与叮嘱。

好一个“受宠若惊”！在该报道的作者的心目中，香港市民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的“二等公民”，是一群“忠心”不够“耿耿”的“化外之民”。因此，香港人想要得到总理大人的墨宝，本来纯属痴心妄想。此次总理大人格外恩待，大笔一挥，你们自然应当“受宠若惊”。也许，改日北大人再度施恩，你们就有普选的希望了。自称“东方明珠”的香港，在北大人的棋局中，不过是一个不值得心疼的“私生子”罢了。“私生子”还不孝敬父母，那更是罪上加罪了。

温总理的墨宝，看来要成为这所学校的“镇校之宝”了。基督徒最反对的便是偶像崇拜，这所基督教学校为了向北京方面献媚，居然不惜违背圣经的教训，将温家宝的题词当作偶像供在礼堂之中。由此可见，某些香港人虽然沐浴欧风美雨一百多年，但骨子里仍然是臣民意识和奴才心态。古代的帝王赐给臣民的御笔题字，或者被悬挂于门厅之上，或者被制作成巨大的牌坊，人人顶礼膜拜，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叶校长与学校的决策者们，面对温家宝所写的几个拙劣的毛笔字，诚惶诚恐的模样，与中国专制社会的臣民何其相似。而该校学生的慷慨激昂的“表态”，与内地中央电视台上“少先队员”们壮志豪情的宣誓比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文汇报》继续描述说：李刚副主任昨日下午到该校亲自宣读温总理的回函，又分享温总理题诗中所引用的两句、亦是温总理最喜欢的、出自清末外交官黄遵宪的七绝《赠梁任父同年》的诗句。早在二零零三年六月访港发表讲话时，温总理也曾以此诗句明志，鼓励港人以杜鹃啼血之情热爱香港、热爱祖国，以精卫填海之心建设香港、建设祖国。

倘若黄遵宪老先生知道温总理如此张冠李戴地引用他的诗句，岂不“义愤填膺”？这两句诗的作者黄遵宪及题赠的对象梁启超，当时都是受满清当局迫害的政治流亡者。他们互相唱和与鼓励，乃是决心持守推翻专制制度、缔造宪政中国的理想。而今日温总理却以之号召香港居民不得乱说乱动，做好顺民。古为今用，实在是过了头。

中共的历届领导人，向来都喜欢作“爱国秀”。他们语重心长、引经据典地教导人民，尤其是孩子们，你们要“爱国”，要为国牺牲。但是，最不爱国的，恰恰是他们自己：邓小平的后人中，若干人拥有美国绿卡甚至美国国籍；现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刚刚秘密定居澳大利亚；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子女们，大都任职于外资企业，靠着太子、太妹的身份，一夜暴富。太子党们可没有一个人愿意当“杜鹃”和“精卫”的。那么，这些言行脱节的领导人，究竟有什么资格来教导百姓和百姓的子女们“爱国”、甚至以“杜鹃”和“精卫”的决绝的方式“爱国”呢？

那些真心实意地“爱国”的老百姓和他们的孩子们，其结局之一便是沦为黑窑中的奴隶。我不知道“温爷爷”如何面对山西黑窑中那些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宛如木乃伊一般的奴隶童工。他们的处境与“杜鹃”和“精卫”差不多，不正实践了总理大人的谆谆教导吗？眼泪太多的温总理，会为这些孩子而流泪吗？

在山西黑窑奴隶童工事件激起的震惊和愤怒中，我听到盲人音乐家周云蓬吟唱的《中国孩子》，我的心灵被一种巨大的悲怆所击中。像要窒息一般，半天喘不过气来。歌曲可以在网络上用谷歌搜索来听，歌词则是这样写的：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首歌中讲述的都是一些真实的事件：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克拉玛依一座礼堂发生大火，主持人让领导先走，造成二百八十八名学生活活烧死的惨剧，事后新疆的封疆大吏依然稳坐宝座；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东北沙兰镇爆发洪水，由于领导的渎职，活活淹死学生八十八人，此后无人为之负责；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成都三岁小女孩李思怡被母亲关在家中，母亲是吸毒女，外出觅食，被警察羁留，李思怡的母亲告知警察，家中有无人照料的三岁小女，请求警察帮助，警察不理，小女孩在家中被活活饿死。而河南农民为摆脱贫困被迫卖血，造成艾滋病泛滥，殃及孩童，有的家庭全家死绝；山西矿难频频发生，矿工死伤惨重，矿主封锁消息，抛尸远方……

作者创作歌曲的时候，山西童奴事件尚未曝光。但是，山西洪洞县的童奴事件，绝对不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戕害孩子的“顶峰”。我相信，还有更可怕的惨剧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着。果然，网络上传来越来越多的消息，在中国还有很多类似的黑窑，还有无数的孩子在黑暗中挣扎、病痛、死亡。这样的国度，有什么资格宣称“和谐社会”与“大国崛起”呢？这样的国度的领导人，还有什么心思炫耀书法和学识呢？

古人说，天地不仁，杀人如草不闻声。其实，孩子们的悲剧与天地何干？戕害他们的邪恶力量，不仅是父母的怯懦，不仅是官僚的无耻，不仅是老板的贪婪，更是一种制度性的罪恶，更是一个彻底黑帮化的政府和统治阶层的集体犯罪。孩子们还来不及哭泣就死去了。为人父母者，谁能无动于衷呢？既然做中国的人孩子，就意味着充当“杜鹃”和“精卫”的悲惨结局；那么，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便不是一句“政治不正确”的、“不爱国”的偏激之语。

还有一则新闻，我想介绍给日理万机却又声称“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温总理。在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新京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男子为惩凶携存放六年女儿尸体爬上北京广告牌》的新闻报道。据目击者葛先生说，早上八点半，他上班路过北京市朝阳区京广桥时，看见一名男子站在一个高约三十米的广告牌上，还有一件红色的孩童衣服挂在上面，衣服里有一些黑色的东西，看起来很像是个孩子，但没有看见头和胳膊。“那男的双手捂着头，趴在广告牌上，时而用手轻抚这孩子形状的东西，表情很是痛苦，还不时往下撒些白纸。”现场的红庙消防队队员和呼家楼派出所的民警均向记者证实，挂在广告牌上“孩子形状的东西”其实是一具小孩尸体，该男子是背着这具尸体爬上这块广告牌的。

该男子撒下的白纸是一份遗嘱。该男子声称，他名叫李恭建，是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孙付集乡后桥楼村村民。挂在广告牌上的尸体是女儿李美妮。二零零零年十月三日，家人发现年仅四岁半的美妮不见了。两天后，在村北的一机井中打捞出孩子的尸体，经法医鉴定为他杀。后经商丘市公安局梁园分局侦查认定，同村村民李某为嫌疑犯。然而，在地方官员的干涉下，凶手被脱罪，仅仅被判有期徒刑十年，罪名是故意毁坏财物罪。

李恭建认为真凶没得到惩处，拒绝火化女儿的尸体。这位贫穷的农民从牙缝里挤出几百块钱，购买冰柜冷冻女儿的尸体，并长期支付昂贵的电费。这位倔犟的父亲，五年来什么事都不干，就要寻找答案：到底是谁杀死了他的女儿？当所有手段都用完时，他下定决心到北京去，并选择了这种极端方式，为自己、也为女儿“讨一个说法”。

事发后，消防员、民警等人员赶往现场。早上九点二十分，消防员在李恭建所在位置的垂直地面放置气垫，还加紧启动云梯以备救援，民警将现场封锁，一百多名行人在警戒线外驻足观望。十点，一名警察坐上云梯与李恭建谈判，半小时后，他被说服，从上面下来，随即被民警带走。十点三十五分，消防员将孩子的尸体取下来。

第二天，我看到一则简短的后续消息：女孩的尸体被火化、父亲携带骨灰返回家乡。

这则新闻经过弱化处理之后，出现在专门发表社会奇闻的版面上。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位网友发出追问：“究竟是什么鸣冤申诉机制，使底层人民要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控诉他们生命中遭受的毁灭与不幸？究竟是什么样的言论和舆论空间，使底层人民要上广告牌，要一死表白？！”我无法面对这位从河南到北京千里背尸的父亲，温总理阁下呢？李恭建虽然具备了总理所要求的“杜鹃”和“精卫”的精神，但他最终还是未能找到公义和真相。我更无法面对小女孩李美妮少得可怜的一点骨灰，温总理阁下呢？从尸体变成骨灰，这是父亲惟一的收获。假如换了温总理，是否能够比李恭建做得更好呢？

我想把这些可怕的故事讲述给香港的孩子们听。下一次，如果你们再给总理大人写信的话，不妨向他复述一下这些故事。如果你们不假思索地学习大陆流行的虚伪和谄媚，你们自己也将成为下一批山西黑窑中的奴隶童工。你们要坚持说真话，做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公民，这才是爱香港，也是爱中国。当然，在争取香港的民主、自由、普选，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烛光晚会的时候，你们不妨像“杜鹃”和“精卫”那样坚忍不拔、百折不回。

我也想把这些可怕的故事讲述给全天下所有的孩子和父母听。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致力于改变孩子们的骨头在地底下哀哭的惨状。我们不是奴隶，我们的孩子更不是奴隶。从今天开始，我们理应置疑那些居高临下的、让我们成为“杜鹃”和“精卫”的命令。在响应和遵从这些命令之前，我们一定要好好定睛看一看：他们本人在作些什么？他们是在用我们的人血蘸馒头吃，还是在一边等候着猎取我们的尸体？

“杜鹃”的时代必须成为过去，“精卫”的时代也必须成为过去。今天，让我们为在冰箱里冰冻了两千多天之后才化为骨灰的小女孩李美妮哀悼，愿上帝的爱眷顾她和她的父亲。李美妮，愿她和那千千万万在贫穷绝望、冷酷无情中死去的孩子，克拉玛依的孩子，沙兰镇的孩子，成都人的孩子，山西人的孩子，河南人的孩子，香港人的孩子，尚未出世便被残酷的计划生育政策杀害的孩子，以及所有中国人的孩子一样，在此岸能有欢笑，在彼岸能有永生；在人间能有喜乐，在天堂能有平安。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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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7.9.2007 20:37
标题: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制造物美价廉商品的庞大出口实力，曾博得权威专家与西方媒体的一致赞叹。中国利用数亿廉价劳工以及对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赢得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也维持了中共这一全球最大的独裁政体的生存，更是使得“中国制造”的商品充斥世界各国的商店和家庭。而今，从有毒宠物食品到有毒牙膏，从有毒儿童玩具到劣质轮胎，中国以连续数月爆发产品安全的丑闻而震惊全球，世人对这座崛起中的“世界工厂”发生了普遍的质疑。

作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作为进口中国产品最多的国家，美国政府和公众当然会对有致命危险的中国黑心商品高度关注。来自中国的问题产品确实触目惊心：苹果干含有致癌化学物质，叉尾含违禁抗生素，干贝和沙丁鱼涂有腐败细菌，蘑菇沾有非法杀虫剂…… 这只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近期扣留的从中国进口的一百多种食品中的冰山一角。二零零七年以来，已有三百多次来自中国的船运食品遭FDA拒绝入境。

一时间，美国媒体对“中国制造”的“黑心商品”作了密集的报道，美国弥漫着一股“中国食品威胁论”。那么，中国政府及民众应当如何看待这些批评呢？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是否真实与合理呢？美国媒体为何要花费如此巨大的篇幅来报道这些消息呢？正确理解这些问题，便可以洞悉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症结、中美两国的文化及价值观的差异。同时，这也是正在融入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体系的中国，需要跨越的一道门槛。




中国政府的“敌我思维”


面对美国媒体的负面报道，中国政府一向的反应都是气急败坏、拒不认错，甚至转而攻击说，这是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中共当局从来都把面子看得比事实更加重要，每当出现大漏子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坦率地承认并认真地修补，而是尖锐地指责那个指出漏子的人说：难道你自己就十全十美吗？此次也不例外。

关于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说法，最早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人民日报》驻美国记者李希光的著作。李希光以“反美”和“爱国”博取名声，虽然他曾在美国生活过，却并没有吸收作为“第四种权力”的美国新闻界的优良传统，并向中国读者如实、客观地介绍美国社会，反倒撰写大量“妖魔化”美国的报道，并成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鼓吹者之一。有意思的是，李希光在激烈反美的同时，又极其崇拜美国，津津乐道于在自己在美国的种种经历和所受到的礼遇。在李希光身上，生动地体现出某些中国人反美和崇美的两种心态的奇特纠缠。也正是靠着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所谓“理论”，根本没有受过任何学术训练的李希光，得以成为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

李希光发明的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说法，从此便被中国官员们当作抵御西方媒体批评的尚方宝剑和杀手锏。二零零七年五月，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长李元平表示，中国食品的合格率高于美国。“事实胜于雄辩，数字不是猜想。百分之九十九的合格率，对食品来讲应该说是非常高的合格率。这个阶段以来，有一些媒体，甚至是不少媒体对中国食品的所谓不安全的问题大肆报道，通过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是炒作。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零风险，同样，食品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合格。一个企业的问题不能说是中国的问题，一批食品不合格，不能说所有的中国食品都不安全。”一个负责食品安全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居然如此不负责任地表示，这一领域本来就是“有风险”的领域，除非你要活活饿死，否则你要吃饭穿衣就得冒风险。李元平完全罔顾中国经济缺乏规范与严格控管、商品标准松散、制度混乱的事实，也不承认中国政府的经济主管当局赶不上迅速经改脚步的窘态。他的辩护，尽管使用了最有力量的言辞，却显得那样苍白和虚弱。

二零零七年七月底，在国务院召开的关于食品安全的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草案》。与此同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说：“中国政府对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是高度重视和负责的。作为进出口贸易大国，我们愿同各国一道，加强交流与合作。对于国家之间在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我们主张尊重科学，依照国际规则，通过对话、谈判、调查，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我们懂得，最有说服力的是过得硬的产品质量。为此，我们将坚持不懈地努力。我们不回避问题，但是，不赞成不顾事实、以偏概全的炒作，反对贸易保护和歧视。”温家宝是一个最会说官话、套话和空话的官僚，许多讲话均四平八稳，听上去娓娓动人，仔细思量却毫无新意和实质内容。这次讲话也是如此。尽管在国际和国内压力之下，不得不通过新的食品安全管理条例，但温家宝在对外表达的时候，还是要装出振振有词的模样，因为这事关“民族尊严”。没有想到，越是冠冕堂皇，越是显示“此地无银三百两”。

从李元平到温家宝的发言都可以看出：迄今为止，中共的官员们仍然不会“有话好好说”，仍然没有学会如何处理公共危机。在萨斯肆虐的时候是如此，在此次黑心产品对“中国制造”的信誉造成致命打击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以为倾听他们讲话的人都是些无知的愚民，可以任意欺瞒哄骗。殊不知，在互联网时代，许多国人已经有能力突破官方设置的“网络长城”的封锁，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真实信息，闭关锁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同时，这些官僚们还深陷于某种堡垒分明的“敌我思维”之中：谁赞扬中国，谁就是朋友；谁批评中国，谁就是敌人。朋友说的话，当然照单全收；敌人说的话，当然全部拒绝。用作家余世存的话来说，这种思维方式只能说明这些中国官员还处于某种“类人孩”的阶段。

官员们的表达多多少少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因为自己理亏，没有太理直气壮地攻击美国媒体的“不当报道”。而由当局控制的媒体出面扮演的中国的“民间舆论”，在发掘对方的“动机”方面便更加露骨了。由“东方网”发表的一篇社论指出：“不可否认，中国食品安全状况需要改进。不过，在谴责不良商贩的卑劣行径或痛斥地方保护主义恶果的同时，中国民众大都承认食品安全问题只是个案，而非普遍现象。这不仅仅是正常的思维，也是合理的思考。”不知道这名作者何以能够“代表”中国民众，中国民众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他代表了！在这段貌似公允的开场白之后，紧接着便是一段诛心之论，与昔日毛泽东念念不忘的“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有异曲同工之妙：“反观美国媒体的报道，则有危言耸听、夸大其词之嫌。这些措辞不仅忽略中美两国在食品安全标准方面存在的客观差异，而且无视中国维护食品安全的种种努力。考虑到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举行在即的背景，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此刻集中进行有关中国食品安全报道的政治意图。”作者的想象力确实无比丰富！

这篇社论的结论是：“平衡中美贸易的方法有多种，我们不希望美国媒体以刻意抹黑中国食品安全的方式来实现。”自然而然地，社论将这场关于食品安全的争论转化为对民族荣誉的捍卫：“更重要的是，美国媒体此类报道极易挑起美国国内对中国食品乃至中国形象的担忧和恐惧，从而制造出一种新的中国威胁论——食品威胁。如果说‘军事威胁’等概念只在政府层面和精英阶层获得某种反响，那么发生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中国食品威胁将直接影响到美国普通民众对于中国的认知，其负面效应更为严重。”在这里，民族荣誉成了一把不容质疑的翻天印：你愿意当一个不爱国的人吗？如果你是爱国者，你就必须拒绝美国媒体对我们羞辱！这是何等大义凛然啊！



我所观察到的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


所谓美国媒体大肆“妖魔化”中国的这段时间，我恰好在美国访问，得以看到美国媒体上的相关报道，而不是经过中共当局断章取义之后的只言片语。在美国主流媒体上，确实有很多关于中国黑心产品的负面报道。那么，这些报道是否真实和公正呢？我可以列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之。

美国最重要的严肃大报《华盛顿邮报》，近日以《自中国进口的商品经常含有害物质》为题目做了长篇报道。这篇报道指出，中国出口到美国来的食品和化妆品，有不少含有害物质，美国国会对此深表关切。美国的鸡肉、猪肉和鱼含有中国饲料的有害物质一事曾在媒体广为报道，而近期美中两国将举行高层经贸谈判。鉴于以上两件事，美国国会议员和有关活动人士要求美国告诉中国：“美国已经受够了。”

这篇报道还援引美国食品制造商协会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美国食品业界对食品卫生问题决不掉以轻心。”报道引述FDA文件称，被美国当局退回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的食品，包括鱼和海鲜，譬如鲶鱼、虾、鳅鱼、非洲鲫鱼、鳗鱼和黄鳍金枪鱼等，以及表面染有非法杀虫剂的蘑菇。其他没能通过检验的其他中国进口货物，还包括含草药的茶叶、豆腐、糖果、苹果干、桃脯和花生奶，非食品类的被拒绝入关产品包括导尿管和唇膏等。

这篇报道写道，除了农作物产品，一些最不适宜出口的商品也进入了美国。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规定，除非农业部验证屠宰场和加工厂拥有和美国一样的食品安全系统，任何国家不得向美国出口肉类和家禽产品。其中，中国因为没有达到要求，未被允许向美国出口肉类。但美国农业部部长麦克·约翰斯三月份宣布，美国农业部去年查封了数十万吨从中国和亚洲国家出口的被禁家禽产品，其中一些产品的包装箱标签上甚至写着“金针菜干”、“果干条”和“蔬菜”，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非法肉类未被查处。中国鸡肉如果未被处理可能成为禽流感的源头，美国公共健康机构担心可能会引发流行病的爆发。

另外一篇重要报道是《新闻周刊》亚洲版的封面故事。这篇报道追索了有致命之虞的中国黑心商品充斥世界的原委，指称近来多项中国产品在美下架回收已严重打击中国产品的形象，甚至危及中国外销竞争力。而北京高层即使有心扫荡改革，却也面临规章法令不够完备以及地方官员与黑心制造商勾结等现实阻碍。

这篇报道分析说，相较于数十年前也曾经历类似痛苦的南韩与日本，中国制品如今独占世界的多项领域，危害也更大。除非北京当局能迅速改善形象并将“中国制造”一词转变为商誉佳、或至少值得信赖的品牌，否则全球消费者的安全依然缺乏保障，中国的出口导向经济奇迹也将面临严重危机。二十世纪初，伪药与黑心商品在美国所引发的民愤，最后促使食品药物法立法；一百年后的中国也需要类似革命，以维护其竞争力与保障消费者。

这篇报道还指出，北京高层已藉由劣质出口品所引发的难堪与争议，迫使其它官员采取行动。加拿大埃布尔达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姜闻然说，一如当年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不得不进行国内改革，如今国际压力也将迫使中国改善大众卫生与食品安全；但庞大的地方势力恐令中央使不上力。三十年前的国营时代，政府还能保障质量，而今举目尽是规范松散、甚至与原应监督厂商的地方官勾结的私营企业。

这篇报道批评说，中国黑心商品的真正问题，恐怕是部分中国官员对产品质量低劣太过习以为常，以致迟迟未能察觉劣质出口品已重创中国在欧美与日本等地的声誉。此外，消费者权益的观念尚未在中国成形。当美国官员上月于华府举行的中美战略对话中企图提及产品安全议题时，中方代表却看似错愕地要求推迟下回再谈。

以上便是我阅读到的两篇最具代表性的报道。这两篇报道各有其论述的重点：《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侧重于回顾，主要描述中国有毒产品的类别、数量、特征，以及它们是如何流入美国的。尽管报道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中国政府和生产者的不负责任和麻木不仁，但作者更是把矛头对准了美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呼吁这些部门尽快完善检查机制，以确保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和安全。而《新闻周刊》的报道则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其重点在于探讨中国有害产品的产生流程与产生根源，文章深深地触及到了这一经济现象背后的政治制度。该报道进而分析了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遏制大量有害产品的泛滥，以及“中国制造”是否能够重新挽回声誉、赢得各国消费者的信赖。

在我看来，这两篇报道的作者均严格遵循西方新闻界的一些通行准则，比如让事实说话、让数字说话、让有关方面的专家说话。在这两篇报道中，我并没有发现作者有故意丑化中国的蛛丝马迹，以及对中国具有任何种族上的歧视。这些文字多是就事论事，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在这两篇报道中，作者也充分肯定了中国政府在事后的一些比较积极的作为，比如新的法规的制定、邀请西方人士参与专门的会议、与美方进行对话等，而不是所谓的“逢中必反”、“逢共必反”。

当然，我并不同意报道中采访的人士的所有看法，甚至与其中某种看法持相反意见。比如，我对《新闻周刊》所采访的汉学家姜闻然的看法便不以为然。中共仍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如果想要解决产品质量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这套制度来达成。比如，如果某地出现黑心产品，中央可以立即免除当地党政第一把手的官职，以此手段来威慑地方当局。地方官员是中央任命的而非民众选举的，地方官员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因此，问题的出现并非由于“庞大的地方势力使得中央无法贯彻政令”，而是中央政府不具备彻底根治此痼疾的勇气。由此看出，许多汉学家的观察总是雾里看花。当然，这些观点并不影响整篇报道的意义。



美国媒体为何“报忧不报喜”？


中国官方对美国媒体的批评报道的“过度反应”，表现出中共当局仍然没有理解美国媒体的性质和作用。

首先，美国媒体与美国政府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美国，媒体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四种权力”。美国的媒体基本不受政府的控制，政府不得参与操办媒体并左右公共舆论，这是由美国宪法严格限定的。少数由美国官方主导的媒体，如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其目的是向美国之外的国家和民众传播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这些媒体的节目不得在美国本土播放。而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是私营的，与政府的关系始终是泾渭分明的。即便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存在各种利益冲突，美国政府也无法驱使任何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媒体，来帮助它批评和打击中国。

美国的主流媒体从来都不买政府的账。即便是美国总统的国务活动，如果媒体认为没有新闻价值，照样不予报道。美国大部分的主流媒体，立场基本上是中间偏左，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CNN等；中间偏右的只有《华尔街日报》、FOX等少数几家。中间偏左的媒体，一般都比较认同民主党的理念，对共和党政府则竭尽攻击之能事，每天关于布什总统的负面报道可谓连篇累牍，布什简直被描述成一个大坏蛋。当然，即便是民主党当政，这些自由派媒体也不见得就会多么地拥护。当年克林顿当政的时候，这些媒体对克林顿的性丑闻照样事无巨细地报道，让堂堂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颜面扫地。

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多半抱着“以政府为敌”的心态从事新闻工作。他们从来不会担心对政府的负面的报道会招致“不爱国”的非议。相反，他们以及大部分民众都认为，正是媒体承担起了监督政府的使命，让公众更多地了解政府的决策过程，才能避免政府作出危害公民的权利的事情来。揭露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下台的《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不仅没有被美国人民看作是“卖国贼”，反倒被大家当成英雄。美国媒体和美国公众从来都坚信，“总统是靠不住的”，政府也是靠不住的。

正是在此意义上，美国媒体对本国政府的批评，远远多于对他国政府的批评；美国媒体对本国事务的关注，也远远多于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因为，自己的政府近在眼前，别人的政府远在彼岸。以此次美国媒体对中国产品的安全问题的讨论为例，美国媒体从来没有放过对本国政府的批评。许多媒体都把矛头指向政府部门，批评美国的食品安全系统存在重大缺陷。有数据显示，二零零六财年，美国抽查的到岸进口货物只有总进口量的百分之零点九，媒体于是对此穷追猛打——你们这些官僚部门，拿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都干什么去了？你们简直是渎职！因此，与其说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不如说他们在“妖魔化”美国。

其次，美国媒体上难道仅仅是关于中国黑心产品的负面报道吗？不然，美国媒体上充满了关于美国各种社会问题的负面报道。那么，为何美国媒体上总是充斥着大量的负面报道呢？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每天打开电视或报纸，就会发现几乎全都是坏消息。假如仅仅从媒体上了解美国，真会以为美国社会已经“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了。其实，我切身体验到的美国社会，是祥和安定的，大部分民众的人权和自由都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与媒体上乱糟糟的美国截然相反。这是否表明美国媒体在“造假”呢？美国的媒体为何总是“报忧不报喜”呢？这正是美国新闻界遵循的一个原则——“坏事是新闻，好事不是新闻”。新闻是对坏事的报道，而不是对好人好事的表扬。这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对新闻的看法的最大差异。

与之相反，如果在中国，打开电视或报纸，便会发现几乎全部都是好消息：是领导人到百姓家嘘寒问暖，是一次次“胜利的、伟大的、团结的”大会，是黄金时代，是和谐社会，中国人个个都是活雷锋。但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大都会感叹说：现实生活与媒体上的情形正好相反——矿难吞噬生命，奴隶童工如同生活在原始社会，农民失地，工人失业……为什么这一切在媒体上统统看不到呢？因为中国媒体在政府严密控制之下，只能“报喜不报忧”。

所以，听惯了好话的中共当局，一看到美国媒体上关于中国情况的负面报道，便恼羞成怒，认为美国媒体是故意让自己出丑，其中必定有“阴谋”。为了抵消美国媒体的批评，只好祭出民族主义的旗帜来。不问是非、曲直、真假、善恶，维护大中华的面子成为首要任务。

第三，为什么美国媒体会高度重视中国产品、尤其是食品和日用品的安全问题呢？

中国人觉得造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美国人却对此毫不含糊。因为这些产品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质量存在瑕疵的轮胎会导致车祸，有毒的儿童玩具会伤害孩子，食品、化妆品和各种日用品，更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媒体重点报道这方面的内容，体现了美国文化和价值观中对生命的重视和对人本身的重视。这些报道，不仅重视美国人的生命，也重视中国人的生命；不仅揭露若干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的安全隐患，也揭示出许多只在中国出售、被中国消费者使用的产品的更为严重的问题。

那么，中国的食品、药品的安全状况究竟恶劣到了何种地步？日前，五十二岁的韩国驻中国大使馆政务公使黄正一，在吃过大使馆附近买来的三明治之后出现严重腹泻，然后在一家高级诊所输液的时候死亡。此前，黄正一身体一直非常健康。中国警方和卫生部门正在调查这一死亡事件，并承诺向韩国驻华使馆提供死因分析结果。韩国驻华使馆方面推测，导致黄正一死亡的可能是所吃的三明治或门诊部的输液药品有问题。中国的食品、药品的安全以及共产党控制的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再次引起人们的疑虑。另外还有一则相似的悲剧：拥有一百亿美元财富的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任正非，在其怀念父母的文字中披露，他的父亲是因为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了以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而去世。一名高级外交官和一名亿万富豪的亲人尚且如此，普通民众有何安全可言呢？

在我看来，美国媒体对中国黑心产品的报道，并不是在“妖魔化”中国，而是在促进中国提高产品的质量；这些报道不仅有利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消费者，也有利于中国本国的消费者——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要欢迎这种批评和监督，因为我们也是获益者。我们不能中了中国当局“爱国主义”的大魔咒，而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让我们衷心地感谢美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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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7.9.2007 20:37
标题: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五日的《新京报》上刊登了一则新闻：北京西城区盛辉家园的工地旁，有数十名居民举牌抗议，要求开发商修改设计，以免影响其房屋采光。盛辉家园的高楼盖起之后，将完全遮盖旁边住宅的阳光，老人们声称：“我们要阳光，宁愿不要补偿。”他们高举的牌子上赫然写着：“维权”、“坚决维护《物权法》”等字眼。

在重庆“最牛的钉子户”以及全国各地一系列“钉子户”的抗争事件中，物权法成为一柄崭新的武器。这也充分地表明了《物权法》在老百姓心目中的正面地位。那一面插在孤岛般的房屋的屋顶上的国旗迎风飘扬，它比插到钓鱼岛的国旗更美。正如王怡所说，某些人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沉默不语，但一说到台湾问题便跳得八丈高，那是一种何其扭曲的爱国心。当国旗和宪法不能保障每一个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国旗和宪法还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地方呢？

《物权法》不仅仅是一部经济领域内的法律，而且是中国走向自由和民主的道路上的里程碑。这个看法与国内大部分左派学者以及海外某些民运人士的看法截然相反。指责《物权法》是中共当局“掠夺工农”、“化公为私”的手段，这是一些国内的左派学者和海外的民运人士这两部分最不相同的人罕见地保持一致的时候。声称捍卫毛主义的北大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做梦也没有想到，声援其观点的居然是自称“民运之父”的魏京生。巩献田反对《物权法》，是要让左派在与自由派的争论中，占据一个道德的制高点；而魏京生反对《物权法》，则是因为去国日久，完全对国内的状况隔膜了。

《物权法》遭到部分精英人士的否定，却得到老百姓普遍的认同，这一分歧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民主自由的历史与现实中的先天缺陷。从五四时代开始，那一代启蒙先驱中，就缺乏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从左翼的陈独秀到右翼的胡适，在经济学上都不是哈耶克式的市场经济的肯定者，而是计划经济的支持者。而法学传统的缺失以及法学本身的功利主义化，使得法学长期未能发挥其人权先锋的重要作用。经济学思维和法学思维的匮乏，使得文学抒情泛滥成灾，若干知识分子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幻想成民众的代言人和拯救者，殊不知，他们的所思所想，与民众的所思所想大相径庭。

当我们的家遭到侵犯的时候，国旗、宪法和《物权法》是最后的防线。天安门城楼上的国旗，没有我们家里的国旗珍贵。在此意义上，《物权法》的重要性便在于，它与每一个公民的私有财产息息相关，它在唤起普通公民捍卫其私有财产的时候，也必然开始了更为广泛的人权启蒙。重庆钉子户夫妇，确实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他们的价值大过一百名法学家和维权律师；而《物权法》也堪称《人权法案》的先导，没有对财产权的确立，其他的人权根本就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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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3.9.2007 10:46
标题: 一个帝国的命运：从夏宫到冬宫
在我去过的皇宫中，圣彼得堡的夏宫无疑是最美的。凡尔赛宫体现了欧洲启蒙时代科学和理性的力量，但布局又过于严密和规则了；紫禁城则根本没有任何绿化，隔绝于大自然之外，隐喻着东方专制主义的阴冷与残暴。而夏宫则是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结合，是所有沙皇的宫殿和花园当中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从一七零四年开始，彼得一世便开始着手修建这座夏季宅邸，他名之曰"沙皇菜园"，私心里却希望它能超过法国国王的凡尔赛宫。宫殿的风格有点近似于十八世纪初荷兰贵族的住宅，这大概与彼得一世曾微服访问荷兰的经历有关吧。彼得一世喜欢水，雄心勃勃地将俄国由内陆国扩展为海洋国，并建立起了俄国第一支庞大的舰队。因此，他的宫殿大都建筑在水边。在夏宫的第一、第二层楼的窗户之间装饰着精美的浮雕，其内容是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用意却在于赞美俄国海军的威力。彼得一世居住在一楼，皇后凯瑟琳和孩子们居住在二层。如今，房内的装饰依然是三百年前的原样——古典的家具、珍贵的布料、玻璃器皿、色彩绚烂的壁毯、巨大的油画……一切都在炫耀着皇家不受制约的奢华。

在我看来，夏宫之美不在宫殿而在花园。在彼得一世时代，花园不准普通人游览，直到十八世纪末，也只有少数沙皇的亲信大臣能够进入。后来，花园对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开放，这里也成为俄罗斯的诗人、画家、音乐家们约会的最佳地点。一八三四年，普希金就居住在附件，为了每天都能来观察夏宫花园的美景。花园里处处是设计精巧的喷泉，因此夏宫花园也被誉为"喷泉之都"。花园里还遍布着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像、皇帝和英雄们的雕像，以及伊索寓言的主人公等等。彼得一世不仅将这些雕像当作花园的装饰，而且赋予它们以深厚的教育意义——夏宫花园成了一所立体的"学校"：古代统帅和皇帝们的塑像是为了赞誉今天沙皇的权力，古希腊和古罗马众神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则是为了宣传俄罗斯需要启蒙主义。彼得一世专门从意大利订购了古希腊建筑女神的塑像，其实是象征着他本人建设圣彼得堡的丰功伟绩。我们在夏宫花园参观的时候，幸运地遇到了一场仿古表演：在最大的喷泉之下，数百名身穿宫廷服装的各色人等登场表演，有庞大的宫廷乐队，有翩翩的舞者，有蝴蝶般穿梭的侍者，冠盖云集，宛如《战争与和平》中的场景。

如果说夏宫是皇家在大自然中享乐的场所，那么冬宫则是皇家在城市中的乐园。在彼得一世时代初具雏形、而在叶卡特琳娜二世时代蔚为大观的冬宫及其附属建筑，在两百年间形成了一组极其庞大的建筑群，是"城市中的小城市"。冬宫与整个城市一起生长，先后共有八个沙皇在居住在此，处理庞大帝国的政事。从冬宫发布的命令，通过驿车送往帝国各个角落。冬宫就像是一双无形的手，控制着帝国的每一寸土地。如今，冬宫已经成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国立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不过要想知道当年沙皇们的生活状貌倒也不难，冬宫内原来用来举行盛大宫廷仪式的各个大厅，依然保留了当年富丽堂皇的陈设。大金銮殿（乔治大厅）、小金銮殿（彼得大厅）、尼古拉大厅、徽章大厅和孔雀石大厅，均是帝国时代宫廷内饰的杰作，黄金宝石、浮雕油画，无不让人眼花缭乱。而沙皇的餐厅、休息室、卧室、书房、小会议室等，也都按照原貌展出。各个沙皇性格不同，喜欢的大厅也不同，但热爱和显示奢靡铺张则是沙皇们的共性。

长期以来，冬宫被当作俄罗斯帝国的骄傲，它也见证了苏俄风云激荡的近现代历史。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普斯科夫被迫退位之后再也没能回到这座祖先的宫殿，后来这里被当作临时政府的所在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在涅瓦河上对着冬宫象征性地开炮，成为十月革命爆发的标志。紧接着，布尔什维克党人冲进冬宫，逮捕了正在其中开会的临时政府的部长。俄国历史由此又进入了新的一页。

在感叹于夏宫和冬宫的宏大与精美之余，我不禁要追问：对于沙皇们来说，为什么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修建如此宏伟的宫殿，难道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居住和享乐？这种道德的指责并不符合历史真相。其实，宫殿也是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沙皇们试图让夏宫和冬宫等宫殿以其美轮美奂的建筑、园林、内部装饰以及繁复的皇家礼仪来彰显沙皇制度的坚固与崇高。这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专制制度必然需要一整套文学、艺术、建筑和仪式来为之铺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夏宫和冬宫就是沙皇制度的象征和支点。

从夏宫到冬宫，沙皇制度经历了其最辉煌的鼎盛时期，也走到了其衰败朽坏的末日。宫殿的华美和宏大，并不能挽救帝国的败坏。相反，宫殿越是壮丽，皇家仪式越是典雅，老百姓越是离心离德、怨声载道。因为皇宫内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宛如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差别。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对这种民间逐渐滋生的不信任感乃至仇恨居然毫无所知。在尼古拉的印象里，人民的某些形象特别生动，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几乎一直没有改变——尽管枪杀他的布尔什维克士兵也是来自于"人民"。一九零二年的秋天，尼古拉在给皇后亚历山德拉的信中写到了他穿过一个村庄时的情景："我们穿过一些很大的村庄，善良的农民们捧着简单的面包和盐，所有的人都跪在地上，流露出动人的孩子般的快乐。"尼古拉深信普通百姓对他是忠诚的，他认为自己也同样忠诚于他们。然而，大批有文化的俄国人和其他持不同政见的组织，似乎离沙皇越来越远。在这种背景下，尼古拉就自欺欺人地、坚定地相信存在着那种联系着他和普通俄罗斯人的神圣纽带，只有这些纽带才代表着俄罗斯国家。可以认为，正是尼古拉所信奉的这种信念，构成了在俄国进行管理和立宪改革的主要障碍。

尼古拉在金壁辉煌的宫殿中自我想像的"子民"，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人民"。他将民众当作无知的孩子来看待，他本人则自作主张地充当慈父的角色。然而，托尔斯泰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这种想法的内在矛盾："任何政权都发现，它的存在依靠人民的无知，因此本能而正确地惧怕教育，憎恨教育，但是，在一些条件下，不管政府愿意与不愿意都应当向教育做出让步，这时候，政府就做出一副姿态，把教育掌握在自己手中，使它变质，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政府的力量这样巨大，以致在政府控制下无需这样做。尼古拉就处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明白这一点并这样去做。"这也正是为什么沙皇们愿意投入巨资修建宫殿，却不愿意将赋税花在公民教育上的根本原因——两千年前，中国的哲人老子也对统治者有过类似的建议。

尼古拉的这些观念是在深宫中养成的——一座又一座的宫殿成为他最初的启蒙老师。他离不开宫殿，似乎没有他的存在宫殿便像钟摆一样不能指示时间了。尼古拉并不是沙皇中最奢侈的一个，比起叶卡特琳娜二世来，他完全可以算是一个吝啬鬼了，这种比较就像路易十六与路易十四的比较一样。尼古拉没有专门为自己修建一座新的宫殿，但他深信自己的义务就是维护俄国的独裁专制制度。在一九零四年就立宪改革举行的高级会谈中，尼古拉对内务部长米尔斯基公爵说："我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意愿坚持专制制度。我坚持这样做只是因为我确信俄国需要专制制度。如果只是为了我自己，那我很乐意放弃这一切。"这句话并非故意说谎，确实是真诚的。尼古拉经常断言保留专制制度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俄国，为了上帝，为了他的祖先和他的继承人。正像他喜欢提醒士兵们那样，他们是在继承他们"祖先"所付出的"服务"。所以，他也经常说，他的义务是继续沿着他父亲曾走过的道路前进，即保留传统的专制制度。他相信，不能保持国家的传统，会成为国家衰败的根本原因。他深深陷入了迷宫一样的宫殿中，深深地陷入了自己臆造出来的世界里——突然有一天，当士兵们在他的豪华专列外高喊"打倒吸血鬼尼古拉"的时候，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地底的火山已经在涌动，传统的愚民政策此时此刻再也无法奏效。尽管沙皇政权严密控制着媒体，拼命打压任何批评专制制度的声音——有人仅仅因为邮寄没有通过新闻检查的托尔斯泰的作品，就被送往西伯利亚服苦役。但是，民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沙皇家族的嘲讽，乃至与各式各样的"黄色笑话"。有关皇后与宫廷中深受信任的"圣愚"或"颠僧"拉斯普廷之间有暧昧关系的说法，开始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广泛流传，甚至还有人说皇太子也是一个"野种"。昔日神圣无比的沙皇制度，今天却遭到无情的亵渎。与法国大革命前人们肆无忌惮地传播乃至夸大路易十六宫廷中的淫乱新闻相似，统治阶层失去民心的第一步、也是不可挽回的一步，乃是人们开始在私下里或半公开的场合嘲讽和咒骂自诩为"国父国母"、"君权神授"的王室。皇家的神圣性至此不复存在，堂皇的宫廷成为藏污纳诟之处。

有意思的是，在"妇德"方面并没有多少值得指责之处的法国王后玛格丽特、俄国皇后亚历山德拉以及大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皇太后慈禧，均被民间不约而同地描述成为极度淫乱的荡妇。在叶卡特琳堡那间沙皇一家最后被监禁和被杀害的屋子里，仇恨沙皇的卫兵们涂写了大量描写皇后与拉斯普廷之间的性关系的打油诗，有些还描写尼古拉一边坐着喝酒，一边观察拉斯普廷的生殖器，还有大量描绘拉斯普廷与亚历山德拉各种姿势的淫秽图画——这些"人民"是尼古拉心目中忠心耿耿的人民吗？毫无疑问，一个匹夫小民也敢于津津有味地述说或编造其丑闻的权力系统及其代表者，其存在的根基便已经被蛀空了。即便统治者继续大兴土木，兴建无数宫殿、祭坛、歌剧院、博物馆等能够彰显权力的魅力的建筑，仍然不足以收回飞速流失的人心。一种统治制度决不能稳固地维系于宫殿之上——宫殿是死的，人是活的。因此，革命其实是从第一个有关宫廷的黄色笑话的传播开始的。齿轮从此启动，即便是再伟大的君主也制止不了。

从夏宫到冬宫，短短的一段路程，便走过了俄罗斯三百年治乱兴衰的历史。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是道德冲突的必然结果。对一种早已失去生命力和其合理性的思想体系的盲目信仰已被人们踩在脚下，而他们宣称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新的信仰。"也许，从修建夏宫和冬宫的第一块地基开始，专制制度便同时在为自己营造坟墓了——当雪崩的那一天降临的时候，有哪一座宫殿会是安全的呢？昔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沙皇，最后在庞大的帝国之内居然找不到一寸容身之地——历史冷冷地从镜子中发出一道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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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lterWerther    时间: 13.9.2007 11:22
标题: 嗯。。
他的东西。。就当杂文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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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4.9.2007 12:57
标题: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著名藏族作家茨仁唯色

几年以前，我曾经以《向西藏忏悔》为题，为系狱三十多年的西藏僧人班旦加措的自传《雪山下的火焰》写了一篇书评。在这篇书评中，我以一名汉族知识分子的身份，向半个世纪以来被中共当局摧残和侮辱的西藏致以深切的忏悔。这篇书评发表之后，在网络上遭到广大“愤青”的尖锐批评。我在美国洛杉矶访问的时候，几名自称“北大校友”的留美学者亦高调斥责我“破坏国家统一”。他们说，你的文章“逢共必反”，是受到“达赖分裂集团”的蒙蔽，你无视昔日西藏在喇嘛和贵族集团统治下的落后与愚昧，以及奴隶制度的黑暗，你更没有看到在共产党进入西藏之后，给西藏带去的现代文明。让我惊讶的是，这些人士的看法居然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一模一样。虽然他们在美国这个可以自由获得信息的社会生活了很久，但思维方式仍然定格在往日所接受的教育和宣传模式上。这一现象正显示出官方洗脑政策的巨大成效。在我接触的中国人当中，差不多十有八九的人，都如此看待西藏问题。在“国家统一”和“现代文明”的魔咒下，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这片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被当局完全遮蔽了，也被国人统统遗忘了。

藏族女作家唯色出生于“文革”爆发时的西藏，大学毕业后曾担任《西藏文学》杂志编辑。她在作品中坚持描述西藏真实的历史与现实，其著作多次被禁，本人也失去工作，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唯色还被剥夺获得护照的公民权利，一直无法出国访问。这便是一名勇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一旦选择说真话，便被中共当局当成“敌对分子”。柔弱而坚韧的唯色以“写作即游历，写作即祈祷，写作即见证”为创作理念，她在台湾出版的《杀劫》，便是第一部以西藏地区“文革”历史为题材的力作。

《杀劫》首先是一本摄影作品集。该书中的大部分照片均出自唯色的父亲之手，唯色的父亲十三岁被征召为解放军战士，从康巴地区进入拉萨，此后成为一名普通军官。唯色在书中没有提及已经去世的父亲的政治倾向及民族观念，但在这批珍贵的照片背后，可以隐隐发现这位藏族军官对自身身份的困惑与怀疑：当藏族历史文化遗产如大昭寺等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时候，当藏族的文化阶层受到无情虐待和彻底消灭的时候，当历代信奉佛教、性情温和的藏族民众被阶级斗争的学说所诱骗、成为自相残杀的牺牲品的时候，这位藏族军官不能公开发表抗议，却忠实地用镜头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让它们成为历史见证。也许，他万万没有想到，女儿唯色会成为这笔遗产的发掘者、整理者和阐释者。倘若地下有知，这位父亲必然含笑九泉。这几百张首次发表的照片，以无可争议的真实性，昭示了中共究竟给西藏带去了什么样的“文明”。

如今，“文革”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一门显学。长期以来，被涂抹上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文革”，比斯大林在苏联的血腥统治更具欺骗性。上个世纪后半叶的西方知识界，多半对斯大林时代的古拉格群岛的本质有所认识，却一直对毛主义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如今，“文革”的真相日益被揭示出来，尽管仍然有人以充当过“八九点钟的太阳”而自豪，但“文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反文化本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文革”研究逐渐在各个方面得以展开，但其中最大的缺陷便在于：西藏的“文革”一直被蒙上神秘面纱，很少人知道当年这片雪域高原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文革”的学者宋永毅，便对唯色说过：“西藏材料可以说奇缺……我们对西藏文革实在了解得太少了！”因此，唯色的这本《杀劫》，可以说是填补此一空白所迈出的第一步。

《杀劫》通过直观的、极具震撼力的图片与深入细致的访谈和分析，揭示出中共如何将与世隔绝的佛国变成人间地狱。这些照片之中，有寺庙被摧毁、文物被打砸的场景，有僧侣和贵族被侮辱和殴打的经过，有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和满山遍野的红旗标语，更有解放军的训练和演习，“文革”让西藏变得与内地越来越相似。自古以来，西藏便拥有独立于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和信仰体系。中共以武力统治西藏之后，立即以阶级斗争的学说改造西藏社会。“文革”前十余年的改造相当成功，故而“文革”在西藏的推展与在中国内地所有省份一样，几乎没有遇到丝毫的阻力。唯色在解读那些无情批斗“牛鬼蛇神”的照片时指出：“显而易见，人物之间出现了阶级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而不是过去的那样一种关系：虽然有贫富之分，却是同一个民族；虽然有僧俗不同，却是同一种宗教。但如今两个阶级的界限不但划分地一清二楚，而且在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地，底层阶级第一次向上层阶级，尤其是向上层阶级中素来被视作‘珍宝’的活佛高僧举起了拳头，发出了怒吼。为什么会这样？”

那场席卷西藏的暴力革命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为何佛教未能成为避免暴力的屏障？为何毛泽东亦成为西藏人的“红太阳”？对此，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中分析说：“由于没有阶级斗争，传统西藏社会是凝聚为一个整体，统一在宗教和民族旗子之下的。……要想分化西藏社会，争取底层藏人，中共必须另外树起一面举在自己手中的旗帜，那就是在藏民族中发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共产党的专长。如果变成以阶级划分世界，西藏的民族与宗教一体性就被打破。”由此，毛泽东巧妙地将民族问题转化为阶级问题，在暴力的配合下，让作为“精神原子弹”的“毛泽东思想”，迅速战胜在西藏存在和扎根长达千年之久的佛教。当然，这种“反客为主”的粗暴进入，只能是暂时的。当毛主义的狂热在短短十多年后退潮并破灭之后，佛教再次成为西藏社会的精神纽带。在今天数百万藏人当中，热爱达赖喇嘛的人肯定比热爱毛泽东的人多若干倍。

毛泽东策动阶级斗争的秘诀，便是让暴行成为一种群体行为，从而让个体脱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苏姗？费斯克在研究了两万五千份心理调查样本后指出：当身处错误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出虐待和邪恶的行为。最让我最为感佩的是，唯色并未囿于民族感情及“面子”，一味美化藏人在“文革”中的表现，更没有简单化地、一股脑地将罪责全都推给作为“外来侵犯者”的汉人。她严肃而真诚地面对历史与现实，毫不隐讳地将相当一部分藏人在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恶劣作为秉笔直书出来。她坦率地告诉读者：在藏人中也存在着“看客”和“积极分子”这两种人。

在该书的许多照片当中，那些挤挤挨挨的藏人“看客”的形象，简直就是鲁迅笔下看客们的翻版。唯色写道：“至于那么多围成几圈的看客里面，有多少人是出于被解放的欢欣鼓舞，有多少人是出于恐惧和惶惑，有多少人是出于为己盘算的心计，我们也一样无从知道。但我们知道一点，那就是，实际上，奴隶依然是奴隶。当面带如此笑容的新主人出现时，当昔日用以传播佛法的地点变成不公正的法庭时，当一个人被莫须有的罪名加以羞辱性的审判时，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围观者们，或许还构不上帮凶的角色，但至少在表面上显得那么驯服的他们其实还是奴隶。他们其实从来也没有被真正解放过。”此一分析直指人心，这些沉浸其中的“看客”，用鲁迅的话来说，乃是“奴在心者”。

“看客”并非某个民族和国家独有的现象，它普遍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之中。人类有一种将他人的苦难当作自己的快乐的残忍本性——只要发现还有人比自己的处境更悲惨，便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正是倚靠这种自私而残忍的本性，人类才完成了某种自欺欺人式的“自我保护”。美国学者鲍迈斯特尔在《恶——在人类暴力与残酷之中》一书中分析说：“人类确实喜欢看他人受难或者死去，对暴力场面的迷恋似乎超越了时空和文化。……对别人实施伤害可能是为使自己享有能够目睹别人受苦这种早已验证的快乐的一条途径。”毛时代的中国人，不管是汉人、藏人还是其他民族的成员，都深陷于这种“恶”当中，毛只是打开瓶子盖的那个人，我们不能将所有的罪孽都推诿于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所谓的“积极分子”，乃是一群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特殊藏人”。在这些人当中，大部分是原来的底层人士，也有少部分是上层人士中的“背叛者”。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中共在西藏的政策和运动根本不可能如此顺利地推广开来；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中共对西藏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便不会如此有效与巩固。许多时候，为了向外来统治者效忠，他们往往表现得比统治者还要严酷。唯色指出：“早在一九五零年中共进军西藏，便在许诺建立一个‘光辉灿烂的新西藏’的同时，着力于精神上的‘洗脑’和物质上的恩惠，吸引了不少底层藏人从此追随，甚至还有上层藏人中的热血青年。甚至可以说，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西藏建立起‘群众基础’，正是因为‘洗脑’教育的成果，如反复灌输‘剥削’和‘压迫’的涵义，以及对佛教中‘来世’和因果观念的否定，等等。”这些“积极分子”，如同当年死亡集中营中替纳粹管理者工作的犹太人，虽然他们本人被划入劣等民族的行列，却不惜以出卖同胞的代价，来换取本人稍好一点的生存状况。

在这些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恶”，乃是一种深深根植于人性之恶。它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完全避免之。那种过于神话雪域高原以及生存于其上的藏族民众、认为其“一尘不染”的看法，我从来就不认同。西藏不是香格里拉，西藏也不是伊甸园，这个世界上没有香格里拉和伊甸园。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恶是最容易被诱发和唤醒的，汉人是如此，藏人也一样。在“文革”的诸多恶行之中，藏人的所作所为并不比汉人好到哪里去。

如果我们再放宽视野来观察，就必须承认：在毛泽东时代历次残忍的政治运动中，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所作所为，并不比纳粹时代的德国人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好到哪里去。源远流长的宗教信仰也有可能被此种暴力和邪恶所摧抑，在纳粹兴起的时候，天主教和新教的神职人员大都投票给希特勒并向其宣誓效忠，像朋霍费尔那样挺身反抗的基督徒和知识分子寥寥无几；在毛泽东时代的西藏也一样，“暂停”信仰甚至放弃信仰的藏人，占了相当数量。这就是人性的软弱。人类的文明虽然积累了数千年，但沉淀下来的其实只有像窗户纸一样薄薄的一层，如果没有制度保障，单单依靠人的良知尚不足以抵御邪恶的侵蚀。

在勇敢地谴责中共当局对西藏的侵占和戕害的同时，唯色对西藏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作了深切的自省。在全球都将西藏当作一种最为“东方化”的异质存在、并将其传奇化和浪漫化的时刻，这种自省来自于作为藏人的唯色，尤为可贵。唯色对大量照片中出现过的人物都作过访谈，其中既有目前在西藏的权力格局中位高权重的人物，也有像抹布一样被当局使用过又扔掉的、晚年颇为落寞的人物。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无论是“看客”，还是“积极分子”，大都拒绝对本人在“文革”中的作为进行忏悔，只有少数人悄悄地重新回归佛教的怀抱，以寻求心灵的平安。

唯色发现，照片中那些慷慨激昂的、皮鞭与拳头齐飞的年轻人，如今多半已经衰朽不堪、麻木不仁。她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之恶”，这种发现与致力于批判极权主义的思想家阿伦特有异曲同工之妙。阿伦特在纳粹集中营的“死亡天使”艾希曼的身上，发现了“恶的平庸”。所有人都认为艾希曼是一个披着人皮的恶魔，但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普通使人极为失望。当面对一个历史上罕见的杀人如麻的高级杀人犯时，你希望感到浑身触电，甚至害怕坐在附近或者害怕他把目光落在你身上。然而，这个人的面孔和举止就像是某个曾经与你在公共汽车上数次同座的人，某个你很少注意或者很少想起的人。唯色所记录下的这些人，大都也是如此。他们身负血债，却那样愚昧、固执和平庸，让人感到可笑而不是感到可怕。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真实的世界，“他们”就这样毫无分别地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杀劫》是一本奇特之书。是摄影，是访谈，是历史，是反思，是叩问，是寻找。那一页血雨腥风的历史还没有翻过去，那一页血雨腥风的历史必须翻过去。唯色所从事的伟大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其中。

——二零零七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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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7.9.2007 23:14
标题: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从朱熔基退休之后仍然兼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名誉主席”以来，上行下效，中共的退休高官们纷纷出任高等院校的校长、院长和教授。一时间，似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了时髦，官员专任教职，迅速与国际接轨。就连臭名昭着的红卫兵外长李肇星，刚刚被赶下外长的位置，立即便回到作为“母校”的北大（李是北大的工农兵学员），参与一个盛大的受聘教授的仪式。在此之前，还有在“六。四”之后由总政宣传部长空降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左派官僚邵华泽出任北京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中国名牌学府的新闻学院，差不多变成了钳制新闻自由的宣传部的培训基地了。

近年来，许多退休高官放弃到企业当顾问的肥缺，却青睐于学术和教育机构的职位。按照赵启正的理解，“这个变化表明了一种社会意识的变化，表明社会对知识、对教育更尊重”。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这是学术和教育腐败的又一种形式，学术和教育丧失了独立性，成为某些官员“自我加冕”的“高帽子”——这些官员们享受长期权力和金钱已经到了麻木的程度，他们退休后惟一想占有的便是学术界与教育界仅存的一点“清誉”，让自己具有教授、博导、院长、校长的头衔。其实，这些官僚根本不具备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的基本条件，以赵启正而言，虽然他谦虚地表示“谁说我外行，我对谁表示感激，因为他是在鞭策我”、“我本身的学术训练和这个职位还是有差距”，但我想追问的是：既然本人都承认是“外行”、本人都承认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术训练，却硬要去盘踞院长职位，你就不害怕误人子弟吗？以李肇星而论，他不仅说不出流畅的英文来，连普通话的表达也十分吃力，那一口浓重的山东方言让记者们难以辨认。在国际舞台上，他更是时常失态，以粗鲁的咆哮显示其对中共独裁政权的忠心耿耿，却成为西方外交界的笑柄。如此“梁山好汉”式的人物，岂能为人师表？

我注意到，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当记者问及“您认为国内外记者的差别体现在哪里”时，赵启正回答说：“竞争性弱，有许多记者在大型新闻发布会上不敢发问，有些记者的问题不够准确、‘尖刻’。当然这也和中国文化有关，中国人不愿出风头。”他表示，他会注重培养提问尖锐的记者：“我喜欢提问尖锐的记者。这说明他们在思考。以前我接受采访时，如果时间充裕，我会拿些问题去考验记者，看他们是否做足了准备工作，是否在思考。”这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为滑稽的言论，其滑稽程度比起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那些肉麻的“爱国爱党”的“打油诗”来更是别有风味——这些“打油诗”居然成了奥运会的会歌。

中国记者提问不“尖刻”，跟“中国文化”并无关系——我们不能把什么污水都泼到毫无还手之力、只能默默承受的“中国文化”身上。同样是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香港和台湾的记者为什么就能提出尖锐问题来呢？我记得香港女记者张宝华曾“尖刻”地向江泽民提问，问老江是否执意“挺董”。结果，江总大发雷霆，猛然冲到这名弱不禁风的小女孩面前指手画脚地破口大骂，出尽洋相。张宝华被身兼党政军“三位一体”大权的最高统治者谩骂，不仅没有丢失工作，反而名声大振，获得香港有线电视的破格提拔。为什么大陆数十万名记者当中没有出现一个张宝华呢？显然，不是大陆记者比张宝华愚笨或怯懦，也不是大陆记者比张宝华的“国学”功底更好而染上了“不愿出风头”的“中国病”，而是大陆根本就没有新闻自由，更缺乏奖励优秀记者的机制。假如张宝华在央视工作，还不马上就被除名了？而在言论自由的香港，张宝华不仅没有被上级打压，反倒一夜成名，迅速获得提升。

赵启正指责大陆记者提问不“尖锐”，就好像皇帝指责太监不会生孩子一样。赵启正本人的存在正是大陆记者提问不尖刻的原因之一，正如皇帝的存在就是太监被阉割的根本原因一样。当然，赵启正不是中宣部部长，他本人也得仰中宣部部长之鼻息。中国大陆的记者们都被阉割了，包括曾经担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这一正部级官职的赵启正也被阉割了。因为在国务院新闻办之上还有一个太上皇——中宣部。中国的记者们个个都在“戴着镣铐跳舞”，个个都被笼罩在巨大的谎言之下。良心尚未泯灭的少数记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说出一点真话来，这一尝试往往会遭致残酷打压——程益中和师涛就是其中两个典型的代表。

这些摇身一变成为院长和教授的高官，究竟是何许人也？窃居北大新闻学院院长一职的邵华泽，曾经担任《解放军报》社长，且拥有中将军衔。此人一向惯于颠倒黑白，是中共御用的撒谎高手。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他由军方转入《人民日报》，负责《人民日报》的清洗工作，迅速将在八九民运中一度争取说真话的《人民日报》，从人民手中夺取回去，将其扭转回到“谎话大王”的位置上。因此，邵华泽一直深受最高当局的信任，由总编辑晋升为社长，还兼任记者协会主席。从表面上看，邵华泽拥有研究生学历，多才多艺，经常举办个人摄影展、书画展，到处题词剪彩；他口才极佳，很会说些支持新闻自由的漂亮话，在纪念“记者日”的讲话中，也装模作样地缅怀那些民国时代被杀害的记者。但是，他偏偏就是回避中共见证以来记者的悲惨处境，毛泽东时代死于非命的记者，数量是民国时代的数百倍、数千倍，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监狱中还有几十名记者，中国被“记者无疆界”等国际组织评为新闻自由状况最为恶劣的国家之一。

赵启正任职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期间，给人以“思想开放、作风硬朗”的印象。他也确实对中共政权改善其国际形象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比如参与策划“中法文化年”活动、对西方各国开展中国形象的宣传、投入巨资聘请华府顶级游说公司对美国国会游说，甚至同意与BBC合作拍摄关于中国的大型专题片。但是，赵启正从来就没有倡导过新闻自由，在强势的中宣部的控制下，他至多就是表现得稍稍柔和一点罢了。他跟中宣部的官僚们没有本质的差异，有的仅仅是策略上的不同，赵启正更多地懂得如何使用一种西方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说话，而不像中宣部的官僚们一样，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都还停滞在文革时代。赵启正与他的前任老板朱熔基十分相似：善于说好话，善于在西方面前营造开明形象，却并没有做过真正有益于民主自由的好事。从教育背景来看，赵启正是中国科技大学实验核物理专业毕业的，长期在科研机构里任职，对新闻事业几乎就是一窍不通。

在我看来，与其让邵华泽、赵启正担任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学院院长，还不如让焦国标、李大同、卢跃刚们来担这类职务更加合适。焦国标以一篇《讨伐中宣部》而洛阳纸贵、名动天下，他本人显然拥有优于邵华泽、赵启正的学术训练：他是人民大学的新闻学博士，拥有这一领域的最高学历。他曾任教于北大新闻学院，有过在教学第一线的工作经验。他还曾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邀请访问美国，就美国新闻界的历史与现状作过深入的观察和研究。李大同、卢跃刚主持《中国青年报》之“冰点”栏目，将该栏目办得有声有色，成为北京新闻界的一面旗帜。他们长期奔波在新闻采访的第一线，着述丰厚；他们心忧天下，怀有记者说真话的良知，敢于揭露那些最黑暗、最邪恶的角落。李大同在八九民运中走在追求新闻自由的最前列，近二十年来亦矢志不渝地坚持说真话，近期访华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特意会见了他，与之畅谈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状况；而卢跃刚被誉为“中国第一记者”，他的《大国寡民》一书，以一名被毁容的农村妇女武芳为主角，揭示了中国在崛起的背后的黑幕，堪称九十年代以来最有“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的报告文学作品。我相信，焦国标、李大同和卢跃刚们，必定是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

由于这些僵化官僚的把持，以及外部的新闻自由环境的持续恶化，中国各大学的新闻学院和新闻系，早已经衰败得不成样子了。不久前，卢跃刚在人大新闻学院作讲座，谈及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研究生们居然没有几个知道刘宾雁是何许人也。因此，非得焦国标、李大同、卢跃刚们出马，方能培养出一大批“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的优秀记者来，这批记者也必然会成为推动中国新闻自由事业的“革命军中马前卒”。正如美国伟大的新闻记者、普利策奖的创始人普利策所说，庸人、懒人和道德水准低下之人是不配办报的，“每期报纸都提供了一个机会和责任：讲些勇敢真实的话，摒弃平庸陈腐之言；讲些使社会上有见识的、有教养的、有独立见解的人们敬重的话，无虑党见派性和流行偏见”。中国的新闻行业以及研究新闻、培养新闻人才的行业，理应向焦国标、李大同、卢跃刚这样兼有勇敢者和专家身份的一流人才敞开大门。

然而，中国无比灰暗的现实是：邵华泽、赵启正、李肇星等谎话大王成了大学中的“香饽饽”，焦国标、李大同、卢跃刚们，或者被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或者被中止了采访和编辑的职业。这就是一种可怕的“优败劣胜”制度。官僚们不仅垄断权力和财富，选为一个“新阶级”，而且还要对教育、文化、学术领域伸出黑手，不仅窃取博士学历（中共的下一代接班人李克强、习近平等人，个个都拥有“在职博士”的辉煌学历），而且还要戴上教授、博导的高帽子。他们要在所有的方面都“赢家通吃”。于是，学术的尊严和独立荡然无存，学术的水准和教育的伦理亦一泻千里、溃不成军。高校不再是一片净土，反倒成为腐败肆虐的重灾区；教授不再受人尊重，而成为招人鄙视的身份。

在我看来，一个不懂得追求新闻自由的记者，绝对不是一个好记者；一个不懂得扞卫学术自由的新闻学者，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新闻学者。北大新闻学院因为招揽了新闻自由的“杀手”邵华泽和解聘了新闻自由的扞卫者焦国标，而让百年历史的北大蒙羞，让“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伟大传统受到玷污；人大新闻学院则因拉拢一个退休的部长级官员来装点门面而让人大蒙羞，人大放着从自己校门走出去的优秀毕业生不要，而舍近求远、卑躬屈膝地向赵启正发去聘书，学术尊严荡然无存。北大和人大等学府，如果想要清除这些羞辱的话（遗憾的是，恐怕目前这两所学校的校长都没有这样做的意愿），先清除那些窃居神圣的教席的官僚们，并争先恐后地邀请焦国标、李大同、卢跃刚们担任院长或教授——当然，这种情形大概要等到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之后方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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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3.9.2007 10:44
标题: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据对华援助协会报道：二零零七年八月三日被抓捕的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的基督徒商人周恒，因到托运站接收外地寄来的大量圣经，于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正式逮捕，现羁押在西山看守所。如果罪名成立，周恒可能面临最高达十五年的徒刑。目前，已有包括周恒妻子陈继红、书店职员、家庭教会成员等多名当地的基督徒遭到公安机关的传讯，要求他们交待书店的经营情况、家庭教会的聚会情况等等。据悉，周恒是新疆地区惟一一家注册的基督徒书房的经营者，他负责的“雅亿书屋”已经被公安查封。

周恒案是近期发生的又一起与传播圣经有关的宗教迫害案件。此前曾经发生过北京家庭教会传道人蔡卓华案件、安徽家庭教会传道人王在庆案件等。这些案件都与“私自”印刷和传播圣经有关，虽然有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人权律师的积极介入，当事人仍然被判处重刑。近日，蔡卓华出狱之后，其人身自由继续受到种种限制，警方对他的骚扰也持续不断。在中国，圣经的印刷与传播被长期官方的“三自会”非法垄断，其他任何人和机构都不能印刷和传播圣经——这一现状与中国宪法中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背道而驰。但是，即便我们承认、顺服此种不合理的现状，周恒案件仍然是每一个有良知和法治意识的公民或基督徒，都无法认同和接收的。

周恒案件比前述两个案件更加恶劣，它显示了中共当局打压、迫害基督徒和家庭教会的政策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也为新疆这一中国人权状况最恶劣的区域增添了一个新的典型案例。周恒案件是对胡锦涛政权“依法治国”的口号的嘲讽，它警醒全球的基督徒和民众：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依然在持续恶化。日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问中国的时候，直截了当地向胡锦涛和温家宝指出，推动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打压宗教信仰者群体无法让中国政府获得公民的支持以及拥有良好的国际形象。而美国国务院在近日发表的全球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中，列出八个被给予特殊关注的国家，这些国家是中国、缅甸、厄立特里亚、伊朗、北韩、沙特阿拉伯、苏丹和乌孜别克斯坦，这八个国家“从事或者容忍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美国政府强烈批评中国限制宗教自由，比如中国继续压制宗教少数群体、拒绝向外国宗教活动人士颁发签证或将他们驱逐出境等行为。周恒案件充分表明，这些国际压力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周恒案是新疆地方当局制造出来的一个大冤案。首先，事实很清楚，周恒是在去托运站接收一批圣经的时候被捕的。换言之，这批圣经根本还没有到达周恒手上。既然他还没有取到圣经，也就没有进入经营层面，又何来“非法经营”呢？据周恒的妻子及教会的弟兄姊妹透露，周恒经营的这家书店基本不盈利，主要是为广大基督徒服务。他们的家庭完全靠妻子做服装的收入来维持。周恒和书店的几名员工都是做义工的性质。书店不仅经过了合法的登记注册，而且出售的书籍全部都是公开出版的书籍。与之性质相似的、主要经营基督教书籍的书店，在全国已经有上百家之多。这说明基督信仰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基督教书籍有庞大的读者群，逐渐形成一个特殊的市场，这个趋势是任何外力都无法逆转的。书店的经营者，当然有卖某种某类书籍的自由。如果他们因为经营基督教书籍而被治罪，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周恒的库房里确实有一些没有“书号”的内部读物，比如解经书籍、主日学课程等。中国一直没有一部《新闻出版法》，这类教友自行印刷并在教会内部传播的出版物，究竟是合法还是违法，本身就处于一个灰色地带。这些书籍是周恒从外地教友那里获得的，他从未在书店中出售，只是免费送给当地的教友们。在如今物欲横流的中国大陆，一切向钱看的中共的官僚和警察们，根本不能理解基督徒传福音的热情和无私，更不能理解基督徒之间因同有一个天父而产生的“爱人如己”的关系，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只能有金钱的关系、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因此，他们不相信周恒是在免费派送圣经，而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将传播圣经的行为解读为“大阴谋”。于是，他们如获至宝地炮制出一个“惊动党中央”的大案来。

在得知周恒被逮捕的消息之后，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对媒体表示：“我觉得对周恒先生这次的正式逮捕毫无道理，而且难以令人接受。因为周恒先生是远近有名的一个家庭教会领袖，我们是了解的。他自己经营书店一年零三个月，他经营的，都是一些合法出版的书籍。也没有出售过圣经，从来没有卖过圣经。并且中国官方规定的也是不允许在官方规定的‘三自’教堂之外买卖圣经。所以，这就不存在经营的问题。其次，这些圣经根本都还没有运到他的书店里，是别人通知他去接一些东西，他都还没有拿到，更没有进入流通、经营范围。”傅希秋牧师的辩护有理有据，那些知法犯法的办案人员该如何回应呢？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他们的任何回应。

说周恒案是一个大冤案，第二个原因是：周恒的律师要求与当事人会面，这一请求却被驳回，理由是此案涉及“国家机密”。这些公安人员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居然将圣经与“国家机密”联系起来！

据海外媒体报道，周恒被捕一个多月以来，他的太太委托的张久农律师要求会见周恒，但未获准许。张久农律师说：“我是作为律师接受周恒的妻子陈继红的委托，按照法定的程序，提出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周恒，但是他们告诉我，周恒案涉及国家机密，不容许会见。”这位律师进一步解释说：“我是八月十七日提出要求会见的，二十午就电话通知我，说他这个案子涉及国家机密，不能会见；然后我在二十四、五日又用书面形式提出，按国家规定，如果涉及到国家机密，有一个《会见在押被告嫌疑人申请书》，书面提出，他应在五天时间内，给我答复。九月三日我去，他就通知我‘现在还不能见。’”

这个所谓的“非法经营案”，案情其实很简单，其证据仅仅是托运站的两吨圣经。在圣经中能有什么“国家机密”呢？圣经是一本在人类历史上被印刷抄写数量最多的书籍，仅以中文本圣经而论，近代以来印刷量便远远超过四书五经、毛泽东的红宝书等所有书籍。对于基督徒来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圣经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圣经是信仰的外在体现，每天阅读和学习圣经，是基督徒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对于非基督徒而言，圣经是一本重要的文学、历史、哲学书籍，从圣经中可以了解到犹太民族的历史和西方文化的渊源，从圣经中可以获得许许多多人生的道理和智慧。两千年来，圣经已经被翻译成数百种语言文字，被各个民族和国家的读者阅读和传颂，圣经已经成为一本最具公共性的书籍，圣经中还能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大概办案人员是《达芬奇密码》的热心读者和观众，认为圣经中隐藏了某种“藏宝图”，于是试图将此纳入“国家机密”的范畴吧。

我不知道中共的警察们为什么会认为圣经中隐藏了“国家机密”。一个未经民众选举、缺乏基本的合法性的政权，必然是凡事惧怕、凡事心虚的政权。这样的政权经常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什么事情都可以被其归入“国家机密”的范畴，公民的任何言行都可以被其定罪为“泄漏国家机密”。在中国，气温是国家机密——南京市宣传部便规定说，媒体公布天气预报的时候，必须经过宣传部的审查，尤其不能擅自公布超过四十度的气温，否则以“泄漏国家机密罪”严惩不怠，南京向来有“火炉”的“雅号”，宣传部有责任为南京去除此名称，方能“改善南京的投资环境”。在中国，空气污染指数也是“国家机密”，北京市有关部门出台文件，禁止外国机构监测和发布北京的空气污染指数，要求所有的媒体统一口径，只能发布北京当局给出的数字，其他任何数字都是“不科学”的。一个宣称过“亩产百万斤”的政权，如今却以科学沙皇自居，真是恬不知耻。矿难是国家机密，萨斯是国家机密，家猪蓝耳病是国家机密，不准报道“六•四”的宣传部的命令也是国家机密……机密，机密，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一个时刻欺瞒公民，以“国家机密”为由防范公民，以“国家机密”为由迫害公民的政权，如何能实现“崛起”呢？

圣经中说：“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察验人的心肠肺腑。”（《诗篇》七篇九节）周恒是无罪的，他无罪而受害，只能反过来证明中共的警察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扭曲与黑暗；他无罪而受害，在苦难的日子里，必有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安慰。让我们为周恒弟兄恳切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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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4.9.2007 11:48
标题: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进入反恐战争的新时代。

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为何如此仇恨美国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他们认为美国在巴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从以色列建国开始，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便将其看作眼中钉肉中刺。而美国一直都是以色列的庇护者，每年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多达四十亿美元。如果没有美国，以色列也不可能建国——在伊斯兰世界中，这个认识一直像一团火焰，将反美情绪越燃越烈。

那么，在巴以冲突中，美国究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如果美国真的“偏袒”以色列，究竟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即便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存在失误，美国的平民是否就应当遭受如此可怕的恐怖袭击呢？针对平民的恐怖活动（近年来，纽约、伦敦和马德里等城市都先后遭受了出于同样原因的恐怖袭击）是否能被当作是“穷人或弱者的正义”呢？

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愤青当中，有不少人根本没有研究过中东问题、巴以冲突的来龙去脉，便想当然地支持伊斯兰恐怖分子，便莫须有地将美国定义为霸权主义。对此，政论家胡平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与美国的中东政策》中指出：“无论美国的中东政策有多大偏差，它都不构成对无辜平民进行恐怖袭击的理由。再说，美国在中东地区一无军事占领，二无殖民统治，三无种族灭绝，再坏还能坏到哪里去？更何况，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在巴以之间进行调停，促成和谈，这是连巴解领袖阿拉法特都不否认的。以色列早就有发展核武器的能力，也仅仅是由于美国劝阻才没有发展。”职之是故，疏理以色列的建国之路，分析巴以双方的基本立场及政权形式，了解美国在巴以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愤青们应当补的一课。

以色列的建国之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圣经旧约便是一部犹太民族的历史。犹太人视以色列地为民族和精神生活的核心，称之为“圣地”或“应许之地”。以色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在犹太教中还具有特别的含义，包括圣殿遗迹和相关的宗教礼仪，都是现代犹太教传统的重要基础。从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开始，一系列犹太人王朝在此地区存在了一千余年。而阿拉伯人迟至公元七世纪才进入该地区。据考古发掘表明，犹太人确实远远早于阿拉伯人在此区域内定居和建国。

一八九六年，犹太人、记者和剧作家西奥多•赫茨尔发起锡安主义运动（又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号召全世界犹太人回归故土，恢复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受此思想的影响，在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移民的数量自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一直稳定增长。受到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影响，犹太人复国的理念在战后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

被誉为最为公允的网络维基百科全书这样描述以色列建国的过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联合国大会表决了《一九四七年联合国分治方案》，三十三国赞成（包括美国和苏联），通过决议：将巴勒斯坦地区分为两个国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分别拥有大约百分之五十五和百分之四十五的领土，耶路撒冷被置于联合国的管理之下，以期避免冲突。二十九日，联合国通过分治方案的当日，以色列总理古理安接受了该方案，但阿拉伯国家联盟断然拒绝。阿盟委员会高层下令对以色列的犹太平民展开为期三天的暴力袭击，攻击建筑、商店、以及住宅区，紧接着犹太人组织的地下民兵部队展开还击，这些战斗很快便蔓延为大规模的冲突，继而引发了一九四八年的以色列独立战争。

此后半个多世纪里，以色列与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先后发生过五次规模不等的中东战争。在这几次战争中，大多数时候以色列不得不独自抗衡多个阿拉伯国家联军的数十倍于自己的军力。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五次中东战争都以以色列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比如，在第四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反败为胜，史家声称：“在两面战线大量敌军的突袭下，以色列还未开始动员，在紧急情況下，以色列仍然迅速在一天內站稳了脚步，并在两周内便进行了反攻，直接威胁到两个国家（埃及、叙利亚）的首都”，“如此短的时间便达到这样的成就，历史上也只有以色列能办到”。

阿拉伯方面在经过几次战争尝试之后，发现无法在战场上取胜。他们没有能力将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伊朗总统内贾德的狂言），却继续自欺欺人地无视以色列的存在。某些激进分子转而选择恐怖活动的方式打击以色列。“九•一一”事件并非开端，早在一九七二年德国慕尼黑奥运会上，便爆发了慕尼黑惨案：巴勒斯坦的武装民兵挟持以色列代表团成员作为人质，最后将所有人质杀害。以色列展开了报复性的“上帝之怒行动”，由一群以色列摩萨德情报局的干员出马，在世界各地行刺那些筹划慕尼黑惨案的幕后凶手。后来，这一段历史被拍摄成一部精彩的电影。

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内部也陷入了分裂和内讧。原本希望借由战争夺回西奈半岛的埃及总统萨达特，选择了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他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举动——前往以色列访问，成为第一个访问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这也等于承认了以色列的国际地位。许多阿拉伯国家对此强烈不满，埃及被从阿拉伯国家联盟中驱逐出去，而此前埃及一直被当成“阿拉伯国家的领导者”。后来，萨达特在国庆阅兵式上被不满他与以色列讲和的军官暗杀。

以色列内部也出现了温和派的力量。在萨达特被害十四年之后，主张“以土地换和平”的以色列总理拉宾，亦遭到以色列内部的激进分子的暗杀。这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都为和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巴以和平至今仍然遥遥无期。

美国为何“偏袒”以色列？

毫无疑问，美国是中东和平进程最有力的推动者。一九七八年，美国总统卡特邀请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前往戴维营进行和平会谈。最后谈判取得成功，埃及和以色列双方签署了戴维营协议，并在一九七九年签署了《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出所有军队和殖民者，以交换与埃及的正常关系与长久的和平。

一九九三年，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斡旋之下，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秘密会面后达成和平协议。九月十三日，双方于美国白宫草坪签署了《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该宣言被认为是以巴和平进程中的里程碑。但在协议签署后两年，拉宾遭以色列极端分子刺杀，其后巴勒斯坦极端势力亦连续发动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事件，街头冲突逐渐演变成双方的武装对抗，该协议的执行遂遭到无限期的搁置。

从以上两个协议的达成可以看出，尽管和平的前景仍然遥远而漫长，但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确实是功不可没。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在其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

当然，在巴以冲突中，美国确实比较偏向以色列一边。这种偏向是有原因的，这种偏向超越了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如果美国仅仅着眼于在中东的石油利益，就应当与阿拉伯石油国家搞好关系。如果美国放弃对以色列的支持，这些石油大国完全可能在石油价格上给予美国巨额优惠，让美国从中获利甚丰。但美国并没有这样做，宁愿承担石油危机的压力，也不放弃对以色列的支持。在这种选择的背后，有宗教信仰和民主价值等方面的深层原因。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有基督教精神的国家，不理解基督教在美国的地位和作用便无法理解美国。十个美国人中有九个表示相信神的存在，八成以上的美国人分属于不同的宗教团体，而广义的基督徒则有六成以上。美国建国以来所有的总统都是基督徒，现任总统布什的信仰尤其虔诚。基督新教的福音派教徒在美国社会绝对是主流，他们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对以色列表示同情，其中三分之一的人说“同情源于宗教信仰”。

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欧洲长期以来有排犹传统，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合，缔造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们相信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这和犹太教的概念如出一辙，两国人民都坚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有超过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相信，以色列建国是上帝送给多灾多难的犹太人的礼物，以色列建国是圣经中的应许。你可以不同意此种看法，但此种看法在美国深入人心毕竟是一个事实。

美国是宪法中明确规定的政教分离的国家，政府不得以某种宗教为国教。但是，宗教团体却可以通过合法的形式形成政治压力、影响国家政策。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德克萨斯的宗教活动家约翰•哈格相信，支持以色列是“圣经的训诫”。他组织了一个名叫“基督教联合支持以色列”的团体，带着三千五百人穿越美国大陆到华盛顿，踏上国会山，为以色列打击真主党的军事行动鼓与呼。美国总统布什和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都给这位活动家发去信息表示慰问。美国基督新教中还有持“时代论”的教派，他们认为以色列人是上帝与之立约的选民，只有以色列人都得救了，全体人类才能得救。这一教派虽然不是基督新教的主流教派，其教义却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中东政策。

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第二个原因是，以色列是一个模范的民主国家，是中东地区惟一的民主国家。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当中，没有一个称得上是民主国家。实行原教旨主义的伊朗、子承父业的叙利亚等自然不必说了，作为美国盟友的沙特和科威特也都是君主专制国家。埃及虽然存在形式上的选举和议会，但历届总统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等，均是说一不二的政治强人，因此埃及至多算是“半民主国家”。美国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制度上与美国相似的国家，才可能成为美国的朋友。历史经验确实也证明，只有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和平与友谊。

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第三个原因是，在美国的五百万犹太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人数虽少，财力和政治影响力却相当大，远远超过了人数数倍于他们的拉美裔和亚裔族群。犹太财团的超强实力为游说国会议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游说的结果便是更多有利于以色列的政策出台。比如，在美国最具影响力、也是最有名的犹太人机构，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它每年有五千万美元的预算，拥有上百年的历史，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国家政策的走向。难怪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说：“感谢上帝，我们拥有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这是世界范围内我们最伟大的支持者，最要好的朋友。”
   
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犹太族群的影响力以及对犹太人被纳粹德国屠杀的历史的同情等几方面的原因结合起来，使得美国的政治家和老百姓一如既往地支持以色列。美国人对以色列的支持，绝对不仅仅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今日美国报》的一份调查显示，百分之八十的美国人认为以色列打击真主党的行动是合法的，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冲突的根源在于真主党。在美国国会山，针尖对麦芒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对待以色列时也竞争激烈——不是争相反对，而是争相支持。即便是同情巴勒斯坦的美国左翼媒体，也不敢轻易批评以色列，因为“反犹主义”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触及的领域。华盛顿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每天都在迎接着来自美国各地乃至全国各地的参观者，除了伊朗总统内贾德那样的疯子，谁也不能无视犹太人遭到纳粹种族屠杀的悲惨历史。

美国为何“疏远”巴勒斯坦？

与过于“偏袒”以色列相比，美国长期都十分“疏远”巴勒斯坦。这需要从巴勒斯坦身上寻找大部分的原因，特别要从巴勒斯坦前领导人阿拉法特的身上寻找根源。

阿拉法特最早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完全是一名恐怖分子的形象。他在不到十七岁时，便参与向巴勒斯坦地区走私武器的活动。十九岁那年，他放弃大学学业到加沙地带参加武装战斗。一九五八年，阿拉法特与一群朋友创立了“法塔赫”，这是一个由秘密小组组成的地下恐怖组织。“法塔赫”后来发展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阿拉法特也于一九六九年成为巴解主席，此后一直掌控巴解的最高权力一直到二零零四年去世。

一九八八年，阿拉法特公开宣布放弃恐怖活动，走政治斗争之路。但是，此一宣告是言不由衷的，是在西方各国及阿拉伯国家内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作出的。阿拉法特也希望以此换取更大的政治利益。此后，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确实很少直接策划恐怖事件，但他积极支持其他恐怖组织如“阿克萨烈士旅”等。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美国政府将阿拉法特定位为恐怖分子，将巴解定位为恐怖组织。

阿拉法特的好朋友都是独裁者。在波斯湾战争中，虽然以色列不是反伊拉克的联盟国之一、也没有实际参与伊拉克战事，却遭到来自伊拉克的三十九枚飞毛腿导弹的攻击。在战事中，以色列仍然好心地向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提供防毒面具，以免他们遭到伊拉克生化武器的伤害。尽管如此，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仍然支持萨达姆政权，一些巴勒斯坦居民甚至还站在屋顶为来袭的飞毛腿导弹欢呼，虽然最后他们仍使用了以色列人提供的防毒面具。两相对照，谁是谁非，谁有超越宗教和种族的人道主义情怀，谁是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不难判断。

阿拉法特不仅支持恐怖主义，他本人还是一名腐败分子。巴勒斯坦是全球最穷的地区之一，阿拉法特在世时却是全球最富有的政治领袖之一。这一惊人的对比，并不为巴勒斯坦的一般民众所知晓。阿拉法特表面上憨厚朴实，私下里非常善于敛财。在遍布世界各地的商业网络中，总是有钱源源不断地进到他的银行账户中。当然，这些账户一般都使用化名或别人的名字。一名资深的巴勒斯坦官员透露说，阿拉法特在希布伦的一个家具公司和一个在叙利亚的裁缝工厂都有大量投资。

在阿拉法特去世前夕，已浪费掉了大部分以人民的名义获得的捐助。在波斯湾战争前，阿拉法特从海湾国家得到上亿美元，包括每年从沙特稳定得到的五千万美元。在海湾国家打工的巴勒斯坦人，都必须向巴解这个并未向他们提供任何服务的“准政府”缴纳高额的税款。阿拉法特用这些钱来支持“军事行动”和笼络大批亲信。此后，奥斯陆和平协议带给巴勒斯坦人一笔额外的钱财，那就是来自美国、欧盟、日本、以色列的四十亿美元的捐款。这些钱大部分被阿拉法特腐败的“预备政府”浪费掉了，并没有多少真正用在改善人民生活和建设基础设施上。一九九七年，一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会计首次向外界披露了自治政府惊人的腐败。从那以后，阿拉法特命令所有会计必须保守秘密，不得乱说乱动，不听话者将“立即消失”。

昔日，年轻美貌的苏哈“勇敢”地嫁给垂老的阿拉法特，就像年轻宠妃与年迈国王之间的关系一样，苏哈从老头那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她生活在巴黎，过着令欧洲王室羡慕的奢华生活。据熟悉阿拉法特财政的人士透露说，阿拉法特每月给苏哈二十万美元“生活费”，这些钱全都是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给总统办公室的预算中划走的。在阿拉法特临死前，法国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一笔一千一百五十万美元的银行转账，这笔钱从瑞士银行转到一家阿拉伯银行和一家法国银行，收款人是苏哈。这些线索仅仅是这对夫妇贪渎行径的九牛一毫——在仔细调查了阿拉伯国家的公司账户往来以及开曼群岛和卢森堡的银行账户后，会计师惊奇地发现隐藏在秘密账户下有额外的八亿美元，这些钱应该属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八亿美元可以改善多少难民的生活、可以拯救多少难民的生命？阿拉法特侵吞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救命钱”，他难道真的心安理得吗？

中东有可能实现民主吗？

民主的以色列与独裁的巴勒斯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以色列，有阿拉伯裔的公民当选为国会议员，作为少数族裔的阿拉伯人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利；而巴勒斯坦还未正式建国，便已经建立起了一套严酷的独裁制度，对自己的人民亦奴隶视之。因此，美国能不“偏袒”以色列和“疏远”巴勒斯坦吗？

长达三十五年时间里，阿拉法特牢牢控制着巴解组织。当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建立之后，他又成为实际上的领袖。凡是企图向其挑战的领导人都被“先下手为强”地收拾掉。其传记作者指出：“如同这一地区的其他阿拉伯政权一样，阿拉法特的统治更倾向于独裁而不是民主。”他把自己塑造成巴勒斯坦解放的象征、成为所有权力的核心。巴勒斯坦的安全部队差不多成了他的私人卫队。那些早上刚刚在街市上发几句牢骚的老百姓，立即被人告密，特务迅速出动，还不到天黑，这个“不忠诚者”就永远地消失了。阿拉法特直言不讳地告诉他的人民说：目前，以色列是最危险的敌人，为了打败这个敌人，必须用“非常手段”将人民组织起来，人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的领导。他真的相信这种可怕的逻辑吗？

中东地区包括巴勒斯坦等地，近年来战火纷飞、苦难连连。其责任并不在美国和西方世界，也不在以色列，这笔账应当算在该地区的若干独裁者的头上。这些独裁者一边打着受欺压的弱小民族的幌子，在国际上四处争取同情和支持，以眼泪换取钞票；另一边却又大行恐怖活动，不惜牺牲民众的生命，以达成个人的野心。他们才是中东地区的“麻烦”所在。阿拉法特、萨达姆、卡扎菲……个个都是混世魔王。只要他们有一天还在台上，中东地区便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宁。

在中国人当中、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阿拉法特的“追星族”真不少。作家张承志一直自诩为“红卫兵”这个词语的创始人，对毛泽东崇拜得五体投地；如今，他又摇身一变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一味歌颂西部不畏死亡的“血脖子教”。张承志在一篇文章中哀伤地写道，当他在同一天的报纸上看到阿拉法特死去和布什第二次当选的消息时，痛苦地感到“黑暗时代”降临了。诗人北岛也是阿拉法特的忠实粉丝，曾经与几名西方左派作家一起赴巴勒斯坦“朝圣”。当北岛见到阿氏的时候，如同在天安门广场见到“红太阳”一般心潮澎湃。这些扭曲的“个人崇拜”，暴露出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一直处于“类人孩”状态。与他们相反，我不会热爱任何独裁者和腐败者，因为我知道从崇高堕落到卑鄙，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阿拉法特去世之后，以色列并未加大对巴勒斯坦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巴勒斯坦却出现了激烈的内战——法塔赫与比其更加激进的哈马斯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持久的武装冲突。哈马斯军力雄厚、内战内行，根本不听从新任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的命令，悍然出兵攻占加沙地带。无数的巴勒斯坦平民死于这场血腥内战，死于“自己人”的枪弹。这些人的死亡难道又要归罪于以色列吗？

显然，巴以冲突所引发的恐怖主义与反恐联盟的殊死搏斗，不是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也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冲突，而是“文明”与“非文明”的冲突，“民主”与“独裁”的冲突。这场斗争，以美国为首的民主世界必须胜利，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正如在昔日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民主世界必须背水一战一样。

彻底解决巴以冲突，不是将钟摆从以色列那边稍稍移向巴勒斯坦一边便可以了。如果伊斯兰国家不能走向现代化、不能实现民主政治及政教分离，巴以冲突将永远无法结束，恐怖主义也将长久存在并泛滥。中东地区当然有希望走向民主，在美国的压力和劝说之下，科威特和沙特的王室已经开始启动政治改革并承诺逐步推进选举，在战后的伊拉克民主也在艰难地拓展之中——恐怖分子的恐吓不会得逞，而利比亚强人卡扎菲的立场也有所软化、表示愿意与西方对话……总体而言，这一地区的民主前景还是令人乐观的，尽管民主不能一蹴而就。

这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使命，以色列可以助美国一臂之力，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前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联合国、欧盟、美国和俄罗斯四方的“中东国际特使”，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使命。中东控制着世界半数的石油资源，是世界经济跳动的脉搏；如今，中东也是民主政治的实验田，如果中东的政改成功，必将启发非洲、亚洲和拉美地区的非民主国家加快民主化的道路，正如美国《新闻周刊》评论文章所论述的那样：“美国必须帮助伊斯兰国家进入现代世界。这听起来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而且当然不是我们自愿的选择。但是，美国——事实上是全世界——都面临着一种急迫的安全威胁。除非我们能够阻止引起阿拉伯人怒火的根源——即政治、经济和文化衰败——这种威胁就不会消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不代表绝大多数穆斯林人民。如果西方能够帮助伊斯兰国家以和平而有尊严的方式进入现代社会，那我们取得的成绩就不仅仅是保障安全了。这将改变整个世界。”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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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4.9.2007 12:36
标题: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近日，看到大批香港警察将天星码头的抗议者抬离现场的新闻。许多抗议者后来批评警方行为粗暴，我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认为，香港警方实在是太礼貌、太温柔了。假如是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抗议者会是什么下场呢？

“六•四”大屠杀的场景，香港人人都知道。北京当局不是出动警察，而是直接出动全副武装的野战军，出动像钢铁怪兽一样的坦克。杀人如草不闻声，这是北京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在英国殖民地的特殊处境中过惯了文明生活的香港人，怎么都无法理解那血肉横飞的大屠杀。所以，“六•四”屠杀，震撼最大的并非大陆民众，而是香港民众。以至于如今每年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烛光晚会，参与者的人数在全球所有的纪念活动中排名第一。

香港回归十年，民主停滞不前，自由也饱受侵蚀。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香港与大陆毕竟还是“两个世界”。近年来，北京当局开放大陆若干地区居民赴香港“自由行”，其本意乃是鼓励腰包渐鼓的大陆客到香港游览和消费，为香港衰微的经济带来一点刺激。这也算是北大人对香港的恩惠吧：既然香港是当年老祖宗被迫送给外人的孩子，如今浪子回头，多给点疼爱也是应该的。

但是，让北京没有想到的是，“自由行”的口子一开，“苍蝇”、“蚊子”也都趁机飞到香港。近年来，若干大陆维权人士，纷纷利用“自由行”的机会，到香港游行示威、伸张正义。他们或是土地被侵占的农民，或是房产被强制拆迁的市民，或是被迫失业的工人，或是权益受侵犯的劳工。在大陆任何一个城市，他们都不能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于是，便只好退而求其次，来到香港这个目前至少还有半吊子自由的地方来表达。虽然港府解决不了他们的难题，虽然香港市民最多也就是给点同情和援助，但对他们而言，“说”总比“不说”要好。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一个“出气筒”，这是“一国两制”的又一好处。大陆由于贫富极度悬殊，腐败全面肆虐，草根阶层生不如死，沸腾的民怨如同火山岩浆一样，在地底下暗暗涌动，一旦某一天破土而出，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与其用高压手段压制，不如采取疏导措施。如何疏导呢？不妨由政府出钱，将北京上访村的数千访民组织成一个个的“消气团”，让他们到香港“自由行”，游行游行、示威示威、喊喊口号、流流眼泪，大伙的怨气不就平息了吗？这样，花最少的钱便换来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何乐而不为呢？

在这个意义上，香港在帮助大陆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可惜的是，中联办、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员们大都玩忽职守，未能发现香港的这一独特价值，未能给中央提出宝贵的建议。今天，我便代行其职，向胡温当局提出此一建议。如果这一建议被采纳，当未来的香港成为十三亿大陆民众的“消气之都”的时候，即便丧失了金融中心、物流中心的地位，香港社会亦可保持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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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4.9.2007 14:32
标题: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在美国华人教会系统的传道人当中，范学德大概是最为国内网民所熟悉的一名“网虫”。在我尚未与范学德谋面之前，便在人气最旺的中文论坛“关天茶舍”和“猫眼看人”上面频频读到他的大作。我很喜欢他的文章：虽然他是正宗的哲学系出身，文字却毫无端起架子来教训人的傲慢和故作艰深的方巾气。他的文字平白如画、舒缓似水，像是在面对面地与读者聊天，任何一个高中学生都能读得懂。他不强迫读者接受他的观点，而是在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时候，引导读者与他一起思考和判断。这年头，写那些让人看不懂的文字很容易，写这些让人看得懂的文字却难于上青天，这也许算是中文世界里的一大怪现状吧。

范学德将最近两年来在“猫眼看人”上所发表的两百多篇帖子整理出来，结集成为《活在美国》一书公开出版，这是网络媒体与平面媒体之间的一次成功互动。“活在美国”，顾名思义，讲述的是作者十多年来在美国“身在异乡为异客”的生涯。如今，在国人心目中，“美国”乃是一个爱恨交加的、语意过于复杂的词语。一提起美国来，多少人立即便会血压升高乃至两眼发直。或贬之为地狱，或褒之曰天堂，可谓冰火两重天。中国之于美国，如同童话故事《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中的王后之于白雪公主：王后每当拿起镜子来“臭美”的时候，都会明知故问道：“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子呢？”镜子每次都不惜触犯龙颜，实话实说地回答：“白雪公主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于是，被嫉妒所控制的王后便歇斯底里地哭喊起来。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蕴涵了太多的悲情与血泪，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的深切纽结，使得国人真正自信心一直阙如。某些自称爱国爱到骨髓里的大学生，昨天还在慷慨激昂地向美国大使馆扔砖头，明天又低眉顺首地去同一个地方排队办签证。某些已经在星条旗下信誓旦旦地宣誓效忠的华裔美国人，一旦听到别人批评中共的丑行，便立刻像自己的尾巴被踩了一样暴跳如雷。在此情形之下，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无论是过客式的留学生还是已经归化的美籍华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心平气和论美国”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范君之《活在美国》正是其中的一个异数。范学德认为：“美国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人间本来就没有天堂，也建设不起天堂。人心的幽暗，社会的邪恶，在美国随处可见。只是，美国有一部宪法，建立了一套制度，从而令社会结构性的邪恶，不至于无法无天。”这是中肯之论。

无疑，美国是一个中国难以绕开的国度。这个人口仅仅占全世界百分之五的国家，却拥有世界将近三分之一的经济实力、科学发明和军事力量，冷战结束之后，一直雄踞惟一的超级大国的宝座。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刻地卷入到全球化浪潮之中，美国对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扩张。美国不仅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人权问题的最有力的批评者。那么，美国是否可以成为中国民主化道路上的好榜样呢？童话故事里的王后杀不死白雪公主，现实世界里的中国也无法否认美国的存在。因此，“了解美国”亦是“观照中国”的前提。显然，美国的崛起，绝非“历史的偶然”，更不是“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财”便可以解释的。在美国那些看得见的物质财富和国家权力的背后，是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却更为重要的宗教信仰、道德伦理和文化教育等“软性”因素。近年来，深入剖析“美国之所以为美国”的著作，当然首推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这套以《历史深处的忧虑》为首的作品，以书信体的方式，从美国短暂而不失跌宕起伏的历史、严谨而不乏弹性伸缩的宪政等角度入手，深入浅出地为中文世界的读者勾勒出一幅“真美国”的图画，对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如果说林达的作品是史家黄仁宇所说的“大历史”，那么范学德的这本《活在美国》则是连报章的角落都不会涉及的“小历史”，也正如某网友所评论的是“细节的启蒙”。其笔锋所及，根本没有白宫风云、世贸惨剧、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争斗、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硝烟等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全都是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细节。比如，在美国怎样考取驾照、学校的家长会如何开、在超市购物的账单、社区图书馆的设备、在邻居家参加派对的经历、孩子们如何参加的慈善活动等等。就是在这些细节之中，中美之间的经济、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便立刻彰显出来。就民族性格、精神传统和制度渊源而言，中国离法国最近而离美国最远。比如，惯于忍耐的中国人宁愿像法国人那样突然闹起翻天覆地、血流成河的革命来，也不愿像美国人那样安静地坐下来、经过旷日持久的讨论、制定出一套看似繁琐、实则一劳永逸的法律条文。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向来盼望“明君贤相”式的完美搭配，因此顺理成章地接受罗伯斯庇尔式的道德激情，却无法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会认为“总统是靠不住”的。

在《活在美国》一书中，我认为最有意思的一部分是：作者从在美国出生并成长的儿子和女儿身上，观察和思考美国教育的特色。书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父亲问举手投足都活脱脱是“美国鬼子”的儿子：“你们学校的老师教育你们要爱国吗？”年方十二岁、正在上初二的儿子回答说：“老爸，你以为这是在中国啊，天天唱中国我爱你，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爸，这是美国。我们老师从来不教导我们爱美国。”父亲又问：“那么你们爱不爱国？”儿子回答说：“我们许多小孩子都爱美国，但老师从来不教我们必须爱美国。”父亲接着问：“那老师教导你们要爱什么？”儿子郑重地、一个词一个词地回答：“老师说，要尊重（respect）这块土地，要爱解放（liberty）、自由（freedom）、和公义（justice）。”这段对话真应该收入到未来中国的中小学生公民课本中。是的，没有一个美国教师会向孩子们灌输无条件地去爱僭越、独裁的“党”和空洞无物的“人民”，以及躲在“党”和“人民”背后、操纵着傀儡线的“伟大领袖”。当一个国家强迫其公民去爱它的时候，它已然毫无可爱之处了；当一个未经选举的政府自以为是地“代表”全体民众的时候，其统治的合法性早已烟消云散了。

美国教育的核心是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和天赋，为其独立成长创造自由和宽松的外部环境。美国的孩子们不必做多如牛毛的家庭作业，他们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范学德写道：在家长会上，老师告诫家长们说，家长不必帮助孩子完成家庭作业。孩子不会做，证明他还没有掌握问题，他只要把不懂的地方写下来，第二天告诉老师就可以了。帮助孩子们学习，这是老师的责任。老师还说，不希望孩子们花太多的时间在学习上，孩子们要有家庭时间。学习是有乐趣的，孩子们知道如何学习，而不是记忆、背书。在中国，家长和孩子一起在家庭作业的重压下呻吟，倘若学校的老师也能说出这样通情达理的话来，那该是多大的福音啊。可惜的是，中国大陆的老师们也是教育制度的受害者，他们的头上也悬着升学率的宝剑，他们哪里能够像美国的老师那样从容自如呢？

范学德在书中还向读者介绍了美国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基督徒群体，特别是华人基督徒群体。他描述了许多生活功成名就之后更加迫切地追求真理的华人朋友们的信仰之路。在近三百万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族群中，有近四分之一的人是基督徒，此比例在美国少数族裔中是名列前茅。是什么原因让这群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半生打拼、饱经忧患的“精英”们，彻底低下头颅、谦卑顺服在上帝的面前呢？范学德没有从哲学和神学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讲述了一个个充满爱心乃至“爱人如己”的牧师和基督徒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最好的答案。范学德也发现，美国的华人教会是华人心灵的归宿、社交的中心以及第二代母语教育的基地，是一个扩大化的家庭。如果今后中国大陆也实现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国的教会也会具有类似的功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活在美国》并不是为了夸耀美国的生活有多么美好，范学德期望告诉读者这样一个真理：生活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怜爱、悲悯和感恩的心。《活在美国》中的大部分文章都与信仰有关，却不从未喋喋不休地向别人灌输宗教信仰。作者谈论信仰的方式“如羚羊挂角，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不是一本“专职”的“传福音”之书，而是一本在生活和生命中发现并阐发真理和光明的书。这本书不会让那些“外邦人”望而生畏，范学德的这种写法确实值得某些牧师和基督徒作家们反省——“属灵的八股文体”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僵化、凝固的模式。其实，不引用圣经或少引用圣经，未尝不能让读者感受到圣爱的温馨和信仰的伟大。

范学德在序言中说，他在美国最大的感受就是自由与尊严，“我切实地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人的自由和尊严”，而这自由和尊严正是因人“被造”的属性而来。他在书中涉及到在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明晰的主线有三条：宗教、法律和教育。当然，宗教信仰又是法律和教育的源泉和基础。在西方世界，美国是基督教氛围最为浓郁的社会，也是政教关系处理得最好的国家。所谓“该撒的归该撒，上帝的归上帝”，也就是政教分离的原则，在罗马教廷权力滔天的中世纪，其内涵是限制教会干涉各国的政治事务；而在政府权力逐渐扩张的近代以来的几个世纪里，其内涵则是限制政府对公民的心灵和信仰的干涉。美国宪法所确立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是美国社会活力长存的根系。暴风骤雨如“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可以伤害美国这棵大树的几片枝叶，却不能动摇此立国之本。

美国繁荣富强的秘密在哪里？卑之无甚高论，就在《活在美国》的字里行间里。作为一名风尘仆仆地“在路上”的传道人，范学德的足迹到过美国的很多地方，也广泛接触过为数众多的华人基督徒群体以及其他族群。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经历，是一般的赴美学习和工作的华人所不具备的。因此，作者对美国和中国的观察及比较，有理有据，不偏颇、少成见，更容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所认同。范学德见多识广，更因有一颗基督徒平和宽厚、仁爱润泽的心灵，使其“细节启蒙”如活水的江河般缓缓流淌。这是一本值得每一个对美国有兴趣、对中国有牵挂的读者阅读的好书。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初稿，二零零七年九月十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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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5.9.2007 12:32
标题: 作为傀儡的孔子
在通常情况下，后发展国家在转型遇到困境的时候，便会迸发出一股反现代化、反西方文明的综合症，极度自尊又极度自卑的中国尤其是如此。从清末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到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再到今天在中共当局主导下声势浩大的祭孔、祭黄帝和炎帝等活动，无不如此。在共产主义成为过街老鼠的时刻，中共当局走投无路，转而向孔夫子顶礼膜拜。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强势造星运动，一个连断句都断不开的“铁娘子”于丹，以宣讲《论语》而成为中国大陆第一畅销书的作者。可怜的孔夫子，再度沦为傀儡戏中的主角。

老毛一生以批斗孔子为乐，既然他本人自诩为“伟大导师”，那么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人师表”的孔夫子便注定了要被彻底打倒，再踏上一只脚。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唆使北京师范大学两百多名红卫兵，在“摧毁孔家店”的旗帜下，由谭厚兰带领，来到山东曲阜。他们摧毁了六千多个文化古迹，焚毁了二千七百多卷古书，九百多卷字画和许多不同朝代的石碑。这些东西中有七十多件国宝级珍品和一千多本绝版书籍，损失无可挽回。在老毛晚年，居然还搞出一个“批林批孔”运动。林彪元帅本来是老毛的“亲密战友”，却被塑造成孔夫子的孝子贤孙。为了批垮批臭已经丧生异邦的林彪，孔夫子不幸再度被拉来陪绑。

孔子被独裁者当作傀儡，那些表面堂皇、骨子腐旧的“新儒家”们，更是争先恐后投身于帝王将相门下。昔日，海峡两岸儒学的泰山北斗，表现皆如此不堪：此岸的冯友兰高声赞美毛皇帝和江娘娘，彼岸的钱穆则肉麻地吹捧蒋介石，人格尊严和学术尊严荡然无存。今天，大陆“新儒家”又借尸还魂，偷窥到官家的眼色之后，要么上书恢复汉家衣冠、童子读经，要么呼吁抵制圣诞、拒绝西化，或者作封禅祭文，或者占卜算卦，一时间，好不热闹。

在这声势浩大的“国学热”中，不识时务的北大学者李零出版了别具只眼读孔子的《丧家狗》一书。因书名的“不敬”，该书遭到了蒋庆、陈明等“新儒家”的围攻，多家“新儒家”网站也对作者展开上纲上线的大批判。这些精明的“捍卫中华文化的斗士”，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可以批评的，什么是不可以批评的。中共当局当然是不可以批评的，尽管他们曾经干下过砸孔庙、毁孔陵等大逆不道的恶行，但批评他们是有风险的，所以还是保持缄默为好；而李零当然是可以批评的，他不过是一名孤立无援的学者，居然敢对神圣的孔夫子妄加调侃？那还不将他五马分尸了！

这些所谓的“新儒家”们视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为仇寇，却对中共当局毁灭中国传统文化的所作所为保持沉默，其欺软怕硬的文化专制主义面目昭然若揭。李零无辜地成了他们的箭垛。其实，以“丧家狗”为书名，并无羞辱孔老先生的意思。李零在《自序》里说，孔子很凄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顛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而“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对于这一次遭遇“大批判”，李零感叹说，不要以为“文革”就是整知识分子，其实，“文革”中真正整知识分子的人，就是知识分子。大陆当年的批孔干将，现在也是急先锋，只不过换成尊孔而已。如果他们手中有刀，首先丧命的，就是他的同类。

倘若中共当局抛弃共产主义而独尊儒术，其专制主义本质并无任何改变。孔夫子，不过是泥人张手中的泥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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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5.9.2007 21:23
标题: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日前，一名来自新疆的失业工人勇敢地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扔燃烧瓶，这是一九八九年湖南三勇士污染毛像之后，又一起普通民众抗议以毛泽东为象征的中共专制政权的义举。对比彼岸台湾拆除蒋介石铜像、改“中正纪念堂”为“民主纪念馆”的做法，此岸的中共政权仍然奉毛如神明，因为“毛将不存，皮之焉附”，毛是中共独裁体制大厦的最下面的一块基石。

此次失业工人焚毁毛像，表明被中共长期压抑、剥夺与侮辱的“工人阶级”，已经日益认识到他们苦难的根源何在。在九十年代初期，国营企业纷纷倒闭，失业工作队伍迅速扩大，许多“下岗工人”由于对现实不满，转而“思苦忆甜”，美化毛泽东时代的“一穷二白”，甚至在游行和上访的时候打出毛像来，形成了某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奇观。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和史料的披露，如李志绥的《私人医生回忆录》和张戎的《毛泽东传》等著作的出版和流传，大部分大陆民众包括失业工人在内，已经对毛的罪恶有了相当的认识。希望回到毛时代便能过上“阳光灿烂的日子”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

那么，今天的中国还有谁崇拜老毛呢？毛泽东的崇拜者，不是愚夫愚妇，而是贵为党魁和国家元首的胡锦涛先生。不久前，毛仅存的儿子毛岸青死去，当局居然以副总理的待遇为其举办葬礼。胡锦涛亲自出席并慰问毛家老小。毛岸青乃是一个精神病人，对党国也没有什么功勋和贡献，他凭什么享受副总理级别的礼仪呢？

对比两年前赵紫阳先生凄凉的后事，此次当局对毛岸青后事的破格操办，不禁让人感慨万千。赵紫阳曾经担任过政府总理和党的总书记，其葬礼却在严密监控下低调举办，胡锦涛不仅没有亲自出席，甚至连一个花圈都没有送，冷酷无情之至。对于中国的贡献，难道赵紫阳不如区区毛岸青吗？中共奉行的是另外一套价值标准：毛岸青是毛泽东的儿子，而胡锦涛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所以，作为毛泽东精神上的儿子胡锦涛，一定要向作为毛泽东肉体上的儿子的毛岸青致意。

胡锦涛在骨子里是一个毛主义者。他上台伊始便赴西柏坡朝圣，隆重纪念毛的诞辰，甚于纪念邓小平，拔出巨款在湖南韶山修建第二个“毛主席纪念堂”。胡锦涛的大学教育是在毛时代完成的，他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完全是毛时代所赋予的。在处理中国的难题的时候，他不是面向西方的民主制度寻求解决方案，而是希望回到毛时代继续独裁统治。当然，胡无法让中国的经济和外交等领域回到毛时代，但在意识形态宣传和新闻出版控制上，却对毛的那一套愚民政策亦步亦趋。

不过，我想，胡锦涛在毛岸青的尸体面前应当暗自庆幸，庆幸这个“太子”幸亏是个精神病人。否则的话，毛岸青必定会像邻国北韩的金正日一样继承皇位；那么，哪里轮得到他这个出身平凡的技术员成为“第四代领导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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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6.9.2007 19:11
标题: 在美国国会谈中国宗教信仰自由


（编者按）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在美国短期访问的中国作家、基督徒余杰，应美国国会宗教自由委员会、众议员沃尔夫办公室等机构的邀请，在美国国会作了《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及前瞻》的主题报告。以下是余杰的发言稿和他整理出来的讨论问答。

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新趋势

中国大陆已经有七千万左右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家庭教会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非政府组织，成为共产党之外惟一遍布全国的大型组织网络，其成员人数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近二十年来，中国基督徒的数量，以每年数百万的人数迅速增长。在基督教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上，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之内，有如此众多的民众成为基督徒，是前所未有的。二零零零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城市教会的影响和地位开始超越乡村教会。在缺乏宗教信仰自由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的真教会都以“家庭教会”的形式存在，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让中国教会以早期使徒时代的教会那样，持守与传播真理。

近年来有一大批年轻一代的城市知识分子成为基督徒。一批具有先知精神和保罗精神的信徒的出现，像新鲜的血液一样进入家庭教会之中，大大地加添了家庭教会的智慧与力量，使得中国的家庭教会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成为一支精兵。这个特殊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努力实现知行合一，在不自由的社会中成为争取自由的先锋，在不公义的社会中充当捍卫公义的使者。

“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在研究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时，发现了长期被忽视的一个事实：在苏联及东欧的极权主义崩溃和民主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宗教信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转型，必须以文化、精神和道德的转型为先导，历史学家们承认，罗马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持久的呼吁和祷告，其力量丝毫不亚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苏联及东欧各国信徒们的祷告和非暴力抗争，使特权阶级和国家暴力机器被感化而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危机。另外，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以及南非和南韩的社会转型，教会都发挥了关键的力量。这些经验值得中国学习。中国在未来的政治转型中，我们希望调动一切健康的力量，避免出现大规模的暴力和流血冲突，既使得中国顺利实现民主化，又避免出现大的崩溃和动荡。

北京的方舟教会

以北京方舟教会为个案，可说明城市知识分子教会的一些特点和发展趋势。方舟教会2001年成立，最早是在我家中的一个小小的查经班，只有三对夫妇。如今，已经拥有五十名左右的会友，多为作家、律师、记者、编辑、画家、音乐家等知识分子。有部分异见人士，天安门屠杀中的残疾人士等；也有普通的工人、到城市打工的农民等。如果不是通过教会，这些不同阶层、不同教育背景的人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特殊的“共同体”。在家庭教会当中，方舟教会的异象是成为“地上的教会”，成为公开的教会，以归正的信仰来承担文化使命。

2006年5月11日，布什总统在白宫接见了王怡、李柏光和我三名来自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三人都是方舟教会成员或由方舟教会牧师施洗。在那次会见中，布什总统提出中国的家庭教会浮出水面、成为人权和自由运动中的先锋的建议。三人与布什总统会面之后，方舟教会继续受到种种迫害：秘密警察约谈方舟教会的多位会友，直接提出将其驱赶出北京的威胁；警方还向房东施加压力，导致房东取消租约，使得教会被迫提前搬迁；警察还访问若干名会友的家庭，间接向其家人施加压力等等。但是，方舟教会的绝大部分会友，并没有屈服于当局的压力，而是继续坚持自己的信仰。

中共政权的宗教政策

下面，我对中共政权的宗教政策作一些个人观察和分析。中共坚持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一党独裁的统治模式，中共打压和控制各宗教团体的基本政策不会变化。中国宪法中的宗教信仰自由根本不能实现，官方通过国务院2005年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严重地限制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比如控制礼拜聚会的人数、场地，以及通过内部文件规定公务员、军人和警察等不得有任何宗教信仰、不得参加宗教活动等（数千万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由此被粗暴剥夺）。

我还发现，近年来，在国际压力和国内压力之下，中共当局不得不调整宗教政策，宗教迫害变得越来越隐蔽，打压和控制两种手段同时使用。有关部门展开了对西方的宣传战，如到美国的圣经展览，甚至主动邀请罗马教宗访问中国。但是，西方宗教界的高层人士在访问中国期间，观察到的只是一个“橱窗中的中国”。中共方面还对他们所发表的看法进行断章取义，将他们塑造成中国宗教政策的辩护者，如英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德国的巴伐利亚主教等人。

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是残缺不全、有名无实的。比如，圣经在中国仍然是一本禁书，一本在书店里买不到的书，一本处于隐形状态的书，一本只能在官方控制的“三自运动”的教堂里买到的书。一方面，官方的高层人士建议，在奥运会期间，应当仿效西方的惯例，在有西方客人下榻的高级酒店中放置一本圣经，供基督徒阅读，让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另一方面，中国公民私自印刷和传播圣经，则有可能被判处重刑。

两个关于圣经的个案

列举以下两个个案：二零零六年十月九日，因印刷和免费散发圣经以及其他基督教书籍而被捕的家庭教会牧师王在庆，被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交纳罚金十万元，没收被查扣的书籍和印刷经费，罪名为“非法经营”。二零零七年八月三日被抓捕的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的基督徒商人周恒，因到托运站接收外地寄来的大量圣经，于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正式逮捕，现羁押在西山看守所。如果罪名成立，周恒可能面临最高达十五年的徒刑。

我呼吁西方更多关注这些受迫害的基督徒，关注他们在监狱中的处境。在奥运会前夕，西方可以持续施加压力。余杰认为，可以利用奥运会这一契机，迫使中共当局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作出更大的改进，也使得中国的家庭教会与西方教会有更多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奥运会前夕，中国在新闻自由方面稍稍有所松动，比如今年初颁布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规定，外国记者在奥运会前后的新闻采访有了更大的自由。记者无国界组织多次发表声明，对中国形成强大的压力。但是，宗教信仰自由的议题没有得到同样的关注，致力于宗教信仰自由的非政府组织、教会和所有的基督徒，都应当像记者无国界那样勇敢地行动起来，展开大量的像中国宣教的工作，即使被遣返，但每一个被遣返的事件都可以成为一个新闻事件，成为撕破铁幕的一个缝隙。

会后问答

演讲结束之后，来自华盛顿各人权团体、宗教机构、智库和大学的官员及学者们纷纷提问。有人提问说，律师对被捕的基督徒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是否能够使得案件出现重大转机，是否能够对被迫害的基督徒带来真正的帮助？

我的回答：许多案件都是官方一手炮制出来的，在中国现有的司法体系之内，律师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但是，一些基督徒律师的积极介入，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可以收到好的结果：首先，律师的介入，有可能使得当事人的刑期有所降低，如原定十年徒刑的，由于有来自北京的有影响力的律师的介入，降低到六年；其次，律师的介入，能够使得当事人在看守所和监狱中的处境有所改善，受酷刑的可能性降低，家人能够及时前去探访和送物品进去；第三，由于律师的帮助，家属会更有勇气支撑下去，并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让更多情况被曝光出来，五年前敢于接收西方媒体采访的受迫害的家庭的家属，敢于出来公开申诉的寥寥无几，如今大部分家属都敢于说话了，这与律师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还有人问道：如今中国大陆的出版业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在北京的书店里可以买到英国著名的基督教作家路易士的作品，是否说明基督教的书籍在中国可以自由出版？

我的回答：胡锦涛上台之后，新闻出版的控制比江泽民时代加强了。但出版业已经高度商业化了，因此胡锦涛的控制也无法完全到达毛泽东时代那样“铁板一块”的水准。路易士的作品在中国出版，是因为根据他的原著改变的电影《纳尼亚传奇》在中国非常受孩子们欢迎，出版社便将他作为儿童文学作家推出来。一般的读者并不了解他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路易士那些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批判共产主义的作品，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翻译出版。《耶稣在北京》的作者戴维•艾克敏及其助理傅夏霖女士也补充指出，虽然艾克敏的《布什总统的信仰传记》可以在中国出版，但《耶稣在北京》却至今不能公开出版，据说中共政治局组织翻译之后专门供中共高层阅读。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中国出版界的复杂情况。

还有人问道，城市新型的知识分子教会与传统的农村家庭教会之间存在很多差异，两者之间是否会有分歧和冲突？如何解决此问题？

我的回答：两者的分歧和冲突当然是存在的，但如果有充分的交流和沟通的机会，也许可以在许多方面都达成一致。余杰谈及了几年前到南方一个农村家庭教会讲道的经历。那是一个极端保守的教会，甚至有点类似美国的阿米西人，他们甚至拒绝电视和报纸，不允许在教会中拍照和拍摄。当时余杰前去讲道，认为电视是中性的平台，虽然电视上可能有色情和暴力节目，但电视也可以成为传播福音的管道，在美国就有若干福音电视频道，有若干知名的电视布道家。由于双方的观点不一致，这个教会此后不再请余杰前去分享。但是，后来，余杰仍然不断与他们探讨，也发现他们慢慢地发生了变化，比如开始尝试用DVD等来传福音。因此，充分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一位学者提问说，未来中国崩溃之前，中国教会需要作哪些准备，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我的回答：目前中国教会的准备十分不足，完全不足以应付未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转型。首先，教会内部要完成民主化的组织建设，此次到美国来访问，便是考察美国教会（当然也包括美国的华人教会）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中国的官方教会不必说了，即便是家庭教会，大部分也没有一套完善的运作机制，比如教会的长老执事会如何建立，长老执事会与牧师的权力如何分割等等。这些都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教会的传统和经验。也就是说，教会自身要成为民主的先行者。其次，教会和基督徒要积极关注社会问题、公共问题，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慈善等各方面的事务，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成为社会公义和良知的代表，在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才能获得公众的信赖。南非由图图大主教领导“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功地解决了社会转型的问题，既保障了公义的彰显，也避免了报复和仇恨的蔓延，这是值得中国教会学习的榜样。

最后，还有学者提问说，奥运会前西方教会到中国宣教，以及西方各阶层人士访问中国，应当采取何种策略和方式，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和福音的传播？应当以一种公开的、挑战性的方式，还是以低调的、秘密的方法？

我的回答：两种方法都是可行的，不同的身份、地位、处境的人或者机构，可以采取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可以有多种多样。有人可以选择先锋、挑战者的角色，即便被骚扰、被遣返，也要公开传教，这就是主动冲击中共的底线和禁区，这很重要；有人选择比较低调的方式，通过教学、经商等方式到中国工作，以实现传教的目的，这样水滴石穿地努力也不可缺少。当然，政治家可以更加积极。不久前在澳洲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上，布什总统答应了胡锦涛主席的邀请，届时到中国观看奥运会比赛。这是一个好消息，中国的基督徒们迫切盼望布什总统再次到中国访问，尤其希望布什总统在此次访问中，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如果恰好遇到主日崇拜的时间，到方舟教会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家庭教会中去做礼拜，与中国的基督徒一起分享自己信仰的经历。去年在白宫的会谈中，我曾正式邀请布什总统下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到家庭教会做礼拜，此次再次向总统发出邀请。布什总统参加家庭教会的礼拜，将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对中国数千万基督徒都是巨大的鼓舞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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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4.10.2007 22:30
标题: 谁是缅甸独裁者的后台老板？
近日，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和英国提出的缅甸问题的决议案进行表决。美国和英国认为，缅甸国内存在人权、艾滋病、毒品等问题并对地区安全造成威胁。但是，由于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反对票，该决议案未能得以通过。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在发言中表示，缅甸问题本质上仍是一国内政，缅甸国内局势并未对国际与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安理会强行介入缅甸问题不仅逾越安理会职责，而且无助于联合国其他机构对缅甸问题进行正常讨论。”

我在电视上看到了王光亚举手投反对票的丑陋的一幕。这是大独裁者对小独裁者的支持，历史将牢牢记载这一刻。这一幕充分表明了联合国的无能和常任理事国具有否决权的这一机制的致命弊端。只要这种机制还存在，只要处于一党独裁下的中国仍然居于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联合国就无法在推动全球民主化和改善各国人权状况方面有大的作为。这次表决堪称联合国的一大丑闻，也再次敲响了警种：联合国的改革迫在眉睫。

中国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本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政府领导全国军民浴血奋战，从而使得中国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并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大力支持之下，最终获得的。中共长期破坏抗战大业，夺取政权之后进而僭越此席位，多年来利用此身份在国际舞台上支持独裁政权，为邪恶张目，民主国家却难以约束之。

中共政权的外交政策从来都不是“韬光养晦”，中共的党魁们不仅要荼毒国内的亿万民众，更要试图将暴政推广至全球。老毛曾云，革命的第一要务，便是认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昔日，老毛最好的朋友都是些如蚁附膻的独裁者，如：苏联的斯大林、阿尔巴尼亚的霍查、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北韩的金日成、柬埔寨的西哈努克等等。今日，中共继续支持北韩的金正日政权，纵容苏丹独裁政府的种族屠杀，并积极支持缅甸军政权的倒行逆施。中共政权就是一个更具有隐蔽性的本？拉登的基地组织。

中共所维护的缅甸当局是一个赤裸裸的军政权。这个政权悍然枪杀抗议民众，如同中共当局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中的所作所为一样。这个政权长期监禁在大选中获胜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并取缔了她所领导的民主政党。缅甸军政权长期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而它仍然能生存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中共的经济援助。中共的秘密经援，从来没有交付民众及人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和表决。

缅甸军政权的腐败程度也令人瞠目结舌，大概只有中共才会见惯不惊：不久前，缅甸军人执政团首长丹瑞上将的女儿，举行铺张扬厉的豪华婚礼，引起缅甸民众强烈不满。在互联网上流传的长达十分钟的录像中，出现了身穿传统白色礼服、沐猴而冠的丹瑞，他直挺挺地陪着女儿步进大厅，这也是他罕有的不穿戎装的时刻。丹瑞的女儿丹达瑞，则一身珠光宝气。这对新人象征性地合切五层高的蛋糕，新郎藻漂温少校接着把香槟倒入多层酒杯，他们还在洞房里的挂着金色饰带的睡床前摆态合照。据说，婚礼和包括多辆豪华轿车和多栋豪宅在内的结婚礼物，总值五千万美元，相当于缅甸全国民众三年的医疗保障的总和。

倘若中共真的实现了“大国崛起”的迷梦，那么缅甸、北韩、古巴、苏丹、伊朗等独裁政权也就可以长长地舒口气了。大小暴君，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此意义上，促进中国的民主化，不仅是国人奋斗的目标，更是全球民主国家不可推卸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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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4.10.2007 22:32
标题: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六十岁的昂山素季



亚洲自由女神-------昂山素季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

是那些日韩偶像剧中美轮美奂的明星，还是港台戴着影后桂冠的演员，抑或中国大陆本土制造的青春靓女？是日本的藤原纪香，还是韩国的全智贤？是香港的张曼玉，还是大陆的徐静蕾？

不，都不是。因为我在这里所说的“美丽”，不单单是指相貌的美丽，更注重心灵的美丽和精神的美丽。当我在网络上看到缅甸人权运动领袖昂山素季以绝食来抗议军政府暴行的消息时，我终于找到了准确无误的答案：是昂山素季，她才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

昂山素季，这位今日亚洲最伟大的良心，这位一九九一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正如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公告中所赞美的那样，“她的斗争是近几十年来在亚洲所表现出的公众勇气的最杰出的范例之一，她已成为反抗压迫的斗争中一个重要的象征。”她如同一朵莲花，出淤泥而不染。

这一次，昂山素季为在军政权压榨下苦苦挣扎的缅甸人民绝食，为那些在黑暗中呻吟和呼吸的同胞绝食，也是为所有生活在不自由和非民主国度中的人民绝食。

她为了解救被奴役的同胞而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这位本来可以在西方过着极其优越的生活的学者。

她为了帮助那些被凌辱的百姓而处于饥饿之中，这位弱小、文雅而静穆如一池秋水的东方女性。

与已然崩溃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相似，缅甸军政权是当今世界最残暴、最僵硬的独裁政权之一。缅甸军方于一九六二年夺取政权，迅速建立起严苛的专制统治。几代粗鄙不堪的军头，均无力创造某种新的意识形态，而是用赤裸裸的暴力来维系其权力。他们悍然取消缅甸人民基本的人权和自由，将这个昔日和平温馨的东南亚佛国变成困苦不堪的“动物庄园”。

虽然缅甸只是一个位于东亚边陲的穷国，并无外敌入侵的危险，军头们却逐渐组建起一支庞大的、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并一个个自封为“大将”——他们可不像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那么谦虚，卡氏仅仅自称“上校”。

一九八八年，当缅甸人民发起反抗军政权的游行示威时，遭到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共有两百多名无辜民众死难。因为缅甸国小力弱、经济落后、资源匮乏，地理位置偏远，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并未受到外界应有的关注。西方大国的媒体和政府也有“世故”的一面，他们对这个东亚一角的穷国、“亚洲的波兰”闭上了眼睛。

这个时候，弱不禁风的昂山素季站了出来。

那一刻，甘地的教导回响在她耳边：“对一个个人或者一个国家而言，最了不起的天赋是无畏——不是全然的血气之勇，而是打从心中没有恐惧。”昂山素季的理想便是，让缅甸人民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面对不受制衡的强权时，勇气和坚忍的不尽泉源，大体上是对于伦理道德原则神圣的坚定信仰，伴同一种历史感——即，无论人的现状是多么退步，终久，人类在精神上和人类责任的根植之处，是对于完美的概念、是达成她的愿望、是迷途知返的智慧、是坚定向前的决心。”

昂山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当年曾经奋起反抗英国和日本两个殖民大国在缅甸的统治，二战之后继续为缅甸的独立和民主而奔走呼号。昂山在缅甸人民当中享有崇高威望，是缅甸军队的创始人，且被誉为“缅甸之父”。一九四七年，在缅甸独立前一年，昂山在国会开会时被政敌所暗杀。当时，他的女儿昂山素季年仅两岁。

父亲死后，昂山素季随母亲旅居印度。之后她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毕业后留校任职。其间，昂山素季结识了牛津大学的教授阿里斯，不久之后两人相爱结婚。

然而，历史的宿命没有让昂山素季成为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或书斋里的学者。命运对她另有安排。一九八八年，昂山素季回国料理母亲的丧事，本来她只是计划作短暂的停留。谁也没有料到，此时此刻，缅甸人民勇敢地站起来反抗军政府残暴和腐败的统治。枪声在首都响起来。自己国家的军队向自己的人民开枪，比当年的英国殖民者和日本军队还要视人命如草芥。

“我不能对祖国所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八月二十六日，仰光近百万群众在瑞德贡大金塔西门外广场集会，昂山素季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民众发表演说。她一身雪白的长裙，宛如一只从仙境飞来的白天鹅。她那慷慨激昂的神态、铿锵有力的声调、掷地有声的言词令所有在场的民众印象深刻。

此时此刻，饱受蹂躏的缅甸人民终于欣喜地发现，他们盼望已久的领袖诞生了。从那一刻起，昂山素季不再是一名居高临下的旁观者，而成为承载沉重的家国命运的“史诗中的史诗”。昂山素季性格腼腆，其实并不喜欢政治这一领域，她更想当作家，她对缅甸的历史和和文化有深刻的研究，“但是，我参加了，就不能半途而废”。

近代以来缅甸的历史，是一幕迄今仍然在上演的充满血雨腥风的大悲剧。比起昔日的殖民者更可怕的，是本国军阀们对民众的“自我殖民主义”。利用暴力和恐惧，军政权将这片六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了他们脚下的“私产”，将四千五百万人民变成了他们手中的“人质”，这是一种不加任何掩饰的“国家恐怖主义”。在枪口之下，人们不得不沉默了，人们在贫困中连呻吟的声音都不敢发出来。邱吉尔说，民主制度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那么，军政权无疑是一种最坏的政权。

昂山素季敏锐地发现了缅甸悲剧的根源——“极权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础上的系统。一个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会不知不觉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恐惧是阴险的，它很容易使一个人将恐惧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当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为一种习惯。”让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使人人都是灵魂的残缺者，这正是独裁者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而要改变这种“灵魂受伤”的状况并非易事。

昂山素季认为，惟一方法就是：“作为一个沉思的从业者，我有许多打破习惯的方法。打破伪善恶习的最佳方法就是和诚实的人生活在一起。”她坚信，世界应该适合于理性、文明的人类，这个世界观促使一个人勇于冒险、勇于受苦，以建立没有匮乏、没有恐惧的社会。真诚、公正和同情，这些观念不能够被当作平凡、陈腐的东西忘掉，因为它们常常是抗衡无情强权的最后堡垒。

从此，昂山素季，这个外表柔弱、身材单薄的女子，成了缅甸军政府最头疼的人物。当局出版大量读物攻击昂山素季，说她受到共产党徒唆使，亵渎神明和企图分裂军队，罪状斑斑。但是，到底谁才是麻烦制造者呢？

昂山素季没有权力、没有金钱、没有官衔，却拥有缅甸人民的心。她深知，绝对不能采取以暴易暴的方法来解决国内危机，这种方法表面上看最有效果，实际上却让自己堕落为与军政权同样的地步。

在《自由》一书中，昂山素季指出：“一些人改变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当南非的旧政府、拉丁美洲的军事专政进行独裁统治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认识到这些变化不可避免，这是他们所能选择的最好道路。我所表达的真正改变是通过理解、同情、正义、爱心后的内在变化。”她希望所有良知尚存的当权者接受这样的建议，尽早启动民主化改革，而不必等到人民起来推翻之。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昂山素季组建了她自己的、也是缅甸人民的政党“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并出任总书记。这是对军政权的第一次挑战。民盟很快发展壮大，成为全缅最大的反对党。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日，缅甸军政府因为国殇日而特别派驻在昂山素季家门外的病员，有十一部卡车之多。当她试图离家到烈士墓地作私人性质的参拜时，却遭到阻挡。当局以煽动骚乱为罪名，宣布对昂山素季实行为期十二个月的软禁，昂山素季的电话和其他通讯手段全部被切断。同时，当局逮捕了两千名民盟的支持者。《纽约时报》报道说：“在狱中的民主人士遭到例行的、有时是残酷的凌虐。据报告，酷刑包括殴打和拷问。”

对于软禁，昂山素季的回应是：“要求移监仰光的印塞因监狱，与其支持者中之被捕者受同样待遇。”其要求不被理会，于是她立即展开绝食抗议。此次绝食抗议历时十二天。在此期间，她只饮水。直到当局承诺“被捕者的案子将经由适当的法律程序处理”，她的绝食抗议才告结束。

身体被囚，并不能阻挡灵魂的飞翔。军政权的这一愚蠢的做法，成为对昂山素季免费的“助选”。一九九零年五月，军政权宣布，缅甸将举行大选，他们认为昂山素季长期被软禁，已经失去了号召力；而民盟经过打压之后，也没有太大的动员能力，因此当选者无疑是手握党政军大权的他们自己。结果，民盟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一共赢得了议会四百九十五个议席中的三百九十二席。

惊慌失措的军政府对此次大选的结果不予承认。他们不仅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而且继续监禁昂山素季。军方组建了“恢复国家法律和秩序委员会”来掌握政权，后来又将其改名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殊不知，这些粗暴专横的军人自己，才是国家的法律和秩序、和平与发展的最大敌人。他们为了个人的野心和贪婪，破坏了国家的法律和秩序，阻碍了国家的和平与发展。他们的统治已然丧失了合法性，为了维系摇摇欲坠的权力，这个政权只有通过野蛮的暴力来威吓人民。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昂山素季的丈夫阿里斯患癌症在伦敦去世。他曾请求缅甸当局让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去看看妻子，但被蛮横地拒绝了。从一九九五年圣诞节去看过妻子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看过她。他孤独地死去，但他完全理解妻子所做的一切，并与她一起承担了巨大的痛苦。

昂山素季在狱中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军政权催促她去英国，与两个儿子团聚。但是，昂山素季知道，自己一旦离开祖国，就再也不能回来了。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家庭的分离，是我争取一个自由的缅甸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

在日益受到民主化的“第三波”冲击的亚洲地区，一方面是民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却是政治的黑金化和政客的戏子化。亚洲能够诞生自己的伟大政治家吗——像非洲的曼德拉、像欧洲的哈维尔？

昂山素季是亚洲地区惟一能够称之为“伟大”的政治家。一九八八年之后，民盟被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昂山素季本人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禁中度过。二零零三年春天，她短暂地获释过一段时间，不久军政权又以“安全原因”为理由重新剥夺了她的自由。

尽管如此，昂山素季仍然堪称当代亚洲最有力量、最有魅力的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将权力传给儿子的新加坡政府“资政”李光耀，在昂山素季面前能不羞愧吗？那些深陷黑金漩涡中的日本政客，在昂山素季面前能不羞愧吗？甚至曾经是人权活动家的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也因急功近利的“阳光政策”和家族丑闻，在昂山素季面前黯然失色了。

很多人认为，政治是世界上最肮脏的领域，只有那些“厚黑”之人，才能选择进入该领域。但是，昂山素季轻车简从，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她领我们穿越了政治那黑暗的沼泽地，改变了我们对政治固有的偏见。

昂山素季所拥有的是一种“无权者的力量”。某些自我膨胀的独裁者，其手中控制着几百枚核弹的红色按钮，能在几分钟之内毁灭世界，因此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而谦卑温柔的昂山素季，既没有权力，也没有金钱，单单拥有一颗“同情和慈悲的爱心”。她正是依靠着“同情和爱心”，赢得了缅甸人民的爱戴和世界人民的尊重。

昂山素季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第一次明确阐释了佛教与民主自由的关系，如果她的事业能够成功的话，那么她便是第一个将佛教观念与民主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家和实践家。昂山素季是从宗教的高度来审视与理解政治的：“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民主政治，一个有着同情心和爱心的民主政治。我们不应羞于在政治上谈论同情心和爱心，同情和爱的价值理应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因为正义需要宽恕来缓和。一个记者问我：”你和别人交谈时总是对宗教谈论很多，为什么？‘我回答：“因为政治是关于人的，我不能将人和他的精神价值分离开。’”

一九九一年，昂山素季获得了世界最高荣誉——诺贝尔和平奖。她无法亲自前往挪威领奖，只好让儿子代表她发表答词。在这份答词中，特意引述了昂山素季的一段名言：“在缅甸追求民主，是一国民作为世界大家庭中自由与平等的成员，过一种充实全面、富有意义的生活的斗争。它是永不停止的人类努力的一部分，以此证明人的精神能够超越他自然属性的瑕疵。”

对于昂山素季无法亲自前来挪威接受奖项，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弗兰西斯？塞耶斯泰德深表遗憾。他在颁奖典礼上回顾了历史上与之相同命运的其他三位获奖者的故事：德国的卡尔？冯？奥西埃茨基、苏联的萨哈罗夫和波兰的瓦文萨。卡尔？冯？奥西埃茨基是反抗纳粹暴政的英雄，他的获奖被视为诺贝尔和平奖在人权方面最早的授奖。然而，这一巨大的荣誉并没有改变奥氏悲惨的遭遇：他最终死在了希特勒那地狱般的集中营里。萨哈罗夫和瓦文萨也都无法出国领奖，他们不能获得护照。但是，幸运的是，萨哈罗夫看到了民主的曙光，瓦文萨则看到了民主的实现。

过去的历史既有幽暗的一页，更有光明的启示。因此，弗兰西斯？塞耶斯泰德向远方的昂山素季发出了无比美好的祝愿：“我们希望昂山素季也看到她的斗争戴上胜利的花冠。”

但是，那一天何时能够到来？

在亚洲，等待自由的降临需要特别的耐心。

毕竟这块大陆太古老了，有太多的包袱需要卸下来。

此后，又过去了十四年漫长的时光。昂山素季已经六十岁了。

缅甸依然处于经济凋敝、人权恶化的可悲境况之中。只是因为两名军头飞机失事，才使得外强中干的军政权不得不做出一点“改革”的姿态来。缓和的面孔刚刚露出来，立即又收回去了。随着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自恃掌握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的缅甸当局，又开始财大气粗了。他们认为在此国际背景下，西方国家的制裁完全可以抵御。因此，国内的高压还可以长期持续下去。

国际上关注昂山素季的热度也在降低。人类的同情心是有限度的，当缅甸问题沉疴难起的时候，外界也逐渐失去了耐心。东盟等地区性组织开始与缅甸当局展开一系列的合作，俄罗斯也贩卖了大批先进武器。昂山素季的自由，望眼欲穿。

为了自由而失去自由，这是人类寻求自由的历史中最大的一个悖论。归国之后十七年来，昂山素季对当初的选择可以说是无怨无悔。她已经恒久不能见到自己的孩子了，过早成熟的孩子们通常只能在梦中与母亲相会。对于母亲来说这是何等的痛苦！但是，令昂山素季感到欣慰的是，每个热爱自由的缅甸人都是她的孩子。

漫长的幽禁生活，使昂山素季头发花白了，光洁的脸庞上布满了浅浅的鱼尾纹。她那容貌的美丽正在迅速消失，她在精神上的力量却一天天增强。她不再是那个牛津大学图书馆中埋头苦读的少女，也不再是那个伦敦花园中精心操持家务的主妇，她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希望，成为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

羸弱的昂山素季与狮子般咆哮的军政权之间形成了显明的对比。这是文明与不文明的冲突，正如弗兰西斯？塞耶斯泰德在颁奖演说中所指出的那样：“我相信，我们普通人感受到了，昂山素季以她的勇气、她的崇高理想诱发了我们内心一些最美好的东西；我们感觉到，我们正是需要她这样的人来维持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念。这正是使得她成为这样一种象征的东西，正是为什么对她的任何虐待都使我们仿佛感觉伤害着我们内心深处的原因。这位被囚禁的瘦小女性代表了一种明确的希望，知道她的存在，这给我们以对于正义力量的信心和信念。”

是的，善良和美丽是人类潜在的优秀素质，有的时候，它们在我们的身体内沉睡了，但它们可以被榜样的力量激发出来。昂山素季便是一种善良和美丽的“催化剂”。这是一种特殊的美丽，让人感到温暖的美丽——我们能与这样一位伟大的女性生活在同一时代，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昂山素季以其“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式的生命实践告诉人们：政治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肮脏与血腥。政治也可以是这样的——如果说哈维尔改写了政治的定义，赋予其一种道义和责任的价值；那么，昂山素季则将政治升华到宗教层面，她将政治的内核看作是爱、同情和尊重，她找到了东西方文化最佳的结合点。

昂山素季的非暴力斗争思想，既来自其父亲昂山将军，更来自印度的圣雄甘地。这种思想是佛教文化的结晶，也是基督精神的活的体现。在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图图大主教，在为昂山素季的著作写的序言中这样祝福说：“这个国家需要疗伤止痛，然后，当‘过去’已被妥当处理，就应将它稳稳地放置在后头，大家携手向前共赴兴国大业，那么有朝一日，自由、公正、善意、笑声、欢喜和同情心，将掌握斯土最高主权。”

这一次，昂山素季用绝食来反抗军政权的顽劣，来抗议世界对缅甸的冷漠。尤其是后者，让全世界都感到遗憾和羞愧。这是她不得不选择的一种决绝的方式，她以绝食来让世界更清楚地看到缅甸人民所经受的苦难。本来，她根本不需要绝食，就理应受到世界更多的关注和敬重。诺贝尔和平奖固然是当今世界的最高荣誉，但她还应当得到更多、更切实的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

我在电视上偶尔看到过缅甸军头们的画面。我记不清他们那复杂拗口的名字，他们一般都身着一套丑陋的、不合体的军装，矮小粗壮，满脸横肉，且露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派头来。这副“尊容”，让我想起了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某些土匪出身、粗陋无文的军阀们，如张作霖、张宗昌、孙殿英辈。他们以能支配别人的生命为骄傲，以能动用坦克和机枪来显示力量为骄傲。每当看到这些暴力崇拜者的时候，我不禁感叹说：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丑陋的家伙呢？

昂山素季公开谴责自己父亲亲手缔造的军队在这个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军队了解他们一直在扮演帮凶的角色，好让少数几个老头子能够稳坐权力的宝座。”她向军队发出这样的呼吁：“我们希望军队保持中立，这就是一个专业军队所应该做的。”她亦表示自己的反抗不会停止：“我所谓的对抗当局，意指不接受当局用来压迫人民的不法命令。”

当然，那些蛮横的军头绝对不会在意“历史”的价值。他们一向相信，对与错只能由“枪杆子”来决定，人民也只能由“枪杆子”来指挥。如果说缅甸的罪恶正在上演的话，这些军阀头子们便是这出戏的总导演。对于缅甸所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未引起国际社会应有的重视。号称“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东盟将缅甸吸纳为其成员国，这种“不问人权问贸易”的短视做法，总有一天会让东盟“自食其果”。而西方世界也很少将目光凝聚到缅甸这个盛产大米和金箔的国度。

在冷战结束之后的十多年间，西方日渐陷入“光荣的孤立”之中，西方民众的心态也逐渐走向收缩和封闭。他们忘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奥斯威辛的一切，所有的屠杀都是一样的——对每个人的屠杀就是对全人类的屠杀，对每个人人权的剥夺就是对全人类人权的剥夺。只要还有一个国家沦陷于暴政之下，那么所有人的自由和尊严都是残缺不全的。因为我们都是上帝之子，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互为肢体。因此，享受着自由和民主的西方人应当意识到，他们对昂山素季的支持，不仅是对自由价值的捍卫与坚守，也是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实践和拓展。

今天，像邱吉尔和罗斯福那样有远见卓识的西方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寥寥无几。在这样的背景下，昂山素季和她的人民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之中。即便如此，一个女性也能撼动一个国家，正如一棵小草也能顶起一块大石头一样。

这场实力不对等的抗争，乃是光与黑暗的对峙。昂山素季相信，黑暗早就在那儿了，但光是新的，所以必须加以关怀、勉励和照料。真的，哪怕最小的亮光都不可能被全世界所有的黑暗所扑灭，因为黑暗是完全被动、消极的。怕只怕根本没有光。但是，如果亮光很小，也驱散不了四周笼罩的黑暗。这亮光必得旺起来，将它的光明散发得更远、更远。而人们必须让他们的眼睛习惯于这亮光，将它视为祝福，而非痛苦，并学习去爱它。昂山素季感叹说：“我们多么需要一个更为光明的世界，一个能对它所有的住民提供充足避难所的世界！”

我看到过昂山素季的一张微笑的黑白照片。那是在美国学者弗里德曼的书房里。那微笑的背后，一半是坚韧一半是凄美。面对这张照片，人们很难不油然而生愧疚之心。我们都应该与她站在一起啊。

《圣经》中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腓力比书》二章十五至十六节）昂山素季的美丽照亮了我们。她走在一条光荣的荆棘路上。也许这条路还要走很久很久。

她一旦选定了目标，就会秉着诚实、踏实的决心，全心全意地坚持下去。她的态度除了认真之外，还有一种强烈的幽默感。遭遇迫害和逆境，则呈现尊贵和坚毅不屈的气象。她在牛津大学的游学生活、她的婚姻生活、她对孩子的教养、她对弱者和老者的关心、她和广布世界各地的朋友深切而持续的交谊、她不断增加的新的兴趣、她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最近十多年来生命给予她的严酷考验——这一切的磨难，使她日益成熟，她已然成为被压迫的老百姓的希望和启示。虽然此刻时间似乎为她凝住，但她的心灵将不会停止成长和绽放。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这不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诗人老木认为，昂山素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他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写道：“昂山素季希冀的政治、社会状态，是一个充满爱心、众生平等的秩序和规范的世界。尽管政治被人赋予过多的利益工具、交易手段、黑幕外衣等等判定而显得丑陋无信，昂山的政治理想在世人眼中亦无疑显得唯美浪漫的空想色彩，但昂山的政治见解却比任何现世政治理论更为真实地接近政治的本质。”政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昂山素季庄严地为这个被妖魔化已久的名词“正名”——政治关乎人的现实肉身利益，同时也关乎人的精神价值。

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和人道主义者们，都具有和依持坚韧的人道信念和精神追求，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图图主教和昂山素季，无疑都是这类大仁大智的政治家。精神的永恒和心灵的伟大，是独裁者和军头们无法理解的。

那些独裁者和军头们，只知道坦克和机枪的力量。他们不明白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安妮在集中营里写日记，他们也不明白坚固的柏林墙为何会在一夜之间倒塌。尽管墨索里尼和齐奥塞斯库的尸体早已曝光于全世界人民的眼前，但还是有那么多独裁者和军头们继续走上这条可耻的不归路。

正如诗人老木所指出的那样：“极权主义者永远不可理解，像甘地那样弱不禁风、灰头土脸的非暴力者，曼德拉这样与世隔绝、手无寸铁的囚徒，昂山素季这样温文尔雅、清隽秀丽、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何以得来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和煽动性？极权主义者永远不会懂的人的心灵乃是世间最强盛的力量。”是的，昂山素季的生命是如许的美丽，在这场全民争取自由的伟大奋战中，她既被赋予伟大的动机，又被赐以心智上、肉体上、道德上和精神上的活力去从事战斗。她改写了亚洲人不配享有民主和自由的恶毒的诅咒，她带领她的人民由屈辱走向光荣，从奴役走向自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愿意向缅甸人民致以我的敬意，因为你们拥有昂山素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对缅甸人民获得自由充满信心，因为你们拥有昂山素季。

——二零零五年九月初稿，二零零六年七月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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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4.10.2007 22:33
标题: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近期，有两位香港女记者先后获得了国际性的新闻奖项：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麦燕庭获得了美国视觉艺术家协会颁布的“捍卫言论自由奖”，香港《南华早报》记者刘晓欣获得了欧盟新闻奖。这两位女记者是香港新闻界的骄傲，是柔弱胜刚强的香港新闻界的女性工作者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位于美国加州的视觉艺术家协会，成立于一九八五年，起初只是一个服务视觉艺术家的非盈利的组织。一九八九年，该协会奋起声援天安门学生运动、谴责天安门大屠杀，并在其宗旨中加入人权、艺术表达自由的内涵。我曾经访问过该协会，会见了协会的共同主席刘雅雅女士。刘雅雅也是一位来自香港的移民，她并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而且在美国从事的是经济方面的工作，但她却对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牵肠挂肚。

二零零七年，视觉艺术家协会将“捍卫言论自由奖”授予麦燕庭女士，可谓实至名归。麦燕庭曾担任香港记协主席长达五年时间，一直与香港新闻界同仁一起捍卫新闻自由。我在访问香港的时候，曾经与之会面。当时，在场的还有被中共抓捕入狱的香港记者程翔的太太刘敏仪、《开放》杂志的执行编辑蔡咏梅等人。我们一起谈到香港新闻自由岌岌可危的现状，并探讨了如何营救程翔以及捍卫香港的新闻自由的一些具体举措。

这一次，麦燕庭女士到美国领奖，恰好是“六•四”十八周年前夕。经天安门学生领袖周锋锁的安排，我们又在旧金山重逢。在六月三日晚上，我和麦燕庭一起作为特邀嘉宾，在旧金山纪念“六•四”十八周年的活动中发表演讲。麦燕庭以具体的数字说明香港媒体高层正主动或被动地“上缴”言论空间、以换取政治舞台，她指出：“现在在香港十八家报纸当中，有半数传媒老板接受中国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委任，另外有四个报纸传媒的老板是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好朋友。在电子传媒方面，在八家电子传媒当中，有五家老板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由此看出传媒生态很不健康，因为传媒老板已经‘赤化’了。”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麦燕庭正好在天安门广场采访。那一段经历她永远也忘不了，也使得她对维护香港的新闻自由矢志不渝。她回忆说：“当时，我在北京采访一个多月，我曾经面对一种情况，当地市民对香港记者很尊敬、也很保护，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把真实情况向世界披露，令我很感动。每次想起都觉得——活在没有自由的世界的人们多么惨！那时候我就说过，希望香港以后不要变成这个样子，如果能尽一点力的话，我希望能尽到这一点力。”可是，如今香港正在朝着这一可悲的方向发展。麦燕庭呼吁全世界的有识之士们逆流而上，共同呵护香港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环境，抵抗香港“大陆化”的趋势。

欧盟新闻奖的得主刘晓欣，也是香港新闻界的一位“巾帼英雄”，她因发表在《南华早报》上的关于中国南方村民试图罢黜村长的报道而获奖。欧盟新闻奖创立于一九九二年，是为了纪念欧盟前发展专员、人权的积极维护者洛伦索•纳塔利。二零零七年的欧盟新闻奖受到空前关注，来自一百六十五个国家的一千五百二十九名候选人被提名，是有史以来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刘晓欣是获得这一奖项的第一位华人。在颁奖仪式上，欧盟发展和人道援助专员路易•米歇尔表示，“没有民主，没有新闻自由，发展就不可能持续”。

二零零五年，广州市郊区太石村农民勇敢地站出来揭发村长的腐败，要求罢免村长并举行抗议。在抗议中，村民同警方冲突，许多支持村民维权者被打伤。刘晓欣到太石村采访，亦遭到当地政府雇佣的“保安”的殴打。此一事实充分说明：中共当局已经赤裸裸地“黑社会化”。统治阶层无法运用体制内的资源合法、合理地解决问题，政府不仅不能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反而亲自参与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太石村事件至今仍然未能最后解决，官民冲突仍然没有划上句号。

刘晓欣在关于太石村事件的报道中写道：“村民们指责村长为自己捞钱，他们要求在律师的帮助下以和平方式重新选举。政府派出了一千多名警察对付二千名村民，警方强迫村民签署收回自己要求的声明，以阻止重新选举。不肯听命的人被投入监狱，太石村也被封锁起来。”几经周折，刘晓欣成功地与一名法国记者一起进了村。因为村民害怕，与她交谈的人不多。刘晓欣也受到警察及保安的殴打和辱骂。

四十八岁的刘晓欣发现，虽然太石村与香港相距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但太石村与香港几乎就是两个世界，难道这就是“一国两制”吗？难道太石村的村民就必须生活在一个没有法治和人权的恶劣环境之下吗？刘晓欣评论说：“政府如此强硬地进行干预，是因为它担心太石村事件会成为地区动荡的起因。”但是，政府却漠视社会不公正的现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村民们抗议说，有这么多的工厂，但他们没有钱，甚至不能送孩子上学。”中国的领导人是否思考过：靠一味打压就能维护所谓的“稳定”吗？

在香港的女记者中，有“牛犊顶橡树”的勇气的并不仅仅是麦燕庭和刘晓欣两人。“牛犊顶橡树”是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自传的名字，亦是他对自己一生事业的形象的比喻。牛犊力量有限，橡树者树大根深，牛犊顶橡树似乎是愚公移山一般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努力。但是，牛犊锲而不舍地顶橡树，这一行为本身便标识出一种道义尺度，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香港电视主持人张宝华便是这样的不畏强权的“牛犊”。

几年前，当我第一次访问香港的时候，我在香港光华文化中心的会议室中接受过张宝华的一次采访。其实，我早就想见见她了，她就是那个当面追问江泽民说“中央是否挺董”，而遭到江主席破口大骂的女记者。因为被“今上”辱骂，张宝华亦一举成名而为天下知。我在网络上的那段广泛流传的江主席骂人的视频中，只见江主席青筋暴起、唾沫横飞的王者之风，却不见被如此“修理”的女记者的半边倩影。

此次一见之下，我才大吃一惊：张宝华原来如此年轻、美丽和娇小！她款款走过来同我握手，抱歉地说：“我的国语不太灵光，请多包涵。”看上去就像是一位邻家清纯的高中女孩。我不禁想，江主席口口声声说与美国大牌记者华莱士如何谈笑风生，这似乎是其“尊老”的美德，但他不会不知道中国人除了“尊老”之外，还应该“爱幼”吧？以年龄而论，江主席足以当上张宝华的爷爷了，他为何连一个小女孩都不能宽容呢、非要辱骂说“你太年轻，太愚蠢”？

张宝华却不愿我“小看”她，我们便比较起年龄来。不比不知道，原来我们竟然是同年。虽然看上去像是弱不禁风的林妹妹，她却早已是香港有限电视的高级记者，做起采访来迅速就体现出一流的职业素质。她所问的问题全都切中肯綮，我的回答也让她颇为满意。采访完成之后，我们还一起照了一张合影，我开玩笑说：“大概我们两个人是中宣部最不喜欢的两个人吧！”窗外是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湾，在碧海蓝天之畔与“童言无忌”的张宝华交谈，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张宝华告诉我，她的第一本书就快要出版了，这本书中记载了她从事新闻事业的苦与乐，当然也包括那次与“江爷爷”发生冲突的来龙去脉。

不久之后，我收到了张宝华托朋友带给我的两本著作《新闻背后》和《两岸追踪》，其中还收入了对我的采访笔记。她说她很敬佩中国大陆“脖子硬硬”的知识分子们，其实她本人何尝不是如此？张宝华是香港新闻界少数敢于触及“雷区”、打破了人们逐渐习惯的“潜规则”的记者。比如，她采访了被中共贬斥为“台独教父”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这可不是一般的香港记者敢于涉及的领域。难怪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林和立形容张宝华为“学养与拚搏精神兼备的新闻铁蝴蝶”。也许，有朝一日，张宝华会成为香港新闻界的法拉奇呢。

我还多次见过香港新闻界另外一位风云人物，她就是曾经担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现任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刘慧卿堪称香港历史上遭到亲共媒体攻击最多的人士之一，她所受到的辱骂大概仅次于末代港督、被中共定义为“千古罪人”彭定康。刘慧卿受到铺天盖地的辱骂的原因，其实不过是她从台湾访问归来之后说了一句“台湾人民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罢了。在言论自由的香港，为何不能说出此种个人看法来呢？

没有想到，这句话立刻捅了马蜂窝。亲共媒体齐声辱骂刘慧卿是香港的“台独分子”、“洋人的走狗”、“非中国人”，恨不得将用唾沫将她淹没。然而，更没有想到，中共越是辱骂刘慧卿，香港民众越是钦佩她。离开新闻界之后，刘慧卿立即投身香港民主运动，参与组建香港民主派团体“前线”，并竞选立法会议员。结果，她以高票当选，让那些本以为她已经“声名狼藉”的共仔们气得七窍生烟。他们发现“文攻”没有效果，便发起了“武斗”：不久之后，刘慧卿的办事处遭人纵火，外墙被人用蓝色笔写上“所有的汉奸都要死”的恐吓字句。很显然，这是中共驱使黑帮分子干的。一个政权到了统治的末期，必然依赖黑社会，就像昔日台湾国民党政权利用黑帮暗杀作家江南一样。

刘慧卿没有被这些恐吓所吓倒。我在香港七一大游行的队伍中，看到了她干练的身影，她一度还站在路边发表激情演讲。我在香港“维权律师关注组”在立法会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担任演讲人致意，也与刘慧卿有过一番讨论。那天的会议结束之后，我还观察到一个感人的细节：刘慧卿亲自清理会场，将纸杯一个个地放入垃圾桶。中国大陆有哪一个“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会这样做呢？

我与香港新闻界的人士有过不少的接触。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香港的新闻工作者当中，女性占了一大半，最勇敢、最尖锐的很多也是女性。这种情形不仅在中国大陆不太可能出现，就是在女权运动早已高唱了半个多世纪的欧美国家也不多见。我一向认为，记者是一件兼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者的辛苦工作，女性在这一行业中天生就处于弱者地位。但是，根据我对香港新闻界的观察，这一偏见彻底“破产”了。

香港新闻界拥有众多优秀的、勇气可嘉的女记者。在这至关重要的转型期的香港，她们配得上“巾帼英雄”的称号。香港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有赖于这些女记者“牛犊顶橡树”般的努力，更有赖于每一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香港市民的捍卫。我们应当祝福香港、祝福香港的女记者麦燕庭、刘晓欣、张宝华和刘慧卿们。在香港新闻自由的历史上，她们已经书写下了光彩照人的一页。


——二零零七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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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4.10.2007 22:35
标题: 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十月一日，据说是某伟大的政权建立的纪念日。在这个时刻，北京永远都是花团锦簇、喜气洋洋，像个精心打扮、即将出嫁的新娘。但是，就在这一天，我却得知了一个让我无比震惊的消息：我的好朋友、著名维权律师、基督徒李和平，在两天前遭到了一群歹徒的绑架和毒打。

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显然不是出于个人私怨，李和平在事后发表的声明中指出：“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三十分，我下班从北京市朝阳区的办公楼里出来，在停车场里，被一群不明身份者用布袋套住头，塞进一辆无牌轿车里，随后被带到郊外的一处地下室中。在这里，几个人轮番对我进行毒打，打耳光、矿泉水瓶子砸头、脚踹，最受不了的是高压电棍的电击，我被打得满地乱滚。他们还继续带着惬意的笑容追打，殴打断续地进行了四五个小时。九月三十日凌晨一时，他们又将我蒙头，开两辆无牌轿车行驶很长一段时间将我放下，扬长而去。我发现自己身处小汤山附近的一处野树林子里。”

打手们个个训练有素，目的也很明确。李和平接着写道：“等我回家查点了一下，我承办的曹东案件的申诉材料没有了，手机卡没有了，移动硬盘没有了，笔记本电脑被彻底格式化，连驱动程序都未能幸免。还有名片夹、纸质笔记本也没有了。非亲历者不能相信，然而这就赤裸裸地发生在二零零八年奥运举办地北京。”很明显，凶手们就是要阻止李和平参与的某些人权案件。凶手与中共当局存在着高度的默契，因为就在李和平被殴打前夕，北京国保方面的警察还找过他谈话，逼他离开北京，而被他严词拒绝。一个庞大的政权，是否因为害怕与一个弱小的律师当堂对证，就不得不使出这样的下流手段来呢？虽然现在没有证据证明那些穿着便衣的打手就是警察，但当局的所作所为不得不让人产生这样的怀疑。

尽管被殴打得遍体鳞伤，李和平仍然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并表示还将继续手上的工作。他在这篇声明的结尾处写道：“我对这种公然践踏人权、蹂躏法治的行径，完全不认同。打人者威胁我不得在北京从事律师业务，必须带全家滚出北京。我心渴望法治，渴望社会和平进步。我在打人现场告诉他们，我不记恨他们，我仍然包括打我的人在内的所有的同胞——愿法治之光照耀中国。”

李和平遭毒打事件，让所有人不得不直面这样的事实：这就是北京，这是一座罪恶之城，而非和谐之城。此时此刻的北京，与纳粹时代的柏林和斯大林时代的莫斯科没有什么区别；此时此刻的北京，与圣经中描述的因败坏堕落而被上帝所毁灭的所多玛和蛾摩拉没有什么区别。今天，政府越来越像黑帮，黑帮越来越像政府。今天，公义早已从掌权者的手上丧失，善良被虐待，邪恶被鼓励，掌权者不再具有上帝所赐予的职分。

李和平律师是一位善良的基督徒，二零零三年圣诞节前夕，他与我一同在北京某家庭教会受洗。那一天的洗礼，由几个家庭教会联合举办的，仅仅我们方舟教会便有八个人受洗，其中就有李和平的妻子王姊妹。李和平本来是陪同妻子前来参加受洗仪式的。等到事先报名受洗的人全都完成了洗礼，负责施洗的宋军牧师询问说：“还有没有哪个弟兄姊妹愿意接受洗礼？”

这时，坐在最后一排的李和平激动地举手报名，大声地说：“我愿意！”于是，他走到台前，跪了下来，由牧师对其施行了撒水礼。这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那一刻上帝的恩典和慈爱进入他的心中。他虽然没有怎么读过圣经，虽然还不怎么明白圣经完备的真理，但他凭着单纯、诚实和敬畏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相信，上帝也喜悦这样的孩子。

此后，李和平由于忙于法律事务，很少来教会参加聚会，也没有参加周间的查经班。我们经常打电话或发短信给他，请他尽量抽时间读经、祷告、聚会，与神同在。我也深信，上帝既然拣选了他，便永不丢弃他。这几年来，李和平的律师事务所的事业蒸蒸日上，但他并不满足于从事一般的、可以赚钱的案件，而一直对人权案件有很大的负担。这些人权案件几乎不可能带来什么收入，有时甚至需要律师本人支付各种费用；更危险的是，接手这些人权案件，必然将自己置身于当局所不喜欢的律师的行列中，而对其他业务造成莫大的困扰。

在年轻一批人权律师中，李和平是一位实践经验丰富、温和而理性的佼佼者。他不主张其他人提出的政治抗争的策略，而坚持在法律渠道之内，通过一个个的案例推动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进程。李和平心地善良，没有敌人意识，即便此次受到残酷的毒打，他也没有对法律失去信心，而仍然呼吁让法律之光照耀在中国的大地上。他在这份声明中宣称，他对那些凶手并没有怨恨，仍然愿意去爱那些迷失本性的同胞。此前，他已经多次受到警察的骚扰和威胁，但从来都是有理有据、不卑不亢地对待他们，不像某些人那样唾骂警察为“狗杂种”——警察也是人，也是上帝所造的人，他们不是狗，只不过他们在为邪恶的权力轴心服务，因而失去了人的良善。但是，这种良善是可以被唤醒的，就如同德国电影《窃听风暴》中的那个秘密警察一样。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刻都不能对人性失去信心。这也正是李和平的公开声明中最后一句让我感动不已的地方。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因为参与起草一份中国人权问题报告，而被北京国保从家中带走，警察出示了“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传唤证。我妻子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闻讯之后，立即给李和平打电话，请他前来提供法律帮助。结果，李和平几乎同时与我妻子到达。律师到来得如此迅速，让留下来监视我家的秘密警察们大吃一惊。他们将李和平从我家中带走，威胁他不准介入此案件，否则将让他在北京一个案件也接不了。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之下，第二天我便被释放回家。两天之后，我与妻子回四川老家，李和平驱车前来送我们去机场，一路上有两辆特务的车辆跟踪，并不停地对我们拍摄。在危难的时刻，最能见出真情。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恐惧，说完全不害怕，那是自吹自擂的谎言；但是，凭着爱，凭着对上帝的公义的信心，我们可以战胜恐惧。

这几年来，李和平参与了许多高度敏感的人权案件，如地下教会、法轮功、上访村、因言论获罪者等群体等等，都是他提供法律帮助的对象。当然，可以预料的是，这些案件大部分都失败了，但他虽败犹荣。二零零五年，李和平与其他几为人权律师一起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他还告诉我说，他计划等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拓展开来、力量雄厚之后，专门设置两三个人权律师的职位，使之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人权案件。他们不必为事务所挣钱，而由事务所为他们支付薪水。他本人就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构想，假如有几十家、几百家律师事务所都这样做，那么会有更多的律师参与到人权案件中来，而人权律师也不再有后顾之忧，他们将在推动中国社会的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加巨大的作用。

李和平来自河南农村的一个贫寒之家，他虽然到北京有许多年了，但一直没有改变其淳朴的农民本色。他曾经告诉我说，每当回到河南老家，看到那些深陷于贫苦之中的乡亲们，就为之而潸然泪下，恨不得将口袋中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帮助乡亲们。他个人的生活却非常朴素和节俭，住着一套两居室的狭小破旧的房子，开着一辆二手的捷达车，根本不像是一个拥有几十名律师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这个职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并不好，有人开玩笑说，圣经中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进针眼还难，那么律师要进天堂比财主更难。但是，我相信，上帝一定眷顾和保守像李和平这样为公义而战的律师，这样的律师是上帝所爱的仆人。

此次李和平被毒打事件，表明当局是如此地心虚，如此地害怕正在崛起之中的人权律师群体。用黑社会手段来恐吓、干扰律师参与人权案件，在近来已经多次发生过，滕彪、杨在新、李健强等律师都曾遭受人身伤害或被取消律师资格。但是，此次李和平被毒打，其恶劣程度却前所未有：参与殴打的人数最多、殴打的方式最残忍、计划安排得最周密、恐吓的方式最卑劣（直接恐吓说要伤害其妻子和孩子）。这也表明当局除了使用此类下作的手段外，已经在意识形态上、道义上和法律上都失去了“制高点”。对于这样一个一边步步退却，一边不时发癫狂的政权，需要有新的策略和方式来应对，正如丁子霖女士所说：“都说今天的中共政权越来越黑社会化了，这是事实。但我们需要的是用文明来代替野蛮，是花大力气迫使当权者不得不遵守人类文明的准则。这件事做起来很难，但再难也不能放弃努力。”李和平所从事的工作，也正是丁子霖所赞赏的工作——“那些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放在本职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每一个维权个案的律师先生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们有时也许不能成功，但至少他们在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法治化添砖加瓦。从根本上说，律师先生们的一个具体维权行动，对于民众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要胜过一打漂亮的宣言。从长远看，一个缺乏对法的敬畏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它绝对跳不出中国王朝时代‘治与乱’的恶性循环。”

圣经中说：“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六十五节）又说：“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四十二节）我们更要为李弟兄、王姊妹和他们的孩子祷告，求上帝的杖上帝的竿与他们同在，求上帝赐予他们勇气与智慧度过这受难的日子。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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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0.10.2007 21:13
标题: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8月17日，山东省新汶地区突降暴雨，山洪暴发，汶河决堤。洪水涌进煤矿井下，造成溃水事故。在华源煤矿，有172人至今未能救出；在名公煤矿，有9人被困井下。日前，“有关部门”郑重宣布，井下被困的181人已经全部遇难。这段时间，灾难接踵而至，《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指出：“已经不能再听任何坏消息了。太湖蓝藻、山西黑砖窑、济南大雨、淮河水灾、重庆山洪、凤凰塌桥，自然事故人为灾难，太多坏消息了。来不及感觉疼痛，来不及反思过失，来不及忘记，来不及麻木，来不及郑重地悲伤，来不及庄严地纪念。处理不过来的坏消息。每一场灾难，都让这个飞速进步的文明体蒙受羞辱，原来凡事都有代价，而这代价早晚要还；每一场灾难，都给人们苦苦经营的小幸福投下阴影，原来这个人群正在贪婪地蹂躏自然、互相蹂躏，原来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残忍的食物链中，谁能独善其身，拥有完整的幸福，每一个坏消息，都是所有人的坏消息。”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2007年头7个月，煤矿企业发生1320起生产事故，2163人死亡。我相信这绝对不是真实的数字，而是大大缩水的数字。在近年来的媒体上，“矿难”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与之同时出现的是“安全生产”这个名词。负责此领域的部门“全国煤矿安全生产总局”迅速被提升为一个部级单位。

矿工生命并不重要

没有矿难，似乎便没有人去关心全国煤矿安全方面500多亿人民币的缺口；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大小矿难，死亡矿工的人数不断突破世界纪录，却仍不足以改变整个行业运作的“潜规则”——即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利润。当前中国能源缺口越来越大，煤价不断攀升，用最少的钱在最短时间内挖出最多的煤来，是每一个投资者的愿望。在此种算计方式当中，矿工的生命并不是最重要的。

在阅读报纸和观看电视的时候，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对每一起大型矿难的报道，重点并不是为逝去的生命致以哀悼（从来没有因为某矿难而宣布该日为“全国哀悼日”），也不是对事故责任者进行揭露和批评，而是充满了领导们“关心群众、深入基层、亲临现场指挥抢险”的赞美——矿难反倒成了领导们体现其卓越的管理才能的良机。在若干新闻报道中，很少出现遇难矿工的名单，却经常出现“发出重要批示”的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抢救行动”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们的名字。领导的名字必须严格按照地位的高低排列下来，所使用的字数及形容词也有不同的等级——如果市长是“慰问”，那么省长就必定是“亲切慰问”。至于那些仍然被困在井下的矿工，他们死难的过程则可以省略之——反正他们不是“名人”，除了他们的亲人以外，无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在这些长短不一的报道中，领导们的“指挥若定、运筹帷幄”吸引了记者们的眼光，遇难者及其家属的命运却很少成为关注的重点——这种有选择性的新闻报道方式，堪称“中国特色”，也形成了新闻界的“潜规则”。记者本人都是其受害者，他们有苦说不出。近年来，有民间人士呼吁当局为在特大矿难中遇难的矿工降半旗，以体现政府对普通公民生命的关切。但这一建议似乎没有引起决策者们的注意，在每年召开的“两会”上，从未正式讨论此议题——中国是一个人满为患的国度，什么都缺乏，就是不缺少人。在这片土地上，人命并非那么宝贵。

在报道矿难的过程中，矿难迅速由“坏事”摇身一变成为“好事”、由“教训”摇身一变成为“经验”，其间经过了特殊的转换。此种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呢？矿难给官员们带来的不外是两种命运：一部分官员在抢救行动中表现良好，在媒体上大出风头，仕途得以巩固甚至升迁；另一部分官员因为主管安全生产不力而到批评、处分甚至免职，其升官发财的梦想暂时蒙上一层薄薄的阴影。比如，河南大平煤矿瓦斯爆炸事件，导致148人死亡，35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近4000万元。监察部下发《对河南省郑州煤炭工业（集团）公司大平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处理意见》，对负有责任的郑煤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以及河南省分管全省煤矿安全管理的煤炭工业局局长、副局长等18人，提出给予党政纪处分的意见，并责成河南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做出检查。

官员乌纱帽依旧

无论怎样伤亡惨重的矿难，官僚们所受到的处理大多祇是党纪和政纪处分而已，很少高级官员因为渎职、玩忽职守而被移交司法机关、承担刑事责任。比如，“责成河南省政府做出检查”的这一决定，所针对的仅仅是没有具体对象的省级政府机构——那是一个“无物之阵”，而非具体的某一名省长或主管副省长。为何处理如此之轻、如此之空泛呢？在上级眼中，地方官员的政绩是经济的发展，是GDP的增长。在一些产煤的省区，煤矿是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撑。所以，为了提高煤矿产量，为了繁荣地方经济，牺牲安全保障、牺牲矿工生命，乃是“权宜之计”。如果不是矿难实在是大得无法遮掩，需要处罚一些官员来消除舆论的压力和难属的愤怒，一般而言，官员不会因矿难而被剥夺乌纱帽。

大多数矿难发生之后，地方官僚的第一反应是如何遮掩或缩小事实，如何对媒体和上级政府展开“公关”活动。至于妥善安葬死者和安慰遇难者家属，与官位的去留并无直接的关系，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在此次山东新汶矿难中，长期被欺瞒和冷遇的难属们，便群情激昂乃至与当地警察发生冲突。这才使得当局先发给每个难属发两千元作为“慰问金”。

在对上级和媒体的“公关”活动中，“瞒”和“骗”是官员们最常用的两大招数。山西天龙煤矿发生事故之后，地方领导与煤矿经营者串通起来，精心编织谎言，企图瞒天过海、逃避事故责任。当时，井下突然发生瓦斯爆炸。经过数小时抢救，挖出尸体38具，救出伤员多人。天龙煤矿股东贺勤赶到事故现场后，立刻伙同南桑峪村村委会副主任李社龙组织策划将伤亡人员转移外地，企图隐瞒事故。他们还指使车队司机分两次将找到的38具尸体分别转移到陕西韩城、澄城和河南三门峡。许多尸体就被丢弃在荒野，后来被找到时已高度腐烂。矿主和基层政府官员向上级汇报此次事故，谎称祇死亡4人。地方政府官员和矿主形成了相当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共同以黑社会的方法草菅人命、毁尸灭迹。

当此弥天大谎被揭穿之后，上级开出了一张长长的惩处名单：“河津市市长霍拴孩被给予行政降级处分；分管工业和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市长赵有发、分管科技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市长韩绍臣、河津市煤炭工业局局长史全中、副局长谭文魁等被行政撤职；河津市煤炭工业局及下化乡其他有关负责人员分别被给予撤职、记过、警告等行政处分；运城地区煤炭工业局局长丁志良、副局长高安囤、谢肃增分别被给予行政记过、记大过处分；运城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李天祥、协助行署专员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运城地区行署党组成员、体改委主任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责令运城地区行署向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写出深刻的书面检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同时建议受到记大过以上处分的人员所在党组织给予其相应的党纪处分。”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这张名单，是想让读者们看到并记住这些丑恶的名字——虽然他们祇是罪恶的一部分、甚至并不是直接的“罪魁祸首”，但他们“与罪恶共舞”的选择，造成了数十名矿工死难并曝尸荒野。

矿难屡屡发生，是否真的不可遏制呢？在我看来，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矿井上面的黑暗和矿井下面黑暗，许多官员心知肚明。祇不过，在煤矿价格猛涨的大背景下，他们既需要利用煤矿开采带动地方整体的经济发展，更需要从中捞取大笔不义之财。官员们在享有诸多既得利益之后，更加在乎官职和收益。他们对非法开采以及安全的阙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故发生之后也竭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深知，即便事故真的发生了，他们本人所受的处理也十分有限。上面那张长长的受处理的官僚名单，根本无法承受逝去的生命的重量。

我还想追问的是：在上面的那起事故中，市长大人为什么仅仅是“行政降级”，而不是“就地免职”？也许，等风头一过，该“父母官”立刻便“易地为官”了。同样，其他大部分官员的惩罚，大多仅仅是“行政处分、党纪处分、深刻检查”等等。真正被免职并承担行政甚至刑事责任的官员寥寥无几，真是“雷声大，雨点小”。在这个看不见的天平上，官员们的官职显然比矿工们的生命更重。

终结矿难其实很简单，既然地方官员是中央任命的，那么中央可以立下军令状：祇要发生一起大型矿难，该省市区的党政一把手立即就地免职。同时，山西等产煤大省，调动所有同级官员来主政，将其遏制矿难的成果作为其升迁的重要标准。如此这般，矿难迭起的现状必将得到改观。

在诸多重大事故当中，真正受到“实质性”惩罚的，向来祇是比较低级的管理人员。而且，其处分程度也相当轻微——大部分官员依然还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坐在原位上。迄今为止，祇有深圳和重庆两地出台了“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规定，该规定将有无重大事故发生作为考察官员政绩的“一票否决”项目。然而，在缺乏权力制约和新闻监督的背景下，即使有“引咎辞职”制度，也祇能依赖领导干部本人的“良心发现”——而今天的领导干部大都早已良心泯灭。

迄今为止，虽然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年年有、月月有乃至日日有，但在发生重大事故的地方，却未听说过有哪个父母官因为受到“良心谴责”而主动辞职的。官职乃是官员的生命，甚至比生命更重要——也许此官职是其花费数十万、数百万买来的，哪能在未捞够本甚至翻若干倍的情况下就轻言放弃呢？为了捍卫乌纱帽，这些“父母官”们不惜恬不知耻地稳坐钓鱼台。如果是一个“天良未泯”的人，根本无法混进“要求严格”的领导干部队伍中去。

由于矿难不断且规模越来越大、死难人数越来越多，受到惩罚的官员的级别也越来越高。近年来，贵州省和辽宁省各有一名副省级高官因矿难而被停职检查，并被责令写出深刻的检讨书。有关部门发布类似消息时，似乎有压抑不住的得意感和光荣感，仿佛在向公众炫耀说：我们的惩罚措施有了巨大进步，改变了古代“刑不上大夫”的政治传统——看，连副省长这样的高级官员都遭到惩处了，够严厉了吧？于是，对矿难的报道变成了一场廉价的“公仆秀”。官僚们不以矿难为耻，反以矿难为光荣。

中央下令提交的检讨书，最后都没有下文，至少没有在媒体上公布出来——也许能读到其检讨书的，仅仅是更高级别的领导，难属和普通公众没有资格阅读。我不知道两名副省长的检讨书具不具备“秘密”的性质，但他们通过检讨书便能轻易抹去数百条遇难矿工的生命吗？如司马迁所说，有的人的生命重如泰山，有的人的生命轻如鸿毛。诚然，被“惩处”的官员，最高级别到了副省长。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受到批评和处分的仅仅是主管安全生产的“副省长”，而不是负有更大责任的、正职的省长和省委书记呢？为什么仅仅要求副省长写一份“深刻的检查”就完事，而不是彻底追究其渎职行为甚至立即将其罢免呢？

对死难者的第二次谋杀

我在独立记录片拍摄者胡杰所拍摄的短片《远山》中，看到了矿工们原始状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铲煤，一捧血，这就是经济增长背后的真实，难怪小说家刘庆邦将黑色的煤矿称作“血矿”。矿难给那些津津乐道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们警钟，可惜他们都不愿弯腰倾听。除了少数勇敢者之外，大部分记者都缺席了：逝去生命从来都不是报道的重点——大家长期生活在一种轻视乃至蔑视生命的环境之中，“感动”变成了一种奢侈品。

我还听说，在某些矿难中，作为大型国企的矿务局，发给死难者的赔偿金分作两个不同“等级”：如果是拥有城市户口、属于“居民”和“正式工人”身份的死者，其家属可以获得五万元补偿；那些农民兄弟就祇好委屈了，最多祇能得到3万元。生命的价值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计算——你是一等公民，他是次等公民，大家的命可以卖出不同的价钱来！

让我更加迷惑不解的是：即使出了重大责任事故，某些官员们仍然毫无内疚之心，官照样当、酒照样喝、高尔夫球照样打、漂亮女人照样包养。至于行政处分、党内警告、深刻检查等，不过是腐败份子们屡试不爽的“遮羞布”罢了。当风声过后，他们很快东山再起且青云直上。假如“行政处分”和“党内警告”真的有用、假如官员们写的检查真的“深刻”而“沉痛”，那么一次事故之后就不会有第二次，至少不会接二连三、一次比一次更加惨痛了。

对于近期的几次重大矿难，媒体的报道变得更为及时，官僚阶层逐渐受到触动。正是通过矿难这一特殊事件，让一窝又一窝腐败官僚浮出水面——如果说矿工们的死亡还有一点价值的话，价值大概就在此处。有人会说，如此大规模地惩治负责的官员，死难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应该知足了吧？我不知道死难工人们是否能瞑目，我也不知道难属们是否会感恩戴德——但是，我知道中国的老百姓永远是最容易糊弄和最容易欺骗的一群人。

在面对那些赞扬领导抢险有方的新闻时，我不得不说：这是对死难者第二次卑鄙而残酷的谋杀。如果不把矿难当作我们自己的悲剧和耻辱，如果依然文过饰非地从矿难中寻找歌颂领导的资源，那么矿难的终结永远是不切实际的梦想。

（2007年9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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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0.10.2007 21:14
标题: 贪官与情妇之间的战役
二零零七年四月，中国国务院颁布自六月一日起施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其中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有包养情人的行为，将依情节轻重被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中共官员利用公款包养二奶已形成风气。中纪委公布的数据承认，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落马贪官都存在包养情人、二奶、嫖娼等生活糜烂问题。民间有民间的智慧，当聪明的知识分子对当权者的败坏保持沉默的时候，老百姓便用自己的方式来描述当今中国不堪入目的吏治。近日，网络上盛传一个“二零零七年全国二奶大奖赛”的热贴，全文如下：

全国二奶大奖赛二零零七年春季赛段已经决出胜负，九项冠军得主分别是：

一、数量奖：江苏建设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一百四十六位。

二、素质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女大学生十七人。

三、学术奖：海南纺织局长李庆善，性爱日记九十五本，头发、阴毛标本二百三十六份。

四、青春奖：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二十个情人年龄都是十六到十八岁。

五、管理奖：安徽省宣城市书记杨枫，用MBA知识管理，有效使用七十七名情人。

六、挥金奖：深圳市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仅“五奶小青”，八百天花了一千八百四十万元，平均每天二十三万元，每小时一千元。

七、团结奖：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为其二十二名情人共办群芳宴，并设三十万元的佳丽奖。

八、和谐奖：海南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六个情人、六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九、干劲奖：湖南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五名情人立誓：保证到六十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三次。

这就是今日中国的掌权者们的真实嘴脸。好像故意要与国务院的《条例》作对，《条例》墨迹未干之时，“贪官杀情妇”和“情妇大起义”这两场好戏便上演了：八月九日，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的段义和，以爆炸、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段义和为摆脱情妇柳海平的要挟，指使属下利用爆炸装置引爆柳所驾驶的汽车，将其当场炸死，并致伤两名行人。现场血肉横飞，极其恐怖。此为“贪官杀情妇案”。七月上旬，中纪委公布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贪污腐败案，三秦大地一片哗然。今年六十三岁的庞家钰历任宝鸡市市长、市委书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一直官运亨通。让他没想到的是，他最信任的情妇组成十一人的“情妇告状团”，终于将将他送进了监狱。此为“情妇大起义案”。

“贪官杀情妇”和“情妇大起义”两个案件，有力地嘲讽了国务院的《条例》，也表明在一党垄断权力的政治制度不改变的前提下，中共单靠一纸空文根本不能挽回官僚阶层道德江河日下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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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0.10.2007 21:14
标题: 永远的梅艳芳
这个题目源于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在香港演艺圈中，梅艳芳是我最喜欢的一位艺人，她的大雅与大俗，她的热情与直率，她在病魔面前高昂的头颅，她对“六？四”学生的无价情谊，全都让人肃然起敬。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中描述了若干前辈艺人的嶙峋风骨，梅艳芳“牛犊顶橡树”的执着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当中国大陆经济腾飞，市场繁荣，成为香港商人和艺人淘金的“金山”的时候，梅艳芳丝毫不为所动。她不懂得复杂的政治学理论，不会在此种意识形态和彼种意识形态之间斟酌辨别。但是，她会凭着良心作出非常清晰的是非判断。在她的心目中，光与黑暗不能并存。

演艺界和体育界人士，当然不一定非得兼具人权活动家的身份。但是，不充当专制暴政的帮凶、帮忙和帮闲，应当是最基本的底线伦理。人都有自私的一面，但人不能自私到蘸着他人的人血馒头吃得津津有味的地步。香港演艺界不乏此类人物，比如公然称赞天安门屠杀有理的影帝梁朝伟，比如高调指责港人“不爱国”的国际巨星成龙。他们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变色龙，良心早被金钱遮蔽了。即便他们演技再高超，我也不会再买票看他们主演的电影。

文体名人有权对政治保持沉默，但我也有权赞美那些公开谴责暴政、捍卫人权的明星们。梅艳芳生前多次为天安门学生举办义演，为此放弃了到内地“一唱万金”的机会，可谓义薄云天。比起在小说中塑造了若干大侠、自己却谆谆教导大陆大学生“向解放军学习”的金庸“金大侠”来，梅艳芳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大侠。

其实，台湾也有一位可以同梅艳芳媲美的女侠，她就是甜歌皇后邓丽君。天安门屠杀发生之后，邓丽君多次公开表达谴责，并积极参与抗议行动。一九九三年，广州要举行“世界扶贫年会”，邀请其出席演唱。邓丽君断然以“大陆我是不会去的”拒绝了。与之相比，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接二连三前往大陆朝拜，才是“戏子无义”呢。

美国演艺圈中也有这样让人敬重的人物。日前，喜剧之王金凯瑞一改笑星本色，在网上公开呼吁美国公众一起施加压力，要求缅甸军政权释放民主领袖、诺贝尔和平将得主昂山素季。金凯瑞在电视短片中对影迷们说：“我想告诉诸位我心目中有一位英雄，她的名字是昂山素季。她是亚洲人权与宽容的斗士，也是怀抱同样希望奋斗的人民的斗士。尽管昂山素季堪称是现代的甘地或曼德拉，但大多数美国人对她仍然一无所知，让我们支持这位真正的英雄。”香港笑星周星驰，虽然没有发表过此种正式声明，但他在《国产零零七》等影片中对大陆的“国家安全”颇有些“颠覆”之举。难怪星爷与梅姐会成为黄金搭档。

在我的心目中，如同一朵幽谷中的百合花，梅艳芳的美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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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0.10.2007 21:17
标题: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被外国传媒誉为“香港良心”的陈方安生，宣布参加立法会补选。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举行的立法会补选，是要填补早前因癌病逝世的民建联主席马力的议席。马力临死之前悍然否定“六？四”屠杀、否定共军坦克碾人的事实，招致天怒人怨，在民众的声讨之中死去。而围绕马力遗留下来的议席的竞争，则成为香港民主派与亲中派之间的一次重要对决，成为香港主流民意的一次风向标。有意思的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此次选举将发生在两个女人之间——即方安生与叶刘淑仪。

将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的陈方安生说：“我决定参选，事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中除了个人因素外，最重要的，还是我在促进香港民主良好管治方面，可以担当甚么角色。”陈方安生坦言她成立的政制改革“核心小组”的成果未如理想，没有平台发意见，也没有和中央沟通的机会。所以，她认为补选是一个契机，可以利用这机会为香港市民争取普选、维护市民的价值。香港社会对陈方安生参选议论纷纷，其中不少人对陈方安生“放下身段”参选感到意外。

这场补选被香港民主派视为是推动二零一二年普选和凝聚民主力量之战，因此民主派一直希望陈方安生能够参选。陈方安生在考虑多日之后，终于宣布出马竞选，但她在记者会上说自己并不是民主派的领袖。在前港府高官中，她是政治立场最为明确的人，也是北京方面最不喜欢的人。陈方安生有一个显赫的家族背景，她的爷爷方振武、父亲方心诰都是抗日名将，但其幼年家境非常贫寒。她于一九六二年加入香港政府，担任政务主任，后来出任社会福利署署长，是香港一百多年来第一位女性署长。一九九三年，她出任香港公务员的最高职位——布政司。一九九七年，她出任首届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因与特首董建华不和，于二零零一年退休。

香港政府的高官一般都是技术官僚，虽然大都是港英时代培养出来的能员，也深受西方行政运作体制的熏陶，但他们通常不会轻易表达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更不愿得罪北京当局。在台上的时候是如此，在退休之后更是如此。像陈方安生这样明确彰显其民主立场的前高官，可以说绝无仅有。退休后，陈方安生在二零零五年首次走上街头，参加争取普选大游行，其后多次评论香港的民主发展。

二零零六年七一大游行的时候，我有幸走在游行队伍中，看到陈方安生在记者簇拥之下的身影。当她挥汗如雨地行走在游行队伍中时，不时有市民走近，与她打招呼和握手，她在香港的人气可见一斑。近年来，香港社会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反差：北京越不喜欢的人，香港民众越喜欢。我由衷敬佩这位勇敢的女士，因为做一个北京不喜欢的人，确实不是容易作出的选择。北京当局的统战势力越来越大，连若干西方政客都成为其吹鼓手，更不必说已经在北大人掌控之下的香港了。

政界和传媒都相信，陈方安生的对手会是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这次选举将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叶刘淑仪也是前香港政府高官，她在二零零三年负责推销基本法“二十三条”有关国家安全的立法，惹起轩然大波，引发五十万人上街反对。北京当局一看情势不对，立刻丢卒保帅，叶刘淑仪被迫辞职。辞职之后，她上京与中央官员“话别”。对于唯北京马首是瞻却被“挥泪斩马谡”的叶太而言，北京永远是主人，如果还想东山再起，就得无怨无悔、全心全意地“为北京服务”；而对于北大人来说，尽管向来过河拆桥，玩弄忠心耿耿的奴才们就像使用避孕套一样，用完便扔掉，但此次对待忠心被贬的叶太，似乎有点于心不忍，不妨通过接见来给点安慰。叶虽然失掉了官位，却北上与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以及港澳办主任兼中国政协副主席廖晖等会面。廖晖公开赞扬其工作出色，廖晖代表中央对叶太的评价，显然与大多数香港市民南辕北辙——以专制为己任的中共官员，又岂在乎民心民意？反正人民有没有选举权，可以被任意欺骗、凌辱和“代表”。

叶刘淑仪下台时，发表了一番讲话。她不承认已成“众矢之的”，声称连日接获很多鲜花、礼物及慰问电邮。她说感谢市民的关怀，相信香港在“善良及正直”的市民支持下，将会有美好前景，感谢传媒“过去对她工作及个人的热烈报道”。其实，正是“善良及正直”的市民将她赶下台的，有像她这样顽固、蛮横和“越左越靓”的官僚，香港哪有“美好前景”？港人送走她，像送瘟神一样。而对传媒来说，没有一个的记者会喜欢叶太以及她要强迫港人吞下的苦果——“二十三条”。“二十三条”通过之日，就是香港新闻自由终结之日。

当时，叶太以送女儿到美国念书为由，暂时避开香港这一“伤城”。“铁娘子”潸然泪下。这名曾管理香港六万多名警察的前保安局长，眼泪一直都是稀罕物。在凤凰卫视的专访中，她煽情地说：“我流眼泪最多就是我们在保安局的欢送会上，因为当时相处了五年多的同事，真的很难过。”善良的人们岂能相信鳄鱼的眼泪，你在同情流泪的鳄鱼时，它说不定扑上来咬你一口。叶太是一个坚持不承认错误的人、一个把个人权力看得比良心重要的人、一个主动选择与邪恶为伴的人。她说自己并没有野心和目标：“我的原则就是尽量地做好分配给我的每一份工作，忠于职守，然后就由上司来评价好了。”在她心目中，北京高官的一个眼色，比百万市民的游行更有分量。

访谈中还有这样一段有趣的细节。主持人鲁豫问道：“你十三岁的女儿她对自己妈妈的工作了解多少？”叶回答说：“她也了解的。她明白她是典型公务员之家的孩子。”鲁豫追问说：“这话怎么讲？”叶刘淑仪回答道：“比方看电视看到人批评警察她就很愤怒，很生气的。她说这些人怎么能够这样挑剔政府？她是很支持政府部门的，到底从小接触的都是公务员，这一点我也是引以为荣的。”我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香港官员说的话，我很难相信这位香港高官居然持有这种陈旧僵化的理念。

凤凰卫视如此介绍叶太生平：“学生时代，文学是她的所有梦想与憧憬，在以一级荣誉获得香港大学文学士之后，叶刘淑仪就远赴英国，专心修读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那时，她的惟一决心就是‘要做一个读巨著的人’。”一个研读“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喜爱“读巨著”的人，却用专制者的方式教育女儿：女儿应该有独立的人格与个性，为什么“公务员的女儿”就必须不问是非地支持政府呢？我刚刚读完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的回忆录，希拉里爱她的父亲，但政治立场与父亲截然相反：父亲是共和党人，她则是民主党人。父女政见不同并不影响亲情关系，这才是民主社会遵循的“和而不同”的原则。然而，叶太却要将女儿教育成一个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将妈妈以及妈妈背后的政府当作上帝来崇拜的弱智儿童。一听见有人批评政府就气急败坏，这跟毛泽东时代的红卫兵有何区别？叶太的女儿堪称香港最不幸的孩子。她戕害了港人的自由，也戕害了女儿的自由，这才叫“害人终害己”。

不甘寂寞的叶刘淑仪回到了香港。先是探视一下从政的可能，然后便粉墨登场了。如今，一些亲政府和亲北京的政党纷纷表态支持她。但是，香港市民不会那么健忘的。每当我看到维多利亚公园“六？四”之夜的烛光，我的心中就深感安慰，香港市民是全球华人中记忆力最好的一群人。天安门屠杀十八年之后，惟有香港还能聚积这么多的人一起纪念“六？四”死难者。连发生在遥远的北京的“六？四”都忘却不了，又怎么能够忘却得了四年前波澜壮阔的反“二十三条”大游行呢？又怎么能够忘却得了中共企图强行通过“二十三条”的时候在香港的代理人叶刘淑仪呢？叶太过于低估香港市民的智力、良心和记性了。

战争，将在两个香港最有名的女性政治人物之间展开。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的履历有相当的重合性：陈方安生担任公职三十九年，叶刘淑仪担任公职二十八年，陈年长叶三岁，职位一直都高于叶。两人都是香港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早年都是文学爱好者。她们都较早地加入港英政府，凭借出色的能力迅速获得升迁。在香港政府高层这个长期被男人垄断的圈子中，她们都傲视群雄。陈方安生比较亲民，时常在公众面前保持笑容可掬的形象，所以也常被称为“陈四万”；叶刘淑仪则比较严肃、冷漠、傲慢，被媒体形容为“女杀手”。如果说陈方安生像桃花岛的俏黄蓉，那么叶刘淑仪就像古墓派的李莫愁。

陈、叶二人不再担任公职之后，都以组建智库的方式影响政局和凝聚民意：陈方安生组织“核心小组”，研究香港的政制改革，后来发表了一份名为《稳步迈向普选》的建议书，由于走调和路线，北京、港府和民主派都反应冷淡；叶刘淑仪则成立了一个“汇贤智库”，主要活动为研究香港的政制和经济发展，并以汇贤智库的名议极力提倡香港实行议会制，企图掩饰当年以恶法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行径。叶还主持亚视节目《叶太博客》，观众反应极其冷淡。叶还曾经邀请陈对话，遭到拒绝。两人之分歧可谓针尖对麦芒。两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陈方安生是民主派，叶刘淑仪是亲中派。

因此，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选战，这次选举将比局限于“小圈子选举”的特首选举更有刺激性和挑战性。这次选举是一根温度计，是一次民意调查。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却有善恶是非的对峙。而决定这场战争的结局的，乃是每一位该选区的香港选民。让我们一起祝福陈方安生大获全胜。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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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1.10.2007 08:07
标题: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从古至今的人类世界，邪恶一天都没有止歇。今后的人类世界，邪恶也不会缺席。一天都不会。

正义和邪恶之间没有谈判，自由和奴役之间也没有和平。

像过去一样，这场战争会一直持续下去。而战争的第一个战场，不是纽约，也不是伊拉克，而是我们的内心。因为如果没有正义和自由的捍卫者，就不可能有胜利。

我真的热爱自由吗？
我敢于面对邪恶吗？
我愿意为了正义付出吗？
我在乎素不相识的人、以及子孙后代的自由和尊严吗？
当队伍里只剩下孤独的自己的时候，我还会继续坚持吗？
——九喻《法西斯都是相似的——纪念九•一一》


二战中瑞典的“中立”究竟有多么“光荣”？

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极权主义先后肆虐欧洲，致使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即便世外桃源般的北欧各国，也被波及其中，深受其害。而北欧列国之中，惟有瑞典自始至终保持了所谓“光荣的中立”，既没有像芬兰那样奋起反抗苏联的侵略，也没有像丹麦、挪威那样沦为纳粹德国的占领国。许多瑞典人为自己的国家成功地避开战火而感到庆幸，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本能的感受；但是，如果美化这种“中立”状态，以此而自豪，甚至转而对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为人类的自由和尊严浴血奋战的同盟国讽刺打击、吹毛求疵，那便是一种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态度。

瑞典的“中立”其实并不那么“光荣”。瑞典的“中立”，与战前英国和法国对德国的绥靖政策相比，在骨子里是完全一致的。瑞典的“中立”并非不偏不倚的中立，而是明显偏向纳粹德国一边。在纳粹势力占上风的时候，瑞典当局与之互通款曲，对希特勒的各种要求基本上是照单全收，两国秘密上演了诸多肮脏的剧幕。换言之，纳粹德国的强大，瑞典在背后是出过一把大力气的。而到了战争末期，德国战败的命运不可避免，瑞典这才见风使舵，拒绝德国提出的一系列合作的要求，最后宣布与之断交，希望以此在战后获取一点“荣誉”。

二次大战刚刚爆发时，瑞典便匆匆忙忙地宣布“中立”。九月三日，瑞典内阁特别会议决定，所有有关执行瑞典中立的规定，不仅适用于目前正处于战争的国家，也应适用于可能卷入战争的任何其他国家。但希特勒根本不理会瑞典的这一厢情愿的中立意向，悍然将整个北欧各国都看作德国的“后花园”。一九四零年三月一日，希特勒下达了关于“威悉河演习方案”的指令，明确指出该行动的目的在于“防止英国入侵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保护我们在瑞典的矿石基地，扩大海空军进攻英国的出发地区”。四月九日，德军实施了“威悉河演习方案”，迅速出兵侵略挪威和丹麦。

此时此刻，瑞典不顾唇亡齿寒的古训，冷酷地通知试图背水一战的挪威说，瑞典既不能以武器援助，也不能允许向挪威出口武器弹药。正是由于瑞典的严密封锁，才导致挪威、丹麦无法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援，因国小力弱、四面楚歌，遂便沦丧于纳粹的铁蹄之下。当德军占领挪威和丹麦之后，瑞典立即与之正式缔结一项协定，允许德国军队和军需物资经由瑞典从挪威的一处运往另一处。此后两国还达成了一些新的协定，如扩大过境运输量、允许过境士兵携带武器等。这些协定表明，瑞典已经取消了自己的“中立”地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加入到纳粹仆从国的行列之中。对于挪威、丹麦、芬兰等邻居来说，瑞典的所作所为简直就像是在背后捅了他们一刀。以牺牲邻居来换取自己的苟延残喘，这是何其不道德的行为！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瑞典看到德军在前线势如破竹、苏联兵败如山倒，立即宣布接受德国的要求，允许德军的一个步兵师假道瑞典由挪威开往芬兰，允许德国飞机飞越瑞典领空，以及德军舰在瑞典领海短暂停留。这些决定再次加深了瑞典对德国的服从和支持，几乎就等于同德国结盟了。不过，瑞典的这些做法“犹抱琵琶半遮面”，德方也给其留了一点面子，没有进一步伤害其“独立”的地位。

对于德国来说，瑞典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其优质铁矿石资源；瑞典人也深知这一点，他们以向德国出口铁矿石来换取苟安，却全然不顾这些铁矿石在德国被制造成杀人武器的严重后果。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德国钢铁大王蒂森便确信：“没有瑞典的铁矿石，德国就注定要在这场战争中打败仗。”德国当局充分认识到从瑞典进口铁矿石的重要性，德国认为瑞典的所谓“中立”能够最好地服务于德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因为，在德国已经占领了瑞典周围的丹麦、挪威、芬兰之后，事实上就完全控制了瑞典而无需实际占领它。瑞典的屈服以及德国自身对于战略得失的考虑，使希特勒没有下令出兵占领瑞典。后来，在准备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中，希特勒再次提到：“德军能否以较强兵力从罗瓦尼埃米及其以南地区出发实施这一作战行动，取决于瑞典是否准许使用其铁路实施开进。”而战役一开始，瑞典就全盘满足德国的各种要求，再次消弥了双方可能发生的冲突。

瑞典倒向德国，给盟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危机。盟国充分认识到瑞典的铁矿石对德国战争经济的重要性，战争初期曾多次筹划切断或削减这种供应。然而，随着一九四零年六月挪威战事的结束和西线战事的吃紧，盟国已无力干预北欧事务，瑞典已全面落入德国的控制之下。虽然盟国对瑞典的艰难处境有所体谅，瑞典对德国的卑躬屈膝却有损于国际关系中的道义原则。战争期间，瑞典没有为盟国的正义之战提供多少有力的帮助，也故意无视德国在占领区的种族屠杀及种种暴政。

虽然盟国很少公开谴责瑞典的虚假中立，在战后冷战的大背景下，也未能追究瑞典在战争中投机行为的责任，但基本的是非大家都有一个判断。一九四零年六月二十六日，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对瑞典驻伦敦公使普吕茨说：“英国十分体谅瑞典的困难，不过瑞典在困境中保持均衡时未免向德国靠拢得太近了。”一九四二年十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同后来出任瑞典驻英国大使的博赫曼会谈时说道：“我们不希望再有一个德国人的牺牲品，我们所要求的一切便是：你们在一旦遭到袭击时能够捍卫自己，不再作出任何不必要的让步，而且能够尽快撤消那些已经作出的让步。”

战后，瑞典有意淡化这一页不光彩的历史。在冷战期间，瑞典亦安享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保护，才得以免受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染指。冷战结束之后，瑞典不曾感谢英美的帮助，反而摇身一变以“和平主义者”的模样招摇过市，时不时地谴责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这种伪善是多么让人厌恶！

瑞士何以成为一块和平的“飞地”？

在二战中，当希特勒的军队肆虐整个欧洲之时，中欧小国瑞士为何能免于战火的破坏？有的资料指出，面对希特勒的威胁，当时人口仅四百万的瑞士，迅速动员了四十多万大军，显现了坚强的防卫作战能力和决心，使纳粹德放弃了入侵的意图。然而，这只是一个美好的神话而已。瑞士军队的人数和装备在德国军队面前均不堪一击。希特勒之所以放过瑞士一马，不是因为害怕瑞士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因为瑞士处于“中立”的状态对纳粹来说更有利用价值。在这场关系着人类命运的大搏斗中，瑞士并未保持真正的中立，而是助纣为虐，扮演了一个极其不光彩的角色。瑞士在二战中的若干行为，违反了其一八一五年便秉持的“永久中立原则”。

当时，大多数瑞士人都倾向于支持德国。希特勒上台后，德意志种族优越论甚嚣尘上。纳粹的出版物声称，所有以德意志人为始祖的人，即使在“第三帝国”的边界之外，也都是德国人。因此，纳粹将瑞士人称为“在瑞士的德国人”（瑞士人口中六成多的人属于德意志民族）。纳粹德国绘制的地图公然将瑞士囊括在“大德意志”的疆域之内。许多瑞士人不仅没有抗议对其国家主权的公然蔑视，反而与纳粹的种种族主义鼓噪相呼应，在瑞士德语区出现了诸多亲纳粹的社团，其中尤以“国民阵线”和“瑞士国社党人”这两个极端组织最为活跃。瑞士政府并没有将这些组织取缔，反而给予默许和纵容。战争期间，这些组织甚至还征集了志愿兵加入德军。

一九四零年六月，法国出乎意料地战败，瑞士转瞬间落入了德、意强邻及其兼并或占领区的四面包围之中。面对德国法西斯的吞并野心，瑞士当局最终选择了屈从迎合的道路。瑞士并不是一块不食人间烟火的“飞地”，战争期间瑞士与德国合作的深度与广度，甚至超过了瑞典。

首先，瑞士是德国等法西斯国家的提款机。德国历来是瑞士最大的贸易伙伴。二战中，瑞士一直都维持了同德国密切的经贸、金融关系。大战爆发后不久，瑞方向德方提供了一点五亿瑞士法郎的贷款，德方则允许瑞士商品经由德国转口。意大利亦从同瑞士的经贸关系中获益。瑞士还向德国卖电，让德国工厂保持生产。瑞士各大表厂向德国供应精密零件，苏黎世的军工厂提供的四十毫米口径高射炮，是德国应付盟军空袭的重要防卫武器。瑞士还是纳粹德国进行黄金交易、以换取硬通货瑞士法郎的主要地点。瑞士银行根本不问黄金的来路，一味从中赚取巨额差价。当时纳粹德国的帝国银行百分之九十的黄金交易都是通过瑞士银行进行的。纳粹在战争中掠夺的巨额财产，相当一部分存入了瑞士银行。在瑞士银行的帮助下，希特勒得到了宝贵的外汇，从而得以在世界市场上购买维持战争的重要物资。纳粹德国的帝国银行的副行长便露骨地说：“瑞士允许自由的外汇交易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是我们至今仍让它保持独立的一个基本原则。”

其次，瑞士拒绝向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提供帮助。二战爆发前，纳粹政权一般并不阻挡犹太人移居国外，通常是剥夺其财产后迫使他们迁往别的国家。因此瑞士成了很多德籍犹太人流亡的首选地。瑞士当局却制定了严苛的政策阻挡犹太难民的涌入，而且以法律明文规定说：“犹太人不应当视为政治难民。”对那些非法入境的犹太难民，瑞方将他们押到边界岗哨交与德方，根本不考虑他们被遣返之后必然是死路一条的结局。在战前，瑞士已在边境拦截了十多万犹太人入境，有时甚至直接把这些人交到臭名昭著的党卫军手上。为此，德国的报纸在战后批评过瑞士的所谓“中立”，德国《周报》指出，瑞士的“中立”只差没有同第三帝国正式合作而已。毫无疑问，瑞士政府的这些做法是一种“间接杀人”的行为，他们对于数十万犹太人的死难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与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向犹太人敞开国门相比，近在咫尺的瑞士的做法让人齿寒。

第三，二战期间，瑞士一直让贯穿阿尔卑斯山脉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圣哥大隧道向德国和意大利开放。该隧道长达十五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公路隧道。据目击者声称，每天都有许多满载战略物资的火车，源源不断地穿过瑞士领土往来于德意两国。通过这条隧道，经济发达的德国对经济落后的意大利提供了巨大的物质上的支持。有分析家指出，如果没有这些支持，意大利的经济早就崩溃了，墨索里尼政权也许会提前两年垮台。那么，盟军就能早日挥师意大利，在欧洲开辟出欧洲第二战场，而不必付出诺曼底登录的惨痛代价了。换言之，瑞士对德国的顺从和支持，从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战争的进程和法西斯政权的寿命。

第四，更为卑劣的是，瑞士银行利用犹太人遭到纳粹政权屠杀的机会，大肆侵吞犹太储户的巨额财产。在二战中，被纳粹迫害致死的德国犹太人在瑞士银行开户数达五万多户，存有价值为六十亿美元的资金。而至今只有六百万美元，经瑞士政府交还给了犹太组织或赠与一些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一些瑞士银行甚至以纳粹集中营没有发放死亡证的理由拒绝赔偿。瑞士银行业向来以一流的服务著称于世，人们却不知道，在冠冕堂皇的银行大厦背后，却隐藏着犹太人的斑斑血泪和瑞士银行家们吸血鬼般的贪婪。时至今日，正义仍然未能得以彰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半个多世纪之后，瑞士联邦政府才对顺从纳粹的历史作了一定的反思。一九九五年四月三日，瑞士外交部长科蒂首次代表政府为瑞士在二战中的表现道歉。他说：“我们不能、也决不否认瑞士在战时与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野蛮行为有牵连。……虽然一个被纳粹和法西斯世界包围的小国要生存下去非常困难，但这也不应当使我们原谅自己当时严重丧失立场与软弱——我认为尤其不能原谅我们当时对受迫害的犹太人的政策。” 科蒂还发表了一个经瑞士联邦委员会通过的声明，表示瑞士在二战中有负于纳粹受害者。这一道歉虽然迟到了很久很久，但总算到来了。

直到今天，犹太幸存者和家属依然在追索被瑞士银行侵吞的存款。迄今为止最大一笔索赔款，是一九九八年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裁定瑞士银行支付受害者的十二点五亿美元。这桩讼诉案指责这些银行违反存款人的信托以讨好纳粹。这项裁定是继国际社会对大屠杀期间瑞士银行的作用发生激烈的争论后作出的。根据这项赔偿协定，已经有二点五亿多美元，经过科曼建立起来的索赔法庭，归还给了三千多个瑞士银行的储户或者他们的继承人。然而，再多的赔偿也无法抹去幸存者及其家人心中的痛楚。重温那个黑暗时代，人们看到了瑞士银行如何帮助纳粹，使那些犹太人奋斗终生获取的财富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瑞士银行这样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显然得到了瑞士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

没有美军的牺牲，便没有人类的和平

瑞典和瑞士“与狼共舞”的丑恶历史再次证明：在面对邪恶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中立”可言。那种绝对的“和平主义”的高远理想，在落实到政治实践层面的时候，很可能缔结出一朵灿烂的“恶之花”。在二战当中，瑞典和瑞士固然维持了脆弱的和平，固然使得各自的国民免于战争的杀戮，但他们与法西斯自觉或违心的合作，却使得其他受害国的人民遭受到更大的苦难，这样的“中立”与“和平”，不是以邻为壑又是什么呢？这样的“中立”与“和平”，难道值得我们效仿吗？

与这两个国家的选择截然不同，从一战、二战、韩战、越战一直到今天正在进行中的反恐之战，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充当了人类正义之战的中流砥柱。可以说，没有美国的介入和付出重大的牺牲，人类文明有可能早就倾覆了，二十世纪的人类也许早就沉沦于法兰西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魔爪之下，那可是万劫不复的深渊。昔日，美国摆脱孤立主义的困扰，挺身而出成为抗暴的先锋。美国并不奢求获得被拯救者的感恩戴德，但为此反而遭到非议与辱骂，则是一种极不公允对待。

当有人羡慕瑞典和瑞士在二战中的“光荣中立”时，我却要提醒说，不能忘却了美国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的巨大牺牲，没有美军的殊死搏斗，即便是瑞典和瑞士那样的可怜兮兮的“中立”最终也会被希特勒取消。当有人以瑞典和瑞士的“光荣中立”作为反例来指责美国的“穷兵黩武”时，我更要提醒说，真正发了战争财的是瑞典和瑞士，而不是美国。美国动员全国之人力和物力参加二战，无偿为盟国提供各种各样的援助，战后还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帮助各国完成重建。没有美国的帮助，残破的欧洲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元气呢？

稍有良心者，都会遵循“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原则；而那些没有良心的国家，却因为恩人的恩情太深重了，而干脆不承认曾经接受过的恩情。比如法国，今天因为对伊拉克战争持有不同的看法，居然出现了反美流氓用油漆污染诺曼底美军公墓的暴行。那些“勇敢”的法国流氓并不愿意承认，法国在战争刚打响几个星期之后便崩溃了，法国在二战中基本上无所作为。如果不是美国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法国首先沦丧于德国法西斯之手，继而再沦丧于苏联共产极权主义之手。法兰西的文明再高雅，也只配成为德国或俄国统治下的二等公民。在两大极权帝国的交替统治下，法国人哪里还有享受醇酒美人的闲情逸致呢？

没有美军的牺牲，便没有人类的和平。然而，人们总是善忘的，尤其是左派们的忘却更是有选择性和方向性的。他们忘却了自己对苏共和中共政权溜须拍马、顶礼膜拜的丑恶言行，也忘却了美国恢复世界和平、成功将法西斯德国和法西斯日本改造成民主国家的伟大功绩。他们将反美当作一种时髦和一种标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苏联和东欧共产政权纷纷崩溃，中共则一边实行经济自由主义一边坚持政治独裁，西方左派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寄托其信念的国度了。当“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人类进入反恐之战的新时代。于是，这些“人还在，心不死”的左派们顿时找到了新的主子，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他们用种种学说理论为恐怖分子辩护，也故作客观公正地谴责美国抗击恐怖分子和独裁政权的正义之战。他们的反美思想又有了新的依托。在此意义上，他们与昔日的瑞典和瑞士的所作所为完全重合在一起。

我却不会忘记那些为正义和自由而战的人们，那些勇敢的美国士兵，以及他们的领袖们——从罗斯福到麦克阿瑟，从里根到布什。我不会忘记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若干历史纪念碑中，我最欣赏的便是二战纪念碑。这座气势恢弘的二次大战纪念园，坐落在华盛顿纪念塔与林肯纪念堂之间，邻近越战以及韩战纪念碑。这个纪念园的中央建有一个大型喷水池，两旁分别建有流水池，分别代表太平洋以及大西洋战场。围绕公园中央的还有五十六座十七英尺高的花岗石柱，分别刻上当时美国各个州与属地的名称。整个纪念园最令人注目的是，水池旁边建起了一道矮墙，这道墙名叫“自由的代价”，墙上总共镶有四千个星星，星星的倒影荡漾在水池的碧波之中。每一颗星星代表着一百名阵亡的军人，所以它们一共代表著四十多万名在二次大战中阵亡的美国军人。

我有幸目睹了二战纪念碑的开幕仪式。当时，前任美国总统老布什与克林顿，连同现任美国总统布什一同出席了揭幕仪式。布什总统在演讲中说：“在这里，与大战当中获得胜利的上一代人一起，我以骄傲的心情，谨代表美国人民接收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园。”他赞扬并感谢十七年来从筹划到兴建完成纪念碑的过程中做出贡献的人们：“兴建这个纪念公园需要工艺，长远的目光和耐性。现在工作已经完成，并以合适的方法向二次大战的老兵致敬。这个纪念公园代表著美国开放与高贵的特性，也代表著我们永远歌颂的宏伟与坚忍的精神。”布什在讲话中向那些为民主制度和人道主义而牺牲的二战军人致敬。他表示，美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美国后代的贡献，这座纪念碑将永久地矗立在此，以纪念一千六百万参加二次大战的美国官兵。

是的，和平与自由需要付出如此沉重的生命的代价。人类历史上没有可以不付出代价的自由与和平——倘若像二战中的瑞典和瑞士那样，默许邪恶甚至参与邪恶，难道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吗？难道是一种可以不受良心的谴责、不受历史的拷问的选择吗？邪恶不会因为人们善良的期待就自动消失，邪恶更不会因为人们单方面的宽容而转化为正义。因此，在我将鄙视投向瑞典和瑞士的同时，也将赞美给予美国。正如学者九喻所指出的那样，一切的法西斯都是相似的，它们是惊人地相似：从纳粹德国到共产苏联，从中共到红色高棉，从格瓦纳到金正日，从阿拉法特到卡扎菲，从萨达姆到内贾德，从奥马尔到本拉登……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是要与我们和平共处，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要消灭我们，消灭文明、自由、独立和人权。因此，除了与他们战斗到底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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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5.10.2007 10:39
标题: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在本届人代会闭幕式的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表现比起三年前刚刚履新的时候来，有了长足的进步。回答问题的速度不再慢如蜗牛，引用古典诗词更加恰如其分，在涉及经济方面的问题时，诸多数据倒背如流，脱口而出。但是，一涉及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温家宝立即又恢复了“温吞水”的本色，常常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或者以官话、空话、套话来搪塞过去。

这次记者会上最精彩的一幕，是温家宝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的提问。法国记者的问题单刀直入：最近，前总理、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在书中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放弃党的垄断权力，发展民主，保障人权。温总理在两会前夕发表了一篇文章，也谈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等问题。那么，温总理的文章是否受到赵紫阳的观点的影响？温总理如何评价赵紫阳？

温家宝刚才还意气风发，一听这个问题，脸上的肌肉立即绷紧了，可见其内心的紧张。这一表情很像十七年前，他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陪同已经被罢黜的总书记赵紫阳去探望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的时候的表情。那时，温家宝站在赵紫阳身后，也是紧张万分、沉默似金的模样。

十七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十七年之后，“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温家宝的回答是：“我的文章跟你提到的那本书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没有看过那本书。”温家宝甚至不敢重复“赵紫阳”这个名字，虽然他曾经作为下属，为赵紫阳服务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赵紫阳被罢黜和幽禁的十六年里，温家宝也没有与赵有过任何接触。在赵紫阳逝世之后，他没有出席葬礼，甚至连花圈也没有送一个。

这就是中共冷酷无情的、泯灭人性的体制所造成的恶果。在满清和民国时代，下野的高官与昔日的下属之间，仍可自由交往，保持着一种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而中共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为纲，不仅让普通民众“道路以目”，即便是贵为总理的外温家宝，亦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的真情流露。

法国记者所提及的那本书，是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中国大陆许多“犯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类书籍，往往在新闻出版自由香港出版，然后再“回流”到大陆。即便是昔日辱骂香港是“反共基地”的“左王”邓力群，也选择在香港出版其回忆录，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这本书，全面展示了赵紫阳晚年思想的发展，亦有对中共几代领导人的臧否。赵目光如炬，且心胸宽阔，在论及温家宝时，并没有埋怨温的无情，而是持平地说：“温是好人，是比较开明的中年干部，是在改革开放潮流中成长起来的。但该人谨小慎微，要在尊重党的一把手的这一传统下工作，看来，在改革上也不会有大的作为。”

寥寥数语，可谓画皮画骨。不知温家宝本人读到这几句话，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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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6.10.2007 20:17
标题: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在全世界范围内，西藏是一处最不为人所知的区域。虽然青藏铁路开通之后，每天增加了数以千计络绎不绝的游客进入西藏，布达拉宫的接待能力也受到严峻的挑战；虽然在拉萨繁华的街道上，可以轻而易举地吃到海鲜和各种西式大餐，可以买到巴黎刚刚上市的时装和香水，但一般游客所看到的西藏，只是西藏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只是一个五光十色的橱窗。在橱窗的背后，有些什么呢？

在西藏，仍然矗立着一道高高的“柏林墙”。当年，阻隔西德和东德的“柏林墙”并没有像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所期望的那样“千年永不倒”，在里根总统“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道墙吧”的呼吁中，在千千万万渴求自由的民众的诅咒中，柏林墙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今天，在西藏这片世界上最大、也最具传奇色彩的高原的四周，仍然存在着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柏林墙”。这道高墙的受害者，不仅是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藏族人民，也是所有的中国民众。

普通的中国人比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更加不了解西藏，“柏林墙”牢固地竖立在他们的头脑之中。一说起西藏，他们便认为这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曾经盛行残酷的奴隶制度，布达拉宫是用奴隶的骨头堆砌起来的，是汉族给西藏带去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中央政府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巨额投资，西藏人理应感激不尽；达赖喇嘛是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的头子，是西方利用来反华的工具……这就是中共当局通过长期的教育、宣传和洗脑，而让普通民众形成的既定观念和思维方式。即便某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已经在西方生活很多年的人士，亦从不怀疑以上种种说法的真实性。几年前，我在洛杉矶华人作家协会为我组织的一次演讲会上，就遭到过两位自称北大校友的人士的猛烈攻击，他们的名片显示他们在美国某大学任教，可他们对西藏的看法跟中国大陆中学教科书上的那一套一模一样。愚昧已经成为一种难以医治的慢性病。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第一步便是让藏人自己开口说话，便是倾听藏人自己的声音。阿妈阿德的回忆录《记忆的声音》，便是这样一部跨世纪的西藏悲壮史诗。阿妈阿德是一个平凡的藏族女子，一九三二年出生于康区梁茹。五十年代初共产党军队进入藏区的时候，她还只是一个新婚不久的少妇，相夫教子，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当共产党开始系统地摧毁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时候，引起了藏族人民的反抗。阿妈阿德先后失去了父亲、丈夫、儿子、婆婆、姐夫和无数的亲人朋友，她本人也因为给抵抗组织通风报信而被捕入狱将近三十年，在狱中受尽酷刑的折磨，可谓九死一生。一九八五年，她辗转来到印度达兰萨拉，并在美国“女儿”布雷克斯莉的帮助下，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了这本杜鹃啼血般的回忆录。正如作为记录者的布雷克斯莉所说的那样：“像多数藏人一样，阿妈阿德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因此，她的故事读起来更像丰富多彩的口头叙述，而非精雕细刻的文学作品。”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回忆录以惊人的真实性和朴实无华的风格，而成为藏族当代历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记忆的声音》作者
阿妈阿德
阿妈阿德是一位幸运的幸存者，她的许多同代人都惨死在战斗中以及此后漫长的集中营生涯中。幸存是一种幸福，是一种不可以挥霍的幸福，幸存者有责任讲述记忆，并竭尽全力让记忆成为历史，达赖喇嘛在给这本回忆录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我很高兴，不仅是为人们可以读到阿妈阿德的故事，而且也为她能在苦难中活下来，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世界。这个故事体现了中共占领西藏后，所有藏人如何受尽折磨，也体现了西藏妇女如何像男人一样做出牺牲，投身正义和争自由的战斗。正如阿妈阿德自己所说，这是一种声音，‘一种令世人记住那些失去生命的受难者的声音’。”毫无疑问，这也是一本值得推荐给每一个中国人阅读的书，它能够打破共产党炮制的虚假的“西藏观”，能够唤起有良知的汉族人士重新审视当局的西藏政策并重新看待相处了上千年的藏族邻居。

当共产党军队刚刚进入藏区的时候，大部分藏人都持观望态度。这支陌生的军队比此前的国民党军队显得更加威武、整齐、富有朝气。阿妈阿德回忆说，在共产党进入藏区的最初阶段，“士兵们没有动过任何武力，也从没有威胁过我们。……中国士兵尽力做各种演讲，以模范行动赢得我们的信任。”她的回忆是真实的，她并没有刻意扭曲事实。她特别指出，当时共产党干部和士兵对藏人的佛教信仰表现出了一副虔敬、虔诚的样子。而藏人根本不知道，为了赢得他们的信任，研究他们的宗教和习俗，已成为共产党军队的军事训练的一部分。共产党军队在这一阶段的“秋毫无犯”，仅仅是为了麻痹藏人而已。

很快，共产党便在藏区展开了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这是他们粉碎藏人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一招杀手锏。阿妈阿德发现，共产党逐渐重用一些“根正苗红”的乞丐，将他们提拔为各种领导机构中的傀儡角色。她写道：“中国人确实影响了一些乞丐和穷人。那些乞丐，以前没有人阻止他们过自己选择的生活，而且还一直慷慨地接济他们，可就在大家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却背弃自己的人民。看到这些，真令人无比痛心。……乞丐们接受任何任务之前，都要被灌输共产党的教条，让他们坚信富有的藏人和当地的头人是他们的敌人。还说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去监督社会、汇报谁在民众之间散布民族主义情绪。”由此，中共将昔日的西藏社会撕裂开了一个口子。

紧接着，共产党大肆开发西藏，掠夺西藏的各种资源，西藏的自然环境从那个时候开始便遭到严重破坏。当然，藏区的破坏是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破坏同步进行的，许多领域的破坏是永久性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及其帮凶乃是人类的千古罪人。阿妈阿德在家乡渡过了田园诗一般美好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尽管自然条件恶劣、物质生活匮乏，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充实而富足，他们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和谐，阿妈阿德说：“在藏人眼中，大地是有生命的。土壤、高山、河流和天空诸神呵护着大地，滋养着大地。我们的文化一直追求与环境的完美和谐。我们只种那些我们需要的，这足够了。在共产党身上，我们看到的只有贪婪。现在，他们似乎计划开垦所有可利用的土地，养活他们的军队。”今天青藏铁路的修建，也是出于同样的贪婪。西藏的一草一木，惟有无声地哭泣。

阿妈阿德所在的康巴地区，民风最为剽悍，当时的反抗运动也最为激烈。然而，面对装备精良、多如蝗虫的共产党军队，数量有限的藏人单凭勇气和体质与之对抗，宛如以卵击石、蝼蚁撼树。“人们发现藏族战士死去时，仍紧紧地握住手中的藏刀，那么紧，那么用力，手都变成了黑褐色。”不久，阿妈阿德也被捕了，并且受到种种酷刑的考验：“审讯的警察开始对我动粗，一连四天我都戴着手铐，手还被拷在后面，他们拼命往我大腿上踢，腿上肿了一大块，过了三十九年后还能感觉得到。”还有更可怕的酷刑在等待着她：“有时他们扯我的头发，有时拉我站起来，强迫我跪在削尖的木片上。有一次，他们把竹签楔进我食指的指甲盖儿下，把指甲下的皮肉都撕裂开了，一直裂到第一个指关节。他们把竹签子慢慢地往里插，想要强迫我交待。我眼前浮现出一张张家人和朋友的脸孔，现在已经很明白，如果我开口，这样的逼供就会没完没了。最后我疼得昏死过去。”这位信仰坚定的女子，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从未出卖和揭发过别人，从未背叛自己的民族，从未向毛泽东像表示效忠。当她出狱的时候，已经由一名鲜花般的少妇变成了伤痕累累的老人。

这些章节让我不忍卒读，同时我也为自己身为汉人而感到羞愧。近代以来，藏人不曾侵犯过汉人；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藏人也从未试图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可是，毛泽东却要彻底征服并按照他的方式改造西藏，不惜为之付出血的代价。在通常情况下，杀戮是有理由的，可是中共政权对藏族的杀戮却毫无理由。如果硬要找出理由的话，也许就是因为毛个人疯狂的野心。毛泽东政权对西藏人的种族屠杀，虽然数量上没有达到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但性质完全是一样的。此前，我们对此罪恶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我们谴责毛泽东发起的种种政治运动以及大饥荒造成数千万人死难，却很少对藏族的悲惨遭遇表示同情。我们的人权观和自由观是有选择的，是有缺陷的，我们自己却从未意识到这一点。直到今天，西藏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小资”心目中，仅仅是一个“香格里拉”一般的梦幻之地。在各种小说、游记和摄影作品中，西藏常常被当作浪漫的爱情故事的最佳背景和对平庸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反动。因此，那一切怀着“猎奇”的心态的、以西藏为题材的汉语文学，在阿妈阿德的这本回忆录面前，都黯然失色，都轻得失去了重量。

每个民族都需要见证者，尤其是那些被杀戮、被侮辱、被漠视的民族。大屠杀见证者、华盛顿大屠杀博物馆的创始人、作家韦塞尔于一九八六年获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者称他是“人类的信使”，赞扬他记录下了“在人类遭受极大羞辱和彻底蔑视时的个人经历”。韦塞尔把保存苦难受害者的记忆当作自己的使命，他说：“歌德说，人在悲痛时会沉默，这时候，上帝便把歌唱悲伤的力量给了人。从此，人再也不可能选择不歌唱。……我为什么写作呢？为的是受害者不被遗忘，为的是帮助死者战胜死亡。”如果说韦塞尔是犹太民族的见证者，那么阿妈阿德便是藏族的见证者。最为可贵的是，在经历了地狱般的劳改生涯之后，她仍然保持了人类的尊严、宽容和慈爱，她并不憎恨那些对她施加过暴力的人，更不试图寻求报复。她对西藏被戕害的命运深感悲伤，却不主张用激进的方式寻求独立，她在回忆录的结尾处呼吁说：“愿人们认识到和平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空气，愿人们都能理解纷争不可能靠武力来解决。”可惜的是，迷信武力的、傲慢的北京当局根本不愿听取达赖喇嘛和阿妈阿德们真诚而富有建设性的呼吁。

这是一本记忆之书，这是一部法庭的证词，阿妈阿德不是熟悉遣词造句、学识渊博的作家和学者，她的这本口述回忆录却具有特殊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学者徐贲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文中指出，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为其它灾难见证设立了重要的先例。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亚历山大称灾难幸存者的见证为“一种新的历史凭证”，称作见证的幸存者为“一种新的历史行动者”。韦塞尔也说过：“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见证文学。我们都曾身为目击证人，而我们觉得必须为未来作见证。”我相信，阿妈阿德的《记忆的声音》完全有资格成为世界“见证文学”宝库中倍受珍惜的作品之一。未来汉族和藏族实现和解的那一天，这本回忆录将被收藏在历史博物馆中。我们的后人将会惊叹于自身的历史中出现过如此黑暗的一页，更将为我们有过阿妈阿德这样一位如同“压伤的芦苇不折断”的前辈而感到自豪。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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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9.10.2007 15:25
标题: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六日，笔者应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深参议员布朗贝克的邀请，赴美国参议院办公大楼出席参议院保守派议员的每周例会并发表演讲。

这次会议的参与者，除了若干共和党参议员及其助理之外，还有来自华府的各基金会、智库、非政府组织及媒体的代表共五十多人，许多人都是负责给国会、白宫和国务院起草相关报告的重要人士。布朗贝克参议员是本次会议的主持人，当他来到会议大厅时，首先便发现了我，主动走过来跟我打招呼。我们去年在他的办公室中曾经有过一场较长的会谈，他也是促成去年白宫接见包括我在内的三名来自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的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去年五月，我曾经与他分享过关于促成一份亚洲版的“赫尔辛基人权宣言”的建议。我认为，当年美国及若干西方民主国家倡导通过的“赫尔辛基人权宣言”，对于促进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权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美国也可以在亚洲尝试联合日本、印度、南韩等民主国家，通过一个亚洲版的、类似的国际公约，有力地推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权状况的改善。布朗贝克对该建议十分赞赏，并表示随后将召开国会、国务院等机构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探讨实施该计划的可能性。此次一见面，他便说：“我还记得你的建议，你们去年在白宫的会谈非常成功！”


余杰在参议院演讲，右边坐着的倾听者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深参议员布朗贝克


会议以严肃的祷告开始，与会者全部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此前，曾经有一位中国学者指出，美国法律规定不允许在政府机构内祷告，因为这是一种宗教活动，这样做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其实，这种说法不一定符合美国政治的实情，对“政教分离”原则的理解也难说很准确。“政教分离”是指政府不将某种宗教作为国教，不得干涉公民对所信仰的宗教派别的选择，不得制定法律侵犯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不是说政治家和政府公务员不得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及不得在其工作中彰显出其信仰来。美国的军队中有军牧，许多大学中有校牧，这并不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美国政府一年一度的“总统早餐祈祷会”持续了多年，也从来没有人控告说此做法“违宪”；美国现任总统布什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白宫中组织查经班，在空军一号上与高级官员们一起做礼拜，也没有遭到谁的非议。我发现，在此类国会会议之前，大家一起祷告，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并没有任何人对此感到大惊小怪。

会议首先讨论了一些美国国内的议题，如华府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基督教保守派团体“家庭研究所”的发言人介绍了如何制止堕胎泛滥的计划以及堕胎的严重危害性，波兰民主和自由基金会的负责人介绍了该基金会历史和运作情况，“威伯福斯项目”的负责人推荐了一部即将上演的关于基督徒、废奴运动先驱威伯福斯的新电影，一位科学家谈及在英国已经合法化的将人的细胞与动物的细胞融合的研究项目以及如何在美国禁止此类可怕的“科学研究”，一位教育界人士提及在阿拉巴马州新通过的中学教材中采纳了圣经关于世界来源解释等等。这些议题都是美国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非常关心的议题，接着大家一起讨论了如何在国会、行政机构以及公共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让福音派基督徒的观点被决策者和更多的民众所接受。

国际问题的议题之一是由笔者作题为《美国如何帮助中国推进宗教信仰自由》的报告。布朗贝克参议员向大家介绍说，主讲者余杰先生是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的知名作家，也是北京家庭教会“方舟教会”的成员，去年曾经在白宫受到布什总统的接见，是中国推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的先锋人士。他说，非常欢迎余杰先生再次来到参议院与大家分享他的观点。美国政府刚刚发布的人权报告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显示出，近期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恶化，我们非常关注这一情况，并将作出各种努力来遏制这一趋势。

我首先表示，很高兴来到参议院向大家介绍基督教近年来在中国发展的一些新的趋势，以及基督教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我指出，从昨天开始，中国共产党正在北京召开一次重要的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宣称他们的理论和组织仍然富有吸引力，他们拥有超过七千万的党员。但是，共产党党员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忠实的共产主义信徒，党员们都是抱着获得利益的想法入党的。与之相反，中国基督徒的数量不仅超过了共产党员，而且质量方面更是共产党所望尘莫及的，他们大部分都是虔诚而坚定的信徒。因为在今天的中国信仰耶稣不可能得到什么具体的好处，相反常常会有被逼迫的危险。尽管如此，中国基督徒的数量仍然以每年数百万的惊人数字增长，中国是继非洲大复兴之后，全球基督徒数量增长最快的地区。如果继续保持这样一种增长速度，中国有望在十年之后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上基督徒人口最多的国家。

近年来，中国大批城市知识分子成为基督徒，他们当中有作家、律师、教授、记者、艺术家等，他们积极介入公共生活，公开表达信仰，有很多基督徒知识分子勇于参与各种人权活动。他们以温和、理性而坚定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他们相当重视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的经验，以及罗马教宗保罗二世在苏联和东欧的民主化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也在学习和借鉴南非和南韩的教会在民主化中所扮演的不可缺少的角色。去年我在白宫做客的时候，就曾告诉布什总统说，在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达到两亿的时候，如果中国共产党崩溃、中国政局出现重大转机，基督教所倡导的非暴力、宽容和爱的价值，将大大降低发生流血冲突和暴力事件的可能性。而中国如果成为一个以基督信仰为主流信仰的国家，中国也必将成为一个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甚至比日本还要亲密的朋友。

我的报告的重点，是提出几点美国如何切实帮助中国实现宗教信仰自由的建议。我认为，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主化，当然主要是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但是，我们也需要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的有力支持。首先，我建议美国的高级官员、国会议员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应当争取会见中国家庭教会的成员，甚至参加家庭教会的礼拜活动。作为基督徒，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教会中参加礼拜活动，都是其信仰自由的组成部分；而作为中国的家庭教会，接纳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兼有政府官员、议员、记者等身份的基督徒参与主日敬拜，也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应有之义。过去，许多西方人到中国，担心与家庭教会的接触，会给对方造成麻烦，这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想法了。其实，越来越多的接触，才是对家庭教会的支持，也能促使家庭教会尽早浮出水面、走向公开化。同时，西方的政界和宗教界人士也要尽量减少与官方的“三自会”来往，因为每次与他们的来往，便是对其合法性的一次确认和肯定。即便在不得不与此机构来往的时候，也可以将与家庭教会接触当作必要条件提出来。我也再次建议说，明年布什总统将去北京参加奥运会，美国的基督徒和教会要给总统传达明确的信息，建议他去一家中国的家庭教会访问，这一步将是历史性的突破。

其次，我引用对华援助协会的报告指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差不多两千名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关押在监狱中，其中许多人受到酷刑和虐待，他们的健康状况堪忧。还有很多基督徒虽然没有被捕入狱，但受到了当局的绑架、殴打、恐吓、监视等，近期发生的基督徒、人权律师李和平被毒打，基督徒、天安门事件中受害的残疾人士齐志勇被禁止出门参加礼拜活动，基督徒、维权人士华惠棋被毒打等事件等等，全都发生在奥运会前夕的北京，让人触目惊心，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纳粹当年的奥运会来。我建议，美国政府尽快整理出一张因信仰而被迫害的基督徒的名单来。在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与中国方面会谈的时候，每一次都将这张名单拿出来；而在下一次会谈的时候，一定要质询对方是否已经着手解决这些案件，有哪些案件有所纠正，有哪些囚犯在狱中的处境有所改善。能多救一个人就多救一个人，能多救两个人就多救两个人。这是一项持之以恒的工作，是一项与中共当局比赛耐力的工作，绝对不能半途放弃。

第三，我建议美国方面在收集每一个宗教迫害案件的同时，也收集到参与每一个案件的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的资料，并综合成一张与受迫害者名单对应的迫害者的名单。我建议美国政府命令驻华使馆，冻结这些参与宗教迫害案件的人员的赴美签证。这些人员，有的甚至获得了由美国方面出资的访问项目，这些手上沾着鲜血的凶手堂而皇之地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美国访问，简直就是美国的耻辱。或者，他们往往以商务考察的方式到美国来旅游，到拉斯维加斯去赌博，花费的当然是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日前，美国总统布什在联合国宣布，冻结缅甸军政权中若干高级官员的赴美签证和在美国的财产；这样的做法完全可以在中国复制，要让那些参与制造罪恶的中国官员意识到，作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最后，我呼吁说，美国的基督徒们要为中国那些在监狱中的弟兄姊妹祷告，因为我们的自由息息相关，只要还有一个基督徒在监狱中，我们便是不自由的。比起各种政治手段来，弟兄姊妹的出于爱和怜悯的祷告，才是最有力量的。在我演讲的过程中，我发现布朗贝克参议员一直在认真地倾听和记笔记。当演讲结束的时候，他激动地走上台来与我握手，并提议说，我们现在便为中国的弟兄姊妹祷告。他与我并肩站在台上，亲自开口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求您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为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祷告，为那些为义受逼迫的，被下到监狱中的弟兄姊妹祷告，为他们的家人祷告，愿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平安，愿他们的困境中有神的同在。”

祷告完毕之后，布朗贝克参议员对与会人员说，余杰先生提出的几点建议都很重要。今天在座的议员们今后访问中国的时候，一定要把访问家庭教会列入行程之中。我们也将通过种种渠道向白宫方面传达余杰的建议，至少我本人便会联系布什总统，提醒他到北京观看奥运比赛的时候，尽量安排去中国的家庭教会。余杰先生提出的两种名单，我们要不断完善，并且将其激活，如果仅有名单而不让压力传达到中共那里，是没有用的。当他完成总结发言之后，再次建议与会人员鼓掌感谢我的分享。会议结束之后，布朗贝克参议员还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继续讨论今天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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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1.10.2007 20:17
标题: 余杰: 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悼包遵信老师

包遵信先生89在北大演讲


包遵信先生89在书房


包遵信先生（左）与刘王等

包遵信老师重病住院之后，每天我和妻子都通过电话从刘晓波那里了解病情的变化。我们给包老师家打过几次电话，但都没有人接听，他的家人大概都在医院里照料他。我们每天都在为包老师恳切祷告，希望他再一次战胜病魔，再一次出现奇迹，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就像几年前的那一次大病一样。那一次，据主治医生说，这样的病人抢救过来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二。幸运的是，包老师便是那极其微小的比例中的一个。他的坚忍，他的刚强，他的疾恶如仇，他的大义凛然，也许连肆虐的病魔也要退让三分吧。我们希望再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再见到他金刚的怒目。然而，这一次，包老师没能挺过来。他突然之间便告别了这个爱恨交加的世界。

陶渊明在《挽歌》中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几句诗歌，貌似旷达，骨子里却悲观到了极点。我不知道包老师的去世，会让多少人感到哀伤；我不知道包老师的葬礼，会有多少人前去参加。他们为什么如此害怕一个已经辞世的老人呢？在过去的十八年里，他没有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过一篇文章，他也没有参与任何一套丛书和杂志的编辑，他的名字从未在任何公开出版物上出现过，许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那么，他的身上究竟有什么力量，让这个已经“崛起”的大国政府感到担忧呢？

如今，我远在大洋彼岸，无法在包老师生前去看望那最后的一眼；也无法在包老师身后为他的后事尽一点学生的责任。让我与妻子最悔恨的便是，以前没有能够跟包老师更多地相处，没有向他请教更多的道德文章方面的问题，也没有带他到方舟教会参加过一次崇拜活动。我们以为，包老师还不到七十岁，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有很多很多。一年前，包老师的家从北京西北边搬家到东南边的，离我家近了，本来我们应当多去探望他。我一直劝包老师写回忆录，但他大病初愈之后，精力不济，难以长期伏案工作。其实，我可以用访谈的形式，请他谈谈那雄姿英发、生机勃勃的八十年代，谈谈那广场上的汗水与眼泪、光荣与梦想。可是，这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展开，他便突然走了，留下无尽的遗憾……

在包老师的学生辈当中，我算是比较晚认识他的，但后来成为七十年代人中与他交往最多的人之一。记得第一次与包老师见面，大约是在一九九八年。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和摩罗一起去海淀塔院包老师的家中做客。摩罗告诉我说，包老师最近读到我们的新作，很是欣赏，特意通过朋友约我们去他家见面。老实说，当时我心里对“见，还是不见”确实有些忐忑不安，我知道包老师在天安门屠杀之后的艰难处境，他是一个“刑满释放分子”，也是北京处于被最严密的监控状态之下的异议知识分子之一。当时，我还只是北大的一名研究生，担心到包老师家会给自己带来某些麻烦——事后回想起来，这是何等怯懦和自私的想法啊。我们这群人，本来就已经被当权者看为异类了，我们本该互相扶持、互相慰藉、互相温暖，怎么能够为了让自己更加安全一些，而自动疏远那些比我们更不安全的朋友和师长呢？更何况，包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在我的中学时代，他所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是我百读不厌的启蒙读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独立思想便是从那套丛书开始的。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还只是一名刚刚开始读书和思考的外省中学生。幸运的是，我赶上了那个思想解放的黄金时代的末班车，那是中共掌权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思想最活跃的一段时期。那时，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丰富多彩的《走向未来丛书》，阅读刘晓波狂放不羁的文字，观看气势磅礴的《河殇》……每一本书都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心灵之窗，使我得以从蒙昧和愚蠢中苏醒过来。那些书籍让我清晰地意识到，人类在庸常的物质生活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精神的世界，还有一些可以为之付出生命的至高价值，如自由和尊严。那段时光，因为有了这些读物的陪伴，而美丽如斯，而成为甜蜜的回忆。那时，我便发现：不仅是《走向未来丛书》，其他好多类似的书籍，在其版权页上，都赫然写着一个重要的名字——“包遵信”。他是谁呢？

然后，便是“六•四”的惨烈的枪声，便是不断在报纸、电视和广播上发布的“通缉令”中的一个名字——“包遵信”。再以后，便是包遵信“被捕归案”的消息。血迹很快被洗净了，那些我无比尊敬的老师们都成了卑鄙的“黑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沉默了，也成熟了。那一代启蒙老师的受难，让作为少年的我迅速完成了“成年礼”。我相信，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生的那批同龄人当中，很多人都有与我过相似或相近的精神历程。在心灵的跋涉中，“包遵信”这个名字曾经是一盏我们共同拥有过的“小桔灯”。他和他那一群师长如流星般地在中国文化天幕上的消失，让我们不得不独自上路了。

与包老师的第一次见面，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时，一方面，我有些担忧——在走进那座破旧的楼门的时候，我还四处打量了一番，似乎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士”的踪影；另一方面，我仍然对此次见面怀有美好的憧憬——对我来说，“包遵信”这三个字已经是一个近乎神话的符号，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果然，第一次见面，包老师便给我如沐春风之感。他个子矮小，皮肤黝黑，为人质朴而热情，丝毫没有前辈的倨傲——而这种倨傲，我早已在若干名学者、名教授的身上深有体味。包老师的外貌有些“土”，他穿着北京老人通常穿的布鞋，看上去不太像一名学富五车、文质彬彬的学者。

最让我吃惊的，还是包老师虎虎生风的谈吐。他说话带着浓重的安徽口音，加上语速极快，听者必须全神贯注地倾听才能跟得上。但是，他说的全都是些大白话，没有任何晦涩的学术语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该骂的就骂，该赞的就赞。那天，包老师具体谈了些什么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他那无所顾忌地臧否时政的话语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起“今上”来，简直就蔑视到了害怕其污染自己的嘴巴的地步。在知识分子们个个都在学习如何小心翼翼、四平八稳地表达的九十年代，我很少见到已经六十岁了却依然“快意恩仇”的长者。

此后，我们的来往渐渐多起来，差不多每一两个月我们都会聚在一起吃饭。我们之间的关系渐渐由师友变成了亲人。通过包老师热心的联系和张罗，一位来自四川的朋友在塔院附近开张了一家别具特色的川菜馆。包老师是个热心人，他还亲自草拟菜单和店内的招贴。这家餐馆也就成为我们经常聚会的地点。包老师一向是烟酒交加，“水深火热”，其酒量让大部分年轻人都望尘莫及。我和晓波都是不饮酒的人，经常扫了他的兴致。也许是爱屋及乌的缘故，他对我的妻子和晓波的妻子都很好。于是，两位女士常常抢过他的酒杯，不让他喝多了，并且说这是帮助师母“监视”他，一向脾气很大的老包，只好“低三下四”地恳求两位女士“高抬贵手”。他每当发现有好的餐馆，都会打电话给我们，邀我们去品尝；我们发现了好的饭馆，也会请他来一聚。我们买车以后，便承担了接送他的任务。包老师是安徽人，我们特意让一位安徽的朋友安排在安徽大厦的一个正宗的徽菜馆请他吃饭。没有想到，吃完之后他才隆重宣布说：“今天的菜不地道，不算请我吃过了，下次继续请！”

包老师是一位宽厚而体贴的长者，他只有一个女儿，还有两只小猫，一只叫“泡泡”，一只叫“妞妞”，联起来便是“泡妞”，可见主人有多么幽默。因为要照看两只小猫，好几次我们邀请他到郊外或者外地游玩，他都推辞了。包老师对待我的妻子和晓波的妻子便像父亲对待女儿一样，他经常对我的妻子说：“有很多人在外面宣称是我的干女儿，我都不承认，我正式承认的干女儿就只有你一个！”他对晓波的妻子刘霞也是如此。刘霞曾经告诉我们，当年晓波在大连坐牢的时候，她一个人非常孤独和痛苦，是老包经常打电话邀她一起吃饭。有一次，她去烫头发，老包自告奋勇地去陪同她一起去。于是，一幕有趣的画面出现了：刘霞在理发店里面慢悠悠地烫头发，老包一个人在外头抽着烟，等候了4个小时，像一个沉默的父亲。什么是爱？这就是真正的爱，是一种没有血缘的血脉之亲。在一个人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的便是这样的爱。一名长辈能够用这种方式去关爱后辈，他已经把后辈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了。谁能想到，对外“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老包，对内却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呢？

当我计划在香港出版第一本政治评论文集《拒绝谎言》的时候，我想到了请包老师和刘晓波写序言，因为他们两位都是我重要的启蒙老师。两位都爽快地答应了。包老师不会用电脑写作，他还保持着手写的习惯。在稿纸上写完之后，他再作精心的修改，然后请一个专门负责打字的年轻朋友帮助输入，再把整整齐齐的打印稿送给我。后来，我的第二本政论文集《天安门之子》也是请老包作序，他写了一篇更长的序言，称赞我的这本书有“世界眼光”、“世界胸怀”和“世界知识”，并希望我们新一代独立知识分子传承和拓展自由主义的理念。他惟一的要求便是，书出版之后多送一本给他，他要送给那位帮助他打字的年轻朋友。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对普通人相当尊重，他是如此地平易近人。

这些年来，每逢重大节日和外国元首来访，包老师便失去了行动自由，或被软禁在家，或被载到郊外“休养”。他也一直不能申请护照和港澳通行证，哪里也去不了。他被捕入狱之后，社科院便将他除名。此后，他再没有领取过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险。他也不能发表文章，编辑书刊，壮志未酬，英雄无用武之地。可以想象，他就像一头被束缚的老虎，惟有一腔叹息。我能够感觉到，尽管他常常笑声朗朗，但他的内心极度凄苦。天安门屠杀是他心中一道绕不开的坎，他有反省，有悔恨，更对刽子手充满了愤怒与谴责。他是一个活动家式的人物，听说在八十年代，他一天可以赶四场会议，并在大学面对上千人演讲。我未能看到他当年的风采，也没有听到过那雷鸣般的掌声。如今，舞台突然被抽掉了，包老师只能在三五个朋友当中，大声地责骂那些无耻的统治者。有一天，聚会散去，灯火阑珊处，我看到包老师独自回家的身影，不禁黯然神伤。

一场大病，死里逃生，包老师的身体大不如前了。他被迫禁烟禁酒，饮食亦大有节制，再不能吃辛辣的川菜了。在饭桌上，他被迫安静了许多。当时，他被切开喉管动手术，喉头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该手术带来的后遗症便是，一旦他大声说话，便会咳嗽不止。而他又是最喜欢大声说话的，因此他时时咳嗽不已。他那长长的、持续的咳嗽，让身边的我们为之而心痛。苍老提前袭击了包老师，他还不到七十岁啊。尽管身体每况愈下，行动日渐不便，他还是打起精神来参加朋友们的很多活动，比如笔会的颁奖会等等。他的话明显少了，但他仍然认真地倾听大家的发言，努力让自己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他曾经对我说，这是我支持你们的惟一方式了。

这些年来，若干次签名活动，包老师都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名字签在最前面的位置上，无论是我参与起草的呼吁将毛泽东的尸体迁移出纪念堂、将纪念堂改为共产主义大屠杀纪念馆的公开信，还是那些呼吁尽快释放狱中的良心犯以及为支持天安门母亲、为“六•四”死难者正名的公开信，他都没有错过。我们一给他打电话征求意见，他便声如洪钟地回答说：“签上，一定要签上我的名字！”而我经常遇到的，是与之截然相反的情形：对方会婉转地陈述种种不签名的理由，说到后来，反倒让我感到愧疚——人家还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怎么能如此不近人情地让人家参与这份签名呢？时常遇到类似的回答，让我沮丧不已，好几次想中止征集签名的工作，甚至自我质疑签名活动有什么意义。而包老师在最困难的时刻，给我们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甚至还出面帮助我们征集老前辈们的签名支持，最终使我们的设想得以更好地完成。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我被北京警方传讯的时候，审讯者曾经“饶有兴趣”地探究我的“反动思想”的渊源。我坦诚告知，天安门屠杀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包遵信是影响我最大的精神导师之一。确实，从阅读包老师的书开始，到与他密切的私人交往，前后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并不是具体而微的学问及某个学术观点，而是一种精神和人格的感召，一种善善恶恶、不畏强权、关怀弱者的品质。在今天的中国，有学问、有才华的文人学者很多很多，远的有钱钟书，近的有余秋雨，但有人格力量的知识分子却寥寥可数，包老师无疑是其中之一。

逢年过节，我们这些人经常聚在一起吃饭，有晓波夫妇、包老师、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等人。我们一聚在一起，有人便紧张了。习惯性地，在我们旁边时常有一桌带着特殊使命的人，他们将统一的公文包放在桌子上，对着我们。我猜想，里面大约是窃听和录音的工具。但是，我们就当他们根本不存在，我们高兴地品尝美食，无所顾忌地谈论时政，让他们记录下了我们的若干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侮蔑和攻击”。我们以及适应了在这种透明的状态下生活，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既不会为此感到骄傲，也不会为之而感到受伤害。我想，在那个特殊部门的档案馆里，有关“包遵信”的资料，也许装了几个麻袋吧。将来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那一天，所有秘密档案都解密的那一天，如果我要动笔写一本包老师的传记的话，我会去那里查阅和收集资料。我要感谢他们如此细致和严密的工作。

包老师搬到新家还不到一年时间，他说待新家打扫完毕，再请我们去做客。在他去世前半年，他“升级”当了外公，他向我们描述孩子的模样，眉飞色舞的。我们都为他感到高兴，我们都期望他能够享受更多的天伦之乐。然而，幸福和快乐竟然是如此短暂，他的离开又是如此迅捷。包老师走了，我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够遇到如此善良、慈爱、宽厚的长者。包老师走了，他没有看到中国民主化来临的那一天，共产党的分赃大会让他深感厌恶，这次党的大会也许是诱发他的旧疾的重要原因吧。他带着遗憾走了，但我相信，他的灵魂已经走上了一条大道，如圣经中所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八至九节）

一九八九年的时候，包老师只有五十二岁，他还是一名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近年来，老一辈先贤如王若望、王若水、刘宾雁、李慎之、赵紫阳等相继去世，现在连包老师也突然离开了我们。而统治者依然强悍，依然凶残，不仅消除了记忆，而且还窜改了历史，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君临天下。我们束手无策，我们毫无还手之力。我们被遗忘、被孤立、被羞辱，被囚禁，被流放。我们成了不可接触的一群。十八年过去了，转机依然没有出现。如果没有对永生确定的盼望，没有对公义恒定的信念，我们必将陷入到巨大的虚无与绝望之中。但是，我们没有被失败打垮，尽管在我们的一生中不断地遭遇到失败的命运。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依然风雨兼程。我相信，包老师生命的终点，必是另一段旅途的开端，那段旅途必花香满径、落英缤纷，正如英国作家鲁益师在《纳尼亚传奇》一书的结尾处描述的那样：“如今他们终于开始巨著的第一章，是地上没有人读过的。这故事将继续下去，永无止境，而且每一章比前一章更美妙。”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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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1.10.2007 20:21
标题: 余杰：寻求大学的尊严 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上）——与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博士对话
邹恒甫：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研究部研究员

余杰：中国大陆独立作家



缘起：我在华府访学期间，一天忽然接到丁学良教授的电话，相约一聚。丁是华人世界里数一数二的社会学家，是丹尼尔·贝尔的高足，亦是我认识多年的亦师亦友。当我次日乘坐地铁赶到丁学良所在的宾馆时，突然发现房间里还有一个老朋友：经济学家邹恒甫。这位文革之后第一位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又在世界银行服务将近二十年的学者，却没有一点优雅的学者风度，一头乱蓬蓬的卷发，有些贝多芬的味道。

北大与邹恒甫博士一别，转眼已经七年了。虽然这几年间没有聚会的机会，但我一直很关心他在中国大陆几所高校里创办的研究机构的命运。我深知，要将西方的学术规范和制度移植到中国来，可谓难于上青天。邹的性格相当直率，甚至有些偏执，臧否人物，嘻笑怒骂，不成文章，圈内外的人对他的评价也趋于两极化。虽然在西方生活多年，他的血液里仍然有湖南人的执拗和蛮劲。我不懂经济学，无法判断他在经济学上的成就如何，他却将自己定义为“三流经济学家”，看他的表情不像是在故作谦虚。我一直对他从海外筹措资金回中国大陆办教育的事业颇有敬意。所以，虽然隔行如隔山，当年我们仍然一见如故。当然，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不尽相同，甚至差异颇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作坦诚的交流。

寒暄之后，邹恒甫博士驱车半个小时，带着我们到马里兰的一家海鲜餐厅吃饭。丁学良照例要在路上先买一瓶好酒，不醉不归。这家餐厅并非高级餐厅，却极有特点，据说鱼虾在附近的餐厅中是最新鲜的。鱼、虾、蟹等等全都上桌之后，邹丁二人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起来。两人说话速度都极快，且邹之湖南口音、丁之安徽口音，均让我的耳朵应接不暇。邹戏言曰：此处不是高级餐厅，不必遵守洋人的规矩，可以放声长啸。

隔了几天，邹恒甫博士再次来电，约我去他在世界银行的办公室聊天。正值周末，我感到纳闷，他也似乎太敬业了吧，周末也在办公室里加班加点。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的世界银行大楼，是华府新盖的最气派的大楼之一，比起白宫、国务院来要宏伟得多。其内部设施也相当奢华。我笑言，世界银行名为扶贫机构，自身却如此腐败！邹并没有捍卫自己所在的“单位”，顺着我的话题便痛骂起世界银行来，甚至将现任行长、前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也骂在其中。他骂人的样子很像是金庸笔下的老顽童。

邹的办公室里一片狼藉，原来他刚刚搬了地方，十多个大纸箱的书籍还没有来得及整理。他说一生别无所爱，就是爱书。他说还自己有恐高症，才特意换到这看不到风景的一边，同时也离上司更远一些，不必在上司的视线之内。别人千方百计要搬得离上司近一些，他偏偏要搬得离上司远一些，颇有些魏晋文人的性情。他的桌上摆着一大堆书。原来，他周末在办公室，不是忙工作、写报告，而是读闲书，如吉本的《罗马敌国衰亡史》等等，这是一般的经济学家不会读的书。他亦随手送了我好几本转头一样的书。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约在维州费郡的一家墨西哥餐厅长谈。这次，我是有备而来，准备了一连串的问题；邹也是有备而来，带来了一大叠文稿。我们从北大解聘事件开始，谈到大学的学术独立、海归的学术水平以及中国经济学的现状。邹虽然是对我一人说话，却宛然是在面对数百人的课堂侃侃而谈。于是，我们的三次长谈，便整理成了这篇对话录。



北大之殇、中国大学的衙门化与高等教育的未来



余杰：前段时间，突然传出你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解聘的消息。后来，我又在网上看到了你写给教育部部长周济公开信。在信中，你一捅到底地揭露了张维迎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种种作为，并对北大以及整个高等教育制度提出直率而严厉的批评。我一直是这场争论的饶有兴趣的观察者，也是你潜在的支持者。

近年来，北大越来越成为媒体的“风暴眼”，有关北大的负面新闻一个接一个。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丘成桐教授批评北大虚假引进“特聘教授”套取国家经费，北大校方采取鸵鸟战略，始终不予正面回应。前段时间，北大使用教育专用土地兴建豪华的五星级大酒店，也引发了公众对拜金主义和高校腐败的愤怒。我也撰文指出，这是最明白不过的常识：星级酒店与一流大学乃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日前，北大医学部的学生举行“扔鸡蛋大赛”，要求从五米高的看台上将一枚生鸡蛋扔下，鸡蛋落地不碎的人获胜。此事也遭到网友们的炮轰——在物价飞涨的今天，这些天之骄子居然喜欢玩这种糟踏食物的无聊游戏！他们究竟是婴儿还是大学生？或者用龙应台的话来说，是“大学生的婴儿化”？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北大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我个人认为，这次你被北大粗暴解聘事件，是北大进一步丧失学术自由和教育独立的又一证明。作为热爱北大的北大人，我对此深感羞辱。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你刚刚应邀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出任应用经济学系的系主任，当时你有不少宏大的设想，希望在北大大干一场。我却对厉以宁和张维迎能否给你那么大的空间表示怀疑。北大是一栋老房子，按照鲁迅的说法，你想在其中开一扇窗户、移一下桌子，都难以上青天。北大已形成一个“吃北大”的庞大的利益集团，要撼动它，靠你一个外来者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当时我就感到，作为一个本该比较理性的经济学家，你比中文系科班出身的我更具理想主义的激情。

网上和媒体上对“邹张之争”有很多说法，有人说这是你们两人的个人恩怨。我并不同意此类看法。我个人认为，你批判的最终目标不是张，而是大学制度和教育制度。

邹恒甫：我和张维迎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地位，他比我不知差到哪里去了。我每年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他花十年时间都写不出来。我也从未想过跟他争官当，我对当官毫无兴趣，要当官我九十年代初就回国当副司长了。这件事情的实质是大学的官僚化、衙门化。我和张的分歧是基本价值理念的分歧。张维迎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呢？在美国，总统就职时说的是“serve people”，校长或院长更是“serve”（服务于）教授和学生，而不是“manage”（管理）。但在中国的学校里，领导对教授都非常不客气，将教授当作奴仆对待。现在中国就是官僚治校，不是教授治校。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你我能做到的，最重要的就是让大学同行政脱轨，建立董事会制度，把官僚治校变成教授治校。

其实，张维迎本人也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这十多年来，我清楚地看到他是如何从一个老老实实的学者蜕变成飞扬跋扈的“学官”、“学阀”的。当年，张维迎被林毅夫从北大经济研究中心排挤到光华管理学院，百废待兴之际，热情招揽我到光华任教，甚至说我答应到光华让他高兴得几天都睡不着觉。我到光华之后，引进了美国一流大学的、英文原文的经济学教材，让原来那些东拼西凑的教材黯然失色。我在光华推行外人形容的“激进课程改革”，使光华的课程风格面貌一新。比如开设“国学课程”，希望把学生培养成具备广阔的知识结构和独特的学术旨趣的人才。许多教授自己就没有这样的知识结构，就承担不了这样的课程，自然不赞同这样的改革措施。他们把个人的得失看得比学生的前途更重要，而我看法恰恰相反，为了让学生成材，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我希望学生都有比我水平更高的老师。

我经常直言不讳地说，包括张维迎在内的“明星经济学家”们在国际上根本不入流。我编了一个顺口溜，囊括了华人世界里十几个有些名气的经济学家，“三纲五常，林海张杨，李白杜甫，国富国强”，对经济学领域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辨认出这些人是谁，并发出会心的微笑。我自己也包括在内。只有“杜”还有找到对应的人。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学会自嘲和调侃。我批评过的人都不敢反驳我，因为我说得对啊。张维迎不舒服了，我去旁听他的课，当着学生的面指出他的错误，不能为了保护自己的面子就误人子弟啊，我也欢迎他来听我的课，指出我的错误，这样才能把课上得越来越好。张以光华的掌门人自居，哪里受得了这个，便渐渐疏远我了。后来他谋求院长职位的时候，跑来游说我支持，遭到我的拒绝。于是，张维迎决心将我赶出光华，先去掉我的系主任的职务，然后没有任何事先的沟通，便把我解雇，还用一份联邦快递将解雇信送到我在世界银行的办公室，这就非常过分了，开除一个学生也不能如此随心所欲啊。

我在中国办教育近二十年了，我知道校长、院长有多大的权力。这件事本身有标本意义，我希望更多人来关注和讨论，早日实现教授治校，让教授挺起腰杆来。

余杰：你形容张维迎变成了“老板”、“学官”，大学变成了“官府”、“衙门”，这几个词语用得非常准确。对于当下中国大学的状况，我的导师陈平原教授最近在广东的一次研讨会上指出，中国大学行政主导倾向太突出，使得大学越来越像官场。他指出：”按教育部规定来办学，很可能把一千所大学办成一所大学。……现在很多教育部、行政部门的退休官员，都去高校做院长、做领导，尽管这带来了资源和人脉，‘办事’方便多了，但是大学里行政力量越来越强，这就干预了大学的发展，造成大学关系带的扭曲。”他认为，许多校长都希望在几年任期内，使大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几年下来，惟一发生变化的只有建筑。为此，陈平原教授提出，办大学需要给教授、学生自由表达、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我盼望更多的教授都有勇气打破“潜规则”，都站出来说真话。这几年我到过很多国内的大学，发现楼堂馆所倒是越来越堂皇气派，但教授和学生学术自由、表达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空间却越来越狭窄。大学领导热衷于大兴土木，不仅是像陈老师所说的那样要出政绩，更重要的还是基本建设一多，贪污的机会就多了。从校园里的一栋大楼到一棵树，背后全都隐藏着黑金。既然大学的行政领导可以一夜暴富，大学的教授们也都致力于研究如何当官和赚钱。教授无心教学，“学而不优则官”和“学而不优则富”，成为时尚。那么，我想请你介绍一下，在美国的大学中，有没有严格的制度来制约教授们当官赚钱的欲望？

邹恒甫：大学必须从政治中脱离，大学必须与金钱分开。这在西方是常识，在中国却很难做到。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里都没有打破过。我在哈佛的学友丁学良博士就抨击说：“我们就是一直把这些高校当作政府的百分之百的附属品、行政部门和行政官僚们的百分之百的附属品来操纵的。”看看那些掌握教育和学术界大权的高官，教育部部长周济、中科院院长路涌祥，他们究竟有什么水平，究竟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学术著作？中国的“两院院士”有多少可以拉到国际社会去亮相的？美国的学术和教育资金的来源非常多元化，许多大基金会独立于政府之外，申请人必须靠真才实学，从来没有听说过“权大学问大”；在中国，政府是惟一的金主，政府垄断所有的研究项目，一切都看政府的脸色。于是，谁都想成为那个分配资源的人、那个颐指气使的官僚。

如何制约教授去当官和赚钱，美国其实早有一套很好的办法，中国完全可以拿来就用，可是中国制定教育政策的人偏偏就不这样做。第一点，在美国，如果一个大学教授要到政府里去当官，大学可以允许其保留两年的教授资格，两年一过，就必须回到学校来报到，否则就只好请你开路了，不管你当多大的官、有多大的权。美国第一流的学者都十分看重他们在大学中的教席，远远胜过在政府中的官职。我举一个例子，一九八三年，我刚刚到哈佛，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从白宫回到哈佛，他只干了两年的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主席便回来了。他为何要放弃这个部长级的高官而回到哈佛呢？因为哈佛刚好有一个民主党倾向的经济学教授逝世了，空下了一个专门给一年级本科生上课的大牌经济学家的教席。于是，费氏宁愿放弃与里根总统朝夕相处、影响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走向的机会，回到哈佛争取这个教席，争取给本科生上课。今天中国稍稍有点名气的教授都不愿给本科生上课，有的大学甚至还专门制定规章，强制教授每年必须给本科生上多少课时。忽视本科生教育的大学必定不是好大学。在美国的大学里，教授们都牢牢记得萨缪尔森的名言：“你们只管写或改写美国宪章，我只要能写大学一年级本科生的教科书就可以了！”

第二点，美国的任何一所大学，绝对不允许在职的政府官员兼任大学教授，必须等到他们正式离职之后才可以。比如，六十年代权势熏天的国务卿基辛格，既想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务卿，又想保留哈佛的教授席位。他去找哈佛的校长商量，校长毫不客气地对他说：“没门！”与基辛格同班的国际战略大师、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是如此。熊掌与鱼只能取一样而不能兼得。他们的官再大也不能兼任教授，就是总统也办不到。这就是美国大学的体制，体制制约权力，权力服从体制。

余杰：可是，如今中国的大小官员都喜欢去大学兼职。这些官员什么都有了，就缺教授的招牌了。朱鎔基一边当总理，一边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在这方面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朱有能力，可以是随意破坏制度，其危害甚于庸才。随后，各级官僚也争先恐后地在大学里谋求教授的名号。为了得到官员的支持，大学慷慨地送出了一顶顶教授帽子。这究竟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还是对大学教授的职业伦理的羞辱？

邹恒甫：朱鎔基和那些部长们哪里懂什么经济学！可惜的是，官僚一个个都挤进大学来，而有真才实学的人却被排挤出去了。我开过一个玩笑说：如果诺贝尔奖由中国人评选，那么诺贝尔奖得主一定都是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中国没有真正的大学。要是我们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自己办一个大学，那该有多好！

余杰：我知道一些你在国内办学的经历，比如你在武大、北大、中央财经大学等许多大学任教、创办研究所，推荐优秀学生到美国留学，甚至自己掏钱为学生订阅国际学术刊物。许多学生称赞你是“当代武训”，我看到许多学生写你的文章，深受感动。只有在学生眼中有人格魅力的老师才是好老师。九十年代以来，学生很少用这种口气来描述一名教授，因为实在没有几个教授让他们肃然起敬。你有一个突出的性格，就是喜欢臧否人物。我也喜欢臧否人物，不过我是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这样做不会有太大问题，所付出的代价至多就是少几个朋友罢了。不能批评的人，不做朋友也罢。而你在大学任教，尽管每年是利用休假时间回国来任教，毕竟也算一半在体制之中，在体制内便“身不由己”，坚持说真话更不容易。

如今你因说了几句真话而被北大解聘，表明北大已经失去了兼容并包的传统。学者尤小立在《科学时报》上撰文指出，对邹恒甫被解聘事件，北大至今不敢公布一个合理的解释，而国内经济学界差不多集体失语。蔡元培时代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成为北大最宝贵的传统。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喜欢骂人，上课骂人是家常便饭。黄氏是反对白话文的文化保守派，作为新派人物的蔡元培完全可以以“骂人”或上课“不规范”的理由辞退之。但蔡元培在引进陈独秀、胡适等新派教授的同时，仍保留着黄侃、刘师培等文化保守派教席。尤小立强调说，从领导一方来说，应该努力克服人性的弱点。谁不喜欢听好话呢？但作为一级领导，仅只喜欢表扬，并不符合其职业要求。这一点对大学和学术领导更为重要。学者的个性往往与才华互为表里，如果采用“刮骨疗法”，去学者之锋芒，其才华必然大打折扣。我赞同尤先生的看法，当我读到诸多“老北大的故事”，再与今天的一系列事件对照的时候，不得不发出一声叹息：今天的北大，早已没有蔡元培了，所以邹恒甫只好走路了。

邹恒甫：北大负我，我却不负北大。我在北大的工资福利全部存在北大燕园中国工商银行支行，我会用此款继续办学。我最不忍告别的是北大的学生，我在昌平还当过一年级本科生的联合班主任。当时一年级的学生在昌平校区上课，许多名教授都不愿鞍马劳顿去郊外给本科生上课，昌平的学生感叹他们生活在文化荒漠中。于是，我自告奋勇去昌平上课。有一次我还邀请你和我一起去过。如果有一天北大需要我，我愿意回到北大，无偿为学生授课。很多北大学生都喜欢我，有人都说我虽然不是北大本科毕业的，却最符合北大精神。

余杰：一所大学，如果失去了学术独立、失去了思想自由，教育质量必将直线下降。这不是北大这一所大学面临的问题，而是今天所有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日前，学者王鸿飞在其博客中指出，甚至以美国三流大学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大陆百分之九十九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都是不合格的。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的夏明教授也认为：“美国培养博士，有一套系统、规范和的方法。尤其是对理论的熟练和对方法的运用、对实际材料的收集、以实证的角度去证明科学结论，全都训练有素。从这种角度比较，中国培养出的博士以及带博士的博士导师，应该说百分之九十九都不合格。”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莫拉曼，日前在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大学教育的一大障碍，是缺乏足够的学术自由及表达意见的自由。她批评中国校园对网络的严格限制，她强调创造力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而中国的大学教授和学生普遍缺乏创造力。这些批评意见在大陆媒体上却被屏蔽了。你认为以上几位学者的这些看法真实吗？中国高级人才的教育是否糟糕到了如此程度？

邹恒甫：根据这几年给北大的学生上课的经验，我认为这几位学者的看法并没有丝毫的夸张之处。以目前最时髦的EMBA课程而论，北大的EMBA，一个班最少也有六十个人；而斯坦福大学的EMBA，一个班只有六个人！教育的水准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今天中国的EMBA已经成了所谓的“富人俱乐部”。美国的学生每天只睡六个小时，写几十份报告，才能顺利拿到学位。而中国恰恰相反，那些混不到一个正式的本科文凭的，就先去发财，在回来念EMBA和博士学位，一个人交几十万学费啊。这种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多，今后五十年他们将成为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就像当年的工农兵学员一样。

余杰：这几年我也遇到过好些老板跟我套近乎，热情地说：“我们是北大校友啊！”我以前心里一直犯嘀咕。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不脱产的“大款班”、“富豪班”的毕业生。我不禁想起《史记》中的一句话：“不图老子与韩非同传。”光华管理学院抱着赚钱和拉关系的目的，胡乱发布北大的文凭，给北大的声誉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邹恒甫：这些学生中究竟有几个是真心来学习、来求知的？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我在光华上博士课程的时候，有一个博士生递上一张名片，说：“邹老师，我是某某单位的，平时工作比较忙，学习这些课程有难度，能否照顾一些。”从名片上可以看出，这个博士生在一个来头不小的部门中有相当的行政职务。于是，我便问他：“你是在职的？”对方回答说：“是的。”于是，我便拿好麦克风，对着全体同学说：“在美国读个经济学博士学位至少需要四年，多的读六年，你们是在职读的，还只读三年，怎么能保证质量。你又想要学位，还想要工作，这怎么可能？如果你想要博士学位，我劝你脱产好好读书。你学得不好，要我照顾你，给你及格，不可能，我不管你是哪个单位的，还是哪个级别的，在我面前人人平等。”我的原则是：好好读书的、有上进心的穷孩子，我自己掏钱也要帮助他们完成学业，但我对这些混文凭的家伙从不客气。

余杰：难怪张维迎要不客气地赶你走了，你断了人家的财路嘛！但是，张维迎这次弄巧成拙，本来以为你会忍气吞声，没有想到你在互联网上发布公开信，让此事件成为一个倍受瞩目的公共事件。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好处，没有人能够垄断信息，没有人能够欺骗所有的人。但你本人作为一名公共人物，公共人物向来爱惜羽毛，一般不会轻易将争议公布出去。而且你的信写得有些张牙舞爪的，一点退路都不留，不给张留，也不给自己留。你为何会选择这种在中国人眼中比较绝决的方式呢？

邹恒甫：我给教育部部长周济写公开信，并不是因为他跟我见过面、有来往，而是要把官僚治校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虽然这个问题不是周所能解决的，但我就是要让他警醒，让所有关心中国教育、关心中国大学、关心北大的人警醒。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曾经受到院长的打压，他在博客上公布了相关的“内幕”。张鸣教授认为，既然是公立大学，所有事都应该是公开的，没有秘密可言，因为公立大学是用纳税人的钱办的，不是个人或财团办的。所以，我这样做于公于私都没有任何错误。

余杰：我也同意这样的看法。公立大学的事情，就是要公开和透明，就是要给媒体和公众评头论足。不久前，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利用暑期到北大校园里来参观，北大成了北京的一景，北大校方便酝酿向进北大校园的“外人”收取门票。对此，我感到莫名惊诧：这些人简直想发财想疯了！北大本身就是全国纳税人的钱办起来的，凭什么向大家第二次收取费用？北大还有法学院，为何北大的法学家们不去否决这种法盲构想？

只要透明就有力量。圣经中说，日光之下无新事。他们偷偷摸摸在幕后搞的一些小动作，一旦被披露在日光之下，便丑态百出了。虽然我并没有乐观到认为你能扳倒张的地步，因为在他背后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一点我们下面接着再讨论，但你的做法给这些年来饱受屈辱的大学教授们出了一口气。古人说，人活一口气，但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是太窝囊了，在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甚至后勤科长的面前，都唯唯诺诺的，斯文扫地，诚可悲也！

邹恒甫：张维迎自以为是北大的代表，是北大的面子，宣扬说让他难堪就是让整个北大难堪，企图将对我的反批评转化为对北大的“捍卫”，甚至向搜狐的老总张朝阳施加压力，要张朝阳封掉我的博客。其实，我才是北大名誉的捍卫者，我看到北大这艘船快要撞到冰川上了，我难道能忍住不喊出声来吗？我希望中国高等教育方面的许多事情都能拿到公共领域中、拿到阳光下来讨论。这一次我不是要个人的名誉和利益。说句实话，我个人好办，我在全世界都能找到饭碗。我今年四十五岁，我的年龄加工龄（十八年）已六十三岁。按世界银行六十岁法则，我可以拥有所有福利和保障在世界银行退休。但想想处于跟我不一样地位的全中国的大部分教授，当他们受到领导打压时，他们到哪儿去找公道啊？所以，我一定要出来发表此公开信。我就不相信中国教育界会一直让这种现象存在。

——二零零七年十月，华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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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5.11.2007 19:48
标题: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睁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
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





一、谴责罪恶：从先知到保罗


旧约中的“先知时代”，大约是主前六世纪左右，一群衣衫褴褛的先知开始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教会史家亚伯拉罕·赫瑟尔指出：“先知是一位与社会抗衡，抨击社会习尚和谬思，诅咒一切自满自任和苟同的人。先知常被催逼宣告与他心中相违背的事理；他基本的目的是要人与神相和好。为何两者需要和解？或者是由于人类错解了自主权，滥用自由，极具野心及专横的傲气，终致拒绝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先知是领航员，首先看到不远处的礁石；先知是好牧人，带领羊群脱离虎口。先知所说的话，人们一般不喜欢听；但人们如果照先知所说的那样去做，一定会收到荣神益人的果效。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是先知将神的话带进所处的世界，使一切事物产生彻底改变。

先知的言行贯穿旧约，他们被真理光照而展开言语和行动。研究旧约神学的泰斗威廉·端力斯在《认识旧约神学》一书中指出，先知传统肇始于摩西，整个先知传统的基础乃是西奈山之约。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从神那里领受了特别的呼召，“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摩西与神相会之后，返回百姓的群中。“先知站在众人面前，就如一个人被造站在神面前一样。”（《列王记上》十七章一节）摩西之后，一个接一个的先知被神兴起。

先知所传达的基本信息是谴责以色列人的罪。他们经历到神的圣洁，对百姓所犯的罪痛心疾首。他们谴责的罪，既是具体的犯罪行为，如一个民族的罪、一座城市的罪和每个人的罪；他们谴责的罪，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罪性，是人的堕落，是犯罪的欲望，是人对上帝荣耀的亏缺。历史学家余英时在分析先知时代的希伯来精神时指出：“基督教是一种‘救世’的宗教；它不但为西方文化树立了最高的道德标准，而且持此标准以转化世界。”

先知的眼睛穿透历史的迷雾，先知的心中有衡量是非的天平。先知批判的对象包括君王、祭司和大众。首先，先知无惧地面对君王直言：“你就是那人！”那君王或是百战百胜，或是心黑手辣，或是奢侈淫乐，或是苛政猛于虎，惟有先知敢于发出让君王胆战心惊的预言。就社会地位而言，先知卑微、贫穷，如同乞丐一般，但他们拥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与勇气，不畏权势，刚直不阿。如先知拿单直斥大卫所犯的夺人妻子、并陷其丈夫于死地的大罪，大卫是以色列全盛时期权势显赫的君王，但他在拿单的面前也不得不折腰，因为拿单言说的是真理。

其次，先知揭穿了当时徒具仪式的宗教的本质，以及祭司阶层的腐化。宗教在以色列王治时期便已失去活力；很多所谓的先知已变成君王的家臣。宫廷祭司只注重外在的礼仪而失去内心的顺服，他们求王的悦纳，而不求神的悦纳；他们认为王近在眼前，神远在天边。他们带给百姓虚假的信息，对百姓实施催眠术。先知耶利米严厉地指出：“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利米书》六章十四节）

再其次，先知为真理的缘故不惜与“大众”和“人民”为敌。在先知看来，“人民崇拜”也是偶像崇拜之一种。“人民”未必站在正义一边。当以色列民众满足于形式宗教、满足于各种仪式和礼节的时候，当他们热衷于偶像崇拜、忘记与神所立之约的时候，先知告诉他们说：上帝的旨意镶嵌在人的内心，人只有凭借心灵和诚实才能来到上帝面前。先知直指整个问题的核心：宗教信仰所表达的，是人与神的交通；经过个人的体会，使人亲自作决定并且完全降服于神；宗教信仰最终带来正直的人生。先知告诉人民：“你们要洗濯，自洁。”

先知像牛氓一样迫使大家都来直面严峻的处境。先知那断然决然的宣告，既不利于君王所珍惜的“稳定”，也揭穿了御用祭司的把戏。先知的宣告具有颠覆性，如闪电划破黑暗。宫廷祭司亚玛谢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打发人到国王耶罗波安那里，诋毁先知阿摩司说：“阿摩司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司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阿摩司书》七章十节）亚玛谢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为讨好国王耶罗波安，才如此告密。但他确实说出了部分的事实：对于那些全然败坏的君王和百姓来说，确实“担当不起”先知所说的、掷地有声的“神的话语”。先知耶利米把这类从神而来的话比喻为打碎磐石的大锤。在十七篇先知书里，有一群明光照耀的先知：他们对罪是如此敏感，对公义是如此坚持；他们对君王是那样严厉，对百姓又是那样怜悯。他们从尘土中崛起，却比君王更加高贵。

当先知时代过去之后，上帝在新约中又兴起使徒们来，尤其兴起了保罗。保罗承续了旧约中的先知传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美国教会史家布鲁斯·雪莱在《基督教会史》中指出：“没有人——当然除了耶稣——能够像保罗那样塑造基督教。没有人像他那样为信仰全然摆上，更没有人想到扫罗会成为这样一个人。”保罗是这样一个人，他从前是残酷逼迫基督徒的积极分子，带着大祭司颁布的正式公文，前往大马士革逮捕逃亡的基督徒。他以为逼迫基督徒就是实践公义的最佳方式。然而，自从在大马士革城墙外被真理光照之后，他就成了耶稣基督的仆人，他的脚就踏定了传播福音的道路，成为打那美好的仗的战士。逮捕基督徒的扫罗，转变成被人逮捕的基督徒保罗，这一尖锐的对比彰显出上帝浩瀚无边的恩典。

在《使徒行传》中，路加告诉人们许多关于保罗的故事：保罗如何在路司得被人用石头打、被留在城外等待死亡；如何在腓力比被打及被囚；如何在以弗所被卷进一场暴乱、成为众矢之的；如何在耶路撒冷被捕，下到监狱里；如何在地中海遭遇船难；最后如何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中。保罗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仍然坚信“因信称义的人必得生命”，这是他生命的原则。保罗的后半生一直在苦难中大声疾呼，他的生命成为信仰者的美好见证。希腊文中“见证”（martys）一词，演变成跟“殉道”（martydom）有关，绝对不是偶然，正像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所说的那样：“受苦是真正门徒的印记。”

保罗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使徒中的使徒。惟有保罗有权柄依照由神而来的启示，严厉批评后来成为教会基石的彼得。要知道，彼得是与耶稣朝夕相处的门徒，虽然三次不认主，但他是门徒中最先认耶稣是基督的人，耶稣生前多次称赞这个有着孩子般心态的渔夫。按照中国人“先来后到”的观念，保罗根本没有资格谴责彼得。但是，此前劣迹斑斑的保罗，居然直言不讳地批评彼得“装假”、“行得不正，与福音真理不合”。（《加拉太书》二章十四节）保罗本人是持守公义的“光明之子”，才有此种护教和卫道的力量。

保罗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伟大的文豪和学者，在二十一封使徒书信中，有十三封出自他之手。保罗来自三个世界：犹太、希腊和罗马——他接受过严格的犹太传统教育，在耶路撒冷著名的拉比迦马列门下研习犹太律法；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对希腊思想和文献了如指掌；他还是罗马公民，这使他具有特殊的自由权，比如可以四处奔波、在旅途受保护、进入上层社会等。如果说耶稣生前跟随他的门徒，全是地位低下、学识有限的草根人士，那么使徒中惟有保罗是知识分子，是哲学家和神学家。因此，他成为上帝拣选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第一人。保罗将福音传到外邦，传到罗马帝国，传到知识精英当中，让基督信仰给欧洲带来了脱胎换骨式的文化与精神更新。在此意义上，保罗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旧约中的先知和新约中的保罗，将带给今天的中国教会和基督徒哪些启发和鼓励呢？




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归信历程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中便缺乏一个超然的先知的传统，也从未有过一个像保罗那样具有向万民传播真理的使命感的人物。孔子并不关心灵魂的归宿问题，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他又说：“敬鬼神而远之。”他还说：“吾不语怪力乱神。”儒学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而仅仅是一种伦理学和政治学。在没有更高的彼岸价值支撑的前提之下，中国古代的士大夫考虑的重点便是此岸世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的归属只能是“学得帝王术，卖与帝王家”。

职之是故，中国的士大夫从来都没有获得过精神上和人格上的独立，也从不敢轻易放弃来之不易的地位和权力。他们习惯于处庙堂之高，而难以处江湖之远。他们从未与民间社会建立起一种血肉般的联系。他们标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天下”从来都是“天子”的“天下”，而不是“天下苍生”的“天下”，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即便“万世师表”的孔夫子，也像丧家之犬一样奔波在寻求功名利禄的道路上。孔子教导弟子们说，国家的统治者如果有理性的话，便可以出来做官，辅助之；如果统治者毫无理性，那么就只好隐居和自保了。这是一种明哲保身的蜗牛哲学和鸵鸟哲学。但是，并不因为你像蜗牛一样缩到壳里、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在沙堆里，罪恶的泛滥和黑暗的肆虐就不存在了。

今天的中国，共产主义已是明日黄花，重新回到儒学为主体的传统之中也于事无补。经济的发展、军费的增长、国力的强大，并不能掩盖罪恶的横行、灵魂的焦灼和真理的匮乏。学者陈奎德分析说，经过了一九八九年以来缺乏公正和公义的、畸形的经济改革，“中共赖以夺权的意识形态招牌——工农大众，被牺牲掉了，他们被压在社会底层成为上告无门、绝望愁苦的边缘人群。实际上，‘精英联盟’也就是‘掠夺联盟’、‘分赃联盟’，就是‘精英勾结，掠夺大众’。它对社会公平的颠覆孕育了躁动不安的地底岩浆，随时可能喷涌而出。”经济繁荣的泡沫已经难以掩盖着严峻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乃是基本价值的缺失：“十几亿国人习惯于‘生活在虚假’之中，这在道德上严重败坏和毒化了全民族的基本伦理，毁掉几代人的道德良知，将会造成不堪设想的精神后遗症。”而大部分官员、经济学家、电视主持人和御用作家，完全无视无处不在的腐败、危机与邪恶，依然帮助掌权者打造“太平盛世”的虚假图景。他们的话如同鸦片、如同麻醉剂，让百姓如傀儡般“娱乐至死”。

那么，先知在哪里呢？保罗在哪里呢？我们的道路由谁来指引呢？“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八节）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国度，上帝必在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中兴起一批具有先知的职分和保罗的使命的仆人来。这些基督徒知识分子必向掌权者发出警示，必向同胞指出正道。他们不畏君王的雷霆之怒，亦不惧民众的千夫所指。近年来，一大批奋不顾身地争取自由、公义和人权的知识分子纷纷受洗归主，预示着上帝已经奏响了中国福音复兴的新的乐章，上帝的大手已经开始抚摸着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使徒时代基督信仰的传播，先是扎根于以色列乡村中穷苦的边缘人群，然后通过保罗这一桥梁进入罗马帝国的城市和知识阶层，进而成为罗马帝国的主流信仰与价值体系。与之相似，今天的中国，也是在完成了乡村的数千万信徒的长期积累之后，福音开始进入城市，特别是进入城市知识分子之中。这些城市里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与农村的信徒一样敬虔、一样火热。通过他们对中国文化和知识的更新，基督信仰必将成为未来中国的主流信仰和价值体系之一。

以我个人的观察，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受洗归主的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以刘小枫、何光沪等基督徒学者为代表，在文革后的文化荒漠和精神断裂之中，着手翻译介绍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及其衍生的文化思想。这些系列译著为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提供了新的参照系。刘小枫创建“汉语神学”的抱负和筚路蓝缕的著述工作，至今让后人肃然起敬。其代表作《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的真》等，成为年轻一代学子关注和研究基督教文化思想的重要触媒。我本人便深受这些著作的影响。但是，在这批翻译和研究基督教思想的学者中，有些人虽然已经受洗，但基本上是“书斋中的基督徒”或“一个人的基督徒”。他们基本不参加教会生活，与家庭教会的网络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与沟通。因此，其思想观念无法向下传播，影响力只能局限于学术界和大学内部。更有负面作用的是，由于“文化基督徒”这一谬种流传的概念，使得诸多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文化基督徒”自居。信仰被从生命中被剥离出去，“文化”的存在先在于“信仰”，“文化”被误认为一种最高价值，遂导致一种“买椟还珠”之后果。

第二个阶段：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遭受重挫，大批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流亡西方。此后十多年里，许多人经历了妻离子散、漂泊异乡、颠沛流离的苦楚，个人的世界被撕裂了，遥远的家国只能“铁马冰河入梦来”。民运内部纷争不断，又让他们认识到民主并不是一种能给生命带来安慰的最高价值。由此，他们开始反思信仰的缺失与人性的残缺，其中一部分人放弃自我、归信基督，或成为带领教会的全职牧者（张伯笠），或组建福音传播机构（远志明），乃至成为美军的随军牧师（熊焱）。这批海外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在神学研究与建造方面并未比刘小枫、何光沪那一代人走得更远，但他们在生命上却更为完全与鲜活。他们像鱼在水中一样，扎根在发展迅速的海外华人教会之中；同时，他们的各种福音事工，对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远志明拍摄的《十字架》的光碟在中国内地至少传播了数百万份，如张伯笠讲道的视频在网络上有数十万的点击率。当然，他们的局限之处在于：大都身处海外，由于种种限制，通常难以返回中国。即便有机会回国，一般也只能作短暂停留，对大陆福音工作难以更加深切地投入。

第三个阶段：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一大批更为年轻的、坚持自由主义价值（此为中国大陆语境下的“自由主义”，与西方学界及公共空间中的“自由派”的涵义完全不同，持“自由主义”立场且亲近基督教价值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实更接近西方的“保守主义者”）的作家、学者、艺术家、新闻业者、人权律师等，在积极介入当下的公民维权活动、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事业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中国现实政治的黑暗以及人的全然败坏有了前所未有的体认。他们逐渐意识到，要拯救中国，必先拯救自己；要改变政治，必先改变人心。这种拯救不是“自我拯救”，而必须借助于外在的力量；这种改变不是靠人对人的“启蒙”，而要靠上帝对人的“恩典”。没有一个人完全处于中国深重的罪孽之外，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自以为义”地充当国家民族的“拯救者”。经过或长或短的理性与情感的挣扎之后，这批知识分子和人权活动人士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认识到了上帝的大能，最终决定受洗归主。他们在耶稣基督里获得了与邪恶争战的勇气，获得了爱人如己的力量，更获得了永生的盼望。他们公开彰显个人的信仰立场，也基本保持着基督徒日常信仰生活的常态，如灵修、祷告和教会生活这三个最重要的部分。他们既是文化中的人，也是实践中的人，更是信仰中的人。他们的影响力不仅溢出书斋、学院和独立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更进入到教会广阔的网络之中；他们走向信仰的艰苦历程和逐渐丰满的生命状态，不仅在知识界内部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更对普遍意义上的公共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近代以来，中国教会和基督徒长期对公共话题保持沉默，基督信仰也疏离于社会生活之外，处于某种“自我放逐”的状态。一些在神学上存在明显偏差的教派，将“世界”与“教会”截然分开，抽空了基督教的入世情怀，在教会内部形成了一套“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属灵话语，甚至以对社会生活的无知作为更加“属灵”的标榜。长期以来，基督信仰一直未能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现实进行深入而广泛的对话，当然也就难以改变和更新中国文化，更难以在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革中发挥正面作用。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上帝并非“自我囚禁”的上帝，基督信仰并非内心深处的“隐私”，上帝的道必然在人类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中得以彰显。所以，教会和基督徒理应回到社会生活当中，理应成为价值的标竿和心灵的绿洲。“暗地里的门徒”的状态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正如不说出来的真话不是真话，隐藏起来的信仰亦不是信仰。此一转变的标志，便是一群“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

在世纪之初的中国，一批既谦卑顺服在真理之下又坚守公义、既融入教会又挺身在公共领域中彰显信仰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是中国家庭教会由隐蔽走向公开的转折点。在缺乏宗教信仰自由的外部环境下，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真教会都以家庭教会的形式存在，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以此种形式让中国教会像使徒时代的教会那样持守和传播真理。上帝同样奇妙的安排是：“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积极参与到家庭教会的公开化进程之中，将新的观念带入家庭教会，他们人数虽少，却如同催化剂一般，对家庭教会影响巨大。由此，从新教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两百年以来，基督信仰终于在中国获得了从所未有的公共性，终于走出教会、走向公共空间。




三、“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的异象


何谓“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信仰状况是否决定其在公共空间中的表达？美国法学家理查·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一书中，统计了西方最著名的五百名公共知识分子，发现其中百分之六十三的人持左派（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派”）立场，倾向于否定和批判基督教信仰。这一数据深刻地表明了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在中国，却呈现出一种与之反向的景象：一群“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正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不可忽视的作用。今天中国那些敢于对敏感问题发言、为弱势群体呐喊的公共知识分子，要么已经受礼并参加教会生活，要么对基督教信仰和价值持正面肯定的态度。这样一种远景已经若隐若现：中国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意图回归“轴心时代”、与先知传统和保罗传统接轨，正如历史学家张灏所说：“在那个时代，一些思想型的人物以代表来自超越的真理自任，开始在现实政治秩序之外，建立一个以理念与智慧为基础的独立的心灵秩序。从此传统型知识分子，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开始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么，今天的这群“新人”，有没有可能像昔日的先知和保罗那样更正一个时代的歧途、并带领同胞迷途知返呢？

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代有基督信仰的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和文化背景及思想和精神资源，与前代没有基督信仰的知识分子相比，已有相当显著的变异。如果说前代学人多以蔡元培、鲁迅、胡适、陈独秀、梁漱溟、陈寅恪、顾准、李慎之等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以及黑格尔、尼采、罗素、萨特、昆德拉、福柯等西方知识分子作为精神导师，而以上诸人大都远离或否定基督信仰，持理性主义、人本主义、个人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立场；那么，这一代年轻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则更多地从晏阳初、林语堂、林昭等中国本土人物以及齐克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朋霍费尔、史怀哲、马丁·路德·金、图图大主教及德兰修女等西方人物那里吸收精神资源，他们多为虔诚的基督徒或基督信仰的实践者和殉道者。当然，更为关键的一点，还是“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对圣经这本“公义之书”和“仁爱之书”的毫无保留地接受。效仿榜样和文化源头的转变，必然带来思想基础、精神气质和人格范式的更迭。

这是一批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新人”。他们与教会之间既有融合也有冲突，两者还需要一段磨合的时间。“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愿意以个人生命和公共影响力为教会服务，并为教会带来新的思想和文化使命；同时，教会也应当向他们敞开胸怀，接纳他们、牧养他们、倾听他们的声音，这也是教会不可推卸的使命。哈佛大学研究员、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民主政体之关系的毕思齐，在讨论到教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时候指出：“使命与呼召非常重要。教会要有效地运作，必须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先知、祭司及君王。我们需要有人——通常是在教会以外——提醒我们过更加圣洁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人在教会之内安慰、鼓励羊群，为受创伤者包扎伤口，关怀伤心的人。我们也需要有人愿意又能够投身于建制中，致力改善它。在神的国度里，应该有地方可以容纳激进的重建主义者和深思熟虑的渐进主义者，两种使命都当受到尊重。”一方面，教会应当牧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当顺服教会；另一方面，公共知识分子在走入教会之后，不应当放弃在公共领域的发言权及实践能力，相反应当进一步强化之。

在成为“光明的儿女”的过程中，这群“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一方面认罪悔改、去除骄傲，参与教会生活，力求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活出耶稣”来；另一方面，将信仰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开始在政治、经济、新闻、法律、文学、艺术、社会道德伦理及神学上求索和建设。他们的信仰历程经历了三次悔改：转向基督、转向教会和转向世界。首先是转向基督，相信耶稣是个人的、关乎人类存在的选择。这一次悔改的基础，是承认自己的罪，接纳耶稣为拯救的主，把生命交托给耶稣。浸淫在缺乏“罪”的意识的中国文化之中，中国知识分子最困难的便是认罪。若能认罪，便能归信。第二步是转向教会，圣经中没有一个信徒是独自修行的，这也是基督信仰与其他宗教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正如婚姻可以把原本素昧平生的人组织成一个家庭，基督徒之间亦应当互相联结。第三步是转向世界，是在获得真理的装备之后重新返回世界，在世界的面前展示信仰、表达信仰、传播信仰，帮助同胞睁开眼睛、打开心门，摆脱撒旦的捆绑，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个特定的群体还开始勇敢地指证罪、批判不公义，并从中引申出爱和宽恕的观念。他们是愿意成为实现一个更加公义的社会的先行者。圣经中所指涉的公义，更倾向于所有弱小的、无自卫能力的、无人保护的鳏寡孤独。当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是“在场者”而不是“掩面不顾者”。

中国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有作家、学者、律师、艺术家、记者、教师等各种不同的身份和职业，他们努力让个人化的信仰进入公共领域之中，一步步地实现知行合一、信仰与生活合一，在不自由的社会中成为争取自由的先锋，在不公义的社会中充当捍卫公义的使者。他们不再追求文化和思想斗士的形象，并深知自己绝对不是“拯救者”，自己并非在“罪”之外。在此过程中，他们越来越接近中国的底层社会，越来越对千头万绪的社会矛盾有了切身的体会。他们人格形态的谦卑顺服、以及面对中国问题时的韧性与执着，是在对基督信仰的寻求中形成的。此前，恪守儒家价值的士大夫传统，影响至今使得当代知识分子内心充满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自信，以及“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与之相比，“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充分认识到个人的有限性和缺陷性，对人性的“幽暗意识”时刻保持警醒，在批判现实时将自己也纳入其中。

在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转型和价值转型中，教会和基督徒、尤其是“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不能推卸上帝所赋予的文化使命。中国的教育系统、文化人与媒体一起腐败堕落，基督徒能满足于躲在黑屋子里歌唱和赞美的自由吗？回顾晚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如果说洋务运动开启了技术层面的变革，戊戌变法开启了政治层面的变革，五四运动开启了文化层面的变革，那么当下刚刚开始的福音的传播和信仰的热潮，则开启了中国人灵魂层面的“化腐朽为神奇”。“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生正逢时，全身心地参与其中。而这正是世纪之初的一代知识分子超越上个世纪五四一代先贤的起点。

在中国这个缺乏基督信仰传统的“外邦”，这群“新人”肩负着让基督信仰在文化领域大放异彩的使命。在这片广袤的荒漠中，迫切需要更多将个人的知识、思想和文学才华奉献给福音工作的信徒——作家、学者、诗人、电视和电影编导、画家、音乐家和演员等。他们的工作是促使家庭教会走出本位主义，走向基督教原初的大同主义；他们的工作是打破家庭教会“闭关锁门”的状态，使之成为时代激流中的磐石。基督徒和教会不能外在于文化，不能自动放弃对文化的引导，以至于混乱背谬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成为社会的主流。用美国哲学学会会长、耶鲁大学神学院教授沃特斯多夫的话来说，对受造物、社会、文化和自我等里面美善的确认，背后有一份深邃的神圣意识支承着——我们周遭的美善乃是神的恩宠、赐福和恩典。神的灵催化人类的努力，结果形成了文化。改革宗人士认为，人的罪既影响到人的理性，也影响到人的文学艺术。但是，我们要作出补偿性的行动，那是出于一项信念——上帝召唤我们提倡美善而力抗邪恶，并尽力行道。

在今天的中国，文化内核的置换工作已经启动，这一过程也许需要几代中国基督筚路蓝缕、呕心沥血的开拓工作。仅以美学而论，中国文化注重美感，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便是把握住了中国人的这一民族性格——如果没有历代的佛教艺术，如石窟壁画、大佛石雕、庄严寺院、绘画诗歌、民间宝卷、戏曲传说，能否想像佛教在中国的广为流布？今天，基督信仰在中国这一“外邦”传播，更迫切需要兴起一大批一流的基督徒文学家和艺术家来。这些基督徒文学家和艺术家，除了在个人生命上“活出耶稣”，还要在其文学艺术创作中，以文学艺术之美传播信仰之真，在中国固有的文学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更新，用于表达个体的信仰经历和本色化的信仰立场。中国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应当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勇气，创作出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无愧于上帝的恩赐的文学艺术作品，抗衡当代非基督教的文化、哲学和意识形态，让万邦万民都能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这就是当代中国“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的异象。这群上帝重用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奋不顾身地奔跑和争战，以上帝的爱和怜悯来消除这片土地上郁积数千年的血腥与罪恶，让野蛮和暴政转变为文明和慈爱，“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十节）这既需要中国所有的基督徒切切地祷告，也需要迅速地展开具体的行动。上帝必定会将一群具有先知精神和保罗使命的基督徒差遣到中国来，上帝更希望中国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挺身站出来，在这个恶人横行、下流人升高的国度和时代里，侧耳倾听他的话语，开口传扬他的话语，让他的公义和慈爱语在心中扎根，让他的公义和慈爱充满这全地。




——二零零六年三月初稿，北京家中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稿，费城西敏神学院
二零零七年十月三稿，弗吉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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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7.11.2007 14:52
标题: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此次被官方媒体宣扬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十七大，却是有史以来老百姓关注度最低的一次共产党的代表大会。

西方媒体的记者在北京大学这所百年来政治气氛一直最浓烈的最高学府采访发现，许多北大学生根本不知道何谓“十七大”，不仅连“十七”这个数字都回答不上来，甚至还有人回答说，也许是在开人大或者政协会议吧。在北大三角地这个昔日最能反映中国政治动向的“风向标”，没有一个关于十七的招贴，甚至连官方的学生会和团委也没有贴出任何庆祝活动的消息。在三角地的公告栏中，全部都是关于英语培训、出国留学、工作招聘方面的资讯。记者们还到北京的街头巷尾去采访，北京人几百年来都身处“天子脚下”，其政治意识在全国向来是最突出的。而这次访问却让许多记者大跌眼镜：大部分北京市民根本不关心十七大，他们对谁能当选，谁会退休，以及外媒最感兴趣的江胡两大派系的争执更是持冷漠态度。老百姓们更关心的，是物价的飞涨，在最近几个月以来，粮食、蔬菜、鸡蛋和肉类等的价格几乎涨了一倍，让许多低收入家庭感到难以承受。民众怨气冲天，却找不到任何渠道可以表达。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政治动物”之誉，知识分子与政权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但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日益走向独立，与党渐行渐远。北京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徐友渔，在接受访谈时便毫不掩饰地指出：“我对十七大丝毫不感兴趣。它充其量是分权的问题，跟国计民生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知识群中有些人对它寄予很多希望，我不认为有，我对这些寄予希望的人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这种习惯已经无数次了，就是一厢情愿地抱着一丝希望，好像他们那个会真的就走向太平，结果是一次一次地寄予希望，一次一次地感到失望。人总是有限度的。所以我就不感兴趣。十七大后我的自由不会扩大，说不定还有减小的可能。现在我宁愿只能做一些非常缓慢非常艰难但是真正的事情，跟自己的努力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发善心。”这种看法，代表了大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声。他们已经不害怕公开表示对党的大会的厌恶与否定。这在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而在毛泽东时代，每一次党代会都是“全民的狂欢节”，你想不关心它都不行。每个城市甚至每个村庄，党政机关都会组织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各个单位也会组织漫长的会议来学习大会的文件，即便你不是中共党员，这种学习也是必须尽的一种“义务”。党的控制渗透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甚至渗透到每一个毛孔之中。党的代表大会，自然也就不再是党自己的事情，而是全民的事情，是每一个人的事情，是关乎每一个家庭的柴米油盐的重大事件。在进入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之后，随着中国社会格局的变异，民间社会的生长，民众与党的关系也日渐疏远。如果说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之前，老百姓还对党的“自改革”抱有善意的期望并愿意积极参与其中；那么，天安门屠杀之后，普通民众对这个党已经不再抱有任何的希望，虽然一时无法摆脱其独裁统治、掠夺和纠缠，但人们基本上把这个党看作是“瘟神”，忍耐它，但不会尊敬它。

胡锦涛是中共夺取政权之后最弱势的一个最高统治者。胡锦涛无法改变这个既成的事实：大部分中国民众已经争取到了不关心党代会的权利。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你们开你们的会，我们过我们的生活。虽然胡锦涛多次在讲话中号召，中共全党要像古巴和北韩的统治者好好学习，但他显然无力将中国变成古巴、北韩或者将中国带回到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和走向，已经不以胡锦涛个人以及整个党的意愿为转移了。如果说毛泽东将中国看作是自己打下的一片江山，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他确实可以做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拍脑袋，一个奇思异想，便可以改变中国千百万人民的命运，让无数百姓家破人亡；那么，胡锦涛在多年媳妇熬成婆、由储君变成弱主之后，不得不强调“集体领导”，维持一个脆弱的平衡，他既无法在政治局内部一言九鼎，也难以削平越来越强势的地方势力，更对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分层化的格局无能为力，他只能以“守成”为最高目标。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中国年轻一代的心目中，党是一个如同恐龙一样的怪兽，党在公开媒体上所宣扬的种种意识形态和治国方略，都是一些不可理喻的谎言和废话。没有人当真。没有人出于信仰党的纲领和章程而加入其中，至多是出于实用主义的思想，认为加入其中可以分得一点好处而已。而一旦没有了好处，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党当作一张手纸一样扔掉。在城市中生活的年轻人，那些掌握了最新的科技和越来越多的资讯的年轻人，他们是中国的未来，他们热衷于各种来自西方的文化和娱乐方式。他们对“超级女声”和“超级男声”的关心，远远超过了对中共的党代会的关心。他们熟悉“超级女声”和“超级男声”的排行榜，对每一个偶像的生活细节、喜怒哀乐都了如指掌，却根本不知道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会中有几个成员，这几个成员分别是谁。我曾经询问过几个这样的“新新人类”，他们是电脑工程师，是电讯工程师，是建筑师，是时装设计师，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完整地说出这九个政治局常委的名字来。我为此而感到高兴。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背诵不出毛语录便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在今天，党显然已经无法控制民众情感的好恶了，已经无法继续让所有民众都来高度关注它的“内部事务”了。

中共此次的大会，完全没有丝毫“与时俱进”的迹象。胡锦涛的报告了无新意，整个会议的过程也沉闷不堪。首先，党代表的产生就没有经过民主选举的过程，即便根据中共自己的党章来看，党代表的合法性也值得质疑。其次，虽然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实行一定限度的差额选举，差额幅度由上届的百分之五提升到百分之八，但当选的中央委员却并未按照选票的多少排列，外界根本不知道谁得票多少，这些已然属于“国家机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以及总书记、军委主席等最高职位，其程序更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没有一个普通百姓，甚至连党代表也不知道究竟是从多少人中选举出这九名大佬，这九个人各自的得票究竟如何。从头到尾都是黑箱作业，一切都如同黑社会的运作一样。不过黑社会似乎更加公平一点，老大至少要耍弄几下拳脚，显示一下武功，否则无以服众。对比越南共产党在上一次的党代会上就实行总书记竞选、出现两名候选人竞选总书记的重大改革，中共拒绝改革、拒绝在党内实现有限的民主化的立场昭然若揭。既然连党内有限的民主化也不愿推进，那更不用说整个社会的民主化和宪政化了。

我发现，某些西方媒体和海外人士，津津乐道于江泽民和胡锦涛两大派系的斗争，认为此次大会是一次江胡的分赃大会。这种看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人进一步推论说：江仍然潜力巨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以曾庆红退休换取习近平、周永康、贺国强三名江系人马进入政治局常委，乃是最大的赢家；而胡只能让李克强一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且李的排名在习之后，习任书记处第一书记，主管党务，表明李接任最高领导的希望低于习，所以此次大会之后，胡不仅未能确定自己心仪的接班人，而且在政治局内不得不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依然难以全面施展其抱负。

我并不同意此种分析。首先，此种看法夸大了江胡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江胡之间固然有矛盾和冲突，但他们有着更大的共同利益和目标诉求，那就是维持中共对权力的垄断、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在共同面对海内外的挑战和压力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并肩作战，他们是一个战壕中的战友。他们的价值观和家族利益的根基，都要靠一党独裁的制度来保障。江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闭幕式上他们手挽着手退场的场景，绝对不仅仅是作秀而已。如果用一个比喻来形容的话：江胡二人同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他们的口味不同，一个喜欢吃淮扬菜，一个喜欢吃徽菜，他们必然会为桌子上的菜品发生争执，但他们绝对不会愚蠢和冲动到掀翻桌子、让大家都没得吃的地步。

其次，此种看法也夸大了两派人马犬牙交错的状态及互动的可能性。在今天中共的权力之争中，已经没有了主义和意识形态之争，没有人是保守派，也没有人是改革派，他们都是以利益维持结盟的态势。所以，一旦个人的利益出现浮动，他们就会立即站到队伍的另一边去，他们不会一辈子忠心耿耿于某一领袖，如同当年的许世友忠于毛泽东一样，一日为奴，便终身为奴。在江已经逐渐淡出领导层之后，即便是昔日的大内总管曾庆红，也未必就是铁杆的江派，更不用说周永康、贺国强之流了，他们必然见风使舵，投靠新的主人。因此，某些海外舆论认为，胡是因为江的制肘而无法施行政治改革措施。我认为，这要么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妄想，要么是用自己的热脸去贴胡的冷屁股。这些似是而非的解脱之辞，根本不能将胡作为专制者的本质漂白。

十七大是一次被人民抛弃的党代会，我对它惟一的祝愿是：祝愿它成为中共最后的一次党代会。那才是中国人民之福。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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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7.11.2007 14:53
标题: 两位挑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奇女子
自由从来不会白白地从天上掉下来。我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弱女子撬动“潜规则”》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向卢雪松和宋飞两位年轻的女教师致敬：前者因为在其任教的吉林艺术学院向学生介绍记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而被停课乃至“取保候审”、“劳动教养”，后者因为揭露中国音乐学院的招生黑幕而面临巨大的、无形的压力。她们都如同“压伤的芦苇不折断”。然而，中国学界的腐败、中国知识分子的懦弱、中国社会道德的滑坡，却需要由这两位刚刚三十出头的年轻女教师来改写，这究竟是我们的光荣，还是我们的耻辱呢？

我一向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加勇敢，对于黑暗与光明、邪恶与正义的区分，女性也比男性有着更加直接和敏锐的判断。她们靠往往能够依靠直觉接近正义，这不是一个过于复杂的过程。在中国有卢雪松和宋飞这样令人尊敬的女性，在西方也有像法拉奇和阿扬•阿里这样令人尊敬的女性。她们给冰冷的世界带来温暖和光明，她们实践了柔弱胜过刚强的真理。她们呵护着文明的底线，她们捍卫着人类的尊严。

在表面上，西方世界似乎不存在像专制国家那样的“言论不自由”的问题——公民的言论自由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也成为一条不言自明的社会准则。一名知识分子一般不会因为表达了与主流社会背离或冲突的观点而遭致迫害和歧视，更不会像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那样因为“过于聪明”、“蛊惑青年”而被大众投票处死。但是，在西方社会中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隐秘的“言论自由的界限”，那就是深厚的“政治正确”的传统，那就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迷宫，那就是大家心知肚明的某些“不可以批评”的存在——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就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知识分子不敢或不愿批评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世界的暴政，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向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样的暴君献媚。即便苏东剧变、共产主义制度崩溃之后，西方知识界占据主流地位的左翼势力仍然没有消退。

在近年来与之相似的一种新的表现，便是西方知识界对伊斯兰世界的专制主义和恐怖主义倾向保持死寂的沉默——许多博学多才的西方知识分子，太知道批评哪一些东西是没有危险的、批评哪一些东西是有危险的，他们可以在咖啡馆里自由自在地、自得其乐地痛骂美国是帝国主义、痛骂小布什是希特勒，因为他们知道这么做完全是安全的。他们却不敢对伊斯兰世界种种可怕的现状说三道四，如文莱苏丹将皇宫变成妓院、阿富汗塔利班砸毁巴比扬大佛、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用毒气屠杀库尔德人、伊朗悍然研制核武器等倒行逆施的行为，罕有勇敢者挺身而出表示谴责。这些过于聪明的左派个个都心知肚明：那样做太危险了。

马蜂窝是不能去捅的——英国作家拉什迪因为写作《撒旦的诗篇》而遭到霍梅尼的死亡通缉令、不得不在此后十多年时间里东躲西藏，谁敢重蹈其覆辙呢？甚至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这些貌似公允的左翼人士仍然声称这是美国错误的外交政策酿成的惨剧，美国应当好好地反省。如此，他们便将真正的凶手轻轻放过了，却不吝在受害者伤口上抹了一把盐。这些固执而偏执的知识分子们明知玩弄“东方主义”把戏的萨义德在说谎，揭示第三世界国家“自我殖民主义”的奈保尔说出的才是真相，却乐颠颠地跟在萨义德的屁股后边，对奈保尔言说的真理不置一词。

在西方知识界普遍的犬儒主义之中，在“反美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刻，有两个勇敢的女子站了出来。她们的身躯虽然瘦小柔弱，灵魂却高贵挺立。她们像中国的卢雪松和宋飞一样，向着那“不可以批评”的庞然大物说出了真话。与其说她们为美国辩护，不如说她们在捍卫自由价值。她们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或许女性真有某种一眼洞穿“政治正确”把戏的慧眼和直觉。这两个让我肃然起敬的女子，就是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和荷兰女议员阿扬•阿里。

法拉奇几乎成了当代新闻界的一个神话。在她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记者生涯里，曾经采访过甘地、瓦文萨、基辛格、霍梅尼、卡扎菲、邓小平等改变了世界的大人物。她那尖锐的问题让某些貌似庄严的大人物们露出了“猴子屁股”，让许多高傲神秘的暴君不知不觉地将其丑态暴露于全世界公众面前。法拉奇严厉指控装腔作势的利比亚统治者卡扎菲是“以食死尸为生的土狼，是地中海地区的第二个墨索里尼。”作为蔑视暴政的正义的代表，她深知撰写此类文章可能会带来杀身之祸，但她仍然写下这样的话：“我知道卡扎菲的支持者和仆人们会说我必须为此文付出代价。他们知道如何找到我，如何伺机取我性命。过去就有人这样威胁过我。面对这种威吓，我的回答是：我可不害怕他。”此种超越生死的态度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在法拉奇的采访经历中，她曾直接追问邓小平为何不将独裁者毛泽东的画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并要求这个统治十亿人的大人物有一点礼貌，不要在女性面前吸烟；她还在霍梅尼面前毫不畏惧地指出伊斯兰世界中妇女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两人唇枪舌战之际，她甚至将自己身上的披风扯下来，扔在这个固执的宗教领袖的脚下。这就是法拉奇，当她不畏惧任何事物的时候，那些看起来令人畏惧的事物便反过来畏惧她了。从基辛格到卡扎菲这些强悍的男人，都对接受了她的采访深感后悔。因为读者们阅读了法拉奇的采访之后，对被采访者的看法直线下降——这就是法拉奇的力量，这就是法拉奇的魅力。

有一次，法拉奇正在贝鲁特采访，“伊斯兰真主之子组织”发现了她的行踪并企图绑架她。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从来就没有原谅过她对霍梅尼和卡扎菲“无礼”的采访，他们觉得她亵渎了真主，准备用暴力来报复。这天早晨，一位记者冲进法拉奇旅馆的房间示警。法拉奇身穿睡衣从床上跳起来，飞快地跟着朋友躲进了另外一个房间。她在那里打电话给一名维和部队的意大利将军求助，将军立即派遣了一个小分队前去包围了该旅馆，然后护送她回到维和部队的营地。事后她才知道，她先前居住的那个房间遭到了冲锋枪的扫射。

死亡的威胁没有让法拉奇改变其保守主义的立场，也没有让她保持沉默。二零零五年，法拉奇出版了一本名为《理性的力量》的新书。如果说四年前那本针对“九•一一”的著作《喧嚣与文明》以情感与气势见长，那么这本《理性的力量》主要反映出作者冷静深入的反思。“九•一一”之后，西方知识分子要么不知所措，要么装模作样地说是美国的“傲慢”遭致此攻击。法拉奇是少数挺身而出谴责恐怖主义、捍卫民主自由价值的西方知识分子。她毫不掩饰地宣称，美国是人类文明的堡垒，是自由的摇篮，她要与这个饱受攻击的国度站在一起。

经过四年冷静的思考，法拉奇得到了最终的思考结果，那就是坚定、公开、彻底的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立场。在《理性的力量》一书里，她毫不掩饰对伊斯兰教中的基本教义派的厌恶，她认为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派正在进行着一场征服并摧毁现代文明的战争。文明是需要人去保卫的，自由是需要人去争取的，正义是需要人去持守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却正在自掘坟墓。短视的西方政要们也对企图撼动西方文明根基的挑战毫无察觉或不以为然，他们在恐怖主义面前丧失警惕、步步退让，任由国内的伊斯兰势力坐大。懦弱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也没有勇气正视面临的挑战，只会讲些“对话”、“宽容”之类的空话。法拉奇在书中呼吁西方公众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文明传统。因为一旦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了自由，再要寻找回来可就难于上青天了。

与《喧嚣与文明》出版后的命运一样，《理性的力量》一经问世，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卖出上百万本。法拉奇自己翻译的英文版也已在美国上市，销售势头强劲。对此，欧美左翼知识分子们又是一片哗然，对法拉奇口诛笔伐、群起声讨，因为她的言论太不符合左翼阵营“政治正确”的标准了——难道伊斯兰国家不是弱势的、值得同情的“第三世界”吗？那些狭隘而阴暗的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教徒们更是怒不可遏，二零零五年五月，意大利伊斯兰联盟主席史密斯就以“亵渎宗教”的罪名，向法院起诉法拉奇。法拉奇，这位已经身患癌症的老太太，像旧约中的先知一般，却在暴风雨中岿然不动。

与法拉奇一样，出生于索马里的荷兰女议员阿扬•阿里也是一位西方世界中少有的呼吁伊斯兰改革、反对虐待穆斯林妇女的勇敢者。阿里成功地逃离了那个非人的国度，在欧洲可以平平安安地做一个难民。但她并没有满足于这种“一个人的自由”，她深知还有那么多的姊妹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她要为她们说话——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几乎看不到伊斯兰世界中的妇女的声音，她们是人口数以亿计的“沉默的大多数”。

伊斯兰世界中妇女的悲惨遭遇，其实大部分的西方人士多多少少地会知道一些。但他们很少给予真正的关注，他们害怕惹祸上身。有些善于作秀的欧美自由派人士，口口声声说要为妇女争取基本人权，为本国的堕胎、娼妓、同性恋等事宜吵个不停，却罔顾伊斯兰世界中成千上万被虐待乃至被杀害的妇女的命运，仿佛她们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似的。这些政客和学者们甚至恬不知耻地打着“尊重多元文化和信仰”的幌子，心安理得地为自己的冷血和怯懦开脱。在这种可耻的观点的背后，才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种族主义的思维：他们认为某些人生来就是奴隶，某些人生来就不配享有人的生活，那些帮助受压迫者的行为统统都是“文化侵略”。

二零零四年，阿扬•阿里与荷兰人梵高（画家梵高的后裔）一起合作拍摄了一部揭露伊斯兰世界虐待妇女的电影。这部电影中所呈现出来的穆斯林妇女血淋淋的惨痛遭遇，立即震动了整个欧洲，这是一个超乎西方人想象的黑暗王国。伊斯兰恐怖分子们顿时恼羞成怒，发誓要杀死制片人。不久，梵高果然遭到极端分子杀害。当梵高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他的脖子几乎被割断了。杀手布耶里在凡高的胸口上钉上一封沾满鲜血的信，指名还要向阿里“复仇”。凶手在信上说：“你的话里完全不掩饰你对伊斯兰的敌意，你应该将自己打成碎片。”

梵高一案震惊了一向安宁平和的荷兰社会，人们更为阿里的安危而担忧。荷兰警方先后破获了两起针对阿里的刺杀计划。荷兰人民从沉睡中醒来，上街游行抗议恐怖分子对自由价值的威胁，呼吁政府制订更为严格的措施来保护阿里的人身安全。三十五岁的阿里，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没有退缩。

阿里坚持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来自于狂热的偏见，这样的宗教信仰是需要改革的。阿里自己有过如此的经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生长在动荡的索马里的一个伊斯兰家庭，她从个人的体验出发——割礼、拷打和强制婚姻——这一切都是对女性的压迫和残害，讲述了一种邪恶的信仰、文化和制度是如何戕害女性的肉体与精神的。这让我想起了胡适说过的一句话，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只需要看看这个社会怎样对待女性和孩子就足够了。阿里在荷兰议会和其他若干公众场合，多次现身说法地告诉大家说：我曾经是一名性奴隶，这就是数亿穆斯林妇女的命运。再也不能让我们的后代继续过此种可怕的生活了，人们必须行动起来致力于改变此种状况。

在阿里的倡议下，荷兰警方对境内两个城市中存在的虐待穆斯林妇女的案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并在八个月内记录了十一宗谋杀案——这些穆斯林妇女都因为“使家庭蒙羞”而被其男性家属杀害。她们是男性的附属品，她们的生命轻如鸿毛，即使被杀害之后也根本无人过问。

阿里在荷兰的普通民众当中获得了相当的尊敬，但许多荷兰政客和知识分子却认为她走得太远了。荷兰是欧洲左翼思想的大本营之一，无论是议会中的中右翼政党还是左翼政党，都批评阿里的观点过于“极端”。阿里侵犯或突破的，是另外一种长期存在于西方政界和学术界的“潜规则”——那些我们不肯说出来的秘密，你最好也不要说出来，否则你会让我们失去面子，我们就只好打压你这“出头鸟”了。阿里就像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中那个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孩子，说出这样一个常识却如此艰难。后来，阿里因为被揭露出在填写入籍表格中存在部分不实之词，而被取消了荷兰国籍。荷兰社会的犬儒主义在此事件中暴露无遗。阿里被迫离开荷兰，此时向她伸出温暖的双手的是美国。美国的著名智库“企业研究所”为她准备了一个研究员的职位，让她能够继续发出那振聋发聩的声音来。

在言论自由的维度上，中国的两位年轻女教师卢雪松和宋飞挽回了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荣誉，而法拉奇和阿扬•阿里则挽回了西方知识界和文化界的荣誉。法拉奇和阿里以她们女性的自觉和善良验证了布什主义的正确。环顾西方知识界，男人们都到哪里去了呢？他们怯懦地呆在窗户后面观看这场生死存亡的大搏斗，甚至还要说几句风凉话。

热爱自由是人的本性，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其实并不需要多么渊博的学识，有时仅仅需要直觉就够了。邪恶就是邪恶，并不因为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宽容等如花似玉的字眼和概念，就能够掩盖邪恶的本质。宽容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毫无原则地宽容，以至于装模作样地去“宽容”那些剥夺我们的自由的力量。那不是宽容，那时怯懦和乡愿。

卢雪松、宋飞、法拉奇、阿里，这四位勇敢的女性，以她们的纯粹、刚毅和坚韧，击败了邪恶势力疯狂的进攻，守住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在与专制暴政和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她们将是最后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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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7.11.2007 14:54
标题: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中国大陆最昂贵的酒店在哪里？我曾经看到过种种不同版本的说法，有人说在上海，有人说在云南丽江，有人说在四川九寨沟，其实这些酒店一昼夜的售价都没有超过十万元人民币。真正的天价酒店，近期在北京出炉，立刻引起媒体的广泛报道：位于北京昌平温都水城的平西王府内的“王府院”开始试营业，首日开出一宿二十二万元的天价，创下全国豪华酒店之最，且进入全球最贵的四大酒店的排行榜。这个酒店是否真的让旅客感到“奢华到令人窒息”呢？二十二万元一宿的天价，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据媒体介绍，这座王府大院面积近五千平方米，能同时容纳二十人住宿，完全复制当年的王爷生活场景。虽然殿内的摆设大部分都是仿制品，但件件都价值不菲：如用红木手工雕刻了九百九十九条龙的王爷龙榻，价值一百八十万元人民币；如已有百年历史的手摇留声机及清朝宫廷绿如意珠帘，亦价值连城。王府内的长廊都由穿着绿营军装的侍兵守卫，服务人员也都穿着仿清朝宫廷服饰，“服务沿用清朝的宫廷礼仪，顾客不仅可以享用到满汉全席，还可以体验到当年王爷的待遇”。

然而，再多的文化和历史的包装，也掩饰不了“王爷梦”的苍白和单薄。温都水城相关负责人透露说，平西王府近期将启动一项寻访活动，即邀请平西王弘皙的嫡系后裔“回家”，为酒店的正式开业剪彩并成为首位入住贵宾。由于目前还未找到王爷的后裔，酒店只能试营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看来，根正苗红的王爷早已消逝在历史深处，经营者们想利用亦无从利用起；而冒牌的“王爷”们得不到正统王爷的撑腰，即便抛出二十二万的巨款来，也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这么贵的价格是怎么定出来的呢？北京市旅游局饭店管理处表示，目前酒店、旅馆等的房价均为市场定价，政府对此已完全放开。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府不该管理的地方拼命垄断，政府该管理的地方却毫不作为。温都水城的负责人解释说，这个价格四合理的，他们卖的是文化品牌，这和普通的总统套房含义不同。另外，王府院仅前期投资就达一个亿，成本很高。定价二十二万还考虑到双数吉利等因素。“尽管可能一年都住不了二十天，也不会随便降价，即使打折也不会低于十八万。王府针对的是最高端的消费群体，满足他们追求尊贵古文化的精神需求。”

这名酒店负责人堂而皇之地指出，消费二十二万一宿的“王府院”的客人，是出于某种“精神需求”。在我看来，这种营销手段和消费行为其实无比粗俗和荒唐，如果说这也是一种“精神需求”的话，只是一种变态的、扭曲的“精神需求”。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是没有精华部分，但所有的精华部分在中共统治的半个多世纪里，都被暴力所扭曲、所摧毁、所粉碎，如“诗书传家”，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克勤克俭”，如“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等。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才是今日暴发户一般的中国富豪阶层迫切需要的精神启蒙和心灵滋补。

那些希望享受此天价酒店的超级富豪及贪官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究竟是怎样的？此种高档消费能填补其内心的虚空吗？说到底，他们无非想当“王爷”而已。尽管这个“王府”不过是一个劣质的复制品，根本不是原滋原味的王府；尽管这些身穿绿营军装和宫廷侍女旗袍的服务员并不是真正的“奴才”，但二十二万的人民币亦可以“砸”出“奴才服侍主子”般的服务。这些富豪和贪官们差不多什么都有了，有金钱，有权势，有外国护照，就是没有贵族身份。欧洲各国的贵族是世袭的，平民百姓就是有天大的成就，最多就被王室册封一个“爵士”头衔。中国的富豪和贪官们成不了贵族，他们既没有贵族的家谱，也没有贵族的修养，便只好通过这二十二万一宿的消费来实现贵族梦想、过一把“王爷瘾”。

我不知道那些入住的富豪们被百十名身穿满族服装的奴才们贴身服务，滋味究竟如何。但我知道，在这金碧辉煌的王府大院内，有腐尸的味道，有阴谋，有血腥，有铜臭。在今天的中国，只要有钱，确实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今天，豪客们入住这个复制的王府大院；明天，恭王府乃至紫禁城也许就会被开发出来，以百万的天价招揽那些更加显赫的富豪与贪官，这也是对文物的“开发性保护”。然而，进了紫禁城又如何呢？即便得到了皇帝的待遇，这些富豪和贪官们仍然夜不能寐。许多普罗大众在茅屋中即可安然入睡，因为他们内心坦荡而单纯；而某些富豪们尽管依红偎翠、雕梁画栋，却失去了睡眠的本能，因为他们心中有太多的恐惧和忧虑。

我相信二十二万一宿的王府大院不会门可罗雀。经营者本身便是一名富可敌国的富豪，必然深味自己的“同类”的消费心态。中国的富豪们为什么如此穷奢极欲呢？正是穷奢极欲造成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如此之差。他们以为开着宝马轿车便可以随便撞人，撞了也白撞；他们以为入住这间王府大院，便真的成了可以决定别人生死的王爷。大部分中国富豪的财富都是非法所得，并非像比尔？盖茨一样白手起家，以技术换取财富，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让自己也成为亿万富翁。中国的富豪们大都以官商勾结的方式一夜暴富，他们处在高度的不安全感之中，在事业上不会有长远的考量；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和爱心，也就不会将部分财富作为慈善和教育方面的捐款。于是，剩下来的便惟有花天酒地、尽情挥霍这一条道路了。于是，人乳宴、满汉全席、黄金月饼、宝马香车等“奢侈品”在中国便大行其道。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奢侈品”居然成为增长最快的消费领域。

这一间天价酒店，在一系列的“奢侈品”中，最具“文化特色”和“历史内涵”。此种营销方式和宣传方式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与当今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悄悄变迁直接相关。近年来，中共当局不得不直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臭名昭著的事实，不得不重新启用当年被他们扫进垃圾堆的“传统文化”来凝聚“民心”。于是，崇古之风逐渐成为“时尚”。这种情形在晚清和民国就曾多次出现，越是在文化崩溃、道德败坏的时代，统治者越喜欢用崇尚古代来掩饰当下的卑劣和肮脏。比如袁世凯和张勋复辟的时候，便倡导读经、留辫子、女子缠足等等。今天黔驴技穷的中共，也转而拿出流氓手上的最后一张王牌：从祭孔到祭祀黄帝、炎帝、神龙和女娲等不一而足，从耗费巨资的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到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和《满城尽戴黄金甲》，从房地产广告中比比皆是的“皇宫”、“至尊”等用语到对毛泽东的干尸崇拜，从设计所谓的“汉服”到抵制圣诞节和抵制星巴克，上行下效，颇有些昔日义和团的气势。

于是乎，某些梦想成为“南书房行走”的文人，纷纷上书进谏，复古之风蔚为大观。深圳学者蒋庆在要求定儒教为国教的同时，为中国设计出儒教支配下的政治架构，议会“可分为‘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其中，“国体院”由孔子子孙依血缘继承孔子王统为世袭议长，象征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议员则由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社会贤达和各界人士组成。袁伟时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思路简单点说就是：“所谓大儒和自认或被封为祖先血统高贵的人们对国家管理持有否决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甘阳，现在任职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近年来在内地积极活动，推销其“王道政治”的政治纲领，希望将中国改造成“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建议，既然尊贵的“王府院”一时难以寻觅到王府的正统后裔，不妨先让蒋庆、甘阳等鼓吹血统论、鼓吹主子和奴才的统治秩序的思想家和大文豪们免费入住。他们一定符合经营方对入住者的“文化要求”。据温都水城相关人士透露，平西王府的王府院试营业一段时间来，曾有两三位顾客想入住，由于没有通过身份审核，未能入住。这位负责人声称：“不是有钱就能住进来的，我们选择的是有文化、有素质、有钱的顾客，只想来花钱的顾客我们不接待。”该负责人指出，“王府院”之所以花巨资来复原当年平西王府的原貌，就是希望给顾客提供一个体验尊贵文化的场所。“将来我们希望能吸引外国总统，世界富豪等尊贵的客人入住。”蒋庆、甘阳等博学宏儒，虽然口袋里的钱是少了点，但他们可以为王府大院留下几张墨宝，提升一下其文化含金量，不也是锦上添花吗？而经营者希望吸引一群“外国总统”入住，在我看来，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既然是“总统”，便是民选的行政首长，便是受其选民监督的公务员。以全球最强大、最富裕的美国为例，美国总统的年薪也就区区二十万美元罢了，一天晚上便耗费其十分之一的年薪，任何一个美国总统恐怕都不敢如此消费吧？能够承受此消费水平的，大约只有几个亚非拉的腐败独裁国家的“总统”。

这个充满帝王腐尸味道的天价酒店“王府院”的出现，再次说明中国人最大的梦想便是帝王梦。这个梦如果醒不来，中国的民主化便只能是水月镜花。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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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0.11.2007 15:54
标题: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二零零七年是新教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到中国两百周年，英年早逝的赵天恩牧师未能等到这一年的到来，也未能实现对这一年无数的期盼，比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布道会、在中国建立一所高水平的神学院，出版华人撰写的神学教科书等等。但是，他却为我们留下了一本重要的遗著——《中国教会史论文集》。该书序言的作者陈渔指出，赵天恩牧师的教会史研究侧重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待神如何引领中国教会，基督徒和教会又如何以信仰真理回应剧变的时代。赵牧师不是在象牙塔中写历史，他是以生命来写历史，或者说他就在自己所写的历史之中，他将自己一生的目标与中国教会应走的方向提炼为“三化异象”：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这“三化”便是今天海内外华人基督徒和教会孜孜以求的愿景。

如果说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是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的二十多年，那么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直至今天则是第二个黄金时代。天安门事件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所遭遇到的最重大的挫折，由此当代知识分子对本身的文化感到幻灭，不知何去何从。基督信仰正好可以为他们提供答案，在中国文化欠缺的“超越观”、“原罪”、“救赎”、“宽恕”以及超越家庭关系的“爱的团契”和“来生”的盼望等观念上，注入新的活力泉源。九十年代之后，一大批流亡西方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成为基督徒甚至全职传道人，他们的生命见证反馈回中国大陆，触动和震撼了千万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

研究历史的目的乃是为今天提供借鉴、为未来提供前瞻，这也正是赵天恩牧师关注中国教会历史的原因所在。赵天恩在总结第一个黄金时代存在的严重缺陷时指出：“民国肇建之初原是传福音的黄金时代，就因为当时中国教会神学根基太薄弱，所以那二十年的光阴未能激起基督化的浪潮。”由于缺乏文化使命和归正信仰，当时的基督徒和教会未能实现与知识界和中国文化的对话。基督徒和教会甘愿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既不知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也不知如何充当先知和先锋的角色，更不知怎样让爱和宽容这些基督教价值融入到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之中。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思潮和政治倾向遂不可挽回地走上了激化道路。

我个人在回顾中国教会史与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的关系时，发现有这样三个值得反省的地方。首先，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这两代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当中，基督徒寥寥无几。即便留学西方的精英知识分子，出于“中体西用”的想法，一般都热衷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政法经济等，对不能迅速拿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人文科学不甚感兴趣，对西方的宗教信仰更是不屑一顾。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排斥基督教这一对西方社会影响巨大的传统，既有儒家理性主义的影响，也是因为近代民族主义观念刚刚形成——而基督教恰恰被当作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的先导。

因此，当时的知识分子大都对基督教持负面看法，愿意心平气和地了解基督教甚至谦卑地接受基督教的人极少。知识分子中也很少有人客观持平地评价基督教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胡适便是其中一位，他说过一段比较中肯的话：“我们焚香感谢基督教的传播带来了一点点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叫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对待小孩子是残忍的、惨酷的、不人道的、野蛮的。我们十分感谢这班所谓‘新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会’、‘不缠足会’、开设新学堂、开设医院、开设妇婴医院。……他们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锋。他们是中国‘慈幼运动’的开拓者，他们当年的缺陷，是我们应该原谅的。”在“反帝”成为主潮的当时，此观点是“政治不正确”。胡适如是说，需要相当的勇气。

其次，即便有少数知识分子是受洗的基督徒，一般也不在公共领域彰显其信仰立场，更不会在其学术著述和文学创作中表达个人信仰。作家老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老舍不仅是一名基督徒，而且在北京缸瓦市教堂及基督教青年会中担任过职务。老舍所撰写的《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中，篇首有一段《著者小记》这样写道：“在南开中学教书的时候，我曾在校中国庆纪念会上说过：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 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虽然这种说法显示出自由派神学的烙印，但毕竟是对信仰的公开宣示。一九三一年七月，老舍与胡絜青结婚，婚前曾致信胡：“我是基督徒，满族……。”这说明，在三十年代初，老舍仍然自承是基督徒。

但这以后，老舍与基督教会的关系，便百觅不得其痕。老舍在作品中越来越少涉及到基督信仰，在公共生活中也尽量避免谈及。四十年代，老舍急剧左转，成为左翼色彩最为强烈的著名文人之一；在中共建政之后，他被官方册封为“人民艺术家”，不再敬拜上帝，成为“人民”（其实是“领袖”）的奴仆，充当新政权的辩护士和吹鼓手。当文革肇始、厄运降临之时，由于没有超越性的信仰支撑，一夜之间被领袖、人民和家人抛弃，老舍无法承受此种遭遇，便选择了投湖自杀。如果老舍是自杀而非他杀，便表明他最终已丧失了基督信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界的基督徒，生命历程大都与之相似或相近。

第三，进入民国以后，中国教会中诞生了若干本土的优秀神学家和传道人，如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计志文等人。他们大都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教育，却都有过人的天资和先知讲道的恩赐和权柄，对中国教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在教会史上堪称属灵的伟人，但他们的重大局限在于：他们完全隔绝（或自我隔绝）于主流知识界之外，与差不多同时代的一流的世俗知识分子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没有任何的交流与沟通；他们也很少在公共传媒上表达信仰立场，也甚少以基督徒的身份参与政治、文化和法律等公共活动。因此，他们的影响力基本上局限在教会内部，无法拓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之中。

正是这种隔绝，导致二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掀起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的时候，左右两翼几乎所有一流知识分子都积极参与其中，批判基督教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惟一的共同点。在此一运动中，基督信仰被那些掌握了话语权力的知识分子们大肆“妖魔化”。对此，赵天恩牧师分析说：“基督教在中国开始遭逢到两面夹击的滋味：这一面的攻击者认为基督教不科学，阻碍了民族进化的脚步；那一面的攻击者则控诉基督教是为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服务的。”面对来自这两个方面的严厉批判，当时只有少数自由派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如赵紫宸、诚静怡、刘廷芳、许地山等人，作出了一些比较软弱和含混的应对，这些应对很快便被反对的声音淹没了。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福音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中国知识阶层与基督信仰擦肩而过，中国文化的福音化交出了一张白卷。更为严重的是，中共建政之后，当新政权对教会实施打压和迫害时，绝大多数基督徒和教会都屈服了。为什么基督徒和教会居然如此不堪一击呢？就像一棵不能承受暴风雨摧残的树，是其根基没有扎入大地深处，赵天恩的分析是深切的：“他们缺少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认识，缺少足够的属灵操练。基督教的神学教育里，缺少培育哲学、历史素养的过程；天主教的耶稣会神父却经过二年的属灵操练、二年哲学、四年神学、三年的宣教或教书等的基础操练。由此看来，五十年代教会的失败，也反映了中国基督教传统神学教育的薄弱。”直到今天，中国大陆家庭教会自我封闭或被迫封闭的状况仍然未有根本的改观。对家庭教会情况烂熟于心的赵天恩，对此怀有深深的担忧：“今天大陆所兴起的家庭教会很注重祷告，早上五点起来祷告二小时、睡前祷告一小时，但对政治、社会动态一概不知，不读报、不听新闻，就是有一颗受苦的心志，似乎等着挨打，‘殉道精神’虽然很好，但其实这种态度并不健全。”当海外教会一味赞美国内家庭教会受苦的心志的时候，赵天恩却看到了危机所在，家庭教会的“修道院化”并不符合新教精神。此种情形如果不能得以改变，“三化”则无法在中国成为现实。

二十一世纪之初，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发生并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原有的意识形态系统土崩瓦解，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此起彼伏。中国人的道德伦理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中国人的心灵比任何时刻都更加渴望福音的甘露。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作好充分准备来迎接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吗？我们的生命形态、神学素养、文化储备，是否足以应对瞬息万变的中国社会？我们如何在公共伦理领域凸现基督信仰，如何让信仰贯穿到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通过慈善和教育工作等传播福音？在新世纪之初，基督徒和教会不能重蹈覆辙，不能躲藏起来、隐蔽起来持守信仰，而应当自觉地承担起文化使命，以完成基督教文化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并以基督信仰置换中国原有的道德伦理与文化价值。一大群具有基督徒身份的政治家、企业家、作家、艺术家、学者、律师、教师、媒体工作者等的出现，是基督信仰进入中国主流社会的标志，也是中国家庭教会由“地下”转变为“地上”的关键环节。

与此同时，基督徒和教会的声音也应当传扬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未来的中国完全可能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在今天的美国，当一些对公民的生活有重要影响的法案进入酝酿阶段的时候，基督徒和教会，或者他们所支持的非盈利组织、文化教育组织、游说机构等，都会积极参与讨论并形成压力集团，在促使其通过或者不通过方面发挥作用。诸如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堕胎合法化、死刑、安乐死等问题，美国的基督徒和教会从不沉默。这不仅不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反倒因为有了基督徒和教会的参与，让政府的决策更加公义和公平。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还不知道如何应对类似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如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便与我们信仰的内核息息相关。我们不能歪曲性地引用圣经经文“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节）来为自己的沉默和不负责任开脱。如果我们的信仰是整全性的信仰，是有真又活的信仰，我们就不会对世俗生活中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一无所知、一片茫然。

让基督信仰光照中国全地，这是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使命。中国文化虽然尚未经历福音化的过程，但中国文化中也充满了上帝的普遍启示；中国文化中固然有不少敌基督的成分，但中国文化中亦存在着承受基督信仰的接口。中国人不应抱残守缺、一味抗拒基督信仰，也不应为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感到自卑与羞耻，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尤其要相信上帝的道可以实现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改造”，正如赵天恩所倡导的那样：“身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我们对基督信仰的文化意涵投以极大的关注。因着对基督的委身，我们深感有责任在救赎性的光照下，重新诠释中国文化传统。我们也觉得需要协助中国基督徒发展出一套基督信仰架构，以此来解读中国文化（这是中国人在上帝所赐一般启示下的成果），并指出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不足与限制。”基督教的信仰和价值能够为中国社会的重建提供新的道德伦理的支撑，以及人权、自由、宽容等中国文化中一直匮乏的普世观念。

因此，在这个“最好的时代”与“最坏的时代”并存的时刻，应当有一批基督徒站出来，不仅要处理教会内的信仰问题，更要作为先知回应时代的呼声，以基督信仰的价值为根基，提出建议、反驳及有效的引导，甚至提出实际的替代方案。中国的基督徒人数的增长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基督教价值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基本价值，一种精神资源。基督信仰将不再被看作是“异教”，基督教文化将不再被看作是“外来文化”。这种由“他者”变为“我”的过程，正是福音在中国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必须加以完成的。换言之，当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到来的那一天，基督信仰将让无数的中国人拥有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浸染了他们对待上帝、职业、政治、娱乐、家庭——几乎是人生各个方面的态度。这一激动人心的景象，早已设定在上帝美好的计划之中，也蕴涵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奔跑与争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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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6.11.2007 06:18
标题: 寻求大学的尊严 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中）——与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博士对话
邹恒甫：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研究部研究员
余杰：中国大陆独立作家


多少“海龟”有真才实学，多少海归真心爱国？

余杰：不久前，我看到关于丘成桐教授的一篇访谈，记者问他在美国当教授当得好好的，为何要回国来放炮批评中国的大学，丘先生回答说：“我看到最近这几年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学术风气，比以前差很多，虽然待遇比从前好得多，但对年轻人的培养却越来越糟糕，发展到一定地步，我怕对国家有很大的害处。中国是我的祖国，所以我要帮她的忙。这是我唯一的想法。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还要做研究啊！但是看到很多年轻人因为被打压而上不来，我愿意帮助这些无辜的年轻人。假如不指出这些问题，我觉得于心不忍。”这几句话让我十分感动。他的想法和做法都与你相似。你们都有一种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精神气质。

据我所知，这些年来，你一直致力于将许多大师级的西方学者邀请到中国来讲学，以此提升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准。国内许多中生代的经济学家常常以“我是某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弟子”的身份而招摇过市，而你干脆就把若干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请到中国来，让中国人见识什么是一流的学术。这冲击力自然是地震般的，也让那些假冒伪劣者露出了原形。他们自然就很痛恨你了，你不就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说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孩子吗？生活在谎言中的人个个都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们讨论了中国大学面临的重重危机，那么在你看来，有没有可能对这个病人开出一张能够迅速见效的药方来？

邹恒甫：大学需要真正的大师，今天中国社会中的那些趾高气扬的海归们，几个人有真才实学？因此，他们最害怕世界级的大师到中国来。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余杰：我记得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被公认为大师的卢卡斯被你、阮志华和朱晓冬请到武汉大学来讲国际贸易的新模型。讲完三天的课，卢卡斯被北京方面邀请讲座，作一简短发言。作为对话人之一，林毅夫宣称，“独特的国情给中国经济学带来千载难逢的研究机会”，而“这个机会将在三十年间为中国创造出一批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卢卡斯对他的学生辈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的夸夸其谈并不感冒，毫不留情面地对林说，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仍然有效。经济学中那些最基本的观点，如供求原理、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无论到哪儿都是一致的，约束和激励问题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的实际在于如何将这些理论融入到中国的大环境中去，而这才是中国经济学面临的难题。林遂无言以对。

邹恒甫：谈到诺贝尔奖，在经济学领域，诺贝尔奖得主当然都很了不起，但诺贝尔奖大部分都属于“终身成就奖”。通常他们得奖的时候已经进入晚年了，他们的学术成就也已经成了历史，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已经与当下最新的经济学状况脱节了。聪明的学生一般不会选择诺贝尔奖得主当老师，这样的老师太老了，也太有名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从他们哪里能学到些多少东西呢？想学真东西的学生，一般会选择年富力强的、处于颠峰状态的老师；选诺贝尔奖得主当老师的学生，好多都是爱慕虚荣的人。因此，那些在中国号称“诺贝尔奖得主的学生”的人，大都是草包和水货！

要想迅速提升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必须不惜重金请“外来的和尚”。我请到中国来讲学的大师，大部分都不是诺贝尔奖得主，而是第一流的、尚有潜力的中年学者，他们名声也许没有诺贝尔奖得主大，但他们都是未来一二十年间的诺贝尔奖得主。真正的经济学是一项非常专门的学科，老百姓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来访不会产生那么大的新闻效应。而中国的那些非常有名的所谓经济学家，那些整天在电视上露面的人，其实都是“经济新闻工作者”而已。他们在国际经济学领域哪里有什么排名！

余杰：请钟馗来赶小鬼，丘成桐教授的思路也是一样的。他说：“现在就要邀请大一流的有学问而又有诚意的人回国做全职的工作。不仅仅是在国内找，还要到全世界去找，甚至找非华裔的学者。只要找到一些真真正正做学问的教授，给他们提供做研究和教学的条件，就可以做成功。成功的因素取决于学校的诚意和决断力，有学问的人知道政府真要重用他们，让他们发挥所长，他们会考虑来帮忙的。”这样做在金钱上并不困难，中国大学的教育经费早已是今非昔比，有的大学书记和校长手中的钱多得用不完。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撼动了大学原有的平衡，滥竽充数的东郭先生再也混不下去，他们能不拼命抵抗吗？丘教授也意识到了症结所在：“但是这样的话，很多人就要放弃权力。很多著名大学里面的名教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拿出各种阻碍的方法。所以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我猜想，这也是你此次“失败”的根本原因。你们的想法，当然是对中国大学有好处，对学生有好处，却得罪了掌握着大学命脉的那批当权派，焉能不“失道寡助”？

邹恒甫：这些伪劣产品打不倒我。我在北大的事业并没有失败。我还有很多学生在北大当教授，继续以我的思路来教授真正的学问。这件事情也没有影响我在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大学的工作。张维迎这样对我，其实还有一层私心，他认为我在武大等学校的工作威胁到了光华的地位，他也太小家子气了。他要维持光华的牌子，将光华当作一个每年四个亿收入的大企业来运作。他向北大校长说，只要让我当院长，我每年给学校上缴多少钱。这不成了买官卖官？所以，他容不得别的学校也发展起来。他连“有竞争才有进步”这样的常识都不懂，还算什么经济学家。别的大学都落后，北大就牛了？如果我是光华的院长，我也要打破北大、清华的垄断地位和江湖神话。

关于请学术大师来中国来的事情，不仅请他们走马观花作一通演讲，而且请他们在大学里任教，要把他们留下来。上次我同张维迎说，其实你在光华搞的那些改革没有用，你只要请四个人就可以了：宏观经济学方面请一个世界级大师，微观经济学方面请一个，计量经济学和金融学再各请一个。只要有这四位大师级人物坐镇北大，给本科生上课，北大的学术水准还不一日千里？而且不能要求国籍和种族，只请中国人或华裔的话，没有一个人合格，包括我自己。每人给他们一年五十万美元的高薪，让他们住在燕南园的小楼里，这钱比养一百个草包划算，现在光华九十个教授中有几个是称职的？当然，这样一来，中国所有的教授都会如履薄冰，我们两个和林毅夫都只能当服务员了！当时，张维迎回答说：“恒甫，你怎么一干事便让我们趴在地上呀？”我说：“我们不趴在地上，北京大学怎么办成世界一流啊！”

在美国学术界和教育界，以前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芝加哥大学刚创办的时候，投资人洛克菲勒问：“有没有可能在二十年之内赶上哈佛？”校长说，怎么不能，你掏钱啊！于是，重金请来一批大师，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很快便赶上了哈佛。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也是如此，一开始班伯兄妹捐了五百万美元，先后请来五个学者——爱因斯坦、诺依曼、戈德尔、亚历山大、沃尔布伦。这五个学者很快就作出了改变世界的研究成果。二十世纪几乎每一位世界级的数学和理论物理的科学大师都与普林斯顿这座小城里的高等研究院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不是缺少这样的财力，而是缺少这样的胸襟和气度。我已经说了二十年了。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我在人民大会堂对好多部长，校长，书记和长江学者也大喊了十分钟！

余杰：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每一个海归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国内也需要一批中等水平的海归，他们自然也有他们的价值。但是，中等水平的海归，不能一回来就打肿脸充胖子啊！仿佛个个都是在欧美风风光光的高级人才，谢绝了多么高薪水的职位才回来的，仿佛他们回来了就要享受高等华人的待遇，仿佛他们回来了中国人民就欠了他们的债一样。这就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了。你也算半个海归，你与许多著名的海归人士都很熟悉，他们中有许多人成了教育、学术界以及财经领域担任要职的高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的政策。你如何看待他们这批人这些年来在中国的工作？这十多年来，以十万计的海归们究竟对中国造成了何种影响？正面影响在那些方面，负面影响又在那些方面？现在是到了停下来盘点盘点的时候了。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海龟祸国论》的文章，点名批评从当年的“老海龟”杨振宁到今天的高级海龟们，如教育部部长周济、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以及张维迎、潘维、丁健等人。他们的若干作为真的是祸国殃民，他们与那些洋垃圾没有什么区别。国人对偷运到中国来的洋垃圾口诛笔伐，却对这些海归垃圾顶礼膜拜，岂不怪哉！

最近我读到画家、前清华大学工艺美院教授陈丹青的一篇文章《海归派的羞耻与责任》。陈可比你聪明多了，不等人家赶他走，他便提前辞职了，他深感与这套制度无法融合；他不像你这么单纯，非要等到别人将解聘文书寄到你的办公室不可。陈在文章中反思了海归们回国后的作为，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制度滞后，以及普遍的急功近利和机会主义，人文艺术领域的海归派几乎没有影响，而据我所知，大部分非人文类专业的海归认同这种高级工具角色，并对现状非常满意，属于利益分享的群体。由于这类身份优越者的加入，当下畸形的文化现实更显得合理合法，文化跋涉的前景相当渺茫。每想及此，我身为海归，感到羞耻。”

陈丹青是海归艺术家中稍有的能够思考深层问题的人。他认为，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海归不应该仅仅带回各种专业知识或技能，现代价值观才能从深远处对中国发生影响。这种价值观，你不出国很难认识，很难成为自身的人格。新的价值观哪怕一时不能在中国奏效，先得在自己身上奏效，变成安身立命的一部分。但是，他哀叹说，实际情况并不是他预想的那样：“我看不出海归派在整体上意识到这一点。反倒是本土的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相当清醒。现在许多人都有短暂的出国经历，切身感受我们与外间深刻的冲突和反差，他们反而对国外的先进思想更敏感，并尽可能在改革现状中发出声音。我以为，清醒的本土人士比海归更值得尊重。胡适七十年前就写文章说留学是国耻，到今天，这种状况有多大改变？……容我说句重话：我在不少海归那里看见的是取利之勇，而不是羞耻之心。”这些话刀刀见血。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在《海龟祸国论》中的基本观点和陈丹青的这些反思？

邹恒甫：我当然同意这些意见。我虽然是一名经济学家，但我从不认为经济学是最了不起的学问，我考大学的时候报考的是历史，后来被调配到经济学。我认为最了不起的学问是基础学科，是人文学科，是形而上的学问。可是，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多半选择实用的学科，海归们多半也是学这些实用学科的。我多次建议说，我们的政府和富豪们，不要像李嘉诚那样只喜欢办长江商学院，要有远见办一个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我们的留学生们，要敢于学习那些看上去没有用的学问。我记得一九一九，吴宓先生便在日记中批评说，中国只出工程师、商人，是没有希望的。今天依然如此。其实，永恒的、无用的学问，才有大用。中国人长期信奉实用主义，希望立竿见影，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美国，最受尊敬的不是商学院和工学院，而是文理研究院。

余杰：形而上的学问不能赚钱啊，不能回国骗钱啊。海归们有几个真心要提升中国的教育和学术水准？我怀疑，当初他们出国只是想镀金而已，他们并没有当年胡适、鲁迅他们的志向，出国不仅要求学问，还要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当年的那批知识分子才是真爱国，陈天华爱国爱到跳海而死，连温文尔雅的蔡元培都回国来组织光复会，岂是今日那些伪爱国主义者所能比拟的。今天的这些海归们在中国过的生活，比在美国更加自由和优越，在美国他们可能出门有警车开道吗？在美国他们能包养二奶吗？既然中国这么好，他们能不回来吗？

邹恒甫：我经常批评同学辈的海归们。有的青云直上当大官，快要步入部长级了；有的成了炙手可热的名人，天天在报纸电视上露面。现在，他们喜欢拿爱国、拿“毅然回国”来标榜，但他们从来不敢在我面前标榜。因为我最知道他们的底细。他们中有多少人是当年拿了“六•四血卡”（“六•四”之后，美国国会通过特别法案给中国留学生颁发绿卡）的？一转眼间又回国去升官发财了。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毕业后在外国找不到教职才回中国的，张维迎到香港科技大学应聘不就失败了吗？这才灰溜溜地回到亲爱的祖国。在这群炙手可热的海归中，有几个人是有了美国名校的终身教授之后辞职回来的？

不要到爱国牌，不要粉饰自己爱钱的本性。我一个一个地点名说：李稻葵，我的好学弟，你再不要在媒体上讲你二零零四年回清华是爱国、爱校、爱家，就说是摸钱好了；钱颖一，你已经当了三个独立董事了，你可不能学张维迎啊，你现在就已经给清华的所有学生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田国强，你万万不要说你是中国经济学改革的先锋，我在武汉大学用自己和朋友的钱办学时，你还在搞那个自淫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你们哪里是爱国啊，明明就是爱钱嘛！你厉害，就把美国挣的钱带回国来办学啊，为什么跑到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捞钱，再把钱带到发达国家的美国去呢？

我在世界银行，每年自己选择两三个月不拿工资，被扣掉六到八万美元，然后再加上一个半月的假期，我便用这四个多月的时间，到中国来办学和授课。我在中国办学是得到世界银行支持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基础研究人力建设”的重要工作。我在外面拿的每一分钱都是要向世界银行汇报的，不像光华的领导和教授，不仅在北大领取工资，还到政府去拿钱、到企业去拿钱、到媒体去拿钱，真是太无耻了！他们敢公布他们的收入吗？

二零零五年三月，我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长江学者大会上，面对主管教育的国务委员陈至立、十一位部长、各大学的校长和书记，以及三百多位长江学者作了一个长篇发言。我直言不讳地说：“就我所知，我们中国所谓有点名气的经济学家就只知道到处捞钱。那里是在做学问啊！在国外念了经济学博士，便去投行做出卖中国的勾当！”我强烈建议：所有长江学者都把李嘉诚的这点钱捐出来办义务教育。当时鼓掌的人多，但后来真正接受我建议的人少。

对于这批趾高气扬的海归经济学家，我在网上直截了当地指出：你们到处当独立董事,到全中国搞收费惊人的巡回讲座！周末还上EMBA的课程, 每一个长周末是另加一万美元。想把我拖下水，给我安排过有高收入的EMBA课程，我没有上一次！我跟光华前任EMBA办公室主任杨小燕和现任主任周春生与武常岐说了千万次，不要学张维迎，要搞学问。钱有什么用？无非是多养二奶。用你们的话来说：恒甫，全部时间都回来吧，中国是太好骗钱了，张维迎和项兵比我们骗得多多了！我却要反问：为什么要在学校里骗中国人民的血汗呀？我还提出，请公布每年所有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和海龟教授在北京之外的巡回“展览”、讲课、搞课题、搞欺世盗名的学位班等等五花八门的，却没有在海淀区税务局交税的收入吧。张维迎利用工商研究所和网络研究所的洗钱方式和洗钱量也一定要公布，这是用北京大学的名义来洗钱的啊！这些海归教授，简直就是“海鬼”教授！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道德败坏，根本不能为人师表。我多次提醒他们说：不要在中国对钱和女性太感兴趣了。我从一九八七年来对所有我认识的中国朋友和外国朋友都是这样讲的。

余杰：这些海归人品低劣、贪财好色，危害固然很大，但我认为危害更大的地方还在于：他们从西方获得炫目的学位回来，以“知西派”的名义，在中国人民面前歪曲西方、丑化西方，反复说西方如何不好，连民主制度也不好，自由也太多了，只有我们中国最好，我们回来当狼，你们不要出去，好好当羊，由我们来保护你们。这样的话，中国官方当然最愿意听了，他们根本就是有意说给官方听的。说这样的话的海归，怎么会不受重用呢？他们还把持诸多要害部门，在这些领域实行武大郎开店的那一套，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学术、教育的进步。因此，以前有人乐观地评估说，如果八十年代后出国留学的海归，回国之后渐渐掌权了，中国的面貌必然就会焕然一新，民主化的步伐也会更快。我完全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这些海归虽然在西方学习和生活过，但并未进入西方的主流社会，并未深味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所以根本不会将西方好的东西引进中国来。非洲和拉美的好些独裁者、贪官污吏，不都到西方留过学吗？可是他们回国之后照样干尽坏事。在张维迎这个昔日的放牛娃的身上，不也是如此吗？如今他对弱势群体之残忍冷酷，比之太子党有过之而无不及。

邹恒甫：这正是他们的可怕之处。我本来可以对把握学术权力的张维迎之流置之不理。但我越来越发现：张维迎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一个群体、是一个现象。他们用招摇撞骗的学术和穷凶极恶的权力，在中国纠结成了政治、学术和金钱的统一体。原来，我设想，我们这些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洲发达国家受到了教育而且知道国际学术前沿的人物，当我们回到中国任教或访问讲学时，至少不应该同流合污、过于自私。我不能理解我的哈佛、斯坦福、耶鲁的同学，你们在如此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怎么变得如此世俗？你们应该正视腐败、反对腐败，应该维护教授的尊严和自由，不能让中国的学术和校园继续腐败下去。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些背叛自己当初的理想的朋友，原来都是要拼命地加入这个利益共同体之中啊。

我亲自经历了一九七七年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学术风气的演变。我看到的现状是十分令人担忧的。我们这一代搞学术的根基先天不足。我们现在掌握学术权力之后为什么又开始想过当地主和土豪的瘾？我经常点到的许多人还有当土皇帝的瘾。只要看一下国际学术期刊，我们的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统统是多么地落后啊！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看得最清楚？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最愿意说给全中国人听？

我还想反问，为什么要垄断讲台呢？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最喜欢请全是比自己厉害的学者到中国来上课？我的课堂上永远可以放开地请高手讲课，而且他们的水平必须大大地超过我。怎么我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友和同学，却要拼命维持自己封建庄主的地位？当了封建庄园领主之后，我们难道没有良知和良心大开学术的国门，全方位地请世界一流的人讲课，而让我们自己真正退到后台当好服务员？我们有什么资格一直骂慈禧？我们现在都是慈禧，都在妨碍学术的进步。我们能欺骗自己，但我们不可能欺骗时代和历史。

——二零零七年十月，华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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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7.11.2007 14:16
标题: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小圈子特首”曾荫权近日在电视节目上说：“当人民走到极端，就会出现文化大革命……当人民掌握所有东西时，你就无法管治那地方。”曾荫权借此批评香港泛民主派的政治诉求以及香港民众及早实现普选的呼声。这是一种典型的“因为无知所以无畏”的表达。

香港人确实对文革心有余悸。当年文革波及香港，是以炸弹袭击的恐怖主义的方式登陆的。曾特首希望以文革来恐吓香港百姓，没想到这番“曾子曰”却暴露出他对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惊人的无知。曾荫权曾经在会见一批中学生时，披露当年自己应考时，世界历史和中国文学两科都是不合格。无知并不可怕，无知者如果持有一颗谦卑好学之心，便可将无知转化为有知。

我建议，作为特首的曾荫权，可以效法喜欢引经据典的中共前任党魁江泽民。当年，江泽民为提升古典文学修养，特意派遣专车到北大接中文系名教授袁行霈，每月到中南海讲授一次古典诗词。江因此学会了背诵《滕王阁序》，袁也以“南书房行走”的殊荣而获选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不乏国学大师，如饶宗颐先生，曾特首不妨延之入特首府邸，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历史。

无知者最可怕之处，乃是强不知以为知，乃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话语权来传播谬误。当曾特首对文革的看法遭到主持人的否定时，他仍然强词夺理，无知而无畏，其人必病入膏肓。文革与民主无关，也与人民无关。文革从来就不是人民的文革，乃是毛泽东的文革。从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在民众的诅咒中死去，文革始终没有脱离过毛的控制。即便在武斗肆虐、“全国大乱”的阶段，军队仍然绝对服从毛一个人的指挥，毛仍然可以使用军队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文革中，人民从未实践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从未拥有过批评毛及文革的言论自由；文革中，人民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只有对毛顶礼膜拜的“自由”；文革中，人民甚至连“生存权”也得不到保障，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大陆客拼死也要偷渡到香港。

要了解什么是文革，曾特首不妨读一读历史学泰斗余英时先生在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所写的序言，这篇序言中指出：“中共官方今天把文革定性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便是有意误导我们的思路。文革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行动，而且是革命暴力的最高阶段。但这既不是‘意外’也不是‘偏差’，而是革命暴力落在一个绝对独裁者掌握之中的必然结局。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曾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有系统地进行消灭所谓‘敌人’的运动，一波接著一波。正如俄国史名家派普思所指出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师法列宁、斯大林，而且也参考了希特勒的经验。”这套光盘资料，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有收藏，曾特首不妨屈尊去借阅。

用文革来妖魔化民主，是邓小平以来的中共统治者最喜欢使用的一种障眼法。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之后，邓小平便用文革来比附民主运动，仿佛谁对他的统治不满，谁就是要搞文革。如今，曾特首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会了邓大人的伟大理论。可是，聪明的香港市民能被他随心所欲地“倡优蓄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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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0.11.2007 18:13
标题: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在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中，“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崛起论”两种极端评价交替出现。最近这几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畸形繁荣，以及中国凭借廉价劳工和廉价原材料而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崩溃论”甚少有人提及，“中国崛起论”逐渐深入人心。于是，西方对中国的最大的期待便是：中国在崛起的同时，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然而，这个期望正在变成泡影。西方需要从这个难以实现的迷梦中被“唤醒”过来。

天安门屠杀之后，大部分西方国家并没有严肃地对待中国越来越严重的人权问题，他们只是发现中国变成了一个最容易赚钱的地方。而中共当局非理性的统治方式与日益扩张的军力之间造成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使得中国成为地区大国中最不可信赖的成员。作为最后一个庞大的、三心二意地奉行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中共政权保持着当今世界最糟糕的人权记录，中国的外交记录也显示它仍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这一切似乎都被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制造的四处泛滥所遮掩了。大部分匆匆到中国游览的西方人所体验到的，是一个正在变得越来越像纽约、巴黎、东京和伦敦的中国，是一个非常西方化的中国。这是一扇魅力无比的橱窗，但仅仅是橱窗而已。

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仅仅意味着半个冷战的结束，而不是冷战全部的终结。我并没有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所估计的那么乐观。我生活在中国，生活在一个至今仍然没有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以及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国家，一个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国家。今天的中国乃是分裂的中国：城市的中国和农村的中国是分裂的，沿海的中国和内地的中国是分裂的，富人的中国和穷人的中国也是分裂的。通常意义上，西方的外交官、记者和旅游者所观察到的，是城市的中国、沿海的中国、富人的中国，是“地上的中国”。这不是全部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

中共当局是如何“自我美容”的

在今天的中国，人权状况依然极其恶劣，人权状况的改善远远没有与经济的发展同步。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天安门屠杀并没有结束、那些死难学生的母亲们处于不可接触的“贱民”的状态，母亲们每天都得面对凶手的监视、骚扰和恐吓。这是一个杀害了孩子又继续虐待母亲的政权。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练习者群体的镇压、对家庭教会的打压、对失去工作的工人和被剥夺土地的农民的控制，对维权律师和独立知识分子的迫害，一直持续至今。在弹压广东太石村村民的维权活动时，武装警察悍然对民众开枪，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政府随意屠杀人民，在中国不是一个“过去时”。对于中共来说，屠杀不是一次“偶然”，乃是一种“常态”。

另一方面，中国的外交政策充分证明了“近墨者黑，近朱者赤”的原理。尤其在苏丹和缅甸问题上，中国的做法越来越激起世界的公愤。苏丹独裁政权的种族屠杀，堪称二战之后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一次种族屠杀，西方国家早已对其实施各种形式的制裁。但是，中国仍然与苏丹独裁政权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苏丹所生产的石油有三分之二左右出口到中国。中国批评西方的外交瞄准石油，其实中国自己才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油老虎。而近期缅甸军政权再次大肆屠杀争取民主的民众，甚至连参与和平示威的僧侣也不放过，在全球激起了声讨浪潮。即便如此，中国仍然拒绝向缅甸施加压力，以促成冲突的和平解决。中国还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反对票，致使一份制裁缅甸的决议流产。中国对伊朗、北韩核试验的纵容，也使得其国际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中国自己是一个独裁国家，对别的独裁国家自然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再加之对经济利益赤裸裸的追求，更是完全漠视诸多国家之内存在的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中国厚颜无耻地盗窃西方的知识产权，中国的仿冒产品存在于从汽车到剃刀的每一个领域，让一向重视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的德国人瞠目结舌。近期的德国《明镜》周刊在封面文章中指出：“远东那儿的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强国的高速崛起首先是：一个粗暴的崛起，不在乎他人的感受与敏感问题，既不顾及双边关系又不顾忌国际条约。欧盟贸易委员彼得。门德尔松埋怨说，现在中国人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六年了，但这个国家仍然做出似乎刚处于该体系边缘的样子。”中国也将腐败带给全世界。中国的着名通讯公司中兴国际，为了与菲律宾签订一份三亿两千九百万美元的宽带网络合同，居然拿出一亿九千八百万美元来贿赂菲律宾的各级官员，从全国选举委员会主席到经济发展署署长等全部牵扯其中。菲律宾女参议员愤怒地谴责说：“中国人发明了贪污！”其实，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贪污，而是共产党的权力垄断将贪污发展成一种“潜规则”。

中共的本质没有改变，但中共在“美容术”的学习方面却大有长进。在过去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共一直不知道怎样向西方展示自己的形象。近年来，中国政府迅速学会了如何以西方的方式作特别的“形象设计”。凶残的狼披上羊皮，可以暂时看起来像羊一样温柔可爱。案例之一是：最近，中国官方发表了由御用学者起草的《政治民主白皮书》，声称在中国存在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中国拥有不亚于西方的民主制度。有意思的是，这份文件首先以英文版本的方式发表，表明它是专门给西方人阅读的，用以欺骗外国人的。案例之二是：中国曾经与法国合作举办“中法文化年”，其中一个项目是用红布将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包裹起来，这一行为艺术背后显示出这样的事实——已经没有多少法国人记得红色所象征的血腥和屠杀了，他们也忘记了一九八九年的时候，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年的庆典上，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是天安门广场幸存的中国流亡学生。案例之三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拿出巨额资金，雇佣华盛顿的顶级游说公司，向历来厌恶中共政权的美国国会展开公关活动。以前只有台湾懂得这种做法，美国国会中有一群台湾的支持者。现在，在此一隐秘战场上，中共与台湾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战争。

中共政权采取这些“与时俱进”的作法，逐渐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最近几年来，同情和欣赏中国的西方人士日益增多，与中共有密切利益关系的西方人士更是数不胜数。不知不觉之中，这些西方人士中了中共的催眠术和麻醉剂。他们说，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能再采取非黑即白的冷战思维看待中国，而要充分地、正面地评估中国发生的积极变化。当然，与变化中的中国做生意、赚钱是最重要的，即便中国在很多时候根本不按规矩出牌。有一次，我在参加法国驻华使馆举办的国庆酒会时，法国驻华大使有一番赤裸裸的表白：“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之一，越来越多的法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我们为什么不把赌注投到中国呢？”是的，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豪赌。但是，其结果真的如大使先生想象的那么皆大欢喜吗？

西方政府、商界和知识界“与狼共舞”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在过去的历史里，西方民主国家在面对某些独裁政权的时候，曾经实行过可耻的绥靖政策，犯下过严重的错误。西方民主国家漠视希特勒政权的崛起，默许纳粹德国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他们的情报部门早已知晓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却长久而冷酷地保持沉默，仅仅因为战火还没有烧到自己身上。二战结束之后，美、英、苏三大国签署雅尔塔协定，民主世界居然同意将波罗的海三国和若干东欧国家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致使两亿以上的欧洲民众被共产制度奴役半个世纪之久。

如今，某些西方国家又在犯同样的错误，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便是愚蠢。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便走在错误的最前面。为了在庞大的中国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他们试图游说欧盟解除一九八九年之后的对华武器禁运。他们轻描淡写地说，天安门屠杀是上一个世纪的事情，不必再提及了。幸亏法德两国政府更迭之后，新任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和新任德国总理梅克尔迅速将对华政策作了修正，没有让错误延续下去。澳大利亚政府在与中共的若干交易中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据在澳洲政治避难的前中共外交官陈用林披露，澳大利亚外长唐纳曾向中共提供旅居澳洲的法轮功人士的信息。澳大利亚政府还批准了向中共出口铀矿的计划。其决策者辩解说，中共签订了严格的协议，保证将铀矿用于能源领域。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当局何曾遵守过任何一个国际契约？推动铀矿出口计划的官员们被金钱蒙住了眼睛。

如果说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政府曾经对中国卑躬屈膝，那么在美国则表现为诸多跨国公司助纣为虐。雅虎、思科、谷歌、微软等高科技企业巨头，为中共的网络控制及迫害异议人士提供各种技术帮助。在其恶行被揭露之后，他们毫无反省，诡辩说技术是中性的，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就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在中共政府的影响下，香港特区政府下属的私隐公署判定，雅虎香港向中共公安部门提供师涛的IP地址，并不损害用户的利益。该决定固然让雅虎大大松了一口气，却激起舆论更大的反弹，香港舆论普遍置疑特区政府已经沦为北京的应声虫。

日前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资深议员兰托斯严厉地谴责雅虎公司说：“我不相信全美最好、经营最亮眼的公司，必须在中国声名狼藉又残暴的政治压迫体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雅虎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杨致远在作证时，向因为雅虎提供的信息而被判入狱的两位异议作家的家人表示了道歉：“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坐在我后面的异见人士的家属们致以问候，我们将尽力使他们早日获得自由。我个人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属蒙受的不幸表示道歉。”然而，这些公司是否真的能够改变他们的中国的做法，还无法让人确信。

另一方面，西方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以左倾立场来显示其“政治正确”的知识分子们，也在不断地犯同样的错误。很多学识渊博的西方知识分子，以赞美独裁者阿拉法特来显示对弱势民族虚伪而廉价的同情，却对被缅甸军政权长期囚禁的缅甸人权斗士昂山素季的境遇熟视无睹，对中国天安门母亲的处境关注甚少。昔日，他们是苏联“古拉格群岛”的吹鼓手；如今，他们转而为中共的独裁统治抬轿子。中国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一个异数，它把政治专制与部分的“经济自由”如此奇妙地纽结在一起。中国成了令许多西方资本家垂涎三尺的、最有活力的市场，也成了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批判傲慢的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时候，一个可以援引的新的理想国。这些西方知识分子生活在书斋中，生活在真空中，被自己搔首弄姿的左派立场深深地感动了。

根据我在美国、欧洲、日本及澳洲有限的一些观察，我发现即使在西方言论自由的环境下，“批评中国”也是许多西方媒体和西方知识分子不太愿意涉及的一个领域。某些西方媒体和知识分子，把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自然地理的热爱与对中共政权的批评对立起来，他们不知道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自然地理破坏最大的恰恰是中共政权本身。许多西方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由于需要与中国同类机构进行合作与交流——中共政权投资的“孔子学院”已经遍布西方各名校，由于他们的资助经费来自于那些与中国市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企业和基金会，所以他们的研究人员通常不愿发表任何批评中国的言论。这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言论和学术的不自由”状态，这种状况严重地腐蚀着西方世界独立自由的学术传统。今天，能像萨哈罗夫、哈维尔那样洞悉极权主义本质的西方知识分子寥寥无几。

中国为什么不值得信赖？

这些短视的言行将给西方民主国家带来巨大的危险。中国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不仅没有推定世界和平，反而通过举足轻重的反对票，让联合国陷入无所作为的状态之下。中共的斗争哲学深刻地影响了军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共军高级将领朱成虎少将曾经赤裸裸地威胁说：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国介入的话，中国将对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美国西岸城市将被毁灭。中共的核武库是否拥有此种能力暂且不论，中共军方如此暴虐狂妄、不负责任，就足以让任何一个具备基本理性的人毛骨悚然。可见，中共是一个毫无理性的政权，它在政治上并没有民主制度所具备的内在的稳定性，它的“稳定”仅仅是靠暴力来短暂维持的；中共也是一个没有道德皈依的政权，即便在经济领域也未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随时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完全可能让西方的投资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那时候再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一个对内虐待自己人民的政权，对外自然不会有任何责任感。当某些西方人沉迷于北京、上海的气派与繁荣的时候，我想提醒说：认识真实的中国是必要的。那个真实的中国隐藏在“地下”：那是九亿农民遭到比印度种姓制度下的贱民还要可怕的歧视的中国，那是区区一个西部地区的县委书记一个任期便可敛财三千万（占当地年度财政收入一半）的中国，那是艾滋病病毒通过卖血四处泛滥却被官方刻意隐瞒的中国，那是为阻止一位教授参加前总书记赵紫阳的葬礼便派遣特务用万能胶将其门上的钥匙孔堵塞的中国，那是维权律师李和平在北京的光天化日之下被绑架和毒打而警方一直无法破案的中国，那是上访村的村民们个个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一旦被抓便被像牲口一样锁在各地驻京办的铁笼之中的中国。近期，“记者无国界”组织公布了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国排名倒数第九，在亚洲地区仅仅比朝鲜和缅甸略好一点。被官方控制的媒体，沦落为中共鼓吹民族主义和仇视西方的宣传工具。

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一直都在向我接触的每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说中国的“坏话”。我没有那种虚幻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家丑不可外扬”的病态心理。我始终认为，必须说出中国的真相，才能实现“对症下药”。对抗中国官方耗费巨资在西方的公关活动，是我自己选择的“牛犊顶橡树”的工作。二零零四年，我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我和妻子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简（Jane Kessenich）家中。这位七十三岁的老太太，像对待孙儿孙女一样关心来自异国的我们。她对中国一无所知，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美国政府的“反对者”，她反对伊拉克战争，讨厌布什总统。我不想与简太太争论美国的内政问题，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向她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

为了向这位一辈子都是家庭妇女的美国老太太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我们便将美国与中国作了一些简单的比较：在美国，你不喜欢布什，可以不投票给他，即使他仍然当选了，也最多连任两届，也就是说你至多忍受他八年而已；但在中国，即使你不喜欢胡锦涛，却不能投票将他选掉，因为他根本不是你投票选出来的，他的任期可以无限地延长下去，也许你死了他还在掌权。在美国，你可以到白宫门口去举着布什的漫画示威，可以在网络上自由自在地批评政府的政策，可以成立政党、社团以及出版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书籍；但在中国，你没有任何机会公开地反对胡锦涛，如果你在天安门广场举起反对胡锦涛和共产党的标语，一群便衣就会立即将你扑倒在地——你有可能从此便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如果你在政府机构或国有企业中工作，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你必须在“大家”面前表达你对共产党的支持和效忠，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蹩脚的表演，可是戏还得演下去。

听到这里，温和的简老太终于忍不住喊出声来：“我的上帝，那才是地狱一样的生活呢！”这个“地下的中国”需要被西方的朋友们了解和知晓。中国是一个大国，却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揭示并改变这一事实，不是“卖国”，乃是“爱国”。美国不能对中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集权制度与民主制度不可能在国际社会种和谐相处。作为一名热爱祖国和同胞的中国人，我愿作出所有的努力去改变这令我们耻辱的一切，让同胞们重新回到文明世界之中。当然，在这一艰辛的历程里，我们欢迎来自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朋友们的各种帮助。虽然我们的肤色、语言、历史和文化都不一样，但我们对于幸福和尊严拥有同样的信念。我相信，一个自由而民主的中国、一个公正与法治的中国、一个既强大又有责任感的中国，不仅是十三亿中国民众梦寐以求的理想，也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与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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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3.11.2007 18:16
标题: 寻求大学的尊严 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下）——与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博士对话
邹恒甫：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研究部研究员
余杰：中国大陆独立作家


经济学是流氓无赖的学问吗？

余杰：我听说，在经济学界，好些海归经济学家们都口口声声地说，中国很快就要产生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了，因为中国的经济是如此的繁荣昌盛，是世界历史上是一个罕见的现象，既然全世界都无法回避中国的经济崛起，那么全世界都不得不重视中国的经济学家。你认为这样的说法有几分真实性可言？

邹恒甫：且不说中国的经济是否真的很好，其中有多少致命的问题，即便中国的经济真的很好，与这群经济学家又有多大的关系？他们根本就没有作出过多少贡献嘛。这些家伙个个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中国人要想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还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不是杨振宁所说的几年、十几年，也不是林毅夫说的三十年。经济学大师斯蒂格勒兹说过，邹恒甫、钱颖一、林毅夫等等都是三流！我常常说，斯老太客气了，我们其实都是垃圾经济学家，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吧，不要自欺欺人和欺骗中国人民了。

余杰：坦率地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是一个不受老百姓尊重的群体。与法学领域相比，法学界有许多法学家愿意为弱势群体说话，愿意去充当维权律师，推动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和正义。但是，在经济学领域，我们却看到一个普遍的现象，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当权者和有钱人的辩护士。以张维迎为例，他害怕反腐败影响私有制进程，便特别强调说：“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在当前工会有名无实、劳动部门相当不力的情况下，张维迎竟认为：“工会的权力大了，劳动部门的权力大了，动不动就仲裁，动不动查你的帐，打的幌子是保护工人利益，保护弱势群体，实际上是在寻租。”今天，工人失业，农民失地，惟有公务员的薪水猛涨，灰色收入更是天文数字，张却声称：“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高等教育迅速市场化、公司化，学费让工薪阶层难以承受，张却说：“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人类历史上，还从来还没有什么人如此毫不掩饰地以当权贵的走狗为荣。

邹恒甫：我曾这样批当前的经济学家：“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喜欢当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走狗，记住一句英国谚语──每笔财富后面都隐藏着罪恶（Behind every fortune，there is a crime）。在中国赚钱致富的人都应该有良心。”我不是宣扬仇富心理，我只是想提醒那些富人和他们的走狗，不要把自己想象得那么圣洁，要让穷人有尊严地活下去。

余杰：中国经济学界流行的一种说法是，经济学是一门纯粹理性的学问，是可以不讲道德的。据你的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否真的是一门可以不讲道德的学问？

邹恒甫：公平选择和价值判断问题是社会学、伦理学中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学家关注的主题。有人认为经济学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这是对现代经济学的极大误解。经济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人类的效用和福利，怎么可能对这些重大问题置之不理呢？纵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看到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始终热切地关注着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的发展。一些经济学大师在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领域的经济分析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经济学绝对不是流氓无赖的学问，我们不能因为有几个害群之马便否定经济学这个学科。经济学决不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经济学家不是冷血动物，经济学更需要人文关怀。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就曾说过经济家学家应该有“热情的心灵，冷静的大脑”。面对孩子们渴望求学的眼睛，我们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面对无助地呻吟在街头的病人、面对寒夜里无家可归的老人，谁又能保持内心的平静？经济学家应该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说不！我们看到太多的悲惨，却发现太少的眼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麻木不仁？经济学家有责任呼唤社会良知，有义务为社会公正呐喊。

余杰：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可以做些哪些事情？作为一名长期在世界银行从事扶贫的研究和实践的经济学家，你的足迹遍布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既有过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也与若干名总统、总理、财政部长、央行行长有过对话和探讨。当然，你最关注的还是中国，这片生养你的土地。你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始终拿着中国护照，说明你还是有强烈的中国情结。可以说，在华人经济学家当中，没有人比你更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经济情况了。你的经济学家的身份以及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地位，使你比起像我这样一名“持自我政见”的人文知识分子来，对政府的公共政策更有影响力。那么，你认为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的首要难题是什么，政府的公共政策该做那些必要的调整，你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建议？

邹恒甫：经济学决不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长期面临的重要话题。在中国，贫困和不平等日渐凸现，政府如何更好地给公民提供教育、医疗卫生、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最起码的公共服务，十分重要。从机会均等的角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应该向机会最少的那部分人倾斜，以增加他们的发展机会。依据国际上中等偏下的水平，目前中国政府的教育支出至少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按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三十计算，教育公共支出至少应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政府用于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基本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也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我多次呼吁，应该有良好健全的民主保障机制，保证政府福利能够顺利地进入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们的手中。

在世界银行，我们这些研究人员的主要职责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言献策，帮助这些国家摆脱贫困和极度的不平等，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日常工作在于深入研究、比较各国家（地区）在宏观、微观、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的有效性，总结和推广成功的经验，以期深化广大发展中国家以摆脱贫困和极度的不平等为目标的政策和制度改革。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将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中国近年来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日益凸现出来。比利时著名公共经济学家帕斯蒂尔和以研究经济增长而闻名的经济学家霍伊特来中国时，对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如此悬殊的不平等感到惊讶。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虽然正进入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然而社会的不平现象越来越明显。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持续拉大；财富分配上的差距更大，拉开的速度更快，一些人确实富有得让你难以想象，而更多的人处于赤贫状态；“三农”问题日益尖锐，广大农民生存状态之困顿、农业之薄弱、农村之萧条，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十分突出；农民和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生活日益困苦；教育领域的不平等十分悬殊；医疗、卫生保健方面的不平等越来越难以接受，多数人看不起病；社会保障领域的不平等也十分明显，农民完全缺乏养老保险。经济学家不是权贵的奴仆，经济学家能不研究这些问题吗？

余杰：我完全同意你对弱势群体的医疗和教育问题的关注。胡温一直都在作“亲民秀”，打“和谐牌”。但卫生部门不得不宣布医疗改革基本失败，近年来教育系统的“产业化”，使得大量的农村中小学被迫关闭，越来越多农村孩子不能完成所谓的“义务教育”。我听说，有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状况比中国差远了，但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却比中国做得好，是否真的如此？不能让穷人维持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的国家，不配说什么“大国崛起”。

邹恒甫：社会公正的最基本要求是保证每个公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起码的公共服务。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是影响公民发展机会的关键因素，从机会均等的角度看，政府的公共支出必须保证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又是人们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从避免绝对贫困的角度看，政府的公共支出也必须保证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证每个公民的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并非发展中国家力所不能及，一些低收入国家，例如哥斯达黎加和古巴，在这方面就做得很成功。哥斯达黎加一直实施积极的公共医疗计划，人们健康状况的逐步改善与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步进行。在古巴，公平的医疗保健是政府最高目标之一，政府把全体公民的健康状况视为自己的关键性业绩指标，为了提高农村居民的医疗服务水平，政府甚至要求所有医科院校的新毕业生到农村服务一年。

余杰：前两年，胡锦涛讲话说，要向古巴学习，但学习的并不是你提到的医疗保健制度，而是古巴的新闻控制。胡该学的不学，不该学的偏要学，昏聩之至，堪称“胡学”。最近有一份数据显示，中国至少有两亿农民和城市贫民，根本没有条件到医院看病买药。对此，经济学家们难道能假装看不见吗？

邹恒甫：对于中国而言，保证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所有公民的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失业、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并不会超过政府的承受能力。我们可以在一些建设项目上动辄投入数亿、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的公共资金，我们可以搞出那么多锦上添花的盛大活动和形象工程，为什么就不可以为孩子上学、百姓看病问题多花点钱？如果大部分人民生活的基本状况都得不到改善，经济增长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建议，中国中央财政应该保证每个公民，包括农村居民，得到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央财政应该保证每个公民，包括农村居民，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中央财政也应该保证每个公民，包括农村居包括农村居民，得到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基本的社会保障。

余杰：今天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政府手上的钱很多，可就是不愿做这些事情。这些计划不实现，中国社会根本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和谐。我们在讨论中国的社会问题的时候，不能回避腐败问题。我相信你在若干第三世界国家也观察到了各种各样的腐败，有哪个国家的腐败达到了中国这样的程度？你如何看待中国的腐败现象？腐败是否真的如张维迎所说的那样，是改革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是最小的代价？学者苏中杰在《伪自由主义》一文中引用了这群经济学家的诸多妙论（谬论）。张曙光说：“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这批“精英”们支持权贵抢劫公产的理论相当多，如“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改革成本论”……其中，张维迎“吐唾沫论”独具流氓特色：公产是块馍，谁先抓到手就在上面吐上一口唾沫，没人吃了，这块馍就是他的了。（这是有“张维迎特色”的语言，他是西北人，西北人喜欢吃馍）这二十多年来，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削七千多元，更有三千万工人下岗。厉以宁却大言不惭地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三千万老工人。八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他们甚至还标榜自己如何捍卫“学术独立”，不从众，不怕得罪人。你如何看待这些观点呢？

邹恒甫：像你提及的这些言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完全没有市场，没有人会把它们当严肃的学术观点看待。根本不值得批驳，根本就是笑话。我曾批评厉以宁不入流，把他气得脚直跳，给我的老师董礽打电话，说邹恒甫怎么这么缺德，挖苦我。董先生说，你本来就没有水平嘛。这些人是策士，哪是什么经济学家！腐败就是腐败，打扮得再漂亮也是腐败。

关于腐败的危害，世行的研究表明，腐败与社会、经济严重不平等之间确实存在着因果联系。特权阶层掌握着基础资源的配置权，他们凭此可以在瞬间积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财富，这在完善的市场制度下是无法做到的。如果他们的权力没有受到制度或者道德的约束，而任由私欲泛滥，整个社会将陷入极度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极少数人掌握社会极大部分财富，绝大多数人处于赤贫状态。这种现象在非洲国家并不少见。值得注意的是，世行的研究还表明，收入分配的格局主要是由一些制度因素决定的，在正常环境下，收入分配格局相当稳定。比如在一九五一至一九九二这四十年间，印度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几乎未变。一些国家收入分配的格局，在短期内大幅度变化，主要是制度急剧变迁造成的。一旦制度框架稳定下来，腐败与经济严重不平等的局面很难改变。这就是说，制度存在惯性。一旦腐败制度化，它就会侵入社会的骨髓，由此产生的极度社会、经济不平等将成为社会的痼疾。

余杰：张维迎之流的经济学家，明明是当局的策士、富豪的师爷，却偏偏以自由主义者自居。他们哪里是什么自由主义者。在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这个概念的内涵比较混乱，在中国的“泛自由主义者”群体中，既有西方经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也有西方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还有社会民主主义者等。但我认为，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下，自由主义者还应当有一个通用的、入门的标准，那便是：必须批判现存体制，呼吁民主和人权。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便持续至今。新左派的策略之一，便是故意将对张维迎等人的批评强加在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身上。学者徐友渔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一文中指出：“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区分，两种牌号的自由主义既分享某些重要的理念和价值（比如个人自由、法治、政府权力的制衡、市场经济），又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有区别（比如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重视）。而以前新左派在论争中的做法是，以经济自由主义中那些遭到诟病的主张为靶子，攻击政治自由主义。可以说，这种混同基本上是有意的。”另一方面，张维迎等人也以一种“受之无愧”的态度，拿过自由主义者的帽子来（在官家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则巧妙地隐藏起这顶帽子来），企图在民间也博取部分的喝彩，他们希望两边通吃。

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对张等人的批评，本来是一个有良知的学者对权贵经济学家（或用你的话来说，是“流氓经济学家”）的批评，却又容易被歪曲成左派反对改革。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你要小心别人给你贴上左派的标签。

邹恒甫：这场争论一定要突破左右之分。汪丁丁说过，虽然他支持我，但没有办法公开发言，一发言，左右两边都会批他。我不在乎左右，只在乎真理。我说我是“穷人的走狗”，并不是说我完全肯定穷人、美化穷人，我也不是民粹主义者，但为弱势群体说话是我的立场。

余杰：我很欣赏你的立场。前段时间茅于轼有一篇《为穷人做事，为富人说话》的文章，引发了很大争议。我同意他的前半句话，不同意他的后半句话。我个人像你一样，更愿意选择既为穷人办事，也为穷人说话，因为富人已经有很多人为他们说话了，看看那些时尚的报刊杂志，看看那些房地产广告中传递的信息，就可以知道中国的“羡富情结”远远大于“仇富情结”。真正沉默的大多数，不是富人，而是穷人。你把今天中国的经济学界批了个底朝天，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你认为比较好的经济学家，你认为中国最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

邹恒甫：中国的经济学家中，李实我就很欣赏，搞收入分配的，还有朱玲，是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他们在扎扎实实搞学问。当然，他们离世界一流还有距离。而我最佩服的经济学家是阿马蒂亚•森。在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阿马蒂亚•森综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分析工具，在诸如不平等、贫困等重大经济领域的分析中回归了伦理的要素。他在社会选择理论和福利经济学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研究了个人自由与社会最优的关系，深入考察了饥荒、伦理等方面的问题，设计了诸如人类发展指数等度量社会福利、贫困的影响深远的指标，彻底改变了现代政府抗击饥荒等重大社会问题的方式。

森对于道德、伦理的关怀始终贯穿其学术生涯。森指出，伦理与经济学并不矛盾，道德在每个人的行为里都起了很大作用，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的约束来进行自己的选择。森对社会底层人民以及道德的关切，使他获得了“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的美誉。他还帮助设计了联合国自一九九零年以来每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以及用于其中的“人类发展指数”，涵盖了期望寿命、教育程度、生活标准以及其他指标，以全面反映人们的生活福利状况。

余杰：我记得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这样评价森：“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阿马蒂亚•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应该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造成革命性的变化。”森认为，发展就是要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森一直苦心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饥荒、导致底层人民的不幸，他在最重要的著作《贫穷和饥荒》找到了答案：原因不在于总量的不足，而是因为分配的不公、一部分人被剥夺了基本的权利。将森的理论对照着阅读作家杨显惠描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大饥荒的《定西孤儿院》一书，真是触目惊心。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学比文学更堕落，中国的文学家中毕竟还有一位杨显惠，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却没有一名像森这样的人物。森是一位知性和德性集于一身经济学家，他展现给我们了一个经济学家的生命价值和至纯品行。他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浮躁和混乱，照出了某些中国经济学家的失语、失范、失态及人格缺失。森不仅是经济学家的榜样，也应当成为今天中国所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榜样。像森那样做，才能恢复经济学的尊严，恢复学术的尊严，恢复大学的尊严，恢复知识分子的尊严。

——二零零七年十月，华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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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6.11.2007 19:17
标题: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作为一名北大毕业生，一说起今天母校的情形来，我便不禁黯然神伤。两年前，当北京大学被英国《泰晤士报》的一份大学排行榜评价为亚洲排名第一的高校时，有多少北大教师为此而欢呼，多少北大学子为此而骄傲，仿佛北大真的比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韩国首尔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亚洲名校更加优秀。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欢呼和骄傲不过是一出荒诞剧罢了。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北大没有出过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北大没有出过一个有分量的思想家和先知型的知识分子，北大的教授和毕业生没有写下过任何一本影响世界的巨著……北大给中国、给世界交出的是一份可耻的白卷。今天的北大，早已背离了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早已沦为一座没有活力和生机的、阴森森的集中营。当坚持说真话的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被解聘时，当报考北大法学博士的甘怀德揭露招生过程中的黑幕时，当作为学子们心灵家园的“一塌糊涂”和“燕南网”被关闭时，当北大历史上最著名的信息中心“三角地”被突然拆除时……绝大多数北大师生都报以死水一般的沉默，连一点微澜也没有。

如今，权势和金钱在北大畅通无阻，北大自觉地充当了官与商的奴才。看看校园里横行霸道的豪华轿车，看看正在拔地而起的五星级大酒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课堂上教授们讲授的“干货”越来越少，愿意阅读和研究“无用之书”、“无用之学”的学生也越来越少。金钱的气味弥漫在未名湖的每一丝空气里，权力的欲望充满了这座校园的每个角落。当年，蔡先生在北大的就职演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当时的学生“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其少。因做官热心，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徒旨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事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顾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籍此活动于社会”。这番话，语重心长，可谓“爱之深，责之切”。好在当时的北大师生大都天良未泯，遂在先生的感召之下发奋图强、潜心学问。即便在抗战南渡的那些缺衣少食的日子里，依然“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乃锻造出北大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辉煌成就。

相比于一九四九年之前北大的光荣历史，今日北大的退步真堪称一日千里。如今，北大并不缺少钱，北大的钱实在是太多了；北大并不缺少社会的关注，北大简直就是中国人一张珍贵的脸面；北大并不缺少优质的生源，北大每年收纳全国半数左右省市区的状元，生源之佳连哈佛耶鲁也望尘莫及。那么，今天的北大缺少的究竟是什么呢？北大缺少的是灵魂，缺少的是正气，缺少的是宽容，缺少的是自由，缺少的是自信，缺少的是张扬学术独立胆识，以及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的良心。面对再度沦丧、乌烟瘴气的北大，正如学者冉云飞所描述的那样，简直就要让蔡校长愤然从香港华人公墓中挺身而起了——“九十年前蔡先生对旧北大的批评，拿来移赠今日中国之大学，是如此的贴切，贴切到令人伤心。当时仅是北大之坏，现在是中国大学之殇。士之无耻是为国耻，大学之殇，可谓国殇。”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北大从中国最好的大学沉沦为中国最坏的大学，我还来不及为母校写一篇悼词，这一转换便如此迅速地完成了。帮助北大完成这一转换的，有诸多在北大占据要津的显贵和闻人。时下北大颇为走红的学者名流，有声称“民主是个坏东西”的政治学教授潘维，有鼓吹“法治不适应中国的现实”的法学家朱苏力，有坚持“反右、文革就是好”的文学教授孔庆东，有高呼“腐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的经济学家张维迎等人。这北大之“四大怪”，可以合在一起打一桌精彩的麻将了。这些人的奇谈怪论显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仔细揣摩了当政者的心思意念炮制出来的。只要能够博得当政者开怀一笑，他们不惜触犯众怒、不惜违背常识、不惜留下千古骂名，也要用晦涩的理论和美妙的话语，将邪恶的思想包装起来，四处发表和传播，能蒙骗一个被侵害与被凌辱的同胞便算一个，能换来一个“南书房行走”的出入证便算一个。

不得不承认，今天的北大不再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机构，不再有一心向学的莘莘学子和清晨的琅琅书声。大小官员都将北大作为一台疯狂转动的赚钱机器，人人都想来分得一杯羹。在北大的各院系中，“见钱眼开”的，尤以时人趋之若骛的光华管理学院为最。北大之坏，光华首当其冲。北大校方挑选和任命光华的院长的时候，不是看其学术水准，不是看其管理能力，不是看其服务意识，不是看其献身精神，乃是衡量其究竟可以给学校赚来多少钱——尽管他本人所获得的是大头，缴纳给学校的是小头，至于这钱是否合乎法律、道德以及职业伦理，作为收钱者的校方和作为挣钱者的院方，均不作进一步之考量。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北大藏龙卧虎，仕途之难，更是难于蜀道。作为“过五关，斩六将”的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对此自然是心有戚戚焉。四十出头便满头华发，这院长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当得稳当的。
光华之坏，坏在为腐败张目，为贪官帮腔，为奸商护航；光怀之坏，坏在培养了一大批不讲良心的经济动物，让经济学更加声名狼藉；光华之坏，坏在将北大当作洗钱机器和摇钱树，以北大百年的清誉换取一夜之暴富；光华之坏，坏在甘为批量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基地，光华的富豪班和官僚班，有几个学生是真正听了课、写了论文的？把教育当作生意，是对教育的羞辱和对商业的扭曲。然而，张维迎却乐此不疲。既然光华是一台永不停止的印钞机，那么谁阻碍了这台机器的运转，谁就得被棒打出门去。

近日，经济学家邹恒甫、何志毅先后被张维迎逐出北大，两人以及其他员工均发表公开信谴责张维迎的土皇帝作为，而北大校方和张维迎至今不作任何回应。但是，通过部分媒体和网络，张维迎的庐山真面目逐渐浮出水面。他表面上是教授，实际上是奸商；他控制的诸多研究中心、研究所，其实被用作洗钱工具。他不是为人师表的教育家，而是惟利是图、惟权是用的官僚。审计长李金华掀起了“审计风暴”，偏偏就是没有审计过光华“一塌糊涂”的帐目。一般而言，违法乱纪者会将黑金投入到黄赌毒等领域，如今黑金居然进入教育和学术领域，自有大学以来，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

近年来，光华管理学院自身也蜕变为一个惟院长马首是瞻的独裁单位。北大精神的传承者、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就任台湾大学校长的时候曾经指出：“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今天的校长、院长和系主任们偏偏反其道而之，将大学及院系由“公器”变为“私器”，校园是民主的死角，职称是操纵傀儡的长线，哪个教职员工敢不俯首帖耳！张维迎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他自认为具有超凡的赚钱能力和过硬的政界后台，遂在北大为所欲为：视教授为奴仆，视学生为蚂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名为学院院长，实为黑帮老大。大部分教授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瞠目结舌，道路以目，直至被扫地出门，方才道出真相来。

我在网上发现，在致张维迎的公开信中，案例中心主任何志毅直接将其形容为“流氓”，在这近年来教授与学阀之间的冲突中亦较为罕见。何在信中指出：“与你这等卑鄙肮脏品行的人实在无道理可说，我十年为光华做的贡献被你抹煞，处心积虑免掉我案例中心主任职务，案例中心是我和近五十位工作人员呕心沥血十年的成果，你的这种作为将使他们面临失业！这种不顾事实、不负责任的霸道的免职程序，根本不符合北京大学对于虚体研究机构的管理程序！……我为光华有你这样的流氓‘院长’感到耻辱，为学院内部的四分五裂、文化破坏、人心涣散、师资流失、声誉下降感到痛心。有人劝我向你低一下头，我可以向任何光华的院领导低头，但对于你这个流氓，我绝不低头！”言辞虽过于激愤，亦可见张在北大的作为何等不得人心。但不得人心，似乎也并不影响其学阀的地位。

大学变衙门，北大是先锋，光华是先锋中的先锋。鲁迅曾经在厦门平民学校成立会上说：“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力：能够教你们永远被奴役。”哪里有奴役，哪里便有抗争；哪里有黑暗，哪里便有对光的渴求。案例中心的四十八名员工在联名信中指出：“光华管理学院的张维迎在成为院长后，疯狂打击报复在他没有当上院长时所有和他意见不一致或不支持他当院长的老师及院聘工作人员。……张维迎出于私人恩怨免除何老师的职务，于情理不合，完全无视我们全体员工与何老师的共同心血，也完全不符合北大‘兼容并包’的精神（当然，张一直就没有北大人的特质）。对于张维迎这种恶劣的报复行为，我们坚决支持何老师！我们将用一切可能的法律、媒体力量，维护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将保留向上级领导申诉及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内幕及真相的权利，坚决和张维迎这样披着学术外衣的无耻之徒战斗到底！”从此信件中可以看出，北大内部极度缺乏民主机制，五四运动的摇篮居然成为斩钉截铁的一言堂。在西方大学中，解雇一名教授或职员，乃至开除一名学生，都是一件极其慎重的事情，需要经过学校董事会的再三讨论，而不能由校长、院长一人拍板。在决定作出之后，学校内部还有一套严格的申诉机制，当事人的意见有充分陈述的机会。今天，连一群高级知识分子也被迫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被迫成为曲线维权者和上访者，可谓斯文扫地，最高学府不复有最起码的尊严。而肉食者依然傲慢待之，以鸵鸟政策应付。王夫之说过，士之无耻，可谓国耻。如今，北大被丑闻缠身，不是国耻又是什么呢？如今，北大之魂的湮灭，不是国殇又是什么呢？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如今，北大的楼堂馆所越来越富丽堂皇，北大的学术成就却越来越“不足为外人道也”。一个个的学官、学阀、学商，像蛀虫一样将北大蛀成一个虚有其表的空心萝卜。独立学者冉云飞指出：“现在的大学教授、博导无耻者不少，学生势利也与老师有一拚。教授、博导没有独立的人格，以傍官员大款为荣，学生也不问一个教授、博导有无学问，只管他是不是学官，因为学官可以为他将来就业打下基础，这些事在今天的大学已经是公开的事实。”环视今日之域中，已无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只见一个又一个以土围子包裹起来的衙门。北大如果希望从沦陷中得以光复，就必须接受国家的审计，彻底洗涤黑金，回归学府的本来身份，放弃公司化经营的歧路；也必须“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首先从光华开刀，首先将害群之马张维迎罢免，还教授以尊严，复北大之清誉。那么，北大校方及教育部，有没有决心如此行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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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8.11.2007 10:48
标题: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二零零七年感恩节前夕，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按惯例访问香港，却突然遭到北京方面的拒绝。数百名“小鹰号”水兵的家人，事先已经抵达香港，计划与舰上服役的亲人团聚，共渡佳节。当他们得知无法与亲人见面之后，深感失望。美国驻香港使馆不得不为他们另外安排假日活动。

紧接着，戏剧性的情况发生了：当“小鹰号”刚刚离开香港水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却表示，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决定允许“小鹰号”在感恩节期间抵港修整，中方已经向美方通报这项决定。然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一位发言人说：“这些船舰回不来了。它们离海岸三百哩，而且海上有风暴。”

美国海军发言人指出，中方并未解释先前拒绝“小鹰号”航母战斗群停靠香港休假的理由。美方推测的理由，包括中方藉此报复美国宣布出售爱国者二型导弹相关升级系统给台湾，以及美中双方近几个月来，在两国贸易和伊朗核武器问题上的歧见。美国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发表题为《小鹰号赴港不成的幕后种种》的社论，分析指出：“北京高层一直怀疑，陈水扁之所以无所顾忌，大搞台独，一部分原因是美国朝野间有潜在势力，与阿扁呼应支持。爱国者二型导弹是否在为台独增势？北京的怀疑并不是过敏吧。”《世界日报》的立场明显亲国民党、亲蓝营、亲统派，一直严厉批评民进党政权的政策。但是，为了反对台独、反对陈水扁，却莫名其妙地将美国牵扯在内，言下之意是：美国保卫台湾，罪有应得。这就是恩将仇报了。《世界日报》不谴责北京方面自食其言、像小孩子赌气一样处理国际事务的做法，反倒讥讽八千美国官兵不得不“在风浪中度过感恩节”，简直与中共的喉舌“异曲同工”了。

而《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北京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主任时殷弘对此另有解释：“美国售武器给台湾已是老问题，中国经常对此表达不满。”但此次拒绝“小鹰号”另有原因：“中国仅希望以不愿美舰访港、改变的态度告诉美国，中国不满布什亲自出席国会颁发金质奖章给达赖的场合。”《华盛顿邮报》指出，时殷弘是一名“与中国官方保持接触”的学者，似乎他表达的是“内幕消息”。其实，据我所知，时殷弘是一名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者，学识浅薄，观点偏执，在学术界名声很差。他跟中共高层并没有密切的关系，根本不可能获得某种“出口转内销”的核心机密。但是，这一类日夜梦想着成为“南书房行走”的所谓学者，经常含混地对外宣称“智囊”的身份，对外电中煞有介事的报道故意保持沉默，于是逐渐让子虚乌有的“智囊”身份弄假成真。时殷弘的“个人见解”不应被认为是“授权发布”的“内幕消息”。道理很简单：布什总统出席美国国会为达赖喇嘛颁奖的仪式，是美国政界的一个惯例。中方尽管不满，但不至于在一个多月之后采取如此不智的方法杯葛之。

“小鹰号”事件，不管原因是美国向台湾出售导弹，还是恰好遇到中共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中方的前倨后恭，并不能证明自己就是胜利者，是可以让美国“不舒服”的大国，是可以向美国说“不”的对手。相反，中方根本不了解感恩节在美国的重要意义：对于美国人来说，感恩节是仅次于圣诞节的节日，是一家团圆的日子，类似于中国的中秋节。中方以这种下三滥的做法阻挠美国官兵与家人在此节日团聚，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仍然是义和团的延续。以此方式来“宣示主权”，如外交部所回应的那样——“中方向来是根据主权原则和具体情况，逐案进行审批”，只能显示中方的愚蠢与顽劣，只能再次表明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此举除了激发美国民众对中国产生更多的不满之外，还会有什么效果呢？在美国民众已经对劣质的、有毒的各种“中国制造”的产品愤怒不已的当口，这个消息更是火上浇油。在此意义上，北京才是“小鹰号”事件的真正的失败者。一次率性赌气对两国关系造成的伤害，以后十次竭力的修补都难以弥合。

在海外华人观察家中，尽管有不少人在批判中共的独裁专制方面立场鲜明，但在评述国际问题的时候，他们却缺乏远见，选择与西方左派的观点保持一致。他们奉行绥靖主义，否认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的正义性，对伊斯兰世界、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非民主状态”视而不见，对缅甸、苏丹、北韩、索马里等地的人道主义灾难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关心”的程度，却又奢望不同的制度“和平共处”。他们喜欢以反美来表达“政治正确”，日复一日地“唱衰美国”，却事与愿违。

比如，我一向敬重的香港政论家陶杰在《苹果日报》发表题为《小鹰号航向西太平洋的落日风云？》一文中，将“小鹰号”事件阐释为“美国的国力滑落，布什声名狼藉”的结果，并头头是道地分析说：“布什政府手忙脚乱这八年，‘九•一一’的历史时机，中国一点也没有浪费。对于美国，俄罗斯坐大，中国崛起，北韩敲诈，现在连巴基斯坦的穆色拉夫也把美国玩弄于股掌，藉反恐合作清除异己，美国想把贝娜齐尔布托放虎归山，恐怕为时已晚，连台湾也捋弄虎须，戏耍超级大国，虎落平阳，二十年后再回顾，布什可能成为葬送美国国家利益的千古罪人。”如此描述，美国似乎已经沦落为“二等国家”。当然，陶杰在结尾处也承认中国暂时还无法取代美国的地位：“美国惟有坚守自由和人权的核心价值高地，对世界的感召才可以维持强大的精神票房。相反，中国的经济实力，却无法转化为世界崇尚的文化实力，此一潮流，恐怕不是经济数字所能准确演绎。”有此一段话，他还不至于错得太离谱。

陶杰对“小鹰号”事件作了“过度阐释”，认为这是美国即将“失东亚”之先兆，以及中国“大国崛起”之标志。他甚至联想到日前的中国潜艇事件：“小鹰号再来东海，惊惶地发现中国的核潜艇悄然游近，出现在攻击射程之内。”对潜艇事件的评估，我想陶杰是受到了《世界日报》上的那篇头版报道的误导。其实，稍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以美军领先中国三十年有余的科技水平，焉能对中国技术相当落后的潜艇接近自己的航母而一无所知？美方不作反应，乃是因为那里是公海区域，美军舰只可以自由游弋，中国舰只当然也可以自由游弋，美方没有任何理由驱赶中方离开。更为重要的是，美方明确知道中方的潜艇对自己没有恶意，中方哪里会如同飞蛾扑火一样，对美方进行挑衅和发动攻击呢？当年的中美撞机事件，中方飞行员的故意挑衅，已经让中方灰头土脸、难以善后。中共必然吸取教训，再不会如此冒险了。所以，美方完全没有理会中国潜艇的活动，仅仅是严密监控而已。当中国潜艇浮出水面的时候，美方当然也不会感到惊诧。然而，陶杰却将潜艇事件与“小鹰号”访港被拒联系起来，居然得出美国在东亚力量日渐衰落的结论。这一结论与事实谬之千里。

美国是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并不因为耗费巨资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美元的弱势地位、次级房贷市场的风暴以及国际原油价格的猛涨等，而受到根本性的撼动。据多家权威机构评估，美国仍然是全球最有经济活力的地区，美国的文化、政治、经济对全球的影响与渗透仍然无与伦比。在互联网时代，似乎所有关键的软件系统都是由美国开发并拥有的，美国也是该行业的标准的制定者。欧盟和日本的经济仍然不振，在军事上完全倚靠美国及北约的保护，不可能挑战美国。而所谓的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的“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其经济总量之和亦只有达到美国的四成而已。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与日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德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或美国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人均收入水平相近。换言之，中国生产力水平比美国落后一百三十多年（假如今后中国重复美国发展过程的话）。美国是一个藏富于民的国家，美国政府也许没有中国政府有钱，但美国民众拥有的财富却让中国民众望尘莫及。据美国工商协进会的资料显示，二零零六年美国家庭掌握的额外所得为一兆七千亿美元，美国有七千三百万家庭有可任意支配的所得。美国人在二零零七年感恩节“黑色星期五”一天的节日消费，便超过了两百亿美元。在这些数字面前，中国还有什么资格宣称“大国崛起”呢？

而仅以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来说，美国并没有因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而放弃或看轻东亚在其国家战略中的地位。相反，近年来美国大大加强了在东亚的军事部署。由于台海局势和北韩核武等热点问题，使得美国相当重视东亚的和平与稳定。美日联盟的巩固，与韩国关系的改善，大部分东盟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印巴双方都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连宿敌越南也频频向美国抛出橄榄枝……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美国在东亚地区是决定性的力量，是当之无愧的“盟主”；中共虽然自称“崛起”，但要与美国叫板，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实力与周边环境，中国在东亚根本没有一个信得过的朋友。近年来，美国对海外的军事部署作了重大调整，由于欧洲局势比较稳定，遂大西洋的军力逐渐转移到太平洋。二战之后，美军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首次超过了大西洋。不管你喜不喜欢美国，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小鹰号”事件不仅不是美国和美军衰落的标志，反倒只是北京方面幼稚低能、朝三暮四、玩“变脸”游戏的一次丑态毕露。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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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12.2007 22:13
标题: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最近几年我在美国访问时，发现若干大城市都有聚居着大群中国贪官、奸商及其家属的“华裔富人区”（有的地方还被戏称为“二奶街”）。此一景象从东岸一直延伸到西岸，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严重腐败和资本外流数额的巨大。我在与美国行政和立法机构中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的官员以及智库学者、媒体主管、大学教授讨论中美关系时，经常提出这样的追问：当美国成为中国蠹虫逃避法律惩罚的天堂的时候，美国如何有效遏制这一趋势、避免成为藏污纳垢之地？

长期以来，美国未能强有力地打击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黑金的流入。首先是因为其自由经济制度，当贪官和官商利用亲属转移黑金的时候，有关部门很难监管和甄别；其次则是因为美国政治结构的制约——“三权分立”的原则，使得立案、调查和审判无法以某种“雷厉风行”的方式推进。但是，我仍然向美方人士表达了此种看法：如果任由中国的腐败资金流入美国，短期之内固然会给美方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它就如同腐蚀剂一样，将危及美国的立国之本。如果美国对中国贪官和奸商的丑恶行径放任自流，还将伤害到中国的民主进程并导致中国民众对美国产生负面看法，最终对美国的国际形象造成危害。

中国的外逃资本大多流入美国，与此同时国内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经济学家何清涟认为，任何国家的大量资本外逃都会对当事国造成潜在的金融危机。资本外逃严重时，可成为导致国家破产的一股力量。她指出：“资本外逃最终会造成国内政治骚乱增加，并引发全局性的金融风险。更重大的代价是在未来数十年中，国家的信用等级在国际社会中将大大下降。”那些口头上声称“忠党爱国”的中共官僚不会关心未来的危机，他们关心的是在海外的黑金和亲属。他们如同当年的法国国王一样，只要能够花天酒地，哪管死后洪水滔天。今天的中国，专制政体、垄断权力与贪污腐败几成死结。在此背景下，假如美国能参与遏制中国资本的外流，便是馈赠给中国民众的一份厚礼，亦是中国民主化变革的绝大助力。


胡长清将美国当作“救生艇”

近几年来，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外逃贪官达四千多人，实际数量当超过万人。而尚未外逃、仅仅是将妻子、子女“合法”送往美国居住及求学的中共官僚，更是不计其数。二流贪官选择东南亚和拉美国家藏身，一流贪官则选择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澳洲等发达国家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仅在二零零零年，中国外逃资金就达四百八十亿美元，超过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四百零七的美元。美国是中国外逃贪官数量最多、外逃资本数额最大的国家。

在外逃资本当中，相当部分是通过子女留学这一途径流出去的。近年来，数量庞大的中国留学生成为国际教育市场追捧的“香饽饽”。固然大部分留学生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女，父母用一辈子省吃俭用的钱来支持孩子出国留学，但不可否认，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官僚家庭的子女。如果调查中共县级以上的官员的子女的情况，可以发现出国留学的比例是普通百姓家庭的数十倍。这些干部子弟出国并不仅仅为了求学，而且还肩负着将父辈的赃款携带出国的使命。然后，他们将父辈贪污来的钱财以外资的形式，重新投资到中国来，以赚取暴利。

被绳之以法者寥寥无几。前几年被执行死刑的前江西身副省长胡长清，其案发的原因，据说是源于偶然间的一个电话。在这个打给在美国留学的儿子的越洋电话中，胡长清毫不掩饰地对儿子说：“儿子，你在美国要好好经营，为我们作好准备。共产党的天下维持不了多久了，我们很快要到美国来跟你一起生活了。”看来，胡长清才是真正的“亲美派”呢！

隔墙有耳——中共国家安全部一直对党政高级干部实施全天候的电话监听。特务们将高干贪污受贿的情况一一记录在案，通常不会立即加以查证和追究。因为一旦查证和追究的话，从上到下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是清白的。这些资料一般由秘密渠道汇报到中央政治局，作为高层政治斗争的时候可资利用的材料。安全部的特务们很少听到一名副省级高官在电话中如此不加掩饰地表达对中共体制的绝望。负责人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向中央作了特别汇报。

据香港媒体报导，一次政治局开会时，江泽民特意让所有成员都来听听这段录音，听完之后立即下令对胡长清立案调查。这样，一下子查出胡长清多如牛毛的贪污受贿案件来。最后，江亲笔批示将胡长清判处死刑。胡长清固然死有余辜，但许多比他贪污数额更大的官员并未受到查处，这说明中共高层可以容忍官员的贪污腐败，而不能容忍其“不忠”。胡长清被处死了，他在美国留学的儿子是否归还了父亲的赃款，是否因为参与销赃而受到法律的追究？我没有看到后续的报导。

胡长清的“不忠诚”其实不是例外，而是一种普遍的状况。说到“忠诚”，中共究竟有多少“忠心耿耿”的干部呢？就连邓小平也是“美国人”的爷爷——他的孙子辈中，已经有若干人具有美国国籍。中共在天安门屠杀之后，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宣传来掩饰其意识形态的苍白。于是，反美的文宣成为中共的拿手好戏。当网路上无数的爱国愤青疯狂地咒駡美国的时候，却不知道中共的高官们早已把财产转移到了美国，他们的后代早已提前实现了“美国化”。被妖魔化的“美帝国主义”是中共高官们心中最后的“救生艇”。

胡长清事件仅仅显示了中国外逃资本的冰山一角。学者王军在《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和结构分析》中指出，自一九八五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的比例达百分之五十二，超过了世界十五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进入九十年代，外逃资本接近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换言之，在中国政府大量向国外举债的同时，却有超过一半的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失，也许永久性地“消失”在国外。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沃尔，在一份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五年间，中国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一千亿美元，其中约有五百亿美元未经政府批准。

中国的蠹虫们要把黑金洗白，更要把黑金洗“绿”——像绿卡一样绿。他们深知，一旦资金流出国外，当地政府一般不会对流入的外资性刨根问底、追究来源。有的贪官在境外银行建有个人帐户，他们不会让家中堆成金山银山，而是要求行贿方直接将黑钱打入此海外帐号之中。一些中资公司在海外帐户里非法持有的外汇，也远远高于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所掌握的数额。近年来，国内企业一度掀起对外投资热潮，一些国企的法人代表假借对外投资、合资的名义，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境外，再通过各种不可告人的渠道，将其变为私人财产。各地在海外不少“视窗公司”，实际上就是洗钱通道。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为国内腐败团伙的洗钱中心。近年来，许多中资外贸企业宣布破产前，资产和利润早已被转移到境外，落到私人名下。

由于“天高皇帝远”、缺少严格有效的监控，一些中资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敛财手段近于疯狂。据称，美国房地产业人士曾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中资公司人员为了个人取得巨额回扣或其他好处，经常操纵公司以高出市场价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一百的价格在美国购置房地产或企业，甚至买进不少根本无法保值的破败房地产或濒临倒闭的企业。同时，美国期货交易的业内人士也揭露说，不少中资企业以钜资投入期货交易，是赢是输毫不在意，因为即使亏损，也能以经营亏损向中国的主管部门报账，个人则可通过期货交易人私下分得交易手续费。中国大陆的境外投资一直有“碰不拢”的两本账。比如，美国商务部统计的中国在美投资的企业逾一千家，中国的统计则仅为二百一十八家。数字相差如此悬殊，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有大量投资处于官方正常的管理之外。


杨秀珠的“西游记”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共仍然将美国看作“誓不两立的帝国主义”，是“西方敌对势力的巢穴”。然而，中共高级官员们在骨子里无不对美国文明“五体投地”。就连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曾庆红等中共领袖的子女，也都纷纷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甚至还取得了美国绿卡甚至美国国籍。这种意识形态宣传与内心评估之间的天壤之别，显示今日中国已沦为一个“谎言之国”。有那么多中国高官的家属长期居住在美国，即便以此而论，中共当局也不敢悍然对台湾开战、与美国为敌，更不敢像“猪头将军”朱成虎宣称的那样，用核武器来攻击美国西岸、让美国数百个城市化为灰烬——如果那样做，中共高官不计其数的孝子贤孙们岂不一同灰飞烟灭了？

如今，中国的贪官和奸商们纷纷在案发之前走上“西游”之路，他们其实比谁都热爱美国，他们早已在美国筑好了安乐窝。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日，在案发前夕，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携同女儿、女婿、外孙等一大家子，施施然地从上海浦东机场离境，经停新加坡到达美国。杨秀珠并非像某些国内媒体所言是“仓皇逃窜”，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周密计划之后，镇定自若地成行的。证据之一便是，她居然能及时获得“九·一一”之后审查极其严格的赴美签，并从容突破政法、公安系统的“天罗地网”，带领一家老小出境。证据之二便是，她在多年以前便在美国多个城市大肆购置房产，可谓未雨绸缪、狡兔三窟。

杨秀珠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西游记”。不过，她去美国不是为了“取经”，而是过上“资本家”的幸福生活。在温州地区，杨秀珠这个名字家喻户晓，早年她是一个卖馒头的食堂职工，后来在官场上春风得意，先后担任温州市规划局长、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等要职。案发之后，她更成为全国媒体的“焦点人物”，被指为“浙江巨贪”，涉及金额据说超过了已被处决的前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据温州市纪委的通报，已查清杨的涉案金额为二点五亿人民币，已追回四千多万元，冻结七千多万元的资金或房产。已立案查处的涉案人员中，厅级官员二人，处级以上官员十一人，科级官员七人，其中以原温州市市长陈文宪受贿案与原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局局长王天义贪污案尤其引人注目。

杨秀珠在西方国家中唯独青睐美国。据纽约的一家华文报纸的调查显示，在纽约疑似杨秀珠房产的至少有五处。已经完全确认为杨所有的一处房产，靠近帝国大厦和时代广场，属于寸土寸金之地。杨秀珠当初购买这座楼房时，首期款支付了五十五万美元，一年的地产税是四万五千美元，由此推测这座楼房市值约为四五百万美元。在纽约曼哈顿中城，一套两室一厅的普通公寓房月租金至少两三千美元，商业店面每平方米的月租金应该在五十至八十美元左右。仅靠这一处房产，杨秀珠即可维持富豪水准的生活。该报纸调查的五处房产皆在纽约市区，而新泽西州、长岛以及华人汇聚的美国西海岸加州等地，有无她的房产，皆无从查证。有人估计，杨秀珠带入美国的钱财可能超过一亿元人民币。

杨秀珠捞钱的手段简单而粗糙，甚至是“赤裸裸”的。在其任职温州副市长期间，曾把原温州市动物园土地的使用权，强行批给一个原籍温州的法国商人。超过一亿元的地价，五千多万元就批了出去，好处费自然不会少。杨的弟弟、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杨光荣所属的公司，更被人称为是杨秀珠的“私人银行”和“腐败后花园”。杨秀珠的发迹史与升官史几乎同步。她担任副市长和副厅长的八年间，也正是疯狂敛财的时期。这也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乃是专门提拔贪官污吏的体制，是谁“更坏”谁就能获得升迁的体制。

二零零四年二月，浙江省检察机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对杨秀珠的“红色通缉令”。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杨秀珠在荷兰落网。但消息传出几小时之后，中共宣传部立即下令内地各媒体禁止报导有关杨秀珠的最新消息。迄今为止，杨秀珠仍然未能被成功引渡回国受审。杨秀珠的靠山——其兄长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现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不仅没有受到任何负面影响，反倒继续扶摇直上，官运亨通。按照常理推测，杨秀珠的腐败情况，作为兄长的刘锡荣不可能一无所知。自己的家庭尚不能保持清廉，刘锡荣却荣升为专门查处党内腐败的中纪委副书记，这本身就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

杨秀珠在美国生活了近两年时间，美国方面并未着手对其进行调查和控制，表明美国对外逃的中国贪官缺乏足够的执法热情。近十多年以来，中国的贪官和奸商及其家人纷纷选择在美国聚居，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东西两岸的精华地区当然是首选。例如，在距曼哈顿仅一个小时车程的新泽西州爱迪森市，差不多成为华人的天下，至少有十万中国人在那里居住。那里的房屋价位节节攀升，美国人抱怨是中国人将房价拉抬起来的。在那里入住的中国新移民之中，有不少人与杨秀珠背景相似。全国首届“十佳青年”之一、前河南服装公司总经理潘明玉即居住于此。十年前，潘明玉卷款外逃，轰动一时。山东某副厅级官员在去年来美“治病”期间，曾一口气在此买下三处房产。

大部分逃亡到美国的中国贪官都逍遥法外。有的隐姓埋名，过上了比较低调的生活；有的仍然趾高气扬，常常抛头露面。近年来，中国每年引渡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大约只有五人左右，这个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中，便有被称为“中国胃口最大的贪官”的余振东。余振东在担任中银开平支行行长期间，伙同他人把四点八三亿美元转移到国外，并于二零零一年十月出逃至美国。二零零五年四月，余振东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执法人员移交给中国司法部门，成为中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中美关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后首名被缉拿回国的贪官。可惜的是，像余振东这样的、“西游记”戛然而止的贪官，少之又少，根本不足以震慑更多的后来者。


“小皇帝”的留学生涯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资料显示，外国涉及贪污弊案的高层官员想要到美国，一般而言有所谓的“三部曲”：第一步是先将配偶和子女透过留学、移民或做生意的方式先送到美国，第二步是透过各种途径将贪污的赃款转移到美国购屋、置产或投资，第三步则是本人发现情势不妙，也跟着到美国。据估计，每年中国大陆教育资本的流失至少在一百亿以上。美国有许多来自中国的身份特殊的留学生（尤其是“小小留学生”），刚来美国不久，就能住上一套豪华别墅；没过上几天，又能开上一辆高级跑车。他们的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些花钱如流水的新一代留学生的父母，除了少部分是私营企业老板、外资企业的高级白领之外，大部分都是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大中型国企的主管。美国教育基金会的一位人士透露，如今在美至少有超过六万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小皇帝”们的比例逐渐升高。一二十年前中共高官的子女留学美国，尚且比较低调，如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胡锦涛的女儿胡海青、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等人，他们一般都是化名来到美国学习，老老实实地完成了学业之后，先在美国公司任职，然后再回国“创业”，数年后才成为亿万富豪；而如今赴美留学的中共官员的子女，年龄越来越小，个性也越来越飞扬跋扈，毫不顾忌舆论的负面看法，他们夸张的言行举止，便是好莱坞明星也要刮目相看。

这些小小留学生，大部分根本无心向学，无心上进。他们通常是耗费钜款，联系一家美国的垃圾学校，通过该学校办理好在美国居住的各种档，便在美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了。美国一家华文媒体曾质疑说：现在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些年轻学子，几天就换一部车，一会儿是宝马，一会儿是宾士，难道中国真的暴富起来了吗？这一现象也让当年的留学生感慨万千，电影演员陈冲回忆说：“一九八一年，我来美国时日子过得可苦了，一点经济基础都没有。当时兜里没有钱，只能靠在餐馆打工赚点小费，一个小时才挣五美元。”这些话让那些背景显赫的小留学生听来，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近年来，出洋留学的官商子弟，年龄日趋低龄化。由于许多青少年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到了自由世界之后不久，便翘课、淫乱、吸毒乃至参与黑社会，既扰乱了当地的社会治安，也败坏了华人在美国的形象。

这些一眼便可以看出来头不凡的富家子弟，也成为中美两国航线上的常客。一位中央媒体的驻美记者这样描述道：“在美国西海岸最大的航空港洛杉矶机场，往返于中美之间的飞机最为繁忙。源源不断的留学生，再也不是二十年前那种囊中羞涩、手里攥着几十美金不敢花的寒酸样了。他们出手大方，大方得令许多美国人都另眼相看。”坐头等舱的公子小姐比比皆是，他们携带大量行李，许多都是昂贵的奢侈品。这群消费能力超群的小皇帝们，甚至还带动了美国中餐馆的业务。一位纽约中餐馆的老板感叹说，在我们这里饕餮山珍海味的贵族学生简直多如潮水。而美国大城市富人区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宅，一些看似“孤儿寡母”的华人，竟能一次性地完成现金交易。这使只能靠三十年分期付款，甚至要付出一辈子心血的美国邻居简直看傻了眼。这帮买豪宅、开“大奔”和“林肯”的中国小留学生，美国媒体将他们与阿拉伯石油国家的王公们相提并论。

二零零四年，深圳市副书记、秘书长李意珍以政令方式强迫全市学生观看其女儿主演的影片《时差七小时》，如此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引起舆论大哗。经过有关部门调查，发现这名在“市长公主”的帐户上，居然有近千万的巨额财产。当被问及财产从何而来时，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傲慢地宣称：“这是父母做生意赚来钱，他们难道不可以给我的零用钱吗？”据国内媒体报导，李意珍的女儿李倩妮（妞妞）自一九九五年九月开始赴英国和美国留学，共留学海外近九年，仅计算必须的支出，费用大约为二百万元人民币左右。按照其父亲作为公务员的收入，根本不可能支付这笔钜款。这笔钜款从何而来，不言而喻。

事实上，妞妞早在十几岁时就拥有了数百万元的资产。一九九三年，妞妞尚是个十四岁中学生，竟能出资三百五十万元在深圳注册成立专事留学仲介的“深圳市仁和海外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一九九六年，妞妞是个十七岁的留学英国的中学生，又出资二百六十九万元在深圳注册成立“深圳市梦想隧道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时差七小时》就是该公司拍摄的。一九九七年，她又出资一百五十万元成为“深圳市披克电子有限公司”的股东。仅三家公司，其注册资本就达七百六十九万元，还不包括营运资本。当这些黑幕都被揭示出来之后，李意珍的官位岿然不动，李倩妮仍然逍遥自在。直到二零零七年，李意珍才被免去副书记一职，却仍然担任常委。李意珍的后台是前深圳市委书记、广东人大主任黄丽满，黄与江泽民关系密切。所以，除非胡锦涛要拿黄丽满开刀，否则李意珍不会成为阶下囚。

可以想像，李倩妮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多“牛”。中国的“小皇帝”们个个腰包鼓鼓，现金充沛。令人费解的是，一方面中国对外汇限额相当严格，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进行巨额现金交易，动辄就是上百万美元。这些钱是如何流出国门的呢？有内部人士透露说：“根本用不着从中国往外汇钱。中国地方政府部门从国外进行采购时，要职领导可以通过暗箱操作得到巨额回扣。这些回扣不转到中国，由美方存入美国银行，或转换成房子等不动产。更聪明的做法是，不沾钱，直接以安排子女留学美国等方式作为交易。他们住豪宅、开大奔，你想钱从哪来？”可以说，每一个在美国挥金如土的“小皇帝”背后，都是一个庞大的、邪恶而黑暗的官僚家族，以及千千万万权利被侵害的工农大众的斑斑血泪。

单纯的西方人一般不会太多注意这些未成年人或刚刚成年的青年人，这也成为贪官的父母们精心安排“小皇帝”赴美留学的重要原因。美方要想根治来自中国的黑金，要遏制那些与中国有生意来往的美国公司的腐败行为，不妨以这些从中国来美国的“小皇帝”为突破口。美国立法机构可以用立法的形式，授予行政和司法部门更大的权力，对中国的“小皇帝”们展开调查和取证。这样，也许可以“顺藤摸瓜”，查出“小皇帝”背后的蠹虫父母来。


美国不能成为中国贪官的“后花园”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外国（尤其是中国）贪官污吏们的“脏钱”流入美国，对美国弊大于利。美国过去经常被认为是外国贪官的避难天堂，但布什政府近年来加强全球反贪腐的国家战略，布什总统在二零零四年一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因为贪腐行为而受益的外国高层官员及其配偶子女进入美国境内。布什总统多次在国际场合痛批外国政府高层官员贪污是所谓的“强盗政治”。据称，美国国务院手中握有一份外国贪官的秘密黑名单，包括前印尼总统苏哈托、前秘鲁总统藤森等多位卸任的国家领导人和高层官员都名列其中；而根据美国媒体报导，至今已有超过二百五十多名外国贪官被美国政府取消签证。

据《纽约时报》报导，美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项庞大的计划，没收涉嫌贪污腐败的外国高官经由洗钱渠道进入美国的财产，其中被判入狱的尼加拉瓜前总统成为这项新计划的第一个目标。目前，由美国多个政府机构联合成立的特别调查小组正在对六个拉美国家的九名贪官的洗钱指控进行调查。“反洗钱行动”是美国政府净化国内经济秩序的铁腕行动。一名介入调查贪官洗钱案件的官员声称：“如果我们能帮助一个国家保持稳定的话，那么我们当然愿意干。我们最不愿意让腐败的政府官员影响一个国家的稳定，因为他们制造的金融和社会危机直接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已经开始检讨此前对中国贪官和奸商的“绥靖政策”，当中国国内的反腐运动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迟缓而陷入困顿之时，国际反腐有可能对中国贪官和奸商造成“釜底抽薪”之势。

最早发现美国政府将对外国贪官们转移到美国境内的财产进行调查的，不是媒体，而是办案经验丰富的前检察官、“反洗钱”网站负责人因特里奥加。近日，其主办的“反洗钱”网站刊出了一篇报导：“本网站透过可靠的消息渠道获知，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移民归化局、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联手成立了一个神秘的联合调查小组。该小组的成立准会令那些通过洗钱的方式将贪污受贿所得的不义之财转移到美国的外国贪官、以及他们在美国的亲人和朋友们感到惊恐不安。因为这个联合小组的任务是迅速摸清美国境内外国贪官投资金融机构、不动产和商业的具体情况，一经核实，立即将其没收！”

美国正在采取更加主动逼人的新战略，追究境内源于外国的脏钱。这些脏钱的用处各有不同，有的是阿拉伯石油大亨用于资助国际恐怖活动的，有的则仅仅是中国蠹虫们用以在美国“安居乐业”的，还有的还进入色情、赌博、走私等利润巨大的行业。昔日，这些脏钱在美国宽松的自由经济环境下畅通无阻。“九·一一”之后，美国政府拥有了更大的权力，调查来源不明的国际资本，将执法目标扩展到在美国拥有黑钱的世界各国的贪官和奸商，并在金融界设立专门的调查机构。“反洗钱”网站负责人因特里奥加认为，调查美国人与外国腐败官员的关系，并对外国腐败官员流入美国的财产动真格的，是“一大进步”。他指出：“我们应该像打击毒品走私、恐怖主义和武器走私那样打击外国贪官污吏们在美国的不义财产。”

专制国家的官僚们所贪污的民脂民膏，首先选择存入保密性高的瑞士银行，其次便是偷偷转移到美国。然而，美国并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美国政府知道，这也是向独裁政权施加压力的武器。日前，缅甸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军政权悍然以武力镇压，数十名僧侣和平民死难。美国总统布什在联合国发表演讲，谴责缅甸军政权的镇压行动，宣布美国对缅甸施行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其中重要的手段便是，美国政府冻结缅甸军人政府最高实权者、国防部长丹瑞等十四名最高层官员在美国国内的资产，下令禁止给予缅甸军政权高官及其亲属赴美签证，并禁止美国国内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与之进行交易。这样的措施以后可以逐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专制国家的贪官污吏的身上实施。

美国绝对不能成为中国贪官的“后花园”。来自中国的黑金在美国流动，如果单纯是贪官及其家人花天酒地，尚不足以危机美国的国家安全；尤其可怕的是，许多脏钱逐渐渗透到美国的政治运作当中，近期受到全美新闻媒体关注的民主党金主徐咏芫案，即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民主党参议员希拉蕊的总统竞选活动的华人捐款人，徐和一个航空界大人物、罗拉太空通信公司的总裁有紧密关系，而这个大人物被指责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将导弹机密转移给北京，把自己的商业利益置于美国国家安全之上。徐被美国媒体形容为第二个钟育翰——钟育翰在一九九六年竞选中是白宫的常客，曾经五十七次进入白宫，捐献了大笔政治献金。据调查，钟的许多钱都是来自于中共军头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任职的、有军方背景的公司。徐日前已经落网，他背后的秘密正在被揭开。

美国人终于发现身边有一颗可怕的毒瘤。美国的有关部门即将行动起来，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蠹虫们展开调查——来自中国的外逃资本，其数额远非几个拉美和非洲小国所能比拟。当然，要调查出这些来自中国的脏钱的来龙去脉，比调查拉美和非洲小国的脏钱更加困难。因为中国的贪官和奸商们更加谨慎、更加聪明，竭尽全力让每一笔不义之财都漂白，以逃避美国法律的制裁。中国的贪官和家属们的脏钱，一部分投入到房地产、走私（包括人口走私）、色情业、赌博等暴利行业，这些有害的投资，不仅扰乱了美国的经济秩序，而且败坏了美国的社会风气。这些中共半截子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既得利益群体，早早地逃到美国享受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们一边挥霍着从国内榨取来的百姓的血汗钱，一边赞美中共的专制制度并辱駡美国的“种族歧视”和“霸权主义”。他们像萨斯病毒一样，在美国这片净土上孳生和泛滥。

粉碎中国蠹虫们一厢情愿的“美国梦”，既是美国内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也是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关键环节。美国政府理应以更严厉的手段调查和处理来自中国的黑钱，打击来自大洋彼岸的、“腰缠十万贯”的“投资商”及其家属，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成为遵纪守法的“美国公民”，他们永远不会认同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美国驻华使馆在发放签证的时候，可以对中共高官及其直系亲属实施更为严格的限制；美国执法部门在这些贪官及其家属抵达美国之后，亦应当对其行动展开严密监控。等到正义之剑高悬起来的那一天，那些生活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们，便会像在中国国内一样睡不好觉了；而他们被遣返或引渡会中国接收审判的日子，也并非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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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5.12.2007 12:58
标题: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大部分民众都信奉无神论或泛神论的国度，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一处传福音的“禾场”以及基督徒数量增长最快的地区。美国学者大卫•艾克曼在《耶稣在北京》一书中指出，中国未来极有可能成为世界基督教的中心，“北京”的地位是其他任何城市都无法比拟的，就如同旧约时代的耶路撒冷和新约时代的罗马一样。因为，中国人接受基督信仰，不仅是个人生命的改变，还将引发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前所未有的质变。中国的变化不仅将改变亚洲大陆的格局，还将对世界文明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在新教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两百周年的纪念日，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基督徒及其他国家的宣教士有这样清晰的看见：“大中华地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福音化，是神所命定的、也是神所喜悦的伟大事工。能够参与其中，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一个接一个的海外华人基督徒和美国、韩国、英国等国的宣教士，已经风尘仆仆地“在路上”了。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基督徒范学德君也是其中的一位。

二零零零年，是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农村包围城市”成为事实，城市取代农村成为基督信仰最为奋兴的区域。由于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几十个省会城市及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等，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占据绝大多数资源，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路标，所以中国城市的福音化，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中国城市经济腾飞、市民生活方式变更的过程中，互联网正在扮演关键的角色。中国城市的网络化速度，让许多西方国家亦望尘莫及。在不到十年时间里，中国已经拥有超过两亿网民，这些网民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网络成为相当一部分民众，特别是城市年轻人群、知识人群以及正在成长中的“准中产阶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自由匮乏、人权得不到保障的中国大陆，由于网络上保存了稍稍宽松的言论空间，也成为网民们的精神家园和虚拟的“自由乐土”。在此背景下，网络福音这块处女地的作用和价值日益凸现出来。

旅居美国、较早介入互联网领域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基甸，在《中文网络基督教发展史》一文中指出：“网上的互动讨论为思想的交流和理念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式，使用中文的网络更因母语文字的亲切和言论自由的魅力而日益吸引越来越多的‘网民’，网络对思想、文化的深广影响越来越令人注目。”当网络成为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强有力的新兴载体时，心灵饥渴、精神空虚的中国网民们也试图在网络上寻找信仰，“在这一方中文天地之中，人类心灵对永恒真理和终极价值的渴求与关怀自然也有所表现，宗教信仰常常成为热门话题，其中基督教信仰和福音更可以说是‘热中之热’。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网络福音’在海外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背景的中文网络及中国大陆的中文网络上已经悄悄走过一条从微小的声音到壮大的力量的发展之路。”与基甸等人一样，范学德也是少数较早关注网络传教事工的基督徒知识分子。这本《传到中国》，便其十年来在“网络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传福音的亲身经历。

我个人认为，基甸上面的这段评述有些过于乐观。迄今为止，网络福音工作仍然是被教会严重忽视的一个部分。由于网络是崭新的载体，其成员大都是年轻人，其价值观念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虚无主义、唯物主义和民族主义等不一而足；其匿名发言的方式，又不可避免地带上虚妄、调侃、粗暴等色彩。所以，使得许多自诩“出淤泥而不染”的基督徒，避之唯恐不及，哪敢到网络上去传福音呢？但是，上帝难道不得不在网络中“缺席”吗？网络必定成为一处相当特殊的“禾场”，网络应当被神的话语所穿透、所充满。范学德最早在“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关天茶舍”发表帖子，参与各种论战；后来，又转战凯迪社区的“猫眼看人”，虽然有了一群支持者，但经常是被围攻的对象。他撰写了大量介绍美国日常生活、宗教信仰、教育制度的小文章，无不从小处着眼，娓娓道来，如春雨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后来结集为《活在美国》；他还撰写了一个又一个回大陆传福音的小故事，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所接触的福音对象也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每一个故事都是中国的缩影，这些文字则结集成这本《传到中国》。

范学德在中国所接触到的，除了亲朋好友之外，大部分都是从未谋面的“网友”。每到一地，他都会与网友联系、会面、餐饮和讨论。那些与之心心相印或者唇枪舌剑的网友们，不仅到机场和火车站接送，还热情地为他安排食宿；不仅倾听他的福音信息，还帮助他组织新书推介会。在这些网友当中，有知识分子、学生、商人、公务员、工人等，如果不是网络这一特殊的纽带，他们根本不可能认识并成为朋友。也正是通过长期在网络上的交往，范学德得到了数以百计的网友的信任与友谊，这部分“天涯若比邻”的网友，自然而然地便成了福音对象，当然其中也有一小部分人原本便是基督徒，在主内他们则有更加亲密的交流。在此意义上，虚拟的网络世界并不完全是虚拟的，而具有相当的真实性。

这样，范学德进入中国，所依托是两个渠道：一是遍布各个城市的网友群体，二是遍及全国城乡的家庭教会系统。他本人也就成为这两个原本互相“老死不相往来”的群落的联结点。在这本横亘十年时间的“入中国记”之中，他描述了在挤挤挨挨的农村家庭教会中聚会的感人经历，也记载了与置疑基督信仰的网友们激烈而不失君子风度的辩论。他看到了中国社会道德伦理沦丧的可悲光景，也看到了中国这面铁幕已然出现的松动与裂缝。他不像某些民运人士那样只看到中国社会的阴暗面，也不像某些回国捞钱的海龟那样迷恋于中国的灯红酒绿。他对中国的观察与评述，客观、理性而中立。

由于每一篇短文都最先发表在网络上，处于某种“开放状态”，放任网友们在后面跟帖，所以那些千奇百怪的跟帖，也就成为文章的延伸部分及饶有趣味的“互文本”。范学德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基督徒，他温和而宽容，在回应争论的时候从来不说伤害人的话。有意思的是，他特意将许多跟帖（包括某些毫无理由的辱骂）都一一“录此存照”。我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有兴趣阅读这些跟帖。因为，从这些网友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大陆年轻一代人的真实心态。而只有充分地了解和把握他们的真实心态，才有可能成功地在他们当中将福音传播开去。

网络只是一个中介，网络福音并非在网络上便可全部完成。换言之，网络福音必然经历由网络世界进入真实世界的过程，福音不是道理、不是知识、不是文化，乃是生命。因此，传福音者与福音对象之间，是一种生命感召的关系。范学德坦率地承认，在中国大陆传福音必然面对巨大的难题和考验，在中国传播福音并不是像某些海外华人基督徒想象的那么“易如反掌”。前辈基督徒俞崇恩在《十架窄路》中指出：“目前有许多团体和个人到中国大陆去，声称是为了传福音或者‘短宣’（即短期工人培训）。看来恐怕大部分人都不过是凭着自己的一股热情，或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很少有人是真正有主的带领，凭着信心、有引导，知道神要他进去；所以他们对中国教会并没有真正的帮助。”俞崇恩所批评的现象，至今仍然普遍存在。我在北美访问期间也观察到，某些教会到中国大陆的“短宣”，其实是变相的旅游而已。

基督信仰在中国的拓展，就其社会功用而言，对中国社会可谓有百益而无一害。但是，中共当局为何不断打压家庭教会、阻挠家庭教会的合法化呢？作为一名曾经在中央党校任教的学者，范学德对中共的本质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在中国大陆传福音的过程中，他也遇到过警察的骚扰和审讯，那是面对面的“短兵相接”。他指出，教会的存在，本身便是对中共全面的思想控制和组织控制的突破。“中国政治制度的最根本原则就是共产党必须领导一切。党的领导，这首先是思想上的领导，即全国人民的思想都必须统一到共产党的思想上（虽然现在它已经无力达到这一点），唯物论，无神论，就是其思想的两个根本点。基督徒信仰上帝，这从根本上与当局的思想对立起来了，并且，这个对立怎么也不可以调和。也就是说，相信了救主耶稣基督，就会动摇党的领导的思想基础。”

其次，家庭教会类似于一个庞大的NGO组织，虽然它并不试图在政治上挑战中共的统治，但它与政权的关系至少是“非暴力不合作”，这也让中共寝食难安——“党的领导的另外一个基本内容就是组织上的领导。斯大林主义强调，组织就是一切，换言之，整个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禁止并且限制任何不接受共产党领导和控制的独立组织的存在。教会坚持自己的独立存在，坚持基督才是教会的头，坚持信仰不受任何政治权力的限制，坚持政权没有管辖灵魂的权力，这一切，就构成了对党领导一切社会团体这一个基本原则的挑战。”虽然党已经丧失了理想与信念，但它仍然企图维持组织上的优势。因此，“打压或者限制基督教的发展，这也就必然成为当局对待基督教的战略方针”。在中国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之前，宗教信仰自由的完全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目前这种不自由的状况下，争取和捍卫由宪法所确立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可回避的使命。

根据十年间若干次回国传福音的经历，范学德总结出了以下几个重要的经验：第一，要谦卑，对于自己不清楚的问题，千万不能装明白，更不能信口开河地给个答案。同时，对于自己清楚明白的问题，又不能避重就轻。第二，在回答问题时，要分辨什么是最基本的真理，什么是次要的真理，在非基本真理的问题上，要留有一个容纳不同观点的空间。我们要效法卫斯理的榜样，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要同心；在次要的事上可以自由；在一切的事上都要有爱心。第三，要有充分的准备。当自己准备回国传福音时，首先自己必须深刻地认识福音，把握住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真理，并了解国内兄弟姐妹所关心的基本问题。这样的准备，决非一日之功，所以，要尽早准备，越早越好。这几点经验之谈，值得每一个对大陆福音有负担的海外华人基督徒关注和思考。

让我们祝福范学德弟兄在中国大陆传福音的佳美的脚踪，更期盼更多有同样的异象的海外华人基督徒与之风雨兼程。


——二零零七年九月六日、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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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5.12.2007 13:06
标题: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喜欢阅读那些为真理、为公义、为信仰而战斗的伟人的传记，这些在公共领域里为人类的自由与幸福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在其私人领域、在其家庭生活中，是否有另外一副面孔？他们如何与亲人和朋友相处，他们是否在亲人和朋友哪里获得支持和安慰？在他们伟大的事业之中，他们的婚姻伴侣究竟充当了怎样的角色，究竟作出了何种独特的贡献？

我阅读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生在非洲从事人道主义事业的史怀哲博士的传记。史怀哲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在他长寿的一生里，也有过辛劳、匮乏、悲哀和软弱，累累相积，正像他本人所说：“长年之间忍受疲劳与责任的重荷压在肩头上，那是一件好痛苦的事。我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留给自己，以及我的妻子与孩子们。”在他宽阔的肩膀后面，有一位女性柔弱的身影，那就是妻子海伦娜。在长达四十多年时间里，海伦娜分享了丈夫的辛劳、苦痛和幸福。史怀哲在回忆录中深情地写道：“我妻子受过护理方面的培训，她在诊所中对我的帮助很大。她照料重病人，处理洗涤物和包扎材料，管理药房，整理医疗器械，为手术做好一切准备。在我动手术时，她还承担麻醉的工作。除了料理在非洲的复杂家务之外，每天还要为诊所忙上几个小时，我妻子能够做到这一切，真是不容易。”也就是说，海伦娜不仅参与了丈夫从事的各项工作，而且还承担了家务以及抚养和教育孩子的任务。可惜的是，在以史怀哲为传主的传记中，关于海伦娜仅有只言片语的介绍。我想，这位与丈夫同样伟大的女性，应该专门有一本传记。

与之相似，中国基督徒中的前辈王明道先生，背后也有一位默默支持他的妻子刘景文。如果说没有海伦娜的倾力支持，就没有史怀哲的辉煌事业；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刘景文的全心奉献，便没有王明道先知般的讲道和著述。王明道在中国教会史上留下了嫉恶如仇、振臂高呼的形象，在经历了十六年的牢狱生涯之后，他依然持守信仰，拒绝加入中共御用的“三自会”，谴责中共当局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戕害，是上帝重用的一名仆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王明道写过一本名为《五十年来》的自传，总结前半生的信仰历程和生活经历；而在此后为信仰而争战、跌倒又爬起来的更为惊心动魄的故事，则由王长新根据王明道的口述整理成《又四十年》一书。在这两本书中，王明道多次提及妻子给予他的巨大帮助。他说：“在我没有结婚以前，我感觉我的爱心真不小，及至我和妻同处多年以后，我越来越发觉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爱那可爱的，却厌恶那不可爱的。妻对人总是一视同仁。如果我帮助别人，自己不受太大的损失，我很乐意去做。但如果为帮助别人，使我自己感受痛苦和不便，我的心中便要经过剧烈的战争了。妻却能随时随地很不费力地牺牲自己的享受和利益去帮助别人。”他又说：“我是一个多忧多虑的人，每日让许多的忧愁、挂虑、烦恼、惧怕，占据自己的心，妻却极会信靠交托。无论如何严重的事，她并不需要跪下恳切祷告，只是心中轻轻地往神手中一放，一切便全不管了。”王明道的这些肺腑之言，为后世读者淡淡地勾勒出了刘景文的形象。但这还是不够，我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位隐藏在丈夫背后的女性的故事。

后来，我读到了施美玲所著的《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一书，这是一本以刘景文为传主的传记。在这本传记中，我看到了一位柔弱的女子如何持守信仰，如何战胜苦难，如何在教会中充当师母的角色，如何在世界中实践圣经“爱人如己”的教导。书中这样描述警察前来抓捕王明道夫妇时的场景：“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深夜将近零时，公安人员爬墙进入基督会堂，王太太忽然听见屋顶上有声音，要出去看看，刚走到小客厅门口，公安人员正要进来，碰见她就把她铐起来。她当时显得很镇静，因她知道这件事早晚得发生。随后公安人员进入王先生屋里，王先生一看见公安人员手里拿着手枪对准他，显得有点慌张。从这件事上看来，王太太确是柔中有刚的人。”当大逼迫来临的时候，刘景文显得比丈夫更加镇静、更加从容不迫。传记中还记载了一个动人的细节：“他们把王太太带走的时候，她当时只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和衬裙，脚下穿的是一双新布鞋，是一位姊妹亲手做了送给她的。当时天正下大雨，她舍不得弄脏这双鞋，就脱下来夹在腋下。她就光着脚，趟着雨水走了。”这个细节就像是一个电影大师的摄影镜头，缓慢而不动声色地记录下刘景文泰山崩而不变色的气质。她慢慢脱下布鞋的动作，让人联想起英勇无畏、从容赴死的圣女贞德，让人联想起在刑场上弹奏《广陵散》的嵇康，这样的人是暴力所无法摧毁的，他们是这世间不配有的人。刘景文所走的是一条窄路，一条光荣荆棘路，一条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路。由于拒绝参加“三自会”，王明道被判处无期徒刑，刘景文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刑满之后又被强迫留场就业四年，她一共失去自由长达十九年之久。

在监狱里，刘景文长期遭受精神的羞辱和肉体的折磨，甚至生病也得不到基本的医疗。有一次她头晕目眩呕吐得厉害，连苦水都吐出来了。医生诊断为左眼患急性青光眼，开了降眼压的药水，并嘱咐必须每小时滴一次眼药水。当时犯人服的药必须交给犯人中的组长保管，犯人不得私自存放药品。小组长却对她说：“一个病人不过一天滴两三次，像你这种人还要一小时滴一次，门儿都没有！”几天后她的那只眼睛就因为眼压过高，未得及时滴眼药水，瞳人爆破失明了。她默默地接受了这原本可以避免的创伤。在劳改营中，狱卒指使同室的囚徒们一起殴打她，她们因为知道她会喊叫，号内的组长就用手拼命地提她颈项后面的那根筋，好让她叫不出来。每次挨打的时候，刘景文都一直默唱一首歌，就是她自己配曲的一段圣经经文：“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石，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五十章五至七节）这是她最爱唱的一首诗歌，她在家里的时候唱，在监牢里也唱。在被辱骂挨打的那些日子，她时常默默地唱，心里满有力量，也不惧怕。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她没有任何让上帝蒙羞的言行，她的身上所放射出来的信仰的光辉，让那些凶手也深受感动，其中有不少人后来认罪悔改、决志信主。谁能想到，即便是人世间环境最为恶劣的监狱，也成了刘景色文拯救灵魂的禾场？

从一九七七年被释放到一九九二年逝世，在人生最后的十五年里，刘景文除了照料身体多病的丈夫之外，仍然牵挂着天南海北的基督徒们，为他们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从青年时代开始，她便为教会的会友们织毛衣，直到晚年在上海的时候，若有人到她家，不是看到她在织毛衣，就是看到她在忙着写回信。教会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很多人都穿过她亲手织的毛衣。她的眼睛虽然因白内障是昏暗的、模糊的，但她心中是明亮的、清晰的；人虽坐在家中，但还时时刻刻关心着远方的弟兄姊妹，在她回信的字里行间，收信人感受到的是一片赤忱之爱。刘景文不是学富五车的神学家，没有像丈夫一样留下一叠厚厚的著作，但她的著作就是她所织的毛衣，一针一线都是以爱心织就的。她织的毛衣，温暖了千百个弟兄姊妹的身体，更温暖了他们的灵魂。上帝必不轻看这样的工作。

王明道与刘景文结婚以后，两人风雨兼程度过了六十三年的岁月。以常人的眼光来看，他们的一生中几乎没有尝过幸福的滋味。早年，刘景文不容于王明道的寡母，忍辱负重，毫无怨言，丈夫是全职的传道人，收入很少，她便靠手工做鸭毛被子来养家糊口；随后，山河变色，教会面临新政权的大逼迫，两人一起被捕入狱，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被迫分离，甚至长期无法获知对方的消息，但他们在爱里没有惧怕，没有阻隔；二十年之后，两位已经浑身病痛的老人再度重聚，却好像昨天才刚刚分别一样，恩爱如初。王明道性格刚烈急躁，刘景文则以柔克刚，他们之间的相处方式迥异于常人。传记作者描述说：王先生有时候在处理问题会讲错一些话，王太太在旁边总是当面提醒纠正。虽然在众人面前未免令王先生难堪，但王太太在这事上认为：“你是神的仆人，你的话语很多时候是代表神来说话，那么你说的话句句都要合乎圣经真理，要准确。你既然在众人面前说错了话，你就当在众人面前收回你的话，我这样提醒了你，岂不是叫你在众人面前可以收回你说错的话吗？”这正是圣经中所说的“女子护卫男子”！

在那段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刘景文对王明道的照顾无微不至，尽管她自己也体弱多病，也几乎失明。这本传记中记载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有一次侄女去看望他们，为了怕老人夜里有什么需要可以听得到，临睡时特意把房门开着。清早起来却发现房门关得很紧。王太太说，半夜里王先生肚子不舒服，就连忙起来扶王先生下床，又顾虑王先生因为耳聋得厉害说话声音太大，怕吵醒她，就把门关了。这时王先生因为腹泻已把裤子和地板都弄脏了。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一个耳聋一个眼目失明，这时候叫醒别人都是很自然的事。但王太太不但没有叫醒别人，反而把房门关好，不让侄女听见什么声音，自己摸索着找出几块旧布，端上一盆一盆的水，先把王先生擦干净，好让他上床睡觉，再蹲下一把一把地擦地板。她看不见什么地方脏了，便用手摸，闻一闻有臭味的地方就擦，直到全部擦干净。又到洗手间把弄脏的裤子洗了，她说不要让别人洗这么脏的东西。弄完天也快亮了。从这个小小的细节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刘景文的悉心照料，王明道晚年根本不可能重新提起笔来，为归正中国教会的道路而奋笔疾书。

在巨人的身后还有一位巨人。当我们仰望王明道先生的时候，不能忘记站在他身边的刘景文女士。正如传记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她是一个极平凡的人，于平凡的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样式，在极平凡的事上做出极不平凡的事。她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在危难和困苦的环境下却以平常的心去处之。事情无论大小，情势无论缓急，她都能靠主得胜。她实在是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位虔敬的妇人。作为信徒的一个恩爱榜样，她实在当之无愧。”这一对伟大的夫妻，乃是上帝对苦难中的中国教会的美好祝福。刘景文与王明道一起，一生都在为真理和公义而争战，他们所受的羞辱和逼迫越大，他们的生命反而出现罕见的灿烂光辉——勇气、爱、洞见、无私、信靠的星星火焰。从这等星火中，我们得以目睹人性的最佳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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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7.12.2007 12:29
标题: 九个政治矮人统治中国
毫无悬念的十七大结束了，其结局仍然是九个政治矮人统治中国，只是其中换了四张新面孔而已。「新面孔」其实并不太新——这九个人长得越来越像了，一样的西装，一样的走路的姿势，一样的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一群庸才共同治国

说这九个人是政治矮人，因为无论在个人魅力、工作能力、胸襟、气魄还是具体的政绩方面，确实都是「小矮人」，确实都日渐平庸化。他们没有毛、邓时代打江山、坐江山、指点江山的豪情与蛮横，自然也没有能力发动像反右、大跃进、文革和八九屠杀那样腥风血雨的政治运动及军事镇压。他们更没有中共第一代领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迷狂，毛当年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共产主义革命向全球推广，这种理想早已灰飞烟灭。以胡温的小媳妇性格，根本不敢悍然对台动武，十七大上对台喊话的方式，又有了相当的柔化。由此可见，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更倾向於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多掌握一天权力便多侵吞一笔国家财富而已。他们更像是瞻前顾后、爱财如命的土财主，而不像是铤而走险、亡命赌博的梁山好汉.毛当年是流氓无产者，胡温及政治矮人们则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大富豪。在个人气质和统治模式上，他们每一个人都宛如缩小版的勃列日涅夫。中共的统治方式，由毛时代的一人强势的集权统治，到邓时代的八大元老垂帘听政，再到江时代的若干寡头达成平衡，进入胡时代之后则不可逆转地成为一群庸才共同治国。

中共人事制度彻底腐朽

不用说与毛、刘、周、朱、陈、林、邓等横刀立马的中共第一代草莽英雄相比，即便比起八十年代主政的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来，胡温等「九人帮」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小矮人」。当年，赵紫阳和万里等人在担任封疆大吏的时候，便已经政绩卓着，不仅在经济领域大力改革，摆脱毛时代僵化的教条的束缚，而且在政治领域也力求有所突破。赵紫阳主政的四川和万里主政的安徽，当时可谓政通人和，民间有「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之说.赵紫阳、万里、芮杏文等人，都是在地方上取得了显着的政绩之后，凭藉其突出的才干而被提拔到中枢的。在那个时代，民间的评价标尺与官方的提拔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合的。换言之，中共的人才选拔制度还有一定的分辨好坏的能力。

以此次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四名「新科状元」而论，他们都有过在地方独当一面的经历：习近平曾任职於福建、浙江和上海；李克强曾任职於河南与辽宁；周永康曾任职於四川；贺国强曾任职於福建和重庆.但是，无论在他们所任职的省份还是就全国范围而言，都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也没有获得过老百姓的什么好评.比如，李克强在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期间，河南最严重的艾滋病泛滥的现象并未得到有力的遏制，以他作为省委书记所掌握的权力，完全可以在这一人命关天的领域有所作为；如贺国强任职福建期间，各种走私大案层出不穷，贺根本不敢过问，乾脆请求内调重庆.但是，就是这批毫无政绩的庸才，却获得了中央的青睐和提升。由此可见，中共的组织和人事制度已经彻底朽坏，完全丧失了识别人才的能力。相反，一套「优败劣胜」的「潜规则」，已经在一九八九年之后逐渐形成并凝固下来。

江胡貌合神离的合作

十七大之后的中国，乃是一个江、胡合作的「江湖」。我注意到，海外媒体和学者在报道和论述十七大的时候，其焦点大都集中在江、胡之间的对立，即上海帮与团派的对立上。他们都在研究陈良宇锒铛入狱、黄菊含恨归天之后，胡系力量上升以及江系力量衰退的趋势。而此次习近平出人意料地崛起，排名在李克强之前，赫然成为第一号接班人，又有人将这一事实解读为江的阴影犹在，江像当年的邓小平一样隔代指定接班人，使得胡在接班人的安排上遭遇了一场最大的挫败。还有人进一步论述说，这表明江的影响力仍然不可忽视，正是由於江的制约，使得胡温无法放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於是，习近平的窜升又成为某种为胡温的「不政改」作辩护的最佳理由。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在十六大前后，江胡确实存在着对立和冲突：江恋栈权力不愿让位，胡韬光养晦十年之后已经急不可耐而不断逼宫.那时，江仍然掌控党、政、军大权，确实存在着不让胡接班的可能性。而在十七大上，江已经不再具有罢黜胡的能力，江只能通过支持胡温以换取对其家族利益的保障，以及胡温对「三个代表」的继承和确认.另一方面，囿於中共党内的传统和中国的文化传统，胡温也不会让陈良宇案波及到江和江的家人身上，而致使江遭受巨大的羞辱。胡对江的尊重，也是必须做给他本人的接班人看的，他当然希望自己退休以后也能受到如此礼遇。所以，十七大的基调乃是江、胡貌合神离式的合作，而绝非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

面对全球民主化潮流，面对国内各方面严峻的挑战，江、胡都清楚地意识到：分则两亡，合则两利，他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必须共同维持党对权力的绝对垄断。在十七大闭幕式上，江破天荒地站在一边等待胡，胡则礼让江先走，最后是胡搀扶着江退场。这一幕并非单单是表演给外人看的戏剧，它确实象徵着江、胡关系的改善和更新。对於政客来说，没有永？的朋友，也没有永？的敌人，只有永？的利益。此时此刻，江、胡的共同利益达到了最大的交集。因此，十七大没有启动任何政改方案，连十三大上便已经提出的一些思路不愿涉及，并非江对胡的制肘，而是出於胡本人的意愿。胡根本就不是改革派，他对民主宪政没有任何兴趣。五年前，海内外诸多人士便切切期盼「胡温新政」，结果发现这是个一厢情愿的肥皂泡。如今，岂能继续把老江的存在当作胡抱残守缺的理由？江固然不值得尊敬，但胡拒绝政改的黑锅不必推到江的身上。江需要独自接受历史的评说，胡何尝不是如此？

所谓「太子党」和「团派」

至於习、李二人「双接班制」的出现，也很难说是江的胜利和胡的失败。习近平与江系人马并无特别深厚的关系.其父亲习仲勳是党内名声较好的温和派元老，八十年代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关系较为密切，胡耀邦下台的时候，习是惟一为胡耀邦叫屈的元老。九十年代，习仲勳与江的关系比较疏远，习近平也未获江的青睐.习近平在任职福建期间，也未与江系要角、主政福建的贾庆林产生超出工作范畴的裙带关系.陈良宇案发之后，胡温将习从浙江调到上海处理善后事宜，这一决定显然获得了江的认可，但胡温的这一选择至少可以说明，他们对习相当看重和信任。倘若习是江的嫡系，胡温又怎么会让他「空降」上海呢？此次习、李双双出线，表明胡的威望不足以确定单一的接班人，只能在取得党内各种力量的平衡之后，选择一个接班人群体.有些海外异议人士为李克强抱屈。「胡锦涛神话」还在延续，「李克强神话」又开始炮制了。他们对李克强的想像停留在其大学时代，而今日之「李」早已不是昔日之「李」。今日之「李」宛如胡锦涛的年轻十多岁的「克隆版」。至少根据现有的资料，根本得不出李比习更好的结论来，反之亦然。这个群体当中，除了作为「男一号」习近平和作为「男二号」李克强之外，还有位列政治局委员的、作为「第二梯队」的李源潮、王岐山、汪洋、薄熙来等人，他们的年龄都还不到六十岁，有望在下一届更上层楼。但是，在这个群体里面，究竟谁会成为最高权力者的接班人，仍然悬而未决.

而这个群体中的人物，隶属於哪个派系，以及该派系赋予其何种基本特徵，也不宜继续戴着原来的有色眼镜观察。比如，如果用「太子党」这个概念来划分，习近平与薄熙来无疑都是太子党，两人的父亲习仲勳与薄一波，在毛时代都曾位居国务院副总理的要职。但是，此太子党非彼太子党也，两人的人生际遇、性格特徵和为官之道都大不相同。习仲勳早在六十年代初便被毛泽东清洗，习近平遂沦为社会底层，在困厄中度过少年和青年时代。薄一波是后来随着刘少奇一起垮台的，文革初期薄熙来还是红卫兵激进组织「联动」的骨干，参与了若干打砸抢活动。习仲勳复出之后，支持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改革，是毛时代的元老当中少有的开明派，这也不能不影响到习近平。而薄一波复出之后，仍然保持了反复无常的小人本性，先后对胡、赵落井下石，通过力挺江泽民换取儿子的仕途，这些作为，在党内外颇为有识之士所不齿.习近平为人一向低调，很少发表出格言论，不是媒体追捧的人物，为官比较平易近人，施政风格较为温和。薄熙来则颇有明星作派，无论任大连市委书记还是在商务部部长任上，一贯喜欢作惊人之语，以铁腕推行自己的政策。习、薄二人在各个方面都形成鲜明的对比，两人惟一的相似之处，大概是都拥有作为名人的夫人：习的妻子彭丽媛是具有少将军衔的军队歌星，近年来锋芒稍稍被宋祖英盖过；薄的妻子谷开来也是高干子女，是着名律师。总体而言，习、薄二人虽然都是「太子党」，但他们的差异远远大於相似之处。故「太子党」这个概念不足以准确区隔和描述他们两人。又如，升任组织部长的李源潮，便兼有「太子党」和「团派」的双重身份，他会站在哪一边呢？所以，「太子党」和「团派」只是两个模糊的标签，不能过度依赖它们来透视中共的内部分歧。

共同维护一党独裁「超稳定结构」

性格鲜明、老谋深算的曾庆红退休之后，胡锦涛在政治局内部的「核心」地位更加明确和巩固。但是，无论胡如何努力，他也无法具备毛、邓那样的权威。今后，由九个政治矮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和由二十五个政治矮人组成的政治局，将在更多的事务上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他们一方面会通过「民主」的方式放逐「鹤立鸡群」者，杜绝出现潜在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人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们又会以集体决策、共同负责的方式，维持一党独裁的「超稳定结构」。但是，这种低效率的统治机制，将越来越难以应付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动与冲突。中共的统治地位，有可能始於毛泽东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巨人，而终於以胡锦涛为首的九个鼠目寸光的政治矮人。

二○○七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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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0.12.2007 01:48
标题: 从富豪吴征的学历危机看中国社会诚信的缺失
近年来，从普通学生到名流贤达的学历造假问题，日益引起公众的关注。学历造假的情况不仅广泛存在于中国国内，甚至还向国外蔓延——在数十万海归精英中，“方鸿渐”式的人物变得越来越多。若干国内的官员和富豪都拥有“不脱产的博士学位”，或者来自各级党校的“博士学位”；而某些海归们则以欧美国家“野鸡大学”的学历，在国内恬不知耻地招摇过市，糊弄那些不知内情的同胞。

最近的一个案例便是：一向被媒体形容为“资本运作天才”的上海籍商人吴征，在企图并购中国第一门户网站新浪网时，被人揭露出他的学历、经历等都可能存在严重的造假。香港媒体和内地网站纷纷披露说，作为“新浪联席主席”的吴征，不仅两个博士学位（包括复旦大学的博士学位）都是假的，而且在美国一家保险公司工作期间，因涉嫌欺骗被客户告上法庭并被公司解雇。

一石激起千重浪。一时间，网上和业界充斥着种种有关吴征的“飞长流短”。吴征拥有的阳光四通公司不得不就此发布通告，宣布这些说法都是对吴征的“造谣中伤”，且“有别于一般的造谣中伤，是有组织的进行的”。然而，这份声明并没有涉及到任何的具体事实，在声色俱厉的谴责的背后，让人感觉到有一种颇值玩味的虚弱。后来，吴征接受《北京青年报》的“独家专访”，愤愤不平地对记者说：“这是‘形象谋杀’！”他声称，互联网为绅士对话提供了平台，也为泼皮耍赖提供了平台，对于那些恶毒的人身攻击，其策略是尽量少去回应，避免降得与这些人一样无聊。

在诸多关于吴的“传说”之中，我最关心的还是他的学历的真伪问题。就最“自私”的角度出发，我本人的学位是在北大经过八年苦读才获得的，当然不能容忍那些根本没有走进校园的家伙堂而皇之地拿着假学位、假文凭到处欺骗人。在一个假文凭满天飞舞的社会里，久而久之，真文凭也会受到怀疑，真可谓“假作真时真亦假”。这就直接伤害了每个通过正规渠道获得学位的人的切身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每个炫耀假学历、假文凭的人都与我有关，揭露他们是我的使命。

那么，吴征所持有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学历和文凭呢？在此次访谈中，他终于透露出一些信息，他对记者说：“我的基本策略是‘疯狗咬我一口，我还能咬疯狗吗？’。很多东西都是不攻自破的。……他们说我的博士是假的，这是编造的。授予我的美国博士学位的学校是经营远程教育的大学。那时我已经工作了，没有办法去住校上学，而又觉得自己需要多一些在金融与商务方面之系统训练，所以选择了远程教育。我不但毕业还因论文优秀得了个奖，远程教育有什么错？！远程教育在网络时代将更为时兴。在我的履历表上，我从未避讳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巴灵顿大学，而未写过哈佛、哥伦比亚之类的，如果编造那些大学会更好看一点吧。至于说，该校的网址上没有设博士学位的说法，我这里下载的中文网址是有的，而且我是六年前在那里上学，学校因为师资力量的原因调整学位的设置，原来设置的学位现在不设置了有什么奇怪的呢！”这一段似乎义正词严的谈话，我实在无法苟同。

吴征将他人对其学历的质疑，置换成对整个远程教育的否定，耍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其实，文凭只有“真”和“假”两种，不存在某种暧昧状态的“不真不假”的文凭。吴征在自我辩解的时候，居然使用“疯狗”这样辱骂性的词汇。于是，我只好用“恼羞成怒”来形容他的反应了。“恼”与“羞”是最初的情绪，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天性，这两种情绪发动之后，立刻转化成“怒”——不是走向反思、忏悔和道歉，反而居高临下地斥责那些说出真相的人，甚至恨不得拔刀相向、“杀人灭口”。当然，一个人身上最见不得阳光的那一部分，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突然被别人抖出来，谁心里也不会舒服。就好像幼儿园里的一个孩子，拉屎拉到裤子里，突然被另一个小朋友发现，并高声宣布出来一样。这时，老师和同学们都注视着这个犯“错误”孩子，他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如果没有受到过很好的教育，他不会说“对不起”，而只会先声夺人地嚎啕大哭甚至去殴打那个说出真相来的同学。

一个人一旦陷入愤怒之中，便容易失去控制，说出平常不会说出的、令自己感到后悔的“真话”来。在上面的那段声色俱厉的分辨和反驳里，我发现吴征使用的是一种奇怪的逻辑：你们不是说我造假吗？那么，我为什么只造假说我是名不见经传的巴灵顿大学的博士，而没有造假说我是鼎鼎大名的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呢？以我的智力水平，怎么会连造假也造得如此不到位呢？电影《投名状》中主人公说，当匪，就要当最大的；自然，将其引申之：造假，也要造最大的。反之，既然我没有造出最大的假来，这就说明我是一个诚实的人。这里，吴征的意思是说，要造假就要造出弥天大谎出来，撒小谎不算是撒谎。读到这里，我不禁笑出声来：这种低级的逻辑错误，便是连小学生也不会犯——难道一个被指控犯了盗窃罪的嫌疑人，在法庭上会振振有词地辩解说：法官大人，您看那边还有一个杀人犯，他多么残忍、多么凶恶啊！跟他相比，我只是抢了一点不值钱的小东西。我的罪过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法官大人，求您放了我吧！法官会接受他的这番申辩吗？有哪个法官会同情他呢？

吴征口口声声反问“远程教育有什么错”——诚然，远程教育没有错，远程教育是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我们有没有权利继续追问：这所“巴灵顿大学”给学生提供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远程教育”呢？首先，我们要了解美国的教育体制。在美国数不胜数的私立大学中，既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世界一流的名校，也有更多的“野鸡大学”。许多美国人的电子邮箱里，经常会收到这类“野鸡大学”的垃圾邮件。比如说，该大学承诺，你只要缴纳六十美元，它就可以给你邮寄来一份学位证书。这比到北大门口去找那些卖假文凭的贩子还要来得方便。巴灵顿大学是不是此类学校呢？这所“大学”隶属于一家网络教育公司，该公司是一九九一年由一名十九岁的美国少年贝廷格创办的。这个小小的公司，居然拥有十多家类似的“大学”，巴灵顿仅仅是其中之一而已。

在“巴灵顿大学”的英文网页上，公开承认：“巴灵顿大学没有被美国教育部的任何机构认可。”而这家拥有十多所学校的网络教育公司，总共只有十五个雇员。也就是说，每所学校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半人左右。这就是吴征所说的优秀的“师资力量”——也许，跟他联系、并“指导”他学业的“导师”，就是一名本人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毛头小伙子呢。有关人士在调查中了解到，“巴灵顿大学”所在的美国亚拉巴马州的高等教育委员会专员指出：“巴灵顿大学既没有得到美国教育部的认可，也没有得到亚拉巴马州教育局的认可。他们注册的是盈利性商业公司，他们提供的教学内容没有学术监督。”该官员还介绍说，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一个商业公司，然后提供教育服务，“你可以说自己是硕士、博士，也可以颁发各种学位，但是没有人承认这些学位。”为了吸引中国留学生（说到底是赚他们的钱），巴灵顿“大学”还建立了中文网页，以“不需要托福和其他考试成绩”、“不需要入学考试”等“优惠”条件吸引中国留学生（由此可以推测，中国留学生的“市场”有多大）。

“巴灵顿大学”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由于美国的高等教育非常发达，美国大学的假文凭也备受造假者和购买假文凭者的青睐。据报道，现在的假学历不仅包括假文凭，还包括了一整套假的成绩单、推荐信，以及“验证服务”，甚至连假的文凭验证机构都已经出炉。在一些专门制作贩卖美国大学假文凭的网站上，一份硕士学位的文凭只需要花费八十九美元，如果需要成绩单，则要额外加收八十美元，假如你想要在成绩单上写上“优等”，就还要再多付二十美元。伪造那些真正大学的学历已经不新鲜了，“文凭工厂”近年来也日益繁荣，也就是一些专门提供文凭的不合格大学和机构。

专门研究“文凭工厂”和学历造假的美国专家约翰•拜尔指出，十年前，国际互联网上的学历造假网站还不到十个，而现在学历造假网站已经有数百个。这个学历造假“产业”在过去几年中翻了一番，产值估计达到了五亿美元。曾经调查过“文凭工厂”的前FBI特工艾伦•埃泽尔说，以前的学历造假还需要时间和经费来进行广告宣传，现在他们只需要建立一个网站，想要获得假学历的人自然而然就能看到了，造假分子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同时又不需要管理费用。二零零四年四月，由于提供假学历而在美国洛杉矶受审的罗纳德•佩拉尔，被指控通过学历造假获利一千万美元。美国俄勒冈州学位授予办公室主任阿兰•康特里拉斯说：“人们总是问‘为什么政府不关闭这些文凭工厂和造假网站呢？’”问题就在于，“我们根本找不到他们，我们没有资源和经费”。

我想，以吴征卓越的智力，他是不会“受骗”的，他只会“骗”别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吴征选择巴灵顿大学“就读”，不是“没有理由”的，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来说，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与巴灵顿这所“野鸡学校”之间，达成了某种不必言说的“默契”。倘若不是这种“野鸡学校”，他如何能够迅速获得光鲜的“博士”学位？如果像一般的博士候选人那样一个学分、一个学分地积攒，一篇论文、一篇论文地提交，日理万机的吴征有这么多的“闲功夫”吗？

事实真相就是如此简单而明了。谁是骗子，大概用不着我再多说一句话了。但是，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是：吴征为什么会恼羞成怒？为什么会反戈一击？原因其实很简单：面子诚可贵，金钱价更高。吴征的许多商业活动都在美国，美国是一个重信誉甚于重生命的社会，不像中国是一个缺乏诚信的王国。在中国，没有诚信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许多声名狼藉的商人，通常是打一枪再换一个地方，便可以轻轻松松地东山再起。如昔日巨人集团的老总史玉柱，在巨人集团垮台之后，又轰轰烈烈地搞起“脑黄金”的买卖来；在各种保健品都失去民众的信赖之后，又迅速进入网络行业。人们对这种“跳槽”行为见怪不怪。反正中国就是一个你骗我、我偏你的鳄鱼潭。与之不同的是，在美国这个成熟的契约社会里，诚信不仅是道德上的要求，更是不可违背的商业准则。个人学历的真伪，固然是小事，但作为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大型公司的联席主席，如果个人履历公然造假，就会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股票价格。去年，李嘉诚的儿子、被誉为“小超人”的李泽楷，因为没有获得大学的学位而谎称已经获得，被媒体曝光之后，立刻导致盈科的股价迅速下跌。如今，眼看着腰包里的钱像沙漏中的沙子一样越来越少，吴征哪能不恼羞成怒呢？腰包的缩水比名声的受损更让商人暴跳如雷、以至应对失态。

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自然难以建立起稳定的商业伦理来。近二十年来，我们的邻居韩国，其经济迅速崛起，汽车、电子产品等进军欧美市场，让人刮目相看。韩国的成功不仅得益于技术领先，更是缘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普及。韩国有几名高官、富豪和学者，因为伪造学历和文凭，在整个社会遭到千夫所指、人人唾弃。其中既有艺术界新星申正娥，也有著名演员尹石华；既有家喻户晓的英语节目主持人李智英，也有主持一家二十五万人的修行中心的高僧智光。当他们的造假行为被揭露之后，不得不在公众面前痛哭流涕地道歉和忏悔。假的东西无处藏身，真的东西必然受到尊重和保护，一个卓然有序的市场规则和社会评价体系就建立起来了。在中国却恰恰相反，越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越能在这个社会如鱼得水，活的异常“滋润”。吴征从来没有考虑过向公众道歉的问题，他的精神世界里大概从来没有这个概念；中国社会也没有形成“真胜假汰”的筛选机制，反而存在一种默许甚至鼓励说谎与造假的“潜规则”。难怪吴征的调门自始至终都震耳欲聋了。

就在网络上热火朝天地讨论这一事件时，传统媒体大多保持沉默。有一位大报的编辑告诉我，报社老总在会议上指示说，吴征是杨澜的丈夫，杨澜是申奥大使，揭吴征的短也就伤害到杨澜，也就等于给中国人民抹黑，所以还是不要报道这个事件为好。对于这种看法，我更感到莫名惊诧：这是什么强词夺理的“担忧”呢？首先，吴征是吴征，杨澜是杨澜，虽然他们是夫妻，但他们又都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们对各自的言行负责，岂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者“一人犯罪，株连九族”？难道因为杨澜曾在申奥方面“为国争光”，中国人就得对吴征实施“一级保护”？这岂不是另一种“株连”或“特赦”制度吗？其次，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里，在法律和道义的面前人人平等。不要说吴征是杨澜的丈夫，即便是杨澜本人，假如真有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的行为，也不能因为当过申奥大使、给国家立下过汗马功劳，就对其“网开一面”。“将功折罪”的方法，只会出现在传统的“人情社会”之中，而有违现代法治精神。倘若如此，法律的尊严便受到了践踏。

政府部门有责任查证学历真伪，尤其是公共人物和政府公务员的学历的真伪。面对“学位门”事件，韩国政府没有将自己完全撇清。据报道，仅仅在目前韩国大学的六万多教员中，大约每三十人中就有一人拥有非认可学历。为此，韩国教育部门和政府机构都分别采取措施，开始进行学历查验工作。 韩国公共服务委员会表示，该机构决定对六万三千名韩国公务员的学历背景进行调查。该委员会发言人说，这一调查的目的是检验所有公务员学位的真实性。这名发言人说，关于公务员学历背景的调查将在今年底以前完成，之后该委员会将引入电子人事管理系统，在调查中被发现有学历造假行为的公务员会受到惩罚。而下一步，韩国的学历检验还将涵盖公务员之外的诸多公共人物。但愿中国的有关部门也早日对所有的洋博士、土博士来一次全国性的学历认证，将各大学所有的博士的资料全部上网，某人何时从何学校毕业，撰写了什么样的博士论文，让公众自由查阅、一目了然。那样，相当部分的假文凭、假学历，将无处逃遁，将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那样，像吴征这样的当代“方鸿渐”，便再也不能招摇撞骗、强词夺理了。中国重建诚信社会的努力，必须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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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0.12.2007 12:51
标题: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 香港左派骂李柱铭是汉奸，殊不知中国真正的汉奸正是他们效忠的毛泽东，毛不抗日，还重用汉奸陈永贵。


● 陈永贵（1915-1986）

曾特首忧心忡忡的「香港文革」果然在「东方明珠」有声有色地上演了。仅仅是呼籲北京借奥运会改善人权状况的民主派元老李柱铭，竟被人当作十恶不赦的「汉奸」来批判。各大报章连篇累牍地辱骂李柱铭。我诧异於某些香港人慷慨激昂的「爱国心」，是不是把「爱国」当作一笔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了解历史，才能区别爱国与汉奸

冷眼旁观某些香港人的「爱国」言论，感到这实在是一种扭曲的、畸形的情感。就好像一名黑帮老大的私生子，虽然从一出生便被父亲无情地抛弃了，从来也没有得到过一丁点的父爱，但他仍然要拼命捍卫父亲的名誉，显得比那个正牌的、有资格继承遗产的孩子还要「忠心耿耿」。汉奸当然要骂，汉奸当然要绳之以法。但首先要弄清楚，究竟谁是汉奸？

中国出现过革命元勳最后居然堕落为汉奸和傀儡政权的头目，如汪精卫叛国之后，还在口口声声宣扬「天寨红旗」。但还有比这些人更加恶劣的汉奸，比如中共建政之后特意挑选和任命的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被誉为「文盲宰相」的陈永贵。今天的香港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陈永贵是谁了。我奉劝那些在香港「揪汉奸」的「爱国者」们，好好读读陈永贵的故事，才能判断出谁是真正的汉奸，哪个党是真正的汉奸党？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大汉奸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陈永贵则是小汉奸。请看两人的一段履历。

毛在抗战中的卖国角色

抗战期间，毛是一个隐蔽的汉奸，毛及其领导的中共对抗战的破坏，实际上远远大於台面上的汉奸汪精卫及其伪政权。毛在延安及各个「根据地」，悄悄发展自己的实力，基本不抗日；还大片种植鸦片，通过日军之手倾销於沦陷区，荼毒广大中国同胞。而真正抗日的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竟在后来被毛整肃时，成为他的一大罪名。毛不仅消极抗日，还派出潘汉年等特务头子，到南京与日本侵略者谈判，商量如何协力打击正统的、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利益的重庆国民政府。近年来此类档案已经在日本、美国和俄罗斯逐渐解密。

抗战乃是中华民族的抗战，而不是某一党、某一阶级、某一群体的抗战。但是，毛共却在苏联老子党的指使下，策动叛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表面上，此次兵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却严重破坏了国民政府长期的、全盘的、坚忍的抗日计画。「西安事变」之后，中国的国防建设被迫中止，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以精锐之师仓卒与日军会战，损失惨重、元气大伤。由此，中国战区拖住了日军主力，使其无力北犯苏联。换言之，这是苏联斯大林政权以牺牲中国人民达到其「祸水南引」的企图，而毛记中共在此计画中充当了卖国先锋的重要角色。

抗战八年，中共躲在西北悄悄发展，最终奠定了夺取天下的基础。毛掌权之后，亲自对前来访问并谢罪的日本代表团说：「你们不必道歉，我们要感谢你们，没有你们，我们得不了天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卑鄙无耻的言辞。而毛泽东对陈永贵的赏识，除了五十年代以来陈在农村忠实执行其极左路线之外，还有一个不为外人道的原因便是：陈是汉奸，毛内心最喜欢汉奸。

汉奸陈永贵被毛周保护

陈当上副总理兼政治局委员的过程中，陈的汉奸问题早已被揭发。一九六八年，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清查山西省阳泉市副食品公司炊事员李观海和另一名职工王久荣的档案时，调查人员发现他们都提到在一九四二年前后参加日伪特务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的经历。王久荣在交代材料中还特别註明「负责人是陈永贵」。六十九军驻昔阳县的支左部队立即查阅了日伪档案，从中发现不但有陈永贵的名字，而且还註明了陈是伪村长、情报员，是兴亚反共救国会昔阳分会的领导成员，陈永贵的汉奸特务身分到此水落石出、铁证如山。

当时的六十九军军长、后来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谢振华，立即命副军长李金时将此事呈报中央。周恩来收到报告之后，竟然在材料上批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不久，在周恩来参观大寨时，谢又当面将此情况向周彙报请示。周却说：「要维护大寨红旗，作为历史问题，陈永贵仍可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如果不是得到最高权力者的首肯，周哪敢在此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如此决断！后来，更有人传达了最高指示：「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不但不准再提，而且「提」 这事的封疆大吏谢振华后来遭到严酷批斗，其罪名是「整陈永贵同志的黑材料」。原来，货真价实的汉奸是亲密的「同志」，揭露汉奸历史的同志反倒成了「罪人」。这就是中共用人的一个原则：用那些有历史污点的人，他才会绝对忠心地为我们服务。

历史学家吴思揭真相竟败诉

陈永贵火箭式的升迁，让许多人瞠目结舌。陈当权期间，没有任何人敢於对陈的历史污点说三道四，言说者全都成了「反革命」。毛时代结束之后，陈永贵仍然为华国锋重用，直到邓小平掌权，陈才被迫下台闲居。即便中共的经济政策改弦易辙、陈在大寨的「丰功伟绩」被新的中共中央否定，但其汉奸的历史仍然不能公开重提出。因为陈毕竟是毛时代重用过的人物，是中共历史的一部分，所以保护陈的「名誉」是中共的官方立场。历史学家吴思因在《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一书中提及陈的汉奸历史，而被陈的后人告上法庭。吴思与律师莫少平准备了诸多互相印证和支持的证据，从当事人的回忆录到中共中央档案等，但最后居然两审均败诉。看来，陈的「名誉」高过历史真相，陈的「名誉」直接与中共的「面子」相关。

中共敢於卖国，却不敢承认曾经卖国。中共敢於重用汉奸，却不敢公开其汉奸历史。由此可见其谎言帝国的本质。抗战期间向日本侵略者卖国乃是为了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向苏联「一边倒」乃是为了巩固政权，只要是能够掌握和捍卫权力，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中国人民的生命、自由与尊严，中共均可弃之如履。毛泽东惟一的一次出国便是到莫斯科觐见斯大林，不仅割让土地，出卖主权，而且引狼入室，将中国变成了苏联老大哥的次殖民地。韩战爆发之后，中共也自愿充当「共产主义大家庭」的炮灰，付出了死亡数十万人的巨大代价，才维持了摇摇欲坠的金日成独裁政权。毛记中共是中国有史以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最多最大的政权，当了汉奸还要自诩为民族英雄，其无耻超过汪精卫，在汉奸中亦等而下之。

这些历史有多少香港人知道呢？香港人瞭解了历史，才不至於像某些「爱国贼」那样将北大人的脓疮形容得「艳若桃李」。我当然欣赏那些有真正的爱国心的香港人，他们是我亲爱的同胞。香港人真正的爱国心在每年「六四」纪念日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里，在「七一」大游行的汗水里，在何俊仁律师挺身抗暴的凛然正气里，在陈日君枢机充满公义和怜悯的祷告里，而绝对不在那些辱骂李柱铭的「勇敢者游戏」之中。

二○○七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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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3.12.2007 20:37
标题: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毕业以后，我虽然居住在北京，但很少去北大。最近几年来，北大不断扮演若干丑闻的主角，北大头上的“神光圈”日渐消退，人们对北大的敬意也越来越少。北大的精神没有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是“常为新”的，北大的校园却是“常为新”的，我住过的三十八楼早已拆完建成新的了，其他的“老房子”也变得越来越少。每去一次，看到校园里种种拔地而起的新建筑，我都颇为伤感。这是一个建筑比人强的时代。青春的甜蜜与苦涩都成为冬日的窗花，成为记忆的草蔓，成为挥手告别的云彩。尽管在北大求学的那几年里，北大已然渐渐陷入低潮，但八十年代传承下来的纯真与浪漫，如同薪火燃尽之后隐藏在灰烬底下的余热，尚能温暖我的心扉。

在那七年的时光里，我每天从宿舍去图书馆和教室，必然经过三角地。每当经过三角地的时候，蹬得飞快的自行车便会下意识地放慢，看看布告栏上有什么新的消息，有什么学者来讲演，有什么新书的预告，有什么社团的活动。有时甚至特意骑车去三角地看看，说不定有些新的发现。那些花花绿绿的广告，那些或美或丑的字体，是北大独特的校园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循着三角地的广告，我去听了哲学家陈鼓应的演讲，与陈先生有多次交谈的机会，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了台湾白色恐怖时代知识分子嶙峋的风骨；正是循着三角地的广告，我认识了学海社、时事社等诸多学生社团的活跃分子，虽然我从未加入任何一个社团，但与这些朋友的交往让我眼界大开，知识面也超越了自己的专业领域；正是循着三角地的广告，我知道了北大周围有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国林枫书店、雕刻时光咖啡馆等好去处，这些地方成为我的“第二个图书馆”。记得我的新书出版之后，我也请一位书法好的室友，帮助书写了几张大广告，跑到三角地去贴出来。还真有其他系科的同学看到了消息，跑到我的宿舍里来跟我联系、讨论和买书，萧瀚、杨子立等朋友，就是通过三角地认识的，他们是我一生的朋友。可以说，如果没有三角地，我的大学时光不知道会贫乏多少；如果没有三角地，北大的魅力不知道要减少多少！尽管九十年代的三角地比其八十年代的三角地来，已经平平淡淡了许多。流风余韵，依旧荡漾心头。

后来，当我毕业之后回到北大的时候，一次次地发现三角地广告栏的“有效信息”变得越来越少，铺天盖地的是“新东方”及各种英语培训班的广告。难道这就是北大的全部吗？北大什么时候沦为“留美预备班”了？这不是三角地的错误，也不是这一代学生的错误。还没有细细品味青春时代的青涩滋味，便过早地成熟了、烂熟了，这本身便是一种巨大的不幸。再后来，传出了校方突然下令拆除三角地的消息，大部分的北大学生对此麻木不仁，三角地在他们心目中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三角地的吸引力降低了，这是事实；但是，如果三角地真的没有了，那将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就如同记忆被粗暴地斩断了一般。在三角地被拆除的第四天，《南方周末》在一篇不温不火的报道中描述道：“两名电焊工正给这一小块呈三角形状的绿地安装铁栅栏，焊接枪的火花沿着绿地外围，一截截齐整地吞噬前方一道约五公分深的泥沟。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个电子公告牌。……来往赶早自习的学生，在电火光的烟雾与滋滋声中，下意识加快脚步。”

三角地被拆除，外间的反应似乎比校内的学生还要强烈。对于拆除三角地的决定，北大校长许智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解释说：因为北大明年有奥运赛事，今年年底有奥运测试赛，当然要对校园进行一些整治整顿。“其实并不是说没有广告牌，我们还保留了一部分，拆除的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牌，它们实在有损北大的形象。”他强调说：“我看全世界那么多大学，都没有那么乱的。”我去过的国内外的大学，大概没有许校长多，但我所看到景象却跟许校长有所不同。许校长去世界名校，大概只是到富丽堂皇的报告厅作演讲，根本没有深入学生们生活和活动的区域。我却特意到过欧美诸多名校的学生生活区域，发现了许多比三角地更“乱”的地方。对于大学来说，“乱”不见得是一种负面的现象，“乱”表明这所大学的学生思想活跃、活动丰富、生气勃勃，在一张张龙飞凤舞的张贴甚至涂鸦的背后，说不定隐藏着充满奇思异想的、未来的比尔•盖茨呢。大学不是医院、不是监狱、不是军队、不是集中营，不能将大学校园整饬得井井有条、中规中矩、一尘不染的。看来，许校长虽然职掌北大之牛耳多年，其实并未洞悉大学之真谛，治北大宛如治幼儿园，能让北大重新焕发蔡元培时代的荣光吗？

北大有一个编制超级庞大的“保卫部”。此次拆除三角地，该部门也是“相关单位”之一。据《南方周末》刊登的那篇报道透露，北大保卫部综治办工作人员说，他们准备在这里设立电子信息屏，专门发布学生社团信息，由校团委管理发布内容。这又是一个让人纳闷的“政策”：校团委管理和发布所有社团信息的权力，究竟从何而来？共青团组织与其他北大社团一样，也是一个学生组织，凭什么就可以凌驾于所有社团之上，而成为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主管部门”呢？一旦通过电子信息屏发布的信息经过了审查、筛选和修改，北大学生所获得的信息便不再全面和准确，而成为“二手信息”。这对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判断，显然是祸非福。

北大不仅失去了三角地，而且还在同步清理“旁听生”。据报道，从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起，北大计划对进入教学楼的人员抽查学生证件。北大校方称，这与即将开始的本科评估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维持正常教学秩序，堵住挤占学校教学资源的个别社会闲散人员。北大校方要求全体学生务必携带学生证或校园卡前往教学楼上课。无学生证或校园卡，将不能进入教学楼。这一举措激起舆论的强烈反弹。其实，此前北大已经实行了若干“精致化管理”的方法，如在每栋学生宿舍门口安装严密的门禁系统，学生必须凭电子卡片才能进入，非本楼的学生要想进入，得有本楼的学生接答之后开门。另外，各个学生食堂也限定非本校人员、无特殊的师生专用的电子饭卡则不能就餐。有些食堂对外来人员前来就餐加收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服务费”。这些措施因为是北大校方的“内部管理方法”，所以一直没有受到外界的关注。

北大的学术水平在全球究竟排名第几，可谓众说纷纭；但是，北大此种“军事化管理”方法堪称世界第一。此次清理旁听生事件，因为涉及到对北大传统的割裂，以及北大作为公立大学的社会职责等关键因素，引了起知识界广泛的争论。在我看来，没有三角地的北大是残缺的北大，没有旁听生的北大更是残缺的北大。在北大的历史上，若干旁听生所作出的卓越成就，并不亚于正式注册的学生。因此，北大始终都对旁听生“网开一面”，在大多数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赶尽杀绝”。如今，北大试图关上校门，非正式学生不得听讲，真的是为了保障正式学生的权益吗？学者傅国涌评论说：“对北大来说，旁听的传统源远流长，而且曾经制度化。大学，顾名思义当然是有容乃大，包括北大在内，大门都应该朝所有的人开放，北大的教学楼应该敞开胸怀欢迎人们来听课，而不是设置诸如‘正规旁听证’之类的人为门槛，更不能用查证件之类的方式拒绝学生之外的其他人旁听。那绝对不是大学之大，只能是大学之小，小气、小心眼的小。”在各界隆重纪念西南联大七十周年、缅怀西南联大的辉煌成就的时刻，北大偏偏抛弃自身的优秀传统；在经济全球化、知识公共化、信息技术席卷大学校园的今天，北大偏偏重新走向“闭关锁校”的回头路，实在让人遗憾，让人迷惑。

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就曾经结识过不少的旁听生。他们对北大充满了向往，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获得北大的学籍，遂千里迢迢来到京城，住在北大附近，成为北大的旁听生。他们当中，有的人是辞去了很好的工作，住在没有暖气的平房里，每天啃着馒头白菜，却乐此不疲；也有人一边听课，一边准备考取北大的研究生，最早赶到教室，却最迟离开。他们的存在，是对许多拥有正式学籍的学子的激励。他们当中不少人后来都著书立说，让正统出身的北大学子刮目相看。

蔡元培校长所张扬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此处的“包”，当然是将旁听生也包括在内。在北大历史上，还真有正式学生不满于学制的限制，自愿转为旁听生的例子。一九二三年，朱谦之、缪金源等十七位北大学生声明自由听课，不要北大文凭。这十七个人被称为“自绝生”，但他们日后大多学有所成。如朱谦之一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专著四十二部，译著两部，论文一百余篇，其论著涉及历史、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宗教、政治、经济、中外文化关系等各个领域，有些研究领域在中国还是开创性的（如日本哲学、中西哲学交流、文化社会学等）。因此，人们称赞他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考。著名学者王亚南曾赞誉说：“朱先生时代感非常强烈，而且搜集之富，钻研之精，涉猎之广，读其书，知其生平考，均交口称道。”当朱谦之等人宣布放弃北大文凭和学籍，自愿降格为“旁听生”的时候，北大校方宽容待之，让他们继续享用北大的学术资源。可以说，在朱谦之等人当学生期间，如果没有此类“异想天开”，便没有他们日后的成就；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北大校方的宽容，也就没有朱谦之等人日后的卓越成就。但是，可以想象的是，要是朱谦之等人的故事放在今天的北大，他们必定立即失去学生证、图书证、饭卡以及其他种种证件。于是，他们连宿舍、图书馆、教学楼、食堂和浴室都进不去，还能读到什么书、听到什么课、做出什么学问来呢？

今天的北大校方完全漠视北大的传统，肆意扭曲北大的精神，一手拆毁三角地，一手驱逐旁听生，还美其名曰“美化校园”、“清理门户”。殊不知，这些做法乃是自毁长城。对此，傅国涌追问说：“大学就是大学，用蔡元培先生的话说，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是包容各种学问、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大学不是衙门，大学之所以为大，靠的不是等级森严，不是戒律俨然，不是关起门来，相反，开放是大学的生命，世界各国乃至中国百年的高等教育史无不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我看来，只有重建北大三角地亮丽的风景、重新向旁听生敞开大门，北大才能恢复生机和活力。不知北大校方愿意听取一名北大校友真诚的建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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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iamleaf    时间: 13.12.2007 23:41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会向往国外，于今方了，原来是向往自由，不被形式主义的框框束缚。关于食堂一说倒是有些无谓~~ 旁听生与三角地是真遗憾了。。。。想来，其实北大已经是全国大学里，最自由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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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4.12.2007 15:50
的却，“北大已经是全国大学里，最自由的地方了”；
敢问叶子妹妹，是国内哪所高校毕业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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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4.12.2007 20:24
标题: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秦晖和金雁夫妻，双方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人文学者。秦晖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一九八一年，秦晖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师从赵俪生教授研究农民史，特别是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自八十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九十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并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人物。金雁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与社会转型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这两位学者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清贫与寂寞中保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

秦晖先生言行从不高调，却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他有名言曰：“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这便是自由主义者待人接物的基本准则。九十年代以来，大学教授的生存环境大有改善，愿意去当官和商的帮忙、帮闲的学者，想要过上“居有屋、食有鱼、出有车”的优越生活，突然变得易如反掌。对于大部分身处名校的教授来说，八十年代那种“脑体倒挂”的困难生活，已经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忆。秦晖和金雁夫妇却是其中少有的例外，他们没有去“走穴”，没有去申请那些投官僚之所好的学术基金，他们的学问与生命是融为一体的，他们抓住的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真问题。这样的学问当然很难在那些“核心期刊”发表，也不能获得官方的若干奖项。

在今天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九十年代中期，当秦晖和金雁夫妇刚刚调到北京，因多篇观点新颖和思想深邃的文章而引起学界注意的时候，我曾经和友人一起前去拜访和讨教。那时，他们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近一套破旧狭窄的、名副其实的“陋室”之中，屋子的总面积大概不到三十平方米。一间小小的书房，四壁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籍，还有更多的书还装在纸箱里，根本无法上架。秦晖幽默地对我们说：“有时候，为了查找一份资料，不得不搬开几个大箱子，满头大汗，如同大海捞针，也算是一种写作间隙的体育锻炼吧。”书架与书架之间的空隙，大概只能容一个人侧身而过。那时许多大学生都拥有了笔记本电脑，秦晖却告诉我们，笔记本电脑对他来说，还是一个计划：“本来早就想添置一个台式电脑，但是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放置。以前笔记本电脑太贵，买不起，据说现在降价了，也想买一台。”

这是一套七十年代的老房子，房间的设计甚至连客厅都没有，一进门的地方是不足三五平方米大小的过道，我们便在这个过道里交谈。在旁边卫生间的门口，金雁正在一丝不苟地洗衣服，他们家中居然连一台洗衣机都没有“装备”。女儿则在另一个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做功课。除了书以外，家里差不多没有一件值钱的物品。这两位当代中国视野最开阔、思想最活跃、问题意识最敏锐的中年学者，生活水准却在北京的普通居民的平均水准之下，这一现象真让我产生无限的感慨。而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是，那些学会讨好既得利益群体的学者们，那些带着洋博士学位耀武扬威地回来的海归们，个个不是“学富五车”，而是“金玉满堂”。他们的生活品质是秦晖夫妇望尘莫及的，但他们的学术品质呢？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不能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谈起居住条件来，金雁苦笑着告诉我，就是为了改善住房条件，他们夫妇曾经三次试图“离婚”。我大吃一惊，如此恩爱的夫妻，怎么会选择离婚呢？而且是“三次”！原来，三次都是无奈之下赌气的“假离婚”，三次都被领导的“火眼金睛”识破而“未遂”。

第一次，是在他们两人在同一所大学念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学校有明确的规定，研究生一人一个房间。因为他们是夫妻，便让他们合住一间。金雁向校方反映说，两个人应当分两个房间，凭什么减少一间？校方却说，谁让你们是夫妻呢？金雁气愤地说：“那我们离婚，一人一间行不行？”校方断然回答说：“不行！”

第二次，是在他们在西部某大学评职称的时候。虽然两人都是学校的学术骨干，发表的论文最多，上课也最受学生的欢迎，但是高级职称僧多粥少，系里的领导便来作他们的工作：“你们是夫妻，应当发扬发扬风格，两人只能上一个教授。”金雁感到莫名其妙——评教授是看个人的学术水平，难道评教授也要“学雷锋”吗？她愤然回答说：“我们离婚，然后一起参加公平竞争，行不行？”领导回答说：“不行！”

第三次是他们到北京之后单位分房的时候。好不容易等到金雁当时的单位中央编译局有机会分房了，她却再一次失望了：单位规定，假如配偶已拥有副高以上的职称，住房就由对方的单位解决，分房资格则自动失去。然而，秦晖所在的大学却表示，暂时无法解决住房问题。在万般无奈之下，金雁再次想起离婚这一招，老实人也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时候。但是，协议离婚需要单位开证明，单位明明知道他们是恩爱夫妻，也知道他们“离婚”的目的是为了分房，哪里会给他们盖章呢？于是，他们只好放弃这个绝决的想法，一家三口一年又一年地挤在这套房子里。

屈原当年的追问今天仍然成立：在今天的中国，教授学问的多寡、思想的的锐利与迟钝，却与拥有的物质条件的好坏成反比。看看那些有名有利的教授，张维迎、林毅夫等人，别墅豪车，一场演讲便可获得数十万报酬，但他们从不面对中国的真问题。而秦晖、金雁所关注的，正是转型期的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真问题，如农民问题、土地问题、转型正义问题、国企私有化问题等。但是，在这些问题上说真话，当官的不喜欢，经商的也不喜欢。如果没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如果没有安于贫穷的心态，这样的学问是无法做下去的。秦晖先生青年时代便生于忧患，与黑暗擦肩而过，因此他对身处“陋室”并无多少抱怨，也不曾尝试通过写作谄媚之文来改善物质条件。他说，现在已经很好了，比呆在农村的那九年时间好多了。

秦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传教士创建的湖南湘雅医院有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回到广西之后发现不行，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父母又带他到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后来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终于做完了手术。现在他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这手术现在也不容易做。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的话，他就会永远在黑暗当中了。虽然动了手术，但还是留有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视力仍然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零点二的视力。他在农村插队，插那么久，也跟视力有关，招工的机会他是轮不上的，体检总是不合格。

后来，秦晖考研究生，他的导师做了很多工作。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秦晖此前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只在“文革”前上过六年小学。一九六九年下乡，在农村待了九年。不过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中的藏书很多，对他的影响很大。另外，农村那几年，他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他开玩笑说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也许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对农民问题不能忘怀，使他甘于清贫和寂寞，也有勇气抗拒各种干扰和压力。在清华他一度被停止授课，工资也只能领取一半。对此，他一笑置之。后来，有一位中央领导人在讲话中提及他研究的“黄宗羲定律”，大学的领导人才大吃一惊，立即部分恢复他的待遇。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秦晖对中国历史真相的概括是：“儒表”之下的“法道互补”。在帝制中国的两千多年中，士大夫少有“纯儒”，多为“法儒”和“道儒”。中国人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是“法、术、势”；纸上的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上的权力中心主义。他认为，中国要走出连续的历史、循环的怪圈、行政不正义的惯性，应当以“西儒会通”，解构“法道互补”。他指出，新儒学（以黄宗羲、谭嗣同为代表的“纯儒”的思想脉络）有可能为人类“超越现代性”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这种可能性要实现，第一新儒学必须走出形而上的象牙塔，从心性之学发展为制度之学。第二更重要的是，新儒学必须摆脱历史上被“法道互补”强奸的梦魇，真正成为“新”儒学。尽管我对儒学的“起死回生”颇为怀疑，但我认同秦晖对中国历史真相的透视。

金雁的学术成就也并不比秦晖逊色。她的专业就是苏联东欧研究，自一九七八年读研究生时起，她在这一领域默默耕耘已经二十多年了。金雁在波兰华沙大学的两年，正好是经济“休克”的最困难时期，当时写过一本书叫《新饿乡纪程》，以后她还发表过多部关于前苏联和东欧问题的著作。她的研究纠正了许多中国人对苏联、东欧社会转型的似是而非的看法，比如那里的右派倾向于“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比如那里后来又出现了“左派复兴”，这些看法并不符合苏联和东欧的实际情况。而苏联、东欧面对的许多难题，是中国将来也要面对的挑战，中国的所谓“渐进改革”之路，并不能避免这些问题的凸现。因此，金雁的苏联和东欧研究对中国而言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其重要性至今仍未被学界充分认识到。

陋室之陋，并不能伤害秦晖和金雁学术的激情。他们各自发表的论文，皆让学界刮目相看。而他们两人在研究中又有相当的重合部分，于是他们合作以“卞悟”的笔名发表了好些文章。十年的光阴一晃而过，进入新世纪之后，秦晖和金雁终于在北大和清华合建的兰旗营教师宿舍分到了一套新房，尽管入住其中的教授们纷纷抱怨这些楼房的建筑质量太差，但是对于秦晖和金雁一家来说，毕竟有了那么大的面积可以将所有的藏书都放上书架。这本该是学者做学问的最基本的条件，现在却变成了他们的“最高理想”。不过，我仍然由衷地为秦晖和金雁感到高兴。我更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不必再用“离婚”这样的策略，来曲线获取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但愿杜甫当年“愿得广厦千万间，大蔽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梦想，早日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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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9.12.2007 20:16
标题: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二十年前的七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除在台湾实行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体制，进而宣布解除“报禁”——允许人民自由办报，解除“党禁”——允许人民自由组党。二十年之后，两岸三地及西方各国的媒体，均发表文章记念这一具有转折性的事件。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记念的日子，这个日子不仅带给台湾两千多万民众以自由和人权，而且打破了某些人故意制造的“华人及其文化传统无法适应现代民主制度”的神话，对中国大陆僵化的体制形成了猛烈的冲击。迄今为止，中国大陆仍然处于一种远比昔日台湾还要严厉的“戒严”状态之下，一党专制、官僚腐败成为千夫所指的首要问题。因此，台湾的经验、尤其是台湾的解严之路，是中国大陆实现宪政的重要借鉴。

作为台湾最后一位“开明独裁者”，蒋经国是解严决定的拍板者。在近年来的各种民调中，蒋经国始终是民众最敬重的领导人，其名望既高于老蒋，亦高于李登辉、陈水扁。尽管民进党方面不愿承认蒋经国在解严上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是强调党外运动的压力及牺牲，但对比中国大陆统治者邓小平动动用坦克和机枪来屠杀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民众来，蒋经国顺应时代潮流、超越个人及党派的利益、作出解严的决定，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学者徐宗懋在《亚洲周刊》发表文章评论说：“二十年前，蒋经国决定解除台湾戒严令，对中国大陆二十年来的发展造成冲击。两岸从内战、冷战到逐渐开放和解，在历史长河中也许只像一瞬间，但对老百姓来说，却是一辈子的生死浮沉，包涵死亡、别离、重生等种种苦痛与喜悦。解严以来，台湾人民权利上升，逐渐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拥有言论及组党的自由，这些都不断冲击着中国大陆，启迪了今日中国大陆人民面对党禁报禁的抗争。”

蒋经国是台湾最为亲民的领导人。与喜欢搞个人崇拜、塑像和肖像遍布台湾各地的老蒋不同，小蒋不准手下为自己塑像，也不准在公共场合悬挂自己的肖像，更没有为自己营造“纪念馆”，因而也就避免了此后自己的塑像、肖像和纪念馆可能被羞辱的命运。蒋经国经常轻车简从深入百姓家中，准确地触摸到了民众的脉搏。他也许早已预见到了国民党会在后来的大选中失去政权，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开启了解严之门。蒋经国深知，这扇门是不可能永远被关闭的，与其让蒋家和国民党被民众的怨愤所埋葬，不如主动迎接新时代的来临并在新时代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解严的先声是一九八六年十月七日下午，蒋经国在接受《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葛兰姆的访问时，首度提到台湾将解除戒严。这是蒋经国发动十年政改及要解除戒严令石破天惊的一刻。当时坐在中间担任英文传译的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马英九回忆说：“我一个字一个字的把这段话译为英文，当时觉得好像有一股电流过我的身体，我告诉自己，这一刻终于来到了，我们正在改写历史。”即便是后来反叛出国民党的李登辉，在纪念解严二十年的讲稿中也公正地指出，蒋经国解严，是在面对变局时勇敢而果决的“前瞻性决定”，不仅明确回应了民间的期待，更让台湾踏出告别“党国体制”的第一步。是的，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时刻，比如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发表揭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时刻、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齐奥塞斯库在演讲时被群众嘘下台的时刻，这些都是破冰的时刻，亦是光明穿透黑暗的时刻。

如果是蒋经国是体制内推动解严的关键人物，那么殷海光则是在体制外与之对应的重要人物。我没有推举出那些党外运动的一线人物，如施明德、许信良、陈水扁、谢长廷等人，而是彰显作为自由主义先驱的思想家殷海光，自有我特殊的用意在。在人们纷纷纪念解严、政客们各自打“解严牌”时，我转身阅读殷海光的自由之书，寻找改变世界的观念之源头。毫无疑问，殷海光堪称台湾的先知，如同当年犹太人的先知耶利米一样，在那黑暗的时代里谴责所有不公义的情形，并向同胞指出国族的未来所在。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殷海光是少数的选择右翼道路的知识分子，是国民党当局与左翼知识分子及中共论战时可以依赖的、寥寥无几的几支健笔之一。大陆政权易帜之后，殷海光黯然随国民政府迁台。本来他以为蒋介石会吸取失去大陆的教训，开启民主宪政之路，没有想到蒋介石却认为是因为独裁不够才导致大陆易手，并进而在台湾实施严酷的党化统治。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九年，殷海光在台湾的最后二十年，恰恰是蒋氏政权在台湾实施白色恐怖的二十年，也是他本人衷心不改地传播自由火种的二十年。在此期间，他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由热变冷，由同道变为异己。他在坚持不懈地批判中共极权统治的同时，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亦直接谴责。

与百年台湾的悲情相对应的，是殷海光的悲剧性命运，他没有等到解严的那一天，没有看到台湾开出自由之花。在长期被封杀、监视、孤立之后，他身患癌症，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值得欣慰的是，他在临终之前皈依了耶稣基督。作为启蒙先驱，殷海光注定了是“痛苦的苏格拉底”，“在现代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纷纷向右或向左转的时候，他却锲而不舍地把一个具有不同倾向的气质铸成了自由主义者，一位不避横逆的道德英雄。”（章清语）思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可以战胜军队、警察和一切暴力组织。在此意义上，殷海光一个人的声音，启迪了此后千万人的独立思考。他的某些具体的观点可能会过时，但他为台湾奠定的自由的基石永远不会被忘却。可以说，此后所有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台湾知识分子及普通民众，都是殷海光的学生。今天的台湾虽然初步实现了自由和民主，却再也无法诞生一个殷海光式的、闪烁着道德和人格光芒的知识分子了。

在《自由的伦理基础》一文中，殷海光专门讨论到“自由”与“邦国”之间的关系，此观点亦可以破解今日困扰台湾朝野的统独议题及两岸关系的症结。殷海光指出：“我们如果拿自由之多少来作衡量国格之高低的标准，实在是一件满有意思的事。环观斯世，有稳固自由制度的地方，就是科学发达、民智开畅，秩序安定，而且道德水准较高。反之，自由缺乏的地方，就是科学落后，民智闭塞，秩序紊乱，而且道德水准相对地低落。前者不在一个严厉的统治机构的统治之下，而且根本不需要这样的机构来统治。后者常被控制在一个众意不能改变的硬性统治机构之下。这两者的高下之别，是一个实质问题。”这里，殷海光所说的前者，不正是解严之后的台湾吗？所描述的后者，不正是仍然被中共奴役的大陆吗？今天台湾民众归属与效忠的，是因自由制度而升华的国格；而令大陆民众离心离德的，正是中共垄断权力、戕害人民的专制统治。

很有意思的是，大陆许多媒体也发表长篇文章介绍台湾解严的情况。几经整肃而锐气渐失的《南方周末》，发表专稿讨论台湾解严前后的剧变，文章指出：“这种源自社会民心的民主宪政的力量，才是最大的收获。对国民党如是，对台湾如是。”言外之意是：对中国如是，对中共亦如是。文章介绍说，从一九四九年开始，根据国民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了抵抗“共产主义”，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宣布在台湾地区“实行戒严”。此后三十八年，台湾社会受制于此“戡乱条款”，根据《中国时报》的描述，“那是一段头发不能留长、报纸不能乱报道、话不能乱说、字不能乱写，甚至唱歌都要注意思想的日子。那是一个充满‘禁忌’的时代，报禁、党禁，样样都禁。”

解严之后，万水奔流，短短二十年时间，台湾已经成为亚洲民主自由社会的典范，完全可以同日本、南韩等国相媲美。每当有大陆人士以及台湾本土人士非议台湾的民主制度时，我通常都会为之辩护说：台湾的宪政转型已经是一种付出最小、收获最大的路径了，我们不能拿一个完美的标尺来苛求之。我当然看到了民主制度并不能立即治愈台湾专制时代的后遗症，黑金政治、无良媒体、民粹主义等现象让台湾的民主成就大打折扣；但是，我更观察到，台湾的民主宪政体制已经基本巩固下来，台湾民众完全有资格以此来傲视真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大陆，并拒绝“一国两制”式的统一。

在台湾蓝绿的政治冲突中，两岸关系是绕不开的核心话题，“独立”成为高于“正义”的“政治正确”；而大陆的中共政权，则以“统一”作为凝聚民意的“速效救心丸”，甚至摆出兵戎相见的架势来恐吓彼岸。在我看来，两岸问题的实质并非“统”与“独”，而是“独裁”与“民主”。一个独裁政权有什么权力要求另一个民主政权对其俯首称臣呢？反之，一个民主政权为何要向另一个独裁政权俯首帖耳呢？如果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谈论两岸的“统”与“独”就为时过早。

大陆的民主化乃是两岸谈判的前提和平台，正如一战期间的美国总统、国际联盟的创始人威尔逊所言：“只有民主政权之间才能实现真正的联合，独裁政权与民主政权之间的友好永远都是可疑的。”那些在“六•四”惨案中以屠杀百姓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将领们和那些在网络上高声叫嚣要“炸平台北”的“爱国愤青”们，根本不配说“统一台湾”的大话。你们自己尚且生活在专制的淫威之下，你们自己只是奴隶或者奴隶工头的身份，有什么资本“统一”别人呢？

台湾已经解严二十年了，大陆却仍然在戒严的处境之下。近年来，两岸经济状况的差距有所缩小，但政治体制的差异却日渐扩大。在大陆的领导人之中，没有一个人具备了蒋经国的高瞻远瞩眼光；在大陆的民间知识分子中，也没有一个人具备了殷海光的人格魅力。因此，中国大陆的民主化的“点睛之笔”，在朝野两个方面都缺乏“执笔者”。蒋经国和殷海光，共同启动了台湾解严的按钮。今天的中国大陆，理应呼唤出现自己的蒋经国和殷海光。


——二零零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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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iamleaf    时间: 20.12.2007 20:54
标题: 回复 52# 的帖子
恩 我是没毕业就过来了的  至于北大么 我高中同桌倒在那里的 上大学时因在同一城市 也时有联络 于今可巧 她就正是平原君门下 因之当初看香草山 时时念及故人 感触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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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6.12.2007 00:18
标题: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当城市里的大学纷纷大兴土木兴建高楼大厦之际，中西部地区成千上万的乡村中小学却面临着断炊的危险，民谣中所形容的“满清的房子，民国的桌子，共和国的孩子”，对于许多乡村学校来说并非夸大其词。近年来，教育主管部门对有限的教育经费的“杀贫济富”式的使用方式，使得农村适龄儿童的失学率逐渐上升，农村基础教育的水平不断下降。文盲半文盲的人数在一些欠发达的内陆省分出现了较大的反弹。

贫困像一头黑暗中的野兽一样，对花季的孩子们发动了卑鄙的攻击。贫困不仅使他们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他们的精神世界被迫处于荒芜的状况；贫困还直接威胁他们身体的发育和健康成长。贫困摧毁了孩子们的梦想，贫困终结了孩子们的希望。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昆明市东川区拖布卡中学一百九十四名学生突然出现集体足掌疼痛的病症。校长接到报告之后，判断为学生都患上了严重的传染病，于是立即通知镇卫生院的医生。医生们全副武装进驻该学校。他们检测了食堂的水、食物，对部分学生抽血化验。但大家发现，既不像食物中毒，也不像是传染病。在调查中，医生们发现，脚痛者多为女生住校生、初二、初三学生，她们正处于身体发育期。同时，医生也注意到，食堂的大米疑为陈米，且淘洗过多，加工不当，在煮得半熟之后将米汤拿去喂猪，蔬菜常年品种单一，主要是土豆、白菜，学生们家穷，提供不了更多的伙食费，大部分学生几乎从来不买肉吃。

于是，医生们怀疑是孩子们脚痛的原因是营养不良。在给学生补充维生素B1药丸之后的三至五天，他们的脚痛症状逐渐消失了。最后，专家认定，这是一种由于维生素B1严重缺乏引起的群体性末梢神经炎。疑云总算消除了，学校又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当地的民政部门在获悉这一情况之后，赶紧给学校送来七顿新米、三顿面粉、两头猪和两筐番茄——这些都是富含维生素B1的食物。学生们享受了一周的免费晚餐猪肉。有嘴馋的男生甚至在一次就餐中偷偷领取了五份猪肉。有人欲出面制止，但老师们商量之后，决定宽容对待。民政部门的“雪中送炭”虽然来迟了，但总比不来要好。但愿这样的支持与帮助不是昙花一现的“偶然”，但愿可怜的孩子们再也不要染上这样的“怪病”。

就在这则消息传出的同时，广州“国际奢侈品展”的新闻报道让读者叹为观止。这次一共展出了超过十亿人民币的奢侈品。其中，有商家推出的每位九万九千元的“世界华筵”，该筵席融合中西菜式于一体，除了“鲍参翅燕”外，还包罗全球一切珍稀的“飞潜动植”。主办方称，该筵席使用的顶级食材有：被称为“食桌尚的黑钻石”的天然松露、法国特级鹅肝、俄罗斯鱼子酱、碗鲍、鲤鱼须等。原料要求也非常高，如辽宁参只要尖、鱼只选软骨、香料只用土耳其“香料皇后”，就连华筵上喝的茶都是用珍贵的“生命之水”泡出来的“茶中状元”。供应商表示，他们还专门为参席者准备了价值高达两千万元的唐代镂金餐具和精雕细琢的象牙筷子进食。参与制作华筵的也是世界美食评为、名家鲍王和烹饪宗师等大师级的人物，而且由于食材难找，享用者需要提前半年预定。目前虽然还没有人订食该华筵，但已经有不少富豪对此表示“浓厚的兴趣”，因为这样的筵席能够让人有“至尊体验”。

一边是十万元一顿的华筵的至尊体验，一边是由于营养不良而出现的贫困地区学生集体患上的“怪病”，如此鲜明的对比，实在超过了老杜当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咏叹。拖布卡中学的孩子们毕竟是幸运的，不仅没有患病，还因祸得福，获得了打牙祭的机会。然而，这场虚惊凸现出农村孩子的生存困境。昔日鲁迅呼吁新一代的国民应当具备健全的精神和健康的体魄，百年之后这一呼吁仍然是水月镜花，可望而不可及。据一份社会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仍然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村家庭，处于世界银行颁布的贫困标准之下，这些家庭中的孩子长期营养不良，其身体和智力的发育都受到严重影响。

在甘肃省榆中县新营乡谢家营村山顶社，当失学女孩杨芳跳崖自杀的消息传出之后，许多记者前去该村庄采访，他们发现这里的农民家家差不多都与杨家一样贫穷。杨英芳的宿舍有八位同学，每月生活费都控制在一百元左右。除了去车站取家里带来的干粮，她们周末基本不出校门，在她们的意识里，衣服都是别人送的旧衣服，没有买衣服这个概念。杨英芳最遗憾的是至今都没有买过一本参考书，她一直渴望自己能够拥有一本参考书。学校里每学期每个班都有三个贫困补助名额，虽然每人只有一百元，却是大家拼命争取的目标。贫困生实在是太多了，农村的孩子很难分得出谁更穷一点。因此，每当这个时候，班主任洪老师就感到十分为难。

中国第一部赴西部农村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的日记《西部的家园》，讲述了诸多大学生们在西部地区的震撼性体验，以及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惨不忍睹的现状。一位大学生写道：“我们走在一条曾经辉煌的道路上，千年的金戈铁马、夕阳古栈在历史的车轮闪回间时隐时现，沧桑的敦煌飞天与悠远的驼铃声在岁月的流逝中回响缠绵，我们走在一条充满感动的道路上。在那一片戈壁荒漠中，纵然被干旱摧残折磨，却依然不屈地展现出希望的绿色，这一抹绿色宣告了生命的活力，在那一排排土坯旧瓦里，纵然被贫瘠抽打压制，却依然传出渴望知识的诵读声。这声音的力量不觉令人震撼。”但是，这声音却是那样的脆弱，随时可能被外力所中断。一名支教的大学生写道，一个学期下来，他班上的学生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一的孩子永远地离开了学校。

我在农村的墙壁上经常看到这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但是现实生活往往是标语的反面——如果标语反映的是真实的现实生活，那么标语便没有存在的价值了。由于中西部地区乡一级的财政普遍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教育经费便成为最容易拖欠和挪用的部分。于是，一所又一所的农村学校被迫关闭，一个又一个的农村教师被迫离开。由于缺乏合格的师资，许多乡村的中小学校不得不使用临时的“代课教师”。在甘肃省，多达四万两千人的代课教师多分布在农村中小学。据调查显示，三成以上的代课教师只有初中以及初中以下的文化程度，近两成的人每月仅有不足一百五十元的收入，远远低于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即便如此，代课教师的这点微不足道的工资也经常遭到拖欠。然而，那些自以为是地制定教育经费分配计划的官员们，一心以巨资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却对乡村基础教育的困境置若罔闻。因为向大学注入经费，最容易看到“成效”，比如堂皇的教学楼和图书馆，美丽的大学校园等等，这一切可以被教育官员们标榜为自己出色的政绩；而向乡村中小学注入经费，则最不容易看到成绩，那是一片干涸已久的土地，一点点的泉水根本不可能滋润它，它需要的是各种资源的持久的注入，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谁愿意去承担呢？

农村的孩子们是一个被“主流社会”遗忘的群体。他们还没有完成法律规定的九年制的义务教育，便开始在田间地头劳作，便开始踏上外出打工的旅途，便开始在城市的建筑工地上风餐露宿。他们的童年过早地结束了，还没有成年便加入“民工”的行列。中国的富裕能够依靠这些孩子的血汗吗？近代以来，日本的崛起让许多中国人羡慕，他们都想寻求日本强大的秘密。昔日，日本刚刚开始明治维新的时候，国力尚若，民众尚贫。明治天皇到一所小学中访问，当他看到孩子们的午餐只是小小的饭团，心里十分难过，立即变卖了宫中的各种奢侈品，并号召民众都来捐款，让学校的孩子们都能像西方的孩子一样吃到牛肉。日本的富强不是没有理由的，索尼、丰田、东芝、松下这些日本品牌之所以风行世界，起始之处便在于学生饭碗中的食物。这个一百多年前的小故事，会让今天乡村小学“怪病”四起的中国惭愧吗？

官员们却并不感到惭愧。“怪病”事件传开之后，当地的一名主要官员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却不愿将学生集体脚痛解读为贫困的结果。尽管他不得不承认当地“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却十分担心由于该事件导致“地方形象受损”。对于这些官员来说，“面子”当然比“孩子”重要。该官员不厌其烦地解释说，学生们的生病，孩子们的家庭贫困，并不是政府部门的过错，而是一种可以理解“自然因素”。当地干旱缺水，只能种植土豆、红薯、玉米等经济价值不高的农作物；这里地势高低不平，农户分散，很难实行公司加农户那样的规模化种养经营。所以，当地农民难以致富，孩子们缺少营养也是大自然的错。

这一解释似乎无懈可击。官员们的思路确实与普罗大众不同，人家之所以能够当上官员，当然是有其过人之处的。至少比普通老百姓站得高、看得远。官员在面对记者的时候，立刻便彰显出超凡的政治素质来——哪个平头百姓会由一起普通的新闻事件联想到宏大的“地方形象”来呢？哪个普通百姓会如此大公无私、时刻牵挂着“地方形象”的优劣呢？人家既然当上了爱民如子的“父母官”，自然就把整个辖区当作自己的家。人人都爱自己的家，人人都爱自己的面子，这位了不起的官员却能够爱整个辖区，念念不忘要维护这块地方的“面子”，真是伟大的人民公仆。

但是，对我来说，只相信这样一个真理：一个忘记孩子、苛待孩子、轻视教育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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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1.2008 16:53
标题: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耶和华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它的名。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

——《诗篇》一百四十七篇三至六节

亲爱的弟兄，我在访问美国的旅途中，又听说你再次被囚禁在家中，无法到教会来参加主日聚会。这已经不知道是多少次的被囚了。这一次，仅仅是因为那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开他们的会议。然而，这会议与你有什么关系呢？你，一个残疾人，一个基督徒，难道有能力来危害和颠覆他们戒备森严的会议吗？他们为什么认为，你一出门便会让他们蒙羞呢？你出门参加教会的聚会，是你作为公民的、受宪法保护的人身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可是，这天赋的自由却被当局粗暴地剥夺了，一群粗壮的警察将你堵在家里。在你失去一条腿之后的十八年里，这样的经历对你来说早已司空见惯。我叮嘱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上门去探望你，与你一起查经、祷告和唱诗；我也为以前不曾更多地去探访你而感到愧疚，教会对你的爱和关心是那么地不够，我们要为此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并在以后的日子里给你更多的关爱。

我还记得你第一次来到方舟教会的场景，你拄着拐杖，却笑容满面，你告诉我，你是二零零三年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与我在同一年。你还告诉我，某些家庭教会不愿接纳你，因为你的身后可能跟着“尾巴”，可能会因此而给教会带来“危险”。我当时便对你说，方舟教会永远是你的家，方舟教会绝对不会拒绝你，也不会拒绝任何愿意来听福音的人。我握住你的手，你的手那么有力。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前，你在伤痛、怨恨与苦毒中已经度过了整整十四年，那是怎样不堪回首的十四年啊。几乎每天晚上，你都从恶梦中大汗淋漓地惊醒。你又回到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凌晨，那个惨烈而血腥的夜晚。那天，作为北京市城建六公司的一名普通的六级油工，你和工友们一起去天安门广场看“民主女神像”，你只是一个有些好奇的工人，你对政治并没有特别的敏感和认识。长在红旗下的你，一直都很羡慕解放军，不假思索地相信共产党所宣扬的一切。那天晚上，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当坦克排山倒海地开过来的时候，你和同伴们简直不敢相信你们的眼睛。你们一口气跑到六部口西边的西绒胡同里，准备取到自行车之后赶紧回家去躲避。

没有想到，荷枪实弹的士兵们居然向巷子里开枪。就在此时此刻，你突然倒下了，鲜血从左腿喷涌而出，右腿也被打了一个洞。你的身上中了四枚子弹。直到今天，你还不知道凶手是谁，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他必定是“人民子弟兵”中的一员。在场的好心人撕下衣服包扎了你的双腿，将你抬送到四里地外的急救中心。因为急救中心等待抢救的伤员太多，你又被送到宣武医院。然而，那里也是一样，所有的手术台都在使用中，所有的医生都在忙碌中，你从凌晨三点半等到五点四十分，才轮到六个小时的大手术。终究因为血液循环和感染问题，你的左腿被高位截肢。医生安慰你说，总算保住了一条命，看停尸房里有多少小伙和姑娘的尸体！那一年，你刚过而立之年。

然而，厄运并没有结束。从此，你的生命陷入了极度的黑暗与困苦之中。你原先所在的北京市城建六公司立即将你解聘，你成为最早的一批失业工人，不得已在家门前摆一个小摊谋生。后来，因为你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谈自己受害的经过，小摊被北京宣武区政府以“非法经营”的名义取缔了。北京市的区政府、市政府以你是在“六？四”中受伤残疾为理由，拒绝向你提供“低保”（城市最低居民生活保障）。一般的残疾人，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从残疾人联合会领到从二百三十元到五百多元不等的残疾人生活补助，惟有你不再其中。这么多年以来，你从来没有在人民政府和残疾人联合会领到过一滴油、一粒米。更没有任何人向你道歉和赔偿。可是，那么多中国人却理直气壮地要求日本人为南京大屠杀道歉，这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日本人杀戮的中国人便是宝贵的，中国人自己杀戮的同胞便是无足轻重的，这是什么逻辑呢？你在受伤截肢时，因为输血感染了丙肝病毒。治疗丙型肝炎的注射药剂费用高昂，一针就需要几百到上千元人民币。二零零五年下半年，你又罹患糖尿病和脑血拴住进医院，需要经常注射昂贵的胰岛素和干扰素，全家几乎到了无以为继绝境！前前后后，几乎所有的医疗费用，都是海内外有良知的华人以及西方友人的捐助，政府没有提供过一分钱。共产党的历史书将国民党描写得如何残暴，然而国民党却为“二？二八”惨案作出了恳切的道歉，台湾当局也成立了专门的基金会负责赔偿事件中是死难者、受伤者及其家属。与之相比，共产党当局拒绝认罪、拒绝道歉要到几时呢？受害者在黑暗中哀哭切齿又要到几时呢？

死者不能继续说话，作为伤者的你，却勇敢地、不断地讲述自己的经历。你不是祥林嫂，你是在用残疾的身体作见证。于是，你的存在，对他们而言，便成了眼中的梁木。昨天，他们夺走了你的一条腿；今天，他们企图让你闭嘴。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你和四岁女儿在房间里，你正在阅读圣经。四条粗壮的汉子突然冲了近来，不由分说地对你进行拳脚猛踢。你大声问：“你们是谁？”对方不做任何回答，只是反复说一句话：“要你闭嘴！要你闭嘴！听见没有！”一阵暴打之后，他们迅速逃离现场。当你的妻子回来的时候，你已经遍体鳞伤，一根肋骨被打断。你那四岁的女儿目击了父亲被暴力殴打的全过程！我不知道那残暴的一幕将给孩子带来怎样的伤害。难道凶手们自己没有孩子吗？那一次你被殴打的事件，后来又在基督徒、律师李和平的身上再次重演。我不知道导演和实施这样的暴行的，是否属于同样一批人。但是，暴徒与警方的关系是耐人寻味的。因为就在你被殴打的事件发生之前的几分钟，警察还打电话问确认你是否在家中。在警方每天对你施行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却发生如此恶劣的入户伤人事件，作为残疾人的你在自己家中被匪徒打成重伤，实在是令人震惊。这个弥漫着暴戾之气的城市，是举办奥运会的好的选择吗？

他们在你的身上的所作所为，让我看到了权力对人性的扭曲，人心的黑暗甚至胜过午夜的黑暗。我们可以反抗，可以仇恨，可以愤怒，但我们还有更好的回应方式，因为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正如马丁？路德？金所坚信的那样：“仇恨跟苦毒永远不能化解恐惧的病毒；只有爱可以做到。仇恨瘫痪生命；爱却将它释放。仇恨混乱生命；爱使它变得和谐。仇恨使生命变得黯淡；爱使它变得光明。”亲爱的弟兄，尽管在世人的眼中我们是失败者，但我们要坚信我们的目标是公义的。当你遭遇到这悲惨的一切的时候，我无法安慰你，人的安慰都是有限的，惟有上帝会亲自来安慰你。在你到方舟教会的两年时间里，我清楚地感受到了你生命的变化。谁能让你走出黑暗入光明呢？谁能让你由忧伤变为喜乐呢？每逢周末，只要还有出门的自由，你便开着破旧的残疾人专用的小三轮车，花一个多小时跑二十多公里的路程，到教会里来参加主日敬拜，是什么东西对你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呢？当然是作为道路、真理、生命的耶稣基督，正像你自己所说的那样：“感谢上帝的恩赐，赋予我生命，给予我力量和勇气！”作为上帝的子民，没有失败、没有苦难、没有挫折是最终的。

亲爱的的弟兄，我还记得几个月前我和教会的传道人及会友一起到医院探望付先财的情形。你告诉我们，你经常到医院去陪同和安慰付先财，并为他读经和祷告。付先财是一位帮助山峡移民维权的、有良知的公民，因为向德国电视一台的记者揭露湖北秭归县截留中央发下来的移民款，而被地方政府雇佣的黑帮暴力殴打致残。那段时间，付先财到北京的一所医院治疗，由于有着相似的命运，你经常去医院探访他。你告诉我们，由于你对圣经的理解不深刻，很多道理讲不清楚，所以希望教会的传道人前来帮助你。于是，教会便安排了传道人和会友一起去医院探访。我们在病房里一同唱诗、读经、祷告，不仅身体刚刚有一点知觉的付先财听了之后泪流满面，就是同屋的病友们也被深深地吸引。后来，我听说，你将教会给你的几百元的帮助转赠给了老付，我非常感动，这就是耶稣所教导的，去爱那个比你更加不幸、更加困难的弟兄。你在努力遵耶稣的教导去生活，去实践，去经历，去见证。

我还记得那一次我们去你家探访的情形。那个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便衣就堂而皇之地搬了张椅子坐在你的家门口，警车则停在不远的地方。我厌恶这个心安理得地干“脏活”的家伙，你却微笑着招呼他，像是老朋友一样，并且把我们带来的诗歌本也送了一本给他。你告诉我们，这个警察曾经主动来跟你搭讪说：“老齐啊，这两年你的变化很大啊，原来你怒气冲冲地骂我们，好像我们是让你受伤截肢的人，其实我们也只是奉命办事，吃了这碗饭而已。现在，你对我们客客气气的，我们反倒受宠若惊呢。”警察还好奇地询问说：“你们在唱什么歌啊！你们唱得那么高兴、那么好听，比那些流行歌曲好听！”于是，你便将一册诗歌本送给他。你说：“那逼迫我们的人，也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马丁？路德？金当年受尽屈辱，他需要禁食好几天以致能达到饶恕敌人的属灵操练，他说：“我们爱人不是因为我们喜欢他们，也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事为人讨我们喜爱，甚至不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些属天的灵光。我们爱每一个人是因为上帝爱他。”如今，你也正在尝试着这样做。

亲爱的弟兄，尽管你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我不尽同意，尽管你对圣经经文并不十分熟悉，尽管你不能确保时刻都处于平安喜乐之中，你是一个平凡的人，与我一样，也有着人性所有的弱点，也有着情绪的起伏波动。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没有圣人，只有罪人。我们确实是受逼迫者，但我们被逼迫的处境并不能成为自夸的资本。这是我们时刻需要警醒的地方。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上帝无比奇妙的安排——你的身体残疾了，你的精神却丰满了；你的仇敌如此强大，你却以柔弱胜过了刚强。那天，我们在你一贫如洗、一无所有的房间里低头祷告，我们为你祷告，为你可爱的女儿祷告，为了善良的妻子祷告，同时也为那个在你的屋子外面焦灼不安的便衣警察祷告。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是基督徒最大的功课之一。就连作为受害者的你都能做到，其他人为何做不到呢？是的，那些专制者的帮凶，那些开枪者，那些杀人者，他们不是狗，他们不是魔鬼，他们也是上帝所造的人，虽然他们被罪所捆绑，但也有份获得救恩。

就在为你祷告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哈佛大学教授、心理学家寇尔斯（Robert Coles）所写的一篇名叫《毕路比的祷告》的文章。路比是一个生活在美国南方的黑人小女孩，在那民权运动即将突破种族歧视的城墙的时代，毕路比是第一个勇敢地走进白人学校的黑人学生。寇尔斯亲眼看到毕路比放学时的场景：“校门出现一个小女孩，她是毕路比，身旁有几个联邦警长伴着。她一出来，人们便涌过去，他们喊她这个，又叫她那个，冲拳舞爪，说她死期将至，恐吓要杀死她。等到她乘车离开，我好奇想看看还有谁跟着从学校走出来；哪知道原来学校已空无一人，因为白人居民彻底杯葛这所学校。就在一九六零年的秋季，一个黑人小女孩独个儿走到美国小学去上课。这是美国历史的一页。”

这个六岁大的小女孩的双亲极度穷困，又是文盲，连姓名也不会写，他们天天受着极度的压力，却毫无怨言。毕先生替人看门房，毕太太日夜照顾三个幼小孩子，孩子晚上睡着以后，她就到人家的房子去做洗刷的工作，常常夜半才回家，睡几小时，便又要应付明晨的生活了。两夫妇当然希望他们的孩子过得好一点，不再像他们那样苦。

有一次，寇尔斯惊奇地发现，毕路比在回家的路上与那些辱骂她并企图殴打她的人说话。他感到好奇，便问小女孩说：“你跟那些人说些什么呢？”

“啊，是的。我为他们祷告。”

“路比，你为那些仇恨你的人祷告？”

“是啊。因为他们需要人为他们祷告。”她回答。

寇尔斯这个全国一流的心理医生，他无法理解小女孩的思维方式。他认为这是女孩的父母对女孩的要求。于是，他对毕先生和毕太太说：“你们知道吗？我真觉得这样要求路比太过分了，要知道她已遭遇这么多折磨。”

孩子的文盲父母看着这个来自上流社会、却愿意与他们接触的白人，对他的提问表现出了一副困惑的样子。“我们叫她为人们祈祷，不是要伤害她或什么的。”毕太太说：“但我们相信应该要为这样的人祈祷，路比也应该这样做。”

过了几星期，寇尔斯直接向路比提出祷告的问题：“路比，我还是不明白，我想不通为什么要你来为这样的人祈祷，他们一个星期五天，每天两次这样对待你。”

“噢”，她说：“那就特别应该由我来祈祷。”

“为什么偏要你呢？”

“因为倘若你既承受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你就是该为他们祈祷的一个了。”然后她引用教会听来的话告诉寇尔斯：牧师说耶稣受了许多苦难，而他对那些迫害他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寇尔斯深受震撼，他感叹说：“活在六十年代年幼的路比能为新奥尔良街头的人，说这样的话。像我这样的人，怎去解释这件事呢？不管从心理学或其他理论角度，这个都说不通。这里却有个小路比，没有读过什么道德分析学或系统伦理学；我们热爱的书，她全没有读过。然而，不知怎的，她就那样走过那堆群众，为他们祷告，每日如是。过了一年，学校勉为其难地不再分种族了，她仍继续祷告，引用圣经、引用耶稣在加利利所说的话、所讲的故事。”

这就是祷告的力量，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这就是爱的力量。亲爱的弟兄，让我们都来学习毕路比这个如同压伤的芦苇不折断的小女孩，在我们在逼迫中学习如何更加与主接近。我们的处境与半个世纪之前的毕路比是何其相似！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在人间的强权与暴政面前，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的那样，我们一无所有，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我们的身体承受不了枪炮、刺刀和棍棒的攻击，但我们的灵魂若与上帝交通，便是世间任何力量都不能摧抑的了。亲爱的弟兄，我没有经历过你所经历的伤痛、羞辱、贫穷和囚禁，我本没有资格来安慰你、勉励你、帮助你，但是藉着主的爱，我们可以互为肢体，互相联结，共同搀扶着跌跌撞撞地走向永生的义路。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我们虽然受苦，但仍然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亲爱的弟兄，我们为你祷告，为你早日解除被囚的状态而祷告，为你早日重新回到教会而祷告，为你成为主美好的见证、成为福音的管道而祷告。耶稣基督亲自教导我们一个极大的奥秘，就是那孤独的、受害的、软弱的、柔和的、谦卑的人，都会在恩典中被点燃，表现出超凡的尊贵。从那个意义来说，基督徒不但承受来生，并且得着此时此刻；基督徒积累了一连串失败的经验，但终将拥有最后的胜利。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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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4.1.2008 21:34
标题: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所谓受教育权，是指公民有从国家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以及获得接受教育的物质帮助的权利。早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六条就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教育，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后来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又进一步强调中等和高等教育应逐渐做到免费。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从中国宪法第四十六条和教育法（一九九五年）、义务教育法（一九八六年）、职业教育法（一九九六）、高等教育法（一九九八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二零零四年）等法律文件的规定来看，受教育权主要包括受学前教育权、受义务教育权、受高等教育权、受成人教育权、受职业教育权、受扫盲教育权、受特殊教育权、受终身教育权等。
   
    国家和政府应当竭尽全力实现公民的受教育权，受教育权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还应当受到司法的保障。言论比较开明的《学习时报》曾经发表《受教育权：人类进步的源泉》以文，文章指出：受教育权因人类接受教育的天性而生。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是他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贯穿于个人整个一生的 社会化过程便是这一能力的培养过程。正是通过各个阶段的教育，个人不仅获得和发展了思维、情感、语言和行为方式，而且学会了在社会规范的制约下，提高自己适应社会变化的生存能力和发挥自身的创造力。持续的教育一方面使得劳动技能、科学知识、传统习俗、价值观念通过每一代人的学习、模仿、研究、继承或变革而世代相传，另方面使得包括理解力、创造力和归纳综合能力在内的人的类的特征通过不断强化，在个体机体中积淀下来而迭代进化，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如此，终身 学习、接受教育便成为个体及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建立学习型社会成为现代民主制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可以说，将受教育权给予每一个人且保证它的实现，实际上是挖掘了人类进步的源泉。
   
    中国西部地区乡村教育难以为继、农村孩子失学率不断上升的现状，已经到了迫在眉睫、必须立即加以改变的地步。在总体投入严重不足的国家教育经费中，大部分都集中于东部地区的大城市、集中于少数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是被遗忘的黑暗角落。二零零七年三月至五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施行的义务教育法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发现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共欠债五百多亿元。人大副委员长路甬祥的相关检查报告说，欠债形式主要有：施工队垫款、银行贷款以及向教师和社会贷款。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蓝云表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没有钱，主要还是对义务教育是不是重视的问题。五百多亿元的债务远远赶不上全国官员公款吃喝的花费（三千多亿），相信补偿这笔债务不是难事，但是为了防止今后继续欠债，必须杜绝地方上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挪用。“我们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要起到作用，对一个地方的经济起作用，很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以后，所以如果是急功近利，想要上面看到政绩的话，这个钱很可能会被挪用到其他地方，建高速公路、建其他比较看得见的东西。”
   
    基础教育西部地区的乡村中小学，因财政困难而大批合并和关闭，教学质量在原有基础上大幅下降，学生辍学率日渐上升。农村教育的脊梁——教师——成为一个赤贫阶层，数十万计的为乡村教育奉献一生的“代课教师”被侮辱性地“清退”。昔日，日本将中国甲午战争的赔款首先用在基础教育领域，在短短十年时间里便实现了全民的免费的基础教育，基本消除了文盲。在此基础上，国力才突飞猛进，虽然经过了军国主义时代的歧途以及二战战败、经济崩溃的考验，但由于其国民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迅速便完成了国家的重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今天，连缅甸、尼泊尔、柬埔寨等远比中国贫困的国家，都基本上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中国的《义务教育法》却形同一纸空文，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农村适龄儿童的人数超过了一个欧洲中等规模的国家的人口。
   
    九十年代以来，出生在中国农村的孩子，其前途显得越来越灰暗，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成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受益者：一方面是农村经济的凋敝、农民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却是学费的猛增、高考制度的“杀贫济富”，使得农村孩子的辍学率迅速上升。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的机率，亦大大低于城市孩子；许多农村家庭的孩子即便考上了大学，父母也无力支付他们完成大学学业的所需要的昂贵费用。有感于此，全国政协常委叶大年院士在《中国教育报》上撰文大声疾呼：“一方面是全社会存在着大量奢侈浪费现象，一方面是八千五百万人（此为官方公布的文盲人数）竟然连接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多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浪费的钱，拿来投到教育如何？”他举例说，河北省威县是一个“普及九年教育达标县”，但该县贺营中学的三年间的总辍学率却到达了百分之九十。这个数字应当让教育部部长引咎辞职。
   
    情况之严峻，让一贯于避重就轻的教育主管部门不得不正面回应。在二零零六年年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披露说：二零零四年全国小学生辍学率平均为百分之零点五九，初中辍学率平均为百分之二点四九；部分西部贫困地区小学生辍学率为百分之二，初中辍学率在百分之七以上。他说，如果全国小学和初中的学生总数为一亿八千万的话，按全国平均辍学率计算，全国辍学的学生有二百三十万。然而，这个数字不足采信。同样是官方组织的《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的案例研究》课题组，在以乡镇为样本的抽样调查中发现，农村初中生辍学率最高的为百分之七十四点三七，平均辍学率约为百分之四十三。《中国教育报》披露说，由民进中央主持的一次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农村学校平均辍学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如此算来，全国辍学的初中生和小学生的人数当在七千万以上。这些数字与王旭明提供的“最权威的官方数字”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我们应当相信哪个数据呢？
   
    数据是抽象的，一个个的故事让人触目惊心。一名农村女孩因被剥夺上学的权利而跳崖自杀的惨剧，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虽然这个女孩后来获救了，但为了捍卫受教育的权利，她居然不惜付出生命代价，这究竟是谁之过呢？
   
    在甘肃省榆中县新营乡谢家营村山顶社，村民杨育祥劳作一年，手头上只有一千块钱的收入，根本不够交两个孩子的学费。夫妇俩不得不作出了一个无奈的决断——牺牲女儿的学业。为了显示表面上的“公平”，父亲设计了一个小小的计谋，他手里捏着两个纸团，对两个孩子说：“现在家里没钱，你们只能有一个人上学，你们抓阄把，抓上的就把钱（学费）交了。”他让十八岁的大女儿杨英芳女儿先抓阄，其实手里的两个纸团都是空白的。女儿随意拿过一个纸团，打开一看，纸上什么都没有，她一下子瘫倒在地。
   
    晚上，杨英芳独自来到离家不远处的一个叫二怀沟的地方，身后是深达三百多米的悬崖。她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书没有办法念了，我突然很绝望，就跳了下去。”她摔到了一片沙土之中，血肉模糊却没有致命伤。这里人迹罕至，她趴在地上忍受着剧痛呆了整整三天。经过几次晕迷，“突然听见上面有几个娃娃，我就呼救”。几名放羊的孩子发现了躺在悬崖下的杨英芳，她死里逃生了。
   
    杨英芳被救回了家。杨育祥难以忘记见到女儿刚刚苏醒过来的情形：女儿睁开眼睛叫了一声：“爸爸。”又昏迷过去了。父亲用脸挨着女儿毫无血色的脸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心中充满内疚和自责。家贫如洗的杨育祥没有钱送孩子上医院治疗，“直到女儿出事后第七天，才有好心人给了一千元钱，到医院看的”。
   
    杨育祥还是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了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女儿。说起这次“精心安排”的抓阄事件，这位忠厚老实的父亲嚎啕大哭起来：“我是实在没有钱啊！”对于同样无辜的杨英芳来说，她无法理解命运为何如此残酷。杨英芳成绩优秀，本来有考上大学的希望，当继续读书的机会戛然而止的时候，她无法接受这个可怕的事实，“那就像是天突然塌下来一样”。她在获救之后昏迷了好几天，只记得一件事，就是弟弟上学去了。“我就想着只有上学才能改变我的命运。”她躺在炕上，翻着书本，这是她惟一的寄托。
   
    据杨英芳所在的恩玲中学的张少华副校长介绍，考上大学是这里的孩子改变命运的惟一出路，孩子上高中期间的各种支出是农村家庭最大的负担，是“黎明前的黑暗”。杨英芳和父亲都没有任何过错，应当指责的是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过少。然而，有一个名叫鄢烈山的评论家，却居高临下地批评杨英芳缺乏“生活的勇气和信念”，并建议杨英芳应当先去城市打工，积累生活经验。我不知道这个自诩为大众“良心”的杂文家，究竟有没有真正的“良心”。他不去思索造成这一悲剧的制度性根源，以及中国教育制度的重大缺陷，反倒建议这个以死抗争的孩子出门去打工，说些“好女子志在四方”的空话，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鄢大作家在经济富裕的广州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并将孩子送到英国接受老牌帝国主义的贵族教育，却大言不惭地指责一个被生活逼到绝路上的乡村女孩。文人无行，莫过于此。
   
    同样是在甘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晚十一点，皋兰县一中高三女学生小青（化名）下晚自习后，在宿舍偷偷喝下了一瓶农药“敌敌畏”。不久，舍友们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农药味，随后就看见小青痛苦地在床上翻滚呻吟。老师和同学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将其送往医院抢救。她服毒自杀的原因是担心自己家庭困难，无力支付一百多元的高考报名费。
   
    小青的母亲赶到医院，一边哭泣一边呼喊女儿的名字。她告诉大家，家里经济困难，今年家里的房屋倒塌了一半，但全家还是全力支付孩子上学的费用。而该学校的副校长表示，小青在学校学习相当刻苦，成就也很优秀，是同学和老师眼中的好学生。近期学校要收一百多元的高考报名费，令家庭困难的小青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这可能是导致她喝农药自杀的原因。将小青逼上绝路的居然是对许多城里人来说轻如鸿毛的一百多元钱，可见贫穷是何等可怕，而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对贫困学生的资助是何等不足。
   
    在这群生活在绝望和哀怨中的农村孩子当中，马燕是一个幸运的“例外”。她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一名偶然到她家中采访的法国记者，这位记者将她的日记编辑成书，翻译成法文，并在法国公开出版。此书上市之后立即引起巨大轰动，马燕的命运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然而，倚靠西方人的好心和善心，倚靠外来的捐助和善款，只能改变极少数农村孩子的处境，这不是一个值得期待和可以推广的方法。如果政府部门继续不作为，如果教育经费不大幅增加和向农村的基础教育倾斜，大多数农村的孩子只能继续“自动”地失去受教育的权利，从而沉沦在社会的最底层，乃至“永世不得翻身”。
   
    孩子们为争取受教育的权利选择了自杀，这种毅然终结自己生命的举动，不是向父母抗议，乃是向一个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经济文化秩序抗议。然而，孱弱的杨英芳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无物之阵”，没有人为此负责，没有人倾听这撕心裂肺的呼喊，大部分人都像鄢烈山那样站在一边说风凉话。当一个社会失去基本的同情心的时候，这个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和睦相处的可能也就丧失了，这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也就动摇了。
   
    孩子们正在死去，父母们也在被逼上绝路。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日，十八岁的云南女孩邓欣（化名）得知自己考上了昆明医学院。然而，这个消息并没有为这个家庭带来任何的欢乐，却成为她的母亲的催命符。因家庭贫困，她的母亲担心交不起女儿的高额学费，于八月一日上吊自杀。如果说农村孩子的高中生涯乃是“黎明前的黑暗”，那么他们熬到高中毕业、靠着极端的刻苦精神考入大学，“黎明”也并未来临，“黑暗”也并未结束。更大的考验在等待着他们和他们的父母。“我宁可没有考上，宁可永远在家里种地种田，宁愿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是我害了妈妈！”一个多月来，失去母亲的邓欣的泪水几乎没有干过。
   
    如今，大学之门表面上向所有的孩子敞开，无论是农村的孩子还是城市的孩子，在考分面前人人攀登。但是，这种表面的平等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不平等。且不说地区间招生名额分配上的重大差异，那天文数字般不断增长的学费、杂费和生活费，让许多已经考上大学的农村孩子不得不望而却步。他们的家庭为了供养他们完成学业，大都欠下了巨额债务。
   
    邓欣的家乡在云南省沾益县盘江乡大兴村，这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很多人家除了种地，没别的收入来源。有的人家连买盐巴的钱都没有。”邓家也是常常没钱买盐的人家之一：爸爸邓云华在花山镇煤矿上给人打工装煤车，三年前因脑血管梗塞，丧失了劳动能力。奶奶七十岁了，妹妹十五岁，刚上初三。于是，妈妈李粉香不得不一个人挑着全家的生活重担，妈妈还患有严重的风湿病，一直在吃药。这个家庭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障和劳动保障，在面对灾难的时候可以说是毫无还手之力。李粉香到处借钱给丈夫治病，欠了一万多元的债——对一个常常连买盐钱都没有的家庭来说，这笔钱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妈妈的压力太大！”邓欣说。从知道女儿的高考分数开始，李粉香就天天叹息。“妈妈不知道怎么给我筹集学费，一年好几千元啊！还得供妹妹，至少要让她念完初中吧？”外债累累的邓家现在要借五十元钱都成了大问题。李粉香越来越绝望。早晨九点多，奶奶发觉儿媳有些不对劲：“她起得很早，给我倒了水，放好药，还把柴劈好搁好。可这时屋里好一阵没有动静了。我起来突然看见，她已经……”奶奶不成声。
   
    在李粉香上吊自杀后的第二天，邓欣终于接到了昆明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同时抵达的还有今年省教育厅下发的各项助困政策。母亲的自杀顿时变得轻如鸿毛——邓欣至今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如果妈妈知道我有条件获得各种资助，她还会死吗？”邓欣最终获得了当地民政部门、县乡政府、曲靖市交警支队筹集的近两万元资助——一起极端事件促使当地有关部门纷纷“献出爱心”。邓欣却从中读出了无比残酷的事实：“如果妈妈不死，我还能得到救助吗？”这是一种无比冷酷的逻辑：母亲献出的生命，女儿获得了援助，女儿所获得的援助是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如果母亲不死，像她这样处境的家庭还有很多很多，她因为没有学费而无法正常入学的命运，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人的注意。
   
    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绝望而死，他们是孩子，是父母，他们是大地上耕作的农民，是穷人，也是我们的同胞。我们不能漠视他们的存在。那些经常在口头上过瘾的“爱国者”们，那些习惯于在网络上骂人的“愤青”们，有多少人会认真对待中国教育的困境和同胞的死亡？改变中国的现状，如果避开改变中国农村的现状，就变成了一句空话；热爱中国，如果不关心中国的农村的现状，就变成了一句谎言。在农村，孩子们正在死去，母亲们正在死去，不是死于疾病和饥饿，乃是死于心灵的干涸和对未来的绝望。如此惨烈的悲剧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如今，中国政府已经拥有数目居世界第一位的、天文数字般的外汇储备，政府完全有能力将比较充足的教育经费投入到农村的基础教育之中。仅仅减免学费是不够的，还应当给予那些坚持就读的、贫困家庭的孩子以一定的生活补贴。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个家庭的命运、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在《西部的家园》一书中，我读到了大学生志愿者陈晓冬讲述的一个农村孩子的故事：那个孩子天真的一面，永远写在他的脸上。今天下课的时候，陈晓冬问他为什么读书，他一脸茫然地看着老师。他的表情告诉陈晓冬，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明白学习的真正目的似乎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正当陈晓冬感到迟疑时，这个孩子终于开口回答说：“我喜欢学习，学习多有意思啊！”
   
    我们能否满足这些孩子小小的心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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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6.1.2008 00:22
标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日前，中国官方媒体发表文章纪念中共元老习仲勋，习仲勋的女儿齐桥桥谈到了一个让她印象深刻的细节：文革结束之后，被监禁了十六年的习仲勋终于复出，主政广东，女儿齐桥桥随侍左右。

习仲勋到广东时，正是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期之一。经过十年动乱，民生凋敝，很多人以命相搏，到异地寻求“乐土”。当年八月，全省就发现偷渡外逃六千七百零九人。习仲勋多次深入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根据当时的规定，被抓的偷渡者要统统送到收容站。习仲勋实地察看收容站时，时值盛夏，收容站条件很差，看到这些偷渡不成反被关押的农民，习仲勋哭了。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而且，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一种敌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齐桥桥说，父亲到沙头角，看到香港那边灯火辉煌，而我们这边却一片荒芜，十室九空，只剩老弱妇孺，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觉得一定要搞经济特区，一定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在中共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幸存下来的习仲勋，是广东改革的倡导者，也是党内少有的开明派元老。在胡耀邦被非法罢黜的时候，他是惟一为胡耀邦辩护的元老；在八九民运中，他也坚决反对军队的镇压行动。习仲勋的眼泪是真诚的眼泪，不像今天温家宝的眼泪是作秀的眼泪，温家宝四处挥洒的眼泪比香港三流演员的眼泪还不值钱。习仲勋的眼泪里有真情，有怜悯，有愧疚，有羞耻。一个政权无论如何高举革命的旗帜，无论如何宣扬爱国的道德，却连民众的生存权都不能保障，民众没有用手投票的权利，便只好用脚来投票了。

在中共统治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难民涌向香港，以及从新疆逃入苏联的诸多重大事件。而中国公民偷渡到欧美发达国家，在统治者宣称“大国崛起”的今天，仍然屡禁不止。英国多佛尔海滩中国偷渡客集体死亡事件，震动英伦三岛，英国民众纷纷前往事故地点献花纪念，偏偏中共的使领馆为了“面子”而保持沉默。

习仲勋是少数将民众的生命看得比国家的面子更重要的中共高级官员。当今中共的“王储”习近平是习仲勋之子，不知他是否具有乃父的心肠，不知他是否会像乃父一样流泪？为山西黑窑的奴隶童工而流泪，为被埋葬在煤坑下面的矿工而流泪，为被像猪狗一样关押在各地“驻京办”的访民而流泪？为以以死亡相拼讨要薪水的民工而流泪？

当然，仅仅流泪是不够的。习近平的地位远比父亲高，施政空间也远比父亲大，且主管港澳事务。他若能顺应历史潮流，接受香港民众双普选的呼吁，则香港必能长治久安；他若能让内地向香港学习，不仅发展经济，且推动公民社会的壮大，不仅注重民生，且尊重民权，那么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则有可能超过乃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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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ltWerther    时间: 6.1.2008 00:27
标题: 回复 56# 的帖子
德国人正开始试图找到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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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7.1.2008 12:57
标题: 香港人如何学会“爱国”
（一）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近期在香港最热闹的电影，不是李安的《色戒》，而是声讨“汉奸”李柱铭的大戏。《色戒》中真正的汪伪汉奸、梁朝伟扮演的易先生的床上戏，大家看得津津有味；而李柱铭不过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希望奥运会促进大陆的人权状况的文章，便成为比易先生还要为人不齿的大汉奸。如今的香港社会，真个是：遍地“爱国贼”，满街北方姑，如此可以一雪百年殖民地的耻辱了。

香港的“爱国贼”大致有三种人。一种是政客，在香港当官不是靠民众的选举，而得看北大人的脸色，因此“爱国秀”便成为讨好北大人的惯用伎俩。一种是富商，他们大笔的投资都在祖国内地，成千上万的奴隶劳工都得由共产党的军警宪特帮助管制，自然要感恩图报，谁敢与共产党过不去，便跳出来咬谁。一种是愤青，其智商和情商都有严重缺陷，既没有仔细看过李柱铭的原文，也不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爱国乃是爱土地与同胞，而非政权、政党、党魁及其情妇。

有人指责李柱铭竟然公开挑战胡锦涛，简直就是吴三桂、汪精卫。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胡锦涛一个人便能“代表”中国吗？昔日自称“朕即国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转瞬之间便被革命党送上了断头台，谁能说革命党不爱国呢？我们是中国公民，不是中共的臣民和奴隶。我们有权批评包括胡锦涛在内的所有领导人，我们的批评恰恰说明我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对于那些政客和富商，我无话可说。在昔日港英治下，他们可从来不敢标榜“我有一颗中国心”，他们可是天天都梦见威严的女皇。如今，他们才是“忽然爱国”的典型。而对于那些知识不足、思维混乱的愤青，我觉得还有几分挽救的余地，可以免费给他们上几堂历史课。不知历史，何以爱国？

最近，《大地杂志》和《凤凰周刊》先后报道了一段被长期隐蔽的历史：日本投降之后，共产党在东北招兵买马，收纳三万日军。共产党利用这些手上还沾着中国人民鲜血的日军官兵，在内战中继续杀戮国军和百姓。中共最早的空军部队便是由这群日军训练出来的，中共第一任空军司令王海便日本名师的高徒。所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才恬不知耻地说：“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看来，毛泽东、周恩来才是真正的卖国贼。好好与曾特首一起学习一下中国历史，香港的左派愤青们才不至于胡乱派发“卖国贼”的高帽。


（二）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据新华社报道，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五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

习近平在会见中表示，“中美建交二十八年来，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两国共同利益不断扩大，合作领域持续拓宽。中国愿与美国一道，加强对话、互信与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以上都是些不疼不痒的空话和套话，胡锦涛如是说，温家宝如是说，习近平如是说，李克强也会如是说。中共官僚越来越平庸化，越来越“同质化”，连语言也缺乏个人风格，像是出自一个秘书之手。

值得注意的倒是后面的一段谈话：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希望美国与中国一道，坚决反对、有效制止陈水扁推进入联公投等台独分裂活动，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共同利益。

爱国爱得发狂的港胞们，不可错过这番精彩的言论：这难道不是公然出卖国家主权的行径吗？既然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为什么作为皇储的习近平先生要主动邀请美国来过问呢？这不是自动承认中共当局是美国的傀儡吗？李柱铭到美国去呼吁几句利用奥运会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回来后便被若干爱国港胞斥责为汉奸，我对这些爱国港胞高度敏感的爱国佩服得心五体投地；出于同样的逻辑，习近平的这番讲话，更是拱手将中国的内政问题交由美帝国主义来决定，比起李柱铭的言行来，岂不是更彻底、更危险的卖国？岂不更应当群起而攻之、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我却发现，前段时间那些义愤填膺、恨不得将李柱铭五马分尸的爱国港胞们，此次却一致保持沉默。原来，爱国也是有选择性的，谁会为了爱国而得罪未来的国家元首呢？看来，世上的事情，就像陈可辛的电影《投名状》中主人公的台词那样：当匪，就要当最大的匪。同样道理，卖国，也要来一票最大的，当上了头号的卖国贼，看谁还敢说三道四的？

习近平呼吁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亦是萧规曹随，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几任中共党魁，都曾经像美国发出过同样的呼吁。不过，可笑的是，此次习近平对话的对象，并非现任的美国总统，而是已经卸任二十年的“前总统”卡特。习近平大概不了解美国的政治结构，以为卡特可以像邓小平、江泽民那样垂帘听政，于是便跟卡特畅谈起天下大事来。殊不知，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当过总统，便终身都是总统的铁腕人物。铁打的白宫流水的总统，任何一名美国总统，只要在任一天，便拥有一天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而一旦卸任，便成了地地道道的一介平民，不再有一丁点的公权力。因此，习近平邀请卡特来干涉中国的内政，显然是找错了对象。


（三）香港正在沦陷之中

大陆宪政学者王怡写过一篇题为《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的文章。是的，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每当我回到四川老家，看到一群群失业工人和失地农民的时候，看到这些在这片土地上只能“好死不如赖活”的同胞的时候，就不禁叹道：沦陷于同族的独裁，有的时候甚至比沦陷于异族的统治还要糟糕。

一九九七年以来，香港并非“回归”而是“沦陷”。香港沦陷于中共的专制制度，沦陷于日趋严密的新闻控制，沦陷于“合法”的窃听，沦陷于被北京遥控的傀儡特首，沦陷于叶刘淑仪、曾宪梓与李嘉诚等“卖港求荣”的罪人。此次立法会议员、民主党副主席、支联会秘书何俊仁先生，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在中环闹市区的餐厅中遭到歹徒的毒打，此一事件再次表明香港已然沦陷为中共黑帮之殖民地。

香港素有法治社会之美誉，此一恐怖主义事件足以让每一个市民挺身置疑港府：香港的法治何在？香港的安全何在？现实中的香港与杜琪峰的电影《黑社会》相比，究竟有何种差别？特首、保安局长、警务处长等拿着高薪却不能保护市民的要员们，为何还不停职反省乃至引咎辞职？

我在访问香港的时候，与何俊仁先生有过多次美好的会晤。何俊仁是一位有大侠气概的君子，不仅致力于推动香港本地的民主发展，也密切关心大陆的民主化进程。他还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作为一名在保钓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香港本土知识分子，他矢志不渝地呼吁日本践行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我记得何俊仁曾经带我参观香港立法会，向我详细介绍了立法会的历史与现实，并认为这是英国为香港留下的一项重要的政治遗产。

二零零五年，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作家、记者师涛因撰文讨论“六四”问题而被当局判处十年徒刑。何俊仁自告奋勇义务为师涛担任律师，负责处理在海外起诉向中共当局提供师涛个人资料的雅虎公司的法律事务。何俊仁在香港是一位着名律师，如果他将这些时间用于处理某些商业性案件，轻而易举便可获得数十万元的报酬。但是，对他来说，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社会的公义与公正、人民的民主与自由。

真正的爱国者，既爱香港，也爱大陆，爱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以及生活于其上的同胞。爱国绝非爱中共和爱北京，更不是以中共之是非为是非、以中共之好恶为好恶。最恬不知耻的是，作为一个出卖国家土地和利益最多的僭主政权，中共却堂而皇之地对香港人施起了爱国的魔咒。最可悲的是，居然有那么多香港人一听爱国咒语便两腿发软，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于是，支持《二十三条》之恶法，欢迎木乃伊般的“太空人”，参加“与狼共舞”的庆回归游行……其中不乏香港各阶层人士的身影。

有何俊仁、司徒华、余若薇、黄毓民、朱耀明、刘慧卿、李柱铭的香港，是有活力、有生机、有希望的香港。如果这些敢言者全都闭嘴了，那么香港也就彻底“大陆化”了。此次何俊人被毒打事件，乃是中共向香港民众释放出的恐吓信号：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所有香港居民而言，是安心做奴隶，还是奋起争民主，已然到了不可回避的选择关口。


（四）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正在进入民主发展的关键时期，倘若民主派和大部分民众都能齐心协力推动普选，未来的香港必将既有自由也有民主。此次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这两位最有名的女性之间针对立法会议席的选战，堪称“民主与非民主之争”，也是观察香港未来政治趋势的一个风向标。

在陈方安生宣布参选之后，泛民主派大部分公开表示对她的支持，但仍有“长毛”梁国雄等不予认同。而亲中的党团和社群都“一致拥护”叶刘淑仪，没有人敢对其说三道四。哪边民主，哪边不民主，一目了然。奇怪的是，若干香港媒体纷纷为叶太造势，此种造势运动就连身为特首曾荫权“老朋友”的议员郑经瀚也感到“目不忍睹”，撰文批评媒体一直过分褒扬叶刘淑仪的名望和能力，根本是假相！

某些港人对叶刘淑仪顶礼膜拜，却忘记了在四年之前，正是叶太为强行通过二十三条恶法“鞠躬尽瘁”，激起百万港人上街游行。北京方面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叶太被迫辞职离港。“民主杀手”在赴英美镀金之后，难道洗心革面、摇身一变成了“民主女神”？在我看来，叶太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某些港人。昔日，有瑞典人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今日，则有某些港人则患了“叶刘淑仪综合症”。

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为人质情结、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1973年8月23日，两名罪犯在意图抢劫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营救他们的努力，转而支持绑匪。研究者发现，这种综合症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此症状。

中国大陆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最流行的国度。许多在“反右”和“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士，重新走上红地毯之后，又对中共死心塌地，甚至参与对他人的压迫，如“右派总理”朱熔基、“右派文化部长”王蒙。“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大右派储安平，他的儿子音乐家储望华亦积极参与中共的文化宣传，并以此来“告慰父亲”。这些人都是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分析了该症状在中国流行的原因：中国大陆的新闻、文化、教育都由中共中宣部垄断；整个社会高度控制，不能有任何非政府的结社和活动；人的生命没有基本保障；中共政权对人们施加小恩小惠。

在香港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有些人是因为与大陆有庞大的商业利益；有些人则是爱国心爱错了地方，错把他乡当故乡，错把中共当中国。“叶刘淑仪”综合症乃是香港之耻，表明某些港人的心智还停留在婴孩期。


（五）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香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立法会议席的选战如这次激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选战是香港与北京之战，是民主与非民主的之战，是香港未来兴衰存亡的风向标。难怪黎智英先生大声呼吁港岛居民都来投下“良心之票”，并宣称倘若叶太当选，他将考虑移民台湾。

选举的结果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陈太战胜了叶太。叶太得意地以北京的代理人自居，昔日不顾千夫所指也要强行通过二十三条，北京对其忠诚度自然是百分之两百地放心。此次叶太一宣布出马竞选，不仅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党民建联立即鼎力支持，而且亲北京的商界大佬们也都掏出巨资援助。于是乎，上门扫票，从寒门走到豪宅；电话催票，从北京打到香港；群众集会，人潮汹涌；车队接送，一丝不苟……颇有些台湾民进党善于经营选战的气势了。

再看陈太这边，除了“良心”之外，可以说一无所有，没有钱，没有人，没有媒体的宣传机器，更没有港府的背后支持。但陈太还是赢了，香港还是赢了。陈太在发表谢票演说时说：“虽然我们的人力物力和对方没法比，可是始终我们是胜利的。最感谢的当然是香港市民。我一直非常相信香港市民是有智慧的，在关键时刻他们会站出来，清楚表达他们的意愿。”

十七万票对十三万票，差距并没有我预料的那么悬殊。面对那投给叶太的十三万票，我感慨万千。叶太曾经有一句抹黑民主的名言：“希特勒也是民主投票选举出来的。”这句话其实应当说给这些投票给叶太的选民听。昔日投票给希特勒的人，与今日投票给叶太的人，其心思意念是何其地相似！当年那些投票给希特勒的人，亲手葬送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今天那些投票给叶太的人，不也试图将香港变成共产党的禁脔吗？

我不知道这些投票给叶太的选民当中，有没有当年为反对二十三条立法而愤然上街游行的人；有没有当年为抗议北京的“六•四”大屠杀而愤然上街游行的人；有没有真正爱香港、盼望香港的民主与自由不受北京的侵害的人。我不知道这些投票给叶太的选民当中，有多少人误以为叶太前两年赴美留过学、经过了民主熏陶而洗心革面，有多少人仅仅是为了眼前的一点小小的利益而不惜牺牲香港的未来，有多少人本来就是“有奶便是娘”的本性。尽管我心中鄙视这些投票给叶太的人，但我清楚地知道，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民主需要付出的代价。热爱自由和民主的人所投出的一票，与愿意当奴隶和奴才的人所投出的一票，具有同样的价值。

面对这十三万张票以及遍布全香港的更多的同样倾向的票，泛民主党派不可掉以轻心，更当严阵以待。如果能够将这十三万变成三万，乃至三千、三百、三十，那么香港的民主将无后顾之忧。


（六）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住在台湾的美国人权法律协会亚洲区执行长朱婉琪，在香港海关被拒绝入境并被遣返回台。朱婉琪如此描述当时的场景：“在我的身边差不多有七八个女士官员，还有男的，用镇暴毯把我包起来。六个女士架着我，六个男士推着轮椅把我推到登机口。那个场景真的是令我沮丧和愤怒。”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律师帮助她与海关官员沟通以后，向她解释说：“这个问题是高层的决定，海关没有回旋的余地。”

朱婉琪被香港拒之于门外，海关声称她可能“对香港不利”。难道朱婉琪是恐怖分子，是曾经让香港富豪和政要们闻风丧胆的“惊天大贼王”张子强吗？显然不是。朱婉琪是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是一位遵纪守法的好律师，她会对香港造成什么“不利”的局面呢？原来，香港海关的电脑里显示出，她是法轮功学员，而且是法轮功的律师。

两年以前，香港着名政论杂志《开放》的总编辑金钟赴澳门旅游，被澳门拒绝入境。投诉之后，迄今未得到澳门方面的答复。那时，香港媒体纷纷惊呼：澳门变得与内地越来越像了！如今，在香港海关亦发生了同样荒谬的情况，与其说香港逐渐“澳门化”，还不如直接说香港已然“内地化”。

香港海关不敢说出拒绝朱婉琪入境的命令究竟来自哪里的“高层”。是特区首长曾荫权，还是北京的中共政治局？海关负责人三缄其口。海关的电脑资料中，究竟有多少人名列黑名单之上？这些都是“国家秘密”，谁要刺探此“国家秘密”，谁就危害了“国家安全”。香港民众的知情权遭到了肆意的践踏。

如果是特首亲自下的命令，那么这一举动表明特区政府恬不知耻地以北京当局的附庸自居。特首根本不是香港民众直接选举出来的，而是北京操纵的小圈子选举的产物。所以，特首根本不会顾及香港民众和香港舆论的意见，惟北京马首是瞻。只要讨好了北京，便可稳做此“儿皇帝”的宝座。

如果是北京当局直接下的命令，那么更表明“一国两制”的承诺在香港已经荡然无存。北京不仅决定特首人选，而且连谁能进入香港、谁不能进入香港都要事无巨细地关照到。看来，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在哈佛完成博士学业之后，想要到香港的大学来教书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了。哪所香港的大学有胆量逆中央的意志而聘请王丹呢？即使有大学敢于下聘书，王丹恐怕也无法在香港入境，他的身份可比朱婉琪“敏感”多了。

六四屠夫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可以到香港，在香港媒体上公然为天安门大屠杀辩护；而人权律师朱婉琪女士却不能踏上香港的土地，不能履行其律师的职责。这样的“区别对待”，符合香港的主流民意吗？

回归十年，香港已经由流光溢彩的自由港蜕变成了黯淡无光的大监狱。不愿接受“温水煮青蛙”的命运的香港人，惟有到维多利亚公园去点燃那盏明亮的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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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3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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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9.1.2008 21:56
标题: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曾经批评说，今天的大学盛产奴才和愤青。当大学教育刻意回避爱、理性、宽容和多元文化的价值的时候，当大学教育故意灌输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精英主义等思想的时候，愤青便被批量生产出来。请看今日之网络，岂不是愤青的天下？

愤青很喜欢发出嘘声来。北大学生尤其以嘘声为标识。嘘，是大学生青春的标志，是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本性的流露。更何况这里是北大，这里是谁也不服谁的地方。嘘，并没有什么不好，只要嘘的是可嘘之人与可嘘之事，譬如对权贵之嘘，就是北大之风骨。但是，很多时候，嘘的举动却出自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愚昧与偏狭交织的情感。

我有一个很深切的经历：在北大的大讲堂看电影，必须忍受此起彼伏的嘘声。有的嘘声，确实嘘的是时候，比如是导演弱智的安排和演员做作的表演，比如是穿帮的情节和粗俗的音乐。当然，如果放映员出了差错，忽然屏幕上没有画面了，大家更是群起而嘘之。但我也注意到了一个很有特别的现象：招致嘘声最多的地方，是某些好莱坞的惊险片中，当美国的星条旗冉冉升起的时刻，以及英俊的“美国总统”发表讲演的时刻。那时候，嘘声此起彼伏，简直要把屋顶掀翻了。

有一次，放映的是科幻动作大片《独立日》。故事发生在七月二日至七月四日这三天之间。美国人正准备热烈庆祝七月四日独立日（注意，是独立日而非国庆日，两者含义大不相同），外星人的舰队竟然大举包围地球，不由分说地对美国的几个大城市展开了致命的攻击。他们的目的是要消灭全人类，占领地球。于是，智勇双全的美国总统比尔？普尔曼号召世界各国共御外敌，将七月四日就变成地球的独立日。在电脑专家杰夫？戈德布拉姆和黑人空军飞行员威尔？史密斯等人协助下，地球人对外星人展开了全面反攻。“地球反击战”是一次集体行动，既有正规军飞行员，也有民间的杂牌军，最后连总统也亲自上阵了。美国总统驾驶着战斗机冲上了第一线。现实世界的美国总统当中，确实有不少人曾当过飞行员，如布什总统。但电影中的总统绝对是一名英勇无畏的战士，总统亲自上战场，也是美国电影特有的直率单纯的表达方式——在其他国家的电影中，很少有国家元首到前线作战的镜头，那会被当作“匹夫之勇”看待的啊！

这部电影的情节很老套，动作和特技却堪称一流。尤其是大战前夕总统先生亲自发表的那番演讲，更是让人热血沸腾，这段话如是说：“早上好，一小时之内，这里的战机将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战机联合起来，进行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战。人类这个词，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已有了一个全新的含义。我们不能再因为彼此间微不足道的差异而无谓消耗，我们应该为我们共同的利益而团结起来。也许是命运使然，今天是七月四日，你们将再一次为我们的自由而战，不是为了摆脱暴政、压迫和残害，而是为了我们继续的生存。今天，如果我们赢得这场战争，七月四日就将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一个美国的节日，而将成为这样一个日子，全世界用同一个声音宣布：”我们不会就此无声无息的步入黑暗，我们不会就此放弃斗争而走向消亡，我们将继续活下去，我们必将继续生存。‘就在今天，让我们庆祝我们的独立日！“此时此刻，外表俊朗的”总统先生“，一边注视着冉冉升起的星条旗，一边自豪发表了这番演讲。这是好莱坞剧作家的拿手好戏。

“总统先生”的话音未落，全场的嘘声，突然如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我完全弄不清楚，同学们为何会如此激动。尽管我也不太欣赏美国人过于张扬的性格和表达方式，但我知道，电影仅仅是电影，娱乐仅仅是娱乐，这番台词并没有冒犯到我的自尊心。难道是我的自尊心太不敏感了？难道对中国的爱必须通过对这部美国电影的“嘘”来表达？我并不这样认为。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嘘美国，美国与我们有深仇大恨吗？好像没有，南京大屠杀不是美国人干的。惟一的理由便是：美国比我们强大，凭什么它就要在世界上耀武扬威的？于是，这便成了嘘美国的关键理由。但是，我很怀疑那些嘘得起劲的家伙，他们内心真的厌恶美国。他们种的许多人，一边用嘘声表达对“美帝国主义”的深恶痛绝，一边却宁可不学专业课，也要拼命背诵英语单词辞典、接受新东方培训、参加托福考试，然后在美国使馆门口排队办理签证。如此看来，这番嘘声，实在是过于虚张声势了。

然而，这种已成“大气候”的嘘声的背后，总有些耐人寻味的东西。那是一种不健康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那是一种极其强烈的“我们”对“他们”的拒斥、敌对乃至仇恨。这种心态在九十年代中期便成为大学校园中的主流，当网络逐渐兴起之后，这群人遂被定义为“网络愤青”。“网络愤青”们昂首阔步地从文革的斗争哲学中走出来，仿佛他们的身边到处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坏人。这种不由自主的、毫无理由的“刻骨仇恨”，在北京大学这个地方竟然如此有市场，这对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来说，多少是一种嘲讽。这种现象至少可以说明，这座学校里的许多人已然丧失了健全的心态、理性的思考和开放的胸怀，这座学校已远离了“拿来主义”盛行的时代，那个“万象为宾客”的时代已经不可思议地成为天方夜谭。其实，别人在电影里升升自己的国旗，吹吹牛，这有什么了不起的？笑一笑就过去了，犯不着给对方贴一个“大美国主义”的标签。我们自己的电影里，尤其是武功片里，不也是时常出现我们的功夫之王将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全都打地鼻青脸肿的吗？那么，人家鼓吹鼓吹七月四日，你为什么就认为是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呢？连这也忍受不了的人，不过是心理素质太差的懦夫而已。

忽然，我想起过了一个世纪之前的义和团运动。那也是一群以嘘声自得其乐的人。洋人的枪炮有什么了不起的？看我们一起发力将他们嘘回老家去！愤青人格与奴才人格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义和团的屠刀杀向外国传教士和教徒（虽然也是他们的同胞）的时候是毫不手软的，这是他们作为愤青的一面；但当他们遇到慈禧太后的时候，照样三跪九叩，声称“扶清灭洋”，这是他们作为奴才的一面。于是，他们拙劣的把戏，居然骗过了无比精明的老佛爷；于是，清廷下诏说：对万国宣战！历史学家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细致地梳理了义和团运动的文化和思想资源。刀枪不入与降神附体，是义和团宗教仪式的两个标志。所谓刀枪不入，即经过艰苦的身体锻炼，人们能够学会意念高度集中与绷紧肌肉的技巧，从而使练习者能够抵挡刀砍甚至利器刺腹。“他们夸耀说，除了大刀和扎枪之外，火枪也能被抵挡。”神灵附体更是为中国农民所熟稔的概念，当拳民们被某个神附体时，他们的行为跟他们在戏台上所看到的神的行为一样。例如，受猪八戒附体的人会用鼻子在污物中拱来拱去，各式拳手总是操其附体神仙所适用的兵器。神话和戏剧为这些行为提供了“叙述背景”，观众与看一出戏所表现出来的热闹兴奋的场景是如此相像。于是，义和团一边唱戏，一边上战场了。

靠穿戏服的义和团便可以富国强兵吗？靠念咒语的义和团便可以报仇雪恨吗？看到带头大哥们个个都那么信心百倍的，鸦片战争以来，国人从皇帝到奴仆，个个都怕极了洋人，如今居然有一群老实巴交的农民，丝毫也不怕洋人！他们一定不简单，他们一定有法术！殊不知，极度的自卑，其表现形式往往是极度的自信。盲目排外的行为，那些最弱势的文化群体最为擅长。于是，关羽、张飞、赵云、孙悟空、姜子牙、张天师、观音娘娘一起登场上阵。他们在演戏，在梦游，周锡瑞教授评论道：“当义和团的宗教形式成为戏剧表演时，它也获得了这种创造性潜力。旧思想、旧神仙和旧价值全被赋予了激进的新潜力。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基督徒和西方传教士的自由世界，义和团将世界作为舞台，上演了一出他们自己创造的社会活剧。”如此，满心的委屈虽然一时得到了发泄，其结果却是神仙的子民们所料想不到的。让我们来看看“爱嘘者”的命运吧：洋人罪恶的子弹，照样顺利地穿进大哥们的身体里，在那一瞬间，附体的神灵们立刻脱壳而出逃命去了。原来，天兵天将并没有与大哥们在一起，撒豆成兵、剪纸成军的吹嘘，从来没有变成过现实。

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越一无所有，越有嘘的欲望。弱者喜欢嘘强者，强者一般不会去嘘弱者。我发现，“嘘”这个字的构造真是太有意思了：左边是口字旁，表示实施这一动作的身体部件是口；右边是个“虚”字，揭示了这一行为的本质是掩饰其内心的空虚、孱弱与卑贱。经过一阵阵的长嘘短嘘之后，人们似乎嘘出了点自信心。不过，这种自信心是个肥皂泡一样的空壳，一下子就戳破了。我家对面的邻居，家里的两个小孩都是无赖恶少，而我家两兄弟是人见人爱、人见人夸的好学生。两相比照，邻家孩子的母亲心理不平衡了。她以她并不高的智商琢磨了好久，结果琢磨出一套理论出来，逢人便讲：“读书有什么好？他们家的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学习成绩好，将来并不一定考得上大学；将来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还愁分配工作。我家孩子就是不愿读书，他们早早自力更生，靠力气吃饭，我们当父母的也就不操心了。”她讲得唾味星子乱溅、神采飞扬的。然而，有一天，她的两个儿子因为犯罪，一前一后被铐进“局子”里去了。她这才像霜打的茄子一般，从此便沉默不语了。爱“嘘”之心，人皆有之，因为人人都有弱点。可惜，无论你怎样嘘，仍然不能把弱点变为优点，反而使弱点更加彰显出来。

那位可怜的母亲的心态、北大大讲堂中满堂弥漫的嘘声，以及义和团红旗飘飘的活报剧，都是一种“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北大学生本该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心胸，本该有开得起玩笑的智慧，而不应当像好斗的公鸡一样，随时寻找作为消灭的对象的“阶级敌人”。但是，当我听到此种嘘声之际，便发现北大学生的眼界并不比其他人宽阔和高远。他们心浮气躁，似乎嘘声越大，爱国心便越赤忱。北大与其他大部分的大学一样，成为了愤青的天堂。愤青的心中只有恨而没有爱，只有苦毒而没有宽容。鲁迅对这种人早有精彩的论述：“他们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个国家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内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得不得了；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光荣，他们自然也就有光荣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己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需用mob的长技，一阵乱躁，便可制胜。”所谓“制胜”，当然是假话，不过是把“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罢了。大学本该是开放的前沿，是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当大学老师放弃了引导学生接近真理的使命的时候，大学遂成为孳生种种极端意识形态的和愤青的温床。

极度的自尊背后是极度的自卑。愤青们的嘘声并不能实现中国的崛起。当年，印第安人在面临北美殖民者的蚕食的时候，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不是对白人开战，就是自己接受文明。开战带来更野蛮的杀戮，有时甚至是种族灭绝；而文明显然是他们不能接受的，他们以傲慢对抗文明，与他们以懒惰之对抗文明，几乎是同样的顽固。沃尔内在其《美国气候与土壤概述》中写道：“在所有部落里，还有一些年老的战士看到有人在使用犁时，仍在喊叫破坏古风。他们认为，野蛮人使用这种新玩意儿，只能使他们堕落，而为了重振他们的荣誉和威力，只要恢复他们的古风就可以了。”印第安人认为辛苦劳动是下贱的活动，将种田的人比作耕田的牛，把白人每一种手艺都看成是奴隶的劳作。他们对白人能力和高超智慧倒是不乏敬佩之感，但他们在赞扬白人的勤劳成果时，又觉得自己比白人更聪明。他们嘲笑白人的勤劳，嘲笑各种新式的武器和工具，相信祖先会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但是，这种虚幻的自豪感不可能永久地维持下去。命运对这个民族残酷无情。一八三一年，托克维尔来到密西西比河流域，他看到这样一幕迁徙的悲壮场面：“当时正值隆冬，而且这一年奇寒得反常。雪花在地面上凝成一层硬壳，河里漂浮着巨冰。印第安人带领着他们的家属，后面跟着一批老弱病残，其中既有刚刚出生的婴儿，又有行将就木的老人。他们既没有帐蓬，又没有车辆，而只有一点口粮和简陋的武器。……在那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既没有人哭喊，又没有人抽泣，人人都一声不语。他们的苦难由来已久，他们感到无法摆脱苦难。他们已经登上载运他们的那条大船，而他们的狗却仍留在岸上。当这些动物最后发现它们的主人将永远离开它们的时候，便一起狂吠起来，随即跳进浮着冰块的密西西比河里，跟着主人的船泅水过河。”这段极富感情色彩的文字摧人泪下。印第安人的遭遇值得同情，但他们抱残守缺的自信乃至自负，是否值得后来者反省呢？“他们”的命运看上去离我们那样遥远──真的遥远吗？

印第安人嘘到后来，终于再也嘘不出声音来了，惟有斑斑的血泪。二十一世纪初的北大，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却还有那么多的精英学子嘘得不亦乐乎。如果大学成为生产愤青的工厂，那么大学教育从整体上说是失败的。如果新一代的中国青年的主体是愤青，那么中国文化的复兴希望渺茫。鲁迅说过，自大狂是“文化竞争失败后，不能再见振发改进的原因”。当“爱嘘之心”成为“良民证”和“爱国卡”的时候，“爱国主义”就变质为“害国主义”了：嘘了这么久，敌国并没有被嘘成经济萧条，我们自己也并没有被嘘成地上的天国。

——二零零八年一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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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2.1.2008 20:41
标题: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在美国西雅图参加世界电玩大赛的台湾选手刘佑辰，获得了其中一个项目的铜牌。就在比赛前一天，这名年轻人的父亲突然过世了，他化悲痛为力量，终于赢得了一枚弥足珍贵的奖牌。在上台领奖时，刘佑辰兴奋地展示了一面中华民国的国旗。谁也没有料到，颁奖典礼结束后，两名大陆选手沙君春和李小峰，带领团员包围刘辰佑，对其动手动脚，甚至恶言相向：“你们是狗生出来的吗？”台湾外交部副发言人叶非比形容当时的情形说：“刘佑辰下台以后马上遭到中国代表团的挑衅和叫嚣，有不雅的言辞，同时也有粗暴的行动，也就是用脚来踢我们的选手。”大会安全人员即刻出面制止，并通知警方到场处理。

叶非比说，台湾驻西雅图代表处已经向世界电玩大赛主办单位提出抗议，并且请美国警方协助维护台湾团员安全。叶非比也谴责了中国大陆以粗暴行为打压台湾的做法：“中国在国际场合对我们的打压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态度。这样的作为只会加深我们国人的愤慨。”在接受记者询问的时候，中国大陆国务院国台办表示，还没有听说这个事件。这是大陆官员的习惯性反应：他们敢于怂恿选手辱骂和攻击刘佑辰，却不敢公开承认，其色厉内荏的本质昭然若揭。

据台湾媒体报道，刘佑辰被大陆选手辱骂的消息传回台湾后，引起巨大的反响。蓝绿两党的立委同声谴责，认为大陆选手不该出言侮辱，这样全台湾的人都无法忍受。究竟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究竟谁是台独势力的第一推手？很明显，是中共当局。由此一细节可以看出，两岸问题的症结不在台湾，而在大陆；不在民进党或国民党，而在共产党。用高压的手段不能获得民心，用野蛮的方式不能赢得信任。中共使用此类下流卑劣的方法对待台湾，不仅不能让台湾乖乖地挂起白旗，反而让台湾民众同仇敌忾，渐行渐远。对于此次事件，国民党立委郭素春表示：“在国际舞台上，大家比的应是实力，不是拳头。”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王幸男指出：“中国可以打死台湾，但是不可以侮辱台湾。”他要求中国立刻召回口出恶言的沙君春与李小峰并予以惩处，胡锦涛应向全世界和台湾人民道歉。他还反问道：“台湾选手因为拿中华民国国旗遭到辱骂‘狗生的’，难道今日摇旗替王建民加油的侨胞也是‘狗生的’吗？我们有因为中国人拿五星旗，而说他们是‘猪生的、牛生的’吗？这样真的有尊重台湾吗？”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王拓表示，中国选手对台湾的行为，让他想到中国在受帝国主义者侵略时，帝国主义者以“禁止中国人与狗进入”来羞辱中国人。中国自诩为文明古国，没想到竟然如此肮脏下作！王拓还说：“中国口口声声说台胞是同胞骨肉，现在骂台湾人是‘狗生的’，那中国人呢？”

那两名侮辱甚至攻击台湾选手的年轻人，尚君春和李小峰，大概从来没有去过台湾，对台湾的历史与现状也一无所知；同时，他们也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一定毫无了解，稀里糊涂地便成了少年法西斯。他们不知道台湾的民主成就，更不了解大部分台湾人友善与温和的性情。井底之蛙，方会夜郎自大。他们是中共当局狂热的民族主义教育和宣传的牺牲品，用历史学家袁伟时的话来说，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华民国的国旗乃是若干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先贤设计的，在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期间也是民族意志的象征。比起中共的五星红旗来，这面国旗更有历史感和凝聚力，更值得尊重和珍惜。即便不认同中华民国国旗，但既然大家同是华人，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各自彰显各自的旗帜，而不必以“汉贼不两立”的二元对立思维，来封杀、羞辱和攻击对方。早前，海外观察家在评论朝鲜半岛南北领袖高峰会时，顺带提到海峡两岸问题，很无奈地问道：“为什么南北韩都已经是联合国承认的主权独立国家，他们都能在民族感情上惺惺相惜，离散家属的会面也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和帮助，而反观两岸，近二十年的民间交流却引发双方越来越远的心理距离，猜忌、怀疑、恐惧的表征之下，哪里还有一点同是中国人的亲切感？”这个问题该由江泽民和胡锦涛来回答。

那两名穷凶极恶的年轻人，也许并不是中共党员，当然更不是衰老、僵化而保守的官员。他们并不需要如此表现一番，以换取仕途上的升迁。既然他们有资格出席国际电玩大赛，表明在接受新兴的科技和知识方面，确实有一定的特长。这一代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长大的青年人，应当破除意识形态的壁垒，以更加开放和宽容的心态面对两岸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应当本着和平与和谐的原则，携手共同创建两岸都能享有的美好明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两名年轻人的身体虽然生活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精神却滞留在盛行“斗争哲学”的毛泽东时代。如果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都是此种糟糕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我们对海峡两岸和平共处的前景难以抱乐观的期望。

这两名年轻人之所以有如此粗暴甚至疯狂的言行举止，像闯进瓷器店的公牛一样，跟他们在中国大陆接受的文化熏陶和宣传灌输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用王怡的话来说，这些人在自己的财产受当权者侵害的时候默不作声，但一谈起台湾问题便蹦起八丈高，这是一种奇特的精神疾病。始作俑者是中共当局，中共当局最后亦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是鼓吹斗争和仇恨的宣传和教育，才炮制出若干中国民众条件反射般的、对台湾喊打喊杀的仇恨心理。而此种扭曲的心态，又刺激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选择台独的道路。台独的声浪越来越高，大陆这边的莽夫们动武的主张亦跃跃欲试。这简直成了一种无法遏制的恶性循环。

爱因斯坦说得好，民族主义乃是流氓手上最后一张王牌。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面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崩溃之后留下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真空，中共当局有意识、有计划地掀起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狂潮，企图将其作为最后的“强心剂”，维持其丧失了正当性的统治。官方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明显减少，对魅力尚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宣传则加倍进行。近年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在中国日渐升温，也成为反西方、反民主的武器。从《中国可以说不》的洛阳纸贵，到香港澳门回归时盛典；从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后官方精心组织大学生冲击美国驻华使馆，到美国遭受“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若干中国民众幸灾乐祸的欢呼；从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当天市民“自发”的庆祝游行，到“刘翔神话”和“姚明神话”的大肆渲染；从二零零五年春当局收放自如的“反日”狂潮，到“神州”上天、“嫦娥”登月之后某些国民的欣喜若狂……当局的伎俩至少部分地获得了成功。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能否填补民众的虚无主义、转换民众的功利主义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中共并不具备民族主义者的合法身份。就在当局打出爱国旗号的同时，却对民间保钓运动、民间对日索赔的努力十分冷漠，对印尼、俄罗斯等国的排华运动保持沉默，其虚伪性暴露无遗。中国割让给苏俄的土地面积，便有数十个台湾大小。相当一部分中国大陆的民众已经意识到，中共政权并不具备“民族主义旗手”的资格。其次，“中国”是一个被蛀虫蛀空的词汇，“中华民族”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虚幻概念。究竟什么是“中国”、如何认同和皈依这个概念呢？是地理上的中国，还是文化上的中国；是人种意义的中国，还是政权形态的中国？这些“中国”汇集起来，有可能形成一条“龙”、形成一个新的图腾崇拜吗？

民族主义救不了中国，它只是一剂暂时有效的兴奋剂；民族主义也无法带领中国走向光明的彼岸，更无法赢得台湾的人心。一个民族主义泛滥的国家，不可能获得长治久安；一群受民族主义左右的民众，其处境便如同盲人骑瞎马，正如神学家卢云所说：“人们对领导的一大假象，是以为一个从未到过沙漠的人能够带领别人走出沙漠。”当我在照片上看到那两个被邪恶的观念所控制的年轻人、被莫名其妙的仇恨所驱使的年轻人的时候，不由地想起了当年那些为希特勒二战的德国的青少年们。他们的表情亦如此相似！

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无法上升到信仰层面，不足以填补当代中国国民内心的空白和饥渴。在张艺谋歌颂暴君秦始皇的电影《英雄》中，我们看到了秦始皇的梦寐以求的乃是“天下”。然而，此“天下”乃是秦始皇一个人的天下，而不是黎民百姓的天下。天下为帝王一个人所有，天下从未有过“天下为公”的时代，正如剧作家老舍在《茶馆》中所反问的那样：“我爱大清国，但大清国爱我吗？”这是那些“爱国者”们面对的最大的尴尬。

中共当局煽动民众对台湾产生仇恨，其用意当然是转移严峻的国内矛盾；而反观对岸，陈水扁在一次集会上反驳那些批评他的台湾老百姓说，太平洋没有盖子，你们不喜欢台湾，可以游到大陆去啊！其思维方式与中共及其培养的那两个年轻人何其地相似！当两岸的政客都在利用统独问题打压民众的不同意见、验证民众的“忠诚度”的时候，理性的声音便被边缘化了，两岸的和平与稳定也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也许那两名辱骂和攻击台湾同胞的年轻人，还在为自己的“正义行动”感到自豪。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所谓“爱国主义”，这种所谓的“敌人意识”，只是一种低级的、本能性质的情感。英国文学大师鲁益师说过，如果将爱国主义当作信仰，坚信自己的国家民族比任何其他国家民族来得优越伟大，那么很多人就有可能因这种信念作祟而成为恶棍。当它膨胀到最极端，就会孕育出种族主义。印度思想家克里希那穆提在《最初和最终的自由》中说：“仅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民族主义才会连同它的危害性、它的苦难及世界性的争斗，一起消失。”在民族主义之上，还应当有广阔的人类意识和普世价值。无论今后台湾何去何从，台湾民众选择何种生活方式和制度形态，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和朋友，两岸都不能因此而兵戎相见。

台湾不是大陆的敌人，大陆也不是台湾的敌人。那些制造敌人观念的政客，必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今天，这两名年轻人在国际舞台上施展拳脚、丢人现眼；明天，也许有更多的年轻人被仇恨和邪恶所控制，会去拿起真正的刀枪来杀戮。为了避免此种悲剧的发生，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从今天起便要竭尽全力在两岸撒播和平的种子。如果此次事件能够成为一个发人深省的警讯，那么便是它惟一的价值所在。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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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4.1.2008 23:21
标题: 蒋毛后代两重天
日前，蒋家第四代、橙果设计负责人蒋友柏在其博客“白木怡言”中撰文指出，“两蒋有没有做错事？当然有”。他自称花了很长时间接受国外学者将蒋介石列为全球第四大杀人魔王、当年江南案等暗杀行动的负面结论。他期许，台湾民主纪念馆开幕之后，大家能够放下对两蒋“神话”与“仇恨”的情绪，“许台湾一个没有仇恨与对立的未来”。

蒋友柏已经走出了“蒋家王朝”的阴影，既以平常心接受身为蒋家后人的不可改变事实，又以个人的才华和能力开创了一片属于自己的事业天空。他曾经留学美国，深谙自由民主价值，故而能对先辈的功过作冷静的评述；他相貌俊朗，谈吐高雅，一副阳光男孩的模样，是许多少女心目中的偶像。他主持的橙果设计公司，以别具一格的设计和一流的服务，在业界享有盛名。蒋友柏以精彩的人生证明了：蒋家后人已经适应了民主时代，不必深陷于诡谲险恶的政治泥潭，照样可以实现花香满径的人生价值。古代那些亡国之君的哀叹“愿来世不再生在帝王家”，终于在蒋友柏这里划上了一个句号。

对比彼岸的中国大陆，毛家后人依旧生活在逝去的黑暗时代之中。毛家后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对毛泽东作为人类历史上排名第一的杀人魔王的身份有丝毫认识，他们虽然无法进入权力中枢，用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的话来说“党和国家领导人，咱是不去想了”，但他们仍然陶醉于天安门的毛像、毛主席纪念堂中的毛尸以及人民币上的毛头。至少在表面上，今天的中国仍然是老毛“当家作主”的中国。因此，他们不仅拒绝向被毛害死的数千万同胞及其家人道歉和忏悔，反倒津津乐道于毛杀人如麻的“丰功伟绩”。

虽然被人们普遍认为存在一定的智障问题，毛新宇却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毛新宇在电视上侃侃而谈，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他爷爷指挥的，日本人是他爷爷打跑的。无知者无畏，这些奇谈怪论成为民间的笑柄。据说，有一次毛新宇在出租车上大肆吹嘘老毛，惹火了司机，遂停车将其赶了下去。

毛家人继续将老毛供在神坛上。毛新宇的儿子毛东东一出生，他便四处放出消息说，这个毛家第四代传人的生日，居然恰好是老毛一百一十周年的诞辰！这难道不是“转世灵童”吗？而且小东东一出世便认出了挂在墙上的爷爷，看来这个孩子有“真龙天子”的命！于是，国家邮政局破例为“毛东东周岁纪念”发行了邮票十六枚，使他成为“发行个性化邮票最小的人”。这不是滥用公权力吗？

蒋毛后代两重天，亦折射出海峡两岸政治制度和社会风尚的天渊之别：彼岸，个人崇拜进入历史，自由平等理念深入人心，蒋家后人以健康、青春和睿智的形象获得了民众的认可；此岸，独裁者的幽灵四处徘徊，偶像崇拜深深植入民众的潜意识，毛家后人遂刻舟求剑、装神弄鬼，北韩的“金氏王朝”真的可以在中国复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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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6.1.2008 21:24
标题: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杨帆门”事件持续发酵，在博客上撰文批评杨帆的中国政法大学教师萧瀚，日前突然宣布辞职，声称自己的言论“已经给我的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及其学子们带来更深重的负面影响”。这是一个让我最为莫名惊诧的消息：该下课的“叫兽”（这是网民对那些误人子弟的教授的尊称）不下课，不该辞职的良师却黯然辞职。无论萧瀚的辞职是自愿的还是被动的，这种“劣胜优败”的事实，再次凸现出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与危机。

事态发展至今，让人极为遗憾：政法大学校方至今扮演缩头乌龟的角色，不敢站出来组织独立调查并公布结果，以对社会和公共舆论有所交待；那位奋起捍卫个人自由的女学生，在各种压力之下却不得不向杨帆道歉；而不得理且不饶人的杨帆则高调宣称，如果学生的书面道歉不能让他感到满意，他将不会善罢甘休。我失望地看到了真理被颠倒、法治被践踏的现实——中国政法大学被誉为法学家的摇篮，若干年来蕴育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法学人才；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队伍中有好些让我敬重的学者，如金雁、萧瀚、马怀德等人，在我的眼中它是除了北大之外中国最有学术自由空气的大学之一。然而，在此次“杨帆门”事件中，法大校方不惜牺牲学校的声誉而对野蛮“叫兽”包庇和纵容，却让人倍感费解。在这个最应该讲“法治”的地方，“法治”的因素一直受到遮蔽和忽视。

我要追问的有两点法律要素。首先，作为老师的杨帆发现听课学生少，便下令锁住教室的大门，此种权力究竟从何而来？究竟有什么法律支撑？我遍查《中国高等教育法》以及中国政法大学的相关规定和规则，并未发现有哪个条文赋予教师以紧锁大门、剥夺学生人身自由的滔天权力。课堂秩序当然需要维持，但绝对不能用“关门打狗”的方式来实现。一个教师的课堂要吸引学生，靠的是他的学识、口才和人格魅力等等，而不是以强权和“铁将军”来将教室打造为一所监狱。那些真正受到学生爱戴的老师，其课堂经常被学生挤得水泄不通，甚至让老师不得不从小教室换到大教室；而那些知识老化、照本宣科、刚愎自用的老师，其课堂简直是门可罗雀，人丁稀疏。这种“马太效应”，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感受颇深，如钱理群、陈平原、曹文轩等老师的课最受欢迎，一般提前几个小时就得去占座位；而那些“马列主义老面孔”的课便乏人问津。这就形成了某种自发的、良性的淘汰机制，因为学生的眼睛是雪亮的、耳朵是敏锐的、心灵是聪慧的，学生自然会选择那些最有学问的老师和最有价值的课程。每一所大学都应当将课程的选择权赋予学生。如果某教授不得不靠锁门来维持其学生的数量，他则已然沦为“监狱长”，那才真是作为“叫兽”最大的悲哀。

其次，在这场冲突中，究竟谁是受害者呢？究竟谁该被警察抓走呢？不是杨帆，而是那位无辜的女学生。当时，杨“叫兽”悍然当着数十名学生的面，追打那位弱不禁风的女学生，他声嘶力竭地叫喊“抓住她！”——人家又不是犯罪分子，你有什么资格“抓”别人呢？显然，杨是进攻一方，是男性，身材牛高马大，如泰山压顶般冲过去；而学生是被侵犯一方，是女性，其身材文弱纤细，靠本人的力量根本难以保护自己。然而，经过一番肢体冲突之后，杨却将自己描述成受害者的角色！简直就是在众人面前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迫于其淫威，当时居然没有学生站出来斥责他！杨“叫兽”的举动不仅造成了对女学生的人身伤害，而且还有性骚扰之嫌疑。之后，他以暴力将该女生囚禁在教师旁边的一间小屋，并动用保安和警察的力量对该女生进行恐吓，嚣张气焰，凶神恶煞，让人感到宛如回到了文革时代。杨帆长期以极左派自居，为文革叫好，深切怀念文革的血腥暴虐，此次总算是有机会上演红卫兵“打砸抢”的英雄行动。

毫无疑问，杨帆的这一系列做法已经触犯了相关的法律——人身侮辱和非法拘禁这两条他是逃不掉的。政法大学的教授却俨然是法盲，这也堪称这个时代的黑色幽默了。我却无法让自己幽默起来，我只能深深地感到悲哀。这样的情况应当加以改变，如果连政法大学都不能“依法治校”的话，偌大的中国何能实现“依法治国”？那么，如何“依法治校”呢？首先就从每一个管理者、每一个教师和每一个学生开始，不仅普及法律常识，而且唤醒人权意识。作为政法大学的学生，其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理所当然要比一般的大学生更强。所以，不仅是那位受害的女学生，当天在场的所有学生，都应当将那个作为法盲的杨“叫兽”告上法庭。如果他们连自己的权利都不知道如何去维护，日后当他们成为法律工作者了，又如何去帮助那些普通公民依法维权呢？我完全支持法大学生拿起法律武器来，将无法无天的“叫兽”绳之以法。

我在某些媒体的报道中发现了一种有意的误导，某些人士居高临下地谴责学生“素质低”，赞扬杨帆的“铁腕整饬”。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有人总是像《阿Q正传》中的七斤老太那样叹息“一代不如一代”，并根据自我的想象对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人肆意“妖魔化”。我并不认为下一代人必然优于上一代人，但我更不同意“一代不如一代”的自恋说辞，因为“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优点。比如，当有人批评新生代作家韩寒狂妄自大、自我中心的时候，我却从他身上发现了独立、率真等优良的品质。我在“杨帆门”事件中，不仅看不出当事学生有任何“素质低”的地方，反倒看到了学生们的独立和自信，他们不再是奴才，而是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他们希望得到尊重，当他们的尊严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敢于反抗强权，他们的未来无比光明。相反，那些企图继续将学生当作奴才来使唤的人，那些将所谓的“师道尊严”看得超过学生的人权和自由的人，根本不配在这个时代担任教师，尤其是大学教师，正如萧瀚所指出的那样：“大学生都是成年人，有法律承认的基本自由，教师对学生没有监护权，只有建议权。学生听课是为了学习他们认为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人格薰陶，而不是对教师无条件地俯首称臣、亦步亦趋、唯唯诺诺。大学是培养自由人的地方，不是培养奴才和奴隶的地方。”杨帆的身体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精神却滞留在奴隶社会。像这样既不懂得自尊，也不尊重别人的人，早该从教师的职位上下课了。

另一方面，既然高等教育并不是义务教育，按照教育部高官们的权威解释，中国的高等教育早已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了，早已是一种特殊的“消费”了；那么，作为消费者主体的学生，完全可以对学校所提供的不合格的教育服务提出抗议甚至要求“退货”或“换货”。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便和同学们一起抗议几门劣质课程和几名不称职的老师，或给系主任上书，或放弃该课程的学分，或直接与任课教师提出意见。不见得每门课程都因此而得以改进，但校方至少比较尊重学生的意见和建议，我也没有因此受到打击和报复。因此，政法大学的学生们无论是中途退场，还是当场反驳教师的无理取闹，都是消费者权利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他们“用脚维权”的行为，不仅合法，而且合理。而杨帆恼羞成怒地锁门及追打学生的动作，不是“强迫消费”以至伤害消费者又是什么呢？任何一个消费者都有权拒绝购买劣质商品，任何一个学生都有权抵制劣质课程。

那么，杨帆所担任的课程，是否属于劣质课程呢？据许多法大学生的揭露，长期以来，杨帆经常在课堂上情绪失控地辱骂学生、海阔天空地谈论与课程无关的内容、多次不给学生打招呼就缺席并经常迟到、强迫学生高价购买其著作和CD并将购买行为与考试成绩挂钩……据学生们披露，虽然杨帆年收入四十万，但仍然贪财如命，不惜赚取贫困学生的基本生活费，并声称这是为支付儿子在西方留学的高昂学费——学生们有何义务帮你养儿子呢？（有意思的是，杨帆四处宣扬中国应当回到毛泽东时代、回到文革，所有反思中国当代历史的知识分子都是“汉奸”。虽然今天的中国不能实现他的梦想，但今天的北韩不正是文革的“活化石”吗？他为何不将儿子送到北韩去留学，却偏偏送到万恶的西方花花世界去呢？其人格分裂可见一斑）杨帆的这些作为，完全违背了教师的基本职业伦理，按照政法大学的相关规定，已经数次酿成重大的教学事故，早该受到校方的处分和惩罚。然而，他却一直逍遥法外，如果不是此次“杨帆门”事件在网络上沸沸扬扬，这些情况外界仍然一无所知。这只能说明法大校方在管理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漏洞，有关规章制度变成了中看不中用的摆设。

迄今为止，杨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从未对自己的言行有任何的反省和道歉，反倒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强词夺理，色厉内荏。他居然将这一起师生争端与“国家安全”联系在起来，声称此事已经到了“危及国家安全”的地步，仿佛他本人是比外交部发言人还要权威的“国家代言人”似的。昔日，号称“朕即国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话音刚落便被送上了断头台；今日，杨大“叫兽”难道经过了十三亿公民的授权，可以理直气壮地“代表”我们的国家了？我们的国家安全真的是千钧一发地维系于杨大师一人的身上吗？

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是那名反抗流氓“叫兽”的女学生和那些逃课的学生，而是杨帆先生自己。杨帆在课堂上的若干言论，经过学生的记录整理之后发表出来，这些言论中不乏危害国家安全、挑动世界大战、毁灭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狂言妄语，这些言论简直可以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的某些言辞相媲美了。我随手摘录几条，让更多的读者可以奇文共赏析：

——中国怎么样才能牛起来？首先我们中国从现在开始不用石油，改用煤炭。同时我们在主要的海上运输港口都埋伏上潜艇。若干年后，潜艇突然发威把所有运输石油的船摧毁，那样别的国家就没石油用了，而中国却不用石油了……于是中国就牛了。

——非典是美国人投向中国的病毒。中国完了，因为在陕西还是河南（具体哪，笔者忘记了）有个村子，从来没和外界通婚过，所以保持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血统，前段时间美国人派人去采集了这个村子的村民的血液，用来实验用。等美国研究出对付中国人的细菌，我们中国就完了。

——让中国的公务员都乘坐自主建造的大飞机。飞机从天上摔下来了也不要紧，一次就那么三两百人，那三两百人可以定为烈士，而且一直乘坐到自主创造的飞机的失事率接近或低于波音为止。

——中国要发展海军。我们的目标是，在马六甲打败美日印三国联合舰队，然后攻占澳大利亚和西伯利亚。中国人不是多吗？移民啊！

——谁最聪明？杨老师最聪明了！今后要搞人种净化，找一万个大美人！然后搞人工授精。要找最聪明的人来，说了，杨老师最聪明，让杨老师拿一万个精子出来。

——汉武帝北征匈奴，是对世界历史都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中国有两个最伟大的时候，一个是汉武帝时候，一个就是毛泽东时候！汉武帝打败了匈奴，把他们赶到了欧洲！匈奴人把欧洲人打得不行，把他们打倒了美洲！

当我看到这些言论的时候，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具有健全的理性和理智的学者所说的。这仿佛是精神病院中的“病人语录”，说这些话的人应当早点去看心理医生。而杨帆的本人的觉悟，显然还没有到自动辞职、自动入院治疗的地步，这名自称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家”，似乎还将继续荼毒莘莘学子。如果这些话只是他私下里与三五名臭味相投的知己说一说，那当然是其言论自由；但在课堂上公开鼓吹发动对外战争，赤裸裸地挑战“和平崛起”的“国策”，就已经超过了言论自由的底线。这样误人子弟的“叫兽”，这样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中国政法大学校方应当及时将其解雇，方能拯救学生于水火之中。

一个连文明地与人来往、交流、沟通和讨论都不会的“暴徒”，焉能为人师表？焉能“传道、授业、解惑”？“杨帆门”事件的出现，给了高校和公众一次思考什么是“师德”的机会。如果“杨帆门”的结果，是学生的权益继续受损，是萧瀚的离开，是误人子弟者大获全胜，那就是政法大学的耻辱，是法治的耻辱，是教育的耻辱。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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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7.1.2008 11:05
标题: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香港民众争取二○一二年双普选的民主诉求，遭到北大人的否决。全国人大常委会声称“可以”让香港在二○一七年普选特首；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则口头承诺，香港最快可以在二○二○年普选立法会。

诱骗人民画饼充飢普选是基本人权，是香港民主的标志，不是北大人的恩赐，是“必须”，而不是“可以”。温家宝到处宣称，中国人素质低，需要提高育水准，才能推进民主制度。但是，香港人的素质可不低，比起台湾来至少平分秋色，台湾可以顺利地实现总统和国会的普选，香港为甚么不能呢？就连在国会选举中刚刚大败的阿扁，也在隔海嘲笑香港普选遥遥无期，香港人焉能忍受这做奴隶的命运？一位参加泛民主派发起的争取二○一二年双普选游行的老人，谈到这样一个颇具刺激性的细节。他发现，游行的时候，有许多菲佣正好是休息日，在香港街头三三两两地逛街，她们发现这么多香港人涌上街头游行，便好奇地在街边观看。这些菲佣背井离乡、抛夫别子，不辞辛劳地到香港来从事劳务服务。平时，她们是佣人，香港人是主人；但是，这一天，她们却发现，主人所享有的民主权利，其实还不如她们──菲律宾早已实现了总统和国会的双普选，她们的国家虽然穷困，但她们是国家的主人，是堂堂正正的主人，她们的每一张选票都是决定政客们命运的关键因素。知耻而后勇，香港人有耻辱感吗？中共的把戏是诱骗人民画饼充飢、望梅止渴。当年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时候，中共打出的是“民主牌”，提出的是“共同纲领”，百般承诺说，在新政权建立之后，将保障民众的基本人权。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人民没有一天拥有过真正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党国元首到基层人民代表，全都是黑箱操作。就连否决香港双普选诉求的所谓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也不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所以，这一“黄色国会”自身并不具备合法性，它有甚么权力来否决香港人民的民主诉求呢？香港民众会到相信中共的谎言吗？中共政权自己都不一定能够挺到二○一七年，却企图遥控香港的未来。中共深知，香港的双普选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无法阻止这根稻草的飘落，但它可以竭力延缓这根稻草的降临。

专制制度最不稳定香港人不必害怕庞然大物一般的中共，其实它早已外强中。专制制度乃是一种最不稳定的制度，柏林墙一夜之间倒塌，苏联东欧让人眼花缭乱的政权更迭，已是前车之鑑.如今，中共的统治比昔日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政权更加暴虐、更加不公义，沸腾的民怨随时可能冲垮三峡的大坝。中共的寿命不是“万寿无疆”，而是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双普选不应该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香港人，站出来，为“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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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9.1.2008 19:35
标题: 《纪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在近期的中学教科书改革中，虽然大的趋势在向着世界文明潮流靠近，但也出现了一些局部的逆流。比如，上海的新历史教科书因为淡化了中共的“革命史”而被中止使用，鲁迅脍炙人口的名作《纪念刘和珍君》被从中学语文课本中删除。

对于《纪念刘和珍君》的消失，在知识界有不同的解读。近日，杂文家鄢烈山在《重塑鲁迅》一文中，谈及广州一尊新落成的鲁迅塑像，称赞这尊国内惟一的鲁迅和许广平在一起的“夫妻塑像”，鄢文指出：“与以往横眉冷对的鲁迅形象不同，这回的塑像着力凸现了他和蔼、宽厚、坚韧、睿智的文化气质。这不仅是为了‘缅怀两位先生在广州的情缘’，也表达了时人对鲁迅的新认识或者说新塑造。用鲁迅之孙周令飞的话来表达其立意，就是‘作为战士的鲁迅已经不合时了’。”紧接着，鄢文谈及当下中学语文课本中课文的更替，鲁迅作品大幅缩减，金庸小说得以入选，鄢文为《纪念刘和珍君》被撤换而叫好：“起码将《纪念刘和珍君》换下来还是有道理的。此文背景说来话长，文章中‘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这句表达激愤的话，被剥离了语境，成了一些青年人振振有词的座右铭，将之理解为对人对事心怀猜疑和敌意是一种很可怕的误解，还是暂不出现为妙吧。”

我完全不同意鄢烈山的看法。我不知道他为何如此见不得《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为何不愿接受鲁迅对中国人“下劣凶残到这地步”的评估，为何支持鲁迅的孙子提出的“作为战士的鲁迅已经不合时了”的论断。无疑，“横眉冷对千夫指”和“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生命中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此前人们过多地接受其怒发冲冠、“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而忽略其温柔谦卑、“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如今凸现后者、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鲁迅，确实有必要。但是，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试图用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来完全地取代其“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那样所获得的鲁迅的形象，同样是残缺不全的。

在我看来，《纪念刘和珍君》是鲁迅最好的文章之一，是鲁迅最动感情和最用心血写的文章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是中国现代历史的缩影。这篇文章作为中学语文课本中的范文是当之无愧的。一九八九年秋天，我刚刚上高中一年级，在学习《纪念刘和珍君》一文的时候，老师一边朗读一边落泪，他是用哭腔念完这篇文章的。虽然大部分同学都不明白老师为何如此感动，我却心有戚戚焉。那时，天安门屠杀刚刚过去三个月，血迹还没有干，谎言已经开始弥漫。对“六?四”期间的言行的清查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人人都谨言慎行。语文老师是一位大学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惟有讲授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才得以真情流露。

许多年过去了，老师朗读那些段落时的情景，宛如是在昨日，历历在目，这些经典的段落也时时涌上我心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纪念刘和珍君》过时了吗？没有过时。因为屠杀并没有远去，屠杀就在我们身边；屠杀不仅是段政府的杰作，更是邓政权的佳绩。在那些日子里，万马齐喑，指鹿为马，道路以目，我们年轻的语文老师惟有通过朗读《纪念刘和珍君》来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和对独裁者的愤恨：“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些句子深深地打动了我少年人的心，我就像当年目睹十二月党人被沙皇绞死的赫尔岑一样，由此发誓与一切专制独裁的力量战斗到底，这篇文章奠定了我的生命和我的写作的本色。十八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学生有过与我相似的经历，但我相信《纪念刘和珍君》一直是青年一代精神启蒙的重要一课。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曾经在校园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了与刘和珍、杨德群一起遇难的燕京大学女学生魏士毅的墓碑。在月明星稀的夜晚，我独自前去祭拜孤独的学长，并为她诵读《纪念刘和珍君》。

这是一篇和着眼泪和血写成的文字。这是一篇不容轻慢、不容亵渎的文字。如今，中共的教育主管部门将《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从中学语文课本中删去，表明他们害怕这篇文章，担心让老师和学生们联想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大屠杀。这篇文章不符合中共当局炮制的“和谐社会”的谎言。杀死孩子之后不仅不认罪，而且还继续逼迫死难者家属的政府，有什么资格说“和谐”这个词语呢？作为老百姓，谁不希望和谐、平安与幸福，可是谁愿意以做奴隶为代价来换取所谓的“和谐”呢？

《纪念刘和珍君》所描述的不是过去的中国，而是当下的中国。这就是鲁迅文章的力量所在，“死诸葛吓死活司马”，对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旧政权的谴责，居然让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新政权心惊胆战！是的，如果说中华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是“三?一八”，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是“六?四”，而后者的残酷与血腥程度远远超过前者。作为当代的写作者，应当自己写出一篇篇像《纪念刘和珍君》一样严词谴责凶手的文字来，并慰藉那些死难者的灵魂和他们哀伤的家人；然而，我们没有写出来，因为怯懦，因为逃避，因为升官发财的欲望。于是，我们只能借用鲁迅先生的文章，借用这篇八十多年前的老文章，曲折地、隐讳地、战战兢兢地表达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本身便是一个巨大的退步。然而，当《纪念刘和珍君》被从课本中删除的时候，当更大的退步发生的时候，杂文家鄢烈山不仅不反对之，反倒为之叫好，因为“和谐社会”不再需要“战士”了！

其实，鄢烈山早已宣称鲁迅的时代结束了，今天的中国不需要鲁迅了，需要的是“公民写作”，是“建设”而非“破坏”。是的，死去的人既然不能复生，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要学会向前看，谁让我们生活在一个鄢烈山形容为“中国人权状况最好的时代”呢？这个时代，想当战士的人，只配落得个堂吉诃德的下场！但是，在我心目中，鲁迅永远都是战士，是独自面对各种黑暗势力、组织及流氓小人的战士，是同时受到“敌人”和“自己人”猛烈攻击而遍体鳞伤、却“怒向刀丛觅小诗”的“异类”。一旦剥离其战士的质地，鲁迅便不再是鲁迅了。战士的身份，是鲁迅与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等人最大的区别。鲁迅迁居上海之后，脱离了政府、大学等建制，完全靠写作维持生活。在此意义上，鲁迅比胡适等人更加自由和独立，这种自由和独立也更值得尊敬。鲁迅不仅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权战斗，不仅与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战斗，也与中共控制下的左联领导人“四条汉子”战斗，与习惯吃人血馒头的大众战斗，凡是有黑暗的地方，便有他战斗的身影！

我们这个时代恰恰是最需要鲁迅的战斗精神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黑暗并不比鲁迅那个时代少。鄢烈山当然有权选择风花雪月，当然有权不当鲁迅那样的战士，当然有权否定昔日也曾经战斗过的自己，甚至也有权批评和否定鲁迅的立场，这是他的权利和言论自由；但是，我们同样有权批评鄢烈山打着“重塑鲁迅”的旗号所做的歪曲鲁迅的工作，我们同样有权呼吁更多的知识分子像鲁迅那样生活和战斗。换言之，我们理解和宽容明哲保身的选择，但我们不能认同逃兵对战士的攻击。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像王蒙所说的那样“要是有一百个鲁迅，天哪，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的中国，需要有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鲁迅，在人权状况极其恶劣的状况下为自己及同胞争取基本人权，在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中为自己及同胞争取言论自由。面对山西黑窑的奴隶童工，面对辽宁被铁水瞬间蒸发的工人，面对被流氓绑架殴打的人权律师李和平，面对奥运前夕被赶出北京的上访村的访民，难道应当见怪不怪、视若无睹吗？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良知尚未泯灭的人，必定会像鲁迅那样愤怒并呐喊。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实表明，现实社会的残酷与邪恶远远超过我们的评估与想象，也是对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中鄢烈山最不喜欢的那段文字的印证——“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

同样在繁华而溃烂的广州，鲁迅研究者、作家林贤治的感受就与鄢烈山截然不同。鄢烈山拼命维护“和谐社会”的面子，甚至写文章歌颂中共十七大的“表达权”，林贤治偏偏要揭穿那一幕幕“不和谐”的画面。在广州，有被警察打死的大学生孙志刚，有被武警射杀的太石村村民，有被冤屈下狱的记者喻华峰，也有“小康”不久的鄢烈山。林贤治以鲁迅为镜子，照出当代知识分子的“小”来，他说：“我们这些学者之类的算啥？哪个人会自始至终想到沉默的大多数，哪个人会想到社会不合理的存在，哪个人会正视专制主义的存在，哪个人敢挑战专制者！我们有谁能够真正做到？有些人说鲁迅好斗，不好。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东西，恶势力在那里，斗还是不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然而，鄢烈山却不接受这最简单的常识，不承认战士在这个时代的价值。不是鲁迅在变化，而是某些人自己在变化，变得世故、圆滑、冷漠、自私、“过于聪明”，正如林贤治所说：“我们身上没有一点战斗的因子，我们已经失去了感受的能力。”

鲁迅从来没有掩饰过对专制权力的厌恶，从来没有想过要用某种“艺术化”的方式来隐讳地表达这种厌恶。是与非、善与恶的判断，其实是很容易作出的，不需要太多的考证和研究。毫无疑问，《纪念刘和珍君》是一篇从心底里喷涌出来的文章，鲁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是否可以发表、在什么地方发表，以及发表之后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危险。这样的文章才是千古绝唱。某些人，一提起笔来便反复斟酌如何发表、在哪里发表、能得到多少稿费、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在此心态下写作，是非正常的写作，是自我阉割式的写作。在此精神状态下写出来的文章，必定没有生命力。

《纪念刘和珍君》是一篇许多人不敢也不愿阅读的文章。虽然它被从中学语文课本中撤除掉了，但它不会消失在历史深处。我会把它介绍给许许多多的年轻朋友，我相信它会打动越来越多同胞的心灵，因为我们所生活的外部环境，与鲁迅生活的时代相比，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这篇字字泣血的文章，其重量远远超过了某些帮闲文人所写的所有帮闲之文。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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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3.1.2008 13:39
标题: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一九六二年一月，面对亘古未有的大饥荒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召集了七千人出席的中共中央五级干部工作会议。所谓“五级干部”，包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及军队的负责干部。这次会议的规模迄今为止仍然是空前的，一下子在北京聚集了七千多人，前后持续二十八天。这次会议在中共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凡是研究当代历史的人，几乎都无法忽略这次大会。中共党史专家张素华所著之《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以翔实而丰富的史料，揭示了七千人大会的种种内幕。由于作者本人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职的身份，以及当下中国国内出版审查机制的限制，这本书不可能完成对七千人大会的黑幕的全面呈现，以及对中共的中央集权、一党独裁体制作出深刻反思，但作者平静而客观地描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等掌握最高权力的决策者们在会上的表现，以及权倾一时的地方诸侯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或指鹿为马，或欲言又止，或冷酷无情，或良知未泯，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言论，直接影响到他们日后在更加残酷的党内斗争中的兴衰成败。这本书是当代中国的“资治通鉴”，被《中国图书报》评选为年度百佳图书，也被《中国青年报》列为年度八本最重要的图书之一。

七千人大会埋下了毛、刘冲突的伏笔。刘少奇在大会上的讲话，事先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该提纲由毛泽东审阅过，毛并没有提出什么修订意见来。刘少奇根据此提纲作了即席讲话，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许多内容超过了那份毛看过的提纲。刘承认大跃进所犯下的错误比毛所承认的严重多了。毛过去总说大跃进的错误与成就相比，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刘则说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并承认实际情况可能更糟。刘还首次提出“人祸”的说法，此观点一针见血，需要十足的勇气和相当的胆略。刘少奇指出：“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段讲话让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谎言不攻自破。但是，刘代表中央所作的自我批评到此为止，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谁是始作俑者，什么人应当负什么样的责任，反而继续坚持“三面红旗”的正确，也不敢对毛泽东提倡的个人崇拜有所质疑。当会上有人提出，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信上所讲的，不正是如今要解决的问题吗？刘少奇立即堵死了为彭德怀平反的缺口，指出彭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给彭加了一个莫须有的、里通外国的罪名。刘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为了讨好毛，另一方面他与彭长期不合，庐山会议上他也是激烈批判彭的当事人之一，所以他不可能否定自我。此一细节也可以看出，党内政治斗争极其残酷，是非善恶一直被颠倒，人性一直被扭曲。

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最大胆的不是刘少奇，而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彭真在延安整风中崛起，从此成为刘系的一员大将。彭真在会上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说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彭真的这番讲话堪称石破天惊，当即遭到对毛忠心的陈伯达的反驳。当时，毛对这番批评没有公开的表示，但可以推测他从此便不再信任彭真。四年之后，毛一发动“文革”，首先决定打倒的便是掌控京畿的彭真，也许正是因为毛对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逆耳之言极其厌恶。毛是一个刚愎自用，心胸狭窄，听不得任何批评意见的人。自延安时代在党内奠定了一言九鼎、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他便不容任何人对其决策提出挑战，即便是小小的修订也不行。在七千人大会上，毛的威信在一定程度上受损，对此他是不会甘心的。因此，七千人大会之后仅仅半年，大会上所制定的方针便被迅速毛强行扭转。显然，毛从未真正放弃权力、退居二线。

这次会议上其他几名政治局常委的发言，各有千秋，耐人寻味。他们都是长期的政治斗争的幸存者，早已学会了明哲保身的方法。周恩来在延安整风之后，再也不敢对毛存有二心，从此心甘情愿地充当毛的大管家的角色。一九五六年，因提出“反冒进”问题，周受到毛的严厉批评，更是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半步。在此次大会上，周恩来的讲话主要是代表国务院系统作自我批评，他给地方官员“透了实底，算了细账”，并指出中央的工作之所以存在若干缺点和错误，乃是“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周的讲话不偏不倚，俨然是滴水不漏的外交辞令。

邓小平的讲话，是以党的总书记的身份代表书记处作自我批评。该讲话被作者形容为“厚道人的一篇务实报告”，这显然是过誉之词。邓在当时的七常委中年纪最轻，升迁也最快，毛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讲过：“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可见毛对邓的器重。其实，邓并非“厚道人”，邓见风使舵的精明并不下于周。邓的讲话从头至尾都没有涉及“三面红旗”的问题，也没有讲成绩和错误的比例，更没有讲天灾、人祸的问题。他虽然多次提及刘少奇的报告，更是反复赞美毛的讲话。所以，在文革中，邓小平虽然与刘少奇一起被打倒，但毛仍然将刘、邓区别对待：对刘毫不留情，让其死无葬身之地；对邓却手下留情，逼邓就范，并再度启用。

朱德虽然名列常委，但早已淡出核心圈子。此次大会上，朱德的讲话三易其稿，作者从中勾勒了其复杂的心路历程。朱德多年在基层走访，比较了解民生疾苦，在第一稿中提出了积极发展手工业、恢复和发展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等建议。等到林彪的讲话受到毛的肯定之后，他立即收回原来的讲稿。朱德在庐山会议上一度同情和支持彭德怀，后来被迫批评彭“脾气执拗、固执己见”，毛当时便翘起腿来，在鞋底搔了几下，嘲讽朱德“隔靴搔痒”。毛的动作迹近市井无赖，朱德深受羞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指责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和伪君子”的林彪，从此青云直上。由此，作者分析说：“朱德根据自己多年对林彪的观察，认为林彪最能揣摩毛泽东的心思，况且林彪的讲话当场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可能担心，大会会不会突然转向？再来一个类似庐山会议的反右倾？这或许是朱德决定换讲话稿的原因所在。”朱德的第二稿紧跟林彪发言的思路，赞美一九五八年以来不仅实现了“大跃进”，而且“大跃进”是“全面的”，“史无前例”的。到了大会发言的时候，其主题却变成与大会风马牛不相及的“反对修正主义”。或许他认为毛一向重视“反修”，讲这个话题既不必在事关国计民生问题上说违心的话，也可以讨得毛的欢心吧？可见，朱德在毛泽东面前是何等忍气吞声。

当时在党内排名第五、主管经济的陈云，本来应当是发言的主角，却始终一言不发。毛鼓动他发言，他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谢绝了。陈云与周恩来一样，曾因为“反冒进”而受到毛的批评，从此便处于“半退休”状态。毛在汉口会议上曾经话中有话地说，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以此暗指陈云。毛还对人说，陈云这个人靠不住，在情况好的时候就出来，情况不好的时候就称病。也正是如此老成世故，陈云才成为政坛的长青树，即便在文革的惊涛骇浪中，也未受到严重冲击。《陈云传》中记载了陈云在二十六年后的一段回忆：“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这段话不无自我辩护的意思，但遮盖不住的事实是：罔顾数千万民众被活活饿死的事实，难道仅仅是为了“不给毛主席难堪”吗？更重要的恐怕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吧——谁愿意步彭德怀的后尘呢？

七千人大会上真正的赢家乃是林彪。近年来国内掀起了一股为林彪翻案的思潮，林彪的女儿林晓玲替父亲向那些受迫害的人及其家属道歉，与章诒和在电话中相对而泣，却被某些人斥责为给父亲丢脸。林彪与毛的决裂以及出走经过，至今扑朔迷离，但将其描述为反对毛泽东独裁体制的英雄，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林彪的窜升，是其主动努力的结果，而非毛强行让其上位。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便是铁的证据：当“三面红旗”受到普遍质疑、连毛本人也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的时候，他却振振有词地为之辩护，让毛多少产生了一种患难逢知己的感觉。林彪强调毛一贯正确，三年大饥荒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负责执行的干部没有正确把握毛的思想。林还别有用心地谈到“团结”问题，这一翻天印足以全党缄口——因为谁怀疑毛的正确领导，就是破坏党的团结，罪莫大焉！于是，毛带头为林鼓掌，对其他人的讲话都不予评论，却单单称赞林的讲话“很好”，并对当时身边的红人罗瑞卿说，这样的讲话你就讲不出来。林彪终于以此赢得了毛的青睐，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无疑是增加他在毛泽东心目中的砝码，并奠定他以后地位的关键一环。”

在七千大会上，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等“四大左狂”并未受到严肃处理，尤其是李、吴、曾三人，在各自任职的省分制造了大量百姓被饿死的惨剧，却没有被追究责任，惟有曾希圣一人在刘少奇的坚持下被免职。如果在民主国家，这样的官员一定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可是，在中共的统治下，最应该负责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本人视人命如草芥，拒绝承认错误，下面的官员自然就可以逍遥自在了。李、柯、吴、曾四人都与毛关系密切，李、吴都是毛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期的学生，李长期担任毛的个人秘书，曾长期担任毛的警卫，柯则是毛的极左政策最积极的支持者。此四人安然过关，即表明毛的权力基础依然稳若磐石。

七千人大会部分地停止了中共党内的左倾狂潮，遏制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但是，由于该大会根本不可能触及造成灾难的根本原因——共产党的一党独裁和毛泽东的一人独裁，所以它不可能成为中共暴虐统治的转折点。它却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经历过历次血腥的党内斗争之后，所有党内高层人士甘为毛泽东的奴仆的可耻面目；它也像一个舞台一样，各色人等轮番上阵，“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二零零八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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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4.1.2008 22:50
标题: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一）
张灏：历史学家，美国俄亥俄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杰：中国大陆独立作家


缘起：张灏，一九三六年生，原籍安徽省滁县，抗战爆发后举家迁居重庆，后又随国民政府迁台。在台湾大学求学期间，投入殷海光先生门下，深受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台大历史系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师从美国汉学大师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长期担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一九九二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灏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近代思想史、政治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曾经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研究奖金、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研究奖金等。主要中文著作有：《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等。

我在大学时代便十分推崇张灏先生的思想，其大作《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是我在研究梁启超的时候的必读之书。几年之前，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与张灏先生有过一面之缘，然而未有机会深谈。二零零七年夏天，我赴美国短期访学，偶然得知张灏先生就住在附近。于是，我冒昧前去拜访，与先生一见如故。我得知他已经从香港科技大学退休，刚刚搬到弗吉尼亚州的Reston居住。有意思的是，这个区是半个多世纪前由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倡导成立的，是美国市政管理方面自治色彩最强烈的一个地区。张灏先生的新居正在整理之中，地下室中满是各种书籍和材料。

由于住得比较近，这段时间里我们多有往来。张灏先生与妻子廖融融女士，小时候都在四川长大。去国半个多世纪之后，仍然乡音未改，对川菜亦情有独钟。张灏告诉我，只要有一碗米饭和一碟辣椒，便可以果腹。他喜欢吃，却不会做菜。于是，我终于可以展示一下还算拿得出手的川菜厨艺，让在美国吃不到正宗川菜的老先生偶尔也品尝一下川味。张灏先生很有意思，对待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亦如同做学问一般。有一次，我们去他家做客之前，我答应做一道菜，告诉所需之原料。当我们到达时，廖女士告诉我们，张灏出门买菜去了，跑了附近几家美国超市，都没有买到萝卜，于是又继续去另一处寻觅。我深感歉意，就是几根萝卜而已，却劳烦大院士三出家门，真是罪莫大焉！

我个人对近代思想史颇有兴趣，尤其关注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晚清知识分子与时代风暴之关系。这也正是张灏的研究重点所在。于是，我有了诸多“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机会。我告诉张灏先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他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激化与激进的理想主义”、“低调的民主观与高调的民主观”等思想，已经成为许多大陆自由知识分子的“通识”——用一名西方学者的话来说，这种渗透式的影响，使得“张灏”这个名字成为一个“传奇”。他却谦虚地说，过誉了，我的文章没有那么重要。每当我说向他“请教”时，他立即更正说，不要说“请教”，我们是在讨论，我也想从你那里多了解一些大陆知识界的情况。而对我在论文中提出过的若干不同意见，他亦细心阅读，并一一作出回应。这种谦谦君子的风度，这种不讲年龄和辈分、只问真理的态度，在中国大陆的学者中已经不多见了。

张灏先生很健谈，我受益良多。我不希望这些有价值的谈话只有我一个人听到，那未免太可惜了。于是，征得张灏先生的同意，并由他亲笔修改，我整理出了下面这份对话录。

“幽暗意识”、西方文化与五四运动

余杰：张灏老师，很高兴有机会向您请教。要是您还在大学里任教，恐怕我没有这样的机会面对面地与您交谈。

在今天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中，您当年提出的“幽暗意识”正日益受到思想界重视。我记得您最早提出“幽暗意识”的时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可谓空谷回音。我记得我自己是九十年代初期在北大图书馆台港文献中心读到您的著作的。当时正值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自由主义被打压，文化保守主义全面回潮，官方积极鼓励“国学热”，试图以此抗衡民主自由价值。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捍卫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价值的正面意义、并为五四辩护。因此，当时我并没有被您所提出的立足于反思五四、弥补五四缺陷的“幽暗意识”所吸引。

转眼十多年过去之后，今天我逐渐清楚地认识到：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共产党最后夺取大陆政权，是百年激进思潮发展到顶点的必然结果。对于一九四九大陆的“赤化”，五四确实难辞其咎，尽管五四不是最直接的原因，至少也是思想观念上的催化剂。对五四的反省，至今仍然未能在大陆深入展开。中国官方将五四定义为以民族主义为主轴的“爱国运动”，民间的独立知识分子则高扬民主与科学的绝对价值。在这种对抗性的状态中，反省成为一种奢侈的立场。

我也注意到，您在著作中谈到，您在六十年代初也有一段向左转的思想历程，不知不觉进入了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境。虽然那时您与殷海光先生之间仍然通信不断，但与他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似乎渐行渐远。而大陆“文革”的爆发，终于让您重新检讨左倾立场，并在思想上又作了一次重大调整。这次调整的另一个契机，是美国基督教哲学家尼布尔的影响。我很想听听您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形，也想请您具体分析“幽暗意识”与基督教思想之间的关系。

张灏：其实，当时我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后来经过寻寻觅觅，才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幽暗意识”的提出，除了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还与我在二十世纪中期所经历的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动有关，我一出生便被卷入时代的大风暴之中。我最早的记忆是抗战期间的重庆，那时我只有四、五岁，正在从婴孩变成孩童。有一次，日本飞机来轰炸，我们一家都跑进防空洞躲避。回来之后，这才发现我们的房子整个都没有了，只剩下断壁残垣，床上堆满了几块巨大的石头。后来，内战爆发，我们家那时在南京，突然之间，我们几个孩子做游戏的时候，发现富人区的别墅全都空空荡荡。然后，我们全家到了台湾。再以后，我到美国念书，经历了美国六十年代的动荡，越战和民权运动，哪个大学生不左倾呢？六十年代末，我在大洋彼岸观察到了关于“文革”的种种荒谬，非常震撼。

“幽暗意识”来自基督教的思想观念。具体而言，一九六二年冬天，我在哈佛大学听美国二十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尼布尔教授（Reinhold Niebuhr）开的一门课《西方近代的民主理论与经验》。尼布尔让我接触到以往一直未注意的一股西方民主思潮，即“危机神学”。“危机神学”产生于一战之后，其主旨是：回归基督教的原始教义，而彰显后者所强调的人与神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一方面是至善完美的上帝，另一方面是陷于罪恶的人类。

尼布尔在思想界最大的贡献是：以危机神学的人性论为出发点，对西方自由主义以及整个现代文明提出质疑与批判。他认为，要认识现代世界，特别是极权政治的出现，必须记住人自身的罪恶性。这就像帕斯卡（Blaise Pascal )）的那段关于人的悖论的名言：人是“万物的裁决者，同时又是一个低能儿，一条泥土中的爬虫”（“低能儿”指人在理性上的限制，“爬虫”指道德上的堕落）。尼布尔特别重提基督教的双重人性观：我们不仅要看到人的善的本源、上帝所赋予每个人的灵魂而尊重个人的价值，我们也同样需要正视人的罪恶性而加以防范。因此有尼氏的名言曰：“人行正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必要。”

“幽暗意识”便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几年以后，大陆的“文革”爆发了，在“文革”的恐怖与凶残的震荡之下，尼布尔的思想突然有了活生生的意义。我的人生经历、生活脉络，与尼布尔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二十世纪在人类历史、特别是罪恶史上独特的一页，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大革命（近代发生过三次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俄国和中国大革命都发生在二十世纪，而后两者的规模和残酷程度都远远超过法国革命）以及两个最大的极权政体（纳粹德国和俄国）都出现在二十世纪。在人性的阴暗里，我找到了文革中所展示的权力泛滥的根源。由此开始对民主作重新评估，此前对民主丧失的信心，也逐渐恢复了。在恢复民主信念的同时，我也修正了对民主的认识。以前，受五四的影响，我对民主的看法是高调的；如今，我对民主的肯定变得低调了，如同邱吉尔所说的，民主制度仅仅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

总之，我的“幽暗意识”的起源是受到基督教人性观的启发。基督教的人性观，让我们看到人的罪性，看到人的局限性，从而杜绝人的自我膨胀、自我神话，从而持守低调的民主观。而这正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思想的时候，所忽略的一个方面。

余杰：我对从戊戌到五四这一转型期的两代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浓厚的兴趣，也曾经拜读过您关于他们的若干论述，比如对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研究，都让我耳目一新。尤其是分析到谭嗣同的“烈士精神”中的危险的一面，此前基本上无人论及。谭嗣同的人生虽然是悲剧性的，他本人却是一个彻底的乐观主义者，他的“冲决网罗”的思想影响到后来的邹容等人，也启发后人往“全盘西化”和“全盘反传统”方面发展。

我在北大念书时的导师陈平原教授，以前重点研究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后来延伸向近代，他认为现代思想的很多根子都在近代，不了解近代，也就无法理解现代。换言之，必须将近代与现代打通。我相信您也同意这样的思路。五四一些致命的弱点，是否在晚清就已经埋下了隐患？也就是说，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五四精英的缺陷，来源于比他们早一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

张灏：五四的负面遗产主要有三个方面：科学主义、全盘反传统主义、高调民主和乌托邦思想，这三者结晶成一条五四的红线。国内外对此都研究得很不够。五四在思想上存在相当的复杂性，我们必须了解“What”、“How”、“Why”三个层面。五四的复杂性在于，并不是在五四时候出现的东西都可以归入到五四的范畴之中，五四有它特别的精神取向和发展趋势。以激化的趋势而论，在当时出现了许多社团和小型报纸，几乎全部都是左翼，比如《新河南》、《新江西》等报刊，以及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等社团，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我特别注意到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它是是郭沫若、田汉等人共同发起成立的，是最激进的革命思想的代表。创造社的出现，显示出五四后期激化思想的扩大，以艺术“创造”命名，也可以看出这批知识分子狂妄自大、要创造新天新地的心态。

我们思考五四，当然不能不回到一八九五年。五四固然是一个高潮，但五四的偏差在此前便已经出现。一八九五年前后，报刊、社团和学校制度开始出现，传统文化的格局被冲破，近代文化的基层建构亦启动。在这一变动过程中，酝酿着新的意识形态，近代的意识形态话语也随之出现了。为什么五四会有一个大左转、会有民粹主义的极端口号？因为五四背后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传统，一个尊重人本身的传统。五四是“人本主义”而非“人文主义”。

余杰：人文主义的精神，在当时的文学中还是存在的，比如周氏兄弟、沈从文、林语堂、丰子恺等作家，比如部分声称“为人生”而创作的作家。大陆学者近年来将周作人从“汉奸”的粪坑中挖掘出来。周作人当汉奸的罪行当然是不可抹煞的，但晚年落水当汉奸，并不能否定其早年的思想成就。我的老师钱理群教授便认为，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明确地把“人道主义”精神归结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宣布了“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的新的道德、人生观原则，强调要以此“为本”，建立“人的文学”。周作人的思想深度在其同代人中罕有人能及。

张灏：胡适的深度和广度都比不上周氏兄弟。周氏兄弟那里有些人文主义精神，鲁迅有这样的气质，他提出了“立人”的观念；周作人更明显，他提出了“重新发现人”，要“开人荒”。但他们都未能继续深入发掘下去。现代文学中是有一些人文主义的因素，但就像地下水一样，是潜流而非江河活水。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国情结”太深、太重，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时刻感时忧国，而忽略了人本身、不对人性作深入的思考。忘记了中国人也是人，中国的问题也要从人的问题开始反思。

余杰：中国迅速地、粗糙地接受西方现代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否跟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观念比较薄弱有关？二零零七年是西方第一个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到中国两百周年，但两百年来，基督教思想一直未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尤其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影响十分有限。五四时代风头浪尖上的知识界领袖，几乎没有一个基督徒。五四之后不久，中国知识界便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这场运动与五四关系极其密切。由此也可以看出，五四知识分子大都是反对宗教信仰的，或者说企图以民主和科学等观念取代宗教，蔡元培即有“以美育代宗教”之说。对宗教信仰特别是对基督教的排斥，是否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幽暗意识”的重要因素之一？

张灏：由戊戌到五四这段时期，中国出现过一股短暂的宗教热。许多精英知识分子在传统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崩溃之后，需要寻找新的价值支撑。但那基本上是一种佛教热。有些知识分子试图从佛教中寻找思想出路，比如章太炎，他是其同代人中极少数讨论人的问题的学者之一，他尝试发展出一套“佛教的幽暗意识”来，以此质疑当时占强势地位的进化论思想。但基本上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很快便被五四的主潮淹没掉了。

中国知识分子很难接受基督教中“一神论”的观念，而对佛教中的多神论甚至无神论（唯物论）的部分比较有兴趣。近代以来西方的启蒙和反启蒙两种思潮，表面上看针锋相对，其实都是两大理想主义及宏大叙事。对此，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中国人对西方的兴趣只限于近代，比如近代的功利主义、启蒙运动后的文明。但是，对传统的西方文化，例如从希腊及罗马时代的城邦制、民主、共和、宪政和法治等价值，一直到希伯来的先知运动，对人本身的反思，对人的罪性的认识，对人的限度的思考，中国人却常常漠然视之。政治是几千年的智慧，是逐步积累的文明。西方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西方，虽然也存在各种问题，但其政治制度大致稳定，人权得到基本保障，绝非偶然。其中，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起了关键的作用。但在近代中国的“西化”过程中，这一传统却被遮蔽了。

余杰：从晚清士大夫阶层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到魏源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学习，是否过于功利主义？也许正是这种功利主义，导致五四知识分子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最没有“幽暗意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张灏：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立志向西方学习，乃是在被西方欺负的处境下的学习。中国人通常有一种报仇雪耻式的、扭曲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向西方学习，当然会有明确的选择性。比如，要立竿见影，要有时效性。于是，我们便很容易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为何会狂热拥抱马列主义。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特殊的背景：马克思主义是以西方反对西方，指出西方近代以来的主流价值也存在严重问题。近代以来，中国人一心学习西方，始终没有成功。突然之间，发现有人指出西方的道路其实并不对，这种理论自然会有很大的心理吸引力。

另外，马克思主义的人论与儒家的理想主义亦有吻合之处。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对现状悲观，有危机意识，但对人的本性、对人类的未来，却充满理想主义的、极度乐观的评估。他们常常有意无意设定人性无限、人力无边，不愿追问人的知识是否能让人知道世界的底蕴和终极价值。二十世纪以来，西方越来越走向怀疑主义，后现代主义其实也是一种怀疑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却没有怀疑主义生长的土壤。今天，我们需要对人重新进行反思，重新发现什么是“人”。人的限度在哪里？尤其是道德上与知识上的限度在哪里？这是人们采取政治行动的时候必须考虑的问题。

余杰：从您提出“幽暗意 识”这个观念以来，一晃将近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间，您对这个概念有什么修正和发展吗？

张灏：“幽暗意识”是我下半辈子思想的主要线索，近年来当然有一些发展。我的老朋友、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优秀学者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的一些观点，对我深有启发。墨子刻受卡尔?波普（Karl Popper）的影响，借用其“知识论上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观念，分析人知识上的局限和限制。“幽暗意识”若从广义而论，不仅是道德上的，也是知识上的；若从狭义而论，则是尼布尔所指出的，人在道德上存在无法逾越的限制。

在知识论上，西方一直存在强大的怀疑论传统，这一点与中国差别极大。中国有“玄知”、“灵知”的概念，认为人有特殊的、内在的认知能力，使人能够透视世界万物的本质和底蕴。但西方从希腊开始便有怀疑主义挑战此观念。尤其是从康德之后，西方思想中的怀疑主义是多和少的问题，而非有和无的问题。西方知识分子相信，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不是无边无际的，他们为知识设限。而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走上激化道路、革命道路，便是无视此种知识论上的“幽暗意识”。

余杰：墨子刻曾经反思过康有为的《大同书》。他追问说：《大同书》是以什么作为依据的？以历史根据与经验事实为根据吗？不是，康有为是以他所理解的道德至高原则演释出来的。康有为生前对《大同书》的危险性有充分的估计，因此一直将其藏之内室、秘不示人。直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对康有为《大同书》的空想主义缺乏分辩能力，因为中国人一般都认为，道德原则是“好社会”的基础。这是非常危险的。当年康有为企图变儒学为宗教，进而让儒家起死回生。然而，缺乏“幽暗意识”的儒家思想中，根本无法生发出宪政制度和自由精神来。

张灏：“幽暗意识”绝对不是“忧患意识”，我曾经与杜维明辩论过此问题。儒家在道德上和知识论上都是乐观主义者，即便是明末理学家刘宗周之“改过”说，仍然在“内圣”的框架之中。我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教授过比较宗教学、比较文化学，发现每一种高级的文明都得面对人性的阴暗面并作出回应。基督教将其定位于道德，如圣奥古斯丁；而在印度教和佛教那里，则以“无明”称呼之，将其归结为知识的问题，从知性上着手。

我无意夸张幽暗意识的功能，但我认为它应当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反思近现代历史的一个起点。人不能没有理想，但如何达成理想？理想如何与现实区分开来？用韦伯的话来说，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如何配合？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深陷于西方启蒙主义和儒家的人性乐观主义两个宏大叙事之中，形成了极端的理想主义。现在应当停下来反思，换一个方向思考“人”的问题了。

——二零零七年八月至十一月，华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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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6.1.2008 11:56
标题: 华人教会不仅要“入中国”，还要“出中国”
由“基督使者协会”主办的、三年一度的华人差传大会，是以北美华人基督徒为主体的盛会。二零零七年圣诞之后，我有幸赴费城参加了这次主题为《我不能，神能》的大会。此次大会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召开的时间正好是新教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到中国宣教两百周年。两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筚路蓝缕，几起几落，希望与失落并存，逼迫与复兴同在，有失败的伤痛，也有成功的喜悦。几代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传道人，用生命和血泪走出了一条光荣荆棘路。在这次大会上，由台湾“宇宙光”机构推出的“马礼逊入华宣教两百周年”历史图片巡回览，以上千张珍贵的历史图片和资料，展示了两百年来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共同经历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当我回想起马礼逊在绝对的孤独和深沉的寂寞中，如何坚持到底，完成了为在华宣教奠基的伟业的时候，不禁浮想联翩：今天的中国教会，在全球宣教版图中，应当充当何种角色呢？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接受者”而不是“给予者”。中国教会将那些来自外国传教士、教会和宣教机构的各种帮助视为理所当然，坦然地享受着这白白得来的恩典，至多就是感恩和赞美而已，而很少作进一步的追问：“我在哪里？我是不是那个也可以被上帝差遣的人？”中国教会在本国、本土及本教会的“势力范围”之内守成有余，而向外拓展不足，始终缺乏一种“福音全球化”的观念。相反，源远流长的“中国中心主义”的观念，不仅在官府和民间盛行，即便在海内外的华人教会内部，也是一种重要的潜流。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形成，与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命运是同步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忧愤心态，强化了自古以来中国人“中央之国”的心理优越感。换言之，极度的自卑与极度的自尊的结合，使得绝大多数中国人浸淫于“大中华主义”的文化传统和思维定势之中，许多华人基督徒“情不自禁”地将“中国”看得高于“神国”。

民族主义思潮在华人教会中影响甚大。比如，据我个人有限的观察，海内外很多华人教会中，许多中国大陆背景的基督徒，一听到“台独”便怒气冲天，甚至会激愤地喊打喊杀——在他们看来，“大一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持“台独”立场的台湾基督徒，根本就不配作为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姊妹！在基督徒当中持有武力攻台想法的人的比例，并不比普通人当中的比例低。我想反问的是：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快就忘记了耶稣基督“爱人如己”的教导呢？台湾人难道不是我们的同胞和邻舍吗？我们难道不能像爱邻舍和爱耶稣一样爱他们吗——即便他们在“统”和“独”的议题上与我们意见不一致？还有一个例子便是小敏姊妹所作的“迦南诗歌”。小敏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她所创作的数百首赞美诗歌，不仅深受国内教会的喜爱，也在海外华人教会中广为传唱。这些优美的诗歌的流行，与九十年代以来华人教会的复兴是同步的。但是，“迦南诗歌”也有其时代、文化合地域的局限，其歌词中的“中国特色”过于强烈，“中国”这一主语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中国的基督徒，当然应当爱中国；但是，在爱中国的同时，中国的基督徒还应当具备超越性的“国度”观念，高于民族主义的“人类”视野，以及将福音传向“万国万邦”的异象。如果中国的基督徒只爱中国人，那么这种爱是不完全的爱。我们首先是上帝所造的人，其次才是中国人，而不是相反。换言之，基督信仰理应彻底更新我们固有的“国家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所谓“爱邻舍”，便是爱所有的人类。

在这一方面，韩国的基督徒和教会为我们作出了表率。我们看到，韩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现了政治转型和经济腾飞之后，其民族主义思潮也风起云涌——比如，韩国民众在世界杯足球赛中的若干过激表现，便让外国人颇为反感。韩国的民族主义激情，与近代以来韩国在俄国、日本、中国和美国等大国的夹缝中挣扎求存的境遇有关，也与南韩与北韩至今仍然处于分裂状态有关。二零零八年初，韩国的左派总统卢武铉下台，稳健派政治家李明博当选，标志着这一狂飚突进的民族主义思潮逐渐进入了一个平缓期。而一直以来，韩国教会并没有受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禁锢和牵制，信仰完全超越了偏狭的政治，在最近二十年间，韩国教会是全球最有普世宣教热忱的教会。韩国虽然是一个人口不足五千万的中等国家，广义的基督徒的数量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左右。韩国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宣教国家，韩国教会向全世界各地派遣了超过了三万名的传教士——中国是其最大的宣教“出口国”。二零零七年夏天，一个韩国宣教团队在阿富汗被塔利班武装分子绑架，带队牧师及另一名男性基督徒被杀害，其余人质在被囚禁多日之后获得释放。此一牵动人心的国际新闻，只是浮现出了韩国全球宣教大军的冰山一角。我在北京和北美的华人教会中，就接触到了许多深深地爱着中国、心甘情愿地服侍中国基督徒、恳切地为中国教会祷告的韩国牧者。近代以来，韩国也是一个在福音方面长期“领受”别国帮助的国家，近年来韩国却迅速地由一个“接受”的国家变成一个“给予”的国家。韩国教会的这一转变，能否带给中国教会深切的思考呢？

此次华人差传大会，有六十多个宣教机构、神学院、出版社、专业机构参与，有两千多名的来自十几个国家、数百个教会的基督徒与会，可谓北美华人基督徒的一次盛会。参与者当然并不仅仅是华人，在会场上，我接触到了许许多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将一生都奉献于“中国人灵魂得救”的愿景之上。其中，有一位是来自挪威的基督徒，自称“老叶”的叶福礼（Finn Torjesen）。他的爷爷叶永青（Peter Torjesen）和奶奶端正方（Valborg），在二十世纪动荡不已的二十年代，凭着到中国传播福音的坚定信念，来到山西省的河曲县，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新家、教堂和医院，为这个小县城医疗卫生的发展辛勤工作了近二十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们的教堂为一千多名饥寒交迫的人们提供了战时的避难所。后来，叶永青不幸在一次日本军队的炸弹袭击中遇难。一九八八年，河曲县的官员通知其家人，叶永青被追认为山西的“人民烈士”，中国当局希望在叶牧师牺牲五十周年的时候，为他建立一座纪念碑，并邀请其家人前来参加揭幕仪式。一九九三年，有着熟练的汉语水平和广泛国际经验的叶家第三代叶福礼和妻子谭美（Sandy），带着他们一对六岁的双胞胎，放弃了在印度尼西亚的工作，并且带领另外两对夫妇，一起开始了在中国长期的居住和工作。他们创办了以扶贫为目标的“永青咨询服务中心”，该中心由五个服务部门组成：医疗卫生部、英语教学部、农业部、咨询服务部和好根经济发展部。“永青”是一个公开的基督教的非政府、非赢利组织，他们从事的工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彰显耶稣基督的契机；他们神圣的使命也体现在具体工作当中。“老叶”和他的爷爷奶奶的故事，是来自遥远国度一个家族的“爱中国”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止是感动我们，更是启示我们：华人基督徒有没有“走出去”的视野和胸襟？华人基督徒有没有勇气和信心，打破“大中华”的傲慢与封闭，去爱和安慰那些异国他乡的灵魂？

此前，由于资讯有限的原因，我很少听说华人基督徒到亚非拉国家宣教的事迹。在此次华人差传大会上，我终于看到和听到了许多华人基督徒感人至深的经历。如果说来自挪威的叶氏家族的“中国情结”延续了三代，并且还将继续传承下去；那么，华人基督徒已经走出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那一步。在大会上，年逾八旬、满头银发的杨嘉善长老，拄着拐杖走上讲台，向大家介绍了“中亚分享援助协会”在吉尔吉斯坦的事工。杨长老于一九二八年生于北京，后来到了台湾，二十四岁受洗成为基督徒。他多年从事航海工作，在台湾与美国之间的航线上当了几十年的船长。退休以后，有一次偶然来到吉尔吉斯坦考察，他发现这个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贫困不堪，许多的家庭破裂，男人酗酒，孩子流落街头，很少有人听到过福音。于是，耶稣感动了杨长老，要他在这里办学校，为这些回教背景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人带去福音，带去爱和希望，带去基督徒的援助。船长办学校？而且是到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在地图上位于何处的吉尔吉斯坦去办学校？很多人认为杨船长的想法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是，他却说到做到，立刻终止了公司的业务，与几名同工一起来到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都非常陌生的吉尔吉斯坦。二零零零年十月十四日，在吉尔吉斯坦的托克马市，历史上第一所基督教学校开学了，学校的名字叫“恩临基督教学校”。一开始，当地保守的回教徒和官僚排斥他们的工作，不允许子女去他们的学校就读。渐渐地，他们以无私的爱心和一流的教育水准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连市长也将孩子送到他们的学校中。不到五年时间，杨嘉善和他的兄弟姊妹们，先后建立了三所孤儿院、四所学校和一所残疾儿童学校，一共有两千多名学生在这里学习。他们还申请设立基督教慈善基金，吉尔吉斯坦政府破天荒地批准了这一申请，这是该国宗教和司法部第一次批准的基督教慈善基金。杨长老承诺，凡是到该基金会创办的学校里读书的孩子，不论贫富，一律参加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凡是被录取的学生，校方承担一切教育费用，包括食品，衣物，住宿和医疗。老人还在筹划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学，首批招收三百名学生，以高质量的教育改变他们的人生。他在大会上吁请华人基督徒中的退休教师前去承担教学工作。在会上，还有一位来自杨长老创办的学校的吉尔吉斯坦的美丽女孩，在台上用中文和英文向大家问好，并祝福说“耶稣爱你！”谁能想到，几年前这个女孩是一个在街头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流浪儿呢？

另外一个同样感人的故事是马来西亚籍的华裔牧师黄光赐，他作了一个题为《大漠风沙十二年：在非洲回教徒当中的事工》的报告。自从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人们普遍对伊斯兰世界怀有疏离感甚至敌意，然而，十三亿伊斯兰教徒难道都是我们的敌人吗？中国拥有十三亿人，上帝也许正要让十三亿中国人向十三亿伊斯兰教徒传福音呢。黄光赐于一九八零年毕业于香港建道神学院，此后便全然投入开荒、布道、建立教会的工作。一九九一年，他以国际事工差会（SIM）宣教士的身分，全家抵达非洲最贫穷的沙漠国家之一的尼日利亚。此前，他在法国学习了一年法语，并苦学尼日利亚当地的曼加语。他和妻子带着三个儿女（当时分别为十岁、九岁和六岁），从富裕而舒适的美国来到几乎是蛮荒之地的尼日利亚的乡村。黄牧师在分享的时候，向大家播放了若干幻灯片，照片都是用传统相机照的，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他幽默地说，在尼日利亚整整呆了十二年，已经“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根本不知道外面早已普及了数码相机。在这些照片中，我看到了他们骑着骆驼出去传道的身影，几个小时的颠簸，人差不多快散架了；我还看到了所谓的“超级市场”其实就是三五个摊位的地摊，风沙一来，所有的货物都被买在沙土之下，买回来的面粉，一般是面粉，一半是沙土。就是这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们一家人效法耶稣、广传福音、教导真理、荣神益人。那时，当地的原主民曼加人当中没有教会、没有圣经，他们付出了无数的血汗与爱心，终于在神的恩典中，帮助当地的曼加人建立了能够自立自养的教会。许多懒惰的流浪汉变成了辛勤劳动的工人，村庄里的暴力冲突事件亦大幅下降。一个家庭祝福了一个地区。在大会上，这个可敬的家庭曾经一起被邀请上台，分别讲述他们的见证。尤其是那三个可爱的孩子，在风沙的磨砺之下，皮肤黝黑；在圣经话语的耳熏目染之下，心灵纯洁如白雪。他们没有享受到同龄孩子引以为时尚的网络游戏、也不知道歌星球星的名字，但他们与父母一起体验到了奉献的幸福，他们今后的人生也必将是丰富而充实的人生。

海外华人教会当然需要“入中国”，当然需要与仍然处于逼迫之中的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实现进一步的整合与互补。中国本土的福音化，本身亦任重道远。但是，“入中国”不是我们全部的工作，海外华人教会绝对不能只是盯着“入中国”这一单向度的使命，而中国大陆的教会也绝对不能仅仅满足于本土的成长。在马礼逊来华宣教两百周年的日子，华人教会已经具备了“出中国”的能力与装备，已经迎来了“出中国”的契机。杨嘉善长老和黄光赐牧师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但像他们这样风雨兼程地“出中国”的基督徒和牧者还是太少，还没有形成一股蔚为大观的全球宣教潮流，而华人也远远没有成为跨国家、跨族裔和跨文化的宣教事业中最积极的群体。华人信徒需要领受和承担这一伟大的呼召，在未来的一个世纪里，华人基督徒理应成为世界上最浩浩荡荡的一支宣教大军。

海内外的华人基督徒和教会，同样需要具备“出中国”的激情与实践。“入中国”与“出中国”并不矛盾。华人基督徒和教会“出中国”，不仅是指身体意义上的走出去，更是指精神意义上的走出去。不仅要走出地理意义上的“中国”，更要走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走出我们熟悉和习惯的“大中华文化圈”——否则，那些即便是处于中国之外的、享有信仰自由的制度保障的、位于北美和欧洲的华人教会，依然会受制于狭隘的“大中华主义”，以肤色和族裔来遴选会友，“近亲繁殖”，眼光日渐短浅。虽然近二十年来华人的脚踪遍及全世界（因为商业贸易、劳务输出以及偷渡客泛滥的缘故），新成立的华人教会也在五大洲比比皆是，但福音对象仍然主要局限于“华人”这一族群。这种局限性，辜负了上帝对华人的恩典，亦未能在普世福音化的层面上成为中坚力量。所以，此种状态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出中国”。当年，阿尔巴尼亚裔的德兰修女，孤身来到陌生的印度，救助那些谁也不愿接触的贱民；德国裔的史怀哲博士，全家来到蛮荒的非洲，为那些生活在原始状态的土著服务。他们的信仰、爱心与行动融为一体，他们便是背起十字架走天路的耶稣的门徒。今天，许多中国东部沿海富裕地区以及北美和欧洲的华人教会，如果仅仅满足于“本地化”的策略，仅仅满足于本教会的建堂等事工，仅仅满足于在“中国人”这个单一的族裔中传播福音，就会缺乏“大使命”和更大的看见，华人基督徒当中就鲜有挺身而出成为与德兰修女和史怀哲的同工的人。如果我们不走出去，福音的种籽也就不可能在更为广袤的大地上生根发芽。韩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已经比我们先走了一步，作为同胞的杨嘉善和黄光赐等弟兄姊妹也已经比我们先走了一步，他们需要更多的人风雨兼程。

现在，轮到我们了。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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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0.1.2008 11:04
标题: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二）
张灏：历史学家，美国俄亥俄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杰：中国大陆独立作家


最漫长的激化道路，“自我神化”的可怕结果

余杰：近代中国走上了激进革命之路，放眼世界范畴，是一个特殊的、孤立的个案吗？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法国、俄国、土耳其各国也都有过激进的反传统的阶段，比如法国的启蒙运动、俄国西化派与斯拉夫派的论战，以及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它们与五四之间究竟有何异同之处呢？如果五四与它们比较相似，那么这就表明人类都犯过类似的错误，而不仅仅是中国人才犯此错误，那么我们今天对五四的批评和反思是否就显得过于苛刻了？

张灏：首先，我们要定义什么是激化或激进化？所谓激化，即转化意识以政治强制的手段实现，认为个人和群体生命可以作基本的质的转化，对现状全面否定，对理想激进追求。以此来衡量，五四是激化吗？五四当然是激化。你在一篇论文中为五四辩护，认为五四时期全盘西化、彻底反传统等说法，是五四先贤们矫枉过正的“话语策略”。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我们要正视一点：他们为何要大声疾呼？他们的回应要放在时代脉络中去考察。

那么，我们会发现五四中人彻底反传统的立场其实也有相当真实的一面。近代以来，百年惨痛的历史经验，内忧外患不断，所有的努力，结果都是失败。既然步步失败，回应便步步升高，越来越彻底。五四前后中国的政治现状比清末还要让人失望，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洪宪与张勋这两次复辟，对知识分子刺激极大。他们意识到，中国的局势已逼到绝境，必须采取“最后解决”、“全盘解决”的手段方能救中国。当时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发表过表达类似看法的一些文章，如《吾人最后之觉悟》等。这让我想到大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所发起的关于“中国人要被开除球籍”的讨论。“球籍”根本就是不存在的，这种危言耸听的说法背后，有一种强烈的情绪上的反弹。失望、幻灭、痛苦，明知做不到也要做，谭嗣同“冲决网罗”的想法，邹容甘做“革命军中马前卒”，都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们的牺牲精神值得敬佩，他们具有人格的魅力，但其绝对化的思想方法却使之成为“危险人物”。

对五四的激化思想的反思，可以从外部环境、思想发展内部、时间机缘等角度展开。五四激进主义的一面，即便放眼全球范围内比较，亦有其特殊性在。十五、十六世纪以来，西方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国富民强，遂向全球范围扩张，冲击了几乎所有的非西方文明，如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等。如果一一加以比较的话，会发现其他各文明并没有像中国一样，有过一股像五四这样震动全国大规模的、激烈的、全盘的反传统思潮。比如，即便是俄罗斯的西化派，亦并不完全否定东正教传统；即便是土耳其凯末尔的革命，也不否认《可兰经》的权威。而五四一代则要全盘否定“孔家店”。

再以暴力革命而论，中国的暴力革命延续的时间最长。法国大革命的高潮，即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派当政时期的血腥屠杀，仅仅持续了一七九二年之后两三年的时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列宁当政之后，有过短暂的激进政策，但很快便后退，转而实施“新经济政策”，此后斯大林又有十多年的激进政策，不久即再度缓和；但毛泽东的激进政策整整持续了二十年时间，可谓空前绝后。毛受五四影响甚大，没有五四，毛不过是梁山好汉而已。

余杰：毛后来发动文革，是出于纯粹的权力斗争，还是五四以来激进思想的继续发酵？在毛本人的思想观念中，究竟有多少是来自五四，又有多少是来自以马列为代表的西方激进主义思潮，还有多少是来自于儒家文化中的理想主义（如“内圣外王”的观念）？毛企图实现“君”“师”合一，而中国的历代君王都没有这种想法（没有任何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妄图取代孔子“老师”的地位），中国的历代知识分子也都没有此想法（比如曾国藩与康有为，他们当然有为帝王师的理想，却从未有过取帝王而代之的野心），为何单单毛有此想法呢？为何毛会认为，数风流人物，还看他自己？这些想法究竟从何而来？或者仅仅是其恶劣、狂妄的本性？仅仅认为毛是一个地痞流氓，是否过于简单化？而过于强调五四与毛的关系，是否会出现对毛的“过度阐释”和美化？

张灏：革命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但近代使用此术语是旧瓶装新酒。革命有“大”、“中”、“小”之区别：所谓“小革命”，是指中国古代屡屡发生的“汤武革命”，即政体不动，政权转移；所谓“中革命”，如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政体发生了根本变化；所谓“大革命”，如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不仅政体变化了，还要彻底发挥转化意识，改造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激化主要是指“大革命”的思路。

毛泽东的一生都消耗在“大革命”之中。不过，在仰望“马恩列斯”四大导师之外，毛也从宋明理学中寻找理想主义的资源。毛虽然号称反儒、反孔，但其青年时代曾受岳父杨昌济（杨本人为理学家）的影响，且对湖南同乡曾国藩的思想很感兴趣，研读过曾国藩的著作。毛从儒家思想中吸收了人有神性、人心上通天道，人可以产生无限的信心的观念，这与马列主义“人经过改造之后可以人力无边”相通，遂形成毛“人性无限”、“人定胜天”的观念。于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毛泽东，人不再需要神，人变成神，人自己扮演上帝。深重的灾难便降临了。

以人的“自我神话”为线索，可以发现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激进思想里极端人本主义的倾向。这一思想倾向在共产党中国带来两种悲剧性的结果，就是毛式的政治激化和把毛视为神格化的政治领导人。这种激进思想一直影响到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电视片《河殇》。从《河殇》中可以发现，那个时候一些批评当局的知识分子也不自觉地染上了同样病症。我不知道今天大陆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有无重大的变异。

余杰：“幽暗意识”不仅是反思中国百年激进思潮的重要视角，也是对当前的社会危机采取应对措施时应当补的重要一课。今天中国大陆的异见群体仍然未能走出此怪圈。我遗憾地看到：今天许多批评或反对共产党的人士，所持的观念仍然来自共产党、来自戊戌以来企图全盘改变社会所有方面的“一揽子计划”。

难能可贵的是，儿子死于六四屠杀的丁子霖女士，也对人性阴暗面有着深切认识，她正是出于对“自我神化”趋势的警惕，坚持低调民主。丁子霖说：“自由的空间是靠一分一寸挤出来的，公民的权利是靠一点一滴争取积累起来的。一个人登高一呼，一个新世界从天而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是各利益群体博弈的时代，讲究的是游戏规则，而不是耍枪弄棒抡板斧。都说今天的中共政权越来越黑社会化了，这是事实。但我们需要的是用文明来代替野蛮，是花大力气迫使当权者不得不遵守人类文明的准则。这件事做起来很难，但再难也不能放弃努力。”

我非常认同此种看法，它不仅符合中国社会的现状，也是对反对派内部的危险倾向的及时提醒。这种看法如此珍稀，在异议群体中罕有人敢于公开阐述。刘晓波所强调的维权者的“责任伦理”、“勇气并不一定代表良知”也是同样的意思。

然而，丁子霖却遭受到海外某些人的猛烈的攻击和辱骂，可敬的天安门母亲居然被丑化为“跪着造反”、“软体动物”、“伪类”等等，如此恶毒的语言连中共当局都不曾使用过。那些批判文章的作者个个义正词严，一副真理在握的模样，他们的激进变成了一种表演，谁没有他们激进谁便是中共的走狗。由此看来，让习惯于膜拜英雄或者自我英雄化的中国人（包括许多异议人士）接受“幽暗意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张灏：我读了丁子霖女士的那封公开信之后，深受感动。本来，作为受难者家属，很容易深陷入悲情之中，丁女士能够在高压下保持平和的心态，清醒的头脑，且有如此敏锐而深刻的洞见，以及表达这种洞见的勇气，让我对她肃然起敬。我最近读到廖天琪翻译的国际笔会主席、捷克著名异见知识分子格鲁沙的文集《快乐的异乡人》，发现格鲁沙也持类似的观点。格鲁沙是极权主义的反抗者，但他深知反抗者自身的限度在哪里。在中国人当中，恰好缺乏这一类“谦卑的反抗者”。我尤其赞赏刘晓波为此书写的序言，这篇序言的精神非常接近基督教对人的看法。

我完全支持丁子霖、刘晓波和你们的看法与做法，这在那些肯定自由和民主价值的知识分子中是少数，因此尤其难能可贵。这是百年来第一次在抗争运动中有此种深刻的反思。中国再不能出现一个毛泽东式的人物，中国也再不能发动全盘推翻、从头开始的“大革命”。我知道你们的这种观点会受到那些唱高调者的攻击和辱骂，你们将自己置于极其艰难的处境当中。但是，中国必须走出恶性循环的怪圈与悲剧。

反对派阵营内部的“去魅化”相当重要。我刚才谈到谭嗣同这类人物具有高度的“危险性”，因为他们身上兼具了“志士精神”和“戡世精神”，充满了对自己的能力和智力的高度自信，充满了对自己道德的高度自信，为了实现道德信念，可以只问目的，不计后果与代价。在这两种精神的笼罩下，人已有自我神化的倾向。毛将这种人格模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余杰：张戎的《毛泽东传》将毛带给中国的苦难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但是，苦难之后，并没有多少人认识到，“幽暗意识”是一剂良药，能让我们避免由“自我神话”走向“全民毁灭”的悲剧。毛泽东对当今中国的影响，不仅是天安门城楼的毛像、纪念堂中的毛尸、人民币上的毛头以及湖南韶山人们的跪拜烧香等，更可怕的还是其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对全民的潜移默化。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都是“小毛泽东”，或者说是潜在的“自我神化”的本体。

更可悲的是，今天的某些高调论者，表面上是大无畏的英雄主义，实质上是精明的犬儒主义。要论人品与勇气，比起谭嗣同、邹容、林觉民、陈天华来，他们差之何止十万八千里。谭嗣同等人具有真正的自我牺牲或以身殉道的精神，并亲身践行个人的价值观。而今天那些高调论者，或者身处海外，在安全而自由的处境中，鼓噪国内的人武力反抗暴政、流血成仁，自己则作壁上观；或者身在国内，将参与维权活动的草根民众当作筹码和人质，以换取个人梦寐以求的“人血顶戴”，“革命”尚未成功，他们便开始分封诸侯了。

我从来对那些号称英雄好汉的人充满警惕。我是一名基督徒，我知道《圣经》中说过，一个义人也没有，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能对人顶礼膜拜，一切崇拜某个人的运动、意识形态，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张灏：人的神化的理念，不但深植于中国传统，而且也深植于近代西方思想中。五四知识阶层同时承接这些固有的及外来的观念，并以独特的方式，将这些观念一并陶铸成当代中国激进的人本意识。五四的背景在晚清，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他已经意识到文化基本取向出现了危机，这是晚周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挑战。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都无法维持下去，知识分子遂情绪失控，思想也失去了方向。在民国初年，青年毛泽东也处于此种潮流之中。毛泽东思想中有关人的神化的观念，大部分来自五四启蒙运动。从毛泽东思想对共产革命之悲剧性影响，我们看到了五四文化遗产里的一个黑暗面。如果今天的中国人完全继承此种黑暗面，中国的未来确实堪忧。

我们再回来看理想主义的问题。几年前，美国知识界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题，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都成为专业知识分子，在专业上精益求精，却对社会失去关怀，对政治失去批判意识，学界与社会完全隔开，而现代文明的很多问题需要知识分子参与解决。所以他们呼吁出现“公共知识分子”。

余杰：两年前，中国也有一场关于“一百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尽管这份名单已经小心翼翼了，如丁子霖、刘晓波、蒋彦永等“敏感度”较高的人物都没有出现在名单上，但发表该名单的《南方周末》仍然遭到官方的严厉整肃。我记得当时上海的《解放日报》上还专门发表所谓的“评论员文章”，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说法是企图“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这篇大批评文章后来还获得了中宣部的奖励。中共当局最害怕的便是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公共化的趋势。当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都勇锐地对公共问题发言的时候，中共的愚民政策便走到尽头了。

张灏：是的，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更加尖锐。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回归价值，回归理想。但是，之前需要对如何回归理想与价值有一个深切的反省。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将近一百年的思想道路，中国知识分子充分显示出了对国家命运的承担精神，但这种承担精神本身需要反省。知识分子总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替社会解决问题，却忘记了这使命感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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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2.2008 00:35
标题: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广东地方当局对“以诺”企业的迫害仍然在进行之中。公司账号遭到查封，公司创办人、澳大利亚籍华人吴魁夫妇以及若干公司员工被拘押或监视居住。一家经营蒸蒸日上的公司，一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十分显著的公司，却在地方政府的骚扰之下陷入了瘫痪状态。吴魁及其家人已经发出多封致中国最高领导人和全国民众的公开信，呼吁善待那些心系故土、造福百姓的海外华人投资者及企业。但当局并未作出任何善意的回应。

关于企业家吴魁，《中国经济周刊》曾经这样介绍说：“吴魁，澳籍华人，从澳大利亚引入微生物科技，推广到中国。近年来，他致力于益生菌研发与推广应用，从食物链安全、水土资源保护、农村生产环境自然修复等方面，着手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吴魁创办的以诺集团国际有限公司，是一个从事国际贸易和实业投资的大型外资集团公司，秉承“呵护自然、造福民生”的企业经营理念，提倡“仁爱、喜乐、和平、信实”的企业精神，在经营轻工产品国际贸易的同时，全力致力于生物工程技术在生态保健、生态美容、生态种植、生态养殖、生态水产养殖、生态环保等领域的应用。

由于吴魁夫妇都是基督徒，他们在企业中积极推广基督教文化，这却成为“以诺”企业遭到当局迫害的重要原因。当局先后以“无证经营”、“偷税漏税”等莫须有的罪名打压以诺集团，迄今为止却拿不出一份可以公诸于世的证据来。其实，当局无法放在阳光下的真正理由，是出于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今天，连少林寺的方丈都可以将少林寺注册为有限公司并进入经营领域，那么在香港长大并入籍澳洲的华人基督徒，为什么不可以在内地创办有基督教文化特色的企业呢？如果说基督教是“外来宗教”，那么佛教不也是“外来宗教”吗？如果说佛教劝人向善，那么基督教的教义更是以“爱”为核心，同样符合今天中国当局创建“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

对以诺集团的迫害，与“和谐社会”的口号背道而驰。在一封公开信中，吴魁夫妇追问说：“我们传播‘爱在你身边’、‘呵护自然 造福民生’、‘教育扶贫、社会保障、弱势群体、环保事业’、‘仁爱、喜乐、和平、信实’……等等优良文化, 真不明白我们错在哪里？”同时，他们也善意地对公司的一些做法作出解释和检讨并愿意做一定的修正：“由于我和太太在国外出生长大，是虔诚的基督徒，从小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不太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更不懂得如何包装我们非常浓厚的基督教企业文化，如‘爱在您身边’，‘施比受更为有福’……等等，有些表达过于直率和高调，不懂得如何让我们的企业文化更加中国化，导致国内一些同胞和有关部门产生误解，除了我们实应反省和检讨所有的言论和行为之外，同时也敬请胡总书记和温总理了解事情的真相，给基督徒企业家一个宽松的经营环境。”他们强调指出：“作为企业家，我们的目的是经营企业，推动祖国的经济发展，帮助农民和弱势群体脱贫致富，而绝非传教，基督教只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和宗教生活。”这是一种可贵的、反求诸己的态度，也表达出了对政府最大的善意和理解。

一个基督徒企业家在企业中推广基督教文化和价值，并不违背中国现行的任何法律法规。每一个企业都有其文化和价值取向，中国本土的企业家一般标榜两种文化：一种是所谓的儒家文化。许多企业家都以“儒商”自居，仿佛不号称“儒商”便显示不出自己有文化。但是，他们可以张扬的理念，无非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童叟无欺”的“诚信”原则而已，至于“儒”与“商”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却一问三不知。其实，“儒商”一说，是对儒家文化最大的误读。儒家从来就不是“重商主义”的文化价值，反倒是“轻商主义”或“蔑商主义”的文化价值，“儒”与“商”向来是尖锐对立的。孔子本人始终耻于言利，对于那些追求利益的行为持道德绝对主义的批判态度。在儒家的文化传统中，商人的地位一直遭到极度的贬低和蔑视，所谓“士、农、工、商”，商人被排在“四民”之末。在礼乐制度中，甚至连商人居室的建筑模式和商人衣着的色彩装饰等都有严格的规定。长期以来，儒家文明压制了商业的发展，也阻碍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所以，那些自称“儒商”的企业家，完全曲解了儒家的精神内涵，不知不觉地“直把杭州当汴州”。但是，在所谓“传统文化热”的今天，企业家们偏偏喜欢自诩为“儒家”，并坚持所谓的“儒家企业文化”，在办公室里摆设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即便从来不会翻阅）。而政府当局以及社会舆论，并没有对些做法提出非议，反倒是鼓励有之。

另一种企业文化，便是以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和“治理”企业。华为的老板任正非、巨人集团的总裁史玉柱以及昔日颇具争议性的牟其中等家喻户晓的企业家明星，均是毛泽东思想的服膺者，忠心耿耿地以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来管理企业。在中国当下畸形的权贵市场经济制度下，这种管理模式有时确实能够取得成功。这些企业家或者有过军旅生活的经历，或者青少年时代在军队大院中生活，或者至少也深受军事文化的熏陶，将公司的各个部门命名为“方面军”或“纵队”，让企业员工学习毛语录，接受毛思想的灌输——同样的情形如果发生在德国，那将是不可思议的，有任何一个德国企业敢于明目张胆地宣称以希特勒思想和纳粹价值来管理公司吗？这些老板将公司当作军队一样实行封闭化管理，他们认为员工惟一的美德就是服从命令。这些企业家从来没有将员工看作是有权利自由思考的个人以及有尊严的生命个体。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虽然从事的领域是高科技的信息产业，其企业文化却停滞在前现代文明时代。在华为内部传出过员工过劳死的消息，而在新的劳动法实施之前，华为的管理方一举废除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并强迫大家重新签约，以此逃避劳动法的制约。如此缺乏人性化管理和法治观念的企业，却被国人追捧、被政府重视，被舆论赞誉为一头“与西方的狮子搏斗的中国土狼”。

以儒家企业和毛式企业自居的中国企业成千上万。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毛的原教旨主义思想，都并不是今天中国当局所奉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许多企业却可以公开传扬这两种企业文化。换言之，少林和尚可以办企业，毛主义者可以办企业，儒家思想的倡导者也可以办企业。那么，在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为什么不能容许出现张扬基督教文化的企业呢？中国社会日益走向多元化，乃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逐渐进步的重要标志。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可以发现：越是国力强盛的朝代，越是“海纳百川以成其大”。比如，唐朝的统治者便有十足的自信心，容许儒、释、道、基督教等各种宗教信仰在其国土内自由传播。再看大洋彼岸的美国，是一个最为多元化的国家，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正是多种文化的交流和撞击，才成就了美国超级强国的地位。因此，仅以企业文化而论，既然中国当局容许在企业中有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毛式文化的存在，为什么要有选择地限制、打击和迫害那些以基督教文化为支撑的企业呢？在已经去世的佛教徒、电影演员陈晓旭创办的广告公司中，就公开向客户散发佛经等材料，这样做并没有受到客户的反对和有关部门的限制。那么，在一个基督徒所创办的企业中，为什么就不能散发圣经和其他基督教的资料呢？

与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毛式文化相比，基督教文化才是现代经济和企业制度的基石和动力，德国思想家韦伯在其巨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正是新教伦理催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使得西方迅速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积累，达成了西方在近代的崛起。今天的中国企业，不是新教伦理过剩了，而是根本还不知道什么是新教伦理，还需要补上新教伦理这一课。毫无疑问，有基督教精神的企业，也是社会进步的实践者和支持者，这些企业不仅追求利润，而且重视社会效益；不仅诚实纳税，遵守契约，而且积极从事社会慈善、福利方面的事业。以吴魁夫妇经营的“以诺”企业为例，就是一个不肯将利润最大化、坚持将利润空间让给基层农民和农业生产的生物科技企业。可以说，“以诺”的社会责任感超过了大部分标榜儒家价值和毛式价值的企业。比如，“以诺”集团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帮助农民，资助贫困的学生上大学，在企业经营处于亏损的情况下，仍然有计划，有组织性地向农民和弱势群体赠送大量的益生菌饮料。吴魁夫妇将参与中国贸易所获得的三千多万利润，以及卖掉在澳大利亚和香港的房产所得的款项，全部投进入到关爱三农的事业上。这样的企业，理应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扶持，而不是骚扰和打压。骚扰和打压这样的企业，将造成一种“优败劣胜”的可怕结果，并极大地伤害其他的企业家和企业的公益心，促使许多企业家和企业变得惟利是图、放弃对公共事务的关怀。

像“以诺”这样的企业，在今天的中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如果中国能够拥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企业，它们必将以其独特的企业文化，改善中国社会信任缺失、商业伦理败坏的现状，并大大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质量。因此，我们呼吁中国当局立即停止对“以诺”集团及其创办人吴魁夫妇的迫害，惩处非法骚扰“以诺”集团的黑帮化的官员，为具有基督教精神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一个开放、多元、民主、富裕的中国，需要“以诺”企业和吴魁们来参与建设。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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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路人D    时间: 1.2.2008 09:40
这厮几乎骂遍了所有名人，很是嚣张。后来结婚后，据说性情大变，于是不在是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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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2.2008 23:04
说余杰骂遍所有名人，是对他的很大误解。
读了下面这篇他五年前写的文章，就不会认为余杰谁都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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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2.2008 23:06
标题: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四月九日，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就在三四天之前，我还在凤凰台看到了关于吴祖光和新凤霞的专题片《霞光漫天》。我喜欢这个别具匠心的、镶嵌了吴祖光和新凤霞名字的“霞光漫天”的片名，我更为两人数十年如一日忠贞不渝的爱情所感动。吴祖光在客厅里挂着“生正逢时”的条幅，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遭逢抗战的硝烟及国民党政权的迫害，下半叶在共产党中国则接二连三的遭遇了“反右”、“文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等政治运动，虽然命运多舛，却无怨无悔。他不是抱怨“生不逢时”，而是坚信“生正逢时”，因为在面对极权、邪恶和暴虐的时候，他从来没有退缩和回避过，即便被贬为“牛鬼蛇神”，他也无愧于自己的同胞和祖国。许多老人因为饱经风霜而变得世故圆滑，而吴祖光则一直保持了一颗烂漫的童心。没有想到，老人在影片中的音容笑貌犹在，突然之间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记得还是在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我在北京的一次半官方环保会议上见到过吴先生。先生已经满头白发，由家人陪同着，不过气色却很好，有点鹤发童颜的味道。轮到吴先生发言了，先生开口便说：“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灵的污染。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是毛贼！”他直接将毛泽东称呼为“毛贼”，在毛泽东崇拜依然鬼魂附体的中国，简直就是警世的钟声。吴老接着侃侃而谈：“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毛贼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贼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吴老声如洪钟，全场鸦雀无声。下面，他谈到了邓小平和“六·四”大屠杀：“邓小平的双手也沾满了鲜血，‘六·四’害死的学生比国民党时候还多，我就亲眼看到了学生们堆积起来的尸体。我认为，清算专制独裁才是中国环保事业的第一步！”
  
   　　吴老的讲话让在场的几名官员面面相觑，而诸多听众则掌声如雷。后来，人们知道吴老“口无遮拦”，举办会议的时候便不再邀请他参加了。但吴老却说：“不让我去，我也不在乎。不过，只要有人请我去，我还要那样说。”直到今天，言说“六·四”在中国依然是一个“谈虎色变”的禁忌，吴老是少数无视乃至蔑视这一禁忌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双目炯炯，无所畏惧，仿佛是一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古代的英雄豪杰，也像一把向黑暗发起猛烈冲刺的锐不挡的刀。在一九四九年来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中，吴祖光几乎都是“案上鱼肉”，抄家、凌辱、流放、殴打、囚禁，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所能经历的一切他都经历过了。他依然没有学会像曹禺那样见风使舵，也没有学会像王蒙那样越活越“聪明”。八十年代以来，他被迫退党、被取消政协委员的职务乃至遭到监视，这些打击没有让他那刚烈不阿、疾恶如仇的性格发生丝毫的改变。新凤霞一直都很担忧丈夫的安全，有时很不放心，甚至去偷听丈夫的电话。每逢吴祖光在电话中向朋友痛斥中共的专制和腐败时，新凤霞就会在一边苦苦相劝。许多朋友都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到过夫妻俩人的争执。面对因为自己的牵连而遭到残酷迫害导致瘫痪在轮椅上的妻子，吴祖光感到深深愧疚而不得不收敛起一点锋芒来。新凤霞去世之后，吴祖光身心皆碎，迅速衰老。另一方面，他无所顾忌，更是放胆直言——“凤霞都已经去了，我还有什么害怕的呢？”

   　　吴祖光不仅有烈士的侠骨，还有佛陀的柔肠。正如鲁迅所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吴祖光的身上不仅有对黑暗势力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更有对亲人和同胞“将心比心”的爱和同情。仅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一面的知识分子，让人敬畏和尊重；而在兼有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另一面之后，他才让人亲近和友爱。与鲁迅一样，吴祖光就是这样一位既“可敬”又“可爱”的民族的脊梁。

   　　晚年的吴祖光为了两个打工妹的不幸遭遇而怒发冲冠、仗义执言，最后纠缠到一桩漫长的官司之中。在我看来，这一事件与他在政治运动中受难一样，是生命中璀璨的亮点。打工妹遭到北京国贸中心的保安的非法脱衣搜身，这样的事件在中国并不新鲜。打工妹向来就没有争取到“人”的地位，在某些“城里人”眼中、尤其是经营国贸饭店的某高干子弟眼中，打工妹根本就是“贱民”。但是，吴祖光却为“贱民”的命运而奋笔疾书，以至被告上法庭。对于某些精明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笔不划算的“生意”——在这被“白白浪费”的三年里，能够创作多少的文学作品、能够撰写多少的学术论文啊！而吴祖光的心中却有另一杆秤砣，那就是：以普天之下所有弱者、所有被侮辱者的命运为自己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他与卢跃刚有着惊人的相似，卢跃刚为了替苦弱的民女武芳讨回公道，简直把陕西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并在一场马拉松式的诉讼案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们不是在滔滔不绝、居高临下地谈论对抽象的生命个体的关怀和怜悯，而是在切实地、承担着风险和责任地为“每一个”受难者的遭际而奔走呼号。他们不是空谈符号化、理论化的“正义”和“人道”，而是在对“每一个”沉默者和流泪者的关爱中展示人性的光辉。

   　　可惜的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像吴祖光和卢跃刚这样的人寥寥无几。相反，像王蒙、余秋雨、厉以宁、张艺谋那样的“过于聪明者”层出不穷。吴祖光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正在南去的飞机上，一路黯然伤神。我曾经将我的《火与冰》送给吴老，吴老勉励我说：“你是少有的敢于说真话的年轻人，真话要一直说下去。”言犹在耳边，人却已经仙去。但愿在这个翻云覆雨的时代里，有更多的年轻人沿着吴祖光先生的道路知难而进。记得谢泳在《普及吴祖光》一文中说过：“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视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品格，可以想见，如果今天知名的知识分子，都能像吴先生那样，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那又是一种什么情形？……我是敬重吴先生的，吴先生的不妥协，绝不是一般的固执，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对公道的维护。我呼吁普及吴祖光，就是要让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来学吴先生身上这种爱管闲事时性格，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都去做老好人，那谁来主持公道？如果吴先生身上的正气都得不到保护，那是知识分子的失职，我有时甚至偏激地希望吴先生和国贸的事能成为中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一想到这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作家、教授能都像作家左拉那样。”我想，当吴祖光不再需要被“普及”的时候，也就是“真话中国”取代了“假话中国”的时候。那一天，吴祖光先生那遥远的愿望也就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我将代吴祖光先生往“毛贼”干尸上吐一口唾沫。

2003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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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路人D    时间: 2.2.2008 04:26
文人么，有些性格是正常的，李敖不也是挑很多人的不是么，但是依然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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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2.2008 14:29
标题: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没有信仰，就没有对明天的盼望；没有信仰，就没有言说真理的勇气；没有信仰，就没有用爱来改变世界的信念。




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七节




一、中国知识界的分化，自由主义者探求自由的源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八十年代，主流知识界倾向于支持胡耀邦和赵紫阳主导的改革，既包括经济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知识界对民主持有一种近乎信仰般的推崇，将民主当作解决中国当前所有问题的最佳药方。以方励之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的“四大导师”的政治改革思想、以刘宾雁为代表的作家群体的社会批判意识，以《河殇》为代表的历史及传统文化批判，以《山坳上的中国》为代表的民族忧患情绪，以刘晓波“全盘西化论”为代表的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最决绝的表达，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当时知识界的某种“共识”。

这种“共识”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破裂了。应对着此后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中国知识界也经历了相当剧烈的分化，出现了三种主要的态势，即“新左派走向法西斯主义”、“新新儒家拥抱皇权”和“自由主义者归信基督”。这三种不同的信仰皈依、价值立场、政治策略及人生路向，形成了互相对立和冲突的局面。此三者的消长和兴衰，将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

第一个趋势是“新左派走向法西斯主义”。新左派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美的大学校园，是一股以积极的革命为方向的大学生所组成的左派政治势力。其理论代表为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及英国的伦敦学派。西方的新左派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激烈批判，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制造出波及欧美各国的“反叛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新左派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层面的努力失败之后，不得不退回校园、退回象牙塔之中。这一思潮虽然不是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但在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美国新左派的意识形态，关注较个人化的问题，例如异化、失范、权威主义及其他现代富裕社会的病征。新左派思潮诞生并存在于西方社会，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也成为多元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自我调节的力量。但是，当九十年代新左派思想被移植到中国之后，则完全变味，成为中国的御用学者用以向官方献媚的、官方也乐于利用的学说。

中国与西方的处境根本不同，中国面对的是“前现代社会”一党独裁的政体。中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如汪晖、胡鞍钢、何新、杨帆、王绍光、韩德强、崔之元等，并没有西方新左派那种基本的真诚和勇气，不敢面对一党专制这一要害，而巧妙地将中国的问题归咎于全球化和西方国家的“经济殖民主义”。他们声称，亚洲有亚洲的价值观，西方的民主对中国的发展不重要。他们对基督教价值亦持否定态度。这种“盲点”和“看见”，是其精心算计的结果。新左派的“中国特色”还在于与民粹主义结合，迅速走向法西斯化。他们呼吁中国出现“铁血领袖”式的政治强人，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实现帝国梦想。在国际事务的表达中，某些新左派频频鼓吹先发制人地发动对台、对日的战争，甚至公开支持本·拉登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以及北韩金氏家族，称这些恐怖组织和流氓国家捍卫了“穷人的正义”。这些言论已经丧失了人类的道德伦理底线。

第二个趋势是“新新儒家拥抱皇权”。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价值，是为“新儒家”。其代表人物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梁漱溟、钱穆、熊十力等，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东方美、徐复观、唐君毅等。他们与权力保持距离，试图摆脱儒学附属于权力的命运，也具备一定的学术真诚。而“新新儒家”则是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共当局鼓励下出现的新式官学，又将儒学拉回昔日“帝王术”的位置，其代表人物有季羡林、杜维明、蒋庆、甘阳等。二零零六年被称为“儒家文化复兴年”，但此种复兴仅仅是“表演性”的复兴，如各大学建立国学院、与西方大学合办“孔子学院”、地方政府主导祭孔及祭黄帝和炎帝陵的大典、大学生以古装实施“成人礼”、大量关于“国学”的通俗读物流行、北大校长声称启用“汉服”作为学位服等。背后可以看到政府支持和商业运作的影子。

在此背景下，有提倡儒家学说的人士建议重新恢复儒学的官学地位，甚至试图让统治者将根本不存在的“儒教”（儒家只是一种伦理学和权谋术，并非一种宗教）定为“国教”，征收“儒教税”，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孔庙，还设想收罗明清两代皇室后裔和孔子后裔成立所谓的“元老院”。某些以“当代诸葛亮”、“当代王阳明”、“当代曾国藩”自居的“儒学大师”，争先恐后向官方献计献策，希望官方实施“王道政治”，呼唤没有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权的“明君”的统治。这倒恰中在意识形态方面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当局之下怀。还有一名以“戏说论语”创造中国出版界奇迹的女教授，将为人师表的孔子改造成忠诚的国家主义者。当她的女研究生在学业的压力下自杀时，她却冷漠处之，若无其事地继续参加党代会。此类传统主义者对皇权的臣服和拥抱，以及人格的卑劣和虚伪，在此细节中暴露无遗。

与前面两个取向截然相反的第三个趋势，是“自由主义者归信基督”。“自由主义者归信基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土传播和蜕变的崭新格局，也是上帝对中国知识界的美好祝福。（这里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必须放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审视，与西方学术界的定义迥异，特指批判一党独裁，呼吁个人自由、民主宪政、市场经济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众多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者成为基督徒呢？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经济飞速发展，整个社会却丧失信任与契约、谎言肆虐、仇恨孳生。在此背景下，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者，不再对人性抱有“人之初，性本善”的乐观想像，对包括自我在内的人性的败坏有了深切的体认。

如果说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在经历了启蒙主义的洗涤以及突飞猛进的工业化进程之后，以“人本主义”为新的偶像崇拜，忘记了人类作为上帝被造之物的身份，刻意回避自由价值中的基督教信仰之维，甚至将“上帝”视为“自由”的对立面；那么，当代中国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者们，恰好没有此种“政治不正确”的压力，他们生活在缺乏深厚的宗教信仰氛围的环境中，反倒更能接受超验的真理、上帝的预定与拣选，并在信仰中获得最大的自由。他们意识到，在诸多自由当中，原先最不受重视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其他自由（如新闻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游行、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等）的基础和前提。他们进而体认到，圣经是自由的源泉，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探讨人类“自由”的著作，不是洛克、柏克、阿克顿和哈耶克们的著作，乃是圣经。

“自由”在圣经当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自由让人迈向完美，将理想转化为实践，使成圣的意义落实。使徒保罗说过：“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耶稣基督更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整个人类：“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在犹太教—基督教的教义中，自由是贯穿所有观念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自由也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标志。人类最基本的特质和权利便是自由，其次才是理性——因为人类有自由去选择非理性的生活。
   圣经的自由观，极大地变了中国当代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必然积极参与捍卫人权的活动。正如德国神学家莫特曼（Moltmann）所指出的那样，真正基督教的信仰是一种全面性的自由的体验——上帝是我们无尽的自由！所有在艰难的时刻仍然拥有盼望的人，必须互相接纳并且为百姓的得释放努力。自由是一种释放，要得释放必须先听来自深处的呐喊。来自深处的呐喊从那些饥饿的、被囚的、遭破坏的、残障的人的口中传到我们的耳中和心中。我们的自由之钥在他们那边，只要他们不得自由，我们也无法真正自由。今天许多人着力于“保障自身的自由”，然而，自身自由的最佳保障乃是释放那些在我们的宰制和冷漠下受苦的人。

我们目前在历史中所享有的自由，只是从为奴的光景“出埃及”，并且经过漫长的旷野，但是尚未进入“应许之地”。基督徒的灵性生活与自由紧密相连，一个患得患失、忧心忡忡的基督徒，便生活在不自由当中。基督徒的自由是个人的生命体验，每个人都独自面对上帝的审判与恩典，上帝所赋予的自由是个体性的；基督徒又是处于社会的人，必然与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其自由又体现为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如何处理公共事务。换言之，自由既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也是一种确保“群己权界”的社会制度。任何一种持久的自由形式一定有它所属的处境，自由也必须在这种处境中方可彻底实现。用神学家马哈比的话来说，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是透过其他人的存在，为自由的体现赋予具体的内涵；这不但是为了自由的体现，也是为了我们人格的完成。我们惟有在别人身上，藉着与别人建立关系，并透过别人的生命得着最大的满足。



二、如何从“逍遥”走向“拯救”


保罗曾经对那些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之中的人们发出呼吁：“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罗马书》八章二十节）当我读到保罗的呼吁时，不禁想起了燕京大学的校训来。揭露萨斯真相、并就“六·四”屠杀发表公开信的蒋彦永医生，便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燕京大学的一名毕业生。蒋医生告诉我，他之所以决定不顾后果地说出真相来，跟青年时代在燕京大学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燕大的校训影响了他一生。燕京大学是二十世纪初在美国教会的支持下，在北京创办的一所大学。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的十几所教会大学，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后，短短几年间，所有教会大学都被关闭，燕京大学也被合并到北京大学。当年燕大的校址，即“燕园”，成为北京大学新校园的一部分。燕京大学虽然隐入历史深处，但其精神却传承下来。那么，燕大的校训是什么呢？是朴实无华的九个字：“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蒋彦永医生虽然不是基督徒，却遵循“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教导，为了拯救他人的生命，将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可以做到这九个字呢？

因此，基督徒，尤其是基督徒知识分子，在“因真理、得自由”之后，还应当“以服务”。也就是说，“以服务”是基督徒作见证的方式。在这个“逍遥”成为知识精英们的标榜的时代里，基督徒知识分子如何“以服务”？以文学而论，中国当代的文学艺术已经跌入了历史上的最低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勇于揭露时弊而风靡一时的“报告文学”，成了如同恐龙一般绝迹的文体。写作“报告文学”是要冒风险的，为艾滋病村落、为被欠薪的民工、为失学的孩子写作，不会获得任何的利益，反倒可能失去已有的利益。而在那些掌握话语权力的精英人士的内心，个人的利益早已压倒了普遍的公义。面对百姓的指责的时候，他们通常自我辩解说：我们只不过是一群“专业人士”，我们是“逍遥派”，并不是社会的“良心”，请不要对我们寄托过高的期望。这是他们少有的真话之一。

在中国当代作家的笔下，以及由此衍生的电影和电视屏幕上，“满城尽戴黄金甲”，帝王高唱大风歌。经过重重包装和涂抹，屠夫的屠刀变成父母的爱抚，贪官酷吏变成人民公仆，文化奴才们就是具有某种化腐朽为神奇、化悲剧为喜剧的“天才”。一般的老百姓对官家的宣传早已反胃，也失去了追求正义和真相的勇气，便将注意力全都集中到“下半身”之上。“下半身写作”遂应运而生，色情和暴力四处泛滥。近期在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的“读书频道”，点击率最高的几本书是：《三个人的纠缠》、《富家公子的报复之爱》、《兄妹情乱》、《英俊男人的天使》、《禁忌爱的迷失》。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些什么货色了。作者与读者一起沉沦，文学已然走向穷途末路。

作为知识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作家和学者早已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大笔的研究经费和丰厚的版税收入，以及更多的“灰色收入”，使得那些愿意与当局合作的知识分子跃居“先富起来的人”这个群体的末端。尽管他们所分得的利益与权力寡头和经济寡头相比只是“残羹冷炙”而已，但对于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前期一直“穷怕了”的知识阶层来说，简直就是一块意想不到的、从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各种官方设置的奖项，从自然科学领域延伸到文学艺术界，一直覆盖体育和演艺界，更是满足了各界人士的虚荣心和名利欲。中国的精英群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世故、功利和无耻。

一方面是启蒙者放弃了启蒙的使命，另一方面是启蒙者自身也需要启蒙。在整个民族精神更新之先，知识阶层的精神亦需要全面更新。于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出现了：如今，基督徒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一个不可忽略的群体，他们当如何写作、研究与公开表达？他们的信仰如何在写作、研究与公开表达中得以彰显？面对赤裸裸、血淋淋的现实，面对提着孩子的人头上访的农村老太太，面对为被官员奸杀的女儿伸冤却被判刑入狱的老父亲，究竟是置身事外、无动于衷，还是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斥责和批判当权者？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如何实践上帝赋予的文化召命？

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选择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中论述道，中西文化之间根本性的区别是，审美之路与救赎之路的不同选择，即“逍遥”与“拯救”之间的不同选择。迄今为止，中国文学和文人仍然在“逍遥”的不归路上“鬼打墙”，仍然未能承担起“拯救”的使命来。他们陷入到了一个极度自恋、自怜的狭小天地之中，完全意识不到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处境。先知以赛亚谴责说：“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三节）今天中国的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知识分子群体，面对先知以赛亚的谴责，有几个人可以无愧于心呢？

山重水复遗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上帝在中国拣选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这是上帝对中国这片不配的“神州”特殊的怜悯与祝福。在今天的中国，既需要一批忠心耿耿、满有智慧和能力的神学家、宣道士和牧者，更需要一批承担文化使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中国的基督徒群体再也不能继续对身边正在发生的罪恶保持沉默，就像鲁迅所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中国的基督徒群体再也不能充当对肆虐的邪恶一言不发的旁观者，罪压得每一个人都弯了腰，每一个人都在痛苦地呻吟着。在这罪恶的时代和国度里，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言说那从神而来的话语，让百姓摆脱撒旦的捆绑，因真理而得自由。

此时此刻，真理理应重于策略，勇气理应战胜恐惧。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享受主内全然的自由与平安；让我们尊奉上帝的启示，在这个世界上承担光和盐的功能。基督徒知识分子不能推卸和拒绝上帝赋予的天职，这一职分便是：改变这个时代的文化和心灵，树立起一套全新的社会道德和伦理价值体系。中国古代的文人早已习惯了“逍遥游”的生存方式，当中国的知识分子被上帝所拣选之后，终于有了仰望苍穹的渴望，终于主动参与到上帝的拯救计划之中。

基督徒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在中国教会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对中国教会固有的格局亦构成了莫大的冲击。在反智主义盛行的中国教会内部，知识分子一直受到排斥，文化使命一直遭到漠视。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是：一些沿海富裕地区的独立教会，在争取到部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之后，决策者们宁愿筹集巨资修建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教堂，也不愿拿出一点点的财力来用于传道人的文化教育和神学训练。读书在许多教会中并不受鼓励，即便是读神学书籍和属灵书籍，也经常被看成是“骄傲”或者“属世”的表现。有人引用圣经说，知识使人骄傲，追求知识难道不是企图获得骄傲的条件吗？这是对圣经错误的、片面的理解，长期以来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家庭教会对文化使命的关切和投入。

基督教书籍的出版、基督教艺术的发展，也是长期被忽略的领域。在此背景下，基督徒的作家、记者和学者，面对着双重的困境：首先，他们在教会系统中很少得到足够的肯定和支持。他们在文学、艺术和学术方面的努力，却被若干教会领袖和会友看作是“不属灵”的工作。教会常常将圣经话语当作教条，来束缚他们的想象力，限制他们在文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方面作新的尝试。大部分海外华人教会及教会系统的文化出版机构，亦只是着眼于使用一套约定俗成的“属灵话语”对内部宣教，而很少鼓励和支持新一代基督徒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进行评论以及与世俗文化的对话。

其次，公共领域也排斥和拒绝与基督信仰相关的表达。即便在号称多元和宽容的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群体之中，一旦出现有基督徒身份知识分子公开谈论其信仰问题，以及站在信仰的立场上剖析各种社会问题，其他人便立即将其看作不能接受的异类——你可以高调地谈论民主、自由、人权等话题，但你就是不能谈论基督信仰和圣经话语，因为宗教信仰是一种“私人事务”，必须“政教分离”；当然，你可以谈论无神论、佛教、禅宗、道教以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但你就是不能谈论基督信仰及生命见证，因为基督信仰是一种已经被洋人抛弃的“洋教”！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不宽容！

正是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新教进入中国两百年来，在中国现代文化和学术系统中，信仰话语始终处于某种隐形和缺失的状态；更为严峻的是，这种缺失进而使得教会和基督徒不知道如何回应世界的挑战，如何将基督信仰运用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之中。于是，一堵高墙渐渐越筑越高，正像苏东坡的一首词中所描述的那样：“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需要将高墙改造成桥梁。思想家斯托得（Stott）指出，基督徒需要“两重倾听”。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倾听现代世界，要尽力了解实况。接下来的使命，是倾听传统基督教不变的信仰，好寻求真诚的观点。最后的任务，是在现代世界和依据圣经的可靠信仰之间，搭起桥梁，建起这两个基础。恪守圣经的基督徒的使命，是靠着圣经的亮光看清除现代世界，并由现世的启示洞察圣经。我们的桥梁必须牢牢打稳这两个根基，否则它承受不住要负的重担。



以信仰改变生命，以生命改变世界


我们要成为桥梁，以信仰改变生命，以生命改变世界。我个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写作和生命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我清楚地意识到了基督徒作家在今日中国必须承担的文化召命。从“逍遥”走向“拯救”，不仅我个人生命历程中的蜕变，也是我写作方式的转变。在十多年以前，当我在北大图书馆里开始写作生涯的时候，我将自己与黑暗的关系放在最为显著的位置上。我认为、许多读者也认为：我是以黑暗的对立面、以抵抗黑暗的战士的形象出现在文坛上的。我不是罪人，我是义人，我什么坏人也没有干过，因此我便拥有了批评一切的权利。

但是，在并不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我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是出于人的虚妄和傲慢，将自己看作与黑暗对等、不相容的存在，那么在这场与黑暗艰苦卓绝的斗争过程之中，便很容易不由自主地变成黑暗的一部分。因为黑暗具有一种超乎人类想象的同化力和吸引力，它在你还没有从母亲的腹中诞生的时候，便与你同在了。就像电影《星球大战》中的那个黑武士，他本来是一名属于正义一方的、战功卓著的战士，后来不知不觉地受到黑暗的引诱，逐渐蜕变为黑暗王国的先锋。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值得每个观众深思和反省。

在二十世纪的前辈作家中，我曾经无比推崇鲁迅。我把鲁迅看作是精神界之战士，看作是医治民族精神疾病的医生。我与许多老师辈的知识分子一样，在一无所有的文化荒漠中，将鲁迅当作惟一的绿洲、当作救命的稻草、当作精神的支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言必称鲁迅。在写作风格上，也竭力模仿鲁迅杂文的写法，力求将文字像刀锋一样磨得非常锋利，让每一个字都体现出“疾恶如仇”的情感来，并认为这就是最有力量的文章。

后来，我逐渐发现，鲁迅并没有为他自己和为我们找到一条出路。当年，作为学生的许广平写信给鲁迅说，“现在的青年的确一日日的堕入九层地狱了！或者我也是其中之一”，因此，她希望鲁迅“把果决的心意缓和一点，能够拯拔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拔一个！”鲁迅在回信中说，人生是苦痛的，人生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他会不哭也不返，在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充饥。其二便是“穷途”，他的法子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鲁迅就像是他的散文诗《过客》中的主人公一样，走啊，走啊，却不知道前方是何方。鲁迅是绝对的悲观主义者，他说不相信未来有光明的世界，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与黑暗捣乱，让黑暗不能如此肆无忌惮地黑暗下去而已。

我不得不承认，鲁迅不是一个先知，他只是一个找不到希望和光明的、被黑暗和邪恶深深伤害的普通人。鲁迅曾经用“魏晋文章，托尼思想”八个字来概括他的文学和思想。所谓“魏晋文章”，指的是魏晋时代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文人们浸透了老庄精神的诗歌和散文；所谓“托尼思想”，指的是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和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思想。其实，托尔斯泰和尼采是两种互相对立的极端状态：托尔斯泰是一名遵循爱与和平原则的基督徒，尼采则是一个反对基督教、推崇人的强力意志的狂人。鲁迅虽然平等地列出这两名他欣赏的大思想家，其实在他的文字风格和思想意识当中，接近托尔斯泰的成分相对较少，接近尼采的成分相对较多。他在散文诗集《野草》中说：“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他在《摩罗诗力说》中以“摩罗”自诩，而“摩罗”正是撒旦的意思。于是，此种写作便成为一柄双刃剑，虽然能杀伤那些黑暗势力，但对作家本人的心灵也造成莫大的伤害。所以，与其说鲁迅是因为肺病而死，不如说他死于心灵的虚无和绝望。他一生走过的，与其说是正道，不如说是末路与歧途。他那悲剧性的一生并不值得后人效仿。

我不能再重复这歧途与穷途了。如果我们生命的价值仅仅是“与黑暗捣乱，让黑暗不能那么肆无忌惮地黑暗下去”的话，我们的生命岂不太可悲了？我们的生命还应当有更高的盼望。二零零一年，在我走向信仰的转折点上，曾经写了一部自传体的爱情小说《香草山》，这本书里也记载了我在成为基督徒之前的心灵挣扎。在这本书的封底，我写下这样一句话：“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那时，我已经意识到，我的生命需要基督信仰来照亮。我不是义人，而是罪人；我不是拯救者，而是那深陷在罪中的需要被拯救的那个人。任何人都无法依靠个人的力量来战胜黑暗，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具有那颗坚韧的心与不屈不挠的意志，才会有永远的安慰与温暖。

二零零三年圣诞节，我受洗基督徒。此后，我重新审视我与黑暗之间的关系：作为光明的儿女，必有圣灵的同在，必时刻与神保持亲密联系，那么我就不是一种与黑暗平行的存在，我的生命的价值当然要远远高于黑暗本身。因此，我的思想和写作，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是揭露和批判黑暗，乃是让光重新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我在揭露和批判黑暗的时候，也存有谦卑之心，不再高高在上地、以外在于黑暗的方式言说。我就在黑暗中，但我有光明的盼望。我是堕落的罪人，但我没有失落，仍然享有上帝的恩典。此种写作便是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带有“第二种视力”的写作。在此意义上，我很喜欢我的一位朋友、日本文学研究者刘燕子的一本散文集的名字《我的上帝手中的一支笔》。是的，我最大的光荣，不就是成为上帝手上的一支笔吗？

真理和光明应当充满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所有领域里，都有神的计划、安排、赏赐与怜悯。那么，中国文化界极度缺少对信仰的表达的现状，必定是神所不喜悦的。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文学艺术，乃是将十字架精神渗透于文字、音符和色彩中的文学艺术。如果说此前我是凭着血气，以文字为武器独自作战；那么，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便是耶稣的精兵，便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写作。我的这一转向，许多读者并不能理解。有人批评说，你不再锋芒毕露了；也有人批评说，你现在的作品没有以往的那样痛快淋漓了。他们未能理解，爱与怜悯的价值，远远高于愤怒和仇恨；单单咒骂黑暗是不够的，还要呼唤光明的来临，否则一切皆是枉然。

今天中国信仰的复兴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和转折点。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两百年来，虽然福音东传，但基督信仰和基督价值仍然未能成为中国社会多元信仰和多元价值中的重要的一元，更遑论成为一种主流信仰和主流价值了。其中重要原因便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基督徒、传道人和教会严重地忽视文字事功，在创作基督文学、基督音乐、基督绘画以及学术研究方面长期停滞不前。除了那些简陋的福音单张之外，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没有像托尔斯泰的《复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那样的文学巨著，没有像莫扎特的《安魂曲》、巴赫的《马太受难曲》那样的辉煌乐章，没有像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拉菲尔的《圣母像》那样的不朽画作，没有像奥古斯丁、马丁·路德这样在神学上继往开来的大师，没有像马丁·路德·金和图图大主教那样在国家民族的政治生活中力挽狂澜的历史伟人。”我相信，有许多基督徒知识分子与我有着同样的看见。当渗透了基督信仰的文学、学术、绘画、音乐等彻底变更中国文化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都阅读着这样的作品、倾听着这样的音乐、观赏着这样的绘画的时候，我们脚下的土地自然就变成了一片流淌着奶与蜜的土地。

因此，文化拓荒乃是基督信仰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的前奏，文化重建乃是在圣经真理与当下生活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来。基督徒作家、以文字来表达和彰显基督信仰的作家，在今天的中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记得美国作家杨腓力（Philip Yancey）说过：“我成为一个作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觉察到文字在我生命中的能力；它们能够跨越时间与海洋，安静地、温柔地以医治与盼望转化生命。”如果信仰已经更新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要用这已经更新的生命去改变世界。作为基督徒知识分子，若要用生命来改变世界，其文学、艺术、科学及各种形态的精神和物质的作品，便是改变世界的途径。而且，生命的改变与作品的改变是同步的，是互相影响和促进的。当生命发生变化的时候，作品也会发生变化；在创作一部优秀作品的时候，也就带动了整个生命的改变。所以，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创作，不是等待生命发展到了某一个境界才开始，而是在成为基督徒之后的第一天便开始了。

我们是一座桥梁，让更多的人通过我们走向自由的彼岸。我们能够承担这伟大的使命吗？上帝给我们的负担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范畴。如果我们退却了，那不是因为我们不能，而是因为我们不愿。求上帝赐予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以挺身而出指证黑暗的勇气，求上帝赐予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以领受真理和传播真理的智慧。让我们靠着从上帝而来的勇气和智慧，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狱，以信仰改变生命，以生命改变世界。



——二零零六年三月初稿，香港中文大学
二零零八年一月定稿，弗吉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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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7.2.2008 10:49
标题: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英国首相布朗上台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在离开北京前，他参观了北京奥运主场馆。在参观了这个被称为“鸟巢”的宏大建筑之后，他赞扬说：“这将是历史上最好的一届奥运会。”北京依然是烟雾迷蒙，但布朗说：“我觉得今天天气非常好。”他的外交辞令当然会让北京当局心花怒放：“虽然有些烟霾，但是当世界人民来到北京参加奥运会时，他们会看到这个了不起的运动场，还有中国人民为举办史上最好的奥运会所做的努力。”

为什么布朗首相要睁着眼睛说瞎话呢？也许他本人是一名习惯了雾霾沉沉的“雾都孤儿”，伦敦的浓雾并不亚于北京——但那是一百年前的情形了，今天的伦敦经过了严格的环境治理以后，早已摘除了“雾都”的帽子。

而北京依然是一个空气质量不达标的城市，申办奥运会前承诺的若干环保指标全都没有达到。为了蒙骗世人，北京当局垄断了气象资料的测试权和发布权，不允许除了官方指定机构之外的任何个人和组织泄漏此“国家机密”。为了降低空气污染指数，北京当局在远郊数十公里之外的延庆、密云等地的森林中增设了若干数据搜集点，将这些地方的数据与城区的数据放在一起平均，得出的自然是让海内外都满意的结果。既然每一个数据都是严格采集来的，谁能说我们造假呢？

但是，眼前的阴霾却是任何人也无法遮掩的。虽然温家宝见到布朗的第一句话便是恭维其“踏雪而来”，但是北京糟糕的天气却没有为主人维护住面子。那么，客人该怎么办呢？很多西方人一到中国便犯了“选择性失明”的毛病，尤其是高级官员，布朗显然也是其中之一。这些达官贵人看到了北京和上海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享受到了充斥着山珍海味的国宴，以及在西方通常只有王室才能获得的盛情款待。于是，“吃人嘴软、拿人手软”，他们不再坚持去血泪交织的上访村访问了，他们不再掏出那张长长的良心犯的名单了，他们开始转而歌颂“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了。

其实，他们歌颂的对象并非中国和中国人民，乃是中共这一独裁的政权。布朗访问中国，眼睛盯着的是中共手中从老百姓那里搜刮而来的民脂民膏，他向中方表示，希望双边贸易额在未来两年有百分之五十的增长，达到六百亿美元的水平，同时在二零一零年前会有一百家新的中国企业到英国投资。他指出：“我相信透过我们两国更紧密的合作，将可以为英国劳动人口创造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

为了赚钱，说几句昧心的话又算什么呢？既然法国总统萨尔科奇、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人在访问中国的时候，都有更加夸张的表演，那么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虚伪地对北京的天气说点好话，大概也在良心许可的范围之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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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7.2.2008 17:21
标题: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三）——与张灏对话
张灏：历史学家，美国俄亥俄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杰：中国大陆独立作家


科学主义、民族主义、高调民主与乌托邦

余杰：关于五四遗产的黑暗面，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科学主义。经过五四之后，作为“赛先生”的科学，被上升到一种不可挑战和质疑的价值观的层面上。再经过后来的“科玄论战”，玄学一派居下风地位，科学一派步步紧逼，其结果反倒强化了科学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一部分，便是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力量崇拜为基础的进化论）。

在毛时代，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都被扫入“封、资、修”的垃圾堆，惟有科学依然保持了其作为权力的婢女的地位。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像钱学森那样的大科学家亦撰文论证亩产万斤的神话。那时，人们普遍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好数理化，胜过好爸爸”的人生观。直到今天，科学主义依然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主流价值。

与之相反，科学主义在西方早已是一个过时的观念。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哈耶克便发表了与近代科学主义、实证主义针锋相对的著作《科学的反革命——论理性的滥用》，他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也有相当的篇幅涉及该问题。西方社会已经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科学愈发展，人类无知的领域愈大。而知识分化的日益加剧，令个人对知识的绝大部分必定更加无知。同时，科学仅仅是人类知识及文化领域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绝非全部。科学不能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在科学止步的地方，宗教、伦理等仍将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

这些共识，在中国却一直阙如。以至于何祚庥、方舟子等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存在严重缺陷的科学主义者，在中国的言论空间中颇具市场感召力，并深受官方的青睐。“反对伪科学”成为一根当局迫害宗教信仰团体时屡试不爽的棍子。

我观察到，胡锦涛力图创造出一套属于他个人的理论，这是历代中共党魁的一种不约而同的野心。所谓“胡锦涛理论”，无非有两条，一是“和谐社会”，一是“科学发展观”。在中共十七大上，“科学发展观”被写入党章。所谓“科学发展观”，也就是强调均衡和可持续发展而已，却被胡夸张成“重大的战略思想”。国际媒体评论说，“科学发展观”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江泽民“三个代表”并列，胡锦涛试图以此确立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地位。

按照赵天恩牧师的看法，五四后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是一个唯物的、进化的宇宙观，一种科学的认识论，以及一种理性的道德观。五四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之所以反对基督教，不再因为基督教是“洋教”，而是认为基督教不够“科学”。在共产党政权这里，科学走向了民主自由的反面，科学变成了拒绝民主化的借口。今天的中国仍是“工程师治国”，这是对苏俄管理模式的延续。破除科学主义，让科学回归其本位，在中国还将经过相当漫长的努力。

张灏：是的，“科学发展观”简直就是笑话，经过五四之后，哪个中国人不会开口闭口说“科学”这个词？科学当然是不错的，但中国奉行的却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的背后隐藏着权威主义的心态。无论在中国大陆、台湾还是在海外，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华人世界中的科学家多半与政党、政权挂钩，比人文知识分子更少具备独立性。比如，从歌颂文革到支持六四，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一直充当中共的吹鼓手的不光彩的角色。这位物理学家发表过所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高论，我曾撰文批评之。这些科学家的言论相当危险，他们往往又自视甚高，以为什么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会背几句唐诗宋词，便以为对人文世界了如指掌了，可以随便发言了。他们根本不了解人文领域以及人本身的复杂性。

我在香港任教多年，观察到香港社会也有此特点。比如香港的许多大学，多半由理工科出身的学者担任校长（这一点与大陆相似）。香港社会普遍比较蔑视人文价值、重视工具理性，从大学校长到特首，无不是技术官僚。他们可以中规中矩、按部就班地完成某项具体的工作，但由于缺少人文意识，根本不知道大学乃至整个社会该朝什么方向发展。

余杰：五四另外一个负面遗产便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清末与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一起出现，但五四是民族主义的又一个高潮。就今天大陆的情形而言，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当局清醒地意识到了共产主义和毛主义已经衰朽不堪，对民众再没有任何吸引力。于是，他们拿出了爱因斯坦所说的“流氓手上最后的一张牌”，即民族主义。

经过十多年的宣传、教育和洗脑，民族主义对青年一代影响甚大。反美、反日、反台，成为大陆网络“愤青”的口头禅。军队内部由于更加封闭，民族主义更是泛滥成灾。一种相当危险的情形出现了：海峡两岸的对峙，中国周边的邻国如韩国、日本、越南亦存在相当的民族情绪，再加之北韩金氏政权种种丧心病狂的作为，今天的东亚地区甚至比中东更加危险，这里如同昔日的巴尔干一样，是一个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冲突的火药桶。中共当局以民族主义重新塑造自身的合法性，却没有想到有可能导致玩火自焚的可怕结局。

在我看来，民族主义是中国百年来时常发作的溃疡。您在论文中曾指出，民族主义在政治文化上引发偏执与激情，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前途的一大隐忧。是否可以展开论述此观点？

张灏：民族主义与民主化及现代化之间有抵牾的可能。西方史家柯恩将民族主义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发式的，即近代西欧和北美的民族主义，它的社会土壤是以强大的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因此，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自由结社组织，群性不掩盖个性，个人和群体可以得到平衡发展。此种民族主义，称之为公民式的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在东欧、俄国及非西方地区常见的民族主义，即社群式的民族主义。这些区域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式的，缺乏强大的中间阶层，没有公民性的社会组织，个人主义观念较薄弱。这种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集体主义性格，国家民族是有机整体，个人是它的细胞，没有独立价值。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近乎后者。其最大的危险在于：为了民族的“大我”，个人可以牺牲掉。这是生长自由人权观念的障碍。中国民族主义是一个性格很不稳定的思潮，是一把双面刃，就它的破坏性而言，它可以造成族群社会的威胁，也可以变成现代化与民主化的绊脚石。

余杰：说起民族主义，还有一个“中国特色”，即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余英时先生在分析中国文化何以没有发展出民主时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便统一在一个强大的皇权之下。这虽然是一个文化成就，但中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强大的中央政府之下，贵族阶级早就消灭了，工商阶级和城市则因专卖和平准等制度而无法有自由发展的机会。唐宋以来，行会主要是政府控制工商团体的工具，而不是有相当独立性的“非政府组织”。宗教势力（如佛教）通过“僧官”制度而纳入中央政府的控制系统之下。由“士”阶层所代表的“道统”，由于缺乏西方教会式的组织化权威，无法直接对“政统”发生决定性的制衡作用。

也正是这种大一统的传统，遏制了近代中国地方主义的兴起，使联省自治的实验功败垂成。我在台湾访问的时候，特意去了所谓的“国父纪念馆”（我对孙中山的这一地位并不认同），其中论及当年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冲突，对陈仍然以“陈逆炯明”称呼之。两岸国共两党的近代历史叙事，绝大多数时候都针锋相对，但在此类问题上却惊人地一致。这背后便是大一统的观念在作怪：谁统一了中国，谁加强了中央集权，谁便是英雄；反之，谁造成了分裂，谁推展了地方主义，谁就是坏蛋。其实，分裂不一定是负面价值，统一也不一定是正面价值。历史学家葛剑雄多年来研究中国分裂时代的状况，得出了迥异于主流史家的结论：在分裂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都大大优于统一时代。因此，统一不足以成为某种绝对正确的、最高的价值。

五四先贤后来大都放弃了对地方主义的支持，以及联省自治的努力。这当然与日本步步进逼乃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代背景有关，因为战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更为根深蒂固的，还是中国知识分子无法克服“大一统”思想的诱惑。今天，大陆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型记录片《大国崛起》，也是此心态的产物。中国人腰包刚刚鼓了一点，便掩饰不住“大国崛起”的狂想。国有可能成为“大国”，但民仍然是“寡民”，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张灏：中国的大一统观念，首先是文化上的。从唐宋以后，便出现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国的情况，而且少数民族统治者并没有遇到中原地区汉族人的殊死抵抗。五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为非汉族的统治者所统治。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认为，少数民族的统治，只要符合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便是可以接受的。这是一种主流思想。当然，也存在着一条暗流，即“族非我类，其心必异”的族群意识，这种反弹在宋、元、清等朝代都曾存在过。

一八九五年以后大约二十五到三十年这一段时间，是中国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一段关键时期，即“转型时代”，民族主义主要是在这个时代产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具有两个重心，一是以反帝为取向，二是以汉民族的族群中心意识为主。后者带来了民族整合的危机，此危机长期被忽视。辛亥革命之后，出现了“中华民族”这个被建构出来的概念。当时虽然宣称“五族共和”，其实背后还是有大汉族心态，遂造成周边少数民族的分离倾向。西藏、新疆、台湾问题，从清末一直演变至今，北京当局仍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智慧。

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中国大陆经过改革开放之后，现代化渗透到内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提高了它们族群的自觉。这样，势必加剧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现代面临的民族整合的危机、族群解纽的趋势，会越来越严重。这种危机可以说是现在中国民族主义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余杰：从五四到六四，“民主”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最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但中国人使用的“民主”，乃是高调民主，而非低调民主；中国人使用的“自由”，是积极自由，而非消极自由。近代以来，中国主流的知识分子通常亲近欧陆（主要是法俄）思想，而疏远英美思想。所以，他们更喜欢高调的民主观，而疏远低调的民主观。他们通常将民主当作包治百病的良药，以为一旦民主了，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为了追求民主，甚至不惜选择激进革命的道路，最后却事与愿违，导致了更为严酷的专制制度的建立。

高调民主又是乌托邦思想的温床。共产主义就是二十世纪最大的乌托邦。陈奎德在《哈耶克》一书中，评述了哈耶克对作为一种思想运动和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社会主义企图全盘设计我们的道德、法律和语言，荡平原有的社会传统秩序，扫除那些所谓阻碍人类理智充分发展、人生完美、彻底自由与正义的冷酷无情的状况，一句话，他们要设计和重建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社会主义者妄图把成千上万个不同的选择强行集中，纳入共同的计划秩序，因而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贫困饥馑和政治强制。中国二十世纪的乌托邦思想全部来自于西方吗？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何关系？如果说俄国接受共产主义与东正教传统中的“弥赛亚主义”有关，那么中国接受共产主义有何内在的动因？

张灏：你讲得不错，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从西方启蒙运动吸取的民主观，主要来自卢梭—黑格尔—马克思这一传承，是一种高调的民主观，里面蕴藏着高昂的理想主义，很容易成为乌托邦的心态。

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式民主观，不仅来自西方，也有中国传统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成分，也有如你所说的内在动因。方才提到西方启蒙运动的高调民主观，在晚清进入中国，不但为当时的思想界注入新的成分，也对传统思想中的一些固有的成分产生催化作用。其中最主要的第一个发展，就是传统儒家的经世理念，因西方影响的催化而产生变化，所谓“经世”代表儒家思想赋予士大夫的一种天职感、使命感，表现在“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这些流行的话语里。重要的是，这种使命感的后面是一种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它从儒家思想在晚周一开始就出现，但原始儒家的这个思想创新要到宋儒编订《四书》，才真正彰显为主流思想，反映在大学开章明义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这套观念里。我要指出的是，这套道德理想主义的核心思想含有一种生命转化意识。至高无上的超越——天道，不但是外在的，而且可以内化于每个人生命的深处，发挥出来可以对生命作质的转化，使得生命有变得至善完美的可能。这种转化意识，在儒家思想里配上积极入世精神，由个人生命延伸到群体生命，也就是说群体生命也有质的转化、实现至善完美的理想的可能。这种群体生命转化的意识，使得乌托邦的思想，不但在先秦原始儒家出现，而且也蕴藏于宋明儒学传统里。

值得注意的是，乌托邦思想在儒家传统里大致而言是隐性的，是一种潜势或伏流，因为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不论就其超越意识或道德理想而言，常常是与宇宙秩序纠缠在一起，而宇宙秩序又与现实政治社会秩序在核心上被视为一体。是故儒家的超越意识与道德理想常常不能摆脱现实秩序的纠缠与限制，变得若隐若现，蕴而不发。但是在晚清，特别是一八九五年以后西学大肆进入，传统宇宙秩序的观念被打破，政治社会秩序的观念被打散，传统的转化意识与乌托邦思想，因得以破堤而出，与西方启蒙运动的高调民主观结合，政治的乌托邦思想得以活泼发展起来，也可以说传统思想中的乌托邦主义，在近现代经过西学的催化，由死火山变为活火山，时时爆发，变成一八九五年以后思想激化的一个重要源头，用你的话，也形成中国接受共产主义的一个内在动因。

随着毛泽东思想的出现，激化道路变成一种攫取人心的政治宗教。毛悍然发动文革，不仅仅是权力斗争，还包含着“第二次革命”的宏大抱负。毛的乌托邦思想是“动态的乌托邦”。毛认为，所谓的“第二次革命”，包括“老大哥”苏俄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成功，只有在中国却能成功，因为中国有“精神原子弹”，有“一步迈进共产主义”的激情。一九六一年，毛被迫退居二线，这是其掌权之后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他却写了一首名为《卜算子•咏梅》的词，乐观地宣告只有自己才能看到共产主义的明天，乌托邦可以实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可见毛是何其自信！他根本不把刘邓等技术官僚放在眼里。他不顾所有同僚的反对，一意孤行发动文革，遂到达了一八九五年以来激化道路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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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1.2.2008 23:39
标题: 追问知识分子的良知
在近年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中，知识分子究竟充当了何种角色？是正面作用居多还是负面价值为主？在诸多需要知识分子挺身而出、言说真理的关节点上，他们都跑到哪里去了？那些必须收取红包才给病人动手术的医生是不是知识分子？那些向报考的学生提出性要求的博士生导师是不是知识分子？那为些面对死难矿工轻蔑地说“谁让你们生在中国”的院士是不是知识分子？那位建议政府重新恢复收容遣送制度以保障“城市治安”的院士是不是知识分子？

曾经有人颇为偏激地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当今中国最坏的一群人。”由于我相当警惕中国传统文化中“反智主义”的倾向，对这样的说法一直抱有保留态度。然而，近年来通过诸多观察，我逐渐发现这句话至少道出了部分的真相——知识分子阶层堕落的速度，远远快于普通中国人堕落的速度；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远远低于普通中国人的道德水准。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缺位的时代。

中国缺少知识分子，并不是始于今日。自古以来，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始终缺乏对于超越性价值的坚守。对家庭，他们遵循“孝”的原则；对朝廷，他们遵循“忠”的原则。在“忠”和“孝”之上，真理处于悬空的状态。当然，“忠”和“孝”这两种原则都与实际的仕途直接相关。违背了“忠”和“孝”的原则的读书人，根本不可能在仕途中青云直上。中国的学术亦未能获得一种“自足性”，僵硬的科举制度导致了历代士大夫的人生取向均为“学而优则仕”。当然，这种“优”是片面的——要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需要的是对儒家经典和八股文写作模式的熟悉。这些技巧并非与文人的智力和人格的高低直接对应。中国的士大夫生活在自欺欺人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生”的幻觉之中，或如司马光那样战战兢兢地为帝王写“资治通鉴”，或如唐伯虎那样虚妄骄狂地吟诗作画。

科举制度取消之后百年来，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创造和知识生产并未因此而获得自由与生机。诸种炫目的“主义”相继在中国的大地上肆虐，再次使得知识分子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与奴仆。对意识形态的忠诚度，成为衡量知识分子是否可以担任官职的惟一标准。当意识形态破产之后，“说谎的能力”则又成为知识分子的生存能力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学而优则仕”，古今皆然。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中，由于缺乏民主选举和科学的考试、评估制度，庞大的官僚体系难以吸纳一流知识分子的加入。通常，对官职的任命都是上级下达的，幕后便充斥着厚颜无耻地“跑官”和“买官”的黑幕，由此便出现了“学而劣则仕”的结果。这种几乎可以成为是“逆向淘汰”的惯性力量，使得这一领域内的知识分子的人格日渐萎缩。

在政坛上颇有影响力的“秘书党”，其主要成员大都是些善于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河北大贪官李真便是其中的一位“大秘”。二零零三年，河北省前国税局局长、党组书记李真被判处死刑。李真的案件引发了河北省政坛的一场地震，河北省前省委书记程维高被取消待遇，近百名县处级以上的官员纷纷落马。李真在临死前写出了数万言的“忏悔书”，企图保留一条小命。他给法官提出了异想天开的建议：如果能够枪下留人，他便以罪人之身赴全国各地面对各级官员作巡回演讲，以身作则地向其他腐败分子和企图腐败的官员们“示警”。李真的这一想法可谓是“石破天惊”，其创意颇有些“点子大王”的气息。可惜未能获得法官的“同情的理解”。

李真从某师范学校毕业，曾经当过几年的中学教师。后来，他通过父亲战友的关系，得以跳出这一清贫的职业，出任了当时任河北省省委书记的程维高的秘书。由此，他开始了飞黄腾达的仕途，三十多岁便成为河北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李真外表文质彬彬，像一个读书人，在一次访谈中他对记者说：“我工作以外的兴趣就是读书了，看的书很杂，最喜欢历史著作和名人传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林肯传》、《周恩来传》……”在普遍不读书或读书的高级官员中，李真大概也算是一名“知识分子”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前程无量的官员，在短短的任期内却贪污了一千多万元巨款。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着：如果本人没有强大的价值皈依、外部又没有严格的监察机制，那些企图运用权力来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最后往往被权力所改造。

近年来曝光的若干级别较高的贪官之中，不少出身于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他们堪称“精英中的精英”，在刚刚踏入官场的时候，无不充满“为民作主”的理想。北大、清华的专业教育在中国是一流的，但其教育范畴中却没有关于人何以为人的、基本道德伦理的教育。其毕业生经常是精神方面的“残疾人”。智商、文化、知识和学问均改变不了人的品行。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从来就没有成为阻止官员们迅速走向腐败的“障碍”。在缺乏透明度和外在监督的官场，一旦从政，即意味着放弃对知识分子基本品格的持守；一旦从政，即意味着“与狼共舞”和“同流合污”。

在当代中国社会，“泛政治化”依然是显著的“中国特色”。不管你喜不喜欢，政治都无所不至地辐射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知识分子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也得面对功名利禄的考验。即便没有入仕当官的知识分子，也不能保证其研究项目不受权力的侵蚀。比如，越是离功名利禄近的“热门”学科，便越是缺乏独立性。作为两个“专门学科”的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整体性的堕落，即是“政治吞噬学术”的典型个案。由于这两个学科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紧密，许多该领域内享有盛名的学者，均已堕落成为鲁迅所说的权势阶层的“帮凶”、“帮忙”和“帮闲”。

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当然也有少数我所敬重的学者，比如杨小凯、茅于轼、何清涟等人。但是，对大部分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和人格，我均不敢恭维。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包括名声显赫的“京城四少”们），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却干着破坏“自由主义”本质的事（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必须警惕所谓的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包括某些欧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弟子”——他们把老师的“经”唱歪了。他们所捍卫的“自由”，乃是官员们贪污腐败的自由，从而极大地败坏了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声誉）。每当官方出台一个新的经济政策的时候，这些喝了不少洋墨水的学者们，不是考虑这一政策是否符合多数民众的利益，也不考虑它是否真的适合中国的现实；他们只是考虑如何遵从领导的意志，用学术语言来对其进行阐释，赋予其华美的学术包装。

这些光环四射的经济学家反复强调说，经济学是不必讲道德的，那是妇人之仁。他们拼命替越来越严重的权力腐败现象辩护，认为腐败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代价最小的“润滑剂”；北京堵车的现象已经严重到了影响市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地步，他们宣称这正是北京经济繁荣的标志，因为“西方的城市都冷冷清清的”；明明中国的股票证券市场已经危机四伏，他们仍然口口声声地描述形势大好，欺骗老百姓将辛辛苦苦积攒的钱投入此“无底洞”之中；北京、上海等地的房价节节攀升，工薪阶层一辈子的收入也买不起一套普通住房，他们为畸形的房地产市场辩解说，房子本来就是为有钱人盖的，这是市场规律，不必大惊小怪。这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像数学一样“纯粹”的高级科学，它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经济学也是为统治者和强势阶层服务的，穷人不必知晓经济学。

于是，当代中国的经济学中出现了一种人人趋之若骛的“环中南海现象”——某些经济学家的学术活动和公共活动，其目的都十分明确：就是为了接近和进入权力的中心。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种种的努力，果然成为了高级官员的幕僚和顾问。有了权力的支持，他们很快就在政协、人大等荣誉机构和各类学术机构中享有了尊崇位置，并在诸多大型企业和公司中担任“战略策划”、“独立董事”之类的职务，他们为具有某种“通天”的线索和“敛财”的本事得意洋洋。这些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从京城到地方的时候，一般都由当地党政要员陪同，警车开道、威风八面。我就遇到过他们“出巡”的车队。他们一场报告会开价数十万之巨，其听众多是政府官员和富豪老板。他们“不经意”之间可能会透露某些股市内幕，足以成为庄家操纵股市的线索。二零零二年，吴敬琏毅然站出来揭露股市黑幕，却遭到一大批主流经济学家的攻击。这场争论并非学术观点的争论，而是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对照。

比经济学更加堕落的一个学科是国际关系学。某些所谓的国际关系学家，既缺乏基本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立场，也没有人类共同的伦理和道德底线。在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不少国际关系专家（包括某些号称新闻传媒方面的专家）在各种媒体上粉墨登场，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和“战略家”的招牌，发表了许多幸灾乐祸的言语和事后诸葛亮的论断。他们还故意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思潮，歌颂毛泽东“对抗美帝国主义”的勇气，企图将中国再次拉回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

这些人当中，既有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阎学通、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希光、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也有凤凰卫视的“资深时事评论员”曹景行、阮次山等人。这些“著名学者”和“观察家”们滔滔不绝地分析恐怖分子产生的根源，竭力论证其恐怖主义具有某种“合理性”，并以“全世界受压迫者”的代表自居。他们认为“使用暴力是弱者对抗强者的天赋的权利”，却无视本•拉登是亿万富翁的事实；他们口若悬河地讨论国家力量的消长，却对那些在恐怖事件中被残害的普通民众的生命熟视无睹（死难者中显然还有他们的同胞——我想反问的是：一个不同情自己同胞的悲剧的人，怎么可能真正热爱自己的祖国呢？）。

最为自相矛盾的是，这些打着反对西方霸权主义旗号的学者，却全盘接受西方学术的“新思维”。在这些专家学者的言谈中，不时使用从西方泊来的、最时髦的学术用语，在论文中也经常夹杂一些最复杂的英文单词。他们想当然地以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显示出很有“学问”，只有这样的“学问”才能将外行人吓住。他们却拒绝接受“人权高于一切”等普世价值，而只是“假洋鬼子”而已，最终目标还是向权力者暗送秋波。他们假装说最牵挂“国家利益”，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所以他们对制造或者购买航空母舰这样的话题津津乐道，并要求十几亿人民每人为此节约一双袜子）。但是，在他们的言语和文章中，何尝涉及贫困地区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

我想追问的是：这些国际关系学家们真的不知道“人权高于主权”这一现代社会基本的价值观念吗？他们真的不知道国家的利益只有与公民的利益契合的时候才是正义的？他们真的不知道一个国家长远的强盛只有依赖于内在的民主制度的建立？他们在为暴力和恐怖主义叫好的同时，也就跨越了作为“人”的底线伦理。

在我看来，这些聪明人是在假装糊涂。说到底，他们真正关心的还是个人的利益以及自己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表面上看，“国际关系”似乎是最“现代”的一门学科，但这些学者的骨子里还是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的那套纵横术、阴谋术和厚黑学——他们的观点不一定是自己内心的观点，之所以要这样表达，是因为可以给本人带来若干好处。这些四处放毒的学者们乃是知识分子中的“败类”。由于戴着学术面具、拥有话语霸权，频频在电视和报纸上露面，对大众有着相当的蛊惑力，其危害也远远大过某一贪官污吏。

很多依附于权力的知识分子都是革命和暴力的赞美者，他们向那些“有力量”的领袖献上顶礼膜拜。美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认为，对暴力的态度是判断一个知识分子人格的重要标尺。像萨特这样声称反对暴力的哲学家，却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大肆歌颂毛泽东；像罗曼•罗兰这样满口正义、博爱等“大词”的作家，斯大林政权在集中营中大规模杀人的时候，居然一句话也不讲；像乔姆斯基这样声称自己关心弱者的大学教授，在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屠杀数百万民众时，居然说那是美国情报局在造谣。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是何等的不一致！中国那些所谓的“国际关系专家”们，不也都是如此吗？清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一方面在学生中灌输非理性的反美思想、树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把美国媒体引用自己的言论作为自己是“国际级学者”的证据。自卑与自傲怪异地集中于一身，堪称“投机主义”、“有奶便是娘”思路的代表。难怪心理学家荣格说：“在我的经验里面，最忘恩负义、最难应付的病人就是知识分子了。”

沿着相同的思路，台湾学者卜大中对岛内的知识分子也有若干尖锐的批评，他说：“有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批评台湾时都是自由主义者，站在法治经济人权各方面，批评台湾不遗余力。但是一面对中国大陆的某某行为，例如某某门事件时，就摇身成了民族主义者，说这是应该的。这是非常严重的自我背叛，令人十分不齿。”这一点在台湾作家李敖的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近期李敖在凤凰卫视上和在大陆访问时的表演，已然丧失了正常的判断能力。他居然为毛时代的大饥荒辩护，为文化大革命叫好，其流氓本色暴露无遗。

在所谓的“神州文化之旅”中，李敖如同跳梁小丑般掠过大陆三所名校的讲台，除了一些笑声和掌声之外，什么都没有带来。李敖在不经意之间透露出，自己早已放弃了自由主义的思想。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分析，李敖一直没有结束自己的“口腔期”，一直没有真正长大成人。他是一个没有是非、没有善恶标准的顽童，不知道尊重别人，也不知道尊重自己。李敖自始至终都未能克服自身强烈的权力欲望和表演欲望，在台湾的民主化到来之后，离民主越来越远。

还有一种知识分子，喜欢把简单的道理复杂化之后，将错误的结论塞给读者。以新左派自诩的汪晖及其弟子们便是如此。他们的文章自己也读不懂，因为他们这样写作本来就不是让人读得懂的，而是用来吓人的。而很多人居然也确实被吓坏了，继而对他们五体投地。他们用种种诞生于西方的时髦理论，来论证应当反对西方的道理，自己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有多么可笑。他们生活在一个抽象的世界的，或者故意不与鲜活的生活发生关系。

英国思想家波普尔曾经痛斥这类家伙说：“每一次，都是我们知识分子心生胆怯，骄傲自大，犯下严重的罪行。套用法国思想家朱利安•邦达的话，我们对未受教育的民众有特殊的责任，但是，我们却背叛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发明、散布了民族主义，我们跟着最笨的流行走。我们爱炫耀自己，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目的无非是让人刮目相看——这种自恃博学、矫揉造作的语言，是我们从黑格尔的信徒哪里承袭来的，而这种虚矫的身段，也把所有的黑格尔主义者拉拢在一起。这是一种语言的堕落、德语的堕落，但我们却夹在其间，相互攻击。这种堕落害得知识分子很难进行理性的对话，总是说些笨话，总是在浑水摸鱼。”是的，他们在浑水摸鱼，在指责全球化有多么坏的同时，他们本人却一天也离不开互联网。

如果没有彼岸价值作为依托，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知识分子受到乌托邦思想的诱惑成为暴政工具的先例。在纳粹时代的德国，许多知名的物理学家全身心地去证明“只有德国的物理学才是真正的物理学”这样的伪命题，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声称希特勒才是德意志民族的救星。在理论、原则、理念的大旗下，他们参与了杀人事件。在强大的国家力量和民众的爱国热情面前，在接受信息的渠道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孤立的知识分子要作出独立思考和判断相当的艰难。爱因斯坦说过：“任何政府，只要它自身携有蜕化为专制暴政的趋势，它本身就是罪恶。显然，当一个国家里，政府不仅对军事力量拥有权威，而且对教育与信息渠道及每一个公民的经济存在拥有权威时，这种蜕化就更加严重。”知识分子是教育和信息传播的管道，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对于天平向哪一个方面倾斜具有关键的作用。

那么，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应当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知识分子如何才能避免沉沦为御用工具的悲剧呢？作为知识分子，必须时刻对权力持怀疑、警惕和批判的态度；作为知识分子，必须在自我之外建立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归宿，对自我保持一种谦卑的、不断反省的态度，时刻警惕“自我神化”、“自我感动”和“自我英雄主义”。保持对类似于“政府”、“国家”、“民族”、“大众”这样的“利维坦”的“不信任”，其实才是真正的信任；同时，保持对“我”的“不信任”，方能克服最可怕的虚荣心。如圣经中所说的那样，“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求神的喜悦，而不求人的喜悦”，将自己的生命与天上的星空联系起来。

今天，中国大部分“知识精英”已经投靠权力阶层，竭尽所能巩固着这一阶层的特权、地位和财富。他们的言行加剧了社会资源和信息分配的“不对称”情况（信息的不对称乃是专制和腐败滋生的温床）。他们参与了对底层民众的精神凌辱和经济剥夺，在他们眼里现在又是一个“太平盛世”，用李敖的话来说，是汉唐以后一千多年来没有过的“盛世”。对于这些选择与权力者（而且是没有得到多数公民授权的权力者）“共舞”的知识分子，我想对他们说的，也就是歌德在《浮士德》中说过的一句话：“你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你自己以为卖得了一个好价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将来你用什么把你的灵魂赎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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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3.2.2008 22:59
标题: 谁是手上没有沾满鲜血的人？
----读陈永发《延安的阴影》

近二十年来历史学界关于延安整风的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有两本，一本是大陆学者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本是台湾学者陈永发的《延安的阴影》。前者以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崛起为主线，从井冈山、瑞金、长征到延安，剥茧抽丝地揭示了毛泽东如何通过逐步实现对军权和秘密特务系统的绝地控制，从而战胜了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张国涛、王明等党内的竞争对手，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成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一言九鼎、无人制约的领袖。另一方面，通过延安整风，毛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进而将中共变成其私人政党、将毛泽东思想变成最高的、也是惟一的意识形态，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一九四九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而后者则更多从延安整风过程中的一些个案入手，如王实味“托派、日本特兼国特”案、张克勤“红旗党”案等，分析了整风、审干、反特等一套毛泽东发明的独一无二的政治迫害技术是如何形成的，这套技术又是怎样成功地消灭党内所有的不同意见——毛泽东根据由整风得来的人事资料和档案系统，审查和控制从同僚到基层党员的每一个人，彻底解决了所谓“两条心”和“半条心”的问题，实现了近代中国皇权崩溃以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等人梦寐以求、却无法达成的“无冕帝王”的梦想。

直到今天，官方史学部分否定文革，却仍然将延安整风当作胜利的经验来宣扬和效法。其实，不否定延安整风，就无法从根子上否定文革。反之，肯定延安整风，也就意味着文革的毒素仍然潜伏在中共的现行政体之内。我曾经撰文将延安整风称之为“前文革时代”，如果用这样的思路去看待中共党史，就不会天真到认为“中共是在文革之后才发展成独裁政党的”。其实，文革不是中共的“分水岭”，反右也不是，甚至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新政权也不是。中共从一建立的时候起便是一个崇尚独裁和暴力的团体，它并不是后来才腐化堕落的。以延安时代为例，那时候的中共固然可以凭借抗日的宣传和民主的标榜，吸引若干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但如果经历了血雨腥风的延安整风之后，仍然认为中共能够将中国带入一个光明的未来，那就不仅是智力上的愚蠢，而且是道德上的虚妄了。

从延安整风到文革，中共的极左思想和权谋政治一以贯之，文革的发生不是一个偶然或失误，也不是毛泽东的心血来潮，而是中共的统治模式及意念核心必然缔结出的果实。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陈永发意识到了延安整风与文革之间的必然联系，他指出：“毛泽东到其晚年，日暮穷途，倒行逆施，发动文化大革命，把群众路线的审干和反奸骤然推广到全中国，其豪气固然上干云霄，其狂妄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冤、假、错案无数，而中国经济至少倒退十年。”在我看来，《延安的阴影》一书最为精彩的部分是：作者选择了四个典型的“延安经验”进行解剖麻雀式的个案分析，透视延安整风如何席卷党、政、军、学各机关和基层单位，这四个部门及其主导者分别为：“周扬在延安大学”、“王子宜在行政学院”、“胡耀邦在军委会二局”和“曹轶欧在延安县”。

中共的历史没有一页是清白的，中共的高官没有一个人的手上未沾染过鲜血。谁是那个手上没有沾满鲜血的人呢？没有投名状，何以上梁山？在党内要获得高层的信任，必需“歃血为盟”——不是用自己的血，乃是用别人的血。以中共两名遭到罢黜却在民间享有崇高威望的总书记为例，一个是被李锐誉为“党的良心”的胡耀邦，一个是被李锐誉为“党的头脑”的赵紫阳，他们同样不能免于血污。尽管我们肯定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八十年代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他们试图让中国走向民主化的努力，以及坚持真理舍弃权力的勇气，但我们不能为他们遮掩那些负面的历史。赵紫阳在五六十年代主政广东期间，曾经卖力地执行毛泽东的极左政策，导致大量农民悲惨地死于饥荒之中；而胡耀邦在党内崭露头角的时间更早，在长征期间便是赫赫有名的“红小鬼”，到了延安之后升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成为毛泽东、康生在军界推行整风的重要干将。我们当然要对他们的历史处境有某种“同情的理解”，但也不能将他们塑造成纯洁无暇、一尘不染的圣人。

陈永发在《延安的阴影》中，以整整一章的篇幅，描述了胡耀邦如何在军委会二局“大义灭亲”的。中共中央军委会参谋部二局主管军事情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部门。当时，领导军委会直属机关整风审干的是康生，康生直接对毛负责；在康生之下，由总参谋长叶剑英、秘书长陶铸、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胡耀邦、锄奸部长吴溉之、敌工部副部长李初黎、第一局局长伍修权、科长安东、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等七人组成整风领导小组，处理具体事务。二局局长曹祥仁是一个技术官僚，很快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因此具体领导二局整风运动的是胡耀邦。胡耀邦对康生几乎惟命是从，他的许多做法甚至超过了康生的要求，到了运动后期，康生甚至让他放缓运动的节奏。

胡耀邦推动二局的整风运动，思维缜密，步步为营，显示出娴熟的党务才干。首先，他从二局中已经被捕的四个“特务”入手，召开全体成员大会，号召大家“不放过一个坏人”。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他在大会召开之前，暗中组织二十几个“积极分子”，要他们分散到会场的各个角落，仔细观察每个人的反应，如果发现有人脸色不对，就立刻在会后向上级汇报。结果在此次大会上便有十几个人，因为脸色不时泛红或泛白，而遭到积极分子的检举，他们立即变成了二局的“内奸嫌疑分子”。

紧接着，胡耀邦在二局成立了一个五人常委的组织，规定他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副手。常委之下，则每个小单位有一名负责人，由负责人成立三至五人的核心组织，再由核心组织发掘五至十个积极分子，并指挥这些积极分子分别负责盯哨、放哨、团结“好人”、监视“坏人”、特别是详细记录所谓“坏分子”的一言一行。胡耀邦知道手下的干部多半不懂如何审讯和调查，便要求他们边干边学，特意挑选出五十三名干部，让他们旁听老手的谈话和审讯，然后再亲自去实施。经过半年的实践，他从中挑选出了二十八名“可造之才”。由此，一个残酷无情的、“特务中的特务”群体建立起来了。

那么，如何让那些“坏人”老老实实地坦白交待呢？胡耀邦探索出了一系列细致入微的方法。他倡导二局的干部使用“善劝、亲劝、你劝、我劝、口劝、笔劝、硬劝、软劝”等方法，甚至还发明了一种“雷公劈豆腐”的办法，即先集中力量，专捡动摇分子劝说，等动摇分子宣布自首之后，再对硬骨头下功夫，此时由于动摇分子转变立场，硬骨头越来越感到孤立，也会变得像豆腐一样，容易压烂。二局的领导都很注意研究运动中每一个细小的变化，在斗争时，“软中有硬”、“硬中有软”，随时变化。有时采取的方式是“下紧上宽”，即下面由积极分子步步紧逼，上面则由领导人耐心劝说；有时则反其道而行之，是“下宽上紧”，即下面由积极分子掏钱请吃饭、苦口婆心地劝说，上面则由领导人来严词威逼。如此这般，事先认定的“特务”们最后绝大多数都自我坦白了。

当群众的热情掀起来之后，检举的材料越来越多，二局收到了十万多字的检举材料，涉及八十二人，即平均每人至少有一千五百字左右的不利材料。据协助胡耀邦工作的彭富九说，当时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检举资料，是因为胡耀邦在群众性的反奸运动形成之后，允许任何人当场以口头检举。这些资料经过专人整理，变成通报，供审干人员使用。其中一个例子是：这些资料有多处涉及延安文坛上著名的散文家吴伯萧，揭发吴是国民党的“CC分子”。吴百口难辨，一度沦为延安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后来，由于中共需要吴伯萧出来担任吹鼓手的角色，又给这个所谓的“反共分子”恢复了名誉。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胡耀邦手头的那些检举资料，大都是些捕风捉影的假信息。但是，他并不考虑材料在真假，便根据这些材料拟定一个黑名单，黑名单上面的人物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要嫌疑，另一类是次要嫌疑。一旦进入黑名单，此人的政治生命便告终结了。

由此，“二局经验”得以成为整风期间的“四大经验”之一，被康生推广到其他部门；由此，胡耀邦本人获得了毛泽东和康生的青睐，中共建政之后得以跻身为最年轻的省部级大员。其实，胡耀邦在二局的做法，不过是整个延安的一个缩影；而为期不长的延安整风，亦是整个中共历史的缩影。比如以思想治罪、以言论治罪，营造一种渗透到家庭之中的“以邻为壑”的恐怖气氛；比如以党代法，践踏法治原则，实行“有罪推定”；比如煽动群众暴力，以群众暴力而不以国家机器来消灭异己等等，经过延安整风，成为中共屡试不爽的杀手锏。不过，中共本身便是一台血肉淋漓的绞肉机，延安整风中通过帮助毛整人而扶摇直上的刘少奇、贺龙、彭真、胡耀邦等人，后来在文革中都未能逃脱与被他们整过的人一样的厄运。对此，陈永发评论说：“文化大革命中，如果让胡耀邦重温延安时期他在二局的表现，他一定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像二局中受他审查的一些特务，只不过他的罪名不是敌特，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就一些办法而言，胡耀邦本人也会发现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始作俑者，譬如在证据不十分充足之前，已在人头上钉上钉子，然后发动所谓革命群众来批判和检讨，以便发现问题的真相。又譬如要求怀疑分子不断写自我检查，然后研究其内容，从中寻找破绽，再加以追问。”胡耀邦经历了漫长的、粗暴的批斗之后，幸存了下来，并痛定思痛，毅然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即便是一些毛泽东钦定的大案要案也给予平反。

近年来，人们对于中共党内的一批开明派元老有一种所谓“两头真”的概括，即他们早年为求民主参与中共革命，晚年为争自由成为中共的异见者，中间一段虽然走了歧路，但两头都是真诚的。从胡耀邦、赵紫阳到李锐、李慎之、胡绩伟、谢韬，他们对自己大概都有几分这样的评价。学者傅国涌在《悲凉之雾，遍披华林——从李慎之与许良英的四十三封通信解读李慎之晚年思想》一文中，论及李慎之晚年在思想上已“剜肉还母，剔骨还父”，在行动上毅然选择“不在刺刀下做官”，对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也不断地进行反省，其中甚至不无忏悔。但是，这一代人中在思想上走得最远李慎之，对早年延安道路的选择仍然不无保留，正如他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信中所说：“我在反思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迷信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我自己说过，我青年时只能当共产党，五七年只能当右派，晚年只能当自由主义者，好像是命中注定。只希望晚年觉悟是真正的觉悟。”李慎之说“我青年时只能当共产党”，这是一种让人遗憾的历史局限，我们又如何理解殷海光“不当共产党”的选择呢？难道殷海光就不正直、不爱国、不真诚吗？在我看来，与其说李慎之们是“两头真”，不如说是“一头真”。早年是“失足成恨”，晚年是“返璞归真”。当年，他们多半是抱着民族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理念，而不是民主和自由的理想，奔赴延安的；但是，王实味感受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一切，他们不可能完全感受不到。他们当然感受了，甚至他们本人也成为受害者，但他们没有从中脱离出来，没有及早否定自我，并向全国民众揭露延安黑暗无边的真相。这是由多种原因所决定的，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的失职，而不应继续被溢美为“求真”。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历史真相被还原，无论是文革、反右，还是延安整风、苏区肃反，我们需要手上沾满鲜血的人和身上流过鲜血的人都站出来诉说历史。惟有如此，血流成河的历史才能被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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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8.2.2008 21:26
标题: 以祷告改变世界
——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二零零八年二月六日、七日，我应邀出席美国“全国早餐祷告会”，并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基督徒们分享我的信仰之旅。全国早餐祷告会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时期，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华府一年一度的重要活动。每年的祷告会都有几十位参众两院的议员出席，并由来自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位最具影响力的议员主持。历届总统及第一夫人均亲自出席并发表演讲，因此人们习惯称之为“总统早餐祷告会”或“白宫早餐祷告会”。其实，总统与其他参与者一样也是被邀请的对象，白宫亦并非会议的组织者。组织该活动的是基督教福音派的非赢利机构“联谊基金会”，该机构与国会和白宫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其负责人强调指出：“宗教与政治是分离的，但耶稣的思想具有凝聚性。”祷告会虽然明显带有基督教色彩，但也邀请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不同教派的人士共同聚会。毫无疑问，基督教精神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基督教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但由基督徒主导的各种社会活动却有相当的包容性。

祷告会的正式活动从六日的午餐开始。在华盛顿最大的酒店希尔顿饭店的宴会大厅中，来自美国各州以及全世界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人士、科学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高级官员和外交使节等两千八百多人济济一堂。许多身穿民族服装的人士格外引人注目，有一位印第安酋长，身穿兽皮战袍，头戴色彩斑斓的羽毛冠冕，骄傲地在会场里游走；还有一位印度僧侣，白衣飘飘，白布裹头，瘦骨嶙峋，宛如当年的甘地。他们都吸引了人们好奇的目光。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的，也许就有来自诸多国家和民族的客人。比如，与我的同桌过的便有日本学者、缅甸大使、柬埔寨难民、韩国基督徒、美国牧师和大学教授、印度科学家、法国商人等不同身份的人士。也只有在美国这个移民熔炉，才能获得如同身处“万国博览会”一般的感受；也只有在美国这个真正的“大国”，才能体验到“所有的国内事务都与国际事务息息相关”的道理。

主持会议的两位国会议员互相打趣说，这是目前针锋相对的两党人士惟一可以坐在一起的时刻。其实，一年一度的全国早餐祷告会，始于国会内部每周一次的小型早餐祷告会。当年，美国的开国先贤们在起草独立宣言的时候，一度对许多问题争执不下。德高望重的富兰克林遂建议大家一起坐下来祷告，让从上帝而来的公义和爱引导大家求同存异、互相包容，一起领导人民走向自由和独立。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成为举手投足都对世界格局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的超级大国，美国为捍卫自由和民主价值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但也犯过若干严重的错误。国会山的领袖们意识到谦卑、谨慎、合作精神的重要性，因此便形成了两党议员每周在一起祷告和早餐的传统。会议主席安森议员说：“这是华府少有的人人都可以畅所欲言，甚至说出自己隐秘的私人事务的时刻，议员们不再戴着政客的面具，可以呈现出自己软弱的一面，并向他人寻求和获得安慰及帮助。”由国会内部小型的早餐祷告会发展而来的面向全球的、大型的、公开的早餐祷告会，则更有全球视野及前瞻性，其主题是“以求放下彼此间的分歧，寻求和平与相互理解”。在会议期间，主持人多次建议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为个人、家庭、国家、民族和世界和平来祷告。

第一位在大会上发表演讲的，是美国著名的神学家、布道家和作家华理克。华理克曾经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重要的十五位精神领袖”之一，他在加州创办了超过两万人的、享誉全球的“马鞍峰教会”，他先后培训了三十五万名的牧师和传道人，他撰写的《标杆人生》一书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是销量仅次于圣经的基督教书籍。在大会主席详尽地介绍了他的履历之后，华理克幽默地回应说，自己要是能够有主持人介绍的一半那么好就心满意足了，而主持人对他的介绍太多太长了，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讲话了，大概只能给大家讲几句就该说结束语了。美国人即便是讨论最严肃的问题，其开场白一般也幽默风趣。华理克在演讲中指出，当代社会面临五个最为严峻的问题：贫穷、精神空虚、疾病、个人崇拜及因为教育的失败造成的文盲人数上升。解决这五大问题的钥匙在于，人们必须重新思考什么是真理、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之中。人类是上帝创造的，人是上帝所爱的子民，上帝就是爱，人不是意外之物。认清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之后，人就不会有自卑感，也不会变成自大狂。上帝让人们和解，互相原谅。这是一个和解的时代，惟有和解才能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他说，认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人们应当经常阅读作为上帝话语的圣经，尽管很多篇章长期都无法明白，即便他本人也有很多段落始终不能参透，但这并不妨碍人们选择过一种信仰驱动的生活。就好像人们大都不懂得汽车发动机的原理，却能够发动汽车上路一样。

第二位演讲者，是来自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一个致力于种族和解的基督教非盈利组织的主席山米。山米身材单薄，胡须黝黑，一看便是中东地区的居民。他告诉大家，他来自一个充满苦难的地区，人们一提起这个地区，便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仇恨、鲜血、眼泪和难民营来。他的祖父在巴以冲突中被杀害，从此他们一家人便陷入到长久的困顿之中。但是，家族的悲剧并没有使得他被愤怒所驱使而成为恐怖分子，在他赴美国留学并接受了基督教之后，他开始深切地思考：作为巴勒斯坦人，爱敌人意味着什么？巴勒斯坦人是否可以爱以色列人？受信仰的驱使，他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回到巴勒斯坦创办了一个宣扬和解的非盈利机构。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的努力不仅得不到同胞的认可——许多同胞将他看作是本民族的叛徒；也得不到以色列方面的支持，有一次以色列士兵对他实施了暴力的殴打，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尽管如此，山米仍然坚持他的事业，他不恨那些殴打他的犹太人，他说，他们就是些死于纳粹集中营中的波兰犹太人的后裔啊！他指出，爱敌人不是消灭敌人，而是将敌人变成亲人，就好像在婚礼上两个人合而为一一样，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也可以合而为一。他的努力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支持，因为爱比恨更有力量。在山米演讲结束走下讲台的时候，我看到几名身穿犹太服装、头戴小圆帽的犹太拉比主动上前与之热烈拥抱。

这些演讲是如此激动人心且感人至深。在分组举行的晚餐会上，我们走进亚太地区的宴会厅，倾听一位来自柬埔寨的基督徒的见证。这位满面沧桑、皮肤黝黑、头发花白的男子，一看便可以知道身上背负着一个民族沉痛而惨刻的历史。他告诉大家，在红色高棉实行的阶级清洗当中，他的家族便有超过三十名成员被杀害——那些被害者其实没有任何罪过，仅仅因为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便在受尽酷刑之后遭到杀戮。他本人是一名偶然的幸存者，后来移居美国并获得了医学学位。当柬埔寨的重建工作展开之后，他毅然决定回到祖国去，以医学特长为同胞们服务，同时也致力于民族和解的工作。他含着眼泪说，百废待兴的柬埔寨再也不能有血腥的杀戮了，那片仍然布满地雷的土地上，最需要的上帝的爱和怜悯。我被他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想，包括柬埔寨在内的若干东南亚国家，应当是华人教会宣教的重点。昔日，由毛泽东输出的暴力革命让这些国家战火纷飞、苦难深重，几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今日，如果中国能够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向周边各国，既是一种赎罪，也是亚洲精神复兴的希望所在。

会议的高潮是七日上午的早餐时刻——总统莅临的时刻通常是每年二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的星期四，今年恰好是中国的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当我们六点钟天还没有亮便赶到会场的时候，四周已经是警车云集，进入大厅需要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查。我们排长队经过安检，按照门票上的桌号坐定之后，才发现在主席台上就座的美国政府、国会和军界的重要官员，可谓“群贤备至”。如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军方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佩斯将军及若干位内阁部长等等一个比一个醒目，可见全国早餐祷告会虽然不是一个政治活动，但政界人士均对其相当重视。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出现在会场上的时候，人们纷纷走上去与这位越战英雄握手致意。麦凯恩在共和党党内初选中一支独秀，胜券在握。作为一名资深参议员，他多次出马竞选总统大位，在党内提名阶段均告败北，如今廉颇老矣，重披战袍，老骥伏枥，面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和奥巴玛凌厉的攻势，能否为共和党创造辉煌，尚是未知之数。与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和奥巴玛的缺席形成对照，麦凯恩的出席显示出他希望以此拉近与美国宗教保守人士的距离的良苦用心。由此也可以看出，美国占人口三成左右的福音派基督徒，对总统大选及社会走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全国总统早餐祷告会虽然标榜“非政治性”，但鉴于华府乃是世界政治的中心，不同国家及政治倾向的政治家和活动人士，也以在此次聚会上露面并表达观点为荣。主持人隆重介绍前来出席会议的嘉宾的时候，仅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便多达十多位，这一盛会确实具有相当的国际性。

布什总统及第一夫人姗姗来迟，比预定时间迟到了十多分钟。当他们入场的时候，全场人士均起立致以热烈的掌声。虽然在场的许多人并不认同布什的一些具体政策，但他们仍然对总统表达了诚挚的敬意。这不是一种虚情假意，这是对总统这一上帝和人民共同赋予权力的职位的尊重。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布什总统，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第一夫人——与咄咄逼人的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相比，笑容可掬的劳拉显得贤淑温和，也更有女性的魅力。布什总统首先上台演讲，他开口便是一句自嘲的话，他说今天迟到了，是因为自己太懒起不了床。这是典型的美国式的幽默。我们很难想象东方国家尤其是专制国家的元首，会在民众面前如此“作践”自己。美国媒体经常嘲讽说，布什是一位有些笨拙的、说话经常出差错的总统。上次在白宫与布什总统会谈的时候，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只是觉得他说的大都是老百姓都能听懂的大白话，且比言词较轻松随便，不像老谋深算的政客那样反复斟词酌句。而今天他一开口便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将五十六届早餐祷告会说成了五十五届，经过主持人的提醒才立即更正。但是，许多美国人偏偏就是喜欢这样的领导人——有缺点，跟日常生活中接触的亲朋好友一样，他们才感到放心。

布什总统接下来的演讲却感人肺腑。他说他是借着祷告来应付美国总统所面对的巨大压力，以及经过祷告以后才做出各种重大决策。他说：“当我们每年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把工作时的争论放在一旁。我们承认我们依赖上帝，我们共同祈祷，众口一声，祈求他保佑我们的国家。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我们承认，地上的力量都是有限的。”他没有谈及美国面临的那些具体的政治争端，而是更多地与众人分享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他告诉大家说：“我相信祷告的力量，因为我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已经感受到，祷告协助我面对总统职务的挑战，我现在清楚了解在狂风巨浪中心存宁静的真谛。”他说，他不害怕争议，对他信仰的挑战，只会增加他的胆量：“信仰使我得自由，让我能自由地以正确的眼光来看当时的问题；让我可以自由地做出决定，尽管别人可能不喜欢；让我可以自由地去做对的事情，即使别人并不赞同。”布什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尽管有许多人批评他的国内国际政策以及德州牛仔的作风，但很少人怀疑他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精明能干的克林顿恰恰相反——在克林顿的性丑闻大白于天下之际，他在早餐祷告会上遇到了困难，也获得了安慰。民主党议员李柏曼虽然在媒体上严厉批评之，但在祷告会上却为他特别祈祷，求上帝接受克林顿的忏悔，并帮助他与家人和谐相处。共和党议员拉吉特则说：“总统先生，四年来在国会历次投票中，我没有一次支持过你。但我要告诉你，我关心你、爱你，这是耶稣不可思议之事的一部分。”布什虽然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但他也将祷告会看成是寻求力量和勇气的源泉。作为政治家，布什是否“伟大”还有待历史的考验；而作为基督徒，他确实一直在为上帝作见证，正像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麦考利斯德所说：“自从林肯以来，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像布什这么频繁地提到神；自威尔逊以降，从没有人像布什一样穿上被全能神所拣选的外袍，要在地上成就神的心意。”

紧接着担任主讲的是“美国非裔发展基金会”主席布雷姆。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从一名成功的商人变成这家NGO组织的负责人的：十多年前，华盛顿特区主教邀请他到一起非洲去访问。那是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也一无所知的地方，他并没有接受这个邀请。没有想到，上帝却感动了他，让他在最后一刻与主教一起登上了去非洲的航班。这趟旅行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回来之后便创办了这个小小的基金会，将后半生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其中。如果以每年的预算和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而论，这个基金会与美国许多财大起粗的基金会相比根本不足挂齿，但他们的工作却荣神益人，给那些绝望中的人们带去祝福与希望。正如布雷姆所指出的那样，圣经中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在弟兄中最小的那个身上所做的，便是在我的身上所做的；因此，他在非洲那些骨瘦如柴的孩子身上所做的，便是是耶稣身上所做的。他说，他在非洲的工作比他曾经辉煌的商业生涯更有意义，也给他本人带来了幸福和满足。布雷姆还高度赞扬布什总统对非洲问题的关注：“在布什总统的承诺并在国会的合作下，使美国对非洲的援助创下了增长四倍的历史纪录，来对抗非洲贫穷及艾滋病问题。”与克林顿光说不做相比，布什在任内默默推动了针对非洲的若干计划，包括以一百五十亿美元对抗艾滋病的五年计划、消灭疟疾计划，以及把美援与反贪腐和市场改革串连的千禧挑战帐户等等。正是在美国政府以及许多像“美国非裔发展基金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近年来非洲十多个国家大大改善了清水、学校、基础设施和医疗服务。布雷姆的演讲结束之后，布什总统及第一夫人起身与之握手并拥抱，全场均起立向其致以热烈的掌声。

是的，在早餐祷告会上，从总统、将军、议员到普通人的许多动人故事均表明：祷告，恒久的祷告，以及在祷告之后听从上帝的呼召，勇敢地实践自己的信仰，就能够改变世界。

——二零零八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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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3.2008 23:40
标题: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曾特首在港台《香港家书》节目中指出，全国人大明确订出了普选的时间表，香港政坛应该有一番新气象，各党需摒弃昔日的意识形态之争，脚踏实地去为香港建设民主制度。以激烈行动去表达意见，对与中央沟通毫无帮助。“只有和中央站在同一平台上无障碍地沟通，港人的意愿才能更加得到重视。”

曾特首的呼吁看似娓娓动听，且以“家书”这一温馨的形势传达，让人想起翻译家傅雷写给儿子、音乐家傅聪的《傅雷家书》，也让人联想到二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但是，不知他是否将自己看作香港民众的“父母官”，如果他是香港市民的“父母官”的话，那么北大人更是父母的父母，其级别乃是垂帘听政的祖父母。

曾特首强调“沟通”，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沟通的前提是平等，是妥协，是互相尊重。那么谁能“与中央站在同一平台上无障碍地沟通”呢？恐怕作为中央钦定特首的曾先生本人，也不敢打包票说能与中央“站在同一平台上”吧？北京方面的决定，从来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你曾特首只是一个地方官员，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惟有老老实实地接受中央的差遣，根本没有提出建议乃至反对意见的可能。

既然曾特首的地位不过如此而已，那些被北大人当作“眼中的梁木”的泛民主派人士，就更没有资格与中央沟通了。他们不是不想与中央沟通，陈方安生一当选立法会议员，便释放希望与中央沟通的善意，中央方面至今没有任何回应。亲北京的人士还在媒体上嘲笑说，你一个小小的特别行政区的议员，企图直接与中央沟通，简直狂妄之极。更多泛民主派议员和社会贤达，不仅被中央排斥在沟通的名单之外，甚至被取消回乡证件，多年不能踏上大陆的土地一步。曾特首以“激进”批评泛民主派人士，他却不知道，其实没有人天生便是“激进分子”，长毛等人的“激进行动”，乃是被北京当局逼出来的。比起中共动用坦克和机枪屠杀天安门广场的人民来，长毛穿上一件要求平反六四的T恤，何“激进”之有？

二零零八年北京搜刮民脂民膏举办奥运会，主运动场“鸟巢”的设计者之一艾未未日前表示，当前中国在政治体制、环保、贪污、人权和教育等领域，正面临严重的问题和危机，影响到一般人民的生活，他对此感到痛恨。更让人痛恨的是，奥运会向全世界的友人敞开大门，却将包括香港泛民主人士在内的若干中国同胞阻隔在国门之外，这难道不是“量天朝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吗？这难道不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吗？

奴隶主与奴隶之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沟通”的，他们的关系是奴役与被奴役、凌辱与被凌辱。在此背景下，奢谈“沟通”，岂不是望梅止渴、自作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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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Marsliang    时间: 7.3.2008 12:27
不对，现在中国有很多圣经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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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Marsliang    时间: 7.3.2008 12:37
这篇文章可笑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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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7.3.2008 20:16

原帖由 Marsliang 于 7.3.2008 12:27 发表
不对，现在中国有很多圣经卖。

可我在大陆的书店里没见到过有圣经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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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Marsliang    时间: 7.3.2008 21:13

原帖由 令狐药师 于 7.3.2008 20:16 发表


可我在大陆的书店里没见到过有圣经卖啊？

早几年前就有啦。在几个大城市里都有。可以在网上搜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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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1.3.2008 17:23
标题: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据媒体披露，河南郑州一所私立小学全面推行所谓的“红色教育”，引起学生家长和教育界人士的争议。记者在报道中这样描述说：“东风吹，战鼓擂，中华儿女谁怕谁”、“扬我雄风，树我国威”……位于郑州市二七区德全学校里，传出了这样的口号。听到这震耳欲聋的歌声，年长的人们宛如回到了血雨腥风的“文革”时代。这些口号仅仅是德全学校的“红色教育”的一小部分，该校校长释德全声称，他“以此为荣”。每到放学的时候，三名四年级学生便臂戴红袖章、颈系红领巾、手持红缨枪，规规矩矩地站在校门一侧。这是学校轮流安排学生执行的“站岗”任务。

从校门上看，这所学校只是一所极其普通的民办学校，但一走进校门，顿时感到如同时光倒流，一股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气息扑面而来。墙壁上到处是“做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之类的标语以及董存瑞、黄继光、草原小姐妹等英雄人物的图片。下课时，学校的大喇叭播放的是《国际歌》、《闪闪的红星》等歌曲。学校组织的广播体操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全校十二个班七百多名学生全都必须参与。“学校每逢革命纪念日，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是学校红色教育的一项必修课。”释德全说，为了陶冶学生的爱国情操，他要求每个班级都必须有一个独特的口号。这些口号让人吃惊不已，“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充满了“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味道。学校还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校规：校园内不许唱爱情歌曲，只能唱革命歌曲；老师必须进行“政治学习”，主要学习《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以及毛主席语录等。

河南有一个著名的南街村，如今又有了一个德全学校，如果将德全学校迁到南街村，倒是相得益彰。然而，在我看来，德全学校实行的教育方式，与其说是“红色教育”，不如说是“仇恨教育”，或者用历史学家袁伟时的话来说，是对孩子们“喂养狼奶”。这是一种畸形的教育模式，它培养不出具备健全人格、充满爱心、懂得宽容的现代公民，而只能培养出被仇恨所笼罩、被谎言所左右、兽性远远大于人性的“狼人”。在大部分中国人欣然接受法治、宽容、和谐等价值理念的今天，此种“仇恨教育”却仍有一定的市场——德全小学并未门可罗雀，依然网罗了多达七百名的学生，此一事实再次表明：“文革”结束之后三十年以来，各界人士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一直未能充分展开。巴金老人直到逝世的时候，也没有看到他所呼吁和盼望的“文革博物馆”真正得以修建；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叙述中，长达十年的“文革”的诸多细节被“戏说”化；“文革”的积极参与者群体正是当今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公开反省和忏悔那段人生经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是：自称“红卫兵”这一名称的发明者的作家张承志，始终坚信当年的革命激情是单纯而清洁的；以青年人的人生导师自居的作家余秋雨，不仅否认四人帮写作小组成员的身份，还将自己塑造成“文革”中的英雄；当时的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参与组织殴打老师的宋彬彬（毛亲自将其改名为“宋要武”），光荣回到母校并获得“杰出校友”的荣誉；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在回忆录中亦再三辩解说，她根本不知道当时校园暴力的真相……于是，除了“四人帮”以外，人人都摇身一变成为无辜者。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那场惨剧的发生，固然缘于领袖们的精心策划，更是此前长期实施“仇恨教育”的必然结果。人们难以想象那些十五六岁的、如花似玉的孩子，为何在一夜之间突然变成无比凶残的打手？他们居然毫无心理障碍地对老师、邻居甚至父母下毒手，仿佛被魔鬼附体一样。其实，暴行并不是无缘无故便泛滥起来的，暴力文化乃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未成年人也成为崇尚暴力的成人世界的受害者，他们不由自主地参加到这场游戏之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孩子们被学校、家庭和社会全方位地灌输“狼奶”，自然形成了的“狼性”。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使他们树立起了这样一种观念：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以阶级身份和阶级立场，人被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革命同志”和“阶级敌人”。对前者可以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后者则应当像冬天般的冷酷无情。即便是老师、同学、邻居乃至亲生父母、亲生子女、兄弟姊妹或夫妻，如果阶级身份和阶级立场不同，也要立即将其划入“敌人”的行列。对待敌人，完全可以进行精神上的羞辱和肉体上的消灭。这是“革命”对“革命者”最基本的要求。

仇恨教育的恶果，便是对法律的蔑视和对暴力的赞赏。最卑劣的行动以最崇高的名义上演了。当年就读于清华附中的作家郑义，在回忆录《历史的一部分》中描述说：“在校园里，他们斗领导、斗老师、斗同学。年轻有为的校长被剃了‘黑帮头’，每斗必打，死去活来。留苏归来的分团委女书记被打瞎一只眼睛。我的高一班主任挨打不过，跳烟囱自尽。小小清华附中，没有几个教师躲过了批斗毒打。”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红卫兵如希特勒的冲锋队一样，冲出校园，“杀向社会”。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刹那间，北京变成一个巨大的刑讯室、集中营和刑场。郑义写道：“瘟疫迅速蔓延。哪里还有人道、同情心、爱、道德、法律、人性？其他阶层的青年也有不少染上这瘟疫，充当他们的打手和帮凶，或宣泄人性深处的邪恶，或自保，或想从人肉筵席上分一杯羹。我的同窗王某，亲自带红卫兵去抄自己的家不说，竟亲自动手，将亲生母亲毒打致死！地主？革命？右派？——不，小业主！”在那个时代，像王某这样的心灵扭曲的孩子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是加害者，同时也是被害者。

仇恨教育并没有停止。四十年之后，在德全学校，悲剧以闹剧的方式重演。我不知道这位名叫释德全的校长，具有怎样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是否在童年时代有过严重的心理创伤，以至于不仅自己将仇恨当作生活的基本动力，而且强行将仇恨复制到七百名孩子身上和心中。我不知道他是否成长于“文革”时代，是否在“文革”期间参与过暴力事件，是否手上沾满受害者的鲜血。不过，即便在那些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士当中，也不乏狂热向往“文革”的“革命者”，比如戏剧作家张广天、文学评论家黄纪苏、北大教授孔庆东、清华教授旷新年、旅美学者崔之元、经济学家杨帆……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开得很长很长。以这些人的学识和眼界，尚且不能摆脱“暴力美学”和“领袖崇拜”的魔障，释德全如此热爱“文革”、忠于领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释德全却忘记了，“仇恨教育”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搬起石头来砸了自己的脚。在这所“私立学校”中，释校长以土皇帝自居，呼风唤雨、颐指气使，焉知有多少学生和老师早已对其恨之入骨。一旦“变天”，他本人便会成为被仇恨吞噬的学生和老师施加暴力的对象。那时，他才知道“请君入瓮”的滋味并不好受。

这所德全学校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地实行“仇恨教育”，也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失职和行政不作为有关。老百姓对政府部门的非议之一便是：不该管的事情偏要去管，该管的事情偏偏不管。虽然德全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它在教学方式、课程安排和教材选择等方面，可以比那些公立学校具有更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这种自主性和灵活性也是教育多元化的标志），但这类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一样，也应当遵循人类的普世价值、法治原则以及教育的本质——赋予被教育者以真理和自由。教育主管部门不能以“市场化”的借口，放弃对公立学校之外的其他教育机构的监督和管理。比如，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有责任推动强制性的义务教育，有责任制止鼓吹暴力、仇恨和恐怖主义的教育——无论是某单个的教育工作者，还是某私立的教育机构，一旦有这样的举动，教育主管部门都理应当立即取消其从事教育工作的资格。以此标准来衡量，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不应当对德全学校的种种逆时代潮流的做法不闻不问。

其实，让孩子们具备勇敢、自信、坚韧、顽强、合作、团结等优秀的品质，不必使用“仇恨教育”这种极端而错误的方式，只要引进在全球青少年的课余教育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童子军”就可以了。一九零七年夏，英国陆军中将贝登堡勋爵在英格兰的白浪岛上带领二十一名儿童露营十六天，教孩子们从事野外观察、生活、烹饪、航海、追踪等实验性户外活动，深受儿童的喜爱，并产生了童子军第一团。一九一二年，英皇乔治五世颁布皇家特许状，授权成立“英国童军总会”，各英联邦国家也获准成立童军组织。由此开创的世界童军运动长盛不衰，至今已经遍布世界二百一十六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童子军的成员多达两千八百万人，堪称全世界最大的青少年运动。

“童子军”虽然名之曰“军”，却并非对青少年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教授青少年使用杀人武器。相反，童子军的宗旨乃是促进世界和平，从童子军的军徽便可以看出来：世界童军徽记的中间为光明之花，花上的箭头代表指南针，提醒童军要维护理想，坚定方向，三个尖端代表童军要实践三条诺言：对国家要尽忠，对社会要负责，对自己要健全；两边的五星代表真理和知识；环绕周围的绳子代表童军的团结，无论如何拉也拉不开，反而更紧；白色徽记象征纯洁，紫色为底象征领导与帮助别人。在一百年里，童子军的成员中诞生了无数的伟大人物，如十二位曾经在月球漫步的太空人中，有十一位曾经有过童子军的经历；攀登所有七大洲最高峰的最年轻者是童子军；第一位实现单人环球不停顿飞行的是童子军。仅以香港而论，童子军成员便多达十万人。香港的童子军曾经在香港发生天花疫情时，自愿组成防疫队，为市民接种牛痘；在香港酒店发生火灾时，也曾紧急出动，协助消防员。一九四九年之后，童子军运动在中国大陆中止了。这一运动理应得到恢复和重建、鼓励和支持，中国大陆数以亿计的青少年需要这样的辅助性的课外教育，以培养健全的人格、服务的意识和合作的精神。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是中国的教育者最佳的选择。

“仇恨教育”贻害无穷，“仇恨教育必须”停止。爱因斯坦说过，愚顽是指“翻来覆去做同一件事，还希望有不同的结果”。我们这个民族是最不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民族。虽然中国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史官传统”，“历史”被许多中国人升华到信仰的层次，但我们的历史叙述从来都是残缺不全的，我们惟独将那些自己历史中的黑暗部分省略和遮掩了。我们批评日本人如此而行，但我们自身何尝比日本人做得更好呢？于是，我们便在同一个地方跌倒第二次、第三次。“仇恨教育”曾经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家破人亡，它早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正是由于“文革”遗毒未能肃清，今天的中国社会依然充满暴戾之气，以邻为壑，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将暴力当作解决问题的惟一手段。此种暴戾之气，是中国未来实现公民社会、法治社会以及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

爱国教育是必须的，但爱国教育的主调不应当是仇恨熏陶和暴力宣传。我们不仅要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人格和自由，同时也要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自觉地捍卫其人格和自由的好公民。我期盼着德全学校早日垮掉，学生、家长和老师一起站出来抗议独夫的倒行逆施，教育主管部门也积极行动起来完成其执法的责任。培养奴才和暴徒的学校不应该存在下去，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不能靠一群奴才或暴徒来缔造的。作家龙应台在一篇题为《纳粹》的文章中，写到了在狱中等候死亡的纳粹第二号人物戈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罪行累累的戈林对人民与领袖之间的权力从属关系，说过一番深刻的话：“一般人当然都不愿有战争，不论是俄罗斯、英国、美国，或德国。那是当然。但是，做决定的总是政治领袖，把人民拖着走是个简单不过的事，不管是民族还是法西斯专政，不管是议会制度还是共产独裁。不管有没有声音，人民是很容易被领袖使唤的，实在太容易了。你只要告诉他们外面有敌人威胁，然后把反对战争的人全打为‘不爱国’或说他们使我国陷于危机，就行了。这一招，可是在哪个国家都一样啊。”那样的时代早该告别了。但是，如果还有像德全学校这样的教育机构的存在，说告别就为时过早。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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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1.3.2008 17:41
标题: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早在五年多之前，我与刘晓波、王光泽等人便发起公开信，呼吁北京当局在奥运会开幕之前清除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像，迁移毛主席纪念堂中的毛尸，将该纪念堂改为文革纪念馆。我们在这封公开信中指出，毛泽东遗体的迁移工作，既尊重毛本人生前签字承诺的火葬方式，也符合中国人“入土为安”的丧葬传统，更将提升首都北京的文明程度，使之成为一个配得上举办“人文奥运”的城市。

我们呼吁：“我们不愿看到，五年之后，一个飘扬着五环旗的城市同时还上演着‘干尸崇拜’的闹剧。迁移毛泽东遗体，既有利于让国民的灵魂从毛泽东思想的毒素中解脱出来，也是一次普遍意义上的破除个人崇拜、树立公民意识的教育。我们还希望以此为契机，达成朝野之间的互动，并制定政治改革的时间表，开放党禁报禁，逐步实施普选，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

然而，五年过去了，奥运开幕迫在眉睫，官方仍然没有对我们的呼吁做出任何的回应。鸵鸟将头部扎进沙堆里去，便可以拒绝外部世界的变化吗？

北京当局标榜二零零八年的奥运会是“人文奥运”和“绿色奥运”。然而，毛像和毛尸的存在，对这两个口号构成了最大的嘲讽和颠覆。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首都的中心，居然停放着人类有史以来最残暴的独裁者的尸体，居然倡导古埃及奴隶时代的“木乃伊文化”，并且让全世界的运动员们被迫在腐尸的臭味与病菌中参加各项比赛，这难道不是对奥运精神的莫大亵渎吗？

我们不能想象，如果在德国召开奥运会，希特勒的头像被堂而皇之地悬挂在勃兰登堡门之上，希特勒的尸骨被高举在科隆大教堂的祭坛里，那将是对人类普遍尊奉的民主和自由价值的多么严重的挑战！我相信，没有人会接受和纵容之，一切有良知的人们都会抵制这样的奥运会。

然而，人们对中国共产党仍然在支持和鼓励的毛泽东崇拜却似乎司空见惯了。其实，毛泽东杀人之多、虐民之深、祸国之烈、统治之长，均远远超过希特勒。日前，美国国务院解密一份档案，记载了当年毛泽东与基辛格的一段谈话：毛泽东在谈到当时美中之间缺乏经贸交流的时候，曾经大言不惭地表示：“中国的女人太多了。我们可以先白送给美国几万中国女人。”其后，毛泽东又说，其实可以送给美国人一千万中国女人。他还开玩笑说：“这些女人到了美国，美国人的麻烦就多了。”在这个亘古未有的暴君眼里，中国的芸芸众生何尝有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一千万中国的女性居然可以被他当作货物一样送给美国，毛才是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毛贼尚未去除，同志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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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1.3.2008 17:42
标题: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中国人，多半早已忘记了什么是自由的滋味。“吃饭”取代了“自由”，成为中国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没有饭吃”是大部分人的常态，为了能够有饭吃，宁愿自由被剥夺。但最可悲的是，即便出让了自由，大部分百姓仍然没有饭吃。那个时代，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的，惟有毛泽东一个人而已，其他所有人全都是“毛泽东的囚徒”，包括刘少奇、林彪和周恩来等“一人之下，亿人之上”的接班人在内。但是，自由是造物主安放在人类心灵深处一份最珍贵的礼物，自古以来，总是有那么多热爱自由的人，为着自由的缘故，不惜抛弃世间所有的一切，正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所咏唱的那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被非法关押十五年的、劳改营的幸存者唐彼得，在他的自传《花旗梦别神州泪》中，讲述的正是一名求自由者的充满悲怆的、却是喜剧结局的故事。

唐彼得出生在江苏无锡，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是家庭妇女和基督徒。这是一个平凡的小康之家，父母均与政治关系疏远。中共建政之后，律师这个行业被取消，他的父亲被迫改行，与朋友一起合作开设了一家建筑材料厂。在强制性的“公私合营”运动中，唐彼得的父亲从工厂的老板沦落为麻袋车间的清洁工人，每天早出晚归，回家时已经是蓬头垢面、满身泥土了。一个私有财产得不到有效保障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不正常的“非公民”社会，其成员的各项自由和权利自然无从谈起。

尽管父母的境遇不佳，但唐家祖宗三代的历史比较清白，唐彼得本人的学习成绩相当优异，所以他被政审严格的、专门培养军工人才的北京航空学院录取。他希望成为一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技术专家，希望远离政治那看不见底的巨大漩涡。没有想到的是，北京航空学院是一所政治色彩相当强烈的大学，他成了班上惟一的一名“非团员”。每当课后团支部留下来开会的时候，他只好一个人灰溜溜地走出教室。后来，他申请转学成功，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在转学过程中得以避开了反右运动的风暴。学生时代，唐彼得一直战战兢兢，沉默似金，这才得以安然毕业。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部队工作。那个时代的大学毕业生，只能服从“组织”的分配，而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喜爱的职业和工作的地方。由于专业不对口，以及领导不同意他与有海外关系的女友结婚，他试图通过调动、辞职、病退等方式离开部队，却受到上级的刁难而没有成功。中共僵化的体制将每一个人都当作一颗螺丝钉，螺丝钉只能被“党”安放在一个“党”认为恰当的地方，而不能自由地选择栖身之地。所以，唐彼得在不知不觉间犯了当局的大忌，虽然他始终谨言慎行，但在领导眼中已经成为一个不安分的“另类”，只要一有把柄，他随时可能成为挨整的对象

终于大难临头了。唐彼得的老同学宋光汉与两名同事，都是大学教师，因为不满国内的高压、无自由和大饥荒的惨状，一起跑到广州，试图从广州偷渡到香港。那时候自由旅行是不存在的，当地公安在查房的时候发现他们没有单位证明，立即将他们拘押。与宋光汉有过一些来往的唐彼得，也立即遭到部队的隔离审查。因为他们在交谈中曾经说过“毛主席、周总理为何不到群众中来”，所以部队的领导立刻上纲上线说：“你们就是想要暗杀伟大领袖。你们对现实不满，对党不满，必然想要推翻它，你们想暗杀中央领导，造成大乱，以此达到目的，必须交待出你们的全盘计划。也许你们还没有书面计划，你们脑子里肯定有一个计划，你就先交待脑子里的计划。”这是典型的“腹诽罪”，以思想治罪。由此，唐彼得糊里糊涂地成了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之一，而后被宣布劳动教养两年。

没有判决书，没有处分决定，唐彼得立即被送到劳教所。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变成了十五年。从二十六岁到四十一岁的最美好的青春时代，辗转于不同的劳改场之中。每一个劳改场都惊人地相似：“互相揭发、批斗，总让你处于高度惊恐与压力之下，这正是劳改场干警们的管制策略和方式。他们将矛盾扩大化，今天整这个，明天斗那个，断章取义。歪曲捏造更是司空见惯。”其中，最艰苦的地方堪称蓟县采石场，在那里，囚徒们被强迫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如果无法承受该劳动强度，等待你的便只有死亡。唐彼得写道：“在运动批斗不断的年代，许多人承受不了长期折磨，看不到改善命运的希望，自残、自杀的事情屡屡发生。……我好几次看到在山脚下干活时故意撬下大石头压断自己手脚的事。自杀者更是接二连三，各种自杀方式都有，名目繁多，令人无法想象。上吊、割喉部或手腕的大动脉、以头撞石、从山崖跳下、吃安眠药、服农药，这些方法是最多的。有一人用筷子从左耳朵眼猛地戳进头中而死，至今让我毛骨悚然，不敢多想。”在唐彼得等许多人的回忆录中，都记载了中国劳改营中不计其数的自杀、自残事件。可见，劳改营是一处让人“生不如死”的地方。

毫无疑问，如果从规模、人数和延续时间等方面综合起来看，中国的劳改营与纳粹德国的集中营、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可以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三大种族及阶级屠杀的暴行。而且，中国的劳改营是惟一从二十世纪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暴行。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和苏联的“古拉格”早已在全球范围内臭名昭著，几乎没有人敢于为它们辩护；但是，中国的劳改制度这一至今仍然在严重地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制度，却未引起西方的高度重视，在中国国内也被许多人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如果没有若干像唐彼得这样的当事人勇敢地站出来作见证，人们更是对这铁幕后面的一切一无所知。劳改基金会所出版的包括唐彼得的自传在内的二十多本回忆录，形成了对抗劳改暴行的“记忆长城”的第一块基石，这套鲜活的历史文献的重要性，可以说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幸运的是，唐彼得在劳改营中幸存了下来。在八十年代，他凭借出色的专业水平，被任命为最富裕的海洋石油部门的总工程师，但他毅然决定移居美国。与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僚及其家人移居美国不同，已过不惑之年的唐彼得是空手来到美国当“老留学生”的。在这部传记的后半部分，他生动地描述了在美国寻求新的人生的酸甜苦辣，他打过餐馆工，当过清洁工，给美国富人家当过司机和管家，开过出租车，从最底层的工作干起，终于成为底特律汽车厂的工程师。唐彼得在美国打工的经历尤其让人深思：一个在国内已经成为“人上人”的高级工程师，为何心甘情愿地在美国当“蓝领工人”呢？这是因为历经磨难的唐彼得无比珍视人的自由与尊严。人的自由和尊严，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人的自由与尊严，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却最有可能实现。九死一生的唐彼得不是那些浅薄狂热的“网络愤青”，他深知，在对祖国、种族和地域的爱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那就是对人的自由与尊严的实现。一个人首先得成为“人”，再谈得上是中国人、美国人等等。倘若做“中国人”的代价是做牛做马、做“牛鬼蛇神”，那么这样的“中国人”不做也罢。所以，“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所以，自由在哪里，祖国便在哪里。

另一方面，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唐彼得，并没有通过“忘却”来保护已经获得的“自由”。他没有忘记昔日那段不自由的岁月，以及至今仍然生活在不自由状态之下的亲朋好友们。于是，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下了这本回忆录。当他将这本书带回国内的时候，有“好心人”不禁为他担心，中国持续的政治运动和迫害，已经让国内的民众习惯了“道路以目”的生活。但唐彼得说，他早已战胜的恐惧，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了美国公民的身份，更是因为他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他讲述的是自己真实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既是为唐彼得为自己而写的，更是为那些死不瞑目的难友而写的；既是写给过去的，也是写给现在和将来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像唐彼得这样的见证者。

这也是一本破解中国统治者惯用的“爱国紧箍咒”的书。家国情感、山河岁月、农业社会的乡愁，不知害死了多少宁死也不迁移的中国人。另一方面，许多华人即便到了海外，也听不得别人批评中国的任何事情。这种扭曲的“爱国心”，扼杀了人们直面事实和拥抱自由的勇气。其实，神州是可以告别的，花旗是可以亲近的，这跟“爱国”或“卖国”无关，这是个人的选择权利。人们没有办法决定种族和出生地，但有权选择一处保障自由和尊严的地方作为真正的家园。美国因此也成为世界上千千万万热爱自由的人的祖国，这让我想起了纽约自由女神像下面的诗句：“把你们拥挤土地上的不幸的‘人渣’，穷困潦倒而渴望呼吸自由的芸芸众生，连同那些无家可归四处漂泊的人们送来，我高举明灯守候在这金色的大门！”唐彼得正是其中不幸的幸运者之一。许多华人被迫“出中国”，甚至像学者康正果一样写下了哀恸而愤怒的《出中国记》，因为今天的中国乃是被中共所掳掠、所绑架的中国。中共及其专制制度伤害了无数中国人，它才是最大的“害国者”，它还有什么脸来号召别人“爱国”呢？

读了唐彼得的《花旗梦别神州泪》，我相信很多读者都会像作者那样追问说：“从小我就听熟了的赞美歌词：‘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但我年轻时就在自问：社会主义这么好，为何那么多人想越境去香港？那么多古巴人民要冒死渡海去美国？又是那么多东德人民拼死去攀越柏林墙？东欧的人民又是千方百计逃离家乡、宁愿去西欧当苦力？为何南北朝鲜仅三八线相隔，但成群成堆的北朝鲜人不惜绕道千里，冒着被枪击和抓回去送集中营的危险要往南韩跑？社会主义国家这么好，为何未见香港人偷渡去内地？为何未有西欧人、西柏林人越墙去东德？更未听说有美国人或古巴裔人渡海去古巴？！逃亡潮遍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各地，犹如一单向闸门，未见有逆向而来的。这是为什么？”这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胡锦涛和温家宝先生来回答，他们有回答这些问题的智慧吗？


——二零零八年三月八、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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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琴心剑胆    时间: 21.3.2008 21:24
家国皆可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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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2.3.2008 19:34
标题: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漫天风雪中，我与张伯笠牧师驱车赴普林斯顿大学探望余英时先生。余先生的家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那是一栋隐藏在幽静的森林中的精致的小屋，森林的一角还有一片竹林，那是余先生经常散步的地方，他很喜欢竹子，因为竹子是中国传统文人人格的象征。记得夏天来的时候，余师母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屋子的旁边，开凿了一方小小的鱼塘，有一群锦鲤悠游自在地游弋其中。没有想到的是，高空中的飞鸟发现了，突然俯冲下来，叼走了好几条鱼。于是，他们便在上面覆盖了一张网，让飞鸟望鱼兴叹。如今，鱼塘已经结了一层薄冰，小鱼可以快乐地在冰层下安居乐业了。

余英时先生依然神采奕奕，放下案头的纸笔前来迎接我们。他离开中国大陆已经将近六十年时间了，还保持着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不过，却没有诗人余光中那样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在一九四九年的最后一天，刚刚考上燕京大学的余英时在深圳罗湖海关坐等了一个通宵，次日一跨过罗湖桥，便感到一身的压力突然解除了。这种自由的真实感觉，他至今记忆犹新。余先生说，那时候虽然中共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规模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而且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生，他并没有受到中共的注意，更没有受到迫害，但他已经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的存在。他去香港，除了要去照顾年迈的父亲之外，还希望寻求一处可以自由求学的环境。尽管一开始他并不喜欢香港，但当他走遍了那里的大街小巷之后，才发现香港是华人世界中难得的一处自由的“飞地“。而对香港“殖民地”的身份，他丝毫没有所谓的“耻辱感”。相反，多年之后，余先生深深地感叹说，如果当初选择在大陆或台湾生活，必然受到共产党或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就有可能失去自由思想的能力，很多问题根本就不敢去想嘛！

余先生成名也很早。在香港新亚书院求学期间，他便开始写作和投稿。虽然他以历史研究为主业，但因为对民主自由的倡导，也得罪了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台湾方面认为他在搞“第三势力”，政战部门也查禁他的文章。余先生告诉我们说：“我只是站在文化人的立场上说真话，但所有一党专政的政权都天然地将我当作敌人。”在赴美求学的时候，台湾方面居然不给余英时发放中华民国的护照。于是，他只好到律师楼办了一份无国籍人士的身份证明书，凭着那一页薄纸才到了美国。

余先生很喜欢聊天，今天的客人，一个是当年的六四流亡学生领袖、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成员张伯笠，一个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作为晚辈及同宗的我，余先生更是谈兴盎然。他与张牧师谈起了当年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往事，学社差不多是余先生一手创办起来的，这个小小的学术机构成为那些刚刚从屠刀下逃亡出来的学者和学子们的一处温暖的精神家园。十多年之后，学社的很多成员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所成就，让余先生倍感欣慰。在华人基督教的圈子里，便有两位最具影响力的、来自大陆的传道人是从普林斯顿中国学社走出来的，他们就是远志明和张伯笠。余先生很关心张牧师在弗吉尼亚创办并牧养的华人教会，他也对中国大陆很多年轻知识分子成为基督徒的现象很感兴趣。他表示，基督教精神对于中国未来的复兴至关重要。

我们还谈起一九八九年中国民主运动期间，余先生对国内学生的支持。当时，他筹集了四万美金，在《纽约时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份声援北京学生的英文信。余先生说，那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在余先生各种书籍、文稿堆积如山的书桌上，我还发现还摆放着他的表妹、也是六四难属之一的张先玲的一封来信。张先玲女士的儿子，在六四大屠杀中死难。余先生说，那是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他一般不参与各种公开信的签名，但关于六四的公开信他就先后签了好几次名。

回忆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对中国大陆的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访问，余先生说，当时他便痛切地感受到，那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一个适合人居住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利益和算计，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政治挂帅。在中国访问期间，他不觉得是回到了祖国，反倒觉得这是外国，比外国还要外国。他终于意识到，那个魂牵梦绕的故国早已不存在了、回不去了，故国已经变成了历史、变成了记忆。但是，细心的余先生也有独特的发现，他谈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他在一处简陋的厕所外边，发现了一张被人丢弃的纸片，纸片上潦草地写着几行斥责中共暴政的文字。余先生说，从这张小纸片上，他感受到了大陆底层已经是民怨沸腾，即便是毛主义的高压，也剥夺不了人们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一叶知秋，他意识到，在这片土地上，变局即将展开。

童年时代安徽潜山那个点着油灯的小山村，永远铭刻在余先生的记忆深处。但是，对于余先生来说，“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他引用德国文豪托马斯•曼的话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当年，当纳粹帝国的军队横扫欧洲之际，作为纳粹的敌人的德国文豪托马斯•曼，被迫从避难的奥地利继续流亡到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当托马斯•曼在纽约登陆的时候，一位美国记者问他说：“您是否觉得流亡生活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纽约时报》第二天发表了他掷地有声的回答：“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失败者。”余先生说，他是中国文化的难民，但也有如此的自信。美国国会图书馆授予余先生“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终身成就奖”的时候，将他誉为“在中国和美国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指出，余英时先生是华人学者中，惟一打通了欧洲“汉学”、美国“中国学”和中国本土“国学”三大领域的学者，余先生的获奖在广阔的学术视野范围内提升了中国文明的地位，提升了中国历史的地位，提升了中国人的文化地位，提升了中国学者的学术地位。确实，半个世纪以来，余先生的影响力早已溢出纯粹的学术领域，而进入到两岸三地华人社会的公共空间之中。即便是中国大陆学界也无法回避余先生的存在，近年来他的许多学术著作得以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发行，一时洛阳纸贵。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关于陈寅恪晚年诗词及心境的那场讨论中，一批中共的御用学者便将余英时作为“资产阶级学术的代表”，加以批判和攻击。余英时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只身应战。半个世纪之后，那些辱骂余先生的小丑均已灰飞烟灭，而余先生的著述却壁立千仞。

虽然与胡适并无学术渊源，余先生却对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情有独钟，是当代中国人文学者当中，以自由主义思想去整理、发掘和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可以说，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余英时却脚踏实地地实现了胡适以西方现代学术精神和方法来“整理国故”的梦想。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利用残酷的政治运动不断地摧残中国传统文化，余英时却在海外坚持主要用中文来写作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努力让中文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学术语言，这是一种“存亡继绝，返本归新”的使命。余先生是一名知识分子，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一再声称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他必须坚持说真话，必须捍卫人的尊严和文化的尊严。所以，他多年来始终不畏强权、不受诱惑，矢志不渝地批判中共的极权统治。他透露说，中共的使领馆曾经通过各种渠道，传话给他说，欢迎他到大陆走走，也可以是私人的访问，政府甚至可以归回并修缮他在安徽的祖屋。现在，中共确实财大气粗了，派发的礼物也实在慷慨大方得很。余先生成了他们的高级“统战对象”。然而，这样的“建议”简直是在侮辱余先生的智慧、道德和文章。今天的中共已经沦为一个赤裸裸的既得利益集团，早已失去了理想、主义与信念，剩下的惟有利益的联结。他们以为所有人都可以用名利二字来收买，杨振宁、金庸、李敖等名流不就乖乖地“入我毂中”了吗？他们却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极少数人真正是超然于物外的，就如同身处棋盘外的棋子一样，并不受棋盘规则的制约。余英时先生便是这样的人，他断然宣称：“只要中国大陆还在中共一党专政的统治之下，我就绝不再回去。”

余先生很关注中国大陆的情况，他向我详细询问了大陆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状况，如果一个人不在某一个“单位”中供职，是否可以生存下来？我告诉他说，像我和刘晓波这样的异议知识分子，已经可以靠稿费在体制外生活了。他很为我们高兴，说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首先便是经济的独立。余先生也知晓重庆“钉子户”拒绝拆迁、厦门市民反对化工项目以及上海市民反对磁悬浮的情况。他指出，从这些事情上可以看出，大陆民众的权利意识已经普遍觉醒。近期中国南方发生的雪灾，他的家乡安徽亦是重灾区，安徽的老友打电话给他说，老家的许多旧房子都被大雪压垮了。政府的无能与欺瞒也在此次灾害中暴露无遗，人们从过去的敢怒而不敢言，变成今天的大声谴责，说明社会不再是铁板一块。今天的中国大陆就像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那样，公民社会逐渐发展，专制政权日渐退缩，再过一二十年，共产党还能够笼罩住一切吗？因此，余先生对中国的未来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他还询问到师涛和胡佳等深陷黑狱的作家及人权活动人士的近况，虽然他不上网，对大陆的情形仍然了如指掌。作为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他通过历史来洞察现实及未来，正是太史公所谓的“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余先生鼓励说，你们在国内很不容易，但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名利场，共产党那边可以满足很多人的名利欲望，所有很多原来追求民主自由的人，都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的吹鼓手。从西方各国的政客，商人，到学者名流，包括台湾的连战和宋楚瑜都争先恐后地跑到彼岸去当“座上客”。余先生说，我们不必因为此种情形而感到灰心、沮丧乃至失望，因为自古以来，持守真理、行走义路的总是少数人，我们要甘当“少数派”。诚然，少数派是孤独的，但少数派自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余先生还告诉我说，不久前《南方周末》有一位年轻记者前来采访他，这名记者的年纪也就三十岁左右，读了很多自由主义的书，很有些独立见解。以前，他还接受过大陆年轻记者王光泽的访谈，王光泽问的问题都很精彩，他对其印象很好。所以，余先生说，大陆的年轻人中还是有很多理性的、有智慧的人，他们将对中国的未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中国大陆的政局变动，余先生也有一些一针见血的见解。海外华人普遍存在着对“胡温新政”的无尽企盼，被胡温的一些表面上的亲民举动所迷惑。胡温上台之后，四年的时间过去了，人们的脖子都仰歪了，仍然不见“胡温新政”的影子。但是，人们继续为之辩解说，是因为江泽民退而不休，导致胡温无法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施行改革。余先生却清醒地指出：在现有权力体制中，温是大管家，是秘书长，没有决策权，无足轻重；而胡是毛时代的政治辅导员，其教育背景及履历均表明，他是一个个性拘谨、思想僵化的人，绝对不会是一名有魄力的改革者，他已经大权在握，根本不想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比，虽然江是一个让人讨厌的小丑，但江的骨子里至少不像胡那样排斥西方和西方的价值。胡时代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比江时代有所加强，对于独立知识分子而言，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余先生建议说，海内外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士，与其对中共主动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抱有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不如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说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水滴石穿地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们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来推动历史的进程。

对台湾大选，余先生也有相当精辟的看法。余先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多人认为他与台湾颇有渊源。其实，他并没有在台湾长时间生活过，他的妻子陈淑平女士倒是台湾的名门之后，是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和行政院秘书长的著名教育家陈雪屏的女儿。余先生说，他并没有蓝绿的倾向，但他不赞同扁政府“去中国化”的政策。他指出，如果“去中国化”是指过去威权时代的国民党政权或今天在海峡对岸的中共政权，是可以理解的，但仍不能用“去中国化”这个错误的名词。从历史文化上说，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因此如果真的公开推动“去中国化”那是很荒唐的事。你的根源明明就是中国文化，不论血缘、文字、语言乃至宗教信仰都是，怎么可能去掉？一旦去掉了之后，台湾还有什么？他进而认为，台湾的民主发展对中国大陆意义重大。民主和中国文化是台湾存在的最大动力，也是台湾最宝贵的两样东西。今天台湾能够把两者结合，显示民主政治与中国文化是可以相容的，这就是台湾民主的价值所在。余先生说，他的这篇谈话由《中国时报》的编辑整理发表之后，在岛内有许多人猜测说，余英时在此时此刻对台湾政治发表看法，是不是要支持某位总统候选人？可见，台湾社会实在是太“泛政治化”了。其实，这是余先生一以贯之的看法，他从未想过要介入到台湾的政治运作之中。

谈完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局，话题又回到如火如荼的美国大选上来。余太太倒是态度十分鲜明，她说她会去投奥巴马一票，因为奥巴马年轻而有活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理想。看来，余太太的心与年轻人的心是相通的。而余先生则更谨慎一些，他说美国社会确实有一股求变的思潮，但是怎么变化，大部分人都没有明确的方向。无论是民主党的奥巴马、希拉里，还是共和党的麦凯恩，他都需要继续倾听他们的见解，观察他们的行动，直到投票前夕才决定该投谁的票。

谈到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奖“克鲁格奖”，余先生说，获奖当然是好事，说不高兴那就太虚伪了，但获奖毕竟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获奖之后，媒体的采访和演讲的邀请一直不断，原来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干扰。他希望这个事情尽快过去，他还要继续过宁静的书斋生活。余先生坦诚地说：“至于外面怎么看待我获奖这个事情，我不太关注。只要我的身体还可以，我还要继续做我的研究工作。”他即将展开的是对唐代僧人和诗人的研究。他对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朝代都有过专题研究，偏偏就是缺少了唐代。因此，他希望今后几年以阅读唐代的史料为主，先作充分的准备。

我还谈到不久前余先生接受北明的采访，谈及义和团运动及美国归还庚子赔款等问题，批评了中国近代以来扭曲的“仇外心理”，指出文革是义和团的延续。这篇访谈发表之后，在中国大陆引发轩然大波，若干网络愤青和中共当局的“狗头军师”纷纷撰文谩骂余先生是卖国贼、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余先生说，那些攻击的文章他多少知道一点，根本不值得一驳。这些攻击恰好说明他的话说到了他们的痛处，他指出：“我们中国一向有一个舆论（传统），就是只要跟外国人一发生矛盾，你必须毫不含糊毫不打折扣地仇外。如果你稍微说几句公道话，说外国人有外国人的道理，你不能不尊重外国人的习惯，那你马上就被看成‘二毛子’、‘汉奸’。”如果这种思维方式不改变，中国便很难真正融入国际社会。

余师母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她送给我几张她亲自拍摄的鱼塘和树林的照片。于是，我央求余先生在照片的背后题字。余先生在案头书写的时候，师母说，你们看，这书桌有多么乱！原来，余先生从来都没有聘请过助教、秘书之类的工作人员，从资料搜集到手写稿件，全部都是自己一手来做完。对比之下，国内的某些教授，稍有了一点的名望和地位，便盛气凌人，身边配备一大群工作班子，甚至让研究生们无偿为之服务，这样的学者反倒是什么学问也做不出来。

余先生爱抽烟，每到写作重要文章的时候，更是烟斗不离手。我问师母说，有没有劝先生戒烟呢？师母却幽默地说：“我要是有本事不准他抽烟，我岂不成了毛泽东，回到中国大陆去管理十几亿人民去了。这是他的生活习惯，我不管。”用余先生的话来说，他与妻子的关系是妻子兼朋友，除了“一生相许”的责任、互相照顾和互相帮助以外，他们还有共同的价值观，还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这种神仙眷侣的生活，就是中国文人对个人生活的最高理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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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2.3.2008 19:49
标题: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作为英国皇室御驾的宾利汽车，堪称轿车中的极品。目前，宾利在中国的保有量已经超过180辆。代理商表示，宾利非常看好中国市场，在亚太地区，中国大陆市场比日本、台湾和香港都重要，“近年来中国经济腾飞，造就了大量的年轻富商，这些年轻的新贵在经济活动中已经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地位”。

据《北京娱乐信报》报道，在北京国际车展的第一天，就出现了“七大款争购天价宾利”的情况。车展次日，宾利北京的代表便宣布这辆888万的轿车已被购走。不久，宾利在北京赛特购物中心设置展厅，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售价分别为80万元和888万元的两款宾利车，已卖出20多辆，销售额超过一亿元人民币。

宾利在中国的热销，使得中国的超级富豪阶层浮出冰山一角。有学者估计，中国的超级富豪约有10万人左右。每年发布的几种不同的富豪榜上，“富人中的富人”轮番出场亮相。但知情人透露，其实若干实力派人物并不在排行榜上。另一方面，那些招摇过市的富豪，不少人很快便锒铛入狱，比如差点成为北韩新义州“特首”的杨斌、上海房产大亨周正毅、陈良宇的小弟张荣坤、健力宝总裁张海、科龙公司老总顾雏军等。当然，不能说所有的超级富豪都是罪犯，但其中确实有不少人暴富的秘诀与杨斌、周正毅、张荣坤、张海、顾雏军等人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不能说每个富豪的每分钱都是“不义之财”，但在那些“看不见的财富”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像胶卷一样不能放在阳光之下。富豪们致富的方法像是玩魔术一般，他们用一百万的贿赂便可换来一亿的地皮，用一百万的现金便可买下一亿的工厂。他们不是官僚，一个电话就能将省长召到饭桌上；他们不是洋人，却拿着若干国家的护照在国际航班上飞来飞去。

宾利轿车便是这些人炫耀财富的座驾。当中国建设银行前董事长张恩照落马之后，第一个受到牵连的，竟是37岁的神秘人物覃辉。覃辉是何许人也？他就是“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的答案之一。在北京国际车展上，惟一一辆标价888万元人民币的宾利加长“七二八”，便由覃辉一举购下。他虽然不是明星级的富豪，但其身份并不简单：他是北京无人不知的“天上人间”夜总会的老板，短短数年间便连续控制内地和香港的四家上市公司。他以一掷千万购买豪车的做派、与香港明星李嘉欣“订婚”的消息，以及在影视传媒领域的几次大型收购，让一些媒体对其大加吹捧，不惜给予“隐身富豪”及“民间第一传媒大亨”之美誉。

在张恩照“辞职消息”公布之后25天，覃辉在北京被警方带走。随后，《财经》杂志以“上层背景和黑道面纱被拿掉，覃辉传奇终于收场”为标题作了专题报道。神秘的宾利车主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之中，其暴富的过程也部分浮出水面。覃辉出身于四川达县一个普通家庭，在重庆求学期间，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据说，其妻子是北京一位退休高官夫人之侄外孙女，此背景也为覃辉多有利用。“他的背景不算深厚，但他把这点关系用到了极致。”一位接近他的人士评价说。但是，此“上层背景”究竟有多么深厚，外人很难知晓。可以追问下去的是：如果没有相当特殊的背景，他掌控的长风通讯公司如何介入警方和军方专用的手机通讯领域？如果没有相当特殊的背景，他又如何稳稳掌控“天上人间”夜总会长达10年之久？

“天上人间”夜总会坐落在北京最著名的五星级酒店长城饭店内，不仅充满奢糜气氛，更以“美女如云”著称。其来宾往往是政界、商界、娱乐界的顶尖人物，其消费水平让普通民众叹为观止。据说有陪酒女郎一天晚上就收入数万元人民币。按照目前黑白两道的“潜规则”，它的幕后老板至少是诸如昔日陈希同的公子之类的显赫人物，殊不知却是“崛起于垄亩之中”的覃辉。1999年，覃辉将“天上人间”75%的股份置于新注册的北京中外合资长青泰餐饮娱乐公司时，工商登记的出资额为195万美元。以此推算，当时夜总会的资产总额在2000至3000万元，可谓一头“现金奶牛”。该夜总会给覃辉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现金流，更有大量的关系和机会。他借这一交际场，结交了数不胜数的权势人物、银行行长和社会名流。集结于此的一批模特和美女，招之即来，挥之则去，成为其“事业”的巧妙助力。“覃辉把这个队伍称为‘马子队’。”一位与覃辉交往过的商界人士称。

与今天中国资本市场上其他大亨发迹的轨迹相似，覃辉的钱大多来自于银行。迄今覃辉旗下“星美系”、“卓京系”及各类投资公司究竟从国内银行拿到了多少钱？一时难有详实的数字。覃辉曾从中国建设银行、民生银行获得巨额贷款，可确认的数字达10亿元之巨。他旗下公司曾从建行贷款逾6亿元。他能拿到这笔贷款，是得到了张恩照的特别关照。覃辉过去主要是与行长王雪冰相熟，王落马后，遂设法与张恩照发展“友情”。星美传媒从2002年下半年起便着手向建行申请贷款，并于当年获准。由于星美传媒在市场上缺乏业绩，大银行向文化企业贷款也十分罕见，经手此贷款的星美传媒董事长李威承认，建行此举“主要是支持传媒产业”，“有风险投资的性质”。

中国的宾利车主们并没有宾利车的“高贵血统”。中国的富豪们并不具备欧洲贵族的气质，也从不遵循基本的商业伦理——他们是不遵守任何规则的冒险家，中国就是此类冒险家的乐园。以覃辉而论，若干与之打过交道的人均认为，他是一名“准黑道”式的人物，无论待人还是经商都罕有诚信，他的主要手段为“贿”、“吹”、“骗”、“偷”。据其公司职员透露，覃辉将公司当作独立王国，做派宛如暴君。在高层会议上，他甚至抓起烟灰缸将一名副总砸得头破血流。覃辉的“赖”也相当知名，他声称以巨资买下大量资产，但喧嚣一时的购并，如买入飞腾影视中心、鲲鹏网城、阳光卫视控股权等，各家欠款均以千万计；购买夜总会“钻石年代”，至今还欠付数百万元。然而，就是此类人物，却能呼风唤雨、长袖善舞。即便在覃辉被捕之后，其公司的高层人士大都不敢接受采访。“他们还在观望，怕现在说话，覃辉万一出来会报复”，一位与之打过多年交道的香港商人评论说，“覃辉这个人，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

在宾利轿车的热销的背后，是贫富悬殊日益呈极端化的中国。在一党独裁的格局下、缺乏新教伦理为价值支撑的权贵资本主义，乃是一种强取豪夺的资本主义，一种无法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一种伤害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资本主义。以覃辉购买接近千万元的豪华宾利为例，他本人并没有“玩车”的品味和兴趣，祇是想通过此事满足个人的占有欲而已。那辆豪华宾利长期被停放在北京招商局大楼的地下车库中。因为有一次乘坐此“宝马香车”出门时，受到众人的围观，覃辉此后遂不再乘坐此车。耗资近千万的宾利，从此便被主人冷落在一边，慢慢等待生锈报废。覃辉被捕之后，大概更没有机会乘坐此坐骑了。支撑宾利之类的豪车在中国的销售市场的，许多都是与覃辉的行事为人相类似的“厚黑人物”。

正如“厚黑学”大师李宗吾所云，在中国祇要心肠够黑、脸皮够厚，就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就能控制别人、作威作福、为所欲为。像覃辉、张海等30多岁即坐拥金山的富豪，那些国有银行就像是无偿为其印刷钞票的朋友一样——国有银行的负责人在贿赂面前纷纷落马，便施施然地将金库的钥匙赠送给了这些贪婪的富豪，“化公为私”的把戏在一夜之间便完成了。于是，这些富豪们享受着不劳而获的巨额财富，简直比海湾国家里依靠祖传油田的阿拉伯王子们还要轻松。他们并没有为这个社会创造任何的财富和价值，他们是祇是无耻的消耗者而已。他们对天价宾利的占有，往往需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中国超级富豪的数量，大于进口的宾利轿车的数量。于是，中国在“历史悠久”和“地大物博”之外，又多了一桩值得自豪的事实——也许过不了几年，中国所拥有的宾利轿车的数量，又是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记录了。

中国未来的希望，是否可以寄托于几百辆、几千辆宾利车之上？中国“和平崛起”的象征，难道就是这些昂贵的宾利轿车吗？这是需要由经济学家们来回答的问题。可惜的是，今天的经济学家们大都成了官的帮忙与帮闲、商的帮忙与帮闲，他们也以能够被邀请乘坐宾利轿车为荣。与大部分普通民众一样，我不会为中国正在变成“宾利之国”感到自豪。宾利轿车在中国的热销，并不能表明中国的强大和富强；相反，这一现象凸现出中国社会深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危机——超级富豪们的强取豪夺，在民众当中已经引发了极大的怨愤。如果忽视这一危机，那么宾利轿车很有可能引导中国高速奔向一场可怕的崩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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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7.3.2008 16:03
标题: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二零零八年一月，北美最大的华文周刊《世界周刊》刊登了由该刊记者韩杰撰写的《文化行者：余秋雨》一文。许多北美的华人读者给我来信，告知该文中涉及到我的几个段落，存在诸多与事实真相不符的地方。他们愤怒地指出，这个人居然撒谎撒到美国来了！

我对余秋雨为人为文的批评，早已是八年之前的事情了。我不愿再次提及这个老话题。换言之，今天仍然标榜“正面的精神价值”的余秋雨，其实连被批评的价值都不大了。但是，为了避免以讹传讹，为了制止谎言的泛滥，我不得不撰文对相关事实澄清之。

余秋雨是“石一歌”成员

我在一九九九年发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考证出余秋雨在文革期间参加过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的多个写作班子，并撰写过多篇重要的大批判文章的事实。我在文章中呼吁这位以“文化导师”自居的作家公开忏悔。忏悔当然是其内宅的需要，但我提出忏悔的呼吁亦是我批评的自由。当时，我还是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但早在一九九八年便出版了《火与冰》一书，该书发行超过一百万册，以对中国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的尖锐批判，深受青年读者的喜爱。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一发表便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引发了知识界对文化人在文革中的表现的关注。

当时，我写作这篇文章的动机很简单：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知识分子人格重塑的问题，余秋雨只是我所分析的个案之一。此前此后，我还对郭沫若、周一良、季羡林等文化名人在文革中的言行提出过批评。我对余秋雨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只是根据史料，余秋雨参与四人帮组织的写作班子程度之深，确实让人震惊。而这些历史事实，余秋雨在九十年代重新成名之后，却始终避而不谈。因此，余秋雨的心理状态及人格形态颇有典型性，追问“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与追问“日本人，你为何不忏悔”具有同样的价值。此后，余秋雨及其支持者攻击说，我是想靠批评他出名，这显然是一种过于自恋的想法。

二零零零年春节之前，我与余秋雨在四川成都魏明伦的家中见了一面，会谈大约两个小时左右。大部分时间都是余秋雨解释他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他将自己描述成一名无辜的受害者。会面结束后，我对他说，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平等对话是一件好事，我们没有私人恩怨，我们的分歧是价值观的分歧。我愿意收回“文革余孽”这个词语，但我不能采纳你的一面之词，我还会访问更多知情人，深入探讨此问题。所以，我并没有因为一次会面便放弃了对余秋雨的批评。《世界周刊》记者韩杰在文章中所说的“余杰承认自己用了文革的思维方式，还表示钦佩余秋雨的宽容大度”，真不知是从何谈起。这位记者在撰写这篇报道的时候，应当采访当事的双方，将不同的观点呈现出来。新闻记者最忌偏听偏信。

此后，我又搜集到更多史料，包括文革期间余秋雨的顶头上司孙光萱等人的回忆文章，接着撰写了《我们有罪，我们忏悔》等文章，对知识分子与文革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梳理。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反智主义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但颇为吊诡的是，反智主义偏偏是由一部分知识分子帮助当权者煽动起来的。文革期间极左派的“写作组”，无论是北京的“梁效”，还是上海的“石一歌”，都网罗了一批老中青三代的一流文人。这些参与者固然大都是“身不由己”的，但在大灾难过去之后，作为亲历者，他们有责任见证历史和自我忏悔。余秋雨当年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为了满足个人的虚荣心，误上“贼船”，是可以同情和谅解的。但是，不能同情和谅解的是，在许多史料都呈现出来之后，他仍然死不认错，百般抵赖，并且将自己描述成白玉无瑕。如同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发生性丑闻：克林顿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中宣淫，固然应当谴责，但不至于因此险些酿成国会弹劾案。他之所以差点受到弹劾，不是因为管不好自己的性器官，而是因为在法官的面前说谎。与克林顿相似，余秋雨不惜以更大的谎言来遮盖早年的错误，是一种愚不可及的选择。所以，我对余秋雨的批评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根本不是韩记者所说的后来又发生了转变——“余杰也一改道歉态度，声称要‘战斗到底’”。更何况，我从来没有认为我与余秋雨之间是在进行一场“战斗”。

这篇报道中有一个最大的谎言，便是所谓“上海市政府的调查报告”得出如是结论：余秋雨参加的是周恩来指定的教材写作组，而不是臭名昭著的“石一歌”。这是余秋雨故意散布的一颗烟雾弹，可惜韩记者信以为真，像小孩一样受其误导。其实，事实的真相只要用“google”搜索一下，便可一目了然。这份所谓的“反调查”，不过是余秋雨操纵《新民周刊》来进行的，而根本不是由上海市政府主导的——上海市政府日理万机，哪里会愚蠢到随意使用纳税人的钱财来为余秋雨“正名”？更为匪夷所思的是，这份“调查报告”的许多内容，在发表的时候遭到严重的篡改。后来，多名被采访对象致信编辑部表示抗议，作者和余秋雨不得不道歉。

我们可以看看最知道内情的人是如何说的。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在最近发表了《我与徐景贤》一文，该文记载了他与文革期间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的一些交往。徐在二零零二年去世前夕，与沙叶新有一段谈话：“这个人（余秋雨）我应该最有发言权，写作组是归我管的，我知道。他当然是写作组的，是‘石一歌’的。他总是想掩饰，越掩饰，人家就越要揭露。他还带记者去找审查过他的负责人（夏其言）作伪证。人家说他在文革中没大问题，对呀，他是没大问题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我，才算是大问题。没大问题不等于你没问题呀，文革中，你写了那么多文章，很多是署名的，真名实姓，白纸黑字，没问题吗？他和记者篡改人家的话，把没大问题篡改成没问题，这就不好了。这个负责人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又不得不在刊物上更正。弄巧成拙，反而越发暴露了他的文革历史。何必呢？实事求是嘛！不过，我要为他说一句公道话，有人说他是张姚的红人，那是高看了他，是他自己吹出来的吧？他连我这一级的红人都挨不上，最多是朱永嘉他们看中他罢了。听说他在香港发表回忆，老骂别人，掩饰自己，这就不好了。”余秋雨究竟是不是“石一歌”成员，当时在上海滩权倾一时、呼风唤雨的徐景贤的说法，算不算“一言九鼎”呢？余秋雨还能抵赖到几时呢？

沙叶新是上海首屈一指的戏剧家，近年来撰写了许多直指现实、脍炙人口的好文章。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沙叶新相比，矫情造作、从官的帮闲摇身一变成为商的帮闲的余秋雨，根本不配自称为“知识分子”。一个人若不能勇敢地面对自己幽暗的历史，他便永远蜷缩在阴影之中而不能自拔；一个民族若不能勇敢地面对自己幽暗的历史，它便无法为人类文明贡献出任何“正面的精神价值”。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如是，不承认文革中斑斑劣迹的浩然、余秋雨、宋彬彬们亦如是。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对此，沙叶新语重心长地指出：“只要对自己的历史持有公正的态度，那么历史也会将公正归还给你。不论你有多大罪恶，历史既会让你承担你应该承担的罪责，也会给你很多机会让你从坦诚的反省中站立起来，重新赢得尊重。”

沙叶新的这番话说得公道而诚恳。我愿意将这段话转赠给“以文化思考者自许并引以为傲”的余秋雨。作为一名在文革后期出生的后来者，我也愿意与所有的年长者一起，直面和反思那段残酷而血腥的历史。因为，我始终坚信：一个没有历史感和记忆力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余秋雨如何欺骗夏其言

一个接一个的谎言，如同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聪明如余秋雨，居然也会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皇帝一样，认为人们都会坚定不疑地相信他的谎言。看来，他是太爱自己了。这一次，余秋雨悍然搬出上海市政府为其背书，可见其潜意识里认定了“官府便代表真理”。余秋雨在接受《世界日报》采访的时候，声称“我必须要承受在中国一个没官位、没有权势的名人所必然遭遇的一切灾难”，那么他为何又要拉出官家来为自己撑腰呢？

众所周知，《新民周刊》并不是上海市政府的“机关刊物”，《新民周刊》上的文章并不能代表上海市政府的立场。然而，余秋雨在此偷梁换柱，隐去“调查报告”的主体是《新民周刊》的事实，却搬来“上海市政府”这个大而无当的救兵，甚至还祭出“周恩来”作为挡箭牌。《新民周刊》在二零零零年第三十四期，图文并茂地隆重推出《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作者为该刊记者金仲伟和该刊特约撰稿人杨慧霞、王抗美。这篇文章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帮助余秋雨“漂白”。因此，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余秋雨多次亲自“陪同”。如此写出来的文章，能否做到客观、中立、尊重事实，可想而知。这篇文章最恶劣的地方便在于，肆意歪曲被采访者的言论，比如关键的证人之一、文革结束之后负责审查余秋雨的问题的夏其言的观点。

夏其言是上海新闻界的老人，抗战期间曾任《文汇报》特派记者，文革前曾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文革后任中共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清查工作组组长。《新民周刊》的文章指出，夏其言明确地对记者说：“余秋雨没有问题，上海写作组系统的骨干人物我记得清清楚楚，怎么会扯上余秋雨？”夏其言看到这篇报道之后，不顾身在医院，亲自执笔向《新民周刊》提出抗议，下面是他写的抗议信全文（刊于香港《纯文学》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号）：

彭正勇、丁曦林同志并《新民周刊》编辑部：

我年近九十，住院治疗已达五个多月，但我经过郑重考虑，仍然决定抱病向你们写这封信。

贵刊记者金仲伟等三人在《新民周刊》二零零零年第三十四期上发表了《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金仲伟为了给余秋雨涂脂抹粉，竟然造谣说我对他谈过余秋雨在上海写作组中“没有问题”一类话，这是肆意捏造的谎言，对此我十分气愤和激动。现将有关情况如实奉告如下：

今年五月十九日下午（即我住医院的四天之前），余秋雨和金仲伟来到建国西路我家，他俩自我介绍并寒暄一番之后，金仲伟就当着余秋雨的面和我的面提出向我采访余秋雨“文革”中在写作组的情况，我当即告诉金，上海写作组的清查工作早于二十多年前结束，当时我曾写过总结报告，送市委“清查办公室”，你可以到市档案馆去借阅有关上海写作组的档案材料。交谈中我曾有意识地提到“文革”是个大灾难，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不妨冷静地反思或反省一下，总是可以有些经验教训吸取的。我还谈了我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是上海新闻文化界中人所共知的，但在我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对自己在“文革”中也曾违心地喊过口号（如跟着造反派喊“打倒夏其言！”等）、被迫写过违心的大字报，等等，都作了自我批评，我还把收有这篇回忆文章的那本《〈解放日报〉老同志回忆录》送给余秋雨参考，用意无非是希望他吸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和读者的意见。

我以党性和人格保证，上述经过情况全部是事实，我绝对没有也绝对不可能说过余秋雨“文革”中在上海写作组“没有问题”这句话。金仲伟非但造我的谣，而且违背新闻工作者的常规，稿子事先不送我过目，出版后又未赠阅样刊，其目的无非是背着我瞒着我，通过《新民周刊》扩大影响，以后各地报纸果然上当受骗，纷纷转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金仲伟的做法使我很自然地联想到贵刊同篇报道中有关王素之同志那番访谈的真实性。上海写作组的清查开始时，王素之同志是工作组组长，但不久即调回北京，以后一直是由我负责的，直到清查结束，写出总结报告为止。写作组除了朱永嘉、王知常、陈冀德（女）等少数头头外，多数成员未作组织处理，余秋雨虽非头头，但他是朱、王、陈的得力帮手，不仅能写能编，还负责统稿，我写的总结报告中也曾提到过。客观事实俱在，金仲伟等人硬要把余秋雨说得如此完美无缺，只能引起知情者和广大读者的批评。综上所述，我坚决要求：

一、贵刊负责人自接信之日起的两周内，写信到我家（地址见信封），向我正式道歉。

二、你们自接信日起的两至三周内，在贵刊上公开发表更正声明。

否则一切后果理所当然应由金仲伟及《新民周刊》负责。

最后，我作为一名老新闻工作者，建议你们将此事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在编辑部内进行广泛讨论，进一步明确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夏其言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一日

夏其言还将抗议信转送给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殷一璀，文汇新民报业集团负责人丁法章、金福安。迫于夏其言在新闻界的崇高威望和自己工作中的失误，《新民周刊》只好于二零零零年第五十一期刊登了《本刊说明》：“本刊今年第三十四期发《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一文，引用原上海市委清查写作组工作组组长夏其言同志的话‘余秋雨没有问题’应改为‘余秋雨没有大问题’。现查明由于稿件刊发前未经夏老过目，刊发后未送样刊，致作者笔误疏忽未及时纠正，并经外地报刊转载，以讹传讹，造成恶劣影响。本刊在此特作郑重更正，并向夏老道歉。”

这一道歉声明仍然显得言不由衷。

夏其言虽然住在医院，但仍十分关心余秋雨这些年来的动向，对他在文革中的错误不肯反思一事表示强烈不满。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夏其言在医院给原写作组负责人孙光萱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说：“拙作写的是我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全文两万多字，最后有一段‘不是多余的话’，也作了几句自我批评，因此送了一本给余秋雨，是劝他对自己在写作组的所作所为也好好反省，做点自我批评，这对他是无损的。但这家伙竟置之不理，难怪有人说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了。”

夏先生是一位忠厚老者，在上海文化界颇受敬重，他用此种语气评价余秋雨，可见对其死爱面子、拒绝认错的性格极其厌恶。

不要拿“在高位的朋友”来恐吓人

在我看来，要成为一名众望所归的“青年导师”，不是有点吟诗作赋的才情就可以应付的，也不是靠在媒体上滔滔不绝地说话就能蒙人的。真正的“青年导师”，应当拥有一种精神魅力和品质，应当具备“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以此来衡量，今天中国那些自称或自以为是“青年导师”的人们，大都名不副实，他们不过是些存在着严重人格缺陷的无行文人罢了。当真正的老师被迫保持沉默、失去讲台和听众的时候，鲁迅所嘲讽的“乌烟瘴气鸟导师”们便一个个地向风筝一样升高。

余秋雨便是其中最“误人子弟”的“鸟导师”。他教导青年们怎么做“人”，其实是怎么做“小人”；他倡导尊重文化的价值，其实是在暗示文化可以讨好权贵、成为仕途和商场的“敲门砖”。他常常对着摄影镜头口吐莲花，他说的很多话连自己也不相信。对于余秋雨来说，生活确实就像演戏一样，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次运动与斗争，没有超凡的演艺哪能从容度过并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成为“红人”呢？

在这篇“大话西游”式的访谈当中，余秋雨以“在政治灾难中长大的孩子”自居，以父亲被抓、叔父自杀来博取读者的同情。父亲被抓、叔父自杀，并不能说明余秋雨本人有多么“干净”；相反，为了摆脱“被革命”的命运，他选择了扮演“最革命”的角色，一头扎进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组建的写作班子。那段时期，为了效忠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他奋笔疾书，写了不少硝烟弥漫的“战斗檄文”。九十年代，当他看到文革已经在人们心中日渐模糊，便“重出江湖”，并摇身一变，以反对四人帮的英雄自诩，还声称自己可以毫不谦虚地回首那段逝去的岁月。

余秋雨以在文革之后并没有受到过法律和政治方面的处理、反倒顺利地当了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事实，作为在文革期间并没有任何劣迹的“证据”。其弦外之音是：官府对我的认可，也就是法律对我的认可，更就是历史对我的认可。可惜，历史并不是可以任由他个人打扮的小姑娘，只要对中国的现实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文革之后受到法律惩罚的，只是作恶者中的很少一部分人，绝大多数的作恶者（甚至手上沾着血迹的人）都逃之夭夭了，因为当时的处理方法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于是，有的作恶者当上了大学校长，还有的甚至身居政坛要津。近期，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校庆，对当年副校长卞耕耘被殴打致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宋彬彬，又重新回到母校并被授予“杰出校友”的称号。这种作恶者衣锦还乡的现象，只能说明中国人对罪恶的麻木。文革之后，余秋雨官运亨通的经历，并不能构成对他文革经历的“无罪辩护”。

在赵俊迈撰写的颇具诗意的《秋雨时分马兰香》这篇访谈录中，余秋雨时不时地露出一些马脚来。他自吹自擂说：“我在承受着一个没有自由文化人的国度，自己选择自由文化人的定位所必须承受的风雨！”言下之意就是，偌大的中国，只有他一个是所谓的“自由文化人”。他还说：“我没有参加‘作家协会’，也不加入‘文联’，在中国社会上变成一个赤条条的人。”这又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余秋雨不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而且还曾经担任过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的职务。不过，在几年前的理事改选中，他得票很低，名落孙山。从此，他不参加上海市作协的活动，甚至将作协赠阅的《上海文学》和《萌芽》退回，连信封都没拆，其心胸之狭窄，可见一斑。即便如此，余秋雨并未公开声明退出作协，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长天表示，根据作协的原始资料显示，余秋雨仍然是作协会员。由此可见，余秋雨并非他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赤条条的人”，一个连自己的身份都要弄虚作假的人，何以取信于人呢？采访者所赞美的“他所说的每句话、传达的每个讯息，相信与他的文章、演讲的内容一样，应也是持有同等认真而负责态度的”，简直成了一句充满讽刺意味的笑话。

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余秋雨在这篇访谈中语带双关地指出：“我为了保持辞职的尊严，始终没有拿起电话打给在高位的朋友；杨澜在访问我的时候就讲：只要你拿起电话，这些谣言就会没有了。”所谓“在高位的朋友”，大概就是曾经建议高级干部都读一读《文化苦旅》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吧？看来，余秋雨内心深处还是以被帝王赏识为荣。既然有一个“在高位的朋友”，便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来恐吓那些批评他的人。余秋雨的潜台词是：只要“在高位的朋友”一开口，全国所有媒体上对我的不利报道，都将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有尚方宝剑，只是暂时不用而已；一旦使用，你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杨澜也曾经用过同样的方式，来恐吓揭露她丈夫吴征的假学历的记者，杨澜与余秋雨本来就是同一类人。这样赤裸裸的威胁，能够吓退所有的批评者吗？显然不能。我没有身居高位的朋友，但我仍然要批评有身居高位的朋友的余秋雨。

戏子就是戏子，戏子成为文化大师，是今天中国文化莫大的悲哀。近年来，余秋雨巡回于各大学校园里，或作激情演讲，或作签名售书。大学生们对其视若神明，他本人也越来越有文化宗师的感觉和派头了。大学的讲坛成为杂耍的场所，不能不说是学术的沦落。同时，余秋雨还成为在电视上露面最为频繁的文化人，甚至在青年歌手大赛上，也滔滔不绝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整个华语文化圈中，有那么多读者都在津津有味地听取他的“人生教导”，一字一句地阅读他的俗词艳调，正是这个时代华语文化缺乏原创力的标志之一。

余秋雨用浮华的言辞，用虚假的文字，用在新旧时代、政商两界游刃有余的“成功”，让那些不谙世事的青年人对其五体投地，并将青年人引入歧途和陷阱之中。青年们在他身上学会了如何不假思索地说谎，如何施行“适者生存”的准则，如何将才情和学识转化为滚滚的名利，如何背对这个时代各种不公义的现象。结果，真实的人生变成了一场虚假的表演，而虚伪的人生是不需要解释的。

不要用法律来“防民之口”

文人无行，忏悔无期。等候余秋雨忏悔在文革中的作为，恐怕再等五百年也等不来；追问余秋雨为何不正视他本人以及整个民族的那段黑暗历史，反倒有可能被告上法庭。这就是现实的荒谬。余秋雨的头衔很多，如文化学者、戏剧理论家、教育家等等，如今似乎又多了一顶帽子，那就是“法学家”。在走完“凤凰之旅”之后，他立即宣布要走所谓的“法律之旅”了——他首先状告武汉学者古远清在一篇批评文章种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向对方索赔十六万的巨款。

余秋雨由作家摇身一变为讼师，并不让我感到吃惊；令我吃惊的事实倒是：上海的法院居然不加甄别地受理了此案。我也是曾经遭到余秋雨“告状”威胁的批评者之一。对于余秋雨的这一“战术”，批评家王彬彬在《文坛三户》一书中有过精辟的分析：“当余秋雨告诉世人自己受法律的保护时，是在告诉世人自己受‘政治’的保护；当余秋雨警告余杰们要敬畏法律时，是在警告余杰们要敬畏‘政治’；当余秋雨警告余杰们要当心法律的惩罚时，是在警告余杰们当心‘政治’的惩罚。”

文艺批评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独立的、有其自身运行规律的领域。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比如有关言论危及公共安全、鼓吹暴力伤害等等），法律不必也不该介入。法律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乃是社会实现法治化的前提，借用王朔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没有法律是万万不能的，但法律也不是万能的。在开放社会当中，如果批评者的言论自由得不到充分保障，文学、学术和文化的发展将受到无法估量的伤害。因此，在面对近年来日益增多的“名誉权”案件的时候，司法机关应当谨慎对待，小心从事，不可全盘接纳所有的诉讼。否则，不仅是对有限的法律资源的浪费，而且有可能对法院的权威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害。

在余秋雨的“名誉权”案件中，仅仅因为古远清的批评文章中有打着引号的“狡猾”一词，余秋雨便提出高达十六万的巨额索赔，实在让人瞠目结舌。如果司法机关莽撞地闯入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领域，那么我们还能拥有像鲁迅那样伟大的杂文家吗？可以猜想，一生痛骂数百位文化名流、政府官员及各界贤达的杂文大师鲁迅，不知会被多少人告上法庭，不知会被索要多少“精神损失费”，最后非得被罚个倾家荡产不可。比如，鲁迅曾痛斥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用词之“刻毒”，远远超过今天余秋雨的批评者们：而作为大名鼎鼎的、学富五车的文学家和翻译家的梁实秋，似乎并没有觉得受到“奇耻大辱”，并愤而将鲁迅推向法庭，甚至狮子大开口地索要巨额赔偿；梁的做法是一笑了之。在那个让人怀念的时代，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均有相当的胸襟和气魄，司法系统也恪守其职能界限，不会随便做出越界干涉的蠢事。

没有批评的自由，便没有创作的自由；没有接纳批评的胸襟，便没有创作的更上层楼。当一个人不能虚怀若谷地面对批评意见的时候，其文学艺术的创造力便开始走向衰竭。对于文艺批评，甚至是“酷评”的容忍，前辈文人学者有诸多佳话留下。鲁迅去世之后，作家、翻译家和外交家叶公超花几个星期时间，将鲁迅的作品认真阅读一遍，不禁撰文赞扬说：“我有时读鲁迅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如此心悦诚服的评价，连崇尚“宽容比自由更加重要”的胡适也接受不了，胡适责怪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到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回答说：“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可惜的是，今天中国的文坛上，有几个叶公超式的人物呢？这样的胸襟和肚量，我们久违了。我们身边的“青年导师”，大都是些沽名钓誉、小肚鸡肠之徒。作独立状，却巴望着被重价所招安；作大师状，却没有大师虚怀若谷的境界。

文艺批评走向法庭，并非法治进步的标志，反倒是文化人“死要面子”、不容异见的劣根性的大暴露。余秋雨通过夫人马兰之口透露，起诉古远清仅仅是一个开始，他还有一张庞大的名单，一系列的法律诉讼还将涉及到若干城市的若干人物。看来，在“行走秀”、“评委秀”之后，余秋雨又要马不停蹄地上演“法律秀”了——正如他在央视“艺术人生”栏目中的慷慨陈辞，“我是在用生命作秀呢”。在司法制度不健全的今天，他口口声声说要捍卫法律的尊严，其实是在玩弄政治的权势。他在访谈中说，之所以要诉诸法律，重要原因乃是“有很多朋友支持我”。这句话是耐人寻味的：这些“朋友”显然不是平民百姓，而是有权势、有地位的人物。他不仅是在暗示，简直就是在赤裸裸地宣布：我背后有人支持，我的官司一定能胜利。古远清人在武汉，文章发表于广州的《南方文坛》，而官司偏偏在与此事不相干的上海开庭，个中原因简直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上海是余秋雨的“发迹之地”，他可以动用各种资源对官司发挥影响。

古人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余秋雨大讲法律的豪情，让旁观者啼笑皆非。谁更有资格讲法律？谁应当被推上法庭？文革结束之后，作为象征符号的四人帮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与此同时，文革的始作俑者及其大小爪牙得以逍遥法外，躲避一段时间之后又粉墨登场。今天，宋彬彬、余秋雨们的走红，是对历史的再次羞辱，是对受害者的第二次谋杀。在我看来，最有资格讲法律的，不是余秋雨，而是文革中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应当被推上法庭的，不是那些探求历史真相的学者，而是文革中的“拳头打手”和“文字打手”们。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五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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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8.3.2008 09:38
标题: 我为什么是一个“亲美派”？
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最重要的力量当然是内在生长出来的民众的民主诉求。但是，中国的民主化也离不开良好的国际环境，即全球民主化的潮流。在国际环境的因素之中，美国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力量。中共当局和中国老百姓都清楚，美国是当今惟一的超级大国，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都对中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近年来，中共随着经济实力渐渐坐大，开始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对欧盟、日本等越来越倨傲，但对美国始终心存顾忌，不敢公开与美国叫板。一是中国尚缺乏对抗美国的实力，无论就军事力量还是整体经济水平而言，中国离美国至少有三十年以上的差距，按实际购买力来说，中国人的平均国民收入不足美国人的十分之一；二是在道义上中国更非美国的对手，当今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独裁国家日渐孤立，中共焉能以独裁政治凌驾于民主制度之上？中共自己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说“独裁就是好”，也要装模作样地作民主秀和人权秀。

可以说，与松散的欧盟与势利的日本相比，美国是当今惟一能让中共当局退避三舍的国家，也是惟一能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发挥“推手”作用的国家。二零零六年五月，我与王怡、李柏光一起赴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布什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时，当面向布什总统提出吁求：“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布什总统没有直接回应此吁求——在这样的外交场合，他不可能作出某种直率的回应。但我相信，他乐于听到此种建议。因为布什总统的诸位顾问曾经多次向他提出过类似的战略建议，他本人也是里根总统的热情的崇拜者。二零零四年春，里根去世时，布什发布了热情洋溢的唁电，称之为“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的世纪伟人”。里根的著作和传记，都被布什放置于床头阅读。昔日里根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压力，今天的美国总统当然也不会对中共的恶行熟视无睹。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

我从未掩饰过我是一个“亲美派”。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心里承认自己是“亲美派”，却不敢公开承认，因为这样做会招致民族主义者的攻击和辱骂。我不怕“网络义和团”的砖头和唾沫，我言说的都是常识问题：比如，美国是推动中国民主化最大的外在力量，亲美政策也能给中国带来最大的利益。我呼吁美国总统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遭到了网络愤青和中共网特的大肆辱骂。我一直被爱国愤青们视为“汉奸”，此次更是千夫所指、三人成虎。有人攻击说，如此卖国言论，堪与刘晓波当年“三百年殖民地”之说相媲美。我乐于接受此种“殊荣”。即便受到诸多批评和辱骂，我仍坚持此种观点。没有美国的帮助，中国早已在二战中被日本法西斯亡国了，今天哪里还有国可爱？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中国的经济很难从文革的崩溃中迅速恢复过来，哪里有“改革开放”的奇迹？

亲美的立场，符合中国的利益，亲美不仅不与爱国矛盾，相反正是爱国的直接结果。中国需要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呢？在健康的爱国主义心态下，对美国该作何种评估呢？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凌辱，一直深陷于某种民族主义的悲情之中。中共建政以来，更是以“爱国”作为诱饵，以“爱国”作为对民众进行洗脑的灵丹妙药。于是，一提及“爱国”这个词语，差不多人人都血气翻涌，丧失理智。有两个有趣的例子：一位曾参与哈维尔著作翻译的大陆学者，激愤地批评我与布什总统的对话，将我称为“臭名昭著的卖国贼”；香港建道神学院院长梁家麟博士亦公开表示，“我的民族感情，使我不能原谅这句话”，并断然下了如此结论：“证诸近代与当代历史，经美国‘协助’而拆毁与建立的国家，几乎都只有悲剧下场。”由此可见，即便是某些学富五车的教授和博士，一旦陷入民族主义的魔咒之中，其思维能力便与三岁小儿毫无差别。

我从来没有说过请求美军来占领中国，我只是希望美国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中国的民主力量和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我所期望的是，国内外所有倾向于民主和自由的力量，共同埋葬这个戕害了数千万人生命的专制制度。长期以来，中共一直以中国的“代表”自居，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久而久之，许多爱国心切的华人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此思维方式。其实，中共根本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中共恰恰就是那个使得中国长期处于野蛮与不义状态的罪魁祸首。中共亡，则中国兴。因此，“爱国”不必“忠党”，“爱国”尤其需要“反党”。

对于以上两种批评，我皆有不同意见。我想回应那位大陆学者的是：我不是“卖国贼”——我哪有资格和能力“卖国”呢？我仅仅是自食其力的一介书生，无权无钱，手头并没有一寸可以供“出卖”的国土，连自己购买的一套房屋，也只有七十年的“使用权”。我也从来没有说过将中国的某片土地“割让”给美国，当然更没有任何操作能力。实际上，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当中，对中国从来没有过领土野心的，恰恰是美国。多次列强瓜分中国的设想，都为美国所阻止。

中国确实也有卖国贼，真正参与卖国行径的，是中共的历届统治者。从毛到胡，与苏俄当局签订过多份边界划分的密约，割让大片领土。据海外媒体报道，这些国土的面积超过九个台湾的大小。那么，那位开口哈维尔闭口哈维尔的教授，为什么不敢斥责此种实实在在的卖国行为呢？显然，对于“过于聪明”的学者来说，辱骂武装到牙齿的中共卖国是有风险的，而辱骂手无寸铁的余某人“卖国”则毫无风险。所以，捏“软柿子”的举动，何乐而不为呢？骂别人“卖国”，是一种绝对“政治正确”的行为，是一个可以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姿态。

我想回应梁家麟博士的是：你不必拿出“民族感情”的杀手锏来——一提起“民族感情”，仿佛任何中国人都会被吓得趴下。但是，让我最为迷惑不解的是，既然梁博士有如此深厚的“民族感情”，在九七之前为何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生活了大半辈子？为何不偷渡回祖国大陆，实现“为人民服务”的雄心壮志呢？伤害梁院长的“民族感情”的，不是我几句话，而是中共军队在天安门广场的屠杀。

也许梁院长清楚地知道，作为一名神学家和基督徒，在中共治下的大陆根本没有其用武之地，反倒必定会被划入“反革命”及“封建会道门”的行列，被送进劳改营中劳动改造。堂堂院长大人，哪里会冒这样的风险呢？而梁博士忍辱负重地留在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心里完全知道香港拥有最基本的学术自由、信仰自由和新闻自由等，可以发表神学著作、开办神学院和在教堂中公开讲道，更可以过上安全、有序和有尊严的生活。这一切，在富于“民族感情”的大陆却荡然无存。因此，梁院长宁愿在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做“二等公民”，也不愿回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大陆，“民族感情”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在需要攻击那些与之不同观点的人的时候，“民族感情”便立即被找回来，当作翻天印来使用。

看来，如何爱国是需要学习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健康的、理性的爱国主义。“爱国”乃是爱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其上的多灾多难的同胞；“爱国”绝对不是爱某个政权、某个政党及其党魁。爱国就是要努力让每一个同胞过上有自由、有尊严的生活，而这样的努力当然也包括将中国的真相告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要、媒体和大众，以获得他们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我不敢说我比那位研究哈维尔的“专家”更爱国，也不敢说我比巧舌如簧的梁院长更爱国，但我拒绝接受他们强加给我的“卖国”的帽子。亲美与爱国不仅不矛盾，而且完全可以“和谐统一”。


日本和德国是美国“民主改造”的样板

回顾晚近以来的中国历史，亲美派大都是真正的爱国者，如胡适、张东荪、吴国桢、赵紫阳、刘晓波、马立诚等知识分子或政治家。我从不接受那种虚幻的、自欺欺人的“民族感情”，我更不接受那种将“爱国”与“忠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路。如果硬要说批评共产党就是卖国，我宁愿戴上“卖国贼”的帽子走进监狱。

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我是一名“亲美派”，我赞同英美式的民主制度和变革之路。虽然此立场在许多国家都是“政治不正确”，但我确实仍然坚持此一立场。我看到了最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在全球推广民主自由的累累硕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将肆虐全球，人类将陷入何等黑暗的未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中，如果没有美国充当中流砥柱，共产主义将席卷欧亚，数以亿计的人民将成为古拉格群岛中的囚徒；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化的“第三波”中，如果没有美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民主国家的数量焉能成倍增长，民主焉能成为压倒性的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

梁家麟博士的专业是历史，其随意的论断却违背了连中学历史教科书都有记载的事实。梁博士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经由美国的帮助实现了民主制度，那些国家个个是“悲惨的下场”。我想反问梁博士的是：日本和德国难道不正是经过美国的拆毁与建立，而迅速成为民主而富裕的现代化强国的？大概没有几个德国人和日本会认为自己的国家经过美国的“去法西斯化”改造和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乃是“悲剧”。如今的日本和德国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三经济强国，其民主制度也稳定有序，堪称亚洲和欧洲的典范。我去过日本和德国访问，接触过许多日本人和德国人，发现稍有良知者，无不对美国充满感恩之心。没有战后美国的占领与改造，谁能想像这两个曾经陷入疯狂之中的法西斯国家，会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战后的日本，当时的美军统帅麦克阿瑟下令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使其非军事化，发展民主制度，建立一种能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美国占领军剥夺了日本天皇身上的神性，使日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国家。一九四七年，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颁布了一部将天皇的统治权转交给人民、保障个人权利、允许妇女与男人享有同等地位的民主主义宪法。在经济领域，美国当局最重要的举措是帮助日本政府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扶植私人企业。由此，日本完成了战后政治的重组和经济的起飞。

在美国的影响力占主导地位的西德，非法西斯化政策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盛行的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理论早已声名狼藉，民主和自由的观念迅速深入人心。德国新宪法将保障人权当作重中之重，既是对纳粹时代的反思，又是对美国制度的效仿。美国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深切地吸引了西德人。凭借着德国人的聪明与勤奋，以及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德国迅速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了活力，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便从战争废墟中崛起，成为欧洲经济最发达、政治也最稳定的国家。

美国也是德国统一的重要推手。当时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回忆说：“在政府中，布什总统是第一个毫不含糊地支持德国统一的，这在西方领导人中也是第一位。……他的领导和他个人的外交态度，成为德国统一进程中的关键因素。”老布什认为，人们已经不必担心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死灰复燃了：“当然我深知德国的侵略历史，但我也知道这个国家已做了大量的努力来洗刷其纳粹的丑恶历史，来补偿给犹太人和欧洲其他人民带来的可怕的灾难。我觉得德国已经脱胎换骨，而且他们就如欧洲其他国家一样痛恨自己历史上的残暴岁月。我不认为所有现代德国人必须世代来偿还他们的同胞在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可以说，没有美国的支持与斡旋，德国的统一不会如此迅速和顺利地完成。

日本和德国经美国之手“变废为宝”、“点石成金”，最关键的原因便是由美国移植而去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价值。当然，日本和德国两国具体的宪政制度，并没有完全照搬美国的模式，而是结合各自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日本和德国也不是美国的附庸国，他们在很多国际问题都与美国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是主权完整的国家。在这两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内部，既存在“亲美派”，也存在“反美派”，但这两派都不会忘恩负义地否定美国战后帮助他们的国家实现民主化的巨大功劳。

二战之后，美国彻底摆脱了孤立主义心态，承担了民主世界领头羊的使命，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民主制度和自由价值。在昔日苏联东欧的民主化过程中，美国是最重要的外力；今日中国的变革，同样需要美国的援助和榜样。东欧异议知识分子中最杰出的哈维尔，从来不掩饰对美国的亲近，多次在公开场合对美国长期的、或明或暗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确实，如果没有美国创建的自由欧洲电台，苏联东欧异议知识分子的声音不会被广大民众所知晓；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经费和经验，波兰的团结工会不会迅速成长为一支能与当局抗衡的力量；如果没有美国对苏联施加足够的压力，一九八九年东欧的民主运动很可能再次遭到苏联军队的镇压。美国所作的这一切，难道不应该给予肯定吗？美国所作的这一切，难道都是为了维护其“霸权”吗？


“亲美”的核心乃是亲民主自由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与法西斯国家的浴血奋战中，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在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冷战格局中，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具备了对抗苏联共产集团的实力。没有美国，人类早已陷入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同的统治之下，人类的未来将是何等的黑暗与悲惨！

在苏联东欧剧变前夕，美国总统老布什访问了该地区，他的访问堪称是“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里根时代播下的种子在八十年代末期终于破土而出。东欧之行带给老布什许多刺激性的体验，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东欧人民世代相求、甚至屡次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它就是自由。我觉得我们有节制的、主张渐进的立场取得了成功。”在访问波兰的时候，老布什与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一起前往莱宁造船厂，在团结工会的劳动者纪念碑前，向广场上黑压压的朝气蓬勃的人们发表演说。

后来，老布什回忆当时的场面说：“那激动人心的场面真是难以言状。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大街两旁一直排到城里，而在广场上的人群，估计有二十五万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处是成年男女的欢呼声。所有的标语旗帜都表达着对美国的喜爱：旗帜上写着欢迎我的标语，显示了美国和波兰的友好关系。”在演说中，他叙述了波兰在二战中的奋战历史，鼓励波兰人民继续为自由而战：“你们的时刻来到了！这是展现波兰未来的时刻，也是决定波兰命运的时刻，这也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他承诺，当波兰人发现一个新大陆，一个他们自己创造的新世界——强大和自豪的波兰时，美国将与他们站在一起。那是老布什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一场演讲：“我在演说时，我完全沉浸在激动不已的激情中：我想起波兰过去的惨痛历史，想到瓦文萨的勇气和波兰的骄傲。”

正如斯考克罗夫特所描述的那样：当时，苏联、东欧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与美国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美国因素”即使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至少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不同的人民将走着不同的改革道路，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我开始坚信这些变革将不可阻挡。今天的改革不再是迟疑的，而是深思熟虑的，并且不再有报复的苦难，而这种报复，有可能引发新的压迫。”美国的这一外交政策被学者称为“自由派国际主义”，它受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强劲的支持。里根政府干预萨尔瓦多、菲律宾、格林纳达、智利和其他地方事务，都反映了这一方向。当然，这样做也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越是积极地倡导人权和民主，民主国家的数量越多，对美国的威胁也就越小。

昔日东欧诸国的异议人士们都不是过河拆桥之徒，他们牢记着美国在关键时刻提供的帮助。在卸下总统重任之后，哈维尔首先选择赴美国国会图书馆担任访问学者，在反恐、伊拉克战争等重大问题上，亦不顾欧美主流知识界“政治正确”的压力，明确支持美国的决策。哈维尔对欧洲根深蒂固的绥靖主义传统有着深刻的认识，尖锐批评欧洲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中共以及古巴、北韩等极权主义政权的暧昧立场。他高扬“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建议民主国家建立一个比联合国更有效的、维护和捍卫民主自由的国际组织。为什么哈维尔的这些言论在中国却成了空谷回音？

中国异见知识分子群体中需要出现一批像哈维尔这样的“亲美派”。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美国免费（甚至自己掏钱）充当世界警察，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却遭到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国家的非议。美国当然有很多的缺点和错误，不是每一个国际争端都完美地处理好了，但人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将比一个有美国的世界要混乱和危险得多；由美国担任家长的世界，比由其他任何国家——如俄罗斯、日本、德国、中国等——担任家长的世界，要安全和公正得多。

曾经担任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和欧盟外交事务专员的彭定康，在谈到美国促进全球民主自由的作用时触及到了本质。他放下了英国贵族的傲慢指出：“本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实力和领导层在拯救自由方面比多数其他国家更负责任。美国随时准备慷慨地、强有力地和坚定地支持形成了自身自由主义和繁荣的价值观。有时，美国的做法显得笨拙了一些，但是，它毕竟付出了努力，这才是至关重要的。”职之是故，我个人认为，吁请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关注、参与和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是一个热爱中国、关怀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权利和选项，这不是“卖国贼”的行径，也与“民族感情”无关。只要让同胞都过上符合人性的生活，只要让黑窑的奴隶童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去房产的市民以及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胞都恢复人的尊严和权利，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美国的帮助呢？我们有什么理由否定美国的经验呢？

美国从来都不是中国的敌人，美国只是专制制度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敌人。我想提醒那些学识渊博、心高气傲的反美学者：不要因为持“反美”立场便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不要因为持“反美”立场而违背正常的逻辑思维。停留在“网络愤青”层面上的“反美”，对美国毫无伤害，对中国却危害甚大。中共当局最喜欢老百姓的“反美”情绪了。回顾中美之间百年的交往历史，美国的“敌人”形象，是中共当局一手塑造出来的，是违背历史与现实真相的。在抗日战争中，如果没有美国源源不断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援助，中国早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如果我们直面事实而不是激昂于民族情感的话，应当承认：当时中国依靠自身孱弱的力量，根本没有办法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国主义。在后来的中苏冲突中，如果没有美国对头脑发热的苏联领导人发出严正警告，苏联的原子弹很可能就扔到了中国的土地上，中国很可能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惨遭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尽管美国“挺中抗苏”有其国家利益的考量，但毕竟使得中国免于生灵涂炭的绝境，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对美国表达感激之情。

所以，我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毫不掩饰地宣称，我是一个“亲美派”。我所标榜的“亲美”，实际上是亲近那些在美国已经成功实践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价值，而非亲近某个美国的政治人物或党派。当然，美国政府也会犯错误，甚至犯严重的错误，当美国有违背民主自由价值的政策时候，我一定会不加掩饰地批评之。比如，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维和部队在索马里的匆匆撤退，使得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未能解决；比如，在近期的反恐战争中，出现了美军虐囚的丑闻；比如，在全球阻止温室效应问题上，美国政府未能作出更大的努力等等。我没有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我深知，美国存在着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美国人也各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作为一个坚持独立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从未美化和理想化美国，也从未将美国看作是一处人间的天堂。

百年来，中美关系一波三折，却万变不离其宗：美国是中共政权的敌人而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因为民主与独裁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确实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我相信，一个实现了民主化的中国，必将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亲密盟友；在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那一天，也就是中美之间真正进入“蜜月期”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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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iamleaf    时间: 28.3.2008 17:17
.......按着日本德国的例子,那就要先彻底摧毁一个中国,再来发展咯?那么巨大的牺牲是否真的值得?
美国的民主就真的适用中国么?
不是意气, 就是觉得, 不太接受这么露骨的....近似谄媚的文章....
就算美国的民主来了,能有多少天翻地覆?也不过是多了一些政坛上的小丑而已...乱哄哄的台湾,也是值得中国大陆效仿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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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4.4.2008 08:47
标题: 北大教师的“造反”
教授群体奋起反抗

最近，一份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全院大会的会议纪录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只要是关心北大、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无不仔细研读这份文件。人们关注的重点不是院长张维迎的表功报告，而是教师们对张的严厉批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师们奋起反抗，既是为了挽回北大及光华管理学院的声誉，更是为了捍卫自身的权益与尊严。

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被历次政治运动打断了脊樑，他们成为最软弱、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一群人。在近年来中国大学急剧膨胀和急剧腐败的过程中，大部分大学教授都保持沉默，除了作为外来和旁观者的丘成桐、丁学良等人直陈中国大学的危机之外，在本土只有陈丹青、陈平原、钱理群、张鸣等寥寥可数的几名教授站出来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真相。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是学术腐败和教育质量直线下降的重灾区；而「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光华管理学院，则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张维迎主持光华管理学院的工作以来，光华日益沦为富豪与官僚镀金的中转站，以及见钱眼开的赚钱机器，在社会上口碑不佳，让北大也一同蒙羞。与中国的其他部门一样，大学校长、院长的职务是自上而下授予的，而非自下而上选举的。因此，校长、院长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权力不受制约的「土皇帝」，以张维迎为例，他标举改革者的旗帜却成为光华的独裁者；教师们只能对学院的怪现状敢怒而不敢言。

鲁迅说过，作为被压迫者，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光华的教师们终於在沉默中爆发了。在此次会议上，何志毅、单忠东、蔡剑，杨东甯、江明华、曹凤歧、张红霞、王立彦、刘力、胡健颖、朱善利、王亚非、陆正飞等人相继上台发言。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光华的老人，有的是刚从海外回来不久的新人，有的是埋头书斋的学术带头人，有的是党务系统的官员，也有的是工会的负责人，甚至还有与张关系密切、被张所提拔的人士。他们的背景及立场各不相同，他们的言辞或尖锐或温和，但都对光华的现状相当不满，对光华的改革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与建议，并期望中国大学能够建立起一套民主的管理制度来。

知识分子群体维权

在我看来，此次北大光华教师的「起义」，与厦门市民反对化工项目和上海市民反对磁悬浮项目一样，是中国近期中产阶级勇敢维权的三个醒目的亮点.过去，人们一提起「维权」一词来，便联想起权利受到最大程度侵害的、底层的工农大众。如今，维权意识已经拓展到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厦门和上海两地的市民，不惜冒着被诬蔑为「非法集会」的危险，挺身而出保护家园.他们以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等新兴的联络方式，迅速传递信息，召集有共同诉求的民众，或聚集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或「集体散步」，或徵集签名信，或参加听证会，终於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地方政府作出一定的让步。这两个事件展现出中国人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中国民主化的破局，不能仰望一个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的出现，而只能「返求诸己」。换言之，中国民主转型源源不断的动力，就蕴藏在这个正在站起来的中产阶级群体身上。光华管理学院的教师们所要反对的，不仅仅是张维迎「这一个人」，而是造就「张维迎现象」的滞后的大学管理制度。

问题的关键在於目前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和管理体制，而解决之道是将官僚治校变成教授治校，将个人的独断专行变成透明的民主讨论，将大学从官僚和商贾的附庸变成创造思想、文化和精神价值的「独立王国」。如果知识分子没有敏锐的权利意识，不敢公开捍卫被侵害的权利，那么它就无法成为时代的先锋，而会被时代所抛弃；如果作为社会的「思想库」的大学，自身不能率先成为一个「民主共同体」，那么它就无法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任何具有前瞻性的意见，从而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工会开始发挥作用

这次光华的会议有两个引人注目的亮点.第一个亮点是工会的出场。长期以来，中国的「工会」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部门，工会主席则是安置即将退休的官员的一个闲职。在行政官僚与教职员工的极端不平等关系中，工会从来都是无足轻重的旁观者，它没有也不可能将分散的教职员工组织起来，凝聚成一支可以同官僚系统对峙的力量，因为它本身就是官僚系统的一部分，不过是非常边缘化的一部分而已。在此次光华全院大会的纪录中，我特别注意到了光华管理学院工会主席张红霞教授的一段简短发言：「光华现在出现了这么多问题，声誉受到了很大损害，一些老师自发的提出来一些倡议，工会把群众的声音整理成了《倡议书》。大家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和谐的、快乐的光华.」同时，她还表示：「今后学院的工会确实应该依照《工会法》、《教师法》在监督民主决策上多做一些贡献和工作，更多地保护大家利益，能够让大家在光华过上一个非常快乐愉快的生活，然后再埋头干活。」这段话让人看到了微茫的希望。以工会对抗学阀，大概是光华的教师们「绝地反击」的一次机会。虽然到目前为止，工会尚且软弱无能，但人们一旦努力将其激活，它未尝不可能成为「体制内护法」的渠道之一。而工会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工会，大学或许可以成为先走一步的「试验田」。如果工会的角色和功能首先能够在大学中得以复原，如果工会能够积极运用相关法律来帮助教职员工的维权行动，那么大学的民主化就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对此，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从制度上改革大学教育

第二个亮点是在大会上公佈的一份《光华管理学院教师建议书》。这份建议书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主要有以下四条：

第一，成立学院教师委员会，由全体教师选举产出，学院行政班子决定的重大事项，需经教师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生效。第二，保持学院学术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大学术委员会的代表面，行政领导在学术委员会中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以保持学术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第三，响应许智宏校长的学术见解和观点，在光华管理学院施行院长轮值制度，教学研究人员兼任的学院院长和副院长实行轮值，任期四年不得连任。第四，建立完善学院行政管理制度，重大问题实行投票制，学院行政班子每年度应向全体教职工大会进行述职，听取意见改进工作。

这是光华教师的一份「权利宣言」。我相信，如果以上四条建议都能实施的话，光华就有可能掉转船头，驶向正确的航道，并对北大乃至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界带来正面的启示。即便未来有不堪的人物当上光华的院长，他也无法给光华带来巨大的伤害，因为有一套完整的、严格的制度来监督和制约之。「院长」的一举一动将不再是所有教职员工瞩目的中心，因为「院长」仅仅是一名全院成员僱佣和选举的「短期服务生」罢了。学者谢泳曾经指出：「中国大学扩张不到十年，矛盾已如此尖锐，确实需要反思和改革中国大学制度中不合理以及不近人情的地方。在办理大学事务中，今天中国教育管理者的智慧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明显下降了，大学如果不能独立，教授不能治校，学术也不可能独立和自由，这样，期待中国大学出世界一流的学者和成绩是很难的。」如果此次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师们的「造反」能够让人们看到大学实现教授治校的前景，那么曾经掀起新文化运动的北大，又将成为大学制度更新的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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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8.4.2008 23:44
标题: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各位基督教新老朋友：

非常感谢这两天你们与我在一起分享你们的走向神的宝贵心灵之旅，非常感谢你们给与我的关心、爱护和期望。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概括我的感受，那就是震撼！你们已经把我带到神的跟前了。在这两天讨论中，我能强烈地感受到神的慈悲的爱、耐心和睿智。我知道每个人都是为了我能感受到神的爱和希望，为了我能得到救赎，而克服了自己的困难。为了不辜负你们的爱心和努力，我想，我应当诚实地向你们说明我的心境和想法；这不是自我辩护，在你们为我做了那么多后我还要自我辩护，那就真是不可救药了。你们可以将以下解释看作一个艰难跋涉的心灵的痛苦和惶惑的告白。

尽管我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但是如果真的深入反思自己的精神世界，让我回顾我与神的关系，我可以说，我一直感到神的存在。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在人生和事业的选择中讲究唯物主义的人，也从不追求世俗的成败标准。我注重的是人生和事业的追求中的心灵品质和精神境界。我很早就与超越个体生命和物质世界的精神订立了契约。基督的故事和基督教文化（礼拜活动中的仪式和圣歌），一直对我有净化心灵的感受。现在，无论从道德和智慧，还是从审美的角度看，我都接受神的存在。这是理性意识到人的局限性后的精神选择。

我不是理性拒绝神的存在和基督教；如果从理性出发，我宁愿接受和信奉了。真正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接受基督教信仰后导致的良心义务和实践选择，会与其他信仰的冲突和人类建立美好世界的要求的冲突。我对不同信仰之间的孰是孰非的教义争论的困惑和后果的担心，其实是不愿让我的精神纯净和宁静受到困扰。我已经感受到神的存在；我的问题是，这个神与基督教的关系及其他民族的精神文化的关系是什么？这里有两个问题，尤其让我关注。

第一，基督教的来源是圣经。正如你们之中的一个人说过，一部圣经记述的是希伯来人对上帝的关系，订约、背叛和重新修复关系的历史。我的问题是，上帝如果是造物主，那么，在这段时间他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是什么？即使在这段时间中，圣经还提到了埃及人。我最关心的是，上帝与中国人是什么关系？我是中国人，那时我们难道是被神忽略了吗？如果我们也是神的孩子，那么神给我们的指导是什么？从这个问题出发，我宁愿相信，基督教的圣经是神的存在的一部分证据，但还不是全部。我们中国，还有其他民族，也有自己的证据。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我们其实必须作两次选择：第一次是我们是否是神创造的、被神照顾和接受神的指导？第二次是我们有的是一个神还是我们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是一神论者，我们就要接受这样的解释：中华民族也在自己的历史上有自己的神的启示和文化，也是神的存在和恩典的一部分。我们会接受每个宗教和精神文化，都是神的存在、恩典和对人的照顾的一部分。如果别的神和精神文化都是异教，我们将面临解释为什么神只出现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我的问题导致一个更广泛的神的信仰。

第二，我们与神的契约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在我们的讨论中，你们可能认为我对神采取了功利主义的态度，因为我急于想知道是否可以把基督教卷入政治选择。我同意伯笠的忠告，基督教首先是明确我们对上帝的关系，是对上帝的恩典的意识和感激。但是，在圣经中，上帝对以色列人订立的契约，不仅仅是人对上帝的一种精神状态和心灵感应，而且是要在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选择中表现出对于上帝的遵从和忠诚。也就是说，神与人订立的契约，不仅仅是人对神的精神感激，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要遵守神的旨意。例如，你们这次为帮助我而选择的《出埃及记》，就是讲述一个政治选择中如何遵从神的旨意。如果我说，对于现代中国基督徒而言，出埃及就是走出中共的统治，这并不夸张。思考基督徒与上帝的契约的社会和政治内容，需要重新制定中国基督教的agenda。其实，基督教在文明中的地位和普及程度，是与它对人们的社会和政治行为提供积极指导有关的。如果基督教仅仅是教堂中的祷告和生活中的体验，如果基督教放弃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建设性角色，基督教的发展将会自我设限。我不是说，基督教一定要与现政权处于对抗状态；因为在基督教的原罪说看来，即使民主政体中的政治力量和人也会有许多问题。我的意思是，基督教应当积极地改进社会，与各种现实力量合作，但不回避诚实和必要的选择。在基督教健康发展的地方，基督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在重大政治灾难中维护人类安全底限，都是最重要的力量。

我自己在很早的时候就确认自己的使命是改善中国和中国人。到我十八岁时就确认，自由民主制度的确立是这种改善的必要内容。到八十年代末，我就知道，政治制度的改革本身，并不能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因此，提出政治文化作为重要条件之一；而且，我不赞成那种靠着仇恨去建立新的制度的做法。现在，我知道，基督教可以有更积极的作用。我愿与诸位一道探讨有关问题。

王军涛
二零零八年二月



军涛先生：

很高兴有机会与你见面并分享我的信仰历程。我是八十年代思想文化解放运动的受益者，那个时代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我一直自诩为“迟到的八十年代人”。因此，我也要特别向你们这一批在那个时代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年长者致敬。

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很多人成为基督徒，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知识分子信仰基督徒很难这是一个凝固的看法。在我个人的信仰之旅中，确实有两个最难以克服的问题：首先是骄傲，其次是罪。人最大的骄傲便是不认识神，便是意识不到自己的骄傲，这就是我在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的精神状态。什么时候人认识到了作为被造物的自身与造物主之间的天壤之别，什么时候人就能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而对于罪，我也是不愿意承认的，我认为自己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到达或者接近了“义”。直到某一天，当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的时候，我才认识神，也才感受到全然的幸福和喜乐。所以，我与信仰的关系，是上帝拣选我，而不是我选择上帝。如果不是凭借着圣灵的力量，任何人都无法靠着所谓的理性走向上帝，任何人都无法接受耶稣为生命的主宰，因为人类理性的有限，使得人类无法以自身的努力来与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你在信中所提及的这些问题，也是我成为基督徒之前苦苦思考的问题，经常与基督徒们辩论的问题；而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它们并不是在一瞬间都解决了，它们仍然作为“问题”而存在——但不再是阻拦我走向信仰的问题，相反是不断促使我的信仰得以深化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圣经与中国人关系。我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也经常反问那些向我传福音的基督徒说：圣经与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圣经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及中国。我还记得，当年王怡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苏东坡是中国文人的典范，是他最心仪的人物，如果苏东坡不是基督徒，如果苏东坡不在天堂里，那么天堂再美丽，他也不愿意去。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的一个重要障碍，是“情不自禁”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中心主义观念。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福音是犹太人的福音，或者是西方白种人的福音。比如旧约中的许多章节，不过是犹太民族的历史罢了，跟中国的历史没有多大关系。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阅读、研究和接受这部分经文呢？他们进而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是一种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其实，基督教并非诞生于欧洲，而是诞生于中东的巴勒斯坦地区。换言之，耶稣基督是东方人，而不是西方人；基督教不是从西方传来的，它本来便诞生在东方——这两个最基本的事实，却被许多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上帝只有一位，上帝是“独一真神”——绝对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那只是原始图腾而已。在这个问题上，基督教绝对不是“宽容”和“多元”的。但是，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必然具备某一种族成员的身份。如果耶稣基督是“超种族”或“无种族”的，那么“道成肉身”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那么，上帝让耶稣以哪个种族的身份出现呢？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耶稣是以犹太人的族裔来到世间的。那么，上帝为何要让耶稣成为一名犹太人呢？倘若由人来对此事作计划和安排，耶稣大概会作为埃及人、罗马人或者中国人来到人间，因为当时埃及、罗马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繁多、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先进的国家。倘若耶稣是埃及人、罗马人或中国人，不就可以带动整个埃及、罗马或中国的民众都信仰基督教吗？然后，基督教再由埃及、罗马或中国这样的大国顺利地向四周的落后地区传播，这不就水到渠成了吗？但是，上帝的心意是人所无法揣测的，上帝偏偏就选择犹太人作为他的“选民”，偏偏就是让耶稣成为犹太人，虽然犹太民族只是一个处于近东地区的小小的民族、一个在列强的包围之下连生存权也没有充分保障的民族。这个事实表明，上帝连那些最弱小的民族都不抛弃，所以上帝的爱是遍及所有人的。职是之故，旧约不仅是犹太民族的历史，更是关于整个人类历史的隐喻。它是独特的，又是普遍的；它既是关于“选民”的，又是关于“万邦万民”的。如同“十诫”一样，它是上帝通过摩西与犹太人之约，亦是与所有人类之约；它遂成为人类的第一部“宪法”，亦是宪政制度的基石。到了新约时代，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耶稣的选民，而所有的人类都可以享受上帝的恩典和慈爱。

另一方面，就地域性而言，耶稣出生在巴勒斯坦这个亚欧非三大洲的交汇之处，本身就表明了基督信仰具有普世性。基督信仰是一种普世性的信仰，不是某些特定民族和人群的信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其他肤色的人，都有份和有权获得福音。福音不是专属于某个地区、某个民族、某个时代的福音，而是超越地域、种族和时间的福音。显然，中国人也是福音的对象，上帝从来没有忘却过中国，上帝的恩典始终彰现在中国的历史当中。上帝对人类的启示有“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两种，上帝给予犹太民族以“特殊启示”，同时也给予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民族以“普遍启示”。如果将中国的历史文化统统看作是“异教文化”，那是一种极其偏狭的看法。在中国古代的先贤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等人的思想当中，就有不少与圣经相通的启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就与耶稣所教导的“爱人如己”相通吗？

保罗说过，字句是死的，精义是活的。关于上帝的存在，圣经是特殊启示，而人类各民族的典籍、历史文化遗产等则是普遍启示。所以，我们不必抱着从圣经中寻找有关中国的论述的想法来查考圣经。有一些中国基督徒囿于“中华中心主义”的观念，拼命要从圣经中寻找出提及中国的字句来。比如，有人认为下面这段经文便涉及到了中国——“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二节）由此，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便获得了某种形式的满足。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可笑的“以人意解经”、“以圣经注我”。其实，稍稍查考史料便可以发现：近代旧约圣经考证学的研究，以及一零四七年死海古卷的发现，均证明希伯来文原音的“希尼”的这一词语与“色耶尼”仅相差一个辅音字母。所以，“希尼”应为“色耶尼”，而“色耶尼”正是现在埃及南部阿斯旺地区的旧名称。这里的意思是先知预言将来犹太人必从世界各地回归，故“从北方来，从西方来，从秦国来（南方）”，所以根本不是指中国（秦朝）。整部圣经中，确实没有一处提及中国，但这并不能否定上帝对中国人的爱，以及中国对上帝的爱的回应。

第二个问题，上帝与人类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旧约”的中心是“十诫”，“新约”的中心是“爱神及爱人”。这个约既规定了人类的行为方式，也确立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耶稣第一个宣告个人的重要性，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句话明白无误地揭示了这样的真理：人因被造而平等，人因被造而拥有独特的价值；上帝爱每一个人，无论他美或丑，无论他强或弱，无论他高贵或卑微，在上帝眼中都至为宝贵。先哲马格里奇曾经是一个非基督徒，后来却成为一个坚定的基督教护教者，他指出：“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人权肇源于基督教信仰。在基督教里，每一个人，无论是男是女，患病的或是健康的，聪明的或迂愚拙的，美丽的或丑陋的，都被他的创造者所深爱，正如福音书告诉我们的，他的头发都被神数算过。”同样，每一个人都需要单独地对上帝负责，人有自由意志决定是否接受上帝的拣选，每个人都是单独地与上帝发生关系，除了作为中保的耶稣基督之外，人类无须通过其他“中介”来走向上帝。也没有人可以凭借其种族、党派或团体的身份而获得救赎与永生。

人权观念也肇始于基督教。基督信仰带来了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确立了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在全球拥有最多听众的美国长老会牧师甘雅各（D.James Kennedy）在《如果没有耶稣》一书中分析了基督教对人类生命价值的影响，他引用了一个小故事：一个世纪之前，一位法国工程师问他的学生说：“什么是矿坑中最宝贵的东西？”在学生们列举了各式各样的矿物之后，他修正他们说：“矿坑中最宝贵的其实是矿工。”这一种对人类生命的观点，是只有当人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深深打动之后，才可能具有的。人性尊严的基础在于：人具有上帝的形象，而不在于人的品质。也就是说，它建立在和上帝的关系之上。人具有上帝的形象的客观事实，建立在上帝对人的关系之上，这个关系不会丧失也无法摧毁，只有上帝才能取消这层关系。基督教对个人的强调是自由与自由权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在英国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一六一八年的《人权请愿书》、一六八九年的《人权法案》，以及美国一七七六年的《独立宣言》和一七九一年的《人权法案》中都有所体现。历史学家海斯如此指出：“基督教理想被普遍接受并在实践中真诚地朝这理想努力的地方，那里就有充满生机的自由；而在基督教被忽略或拒绝，遭逼迫或羁缚于政体的地方，那里就有暴政。”

基督教的“人论”也是民主制度的哲学基础。英国思想家鲁益师（C.S. Lewis）在为民主宪政论辩护时，也曾经求助于基督教政治现实主义所依据的人性沦落观：“自卢梭以来，很多人热衷于民主，因为他们认为人类是如此贤明，如此善良，以致每个人都配得在治理国家中占一席位。这种维护民主的论据是很危险的，因为它根本是错误的，一旦这缺点暴露出来，赞成暴政的人便会利用这事实来支援他们的论点。我不需要观察别人，只需看看自己，便知道这论据是错谬的。我不配去参与治理一个养鸡场，更遑论治理一个国家。至于其他大部分的人，就是那些对广告笃信不移、根据口号来思考、散布谣言的人，也是不配。支援民主的真正论据恰恰相反，乃是因人类如此堕落，以致我们不能把驾驭别人的绝对权力托付给任何人。亚里士多德说，有些人只配做奴隶，我并不反对这看法，可是我反对奴隶制度，因为我认为没有人配做主人。”人类选择民主制度，不是因为人类有多么聪明和智慧，不是因为民主制度是一套如何精致和完美的制度。相反，乃是因为人类的全然败坏，乃是因为人类无法克服与生俱来的罪性。普遍的沦落状态使得没有任何人有理由做别人的主人，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绝对的权力。人们可以举出无数的理由为民主制度辩护，但这无疑是最有力的理由。你是研究西方政治学的专家，这方面大概不需要由我来班门弄斧了。

第三个问题是，教会和基督徒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彰现信仰？我的答案是两句话：“以信仰改变生命，以生命改变世界。”毫无疑问，上帝的救赎既是个人的救赎，也是民族的救赎。但是，个人的救赎和民族的救赎之间，有严格的先后次序，即：先救赎个人，再救赎民族，而不是相反。正如张伯笠牧师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需要被拯救的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必须先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否则的话，我们所谈论的基督教与我们个人的生命毫无关系，我们也从中得不到任何真正的安慰和平安，我们仍然将它当作是一种似乎可以涌来解决中国问题的策略或方案，与当年的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科学和民主等等一样。我们可以鼓励别人去信耶稣，甚至乐见中国基督教复兴的趋势，因为基督教可以改造国民性，可以提升中国人的道德伦理水准。但我们自己偏偏就是不愿去信仰，因为我们是有理性、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如今持这种看法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少，他们也就是所谓的“文化基督徒”。

“文化基督徒”固然比“义和团愤青”好得多，但“文化基督教”毕竟不是“基督徒”，“文化基督徒”的生命并未有本质的改变。再进一步，如果“文化基督徒”变成“政治基督徒”，将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的次序颠倒过来，那么后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这就是近代以来所谓的“基督教救国论”，此一思路不仅无法救国，而且也背离了信仰的本质。信仰的工具化、信仰的策略化，将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斗争纳入到某一宏大的“政治蓝图”之中，此一思路在今天某些“党外人士”的圈子里颇有市场。有一名自诩为“大总统”的律师便多次声称：“我要信基督教，并让我妻子去练法轮功，基督徒有一亿人，法轮功有一亿人，这样支持我的人一下子便有了两亿。”还有一位颇有些名气的宪政学者，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易经》，枕头下面还放着厚厚的一套《毛选》，他每天都将此三本书参照阅读，显然基督教只是他达成个人的政治野心的工具。在我看来，这些人都不是真诚的信仰者，他们是洪秀全式的人物在当代中国的翻版。他们丝毫不觉得自己是需要救赎的，而是企图去充当他人的“大救星”，在此过程中，上帝只是他们认为可以拿来利用的一张面具而已。

另一种在华人教会和基督徒中相当普遍的现象是，信仰与生活尤其是公共生活的割裂甚至对立。在教会中探讨公共事务很可能会遭到冷遇和排斥。这几年来，我有过这样的切身的经历。但我认为，基督徒不仅是天国的子民，亦是地上的公民。海内外华人教会对后者缺乏深刻的认知。由于某种有偏差的神学观念的影响，以及中国大陆的教会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后长期处于高压之下，香港、台湾的教会则难以摆脱殖民地的历史影响，这些历史包袱使得华人世界的教会和基督徒的“政治关怀”长期阙如，许多人将“福音”与“政治”对立起来，一谈“政治”来便恐惧战兢。使得基督信仰萎缩在私人空间中，教会和基督徒对公共生活缺乏影响。有人甚至还美其名曰：“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其实，这是一块专门涌来遮掩怯懦的遮羞布。

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在参与公共生活和政治活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以下两种极端的看法，一是将信仰完全“属灵化”，将信仰变成一种个体的精神安慰；一是将信仰完全“政治化”，将信仰变成达成其政治企图的资源。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走在一条“中道”之上。我同意你的看法，基督信仰不是一种封闭的、抽象的信仰体系，它必然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正如你信中所说的那样：“神与人订立的契约，不仅仅是人对神的精神感激，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要遵守神的旨意。”用主祷文中的话来说，就是“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信仰既是私人性的，又是公共性的，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的光和盐。美国神学家戴德理教授指出：“期待信仰体系对个人、社会可以作出正面的贡献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一个宗教，或一种哲学（例如儒教、马克思主义、或人文主义）不能潜移默化人的生命，那么这个宗教或哲学应该束之高阁。生命太短暂了，而人的需求又是如此巨大，生命不容浪费在仅供作‘观点’、‘看法’之世界观；生命必须专注于改变世界的真理之上。”我很同意这种看法。我很欣赏德国神学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所倡导的“十字架神学”，他认为：“当这个世界还没有成为神的国，基督徒就不能采取被动等待的姿态。相反，基督徒必须采取主动参与的姿态，并在公共政治的领域中，提出神的应许与人类解放的问题。因此，神学的任务乃是形成一种十字架的神学，寻求使人从这个世界的压迫力量中得到政治的解放。”当教会和基督徒站出来捍卫社会公义的时候，他们便是将信仰实践化了。基督徒必须用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去改变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是基督徒应当缺席的领域，没有一个领域是上帝保持沉默的领域。

教会不能成为政党和政治团体，但基督徒个人却可以成为政治家或公共知识分子，上帝也呼召了若干基督徒承担此使命。正如莫特曼在一篇访谈中指出那样：“基督徒为了耶稣的缘故站在弱者、病人、忧伤者、被逼迫者一边，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是积极的。如果基督徒有机会承担政治的重任，那是很好的事。……基督徒乃是政治汤锅中的盐，是黑暗中的光，然而他们不一定为执政而执政。如果他们必须担当重责大任，他们当然准备就绪，然而他们不会一味追求权力。自从东德共产党垮台之后，有许多基督徒和牧师担负起政治上的重任，可是他们会等到新兴的政治势力抬头，能够承担起重任时，放下手中拥有的权力。”因此，民族的救赎是个人的救赎的“果实”。当个人的信仰坚实的时候，民族的复兴就指日可待了；当个人的信仰丧失的时候，民族的堕落也随之来临了。莫特曼在回顾德国的历史时意味深长地指出：“德国以往的传统是：宗教是个人性的，与政治无关。我想希特勒得以坐大，基督徒要负某些责任。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个人性的，因为我们持守的使徒信经中就有一位政治人物：彼拉多。他让耶稣钉十字架，因此基督被钉十字架也是桩政治事件。正如默茨所表达的，耶稣不是在两个祭坛上的人物间被钉死的，而是在两个受刑人之间，因此，我们必须竭其所能地参与政治。”

再回到我们中国上来。一九八九年之后，伤痕累累的中国人开始在精神的废墟中，像当年的先知耶利米那样追问耶和华说：“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带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耶和华如此回答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八至十九节）是的，基督信仰在中国开花结果，最根本的成就乃是个人心灵的得救与个人生命的重生。但就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而言，如果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在中国公民中的比例持续增长，他们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一股正面的助动力。

所以，我也认为，在思考中国民主化的道路时，信仰问题举足轻重，基督教尤其不可置身事外。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这个不愿顺服的民族，上帝对中国的未来有着美好的安排和期许。上帝需要我们与之“同工”，上帝需要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和国度“荣神益人”。在没有外力全面介入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转型，与之伴随的必须有道德伦理层面的重建和宗教信仰层面的复兴。近在眼前的一个例子就是韩国，在韩国的民主化过程中，教会和信徒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成功地避免了席卷全民的暴力冲突，成为驯服崇尚暴力的军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南非和波兰等国家的转型之中，我们也都看到了信仰的力量。正是如此，我对中国的未来抱有乐观的期待，尽管今天中国的境况以及中国教会、中国基督徒的境况并不如人意。我深信，由于福音在中国的广为传播，中国将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文化、伦理价值也将脱胎换骨，这远远比中国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人物更为重要。让我们为公义和慈爱早日充满中国广袤的大地而祈祷。

梦里不知身是客，故国花落知多少？胡平先生曾经在《为理想而承受苦难》一文中，谈到了流亡者的苦难、沉重、以及神圣与庄严，让我很受感动，我相信那也是你的感受。张伯笠牧师说过，那个政权企图不让人们回到祖国，以此来折磨他们眼中的“敌对分子”。但是，自从有了天国的盼望之后，他便不再受乡愁的折磨了。是的，有什么力量能够让我们与耶稣的爱隔绝呢？那天，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当你跟随张伯笠牧师作决志祷告的时候，我的心中亦充满了喜乐，因为圣经中说，一个罪人灵魂的得救，便是天上的天使也要为之欢呼雀跃。我也会持久地为你和你的家人祷告，愿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和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正如当年我在信仰之路上苦苦求索的时候，那么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一样。我深信祷告的力量，若不是凭着祷告，我们根本不可能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愿意信，但信心何其不足，是祷告加添了我们的信心。也愿你多多地祷告、读经和参加教会生活，让我们一起沐浴在上帝的天光爱谊之下。

爱你的弟兄  余杰
二零零八年三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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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0.4.2008 17:38
标题: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欧盟经过六次扩大之后已经拥有二十七个成员国，“欧洲共和国”初步可以窥见未来的雏形。但是，欧盟内部“老欧洲”与“新欧洲”的价值观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如果说刚刚从共产主义的魔爪下解脱出来的、对极权主义统治尚有切肤之痛、对自由和人权等价值持守不放的东欧诸国是“新欧洲”的话，那么承平日久、被福利制度和相对主义思想拖累、害怕与极端主义势力战斗、好了伤疤忘了痛的西欧诸国便是“老欧洲”。

进入“后冷战时代”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人类文明面临的两大威胁，是新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以及正在嬗变中的共产专制主义。任何漠视此两大威胁的调和主义、相对主义，都是对人类未来极不负责任的态度。西方世界除了奋起为自由而战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老欧洲”与“新欧洲”的“美国观”存在着天渊之别，它们对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反恐事业也持相反的看法；另一方面，它们的“中国观”也差异极大，它们对实行畸形的市场经济和独裁政治的中国的看法也很不相同。“老欧洲”之老与“新欧洲”之新，形成鲜明的对照。“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老欧洲”与“新欧洲”，谁的看法更接近真理呢？究竟谁更加正确地预见到欧洲和世界的未来呢？


“老欧洲”的绥靖主义传统

“老欧洲”是近代以来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的发源地，一度曾经被看作人类文明的希望所在。但是，在晚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老欧洲”深陷于激进主义思想的污染之中，逐渐失去了信仰的传统和理性的精神。在暴力革命风暴和乌托邦理想的挟持之下，又先后经历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轮番肆虐，“老欧洲”逐渐变成了一艘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破船。“老欧洲”的绥靖主义传统根深蒂固，至今仍然是欧陆思想的主流：不仅对法西斯的崛起持绥靖态度，而且长期纵容共产主义思潮的泛滥，在今天则戴着“和平主义”的面具出现在舞台上。

绥靖主义祸害无穷，它如同一块经过精美的包装的、却已经腐烂的糕点。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在与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极端主义势力作斗争中，犯下过严重错误的，不是美国总统罗斯福、里根和布什这样的“粗人”，而是那些博学而睿智的欧洲知识分子，以及在他们的影响下应声虫一般的美国左派知识界。仅以冷战时期而论，占据“老欧洲”知识界主流地位的“自由派”（左派）知识分子，肆意歪曲冷战的意义，消解是非善恶，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美苏两大国都看作人类和平的威胁。他们身患“恐苏症”，一直高估了苏联的实力及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恐惧万分地认为“苏联拥有无限的和致命的实力，包括自信心、杰出才能以及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资源”。他们看不到苏联内部出现反对党、反对派的可能，便想当然地认为共产党将永远执政下去，却不知道苏联社会已然外强中干、命弱游丝了。直到苏联及东欧的共产政权在一夜之间突然崩溃，左翼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布伦尔才不得不在《争鸣》杂志上承认：“一个人看起来越接近右翼，就越有历史的预见性；越接近左翼，这种历史预见性就越少。”这句话说总算是老老实实地说出了历史的真相。

“老欧洲”一贯标榜文化优越论，瞧不起浅薄粗鲁的美国。当美国以其超强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实力成为自由世界的领头羊的时候，欧洲大陆的那些老牌殖民大国，不能忍受自身地位迅速下降的现实，转而以反美为旨归，企图在反美叫嚣中恢复一点自信心。这是多么可笑的自我安慰和忘恩负义啊。在整个阴云密布的冷战时代，如果不是美国的慷慨援助与支持，欧洲的心脏早已落入苏俄的魔爪之中。回想一下昔日西柏林的空中走廊，那么多嗷嗷待哺的孩子，所获得的不都是从美国空运来的食物吗？

左翼的阴影、社会主义的政治高调一直笼罩在欧洲大陆之上。在政府层面，左派政府始终占据欧陆的半壁江山以上。左派的特征之一便是亲近极端主义，特征之二便是固执地反美。因此，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老欧洲”各国渐渐忘记了是美国士兵付出生命的代价将他们从纳粹铁蹄下解放出来，更忘记了是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让他们完成了战后的重建。他们在恢复元气之后，不仅没有积极支持美国领导的对苏联集团的冷战，反而多次拖美国的后腿，再度扮演绥靖者的角色。当波兰的军政权镇压团结工会、美国对其实施经济制裁之时，西德总理施密特竟然无耻地宣称：“波兰颁布《军管法》是必要的。”当美国要求欧洲各国停止支持苏联的西伯利亚天然气项目时候，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居然不予理睬，他们看重的是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生意来往和“友好关系”。这些市侩般的政客，才不在乎邻国有多少民众在极权主义的压迫下呻吟呢。

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诸国，似乎厌倦了民主制度，不仅对本国内部暗潮涌动的极端主义思潮熟视无睹、不做任何深刻的反思与切实的行动；反倒对奋力抵抗各种极端主义势力和独裁政权的美国和英国指手画脚、挑三拣四。其中，最让人厌恶的是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虽然在法国的政治格局中属于偏右的人物，却充当近年来反美的先锋，不仅恶毒攻击美国的内政和外交，还摆出一副当年的拿破仑皇帝的模样来，妄图充当“欧洲元首”，像家长一样对“新欧洲”发号施令。在国内，希拉克先生胆敢言辞谴责一心一意要颠覆“法兰西共和国”的极右翼政客勒庞吗？在国外，希拉克先生胆敢公开批判那些危害全球安全、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吗？

大部分欧陆知识分子更是以左派的身份为荣。在“老欧洲”，奢谈“平等”成为一张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都可以使用的“遮羞布”——即便这种“平等”导致的结果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最大的相似之处，便是民粹主义，而“老欧洲”大部分一流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最初，他们将理想寄托于苏联“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实验”之上；当苏联的古拉格黑幕被作家索尔仁尼琴传播到西方世界，他们的梦想破灭了，不敢继续为暴君斯大林唱赞歌，便转而去毛泽东的中国“朝圣”和“取经”；当文革的血腥与卑劣逐渐曝光，他们的梦想第二次破灭了，便又将拉美的恐怖分子格瓦纳捧上神坛，视之为“人类的解放者”和“伟大的圣徒”。在同一个地方跌到三次的人，真是愚不可及。辱人者，人必辱之，那些替共产暴君化妆的欧洲左派知识分子们，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共产暴君们内心的尊重，苏俄的缔造者列宁便轻蔑地将这个群体形容为“有用的白痴”。可是，直到今天，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式和人类文明的走向，他们仍然刻舟求剑，沦为笑柄。


“老欧洲”与“新欧洲”对美国及全球反恐事业的不同看法

伊战爆发之后，“老欧洲”的政客们俨然以世界和平的代言人自居，高声谴责美国的“穷兵黩武”。他们偏偏忘记了，共产主义的幽灵，正是从他们的土地上发源，进而为祸世界的；他们偏偏忘记了，法西斯的毒素，也是在他们的土地上诞生并蔓延的。那时，他们何等期盼着美军前来解放之！当年在希特勒的蹂躏下渴望自由的欧洲人，与今天在萨达姆的蹂躏下渴望自由的伊拉克人相比，有根本的区别吗？冷战时代，如果不是美国承担庞大的军费开支，对抗苏联的扩张，西欧能够一直平安无事吗？

与此同时，“反美”也成为西方精英知识分子“政治正确”的标榜。在“老欧洲”，仿佛不反美便不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例，十有八九都以反美为荣。他们在攻击美国的“霸权主义”的时候，却无力解决像科索沃危机这样发生在家门口的人道主义灾难。他们声称关心落后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的命运，却成群结队地去朝拜阿拉法特的独裁者和腐败分子。二零零六年六月，我在柏林出席国际笔会年会，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发表长篇开幕演讲，将今天的美国比喻为昔日的法西斯德国，将美国总统布什形容为战争狂人希特勒。他的演讲慷慨激昂，获得了在场数百名作家狂热的鼓掌和欢呼。谁知，不久之后却爆出格拉斯本人曾是青年党卫军成员、在长达半个世纪里一直隐瞒此段经历的丑闻。此一个案，即充分表明了“老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虚伪与自私。

今天，面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进攻，以法国为首的“老欧洲”，仍然躲躲闪闪，不敢正面回应。哪个法国政客敢于忽略法国境内超过两百万的伊斯兰背景的移民呢？为了选票，他们在真理问题上闭嘴了。与此同时，“老欧洲”境内的回教社区日益扩张，俨然享有治外法权。散播邪恶教义的回教出版物在欧洲大肆流行，公开宣扬将持宽容和开放的观点的人、叛教者或者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统统消灭的论点。恐怖方舟热衷于恐怖活动，绝非为了改变贫困、追求平等。贫穷固然让人绝望，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大多数基地组织的成员，都是富豪或中产阶级的沙特阿拉伯人或埃及人。美国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因报道中东的新闻而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弗雷德曼指出：“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统治的沙特阿拉伯，同样也有穷人和失意者，但这是美国的过错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韩国和许多阿拉伯国家有着同样的国民平均收入水平，但韩国在控制其发展方面如此出色，以至于其现在的经济超过了所有的阿拉伯国家，这也是美国的过错吗？阿富汗被中世纪的塔利班神权统治所控制，它禁止妇女工作或上学。这样一个地方又怎么可能不贫穷呢？谁又是倒退的塔利班社会最大的保护者呢？那正是奥玛尔、本•拉登及其追随者。”那些“老欧洲”的哲人们偏偏忽略这些常识呢，千方百计地为恐怖活动寻找其他“合理的原因”。

即便在作为民主制度发源地的欧洲，对自由观念、个人权利和普世价值的敌视，非理性的、逢美必反式的“反美主义”和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如今却大行其道。作为移民国家，美国基本上解决了种族对立问题，美国社会本身就是移民组成的大熔炉；欧洲诸国虽然努力组建欧盟，却在种族问题上闭关锁国，居高临下地对中东事务指手画脚，却没有热情帮助该地区的居民过上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更是冷冷地拒绝难民的涌入，此种情形乃是极端主义孳生的温床。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克尔的警告并非杞人忧天：“既然民主社会总是过早地庆祝自己的胜利，丢弃了过去某些有用处的工具，出于忽视或习惯而解除武装，打算实行某些错误的短视的政策，那么，法西斯主义就像葡萄菌一样，正在卷土重来。”然而，智者的声音通常遭到忽略，直到灾难降临的时候，人们才得以觉悟。

与暮气沉沉的“老欧洲”相比，刚刚从共产独裁制度下解脱出来十多年的“新欧洲”，则义无反顾地支持美国奉行的反恐和反共政策。因为他们身上的伤痕犹在，他们深知在被专制奴役的滋味为何，他们不愿重新回到那暗无天日的生活之中。这些国家挣脱共产主义束缚的经历表明，自由不是一个凭空掉下来的馅饼。他们更深知美国为他们的解放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和最无私的帮助。如今，他们有责任以对美国以及对全球安全与自由的支持来回报之。职之是故，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主动出兵参加由美英主导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并力所能及地提供医疗救助等服务。虽然这些国家力量有限，但他们积极参与全球民主事业的热情让人感动。

多数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积极争取加入欧盟和北约，尤其是北约的东扩，使得这些国家获得了有效的安全保障。他们也邀请美国在其国内设置导弹防御系统，他们对俄罗斯普京政权威权统治的发展趋势充满了警惕。在过去三百年的历史当中，“北极熊”俄罗斯是压迫、掳掠和吞并这些小国的元凶。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共产革命兴起，赤潮亦席卷了东欧的十几个国家，他们不得不仰苏俄的鼻息而生存，沦为只拥有“部分主权”的国家。

正是因为那一页页无比惨痛的历史，正是深味自由的可贵与专制的可怕，“新欧洲”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实行亲美的外交路线。他们都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布什总统在东欧各国所受到的欢迎，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他在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等地所发表的演讲，得到了广大东欧民众的热烈回应。这一情形与他在西欧各国所受到的冷遇和抗议，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对比。

“新欧洲”各国也相信，一个国家的制度转型，不能忘却正义的原则。近期，在波兰展开了对昔日共产党官僚阶层及秘密警察的罪恶的新一轮揭露与清查，原东德的在共产党受害者也凭借新的法案获得了国家补偿。这些国家通过一系列做法，与共产制度彻底决裂。最让我尊重的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弹丸小国爱沙尼亚，不畏俄罗斯的威胁恐吓，毅然拆除占领者留下的耻辱印记——“苏军纪念碑”，并计划修建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相呼应的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如立陶宛等公开支持其做法。爱沙尼亚知道，国家主权和自由价值神圣不可侵犯，美国支持其恢复历史真相的努力，现在再也不必看“北极熊”的脸色行事了。


“老欧洲”与“新欧洲”截然不同的“中国观”

除了在如何看待美国及其领导的反恐战争上“各自表述”，“新欧洲”与“老欧洲”对中国的态度也相差甚大。“新欧洲”各国经济缓慢起步，外贸对象主要在欧盟内部，以及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华贸易在这些国家的经济格局中并不占有显著的位置，所以各国政府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的时候，不必过多考虑政治立场对经济层面的影响。所以，他们可以更加从容、更加公正地面对中国，反倒比“老欧洲”的那些大国更敢说公道话。

“新欧洲”各国虽然缺乏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的实力，但道义立场十分明确。在这些国家解密的大量历史档案中，曝光了昔日共产党政权与中共合谋的种种黑幕，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均对中共的丑恶形象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单单是天安门广场的鲜血，就让他们终生无法忘却。这些国家拥有若干比较坚持原则的魅力型政治领袖，如哈维尔、瓦文萨等政治家，无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都不断地批评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并对台湾和西藏的处境有深切的同情。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不顾中共的干扰，多次访问台湾。他特意赴台湾出席“民主领袖大会”，向台湾民众分享捷克民主转型的经验，也盛赞台湾十多年以来的民主成就。其他东欧国家的政要、议员和知识分子领袖，也多次会见达赖喇嘛及其他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另外的一个例子是：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匈牙利驻美国大使馆向著名人权活动家吴弘达颁发了“自由英雄”奖章，以表彰他对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的无畏支持和几十年来历尽艰辛为自由、民主、人权不懈奋斗的精神。劳改基金会创始人、中国信息中心发行人吴弘达先生早年在中国地质大学求学期间曾经对苏联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发表过批评意见，并因此被划为右派，在劳改营度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岁月。匈牙利大使在颁奖词中说，向吴弘达先生颁发此奖章是为了表彰他“在支持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中体现出的勇气和为这一英雄行为而长期付出的艰苦卓绝的个人牺牲”、“这一切充分体现了他为争取自由、尊严、民主和普遍人权的始终如一的奋斗精神”、“我们匈牙利人民会永远感谢吴弘达先生，他冒着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危险来捍卫匈牙利人民的自由”。捷克、匈牙利等国根本不会看中国政府的眼色行事。

与之对比鲜明，“老欧洲”见利忘义的行径，不仅体现在“反美”上，还体现在“亲中”上。近年来，许多“老欧洲”国家丧失了对中共的警惕性，在中国大量投资，成为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助力。“老欧洲”的政界和商界的要角们，大都像鸵鸟一样，假装看不到中国独裁制度的本性，假装不知道正在中国发生的人权灾难，如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打压、对访民的迫害等等。大部分“老欧洲”国家对中共政权采取绥靖政策，乃是由经济利益决定的。由于一成不变地实施大政府、高福利的社会管理制度，西欧各国的经济长期萎靡不振，社会的创新能力处于停滞状态。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生机勃勃的美国尽占先机，作为全球经济和科技的领跑者。欧洲落后美国至少二十年时间。由于选票和移民的原因，“老欧洲”的各项社会制度积重难返，真是“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于是，某些“老欧洲”的政客，在走投无路之际，只好将中国这个新兴的大市场当作救命稻草。订单便是一切，什么产品都想卖到中国去——汽车、香水、磁悬浮列车……即使中共希望购买的尖端武器，用于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也照卖不误。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为了向中国出售空中客车、高速火车及汽车项目，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无耻地宣称，天安门事件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不必再揪住往事不放，大家还是开心地做生意吧。法国国防部长玛丽多次呼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以便让法国的军火商们从中渔利。然而，就在希拉克刚刚返回法国之后没有几天，中共当局就对广东东洲汕尾捍卫土地权益的村民开枪镇压。这是对毫无道义原则的厚黑政客希拉克的最大讽刺——天安门屠杀并没有过去，天安门屠杀仍然是在中国继续上演着的血淋淋的现实。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为了赢得中共的好感，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也承诺将在欧盟内游说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作为西方左翼政党社民党的党魁，施罗德的个人生活相当简朴，作风也比较亲民，但对振兴经济无能为力。在其执政期间，德国的失业率不断攀升，经济十分萧条。于是，他便寄希望于中国市场，率领庞大的企业家代表团访华，签署了大笔订单。有意思的是，在法国的政治光谱中，希拉克是右翼政客；在德国的政治光谱中，施罗德是左翼政客，但他们“反美”和“亲中”的立场，却惊人地相似。由此可见，在“老欧洲”，不管左翼还是右翼，只要能以反美为“政治正确”的标榜，只要能从中国捞到具体的好处，便可稳稳当当地掌权。

法国和德国试图出卖先进武器给中共政权，以赚取大钱。那么，中共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呢？它是一个只有依靠杀人才能维持统治地位的政权，一个未经选举的、缺乏合法性的政权。作为“名义上”的中国“公民”，我今年三十五岁，却从未参加过一次选举，从最高元首的选举到市长的选举，一次也没有。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选举，而是来自于武力，中共魁首毛泽东赤裸裸地宣布过：“枪杆子里出政权。”该原则在今天的中国并没有更改。因此，欧盟不应当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万幸的是，由于中共的胡作非为，使得这一努力付之东流——就在欧盟即将启动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时候，中共强迫名义上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磨刀霍霍的《反分裂法》。该法堪称战争授权法。震惊之余，欧盟收回了相关议案，即便法德两国在欧盟内部一言九鼎，也无力回天。

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是一种短视行为。短期内，它也许能给欧盟会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但长远而言，这一举动必将危害世界和平。在没有任何一个邻国能以战争威胁中国的情况下，中共当局却大肆提高军费，军费开支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从朝鲜到蒙古，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到缅甸，从泰国到越南，没有一个邻国敢于以战争手段威胁中国，除非该国自取灭亡。那么，中共为什么要拼命扩充武力呢？不顾民生问题而疯狂提升军费，难道符合“和平崛起”的政策吗？

以希拉克、施罗德为代表的“老欧洲”政客，无视中共政权依然在残酷虐待人民的事实，与中国独裁者们亲密无间地翩翩起舞。我在法国和德国访问期间，曾多次尖锐批评法德两国政府对中共的绥靖政策，两国官员们却王顾左右而言他。他们如此害怕中共，简直超过了当年害怕纳粹的盖世太保。由于中共当局软硬兼施，在欧洲大陆，从政客、商人、知识分子到汉学家、媒体，敢于公开批评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的正直之士，正变得越来越少。

不过，转机已经出现。施罗德和希拉克先后下台。德国新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新总统萨尔科齐都致力于修补与美国的关系，重建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德国总理默克尔是来自前东德地区的政治家，出身于一个倍受共产党政权歧视的牧师家庭，她本人就曾经生活在电影《窃听风暴》（又译《他人的生活》）所反映的那种环境之下。默克尔深知共产党的邪恶，不畏惧中共的强权和收买，在总理府会见达赖喇嘛，赢得了德国民众的尊重，当然也招致了德国企业界和某些功利主义政客的杯葛。而法国总统萨尔科齐比较油滑，不敢像默克尔一样对中国持强硬态度，宣称不会接见达赖喇嘛，但其政府内却有不少正直之士，如新外长库什内曾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权活动家，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深有了解，比起前任来，更加敢于对中共提出批评意见。“老欧洲”的一系列变化，使得“老欧洲”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开始向“新欧洲”靠拢。中共妄图向美国打“欧洲牌”，恐怕是缘木求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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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15.4.2008 19:33
标题: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香港民主党的创始人李柱铭，日前宣布不再参加下一届立法会的选举，以便让民主党完成世代交替，让年轻一代俊杰接过民主的火炬。激流勇退，对于任何一个政治家来说，既是勇气，亦是无奈。

没有李柱铭的民主党，由于党内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成熟的民主机制，魅力型领袖的去留，已无关党的兴衰存亡。所以，李柱铭虽然隐退，但民主党仍然有希望逆流而上，以更加坚定而踏实的政纲，获得广大香港市民的倾心支持。

但是，民主党可以没有李柱铭，香港却不能没有李柱铭。没有李柱铭的香港，没有“人权高于主权”的远象的香港，不禁让人忧心忡忡——其“自由港”的辉煌究竟还能持续多久？

作为久负盛名的香港大律师，在中共“六四”屠城之后，李柱铭与司徒华一起毅然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这是仁者之怒，从此他便走上了“骨头化成灰都要争取民主”的道路，由香港民主同盟到香港民主党，一直站在香港政治的风头浪尖上。

“六四”之后十九年的时间，如白驹过隙，弹指而过。当时诞生的婴孩，如今已经成长为青年人。而“六四”之正名、死者之抚恤、凶手之审判，仍然遥遥无期。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畸形繁荣，若干察言观色的香港名流巨贾，纷纷北上谋利赚钱，并以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红顶戴为荣，中国大陆的恶劣的人权状况，普罗大众的疾苦与哀号，根本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这些惟利是图的“香港同胞”，却口口声声地以“爱国者”自居和自诩，并将李柱铭钉上了“卖国贼”的“耻辱柱”。

人如其名，李柱铭背起的，是“耻辱柱”，也是十字架。为了民主的梦想，他不惜触犯民族主义的魔咒。近年来，中共操作民族主义，煽动民间的反美、反日、反台湾的情绪，以转移国内日益尖锐的矛盾与冲突。此种操作，在内地日渐娴熟，便移植到香港来，李柱铭遂被抹黑为“当代吴三桂”。当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毒剂深入香港的骨髓之际，香港离真正的民主自由亦渐行渐远。

李柱铭是一个追梦的人，为了民主之梦，他失去了回乡证，成为亲中势力集中讨伐的对象。可以设想，只要他放弃梦想，稍稍向北大人抛去几个媚眼，未尝不能混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当，甚至可能在北京、上海、广州开办律师行，财源滚滚而来。但是，他却坚守昔日的梦想，中联办副主任邹哲开指出：“叫他继续做梦，他有的梦还未醒，继续做!”邹主任不愧为李柱铭的知音：是的，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做梦的人，有一批永不放弃、无法收买的理想主义者。香港这个金元世界，因为有了李柱铭而有了梦想。如果失去了李柱铭这样的爱做梦的人，香港不知要寂寞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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