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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翟鹏举:感受右派—读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 [打印本页]

作者: jianglang 时间: 27.5.2007 16:27
翟鹏举:感受右派—读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反右50周年 我对章诒和很陌生，读此书才知道她就是头号右派章伯钧的女儿，也才知道她经历过天堂、地狱、（她曾因日记触怒江青集团被判刑20年，实际坐牢10 年）人间三重世界的感受。而她又生性不“顺适”[1]，由她来记述反右前后与父辈交往的几位历史人物（史良、储安平、章伯钧、康同璧、聂绀弩和罗隆基），份量自是不同。 章诒和在书的扉页有这样一句题词：“献给我的父亲母亲。”章诒和是很得父母宠爱而她也是深爱父母的，按说，她在这部珍贵的回忆录中，是应该有写父母的专章的，然而没有，一篇也没有。她是在写别人的文章中写到父母。好像是不经意的，实际上是刻意而为的史家笔法。表面看，她没有一篇文章专写父母，实际上却又是篇篇文章都写了父母。她对父母崇敬与挚爱之情溢于言表，但也不避讳父母的缺失。她以实录见证的笔法写人物，而又句句字字饱含血泪的感情。章伯钧夫妇地下有知，也当欣慰的吧！ 书名《往事并不如烟》显然是与“往事如烟”唱反调，有拒绝遗忘的对抗意味在。钱理群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拒绝遗忘》。为什么要拒绝遗忘？因为中华民族是个善于遗忘的民族，所以老是步履蹒跚，进展缓慢，有所谓“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帮假大空”之说。现在也还有些人在“向前看”的名义下，公开鼓吹遗忘，这也是文革博物馆迟迟建立不起来的原因。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民族的苦难不应该忘记，个人的苦难也不应该忘记，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的苦难更见根本。林贤治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人类的真理说到底是个人的真理”。[1]也因此，那些在历史的黑夜里受苦受难的冤魂特别值得记忆。 读罢此书，有三点感受挥之不去。其一，是觉得今日中国需要右派，右派多多益善。我说的是真右派，不是假右派。1957年共划了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名右派分子，[2]其实真右派并不多。我说的真右派，是指那些真正有些独立思想，真正看到了新政权一些体制上的蔽端，想尽知识份子之责，以言干政的人。张诒和写的几个人中，除史良是左派，康同壁是贵族外，其余四人都是右派，但只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三人才够真右派的资格，张伯驹和聂绀弩也还不够格。为什么说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是真右派？储安平批评的“党天下”，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提出的“平反委员会”，今天看来，都是颇具眼光，能击中要害的。是左派不敢想，中间派不敢说的地地道道的右派言论。把他们划为右派，并不冤枉。但“章罗联盟”纯属子虚乌有。章诒和写得很清楚，民盟是由三党三派组成，章伯钧、罗隆基各有自己的小宗派，二人政见也不同，常常是见面就吵架，这是周恩来、毛泽东都清楚的，反右期间，更无往来，何来“章罗联盟”？刚直的罗隆基气不过，但也只能冲着章伯钧大发脾气：“章伯钧，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 说罢，“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抛在父亲的面前，拂袖而去。”但脾气再大也没有用，“章罗联盟”的帽子还得稳稳的载上，这是政治需要。就像两年后强加给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一样，是否是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需要。“章罗联盟”不存在，不等于章罗的右派言论不存在。特别是储安平的“党天下”是直接以文章形式《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公开提出的，当时，谁敢向毛泽东提意见！实属胆大妄为的右派言论无疑。问题是这些胆大妄为的右派言论并不是胡编乱造，而是有理有据的公开的大会发言，是实话实说的苦口良药。即便说错了，也是一个公民应该享有并得到宪法承认的最基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这种言论自由的权利，不是谁赐与的，想给就给，想收回就收回；也不是法律赋予的，它先于法律，它是人生而自有的，是天赋的，它可以被强权剥夺，但有罪的决不是言论者，而是强权。这叫侵犯人权罪。言论自由，是人权的第一要义。鲁迅说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也是讲人的基本权利，但生存和温饱，动物也需要，只有第三项“发展权”才是动物所没有的，也才真正把动物权和人权区别开来。什么是“发展权”？言论自由是最重要的发展权。没有言论自由，不要说绝难发展，就连生存和温饱也会受到威胁。只要想想“三年困难时期”就知道，如果那时有言论自由，人人能说真话，会饿死三千多万人吗？当然，这种人权观念是从西方来的，不是本土固有的。本土固有的，只有血淋淋的文字狱和言论罪，是君权第一，而不是人权第一。但难道这种先进的文化观念，就注定西方人才配享有，中国人就不配享有吗？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权不能分割的道理。对别人的人权受到侵害，你无动于衷，说不定某一天苦果会落到自己的头上。罗隆基与彭德怀是连襟，罗因言论罪成了右派，被打下十八层地狱，有人问彭德怀的感想和看法，彭说：“应该、应该。”两年后，彭又因言论罪被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尊重别人人权的苦果落到了自己的头上。国家主席刘少奇，党总书记邓小平，官也够大的了，为什么主席一声令下，就乖乖倒下？不也是被封住了嘴吧没有还手之力吗？刘少奇的最后一招是搬出宪法，但没有用，毛泽东说了算，人治大于法治。毛泽东说，“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这话说得不错。错在对左中右作出的价值判断，错在左中右的划分标准是自我立法，自我划线。左就一定好？康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左派，可现在谁说康生好？右就一定不好？顾准被两次划为右派，现在谁不说顾准好？倒是中国最后一个贵族康同璧对右派的认识比许多人高明，她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正紧，右派声名狼藉的时候，敢于说：“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是大好人。”她不仅公开宴请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吃饭，还敢把从成都看守所潜逃回北京的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藏要自己的家里。章诒和对右派更是充满感情，这不仅是因她深爱着的父母都是右派，还因她在与罗隆基、储安平、聂绀弩、章伯钧等大右派的接触中，感受到的真才实学和为人的可敬可爱。全国五十五万右派中，据说只有五人未获平反，其中就有章诒和写到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为什么五十五万都平了反，而要独独留下五人？据说是以示反右并没有搞错，只是扩大化了而已。但我是宁愿相信张诒和书中所写，而不相信官方媒体传来的信息，这也是我几十年老是受骗引来的一点教训。民盟中央在1985年和1988年，分别举办了章罗九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章罗被公认为“著名的爱国主义战士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这大概可看作棺盖论定。会上，有沙千里的真诚忏悔，他说；“我以前，一向看不惯罗隆基，所以反右时很积极，‘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认识到罗隆基在大节上，始终是没有错的，为此，我一直愧疚。”在反右的积极分子中，有沙千里这种忏悔心情的，还不是很多很难找。沙千里晚年扳依佛教，是老一辈人中，觉醒较早的少数几位佼佼者之一。也许最让他俩咸到慰藉的是《大英百科全书》收入了他俩的词条，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份，被历史承认与记载。实在说来，中国的这些所谓右派，不就是有一点独立精神，敢讲一点真话么，中国实在太需要这种人了！这种人永远不嫌其多，只嫌其少。可怜这种太少的人也全都在强权高压下缴械投降了。这究竟是知识份子的悲哀，还是时代的悲哀？有人在反右时问毛泽东，鲁迅如果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直言不讳：“要么他识大体，默不作声；要么被关牢里继续写他的。”[2]这就是鲁迅还活着的下场。毛泽东太了解鲁迅了，鲁迅的个人性太强，是不会改变与权力抗争的本性的。毛泽东也太了解自己了，自己的秦始皇加马克思的绝对权威是不容挑战的。而且知识份子在毛泽东眼里，只是工具，是可以改造利用的工具，工具可用则用，不可用就扔掉，或更换新的，所以有刘少奇“驯服工具论”应时而出。只是刘少奇自己未能做到完全“驯服”，终于也未能逃脱被扔掉的命运。但人毕竟不是工具，把人当为工具的野蛮时代迟早会成为过去，人之为人的文明时代迟早会到来，但前提是：要有人的普遍觉醒。 我读此书的第二点感受受是：批斗文化太扭曲人性。我看过沙叶新写的《表态文化》和《检讨文化》，确是写得好。{3}他还想写《宣传文化》和《献媚文化》。可惜我尚未读到。但他似乎忽略了《批斗文化》，其实《批斗文化》才是最要命的。表态、检讨、宣传、献媚都是《批斗文化》逼出来的，前者是果，后者是因。《批斗文化》绝对是中国的特产。有人说斯大林就搞过，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是从苏联学来的。不错，苏联是搞过，但中国“拿来”后，有创造，有发展，加进了自己的东西，成了地道的中国货。苏联搞过大鸣大放以引蛇出洞吗？苏联搞过“早请示、晚汇报”的造神运动吗？苏联搞过“四大”（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连、大辩论）吗？“四大”有了红卫兵参与，把批斗文化发展到登峰造极。批斗比严刑逼供厉害，严刑逼供是肉体的折磨，批斗除了肉体的折磨外，还有心灵有折磨。让你在大众面前受辱、自污，把你搞臭，成为过街老鼠，让你活着，却令你生不如死。而且这批斗的效果是双向的，既是惩治被批斗者，是也教育批斗和围观者，今天的批斗者和围观者，明天也极可能成为被批斗者，让你互相撕咬，互相提防，借以比赛谁最忠，谁最左，谁最革命。以假大空为荣，以真善美为耻，人性被扭曲得不成样子。有人早就说过，这是最可怕的政治腐败。这种政治腐败的特点，就是人人假大空，不说真话。这是一种全民腐败，无论批斗者和被批斗者，都是一次灵魂虐杀。沙叶新有一段话讲到“检讨文化”对心灵的伤害，说它“是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它剥夺了你的尊严，妖魔了你的心灵，让你自虐、让你自污，让你自惭形秽，让你自甘羞辱，让你精神自焚，让你灵魂自缢，让你自己打自己耳光，让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最丑陋、最最卑下、最最错误、最最必需改造的人！”[5]这段痛快淋漓的话，虽还不足以完全说明批斗双方造成的灵魂伤害，但对被批斗者一方来说，是说得很到位、很精辟的。在这种群众斗群众的氛围下，没有不投降的，罗隆基是硬汉子，开始拒不承认“章罗联盟”，也拒绝自己是右派，还敢指天发誓：“即使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阴谋。”这当然是真话，罗隆基要反党，他怎么会老蒋请他当部长他不当，而要千里迢迢跑到共产党这边当部长（罗是森林工业部的部长）？他不过是想在共产党的地盘上保留一点独立性而已。而这，恰恰犯了毛泽东的大忌。大家当然是听毛泽东的，毛说有个“章罗联盟”，就一定搞出一个“章罗联盟”才肯罢休，“七斗八斗，从盛夏斗到严冬，使心力交瘁、气血两空的罗隆基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把“章罗联盟”的帽子规规矩矩地载在了自己头上。 在这场马拉松式的批斗中，有两位女将不能不提。一位是史良，一位是浦熙修。史良是七君子之一，是反国民党独裁专制的女中毫杰。在私人关系上，她追求过罗隆基，与章伯钧的私交甚笃，且往来密切。她把章伯钧在反右初期在她家给她说的私房话（说“胡风、储安平要成为历史人物”，说“卢郁文是小丑”，“而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才有定评”）在大会上和盘兜出，并且质问章伯钧：你是《光明日报》的社长，应该知道储安平背后的大人物是谁，并点名要他交代和储的关系。无疑，史良在关健时刻出卖了朋友，反右斗争的缺口被她从内部炸开，为反右运动立了头功。这是很需要一些勇气的。另一位女将浦熙修，是与罗隆基同居十年的密友。她揭发罗隆基的题目是：《披着羊皮的狼》，从生活问题入手，上纲上线，把罗隆基说得一无是处，臭不可闻。罗隆基多年后，还不无伤感受地对人说： “你们可知道，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第之语，也当着政治言论，拿到大会去揭发，是条条致命呀！难怪孔老夫子要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浦熙修因为有毛泽东点名，还是被划成了右派；又因她揭发有功，得到了从宽处理的优待。 钱理群曾提出做人的三条底线：第一条，要说真话，不说假话；第二条，实在不能说真话，就保持沉默；第三，保持沉默也不能，不可出卖朋友。刘晓波不同意钱理群的观点，批评钱理群在说真话的立场上，一退再退。主张做人的底线就是一条：说真话。我觉得二人在主张说真话这一点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刘晓波把做人的底线订得高一些，钱理群把做人的底线订得低一些。在相对宽松的条件下，以采用刘晓波的标准为是；在人文环境绝对恶劣的条件下，钱理群的标准无疑更符合实际。以此衡量史良和清熙修，她们确是违背了做人的最低标准的底线的。这也是批斗文化造成的人性扭曲的典型例子， 我读此书的第三个感受是：我看到了一群有些人样的政治贱民。西方基督教文化讲所有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无论总统或平民，在上帝面前一律是兄弟姊妹。中国不同，中国文化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过去有“九儒十丐”之说，反右以后，把右派和地富反坏连在一起，再加上出身不好的，都是典型的政治贱民，是备受歧视的。右派因为都是知识份子，情况更复杂一些，有戴帽的，有不戴帽的，还有坐牢的，一般都活得艰难、很窝囊，活得有人样的极少。章诒和写的这群右派有些例外，也许他们是大右派的缘故，政治上把他们彻底击败后，生活上是给予了一些优待的。章伯钧从行政三级降到七级，仍然出入有车，罗隆基从行政四级降到九级，专车没有了，还大发骚。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几千万人，他们却每天早上仍能吃到牛奶鸡蛋。这就是说，他们政治上是人下人，生知上仍是人上人。又因他们都在海外学有专长，西方那套民主政治深入骨髓，虽然在政治上缴械投降了，但在思想上并未缴械投降。他们本来只是新政权的客人，而不是主人，现在客人也当不成了，本来还可以选择当奴隶或奴才。但当奴才，他们不愿意；当奴隶么，主人又不给工作。这样他们实际上就主人、客人、奴隶、奴才都做不成，成了社会十足的多余人。处于人不人、鬼不鬼的尴尬境地。过去的亲朋好友，一个个离得远远的，连右派们也互不理睬。首先起来打破这种沉闷空气的是罗隆基，他也不避嫌，偏要去章伯钧家，他去章家路并不远，自己坐车去就行，可他偏要打电话到政协，叫政协派车，政协也就果然给他派了车。接着，章伯钧结交了新朋友——康同璧母女，[3]并以康章两家为据点，主动与一批右派朋友（如储安平、黄绍宏、黄琪翔、张伯驹、陈铭枢、章乃器、邓季惺、赵君迈等）往来，一次聚会，章乃器西装革履，章诒和觉得奇怪，便问：“章伯伯怎么今天像个首长的样子？”章乃器回答：“我这是人的样子！”这种要显示“人的样子”的感情，对这些大右派来说，太强烈了。一次，罗隆基新结识一位女友，其兄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得知妹妹与罗隆基过从甚密，勃然大怒，喝令妹妹与大右派断绝关系。这在一般政治贱民，也就忍气吞声，算了。可罗隆基不，他不能容忍这种侮辱，特从政协叫了车，找到了副院长，郑重相告：“今日以前，我与令妹不过是朋友；此刻，我与她在恋爱；将来，我与她是夫妻——我是右派，我也是公民。无人可以剥夺我的权利。” 说罢，不等副院长开口，即转身而去。 罗隆基是留美的法学博士，公民意识特强，“什么是叫共和国公民，他毛公知不知道！”这也是他当了右派后与朋友聊天时说的话，够嚣张的了，其实也不过是这些大右派们在被剥夺了人的权利后，要显示人的尊严的一点最后抗争而已。等到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来临后，这些大右派们要争人的基本尊严的一切努力就通通失败。罗隆基还算幸运的，死于文革前夕，是心脏病发着，死在自家的床上。死时身边无亲无友、无妻无子。实际上是孤苦零仃，悒郁而死。储安平、黄绍宏就没有这样幸运，是吃够了文革的苦后，自我了结的，储安平连尸体也寻不着。章伯钧的结局也好不到那里去。无宁说更凄惨，红卫兵抄家时，把他一生收藏都抄走了，他想把自己写的一本诗集保存下来，自己的家是不行的了，便想让女儿带到正借宿的康家暂时藏一藏，谁知又被早成惊弓之鸟的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发现，非叫拿走不可。章伯钧知道实情后，长叹一声，“烧了吧，保命要紧。”章诒和讲她烧诗时的心情：“看着它变成灰烬，眼泪顺着脸颊流淌。耗子还会打洞藏食呢，我恨自己连个耗子都不如。”一年以后，章伯钧死于病。怎么死的？“终极原因是自己不想活，是包括亲人在内都难以理解的心灵创痛，精神孤独，以及耻辱、疲惫、消沉，这使得他决意告别这个已是一无所求的纷鳘世界。生命之于父亲，真是一个过于奢侈的字眼，胸中填满了痛苦与悲愤，走了。” 另外两名大右派——张伯驹和聂绀弩倒是遨过了文革，在新时期有过短暂的辉煌，可惜年事已高，已是夕阳黄昏，力不从心了。张伯驹是有名的民国“四公子”[6]，是著名画家，又是中国第一收藏家。他收藏的都是价值连城的天下绝品，全部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他被划为右派后，同章伯钧有一次谈话，足见他平和的宠辱不惊的心态。他说：“章部长，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的人，生活是琴棋书画。用我，我是这样。不用我，我也是这样。”章伯多逝世，女儿正坐牢，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全都有躲得远远的，而交往不久也不深的张伯驹夫妇却成了登门吊慰死者和生者的第一人。张伯钧对章诒和母亲说：“伯钧先生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自己本已不幸，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这个评价，用在他自己身上，也完全适合。 聂绀弩是诗人。论革命资历比这些大右派都高，论个人遭遇却比这些大右派更凄凉。他1955年因“胡风问题”被撤职处分，1958年补划为右派，文革中，又因痛骂林彪被判终身监禁。林彪倒台后五年，以莫明其妙的“军警特”身份获释。获释后始知女儿女婿自杀，对老妻又心生疑窦，心情自然好不起来。他多次对人说：“还是监狱好。”可见对社会、对家庭，他都失去了信心。这时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光亮，是诗。这反倒促成了他诗创作的一个高峰期的到来。他的诗（旧体诗），正如张诒和说：“形类打油，旨同庄骚，人称聂体，是异端诗的高峰。”我看，恐怕也是中国写旧体诗写得最好的最后一个人。他有一首赠李健生（章伯钧夫人）的诗是这样写的； 幺女归才美， 闲官罢更清。 中年多隐痛， 垂老淡虚名。 无预北京市， 宁非李健生。 洒杯当响碰， 天马要空行。 四联全用对仗，语言口语化，又字字句句都说到李健生的心坎上，敲打着她的心灵。又有一种看透人生的庄骚味。非大手笔不易做到。再看一首他自韪《八十》的七律诗： 子曰学而时习之， 至今七十几年时。 南洋群岛波翻笔， 北大荒原雪压诗。 犹是太公垂钓日， 早非亚子献章时。 平生自省无他短， 短在庸凡老始知。 这首诗的诗眼，在颈联五六两句，把自己异端思想表露无遗。 他的这些诗，后来都收入诗集《散宜生诗》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有人问他为啥找胡乔木写序时，他勃然大怒：“妈的个比，我的书本来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这是怎么回事？是胡乔木的序写得不好吗？肯定不是，胡乔木对他的诗评价很高。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有类似的经历，也许能解释聂绀弩的这种复杂心情。找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人为自己的书写序，这种事确是有的。多半是受好心人耸恿，为了便于出版、发行，或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是未能免俗，聂绀弩违心地同意胡乔木写序，而内心又总感到别扭，毕竟胡乔木与他是不同道的两路人，他没有必要去高攀，别人会怎样看他姑且不说，自己也觉得是对人格的一种贬损。所以，当有人担起这事时，就刺痛了他敏感的神经，他暴怒骂娘了。 聂绀弩在狱中，读《资本论》读了十七遍，章诒和问他读后的感想，他说：“最大的感想就是怀疑理想。”这跟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认识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一些人是因思考而受难，那么，顾准、聂弩绀就是因受难而思考。只不过，顾准是用逻辑思维思考，聂绀弩是用形象思维思考。 全国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名右派分子，在强权高压下，全部缴械投降，这并不可耻。这正如战场上的士兵一样，仗实在不能打了，选择投降是不应受到责备的。要紧的是胜利一方，不能任意虐待或侮辱俘虏；失败一方，也要有人格的尊严，守住内在的自由，不泯灭良知良能。应该说，章诒和写的这几拉右派，都是守住了这个底线的。他们被剥夺了人的权利，但名义上仍然是公民；他们没有了个人的声音，但仍有个人的思想；他们倒下了，但并未完全扒下；他们是宁愿作奴隶，也不愿作奴才；他们在苦难中，却牵挂着比自己更苦难的人；他们是鲁迅所说的“非人”，但仍保有可贵的灵魂。所以我把他们看为有人样的政治贱民。这与其说是贬称，不如说是尊重。因为我看到一些人沦为右派甚至被平反后，就再也找不回人的原样了。右派中，有先知先觉的，有后知后觉的，有半醒状态的，还有始终未醒的。顾准当然是最深刻的先知先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也应该属于先知先觉之列。聂绀弩就是这样认定的，他对张诒和说：“你的父亲是先知先觉，你的母亲是大慈大悲，你应该为父母感到自豪。”后知后觉的自然更多，聂绀弩是突出者之一，煦我看，舒芜也该列入棱中，他虽然有负于胡风，有不光彩的过去，但他走了一圈后，终又回到了“五四”的起点，有“入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这就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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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ili8888 时间: 27.5.2007 23:15
好文章!顶!!!让更多的人看到. 往事不该如烟!!!!!

作者: jianglang 时间: 28.5.2007 10:54
杨光：反右运动中的“两个毛泽东” 请看博讯热点：反右50周年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5月27日转载) 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系列 作者：杨光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关于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五十年里一直有诸多争议。鉴于反右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鉴于反右运动的发生机制至今尚未消亡，也鉴于反右运动的历史后遗症至今未能痊愈，围绕这些争议，也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挖掘。 一、两个毛泽东？ 反右运动最有争议之处莫过于毛泽东的角色问题。因为在反右前后出现了“两个毛泽东”：第一个是唐太宗式的——虚怀若谷、宽厚仁慈、信誓旦旦、诚意动人，第二个是朱元璋式的——阴险毒辣、翻云覆雨、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一般认为，从1955年底到1957年5月初近一年半里的那个毛泽东是第一个毛泽东，1957年5月中旬则是“两个毛泽东”的明显分界线，以5月15日毛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为显著标志。但此文当时只下发给党内高干阅读，党外与公众并不知情。在接下来的二十几天里，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仍然还在响应第一个毛泽东的号召，兴致勃勃地给党提意见、帮党除“三害”，而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官员则悄悄按照第二个毛泽东的秘密指示，鬼鬼祟祟地、紧锣密鼓地实施“张网捕鱼”、“聚而歼之”的“阳谋”。到了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第二个毛泽东的狰狞面孔才公然亮相。 从时间上看，“两个毛泽东”似乎是一前一后、截然分开的。然而，当我们细读毛1956年11月15日、1957年1月18日和27日的几次讲话，又发现毛泽东的变脸在时间上并非如此泾渭分明：他的第二张面孔分明早已有所显露。这“两个毛泽东”似乎又是相互穿插、相互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为理清“两个毛泽东”的脉胳，让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毛泽东当年大相径庭、自打耳光的两手表现吧。 唐太宗式的毛泽东： 1、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主旨是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要求“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会议认为“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虽然会议的主角是周恩来，但毛泽东在最后一天也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他号召“团结党外知识分子”，并完全支持周所作的报告。稍后，于3月3日闭幕的第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再次重申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召开这两次会议的时间值得特别注意，知识分子会议召开于苏共二十大之前，统一战线会议几乎与苏共二十大同时，这表明，这个唐太宗式的毛泽东并不完全是由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激发出来的。 2、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的开明表演一发而不可收。其开明的程度不仅大大超出了其党内高级同僚，甚至也大大超过了刮起“解冻”“十二级台风”的赫鲁晓夫本人。1956年4月至5月，毛的开明表演达到了第一个小高潮。4月25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4月28日又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次讲话不仅出笼了著名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原则和“双百方针”，更充满了在那个时代令人瞠目结舌的大胆的新观念，诸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反革命的积极因素”、“民主党派万岁”、“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要敢于刊登那些骂我们的东西，包括蒋介石的讲话和美国之音的广播（否则就有片面性、容易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党中央不编写党史，历史研究应该独立”、“要保护反革命分子的合法权利”等等。虽然毛的原始讲话并未公开发表，这些新说法多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或者通过陆定一、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嘴巴说出来，但是很明显，这些说法的发明权只可能属于毛泽东。若没有毛的首创，其他人是绝对没有胆量、没有魄力说这些大话的。与毛罕见的开明姿态相对应，1956年也就成了整个毛泽东时代唯一一个没有搞过大规模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年份。 3、1957年2月至3月，波匈事件后中共惊魂已定，毛泽东的开明表演达到了一个大高潮。毛2月27日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作长篇即席演讲。他的讲话令人振奋，引起了全球好评。老对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说：“我把这一篇演讲读了好几遍。这一类的演讲是要多读的。”这两篇讲话完全没有架子、没有空话、没有官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遗余力地号召鸣放。毛宣称党和人民之间有矛盾，主要责任在领导者，因此要团结有不同意见的人（包括流沙河那样“有杀父之仇的人”也要团结）。他鼓励甚至是恳求大家要无所顾忌地批评党、大胆地给党提意见，意见不论对错，一律言者无罪。其心胸之坦荡可昭日月，其态度之诚恳可动天地。这个唐太宗式的毛泽东此时大约已臻化境，谁还能怀疑这样一个推心置腹、披肝沥胆、掏心挖肺的英明领袖呢？就连一向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翻译家傅雷先生也都有了鸣放的冲动，他写信给儿子说：“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他们（波兰）的知识分子彷徨，你可不必彷徨。伟大的毛主席远远地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讲完话之后，毛泽东便一路南行做“游说先生”，全力推销他的“大民主”。在 4月30日与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的座谈会上，毛还一本正经地提醒储安平别忘了“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五一节之后，这位唐太宗式的毛泽东才稍事歇息。好话已说尽，烈火已点燃，第一个毛泽东悄然隐身，退到幕后。 朱元璋式的毛泽东： 1、值得重点关注的是毛泽东在56 年底、57年初波匈事件稍后在八届二中全会和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这两次讲话与他在其他公开场合的言论有明显区别，显得有些诡异。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毛声明他赞成“大民主”、赞成“闹事”，理由是“大民主”可以用来反对官僚主义。他说：“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又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但是，接下来，毛泽东话头一转，却又将“大民主”的矛头指向了与官僚主义不太相干的“民主党派”和“教授”。他说：“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这段话表明毛并不信任民主党派和“教授”，并不打算将“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权利赋予他们，“长期共存”似乎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事情，这就与他此前此后的其他公开言论明显相左。这个讲话的重要性在于以下两点：一是它对群众闹事的赞赏态度，提前十年透出一股文革气息，二是它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使他其后五个月中的唐太宗式表演显得没有根基。 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更加放言无忌了。他公开表达了对苏共二十大、对赫鲁晓夫、对波兰匈牙利的反感与厌恶，而且，他明白无误地说出了“引蚂蚁出洞”、“让反革命分子暴露、孤立”、要“锄草”等等不无歹毒的阴暗想法。他说：“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有些同志好象很怕。我说来一个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这些话似乎是一番预告，也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恰好与后来的“阳谋”一说前后呼应，为他自己提供了一个自圆其说的难得证据。 2、到了1957年5月中旬，第二个毛泽东的那副朱元璋面孔终于纤毫毕现。5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5月15日毛写《事情正在起变化》，5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5月20日下发《关于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的指示》， 6月6日下发《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以上文本均为党内绝密，“助党整风”的那些鸣放之士被蒙在鼓里，完全一无所知。而各级党组织凭着毛的这些秘密指示，“硬着头皮”做出“只放不收”的表面架势，公然大设骗局、大说假话、大施“阳谋”、大做两面派、大摆鸿门宴，全党上下争当伪君子、抢做真流氓，忙着张网以待、诱人入罪。 3、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文件《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毛突然间露出底牌，鸣放嘎然而止，接着便山河失色，鬼哭狼嚎。什么“猖狂进攻”，什么“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什么 “章罗同盟”，什么“利令智昏”，什么“六条标准”，这些东西，全都是些无中生有、生编硬造、强词夺理、无理狡辩、胡说八道、鬼话连篇的无稽之谈。毛泽东本人或许也感到有一丝缺德寡信、自打耳光的尴尬，他讪讪地说：“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他们有罪。言者无罪对他们是不适用的。”毛泽东的“右派言论”比朱元璋的“谋反”还要厉害，一条罪名横扫全国，几百万个家庭人仰马翻、鸡犬不宁。 二、三种解答 人们要问：这“两个毛泽东”是如此大相径庭、云泥天壤，究竟哪一个是真面目、哪一个是伪装？抑或两个都真、两个都假？他们是“一分为二”的、还是 “合二为一”的？或者换一种问法：是开明的唐太宗遭到了一帮恶意文人的误解、歪曲和利用，或者遭到了一批保守官僚的反对、抵制和违抗，他无法收场，见势不妙，这才只好玩川剧变脸，摇身一变朱元璋？还是狭隘的朱元璋故意将自己伪装成开明的唐太宗，下圈套、放诱饵、设陷阱，原不过就是要“引蛇出洞”、“诱敌深入”，以便将那些不知深浅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 这个问题当然不仅仅涉及到毛泽东个人的人品与信用，更关乎真相、公理与道义。问题的核心显然是如何解释毛泽东的忽然变脸：是临时起意、防卫过当？是违背本心、迫不得已？还是蓄谋已久、精心布局？一直以来，说法很多，但亲历者、知情人和史家都并未给出一个十分圆满的解释。毛泽东本人的“自供状”就是所谓“阳谋”说，但阴谋、“阳谋”一字之差，听起来更象是一个被抓现行的流氓作出的苍白无力的狡辩。 对于“两个毛泽东”的问题，大致有以下三种解答： 第一种观点认为确有两个毛泽东，两者均为真，且两者均有理。这种观点出自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具体体现在邓的若干讲话和中共中央 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中。邓小平曾是反右运动“副统帅”（此头衔由毛在反右后期亲口加封，“邓副统帅”比“林副统帅”整整早十年），是当年毛最最宠信之人，也是反右运动的主要执行者之一。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这意思就是说，第一个毛泽东搞整风，纯出于发扬民主的一片善意，既无阴谋亦无“阳谋”可言；第二个毛泽东搞反右，实出于右派自找倒霉，毛天子一怒，正确必要，缺点是“扩大化”了，这全要怪右派分子太“放肆”，自己硬要往枪口上撞，找死不看日子。但这段话有一处明显的事实错误，众所周知，最积极“鼓吹所谓‘大鸣大放’”的那个人不是右派，恰恰是右派的冤家对头、邓小平的大老板毛泽东。在1981年《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邓小平的理由是只许毛邓放火，不许右派点灯，人家说几句大实话就是“杀气腾腾”，他们逼得数百万人家破人亡、走投无路倒一点也不“杀气腾腾”。当然，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主要当事人和政治上的获益者，屁股决定脑袋，他持上述观点不难理解。 第二种观点认为只有一个唐太宗式的毛泽东，即第一个毛泽东才是真实的毛泽东，而后面那个言而无信、缺德寡义的毛泽东则多多少少是违心的、被迫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中大致持此种看法。在他看来，毛追求更多的民主、更高程度的“自由化”、更理想化的统治模式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其来有自、有迹可循的，这符合毛的一贯思路，应属真诚可信。麦克法夸尔将从“百花”政策到“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到文革“大民主”实践看作毛矢志不渝推行其“自由化”政策的持续过程。而毛泽东之所以不得不在1957年中途变卦，主要是因为受到了以刘少奇、彭真为代表的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势力的巨大压力。毛自己曾承认党内有90%以上的人不赞成他整风。麦克法夸尔对此有更加精细的分析，他不仅看到了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的毛、周、邓与刘、彭之间不同的政策偏向，甚至还从刘少奇在毛作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那张公开照片（57年3月3日发表）中的罕见缺席，从各高级官员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三害”顺序的不同排列中注意到了党内存在着普遍的意见分歧。 依麦克法夸尔的观察，在整风问题上，中共政治局里有一半人反对毛（他们包括刘少奇、朱德、彭真、彭德怀等），且至少有九个省的第一书记也反对毛，这九个省的人口占全国的40%。莫里斯•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理查德•所罗门在《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也将党内压力当作毛放弃整风转向反右的主要原因。依麦克法夸尔等美国学者的说法，毛泽东的屈服埋下了毛刘持续冲突的祸根，也就成为文革的一大根源。那些消极整风积极反右的党内同事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率先遭到了毛的整肃。但上述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57年5月并未召开过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议，因此，正如号召鸣放、发动整风是毛几乎独自一人作出的决断，发动反右也几乎由毛独自一人作出决策。不管毛曾经遭到多少压力，但无论如何，正是毛泽东本人而不是刘少奇或彭真第一个提出要反右，在反右运动中，毛也表现得最积极、最热烈，他亲自撰写社论、亲笔拟定指示、亲手给第一批大右派定性定罪、亲自确定划右派的百分比，如果把这些行为通通解释成压力之下的被动行为，显然缺乏说服力。 第三种观点认为只有一个秦始皇与朱元璋式的毛泽东，即第一个毛泽东是阴谋和伪装，第二个毛泽东才是真面目。这种观点流传最广。它首先来源于毛泽东本人，即他的“阳谋”一说。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也认为毛是用百花政策设骗局，杜勒斯亦曾提醒人们毛有可能是要诱人入罪。李慎之在《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中说：“毛主席是何等样人物！……他怎么能为罗隆基的一句‘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就沉不住气而龙颜大怒呢？毋宁说为大鱼游入网内而高兴的可能性还更大些。” 李慎之以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关键证据，认为毛至迟在57年1月之前就已经做出了欲擒故纵、诱敌深入的“战略部署”。至于此后的言行，那就只能是装模作样、巧言令色、至阴若阳、大伪若真了。应该说，毛泽东“引蛇出洞”确是有明显动机的，东欧刚刚发生了波匈事件，毛泽东希望避免在中国发生同类事件，所以要将潜在的“裴多菲俱乐部”诱发出来一举消灭，目的是防患于未然。另外，“引蛇出洞”这种方式也符合毛一贯阴险狡诈的行事风格。匈牙利事变十万火急之时，毛泽东还给在莫斯科的刘少奇、邓小平发去一个奇怪的指示，说“最好让反革命多暴露一些”，然后苏联再出兵镇压。毛两个多月后对中国的省市委书记们说：“出了乱子，那个脓包就好解决了，这是好事。”又说：“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看起来，毛泽东对右派分子将会利用“大民主”的机会“向党猖狂进攻”应该不至于感到太意外。 李维汉、薄一波、李志绥认为毛最初没有料到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会那么不识抬举、那么“放肆”，毛因“上当受骗”而极度愤怒，而按李慎之的说法，事情应该是相反，鱼儿上钩了，那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高兴还来不及，他又怎么会愤怒呢？照此说来，毛泽东当然不是唐太宗，他连唐太宗的影子也不曾有，倒是比朱元璋、秦始皇还厉害一万倍。误将劫匪当救星、错把狂徒作圣人，这就要怪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眼无珠了，否则老毛怎么会讥笑“知识分子最愚蠢”呢。然而，“引蛇出洞”的观点也还有一些疑问：这种毫无诚信、丢人现眼的缺德事毛为何不交给其他人去做？由别人出面整人，整到人仰马翻的时候他再出来作最终仲裁岂不是既占了便宜又不失人心（如延安整风时为“抢救运动”道歉一样）？再者，毛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张罗起来的鸣放和整风，却只持续了短短五周就紧急转向，这怎么看也不太象是一副“阳谋”在胸、运筹帷幄、气定神闲的样子，倒象是下错了赌注不认帐要耍赖要动粗的流氓作派。如果毛早就谋略已定、目标明确，他固然是要瞒着那些注定要倒霉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但他又何必瞒他的党内同事那么久？他又何必反扑得那么仓促、那么突兀？ 三、反右运动有“战略部署”吗？ 关于毛泽东的很多神话都已经破灭，但是，有一个神话人们却一直很少去深究，这就是关于所谓“战略部署”的神话。李慎之说：“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正如陈毅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的诗里所说‘从来能兵观远略，于今筹划赖雄才’，他就是这样一位罕见的善于筹划远略的雄才。”文革时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一度被渲染得神乎其神，成了一种神秘主义的政治巫术，各派“群众组织”一个个似占星术士一般，竞相以参悟、领会毛的“战略部署”为能事。如果“战略部署”指的只是暂时不便公开或不便由毛本人亲自公开的整人阴谋，毛泽东确实一向不缺，但如果是指一套系统完整的、既定不变的、高瞻远瞩的政治行动总方案，谋定而后动，按部以就班，那么，将这个词组用在毛泽东身上恐怕就有些言过其实了。毛泽东何曾有过这样一套高深莫测的“战略部署”？如果有的话，难道饿死四千万人也在大跃进的“战略部署”之内？难道庐山会议的临时变卦、接班人的十年三变、林彪叛逃、邓小平翻案、华国锋逮江青也都在他的既定“战略部署”之内？如果这些都在其内，他的“战略部署”未免太离谱，如果都不在其内，那他的“战略部署”又岂不是太弱智、太短视？ 具体到反右运动，欲解开“两个毛泽东”之谜，恐怕也得先破除“战略部署”的迷信。以我们目前所能掌握的信息，很难认定毛泽东（或中共中央）在整风、鸣放之前已经有一套明确、既定的“战略部署”。 第一，麦克法夸尔所说的“自由化”、“民主化”显然不是毛泽东的长远规划。说“显然不是”，是因为这与毛、与中共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完全不搭界。以毛而言，他确实在40年代曾赞赏过西方式民主，但终其一生，他从未想过要把西方式民主理念“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长期浸淫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组织与政治氛围中，加之中国专制王朝的政治传统已沁骨入髓，在他心里，即使偶尔冒出一丝“自由化”的思想火花，也注定只会昙花一现。早在江西苏区时毛就主持过骇人听闻的“反AB团”，延安整风时又曾马不停蹄地“抓特务”、“审干”、“抢救运动”、杀王实味，而就在提出“双百方针”前不到一年的时候，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亲自操刀，发起了党内肃反和“反胡风运动”。无论如何，毛身上的朱元璋+斯大林基因绝对压倒李世民+“自由化”基因。 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毛泽东在1956至1957年初的那一段时间确实有过一些另类的“自由化”设想。因为斯大林主义的声名狼藉使毛不得不丢弃 “中国的斯大林”这一顶桂冠，同时，他认识到在英国、美国、法国的制度下不会出现斯大林那样的错误，这也就使他有了改弦更张、走出苏联模式、超越苏联经验的冲动。毛泽东急于向中国、向社会主义阵营、向全世界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毛泽东绝不是另一个斯大林，他与斯大林完全不同，他比斯大林开明、宽厚、仁慈、民主得多！因此，与其象麦克法夸尔那样将毛在反右前的一系列开明表现视为一种“自由化”的政治取向，不如将其视为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一种应变反应。这种反应是暂时的和缺乏根基的，与毛的一贯言行和中共的政治传统是不大协调的。当然，它们与“战略部署”的关系不大，而政治机会主义的成分要更多一些。 第二，“引蛇出洞”的阴谋或“阳谋”也不是毛泽东既定不变的“战略部署”。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毛刚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他不会有“引蛇出洞”的想法。如前所述，此时的毛泽东乃是以自我区别于斯大林为第一要务。可以想见，那一年里毛泽东备感压抑，苏共二十大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大反个人崇拜，中共党内“反冒进”，中共八大党章删除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被迫接受退居二线的方案，这些都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到了波匈事变之后，毛泽东这才大舒了一口气。因为东欧的事态迫使苏联出兵镇压，迫使赫鲁晓夫终止“解冻”，在毛泽东看来，这就证明苏联和赫鲁晓夫错了，也证明国内那些反个人崇拜、反冒进、反毛泽东思想的人通通错了。所以，波匈事件“是好事”（毛泽东此后多达数十次说到波匈事件“是好事”），它们的发生给毛泽东提供了整风的理由和契机（关于波匈事件的原因，毛、周与刘、彭的看法确实是有明显分歧的，毛、周认为是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使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刘、彭认为是帝国主义的渗透和挑拨所致）。而所谓“整风”，了解延安整风的人都知道，整风就是统一思想、驯化组织、突出领袖、震慑群众，就是为了确立一个唯一“一贯正确” 的思想、路线和领袖（而其他所有的人都有错误），说穿了，整风运动就是个人崇拜运动。整“三风”也好，除“三害”也罢，不过是整风的由头和借口。此时，毛的真正动机应该是出一出苏共二十大以来憋在心头的那一口恶气，恢复被秘密报告所中断的个人崇拜势头。以此推断，他的整风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那些反个人崇拜和反冒进的势力（如从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倡导者刘少奇、彭德怀、彭真等人和积极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前者为主，后者为次），是当权派，而不是有职无权的民主党派和无职无权的知识分子。毛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这里说的很清楚， “蚂蚁出洞”主要是指那些跟在赫鲁晓夫后面大反个人崇拜的“党内的动摇分子”，指的是当权派，而党内外的右派知识分子似乎尚不值得毛泽东大费周张。 然而，整风演变成了反右，“引蚂蚁出洞”变成了“引蛇出洞”。这是“战略部署”的调整还是政治机会主义的随机应变呢？后者的可能性大概要更大一些。毛泽东确实错估了形势，他既错估了党内形势，也错估了党外形势。首先，党内的压力之大超过了毛的预料，尽管延安整风的经验被吹上了天，但党内其实人人皆知，整风必整人，最糟糕的是，整风的方式很奇特，它需要人人过关、个个挨整，唯有那位“一贯正确”的人可以例外。所以，大家虽然嘴上不敢说反对整风，但实际上整风在党内高层和基层普遍不受欢迎。其次，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鸣放方向也完全不对毛的胃口，当年的知识阶层大体上还是以“旧知识分子”为主，他们与文革时期的大中学生截然不同，他们更喜欢赫鲁晓夫远胜过喜欢斯大林，指望由他们来帮助毛扭转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来的党内形势，毛泽东无疑选错了对象。这样一来，毛不得不有所改变：将官僚系统对整风的怒火烧向帮助整风的知识分子，以知识分子的群体苦难去安抚在整风中受到了惊吓的中共官僚系统，这就成了毛泽东收拾局面的不二选择。当然，不论整风的结果如何，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也注定是在劫难逃的——整风整得好，他们将会成为陪葬品，整得不好，他们就成了孤独的牺牲品。延安整风时这一幕就已经上演过，当时，毛泽东也大张旗鼓动员普通的知识分子党员帮助高级干部整风，最后，却让说了实话的王实味送了命，更“暴露”出来一大批的“托派”和遍地的“特务”。在毛泽东的整风运动和一切其他的毛式政治运动中，为了削弱一个当权派，总是要牺牲掉千万个小权派和无权派。延安整风、反右、文革莫不如此，因为这正是毛式“群众运动”的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 那么，如果说“自由化”和“引蛇出洞”都不是毛发动鸣放、整风和反右的既定“战略部署”，他是否还有其他深谋远虑的“战略部署”呢？要说有，也勉强有的，比如，他想当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领袖，想让“马恩列斯毛”的排列顺序成为公认的社会主义正宗“道统”。而要当得成这世界领袖，就必须有一套比赫鲁晓夫更高明的理论、更英明的政策，必须创造出比苏联模式更优越的体制、更伟大的成就或更高的发展速度，于是，他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全新理论，要实施 “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全新实践，要创造“大跃进”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间奇迹。但是，当世界领袖算得上是一个“战略部署”吗？任何一个乞丐都难免会有当百万富翁的梦想，却未必所有的乞丐也都是战略家吧。 纵观毛的一生，除了对权力的痴迷终生不改之外，他其实是多变且善变的。他的权谋很多，但战略很少。权谋以变化为特征，而战略则以稳定为特征。 如果我们抛弃“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神话，毛泽东在反右期间前后矛盾的表现将会更容易得到解释。1956年初，毛泽东本来是兴高采烈、志得意满的，因为大多数人预计要十到十五年才能完成的农村合作化和城市国有化迅猛展开、大局已定，“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形势有了“根本的变化”， “社会主义的胜利已经有了很大的把握”。而在这个过程中，毛个人的冒进倾向是提前发生这些“根本变化”的关键原因。在毛泽东看来，大展宏图的时候已经到了，他个人获得更大的权威、更高的尊荣的时候已经到了。不难想象，在这种时候冒出来一份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及其后中共的反个人崇拜、反冒进和八大的 “反毛泽东思想”，这让毛有多么反感、多么压抑。他不得不适应这一“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当波匈事件发生之后，自以为有机可乘的毛产生了改变气候的强烈愿望。毛的整风动机是企图扭转苏共二十大以来的党内局面应属无疑。而那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不大可能是毛的心腹大患，因为他一向就不大瞧得起文人学士，认为他们是一个没有独立性的寄生阶层，如今他们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又已经被消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们是翻不起大浪来的。早在苏共二十大之前的1955年下半年，当“社会主义改造”大局已定不可逆转的时候，毛泽东大概就已经认定失去了独立经济基础的“旧知识分子”已不足为虑了（这是 1956年1月提出新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原因）。而毛泽东之选定知识分子为鸣放整风的主体则是阴差阳错的结果。 毛擅长打平反牌，擅长联合弱势攻击强势，他或许以为，一直受思想改造之苦的知识分子忽蒙重用，必将会对他感激涕零、甘为前驱。毛泽东的惯用手法是政治局里搞不定就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高层有事搞不定就发动中下层来解决，党内有事搞不定就发动群众搞运动，1957年他试图利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他出气，自然也符合他的权力斗争惯例。当然，对于整风的进程、鸣放的后果，毛泽东并不明确。对于整风整到什么程度、鸣放放到什么地步，他也未曾有过确切的规划。一切只能以是否有利于毛的权威与尊荣为依据。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发现“两个毛泽东”是相互交叉和重叠的，毛有时正说两句，有时又反说两句，在党内一个说法，在党外又一个说法。这些，无非是为他可能的“战略变化”留下伏笔，也恰恰说明他并没有形成一套既定的“战略部署”。 关于反右期间“两个毛泽东”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毛泽东只有一个，但他是一个多变的、善变的毛泽东，是一个奉行政治机会主义、擅长权谋的毛泽东，是一个习惯于制造乱局并乱中取胜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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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8.5.2007 17:15
鮑彤《國魂五十年祭》 其一，共和國裡人權死 六億神州盡舜堯，舜堯失語獨夫囂。共和國裡人權死，不哭前朝哭本朝！ 其二，右軍就是國之魂 國有義師起右軍，右軍就是國之魂。分明五十年前事，五十萬魂叩國門。 其三，不破焚坑總不還 膽碧汗青照國難，頭顱同擲血斑斑。衝冠易水今猶昔，不破焚坑總不還。 頃得三章，殊不盡意。 先呈 衛國先生，並乞 讀者諸君教正補充。 鮑彤丁亥

作者: jianglang 时间: 29.5.2007 19:45
《板桥春秋》是一个很好的描述过去的著作，全书连载到此完毕了，感谢朋友将书稿给博讯发表。欢迎读者朋友们按章阅读）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抓走几十百把万个右派分子，那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至多，不过供无恶意闲人做茶余饭后的谈资，供有恶意闲人做流言的种子，藉以警戒人们不要在会上会下发表个人意见，见智见仁。大家都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大家都要学会『鹦鹉学舌，一步一趋。』可怜板桥农场在押的这些右派，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们自信，他们坚强，他们都有自己的头脑。因此，就 要在这里接受改造，头朝地，背朝天，一锨一锨地修理地球。不管是严冬酷暑，也不管是苦雨凄风，照样早上七点钟出工，晚上七八点钟收工。他们在地里用手抓泥，用手抓土，用手抓粪，到中午窝头一来在灰尘滚滚的地里，依然用这双脏手去抓窝头，一口一口地啃。为得是把肚子填上一点东西，好维持生命。用黄心平的话说：『很简单，有了生命才可以继续接受改造嘛』。现在是冬去春来，直属队从市里买来了大批柳条和荆条，由一个姓常的老头教人们学编筐。这个姓常的老头，原来是一个农民，因为在农村无法生活，便流入城市，想混碗饭吃，当时马路上正在抓这些盲目流入城市的人，称他们为「盲流」，常老头就被公安局收容起来。他的勤快和手巧，得到了一个劳教干部的青睐，便被留在了板桥，教给人们编筐。他一个人可以不随班上活动，可以独来独往。他可以去拾粪，编筐，修整一些农具，常常受到队部的表扬，他被评为五级工，每月二十五块钱，他可高兴了。他每月吃喝花上十五块钱，还剩十来块钱，他在农村那有这样好的待遇。常老头向队长说：「我在这里呆一辈子好了，我又没有什么亲人了。」真逗，劳教比农民的生活水平还高。刘师今也被派来打杂，学学编筐。早上七点出工只带上一把镰刀就够了，另外还得带一根五六尺长的绳子。大家都对编筐有新鲜感，其实编筐的活也简单也复杂，先挑选十二根比较粗的柳条或荆条，两根一股，分成六股，第一股和第四股，第二股和第五股，第三股和第六股，尖对尖交错出三四寸，在地上摆成一个圆圈，地的中间挖一个小窝，将六对树尖都摆在窝中央，然后，先用细条盘扎，使六对树尖结成一个圆形底，再用粗条一根一根又一根盘扎，使底部扩大，待底盘编成时，便把那六对条的剩余部份用绳拢住，于是，再用粗条一根又一根往上编，到自己认为够高的时候便收口。编筐的活最难的是收口，要把那六条一根一根的拧成麻花往下插，每拧一根就要压一根条，一直到最后收口，多余的部份用镰刀削去。编筐这活很有意思，使师今想起了【红楼梦】莺儿编花蓝的情节，这富有诗意的故事使师今暂时忘却劳教的痛苦。编筐对手的磨损很厉害，手常常受伤，尤其是筐收口时，不是条子把手挂一个口子，就是条子弹了起来打着手或打着脸，这弹力很大，有时能把脸或手打出血来。尽管这样，人们还都愿意干这种活，相对来说还是比干别的活轻松一点。和刘师今一起干活的有一个叫杜信中的小夥子，他是南开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这人很聪明，能躺在床上和人下像棋，这叫做下『盲棋』。他是北京人，他母亲怀着他时，他父亲患急病死了，他是遗腹子，生了他不久，母亲便改嫁了，他是由祖母带大的。从小家贫，真是「环堵萧然，不避风日」，于是，他祖母便在他家门前（北京北新桥口）摆了一个烟摊，来维持祖孙两口人的生活。信中聪明过人，从上小学开始，成绩就是名列前矛，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是班上的学习尖子。他当过班长，学习委员，团支部书记，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后来又以高分考上南开大学物理系。五七年春天放春假，他回北京看祖母，一进门可把祖母乐坏了，孙子快大学毕业了，快长大成人了，对老祖母来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她忙着去买吃的，临出门时还嘱咐孙子不要出门，在家等着奶奶，一会儿奶奶就回来。他奶奶一出门，看见了一个他孙子在北京上中学时很要好的同学，她就告诉了他，杜信中回家来了，这个同学一听赶紧跑到家里看望信中。两个人一见面，格外高兴，越聊越多，老同学告诉他北京大学可热闹了，院子里到处都是大字报，批评什么的都有。青年人热血沸腾，又好奇，他一时激动，便把奶奶临走时嘱咐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和那个同学便乘车去了北京大学看大字报。等他奶奶提着肉，韭菜回来准备给孙子包饺子吃，孙子已经走了。他两个一边看，一边议论着。正在这时候来了两个北京大学的学生，看了看信中的校徽，便问：「你们是天津南开大学的？」信中说：「我是南开大学的。」那两个北京大学的学生便从书包里拿出一卷油印的东西，说：「这是民主接力棒，给你一棒。」信中接过来问：「这里面印得什么？让我交给谁？」北京大学同学说：「回天津后，交给你们南开大学学生会。」后来杜信中从北京回到天津，就把这卷油印的东西交给了南开大学学生会。学生会负责人，便把这份油印的东西，贴在了南开大学的院内，于是，南开大学也相继出现了大字报。反右派开始不久就把杜信中揪了出来，说他去北京大学取经，回南开大学煽风点火。他反驳说：「我一张大字报也没贴，在鸣放会上一句话也没说，怎么说我是右派呢？」党支部书记说：「你比贴了大字报的，在鸣放会上发言攻击党的还要严重，你是有意识地有予谋地在南大煽风点火。你的情节更为严重。」后来，便对他进行大会批斗，小会批斗，这才知道给他一支民主接力棒的人，一个是谭天荣，一个是刘奇第，他们两个是北京大学【百花社】的首脑，后来被打成全国赫赫有名的大右派。杜信中一直不服罪，他说：「毛主席让人们大鸣大放，让人们帮助党整风。」但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杜信中被定为极右分子，送板桥劳动教养。杜信中被打成右派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后来又传到了他祖母的耳朵里。他祖母开始不相信，他知道自己的孙子从小老实，从小就是三好学生，从小就不爱多说少道，不相信自己的孙子会犯错误，会被公安局抓起来。后来有一个和杜信中，在南开大学的同班同学，把批判杜信中的材料，带给了北京杜信中的奶奶，他奶奶看了批判她孙子的材料，一下子惊呆了，一连哭了三天三夜，后来就病倒了，孤苦伶仃的老人，无依无靠，听说后来就去世了。＿＿可怜的老祖母，白白地抚养了孙子二十多年，操了二十多年的心，一下子全完了。她的欢乐，她的梦想，她的期待，在快要变成现实的时候，被一场残酷的反右斗争全部毁灭了。老太太并不懂得什么「阴谋」，「阳谋」，她只知道一场政治运动把她的宝贝孙子从怀中夺走了。死神夺走了他的儿子，反右斗争又抓走了他的孙子，他禁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便一命呜呼了。＿＿「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李密这种祖孙关系又在杜信中的身中再现了。可怜的老祖母。 (博讯 boxun.com) 编筐的劳动没干多久，所有的劳动力，又全部集中到农业队来，迎接一年一度的插秧大战，刘师今已经在这里呆了三年多了，他从五八年二月被押送到这里，现在是六一年春天了。他在这里已插过三次稻秧了，今年再插秧就是第四次了，度日如年，苦海 无边。三年来，直属队的劳教人员，死了一些，又来了一些，但大家心里都明白了「劳教无期，劳教如同判了无期徒刑。」这第四次插秧大战，仍然是刘一之指导，这三年多来，水稻的栽培，种植，插秧等一整套技术是在刘一之的指导下进行的，优良稻种「板桥一号」主要是刘一之培植出来的。刘一之是个小个子，身高还不到一米六五。瘦瘦的，黑黑的，两只眼睛很有神，四十二三岁年纪，讲一口纯天津话，这人很能讲，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他原来是小站水稻研究所的高级农艺师。小站稻是全国闻名的好稻米，在清代虽然不是贡米，可慈禧太后尝过，现在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宾，有时也用小站稻。小站稻一直保持不败之地，还不断更新，又年年保证丰收，这其中是有刘一之的功劳的。五七年鸣放时，刘一之看全国的形势，认为四处都在鸣放，所以他也提了一条意见，他说：「我们要搞群言堂，不要搞一言堂，不要支部书记一个人说了算。」他的言外之意是，关于水稻栽培技术和实验田的问题，应该多听听科技人员的意见。他还没敢照直说，没想到，支部书记因此记仇了。到反右斗争开始，支部书记便点了他的名，说他是在攻击党的领导，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与全国有名的大右派的发言一气同声，是要赶共产党下台，向共产党夺权。刘一之哪能服，他认为支部书记是乱扣帽子，他反驳说：「五一年五二年批判实验哲学时，说杜威哲学的基本理论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你们不但完全继承了杜威哲学的衣钵，反而进一步加以发展，你们是'大胆假设又大胆求证'，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他越说越激动，于是拍起了桌子。这一下支部书记可火了，就把刘一之摆到群众大会上去批斗，想以权力和声势对他进行压服。连续对他批斗了无数次，他一直不服，最后给他定为右派，送板桥劳动教养。刘一之是个颇有名气的高级农艺师，小站与板桥又只是一河之隔，板桥农场对刘一之的名气是早有耳闻的。他到农场来之后，连行李还没有打开，管教科一个干部便来找他。告诉他板桥农场总场，一分场，二分场，三分场，四分场的水稻都发生了大面积的病虫害。打过几次药无效，请刘一之马上去看看，监定一下农药用得是否合适。一辆吉普车已经开到了门口，刘一之随即便和管教干部上了汽车，到总场和各个分场的稻地上普查了一遍。又去监定了一下农药，马上做出决定，说明他们使用的农药不对症，改换另一种农药，并向他们讲述了这种虫子的危害和防治方法。刘一之的办法很有效，不几天虫害消灭了，稻子又恢复了正常的生长。总场对刘一之的到来很欢迎，原本要留他在总场技术管理科，后来觉得直属队关押的百分之九十是右派，最低的水平是大学生，其次则是中学教师，大学教师，作家，编辑，导演等等。这里关押的人比其他分场的人知识水平要高得多，直属队离总场又近，可以随叫随到，场部就决定把刘一之放到直属队，职务是技术员。刘一之对人和蔼，没有架子，他也知道直属队高级人才不少，在直属队较比安心。刘一之和刘师今说话投机，也无非是「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之意。 插秧大战还在紧张地进行，有一天李彼得告诉李青年说：「刘光伟死了。」 李青年问：「刘光伟是谁？」 李彼得说：「你忘了，五八年二月我们刚到农场，有一个穿咖啡色西服的人，站在门口，两只大眼睛瞪我们。」 李青年『啊哟』了一声说：「我记起来了，这个人长得挺好的，面白，高个。」 李彼得说：「就是他，这个人死了，太可惜了。」 刘光伟是五七年十一月由北京送到天津板桥农场来的。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后来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工作，三十二三岁年纪，是一个十足的书生，刚到板桥时，还能说会道的，说起话来咬文嚼字。他从未干过活，干起活来显得手脚一点不利落。干活慢，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偏偏遇上了直属队一个叫邓汝峰的管教队长。邓汝峰是个流氓，被判过刑的，刑满以后被留下当职工，现在让他来管教直属队的右派是以工代干。他谋到这样的好差事，是走的公安六处周处长的后门，他来到直属队为了报答提拔他的周处长，极尽献媚之能事，。在节粮备荒时，邓汝峰特意给周处长划了一块自留地，还特意比其他自留地多施了肥，邓汝峰还亲自带了一帮劳教人员，去精耕细作，又派了几个人专门进行田间管理，在周处长这块自留地里真的实现了「万斤肥，千斤粮」的指标。后来果然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块自留地每亩产稻一千五百斤。邓汝峰又派人，把稻谷碾成大米，装好包，邓汝峰亲自押车，把成袋成袋的大米送到周处长家。自然还带去农场种植的各种付食，这些东西在节粮备荒年代，都是极为珍贵的。因此，周处长对邓汝峰又恩外施恩，另眼看待。人们相信，谄上者必压下，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他对周处长及其上级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对劳教人员便使尽 一切最残忍的手段。他掌管直属队时，几乎是天天搞运动，运动中间套运动。他是一个矮小个子，演武大郎不用化装，腰杆笔直，据说当过兵，兵痞子出身，文化程度不高，他每次在大会上作报告就说：「现在运动又如火如茶地展开了。」他总把「荼」字念成「茶」，下面的人想笑也不敢笑。邓汝峰认为对劳教人员就必须高压，他把这帮右派当牛马，不是踢便是打，刘光伟正是在他手下，刘光伟起稻秧是比别人慢一些，因为他过去一直坐办公室，从来没见过稻秧，再说对共产党这种围剿知识份子的作法也非常反感。邓汝峰不管那一套，开始对刘光伟采取批斗的方法，在晚上大家学习时，让他站在中间低着头，接受大家对他的批斗，等大家都去睡觉了，让刘光伟写检查到深夜，明天还要照常上班。白天干活时，中间要休息一下，让人们去喝水抽烟，也不准刘光伟休息，在地头上还要开批斗会批他。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越是这样的批斗他，折磨他，他就越没有精力，越没有精力他干活就越慢。后来他天天完不成任务，感到力不从心，干活越来越慢了。邓汝峰说他是对抗运动，是极不老实，于是，又想出了对付刘光伟的新招。晚上八点，派班长跟着刘光伟到地里起稻秧。这正是六月底七月初的晚上，蚊子已经蜂出，尤其是稻地里蚊子极多，伸手就能一把一把的抓着，再加上稻苗中间的各种各样的小虫子，秧苗底下的粪便，可真够刘光伟的呛。他的脸上，脖子上，身上，全叮满了蚊子，腿脚上也叮满了水中的各种小虫。他实在痛苦难当，这比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有过之而无不及。刘光伟被折磨得一天天消瘦起来，一天天憔悴起来，慢慢地，行动也迟缓了，言语不但少而且也含糊不清了。邓汝峰开始说刘光伟装傻充愣，还要批斗他。可刘光伟的两只脚已经不能站立了，两眼发直发愣，终而至于神精错乱，最后不得不送进板桥农场总场的医院。估计住了一年多，也没有人去探望，大约他没有结过婚。今天听说他死了，他可解脱了苦难，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刘光伟，这个可怜的知识份子，他走得这样匆匆，他为什么被送进板桥来的？他究竟有什么冤情？才三十二三岁就这样匆匆地离开了人世。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他带着终身的遗憾离去了，离去了。他究竟在鸣放会上都说了些什么？早知如此，当初为什么要说要鸣？刘光伟的死讯，又一次在板桥农场直属队引起了骚动，每一个右派，每一个劳教人员都和自己联系起来。＿＿可怜的刘光伟！ 插秧大战完了之后，接着就是补秧，施肥，拗秧，除草，一个工序接上一个工序，。不用刘一之指导，人们已经熟悉了，象往年一样地一环一环的向前推进。尽管公安局的干警们对这些劳教人员管得更紧了，但人们的思想情绪却越来越不稳定了。由于劳教无期，有的人便想出了高明的办法，他们利用公休回家的机会，到社会上去作案，有的便去商店抢柜台上人家刚刚买好的东西，有的便去公共汽车上掏钱包，故意让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他们被逮捕之后，就要判上一年，半年的徒刑，刑满以后就释放了。而和他们一块儿去劳教的人，却还纹丝不动地在板桥劳动改造。这种怪现象使劳教人员更加不安神了，于是，就一批一批的人去尝试这种再犯罪。从形式上看是重新判了刑，而从内容上看却是从轻处理了，把无期徒刑改成了有期徒刑。这种怪现象引起了公安局的警觉，劳教不如劳改的论调，不用在全场进行批判了。公安干警写成材料，向市委汇报，市委根据公安局写来的材料汇报给中央。中央不断接到全国各地有关劳教劳改方面的汇报材料，不得不进行全面分析，他们也觉得【劳教条例】有修改的必要了。而这帮右派分子，这帮第一批被用来试验【劳教条例】的实验品，就在这试验中，白白地牺牲了青春。 正是这金秋送爽，三秋大战的季节，农场的劳教人员紧张地往捋稻场上运送稻子，总场突然号召把生产停下来，全体都到总场礼堂开大会。人们都感到奇怪，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特大案件？不然不会在三秋大战时，突然停下来去开会。可能是又有人在社会上作案被押回来了。凡是劳教人员在外面作案，被押回来之后，都要在总场举行声势浩大的审判会，借此杀一儆百，警告在押的劳教分子不要到社会上再去犯罪。象这样的无产阶级教育，人们不知道受过多少次了，久而久之，这一套也不灵了，被『示众的材料』判一年半年释放了，而那些『看客』，却还呆在板桥劳动改造。劳改毕竟还有一套法规和制度，而劳教却是在做试验，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放人，而什么时候叫做改造好了，却又没有一个『标准』。这次三秋大战时停产开大会，又是要审判谁呢？人们猜测着，不知不觉来到总场大礼堂。但这一次有些出乎意外，礼堂里没有张贴审判人的大标语，也没有审判人的会场气氛。不一会儿，总场场长出来了，这是一个高个子的人，穿着一身军装。他向大家宣布，劳动教养时间从现在起要定期了，随后他给大家宣读了一个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文件中规定，劳教时间最长的为三年。根据每人现在的实际表现，由本人所在的单位领导，给每人宣布定期的时间。大家听了这个文件之后，都觉得自己早己超过三年了，认为已经到了出头的日子了，都很高兴。从总场开会回来之后，直属队的全体劳教人员继续开会，宣布所有的右派分子全部解除劳动教养，但又要区别对待，重新评定。有的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有的还要继续戴着右派分子帽子，还有些是具有双重成份的，即有右派帽子又有反革命分子帽子的人，根据不同情况，再重新定劳教期限，半年，一年或二年，三年不等。有个叫袁世瑶的，他原来是天津大学的一名工友，按政策他不应该定为右派，鸣放时，给他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送板桥劳动教养，这次根据修改后的【劳动教养条例】重新评定又给他定了劳教三年的处分。以前的那三年零八个月的关押改造就算是做「捐献」了。这真是草菅人命。至于那些不再给劳动教养处分的人，便被留在板桥农场继续当职工，改名为「留用职工」，把这帮解除劳动教养的人编成队，编成班，和劳教时期一样，按时出工，按时干活，和劳教时候所不同的，是换了一个名词，不是劳教队而是留用职工队。 当初李青年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认为共产党在制定【劳动教养条例】时就没有定期限，就认为什么时间改造好了，就什么样时间解除劳教。就和当时处理右派分子的条例结合起来了，于是，就把大批的各单位打成的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看着不顺眼的分子都送到板桥来作为【劳动教养条例】的实验品。而天津板桥农场，又是被中央选定了的【劳动教养条例】的试验基地。从天津板桥试验开始，于是，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劳教农场和劳教工厂。今天看来李青年的话完全兑现了。 从天津关押的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到全国各地关押的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加在一起又何止百十来万人？用这百十来万人的血汗，青春和生命来试验【劳动教养条例】，这代价是多么昂贵、教训多么惨痛啊。 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的年代，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在搞大跃进，公安部门当然更要搞大跃进，大批的走背运的人们就被他们选中了，于是乎浩浩荡荡的队伍被关进了公安局。好在有一个六亿人口的伟大国家作后盾，抓一千八百万人也不过是大海中失去一滴水一样，无所谓的。＿＿呜呼，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我们中国人民遭受多少苦难，慈僖太后残杀我们，袁世凯和军阀残杀我们，蒋介石残杀我们，再加上帝国主义的联军对我们进行残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对我们的残杀达八年之久，还不包括「九|一八」事变及对东北的残忍杀戮，一次南京大屠杀就有三十多万人。我们中国人民一直在天灾，人祸，兵燹中被侮辱，被损害，被蹂躏和被残杀。日本侵华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曾用中国人的生命和躯体，去为他们研究细菌武器做实验材料，这些骇人听闻的故事，使全世界人民震□和愤怒。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还只是隐蔽的偷偷摸摸地用中国人的生命和躯体做这些细菌研究的实验品。如今，我们人民的大救星，我们中国人民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却公开地，肆无忌惮地，雷厉风行地，把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民的血汗，青春，生命来做【劳动教养条例】的实验品，对数以百万计的知识份子进行围剿，除留下少部份在社会上进行改造外，把几十百万知识份子打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关押在劳改场所，作为实验品，这是任何帝国主义，任何法西斯都无法办到的。毛泽东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这句话说对了，这是一段骗人和被人骗的历史，杀人和被人杀的历史，这是一段吃人和被人吃的历史。这个宝贵的经验，应该让全体中国人民都知道，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要写在历史教科书里，让子孙万代都知道。 劳教无期的条例被事实否定了之后，但是，还保留了「戴帽子」的省招。一旦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右派分子的帽子，坏份子的帽子，等等，这个人的一生一世就算完了，连他的家族都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并且，还说是『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才能摘掉帽子。』还说什么『帽子抓在群众手里，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给你戴上』。这又是一个无期徒刑，又是一个更加残酷的『划地为牢』的刑法。这个「帽子」政策，用不着公、检、法、这一套程序，只要当权派一发话就戴上『帽子』了。这种野蛮的、原始的、极度凶残的东西居然还堂而皇之地被叶剑英写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那么，这又是一部多么肮脏，而又鲜血淋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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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ianglang 时间: 2.6.2007 17:26
毛发动反右的罪恶必须彻底清算/张成觉 [新闻评论] 老毛发动反右之所以得逞的原因： 1 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只站在共产党一党之私的立场上判断是非，划分敌我友。 2 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中的愚忠成分：在下级服从上级和全党服从中央的时候不辨真伪是非，不持公义真理。 3 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真正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制度。 4 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拒绝了基督教。非基督教的宗教信仰和无神论一样都很容易把人神圣化为神或把神庸俗化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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