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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温州的基督教会 [打印本页]

作者: joseph 时间: 12.1.2007 07:48
 　　上帝祝福中国 　　 　　 ——纪念基督教传入中国200周年 　　 　　 　　 　　中国在开放改革中，二十余年来取得重大进展，这是上帝在祝福中国。 　　 　　温州走在中国开放改革的前列，是全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温州人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举世瞩目。 　　 　　在温州开放改革中，乐清市柳市镇成为温州市第一强镇，是中国开放改革的一颗明星。中国高层领导多人考察柳市镇，作为中国重大决策的依据。江泽民1991年10月24日考察柳市，李鹏1992年5月2日考察柳市。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开幕，江泽民宣布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2000年5月10日再次考察柳市。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共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提出“三个代表”重要理论。到柳市镇考察过的中央领导还有胡锦涛、乔石、李瑞环等人。 　　 　　上万个参观考察团涌入柳市镇，寻求柳市改革超前的成因，学习柳市经验；不少专家学者发表研究文章，探索柳市、乐清、温州超前改革的文化背景。 　　 　　乐清市中层干部著书《超前与裂变》——走近乐清的开放改革。其中阐述到：“温州1876年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洋货大量输入，助长了区域文化的混合和变化。柳市的影响更深刻一点，外来文化留下的痕迹更鲜明一点罢了。对此，我们在今天的柳市民间宗教文化中仍可以寻找到证明。如民间基督教天主教信徒，浙江省以温州最多，而温州市又以柳市地区为最。所以，柳市人的竞争意识更接近西方人，更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 　　 　　历史和现实都在见证：上帝在祝福中国。以爱国爱教、荣神益人为宗旨的中国基督教，正在与时俱进，为中国的开放改革，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一章基督教传入中华大地的历史回顾 　　 　　 　　 　　从历史上来看，基督教在中国传入，有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温教”、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以及清末的基督教新教。 　　 　　“景教”是由在波斯的宣教士，随西域商人，由丝路进入中国的。景教在华二百多年，因唐武宗的“灭佛“运动，所有的外籍教士被驱逐出境。几乎二百年来所建的一点根基，全部荡然无存。景教的失败，主要是两点：一个是景教教士清一色是波斯西域人，未能培养出中国传道人，因此当外籍教士被遣送出境，中国教会就瓦解了。另一点是景教在翻译经典时，过度使用佛教词汇，甚至用“佛”来翻译“基督”，很容易令人混淆。景教被误以为佛教的一个派别。景教经典用词粗俗，如将“耶稣”音译为“移鼠”。景教无法与中国文化交流，也无力向中国人传扬福音，这是景教在中国逐渐凋零的原因。 　　 　　元朝天主教传入，被称为“也里可温教”，系教皇派教士到北京传教。但因译著古僻，教士仅在京城向贵族传教，随着元朝灭亡，“也里可温教”也就消失了。 　　 　　二百年后，天主教教士利马窦1580年进入澳门，后入广东肇庆，他致力学习中文，又办学教授天文、地理、几何等课。1601年，他入北京传教，与高官、士大夫交往，引领教千人入教。利马窦初到广东，身着袈裟，想与佛教会通。但他不久就发现，佛教势衰，儒学乃中国主流。所以他改著儒服，赢得儒士尊重认同。他认为，儒学是基督教的“盟友”。他不反对中国人祭祖祀孔，后来引起“礼仪之争”。教皇颁旨禁止祭祖祀孔，因而引起康熙皇帝震怒，将传教士驱逐出境。天主教传教事业再度中断。 　　 　　1807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到达澳门，基督教传入中国，迄今恰二百年。由于基督教宣教士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教派、大体上都能入境随俗，各尽所能开创宣教事业。他们的宣教对象以中下层为主，地区为中小城市乡村为主。他们不仅传信仰、建教堂，也办学校、办医院、办慈善事业，为中国的现代化做了不少贡献。基督教在引进现代科技、建立现代教育、传播民主思想、消除封建迷信等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不可抹杀的。 　　 　　中华民国成立初，基督教、天主教共办一万二千多所学校，学生人数二十五万人。在高等教育方面，公立大学三所，教会大学却有十六所之多。在医药方面，中国的教会医院有61家。1990年以前，全中国的西医，全部是基督教办的医学院毕业的。 　　 　　民国成立前后，基督教对建立民主的中国，也有很大贡献。许多革命党人即基督徒。孙中山先生是基督徒。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十几位是基督教牧师、传道士。 　　 　　1919年，基督教经典被翻译为白话文。和合本圣经流畅浅显、通俗明白，主要是融合使用了儒家词汇。儒家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圣经翻译中均于使用。忠于上帝、孝敬父母、仁爱、和平、因信称义等，皆是圣经新旧约中的主题。此译本为中国教会开拓了白话文译经的新纪元，被中国基督教各教派共同承认并使用，是基督教文化融入中国文化的硕果，为消除教派，建立合一的中国基督教会打下了基础。 　　 　　温州地区，基督教最早传入始于元朝。当时官府在“禁也里可温搀先祝赞”公文中记载：温州路有也里可温。 　　 　　基督新教传入温州，始于1867年。当年七月，英国传教士曹雅植来温传教，他采用办学堂招生办法传教。1920年，男校定名崇真学校，女校定名育德学校，课本为圣经及四书五经。后成为中华基督教内地会。 　　 　　1875年，英人阚斐迪来温。1877年英人李华庆来温，设教堂书院，称循道公会。李病逝后，英人苏慧廉来温继任，建城西堂；1896年创办医院，后称白累德医院（现温州第二医院）；1897年办艺文中学。 　　 　　在温州传教的还有自立会、安息日会、聚会处等教派。 　　 　　至解放时，中国基督教信徒达七十万，温州基督徒九点五万，约占全国基督徒七分之一强。解放前，温州市基督教界由于帝国主义侵华，已有合一自主的意向和行动，曾于1942年建立温州市基督教联合会。但真正的联合合一是在解放之后。 　　 　　 　　 　　第二章基督教广传中华大地的现实见证 　　 　　 　　 　　中国解放后，外国传教士全部离华，中国基督教走上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道路。自中央起，各级成立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后取消各宗派名称，实行联合崇拜，但仍保留各自的特点。从公社化至“文革”，中国极左思潮泛滥，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遭践踏，全国的基督教堂被占用，公开的聚会被禁止，大批的牧师、传道人被斗被关，圣经被焚毁。回顾历史上基督教在中国的三起三落，难道基督教会再一次地消失了吗？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基督教没有被摧毁，被拆毁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教派。处于高压之下的基督徒均转入地下聚会，在深山、在野地、在家庭、基督徒再也不认教派，只认耶稣了。只要有念圣经的地方、唱圣诗的地方、祷告的地方，就有基督徒的聚会。聚会时劝人离恶从善的一派祥和、欢乐、和平的气息，与当时社会上批判、斗争、残酷、恐怖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教外向善的群众也乐于参与。信众不断扩大。文革“隐密处”的事奉大大发展了家庭教会和义工队伍，通过探望、陪工、祷告、查经等灵活多样的信仰形式，福音得到广传。文革中群众性的信仰活动，远离了西方教派神学的影响，为建设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新神学铺平了道路。 　　 　　文革结束后，基督教会恢复活动，教堂逐步收回。基督教在三自爱国会外又设协会，简称基督教两会，既作为一个属灵的信仰团契，也是一个宗教社团。两会的工作，果效是明显的。老的教堂一个个收回，新的教堂一个个建起。还有宪法、法律中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列入。两会还印刷了数千万册圣经和神学书籍、诗歌等等，满足广大信徒的灵性生活需求。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方面，培养教牧人员方面，两会及十余所神学院的努力工作是实实在在的。 　　 　　温州人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是因为温州人到全国各地去经商，到国外去经商，卓有成效，因而名闻中外。温州也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是因为温州人信基督教全国为最。在温州，无论城乡，到处都可见一座座与众不同的耸立十字架的基督教堂，蔚为壮观。 　　 　　温州的基督教会，是一种学习型的教会。一般信徒、礼拜日是一定要参加聚会的。热心的信徒、还参加周间四个晚上的聚会。礼拜天晚上普通话讲道的聚会，主要向来温务工的外地人传福音。还有三个晚上查经、唱诗、学习祷告的聚会。乐清市基督教堂和聚会点，在二百到三百个之间。每逢礼拜日，须派出三百多传道人去传扬福音。大教堂如柳市、白象、蒋家桥等堂，每堂有教千人聚会听道。中等教堂有数百人。最偏僻的大荆山区叶山堂，也有几十人聚会听道。最小的南塘小横床海岛，也设了夜聚会点，信徒们可以就近听道唱诗祷告。 　　 　　唱诗班是基督教会的特色团契，大、中教会都有唱诗班，它吸引了大批青年信徒的参与，而且水平逐步提高。乐器演奏有西洋乐器也有民族乐器。诗歌唱法有美声、民族等唱法。唱诗班经常在追思礼拜时，到村落中去演唱。还有暑期夏令音乐崇拜会、圣诞节音乐晚会，节目形式多样。来观赏的除了基督徒，还有大批非信徒观众。唱诗班影响良好，活跃了城乡文艺生活。 　　 　　基督教信仰活动主要是讲道、祷告、唱诗。这种坚持不懈的学习、活动是社会上任何社团所望尘莫及的。很多文盲信徒经过学习，能熟识圣经，灵性得到升华，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大量的义务传道人经常得到培训，讲道水平不断提高。在社会上，这些传道人也都是兼具口才、知识、社交、经营各方面才干的能人。圣经中许多人物的优秀品质，在讲道中被反复传扬，在实践中被信徒效法，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信徒的优秀品质。如亚伯拉罕离开本国本族本乡，蒙神启示去寻找流奶与蜜之地迦南。雅各空空地离开故乡，蒙神祝福，满满地归家。约瑟历经患难，坚拒罪恶诱惑，使全族全家蒙福。耶稣为真理舍已，服侍人群、救赎人类。保罗不辞艰辛，长途跋涉，广传福音。之所以温州人具有冒险精神，敢于拼搏闯荡，善于创新自强，是与基督教文化的浸染、熏陶分不开的。 　　 　　在乐清市改革开放中，不少基督徒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企业家中的精英。柳市镇就有中国一开电气集团董事长屠昌忠、上海人民企业集团董事长金福音、中国长城集团董事长叶常尧、中国三信国际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志贤等人。其中一开集团首创企业设慈善部，专门运作慈善事业，各项慈善奉献已达一千余万元。虹桥镇基督徒赖金法，为中国春风集团董事长，工业产值在虹桥镇企业中领先。他出身农民，曾承包过几百亩田，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南塘镇基督徒黄法娒，为伯特利公司董事长，其公司是南塘镇最大的企业。 　　 　　不仅基督徒中的不少人成为社会的精英，同时，大部分基督徒成为社会上的模范公民，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圣经中的大量经文劝导信徒爱人如已、与人和睦、和好、不可犯罪，甚至恨人也不可。所以，文革造反派里没有基督徒，社会动乱者中寻不出基督徒，刑事犯罪者中找不到基督徒。公检法机关为消除人行为上的罪行而工作，罚恶赏善。基督教会为消除人心思中的罪念而工作，劝恶向善。从这方面看，共产党人和基督徒，已经成为同志和战友。 　　 　　全国不论城乡，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温州人的足迹。在这一百多万奔赴全国各地经商经营的温州人中，有很多基督徒。这些基督徒与其他温州人一样，推销电器、电子、各种小商品，开办商场，经营地产、服装……。但这些基督徒与一般温州人不一样的是：坚持了自已的信仰生活。星期天，他们守为圣日，虔诚敬拜上帝。有的到本地教堂去敬拜，有的购买本地房屋作为聚会点，有的在租来的房屋里聚会。传道人是能者为师，大家打成一片，会讲道的讲道，会弹琴的弹琴，会祷告的祷告。有的大聚会点，由温州本地派传道人去讲道，供应生命的灵粮。有时还派唱诗班去慰问。遍布全国的温州人基督教聚会点，成了神的家，显示了基督教的凝聚力。远在他乡，信徒之间彼此相爱，互相劝勉，胜过亲人。困难有人帮助，患病有人看护，凡事有人照应。这种活动也吸引了很多教外同乡参加，得救入教的人数天天加增。 　　 　　全国各地的政府，对这些温州人基督徒的聚会点，没有加以干涉。各地政府都明白，温州人在当地的经商经营，会给当地带来发展和繁荣。对他们的信仰，也就加以尊重了。 　　 　　在文革期间，温州地区的基督教没有被摧毁。在开放改革后，教会迅速恢复活动，自治自养自传均取得治好养好传好的成效，并在继续发展中。由于信徒经济实力的提高，信徒人数的增加，新建的基督教堂如雨后春笋般。乡村的教堂比较简朴，城镇的教堂高大壮观。教会的传道形式也逐步现代化，用扩音设备已很普遍，写讲章主题、分题的黑板也被电子屏幕逐步代替。讲道的录像带可以在家里电视上放，受到信徒普遍的欢迎，因为电视屏幕上的武打片滥情片被基督徒所厌恶。还有一些圣经故事的进口录像带也很受欢迎，可以加深基督徒对圣经真理的认识。有些教会打破一年只举行一次圣诞节音乐晚会的常规，经常举办一些音乐会、歌舞会，用民族的传统乐器演奏、演唱圣诗。演唱者演奏者身着中国的民族服装。圣诗的内容，与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相结合，使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契合，在中华大地上扎根。 　　 　　不必讳言，基督教是在弱势群体中开展工作。教会里，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病人多、罪人多，这是基督教被某些人看不起的地方。正如圣经所说：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一位老基督徒，祖孙三代照护一个精神病残疾者。这种照护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回报。在社会上资助一些无力缴学费的贫困学生，最起码也会得到一封感谢信、一句感谢话的回报。可是，一个几十年久病未愈的残疾人，无知无觉。照护他能有回报吗？施恩而不图报，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这个世代所最缺乏的，也正是基督徒高尚之处，基督教生命力之所在。 　　 　　基督教传入中国200年，中国基督教信徒已从解放前的七十万人增加到约一千五百多万人。 　　 　　温州市基督教信徒，已从解放初的九万多，增加到一九九三年的四十多万，今已达到七十多万。 　　 　　乐清市基督教信徒，已从解放初的几千人，增加到一九九三年的四万七千，今已达十一万人。 　　 　　全国基督徒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约百分之一。温州市、乐清市基督徒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则已达到十分之一。在乐清市范围内，“县西”柳市、白象地区基督徒占总人口比例比“县东”高。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天天加增，基督福音已经深入人心。 　　 　　第三章基督教更新中国文化的美好愿望 　　 　　更新中国文化，是中国人民的美好愿望，也是中国基督徒的美好愿望。让基督教文化融合于中国文化，是更新中国文化的必然选择。 　　 　　江泽民在党八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讲：“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继承和发扬”。基督教文化就是世界性的先进文明成果，是世界现代化的文化背景。宗教改革是西方科学和民主的“驱动力”。美国、英国是基督教新教信徒占比例很高的国家，基督教文化是美英国家文化的主流。我国建设现代化，应当借鉴英美经验。何况温州开放改革超前的实践，已作出见证，中国式的基督教文化已成为温州开放的“驱动力”。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孔子“仁者爱人”的人道人权主张，孟子“民贵君轻”的民主平等思想，是儒家的精华。人伦关系中的父慈子孝、君义臣忠、兄弟相亲、夫妇相爱、朋友以信，原来是平等的关系。但汉朝开始儒家有三纲之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不孝。妇女要三从四德。三纲已成为吃人的礼教，成为封建专制的护身符。历代多少人被愚忠愚孝杀害，如岳飞、文天祥直至刘少奇、贺龙。文革中，四人帮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实乃三纲的糟粕复辟，将中国拖入一场彼此相恨、自相残杀的浩劫。 　　 　　我们要拨乱反正，更新中国的文化，必须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去其封建“三纲”糟粕。更须融会基督教信仰的总纲——爱神爱人。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已。”爱是基督教的核心内容，是基督教伦理的基础。神就是爱。神的慈爱长阔高深，永不止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神是万国万族万民之父，凡属人类则地无分东西，性无分男女，年无分老幼，位无分尊卑，品无分智愚，皆为神的儿女。因此皆有兄弟手足之情谊。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基督教的爱是博大的爱，不仅要爱教内的弟兄，而且要以爱众人的爱为至爱。因此，我们今天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人民，爱社会主义制度，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全符合《圣经》教训、基督教信仰。 　　 　　改革开放，就是一切更新。改革，是针对国内的更新；开放，是面向国际的更新。放眼世界，一切都在更新中，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正走向全球化、现代化。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二十多年来，也发生了最为激烈、最为深刻的更新。一是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二是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三是人治制度向法治制度的转变。与上述经济政治转变相应的，中国文化也正由一元化转变为多元化。过去，文化上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只能带来落后、贫穷与倒退，这是中国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世界文化多元化、多样性、是现今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同样，多元化、多样性的文化，才能使中国文明进步。我们基督徒深信，上帝正在祝福中国，基督教文化能在中国文化更新中，起巨大的作用。这已被历史、现实所证明，也将被今后的实践所证实。 　　 　　中国已经迈入二十一世纪，所有对中国前途关心的中国人都必须自问：什么是今天中国最急切需要的？很多人认为，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是中国最急切需要的，我们已经向现代化国家认真学习了。的确，中国被贫穷穷怕了，中国被不民主治怕了。所以，二十多年的开放改革中，中国是实实在在地发展科技、发展经济、发展民主政治。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成就，辉煌灿烂。但是，精神文明这一块呢？当然，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不少的成绩。但由于工业化、都市化、造成人口流动率高、人际关系疏离、群体意识淡薄、道德约束力大减，就导致犯罪率增加、社会风气变坏。不仅政府官员出现贪污腐化，而且社会生活变得庸俗不堪。在温州这块因开放改革致富的沃土上，毒菌仍然丛生。娱乐场所灯红酒绿，三陪女、卖淫女穿梭其间。到大街小巷每间屋看看，多数人家摆满了麻将桌，搓麻将、打朴克几乎普及。不少人热衷于六合彩赌博，屡禁不止。休闲的人们，在家看看电视算是最文明的了。但是，电视里也充斥着无聊的武打片、滥情戏。很多生活剧、现代片也是雷同类似，渲泻情欲，无益于提高人们的伦理道德素质。很多人洋房有了、洋车有了、洋服有了、洋机有了，洋话有了，物质上现代化了。就是精神上还没有现代化，心理上还没有现代化，缺乏现代化的素质。温州如此，更何况全国。所以一位副部长级干部书曰《中国国民素质危机》，认为全国国民素质迫切需要加以改造、教育、更新。呼吁全社会对国民素质的更新引起重视，并非是危言耸听。 　　 　　江泽民讲：“世界的人都知道温州人会做生意，沿海靠山赋于他们这种开放的精神，冒险的精神。最主要的是温州人的能吃苦”。江泽民二次考察温州柳市，从温州人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实践中，总结出温州模式是由有温州精神的人创造的。温州人有善于求富、勇于开放、敢于冒险、甘于吃苦的精神，结出了改革开放的硕果。 　　 　　基督教对这个世界所要提供的，不是一套经济方案和政治策略，也不是一种划一的文化形式，而是改变旧人，造就一批新人。这些新人乃是从内心开始被更新，因此有崭新的精神素质。这种崭新的精神素质，藉着圣灵的更新，不仅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更是心意上不断变化的更新，将一切都更新了，直到新天新地。这种永不停息的心意更新，能不断提高人的精神素质，使之适应社会的不断前进。 　　 　　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三民主义》后，又提出<建国方略>、<实业计划>等政治、经济的行动方案，却深感推行不易。后来，才悟到是国人的心理障碍所致。对此，他又提出以“知难行易”为中心的心理建设，并认为没有心理建设，其他的政治、经济计划都不会落实。 　　 　　孙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先行者，也是基督教虔诚的信徒。他“天下为公”的理想和奋斗精神，为中国人民所共同敬仰。在纪念基督教传入中国二百周年之际，我们须牢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让我们效法他的佳美脚踪，求上帝祝福中国，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作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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