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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川人大抗战 [打印本页]

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9.8.2006 14:26
作者: 郑光路 “川人大抗战” 简介： 8年抗战,300万川军出川抗击日寇,64万多人伤亡,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冠。这段洒满鲜血的历史,被四川人民出版社冠名为《川人大抗战》出版。本书以翔实的史料，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川人大抗战的历程，是迄今为止最完整叙述这段历史的长篇专著。

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9.8.2006 14:28
第一部分抗日的呼声 第1章刘湘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 刘湘入驻成都 通过时间隧道回头去看抗战前夕的成都，这座西南重镇还真是古色古香。 1935年2月10日，国民政府明令成立四川省政府，7月6日后省政府衙门陆续从重庆迁成都。1935年8月下旬的一天，一场暴雨后，天气凉爽。时近黄昏，一行车队从东门外的牛市口缓缓开进成都。车到了天福街，眼前是护城河，已可看见东门古城墙…… 一个身着戎装，身材高大、面色微黄的高级将领从黑色轿车里下来，他就是川军二十一军军长、四川省主席刘湘（1890~1938），字甫澄，四川大邑县人。和他同车的是他的心腹谋士、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 邓汉祥（1888~1979），字鸣阶，贵州盘县人，辛亥革命后曾任黎元洪都督府一等参谋，1915年初，随袁世凯派到四川督理军务的陈宧到成都，任将军府中将副官长。1924年还曾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国务院秘书长。（1） 刘湘下车，跺跺脚，对身边头戴博士帽、身着黑色长绸衫的邓汉祥说：“从重庆坐车，路上颠簸了两天，总算到成都了……鸣阶，我们不坐汽车，走进城吧！” 邓汉祥高兴地说：“好，好，甫公说得甚是。我们走进城去，既可了解省城街市风情变化，又可舒展下身子！” 两人缓步而行，卫士们紧随其后。 当年成都不大，府河上的东门大桥已是城外，刘湘手抚桥上石栏杆远眺。对成都很熟悉的邓汉祥说：“这东门大桥是百姓俗称，实名 ‘长春桥’ ，又叫 ‘濯锦桥’ 。在光绪癸未年修补时还挖出块宋碑，看来为宋代所修建无疑！” 只见清流中，东门外大码头艄公摆渡、渔翁搬罾垂钓，河畔柳树青青。刘湘遥望远处跨金水河合江处的“大安桥”和雕栏画廊的安顺桥，微叹一声说道：“成都好美啊，十多万户，四十多万人。20多年来，我在成都周围打了好多次仗，在这座城里头杀进又杀出，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心情安逸过……” “甫公，你如今是堂堂省主席了嘛！今后军政都由甫公主宰，川省各路诸侯也不会再胡乱混战了！” 刘湘等人过了桥，到城墙下。苔藓斑驳的城门上大书“迎晖门”，进了东门城门洞，东大街闹市顿入眼帘。邓汉祥对刘湘说：“据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官府统计，成都全城四门及附郭大小共516条街道，都很狭窄。较繁华的南大街、北大街、总府街、文庙街等，只有二丈左右宽，其余多不及二丈。科甲巷更狭得可怜，仅数尺宽，两三个胖子并肩走也麻烦！民国后，街道才多了几条，东大街也宽了一些。记得大清末年时，这条名震巴蜀、富丽无比的东大街，可并排走四乘八人大轿呢……哈哈，但那时也不过宽约三四丈罢了！” 东大街两旁人家屋檐都与阶齐，下雨时行人可以檐下避雨，晚上又可摆“夜市”。只见满街各字号的首饰铺、绸缎铺、皮货铺、土洋百货以及专卖京、苏、广货的商家栉比鳞次，黑漆金字大招牌像比赛般一家比一家辉煌夺目，行人熙熙攘攘……街边隔不多远便摆有三尺多高、盛满清水的长方形石缸，缸内水草飘曳，鲫鱼、鲤鱼在里面悠然游荡，像在显示老城的慵懒古旧…… 身后张副官惊讶问：“甫公，怎么街上还喂鱼哟？” 刘湘笑道：“喂啥子鱼啊？那是用来贮水灭火的，叫太平缸！” 邓汉祥接着说：“从乾隆四十九年起经过几次大火灾后，这条街就防患未然……张副官，你没看见街边隔不多远就摆着麻搭、火钩等救火家具？那是前清丁葆桢丁制台命商铺制备的，此风至今犹存！” 为防火，街两边建筑处处有高耸的风火墙，造型典雅、多彩多姿。路面全铺着红砂石板，城里人、乡下人，都把来逛东大街当成最时髦而快活之事，路上已很有些坑坑洼洼。 刘湘走到下东大街，停下步子说：“我记得这里原来有座牌楼嘛！横额写的是‘既丽且崇’四个金晃晃的大字。” 邓汉祥说：“甫公说得对！那是根据汉朝左思《蜀都赋》‘既丽且崇、实号成都’的文字来的。1924年杨森当省督办独霸成都时，实行啥子‘新政’，为拓宽东大街，拆除了这座牌坊……甫公，你看街右那座‘府城隍庙’，如今更热闹了！” 刘湘朝城隍庙内望去，只见里面有酒馆、汤圆、面店、杂货铺、算命卜卦、杂耍跑滩…….闹哄哄的。他笑道：“三教九流、抓拿骗吃的人都跑到城隍庙头，恐怕反把阎王、小鬼都要吓掉魂了！” 身后张副官和卫士们呵呵大笑，齐声说：“甫公说得好巴适哟！” 他们走到城守东大街，邓汉祥说：“此处明代为都司、提学道署所在地，到前清时为守护省城的‘城守游击署’ ，所以这街叫城守东大街。甫公，你看街南那家‘香风味饭店’，腌卤最负盛名，‘荣盛豆花饭店’听说也很有名气……” 刘湘望着“城守游击署”的破房子，皱眉说：“你看那啥子游击署，房子偏偏倒倒的，破烂不堪……今后要整治一下！”（本书作者注：抗战时城守游击署旧屋成为四川省图书馆，至今旧址犹存）。 再走几步，刘湘站在十字街头，指着右边一条热闹街市说：“这就是杨森1924年当省督军搞‘新政’时的得意之作，他修的春熙路了！”他又往左边那条街一指，说：“那是走马街，你看全是带铺板的青瓦平房，好气派！” 身后张副官问：“请问邓秘书长，咋个叫走马街哟？” 邓汉祥答道：“走马街再往左一拐，就是督院街。前清时候，全川各地有多少官员骑着高头大马去督院拜见总督大人啊！” 邓汉祥捻须又微笑说：“清朝垮杆，1912年3月11日，成立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 1914年改为省巡按公署，1916年又改为省长公署。1919年4月‘防区制’形成后，先后坐镇成都的啥省长、督军、督办、总司令等，走马灯样频频换人……办公地点大都在督院街！” 刘湘重临故地，也很感慨：“是啊，只说这10多年来，1921年是刘存厚，1922年5月后是刘成勋，1924年后是杨森，1928年11月后是我幺爸刘文辉……先后都在那条督院街组织省政府督川。江山依旧，物是人非啊！” 东大街、春熙路几里长的大街上两三层楼的铺面，又高、又大、又深，整齐干净；招牌全是黑漆金字，富丽堂皇。 他们走到中东大街暑袜街南口，邓汉祥手指两旁街楼说：“甫公，你看这东大街好热闹！街南有宝元通百货公司，又有万钰银楼，是省城银器业最早最大之商铺。又有中西大药房，创设于光绪二十七年，为本市西药业之最早！盐市口南端，街口原为鱼市所在。盐市口，是全城大盐市……” 刘湘说：“我当小娃娃时候，就听说东大街的‘夜市’最有名了，说从宋朝时候这条街就有‘夜市’习俗，成都人称为‘赶东大街’。我爸每次到成都做米生意回大邑安仁镇家头，都要夸东大街的‘夜市’闹热得很，说每天夜里大街上屋檐下，挂灯笼、点火烛，摆满地摊摊吆喝叫卖……一直到打二更三更后才收市！” 邓汉祥频频点头：“我1915年随陈宧到成都时，这里交通还很落后，除闪悠悠的‘滑竿’、轿子外，就是马车了……马车总站就设在城守东大街口，粪骚臭冲天，行人掩鼻而过。马车上有五六个座位，招手即停。1924年后，杨森当省督军，才不准马车在春熙路、盐市口等繁华市区通行……” 不时有黄包车从大街上经过。还可见到太太、小姐巍巍然高坐包车上，仆人、丫环紧跟车屁股后奔跑…… 刘湘说：“如今街上鸡公车、马车、滑竿都少见了，黄包车倒比以前多了！” 邓汉祥笑着说：“1913年留学日本的郭玉珊、韩子葵等人归国，在包家巷成立省甲种工业学校，生产仿日本式黄包车，所以又叫东洋车………有钱人家以有私人‘包车’为荣。那些身穿黄布背心号衣的，是‘公用’黄包车夫，这倒和重庆一样。甫公，你听那一路叮叮当当之声，倒构成一幅闹市繁华图。十里长街，简直就是芙蓉城的《清明上河图》啊！” 当然，这位省府邓秘书长不一定晓得：这些躬腰拉车汗流浃背的车夫，都是交押金、托人情，好不容易才在车行老板处租到车的。抗战前夕的30年代，被成都人称为“怪物”文人的刘师亮有首《哀黄包车夫歌》，鲜活地描述了黄包车夫受尽滥兵歪人之辱的情景： “黄包车，快些走，先生今天会朋友。先到新化街前(注：娼妓街)去玩耍，再到望江楼上吃花酒。转来顺到过九眼桥，毛家公馆推牌九。问问路，二十里，铜钱一串就足矣！争多争少欲为何? 你把先生瞧不起。先生不是普通人，立刻就要医治你！车夫争钱大无耻，骂声车夫你该死！不去当兵来拉车，给你几个嘴巴子。打得车夫无言答，垂头丧气面如死。不见军警干涉坐车人，只见车夫两泪汪汪流不止……呜呼呜呼吾同胞，‘革命区域’有如此！” 刘师亮说的是，此时四川已属“国民政府”管辖，成都也是“革命区域”了，然得势的军阀旗号虽变，穷人仍然受苦。 刘湘、邓汉祥等人看见街上不时还有自行车出现，全是英国“邓禄普”、“三枪”等洋货。“邓禄普”商标是白胡子老头，被人称为“老人头”。“三枪”商标是三支洋枪架在一起。刹车要脚板反起蹬，称为“回链刹”…… 张副官在身后说：“甫公，成都的‘洋马’（注：解放前自行车被称为“洋马”）比重庆多！我听说每辆要银元150 元左右，一般人哪买得起啊？连以旧翻新的‘洗澡车子’都俏得很，四川‘展言子’的俗话叫‘骑了又漆，漆了又骑’！” 说得刘湘笑了。邓汉祥说：“甫公，你看青石桥与西东大街拐角处的‘马裕隆’商铺，从1907年开业，就是省城最早、最大的洋货商店！” 刘湘看那家商铺招牌上大书“马裕隆专售各国通商货品”。邓汉祥说：“‘洋马’算啥子？1926年，上海马裕隆总店为成都店订购了一辆英国‘哈雷’牌巡警用大型摩托车，千辛万苦从长江水运直抵成都。店主老板的大公子正读中学，居然无师自通跌跌撞撞能开动了！那年我到成都，就见东大街上摩托车轰隆轰隆、烟雾滚滚，连野狗也追随其后怪叫呢……街两边青年后生艳羡无比，妙龄女郎秋波频送，站在东大街上齐喊‘啊哟，打屁车又开来了！’甫公，你说有趣不？” 刘湘呵呵大笑：“鸣阶，硬是有趣！” 邓汉祥说：“不久，‘马裕隆’又从上海运到一部‘奥斯汀’小轿车。店主两父子大起胆子学开车，结果冲烂一家店铺挂伤了人，赔偿几十个大银元才完事。” 刘湘说：“我晓得这件事！这辆车子被我幺爸刘文辉二十四军的旅长、‘花花太岁’石肇武买去。1929年6月的一天，这个石肇武带两个漂亮婆娘，从他宽巷子的石公馆直奔东大街，横冲直撞，在春熙路凤祥银楼前，把一个讨口子撞死了。这石肇武马不停蹄仍乱冲，又把一个挑担卖汤圆的小贩碾得稀巴烂！” 刘湘说的这个石肇武，在1933年刘湘和他幺爸刘文辉为争当四川霸主而展开的混战中在邛崃被刘湘部捕杀，脑壳送到成都少城公园高悬示众。 邓汉祥说：“是啊，所以甫公后来杀了‘花花太岁’，省城市民都骂‘活该’，都称颂甫公为民除害！甫公如今统一了四川，省府入驻成都，川省此后励精图治，一定面貌全新！” 刘湘被说得很高兴：“走，到督院街省政府去！” 1935年9月1日，45岁的川军二十一军军长刘湘正式在督院街本部办公，宣誓就任省主席…… 刘湘和夫人“刘甫婆” 距成都近百里的川西平原上，有个丰饶秀美的古镇——安仁镇。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五月十五日，刘湘就出生在此。他祖父名公敬，字玉麟，是个武举人。父亲文刚，字鉴堂，绰号刘刚子，经营谷米生意。他家有水田40余亩，另还和刘文彩、刘全山两户合营水碾一座。 据刘姓族谱记载：刘氏原籍安徽徽州，清朝初年移民到安仁镇开基的始祖名叫刘应良。刘应良的独生子刘朝怀与安仁乡民胡荣贵的独生女成亲，入赘胡家，生子刘芳伯。传五代之后，刘家子孙繁荣昌盛，当地人就把刘家聚居的“胡子墩”改名为“刘子墩”。传到第九代刘文辉和第十代刘湘叔侄时，盛极一时，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显赫的刘氏家族。 刘湘，又名元勋，字甫澄，是刘文刚的长子，自幼惯于劳作，读书之余经常帮助老父推车运送谷米。 别看安仁镇当年很偏僻，民国期间却出了不少川军将领。本地人都传说刘家“祖坟上硬是栽了弯弯树，葬在白虎穴”，是块“风水宝地”！当年你要是走到大邑县，到处都见得到算命瞎子、风水先生口水四溅地在说“谶语”：“刘备五虎大将之一赵子龙的坟就埋在大邑县静惠山，所以这里出武将”，“你们没见刘甫澄大人当军长的二十一军，刘文辉大人当军长的二十四军，他叔侄两爷子的番号，恰与纸牌中的‘丁丁’、‘二红’相合，而‘丁二红’就是纸牌中的皇帝嘛！所以，二刘联合则可问鼎中原，黄袍在身坐龙廷，硬是比蒋委员长还厉害呢！” 人们将信将疑，把出了两个省主席、四个军长的安仁乡视为“圣地”。直到1969年本书作者当知青，下乡处离安仁镇不远，还经常听见有句顺口溜：“四军九旅十八团，营长连长数不完”。就是说：刘家当过军长的就有刘湘、刘文辉（刘湘的幺爸）、刘元瑭（刘文辉的胞侄）、刘元（刘文辉的胞侄）。至于当过师长、旅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的，简直就多如牛毛！ 刘湘与刘文辉是叔侄关系，官也当得最大（省主席）。刘湘的父亲同刘文辉是嫡堂弟兄。刘文辉弟兄6人，刘文辉最幼，及其显赫后，四川人也多跟着刘湘戏称他为“刘幺爸”。 解放后“名闻全国”的要算刘文辉的五哥刘文彩。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刘文彩在安仁镇的公馆被建成为“地主庄园”，装鸦片烟的地屋也被设计成“水牢”……全国来的参观队伍络绎不绝，每天“忆苦思甜”、泪飞如雨，“打倒”的口号响彻云霄。公馆内的《收租院》泥塑还漂洋过海办到了外国。 其实在解放前，刘文彩的名气和他的幺弟刘文辉、侄儿刘湘相比，差得天远！ 且说刘湘幼年读私塾，1904年考入大邑县立高等小学堂。1906年，陆军弁目队招生，不满17岁的刘湘投笔从戎，背着父亲跑到雅安应考，被录取，次年4月入四川陆军讲习所，1908年旧历正月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1909年夏毕业。 刘湘性情含蓄，少露锋芒，对同学则虚心求教。他每天只晓得埋头上课，从不过问政治。他喜唱军歌，集体游戏时，常被推为领唱。因他下眼皮有疾久治不愈，同人说话眼睛爱半睁半闭，总像瞌睡没睡醒似的，同学多戏呼他为“刘瞎子”。他跑腿打杂很勤快，又热心公务。队官喜欢吃鳝鱼，他去代为剐剖，弄得满手是血，队官对他大生好感…… 刘湘块头长得大，相貌看似憨厚老实，少言寡语不为人注意，冬天还常流清鼻涕……同学中谁也没料到这个有些“瓜眉瓜眼”的同学，日后竟会在四川独领风骚！只有同学刘炳勋（字佛澄）的父亲，一个清朝八旗军队驻防成都的官员，他慧眼识英雄，对刘湘甚为赏识，特嘱炳勋与之深交，还常予以钱财资助。后来刘佛澄一直追随刘湘，官至旅长及机关枪司令等。 外国观察家也认为刘湘“显得极为平淡无奇，甚至萎靡不振”。有两个英国人曾向他们的政府报告：“尽管刘湘看起来脾气甚好而且通情达理，但是既无性格，又无才气……” 但外国人也有眼光敏锐的！英国的托勒1921年就说：“刘湘给人的印象并不是才华出众，在交谈中显得反应迟钝……但他的那种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权谋之术叫人永远难忘。他是一个胸有城府的人！” 果然是“人不可貌相”！刘湘1909年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凭他四川人形容他“装猫吃象”的大智若愚和英勇善战，一二十年间连连高升：由排长、连长、团长、师长直至军长、省主席…… 自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四川老百姓脑壳上虽然少了“猪尾巴”辫子，但仍没过几天太平日子。1919年4月“防区制”正式形成后，兵如土匪，川内各派军阀抢地割据，占山为王，每个防区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四川活像争王称霸的大戏台！ 1928年7月，蒋介石派人来川，拉拢利用刘文辉、刘湘控制四川。9月，刘湘（二十一军）、邓锡侯（二十八军）、刘文辉（二十四军）、田颂尧（二十九军）四个川军军长在资中县召开联合会议，讨价还价很久，商定组织省政府，并达成协议，由刘湘任裁军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任省主席，邓锡侯和田颂尧分任财政厅长和民政厅长。 1929年1月，刘文辉、刘湘两叔侄联合，击败杨森的二十军，四川成为“二刘”的天下。 刘湘19岁时与本县苏场一个姓周的农村女子结婚，岳父大人务农兼做裁缝。 后来刘湘发迹后，深以夫人无名为憾。贴心“师爷”甘典夔给她取了个“玉书”的芳名，故又称为“刘周玉书”。刘湘被人称为“甫公”，妻以夫贵，夫为公，夫人岂有不称“婆”之理？四川话中“甫”、“虎”同音，刘周玉书有点横蛮泼辣，有母老虎之威，于是就被刘湘部下喊成了“刘甫婆”，她的真实姓名倒逐渐隐去了…… 刘甫婆嫁到刘家后起早摸黑，吃苦耐劳、节俭度日，一文钱恨不得掰成两半用……当刘湘去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时，她一个人支撑门户，孝养公婆，还把绩麻纺花凑起来的钱，两百文、三百文地带给刘湘打零用。刘湘当了大官，她还是爱穿件旧蓝布衫，脑壳后头蓄着四川农村妇女常见的俗称“大粑粑”的发髻，农家本色未改。她还自己浆衣洗裳、烧茶煮饭，不像有些官太太那样描眉画凤打扮得妖妖艳艳的，呼奴使婢。这些，都令人不得不翘大拇指夸赞。 曾在刘湘幕府当过女“参议官”的秦德君老人摆过“刘甫婆”许多有趣的龙门阵： “刘甫婆”比刘湘还大几岁，十分泼辣。刘湘有个参谋长郭昌明，40岁才安家，和一位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结婚。初上任时，郭参谋长带着年轻妻子专程到刘湘家拜见刘湘夫人。他们一进门就看见一位很朴素的农村妇女在埋头洗衣服。郭夫人上前问：“大嫂，军长夫人在家吗？”那位“大嫂”抬起头来，没有答话。进屋把围裙解下，从容地走出，到郭夫人的面前双手拍拍身上的灰尘，拉扯拉扯衣襟，冷冷问道：“你看看，我像个军长夫人吗？”然后又尖酸地反问道：“你是哪家的小婆娘？” 原来，在刘湘幕府里，凡是出现年轻漂亮的女子，她都一概叫人家是“小婆娘”，弄得那些年轻的夫人、太太们都不愿上她家的门……郭夫人回头抓住郭参谋长大哭大闹，一口咬定郭昌明是有妇之夫，骗了她，不然军长夫人为啥子把她叫做“小婆娘”呢？ 刘湘习惯召集高级官员到他家的客厅里议事，“刘甫婆”最喜欢偷听。这些官员们有时趁刘湘不在，故意你一言、我一语编造刘湘找小老婆的故事刺激她，惹她吃醋出洋相……她在窗外越听越生气，常怒不可遏闯进客厅，把茶杯、茶壶、烟盒、花瓶、古玩摆设、桌椅等等砸得稀巴烂。要是此时刘湘进来碰上了，就会对夫人一阵拳打脚踢。尽管“刘甫婆”满脸是眼泪，但看见刘湘因为打她累得大汗淋漓，她就赶忙端来热水，绞出湿毛巾给丈夫擦汗，还拿来蒲扇给丈夫扇风……惹得大家捂着嘴巴鼻子忍不住地笑。 刘湘想治她，只有在经济上卡她，家庭开支每月只给100元，想逼她主动退位。可是夫人要人不要钱，要权不要财。她身边有她的亲信周晓岚、刘树臣哼哈二将，都是她的亲戚，管理着枪支、弹药，刘湘部下任何一个师长、旅长不通过这哼哈二将，就拿不到一枪一弹。而刘夫人自己极能吃苦，也不在乎钱，她在家里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烧锅做饭，还要兼搞副业，喂猪喂鸡，什么都做，就是不准刘湘讨小老婆。她自己因为从事体力劳动，身体也练得结结实实的……因此，刘湘始终拿他这位夫人没有办法。 “刘甫婆”当上四川“头号夫人”后，农家妇女朴实勤劳之风未改，很被人称赞，所以她曾担任四川省“新生活运动总会”地方分会的会长。许多人都说：“刘甫婆堪当此任，有资格！” 但“刘甫婆”也难改农村最追求当“土老肥”的习气。最引起众议的：是说她贪财，买田买地不少。据说买得太多了，嫌写契约麻烦，就印了很多空白契约，买时填上一张就了事…… “刘甫婆”购田买地可能还不算凶的。川军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和他的3个师长，每人在郫县都买有3000亩良田；下面很多旅长、团长，也都在郫县购置田地100亩以上……刘湘老家大邑，军人户数只占全县总户数的百分之三以下，却占有大邑县百分之六十六的田地，全县每户军人的田地平均有三千亩之多！最大的一户拥有的田地达三万亩之巨…… 难怪一个中国记者1932年就这样写过：“刘湘是以军纪严格知名的，但是他的部属在所驻的防区里却为所欲为……这些四川的王爷生活豪华、妻妾成群，大多拥有堂皇的住宅，购置沃土良田……” “刘甫婆”把刘湘管得紧，刘湘也算得是洁身自好，终其生不赌不嫖不抽鸦片，更不敢讨小老婆，在生活大多风流腐化的川军将领中，确算既少见又难得了。

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9.8.2006 14:30
第2章刘湘与蒋介石 刘湘统一四川和“刘神仙”奇闻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早就想统一四川。1928年7月后，他派人来川八方奔走，想拉拢四川最有实力的刘湘（二十一军）、邓锡侯（二十八军）、刘文辉（二十四军）、杨森（二十军）、田颂尧（二十九军）这五个川军“巨头”。 但川军地方军阀都想当独霸一方的土皇帝，“窝里斗”正在起劲，岂甘俯首称臣？1929年1月，刘文辉、刘湘两叔侄联合，击败杨森的二十军，四川成为“二刘”的天下。1931年4月27日在成都举行省政府成立典礼。哪晓得刘文辉在“省主席”宝座上屁股都没坐热，刘湘为争当四川王，又六亲不认向他的幺爸大打出手：1932年10月，“二刘战争”闹剧“砰砰砰”地开演了…… 1933年，最后一次四川军阀混战，以刘湘大获全胜而结束。刘湘成了四川最大的军阀，拥兵一百余团，既是国民党的二十一军军长，又是四川善后督办、四川剿匪总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 但1934年秋冬，张国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区闹得轰轰烈烈。川东南，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又转战而来。这对刘湘当“四川王”是严重威胁。而此时，蒋介石正以“剿匪”为理由，势力侵入四川，也想吃掉刘湘。 从国民党“中央”到川内各界，对刘湘攻击也甚多，尤其是攻击他的“以神治军、以军干政、以政扰民”！ 原来，民国时期的四川，江湖术士之类“妖人”不少，“道行”最高的“妖人”，当数“刘神仙”刘从云。此人道号“白鹤”，四川威远县人。最初当了几年占卜、星相、堪舆等花样的江湖跑滩匠，后来用江湖中“瞒天过海”、“做大路子”的招数，自称奉玉皇大帝旨意，代天宣化慈航普渡，以挽“红羊劫难”。自1911年起他开始传道，广收门徒，十年后信徒已成千上万。 “刘神仙”在川中设108个坛馆供坐镇菩萨，神灯长明。108馆分成6通(通即总坛)，6通108馆中又各设一只“渡人舟”，上舟者皆为骨干分子。如此舟36人就称“36天罡”，72人就称“72地煞”。声势渐大，于1926年在成都设“静德馆”和一只舟，在重庆成立“事圆馆”和一只舟。 刘湘早年好友、前文提到过的川军二十一军机关枪司令刘佛澄，最先“上舟”入教。他对刘湘说：“刘神仙早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神通大得很！” 于是刘湘也顶礼入道，夫人“刘甫婆”本就信佛，更迷信“刘神仙”。军长夫妇既皈依“神仙”莲台下，二十一军各级军官岂不争当徒子徒孙！刘从云有次酒后失言道：“从此英雄入吾彀中矣！” 其实，刘湘本意，是想以神教治军，利用宗教迷信约束其部属。所以当时明眼人都说：“刘湘耍神仙，神仙耍刘湘！”他和刘神仙各有所图。 刘从云懂些兵法军事，以“诸葛神机”著名。一次刘湘和二十军军长杨森联合作战攻鄂，久无战况消息。刘从云掐指推算道：“三天内定有佳音！”果然三天内捷报飞来。于是“刘神仙”大名远播。 1929年夏，“刘神仙”在刘湘支持下成立道门军队。他筹集信徒入道礼金23万银元，购回德国步枪3000支、手枪200支，由各“通”选送3000道徒作士兵，成立川军二十一军模范师，号称“神兵”。到1931年，“神兵”已扩大到一万四千万人，由“刘神仙”直接指挥。川军几乎所有重要将领都成了他的门徒，并分别赐以道号法名。如刘湘赐号玉宪，潘文华赐号玉羽，唐式遵赐号玉美，王缵绪赐号玉道，王陵基赐号玉豹，杨森赐号玉勇，邓锡侯赐号玉齐…… 1932年，川军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在潼川结盟，共同对付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刘神仙”对众军事将领说道：“我已算定冬至之前，二十四军必败！”这次三军联盟后，“刘神仙”以“前敌总指挥”头衔率“神兵”攻入成都，果然将刘文辉二十四军打得落花流水！刘神仙得到刘湘二万五千块银元的奖赏，在成都三槐树街购置大公馆。这是“刘神仙”最春风得意之时。 1934年秋天，刘湘召集第二次“剿匪军事会议”，让刘从云当了“四川剿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指挥六路会剿。 刘从云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对神坛三跪九叩后，两个侍童各扶住丁字形乩笔的一端，在沙盘上颤抖晃动起来。刘从云长声悠悠道：“神驾降临，诸弟子跪接。恭请神灵指示.众弟子前程和‘剿匪’的军机！”众川军首领纷纷下跪。 也有许多人不买刘从云这个野神仙的账。 开会之前杨森说：“我妈死了，我都没磕过头。老子怎能给刘从云下跪？”最后碍于刘湘情面，只好一起下跪，却窝了一肚子闷气，回去骂了几天娘。 川中老牌军阀王陵基向刘湘发电报称：“钧座（指刘湘）之命绝对服从，刘妖（刘从云）之令，誓死反对！” 而刘湘的第二师十五团团长严啸虎，更早就曾上书要杀掉“妖人”。外号“范哈儿”的师长范绍增常在跪拜时骂“刘神仙”：“我日你娘！” “哈儿”对人说：“我日他先人他都不晓得，狗屁个神仙！” 江湖妖人刘从云巍巍然当上“委员长”，驻节南充发号施令，命将出兵不但占卜吉时良辰，还要掐指定方向。一次命潘佐师截断红军后路，潘师长照其指定的方向前进，面临大山，又遇断岩，急忙电报请示。刘神仙回电话责备魏师长：“你不晓得军队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嗦?”把个魏师长鼻子都要气歪了，答道：“是不是还要我军临岩舍命？”一时传为奇闻笑谈…… 此次围剿红军，“神军”却一败涂地。川军各部全破口大骂“刘神仙”装神弄鬼贻误战机。众人在成都西御街安抚委员会召集会议，致电刘从云，要其“自裁以谢川人”。“刘神仙”晓得漏子捅大了，只好溜之乎去也。风云一时的“刘神仙”及其“神兵”，从此销声匿迹…… 1934年11月刘湘上南京拜谒政府主席林森，林正色对刘道：“听说四川还有啥神仙、神兵呀?时至现代，讲究科学，不能以神道设教自欺欺人啊！”说得刘湘面红耳赤俯身而退…… 1946年冬，“刘神仙”到上海，范绍增把神仙介绍给杜月笙。杜为神仙在南京路大庆里找了个公馆，神仙便又在沪上当起了“相天下士”的高级“跑滩匠”。杜月笙、范绍增为神仙定下“工价”：每相一命金一两。此时的神仙不再穿古怪道袍，而身穿狐裘貂褂，口衔雪茄，身后徒儿四人皆西装革履，巍然高坐，来相者皆达官贵人，神仙大名又传遍上海滩…… 解放后，刘神仙终于“贬下凡尘”，被政府逮捕，在“劳动改造”中死去……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刘湘用“神仙”使“六路会剿”红军失败，部下怨声载道。他不得已求助中央国民政府，要钱、要枪弹、要实权。蒋介石正千方百计把手伸向四川，立刻同意先发给四川炮弹500发，枪弹200万发，“剿匪”经费500万元…… 于是，蒋介石利用“剿匪”名义，从各方面渗透四川，派嫡系部队入川，以贺国光为首的行营参谋团也到重庆，同川军共同“围剿”红军。 蒋介石为与刘湘“合作”，大给“甜头”：任命刘湘统掌四川军政大权，发给军饷……1935年9月1日刘湘名正言顺在成都宣誓就任省主席。至此，祸害全川近20年之久、各路军阀割据的“防区制”宣告结束，四川全省行政得到统一。 但川中各路军阀又岂甘居刘湘之下！这便产生了刘湘同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文辉、李家钰等其他川军派系之间的矛盾。 蒋介石势力深入四川后，想进一步削弱刘湘势力。蒋介石心里想的是：“我要你刘湘等人的川军和红军作战，两败俱伤！” 这个心态，也和刘湘想让川军其他派系在“围剿”红军中去打头阵送死，是“英雄所见略同”…… “峨山训练团”的风波 1935年8月，秀甲天下的峨眉山不再幽静。松林曲径中出现许多操天南地北口音的军人们……原来，蒋介石为分化、控制川军，开办“峨山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刘湘（二十一军军长）为副团长，陈诚为教育长，邓锡侯（二十八军军长）、刘文辉（二十四军军长）为团附。川军营长以上军官多被调来受训。 军官们在升旗场和大礼堂，看到几幅巨大醒目的大标语：“拥护蒋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团结一致复兴民族！” 军官们私下议论纷纷：“日本鬼子越来越嚣张，咋个没有看到一张反对日本侵略的标语？”有人猜测：“是怕惹外交麻烦吧？” 当时不少军人都渴望抗日，对此不免感到失望。 蒋介石每周至少在大礼堂讲话二三次，有时也出席早晨的升旗典礼。他一身戎装，昂首挺胸多次训话：“首先，中国必须统一在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这就是‘统一意志、集中力量’！第二，为了建国、为了复兴，必须清除‘奸党’，消灭‘奸军’！要攘外必先安内！” 刘湘则私下对刘文辉、邓锡侯说：“他老蒋高吼‘要攘外必先安内’，其实在打我们的算盘……我们应该高吼‘攘外自然安内’！他老蒋以‘中央’名义，打起 ‘维护法统、国体’的旗号发号施令，我们就以‘接受原则、商量办法、实行拖延’十二字方针来对付！” 刘文辉、邓锡侯虽与刘湘有隙，但对蒋介石而言，又是“一家人”了，故都频频点头赞成：“甫澄，你说得对头！” 蒋介石并不仅仅想消灭共产党，也想把各省地方势力、地方军队一扫而尽。他很厌恶川军，有次讲话中愤慨地斥责四川军队的丑恶：“我从成都乘车来峨眉，在途中遇见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车旁经过，仰卧踞傲，毫无革命军人仪态，形象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 蒋介石评论一些军官“毫无革命军人仪态”本是实话，但川军军官不服气，下来交头接耳：“人家不晓得是你嘛，没有敬礼，就引起你老蒋这么大肝火……老蒋太骄横，对我们川军太轻视了！” 陈诚，历任“剿共”各路总指挥，严于治军，强调“精神教育”，素有实干家与战术家之称，因清廉被人称道，深受蒋介石宠信。他在升旗训话时，骂共产党“共产”，骂地方军队贪鄙，说自己廉洁：“连共产党都佩服我。福建红军进入浙江我的家乡，在打土豪时，没到我的家，说陈辞修是个穷光蛋！” 陈诚声色俱厉训道：“连外国人都知道，四川军队素质之差，国内外有名，同中国优秀的部队相比相差甚远！据《独立评论》1934年2月26日报道：川军某某部队里，老婆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枪杆多！一位美国外交官早在1929年底的报告中也说过，当时川军25万军队中，只有一半人有可用之枪。川军官兵中抽鸦片烟的人多不胜数，还总是拖欠军饷、入饱私囊……” 他还骂地方军队是“土匪式军队”！下面的川军将佐们听得垂头丧气、心里冒火。就连蒋介石也觉过分，要他说话缓和一些。 刘湘在训练团任副团长，蒋对他表面客气，但身为四川军政之首，在自家地盘上低头受管受教，岂能心甘？所以，他每每借故不到，即使到场，也只是闷闷不乐勉强应付。 蒋介石为要把川军军官们都收入自己麾下，也大给甜头：“你们现在是我的学生，回部队后又是我的部下。希望你们努力剿赤，尽忠报国，将来自有无限美好的光明前途！”他为拉拢和分化川军，要受训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还亲自分班接见旅长以上军官。 陈诚也约会团长以上军官……刘湘手下“大将”唐式遵、王缵绪、范绍增等，见有糖吃，此后即渐渐向老蒋“靠拢”了。 邓锡侯、刘文辉二人同任团附，住在报国寺幽雅楼上，享受特殊待遇。见刘湘受老蒋冤气，虽幸灾乐祸，却又难免兔死狐悲！眼看老蒋借机大挖各川军墙脚，当然内心气闷。 二人每次大会都来参加，都曾作专题报告。 邓锡侯弦外有音，讲“枪口对外”，他说：“我们过去拿着枪杆，枪口只是对内，打了多年内战，现在在一个领袖、一个政府领导之下，应一致对外，才对得起民族，对得起自己良心！”他讲话尽是通俗诙谐的四川口头语，所以很受川军人员欢迎。 刘文辉讲话题目是“团结一致、反对侵略、复兴民族”！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在极艰苦的岁月里如何忍辱负重，团结内部，外抗强敌，杀身成仁……川军军官听了非常兴奋。 但是中央军的军官却攻击他，如万耀煌集合第一连学员讲话说：“要相信我们的事业，反共、抗日都是要成功的！相信我们的委员长是成功的民族英雄，决不会像岳飞等人，尽是失败英雄。你们不要听刘文辉胡说八道，失去信心！” 刘文辉很扫兴，此后也未再登台讲话了。 从“反共”到“联共” 发生许多不快，刘湘怄了许多“阴气”，胃病都气翻了。他身体看似魁梧，其实像有人说他的那样：“泡桐树子，外头看起又粗又壮，里头是空的！” 他为缓和矛盾，有天在峨眉山蒋介石住处，披肝沥胆地吐露了一番肺腑之言：“湘的胃溃疡病十分严重，自知将有生命危险，已来日无多……所以勉强担任川省军政职务者，一因受委员长的知遇，当此国家多事之秋，不忍决然引退。二因受地方父老的培植，在川担任军政职务二十余年，无一善政报答桑梓，故不能不竭力从事。四川是国家后防重地，委员长在川对于国防上的布置，请放手为之！关于四川军民两政的措施，也请明白指示，湘无不唯命是听！但希望中央在川人员通力合作，才能收效啊！” 言外之意是要“中央”不要搞小动作，乱挖墙脚。刘湘说到动情处，已是涕泪满面。 蒋介石毫无所动，仅泛泛答复说：“甫澄兄，你的意思很好。你安心好好养病。以后有事，就叫秘书长、参谋长来见我……”敷衍之辞、不着边际，刘湘深感失望。 刘湘回成都，把这一经过告诉“军师”、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愤然说：“我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白讨无趣……看来，紧跟老蒋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面带憨相”的刘湘，其实极懂纵横捭阖之术，为求自保，他想尽办法对抗老蒋。 刘湘命令心腹干将：“首先，要加强本系核心组织武德学友会稳固部属，不被老蒋‘挖墙脚’！第二，暗中密切联络两广、云南、山东等地各反蒋势力，互为呼应。第三，要一改过去拥蒋反共方针，采取两面手法，表面敷衍老蒋，我这个四川的‘剿匪总司令’，也要‘联共’了！” 但刘湘想“联共”，也有担忧：1927年他部下王陵基、兰文彬一手制造过重庆“三三一血案”，自己又与蒋介石一度关系密切，围剿红军…… 与共产党关系亲密的冯玉祥，1933年5月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1936年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先后派高兴亚、郭春涛、汪导余、李荫枫、郭秉毅等人，到刘湘部任军事教官或高级顾问，他们向刘湘转达冯玉祥对时局的看法： “第一，必须抗日，只有高举抗日的旗帜才能团结一切反蒋力量。第二，必须与共产党交朋友，现在四川的心脏已被蒋的实力(参谋团、别动队)插进了，敌人应该是‘蒋’而不是‘共’，而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蒋’，不是你刘湘，所以应与共产党交朋友。” 刘湘听完这席话，觉得冯分析透彻，“啪”地在茶几上一拍，大声说：“冯先生真知我者！现我下了决心，决定与共产党交朋友，我尽力所能及地释放在我管辖范围内的政治犯，但要求共产党不要在我的军队中发展组织！” 刘湘开始把“联共”、“反蒋”付诸行动。 当时，康泽的“别动队”和复兴社特务组织，正风尘仆仆在全川各地调查地形、社会等各方面情况，刺探川军各部军事情报，在刘部开展“军运”，分化川军…… 刘湘命令部下：“我们也要建立特务队，让冷开泰去当队长，给我专门刺探老蒋‘行营参谋团’和‘别动队’的情报，以牙还牙采取对策！” 共产党人张曙时、田一平、罗世文、李一氓等人先后到刘湘部工作，对刘湘产生很大影响。1936年，刘湘派代表张斯可到桂林与中共代表直接会晤，同李宗仁等桂系将领共同签订了《川、桂、红协定》，要点是联合反蒋抗日。刘湘还设立了与延安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 1937年，中共中央派李一氓与张曙时两次来川会见刘湘，转交毛泽东给刘湘的亲笔信。接着，罗世文作为中共中央正式代表来川与刘湘联系。 刘湘也派代表王干青、叶雨苍到延安学习经验。他们回川时，每次都带有毛泽东的亲笔信和一些礼品给刘湘。 一天，郭秉毅拿了一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写给刘湘的信给田一平看。田是绥署少校参议，驻武德励进会工作。毛泽东的信中说：延安想办一个图书馆，缺乏图书资料，希望刘湘能予帮助…… 刘湘的亲信财政厅处长甘绩镛等人商议：“给延安送款一万元！”这在当时是很管用的一笔巨款了。 意见上报刘湘。素来精打细算的刘湘慨然说：“一万元未免太小气了！我们要同人家合作嘛，既然合作，就得出点力！”他立即批示：“帮助五万元！” 刘湘部下和田一平、郭秉毅等共产党人有些吃惊，私下异口同声夸赞：“甫公这次好爽快！” 1936年刘湘还通过冯雪峰、王昆仑、郑育之等人，秘密资助中共六万元巨款。 “恶龙难斗地头蛇”，刘湘有了共产党作后盾，有冯玉祥、李宗仁等各地杂派势力相呼应，又有一批高级顾问、谋士“贴紧”，刘湘决心同蒋介石排斥异己、消灭地方实力派的政策相对抗！ 抗战前夕，四川各派政治势力就在这种情况下此消彼长、矛盾错综复杂……

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9.8.2006 14:31
第3章历史罕见的大饥荒 四川灾情引起国际关注 刘湘当上省主席后日子并不好过：除蒋介石处处紧逼外，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又逢大旱，灾情蔓延全四川！ 一队黄发碧眼的“国际社”记者，正在巴蜀大地上采访灾情。田野龟裂千里荒凉，饿殍遍野令人心惊……外国记者们坐在颠簸的车上，看着国民党《中央日报》对剑门关内饥荒的现场报道：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沿途诸山高峰耸处，必有一二碉堡雄踞其上……一片凄凉，至此始知已入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泥作食者约18万人，饿死者约1000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 外国记者看见，旷野里，幼小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到枯树上摘叶充饥，而树叶几乎早已被捋光了；一群孩子饿死荒野、无人敛尸……汽车颠颠簸簸好不容易开到川北重镇遂宁县，成千上万灾民流落到县城觅食。饥民多半是老弱妇孺，衣衫褴褛，孩子们则多一丝不挂、骨瘦如柴，手上拿着赖以吊命的树叶…… 直到1996年初，台湾的徐宗懋先生在台北中华历史工作室档案中看到这批“国际社”记者关于抗战前夕四川大饥荒的照片，内心依然为之震撼。他将图片寄给山东一家《老照片》杂志，写信说：“兵连祸结，田地废耕，饥荒成了人祸下的必然现象……到了七月七日，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一年多后四川成为中国抗战的重镇，给养着大量的部队和军政人员，对照着饥荒的惨况，这种发展确实始料不及……” 徐宗懋先生急于找出关于这一场饥荒的准确记录，然而正式史料皆无记载…… 确实，只有了解抗战前夕四川大饥荒的惨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灾难深重的四川人民为抗战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本书作者曾花大力气查阅了大量地方志、文史报刊资料，非常吃惊地发现：那场大饥荒之惨烈程度，远非徐宗懋先生提供的那几张老照片所能反映! 从1930年到1937年期间，是四川近代历史上最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匪灾、兵灾……连年不断。加上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1936年春夏，各路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省政府，传至刘湘手里：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十室九空、饿殍载道，粮尽食绝、盗食死尸……. 省民政厅长甘绩镛和“赈委会”官员，慌慌张张把灾情公报向刘湘报告：“甫公，川省共有148县、3屯、1设治局，现受灾者即有125县、3屯、1局。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以上！” 刘湘愁眉苦脸地问：“大灾中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甘绩镛小心翼翼回答：“很难精确统计，但据国民政府参政员黄炎培先生来川视察灾情，路过简阳县，他惊讶之余说：‘简阳为推行“新生活”的地方，街间倒毙之饥民，至于无人收尸！’” 他又拿出几张报纸，对刘湘说：“这是1936年4月23日重庆《新蜀报》，上面《宣汉通讯》中说：‘本县饿殍遍野；据前20日中统计，每场饥饿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复渐次增加，每场日达20人左右。’同日《绥定通讯》上说：‘现在万源人口骤减三分之一……万源城中，亦仅稀稀千余人而已。如旅行长途，整日难见炊烟，沿途倒毙饥民几无地无之。’该报5月2日《南江通讯》中又说：‘总计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2月1日迄今(5月2日)，该县饿死的饥民不下8万余人……’” 刘湘惊骇地问：“典夔（注：甘绩镛号典夔），饿死了这么多人嗦？” 甘绩镛叹了口气：“那还不算凶的。川北南江县（本书作者注：现为旺苍县）是重灾区，据报：黄洋乡160户587人，就饿死71人。那里田地龟裂，沟渠干涸，所种玉米，远望一片枯黄，可点火烧！溪边、道旁、桥下，举目都可见饿殍死尸！” 刘湘瞪大眼睛，有些发呆了……他沉默良久，两手捧头轻声问道：“那、那现在灾民吃啥子吊命嘛？” 甘绩镛回答：“据各州县急报：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肚。榆树、枇杷树、棕榈树等等树子，凡吞得下喉咙的树皮，早剥得一干二净……还有苎麻根、黄花根、菟丝子、野百合、老虎姜、黄姜子、毛洋芋、土茯苓、兰草根、猪鼻孔……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处挖得像烂蜂窝，光秃秃的几乎挖断种！灾民随挖随吃……南江县青龙乡王子珍锅厂的灾民区刚饿死48个人，当时本街熊大湖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大吼一声：‘酒倒地了啊！’蜂拥而上，躺在地下连泥带酒喝得一干二净……气息奄奄的饥民喝后，醉死在地，横顺的摆了一大坝！” 刘湘闭着眼，听甘绩镛继续汇报：“草根树皮都没有了，饥民只好吞食俗叫观音土的白泥巴。涪陵县第三区因挖取白泥致将北岩华厂坡山脚挖空，山石崩坍压死饥民50余人……荣昌、岳池等县或因抢挖白泥而发生械斗死伤事件。各地均报：灾民把白泥巴吃到肚里，又常因屙不出来，腹胀而死！” 甘绩镛又翻出一张公文，继续说：“饿死路旁的饥民到处可见，有个石懋修的乡人对县长哭诉：‘这年三月初，父亲和我去赶后坝场，20多华里的大路上，来往看到的死人有12个。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饥民还在走，转来时有的饥民已倒在地下了。那些尸体的大腿、臀部被割得血淋淋的。还在路上走的饥民，衣服褴褛、骨瘦如柴，脸带黑浸色，两颧骨高耸，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看一眼都令人胆战心惊…… ” 省府秘书长邓汉祥站在刘湘身旁，听了忍不住长叹一声：“这、这简直是一幅活生生的《饥民图》，难怪《中央日报》等报纸形容川省灾区是‘阎罗国’了！” 怵目惊心的人吃人 身在省城的刘湘，陆陆续续终于了解更多更惨烈的灾情：1936年春夏开始的近一年时间内，四川各地频频传来饥民吃人肉充饥的可怕消息！ 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载《成都通讯》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想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省赈会’特派员王匡础到六口场视察，在一肖姓的屋里发现女饥民张彭氏、何张氏等围食死尸……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杨张氏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走不远时该妇遂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 万源县出现更可怕的杀活人及小孩充饥的事！1936年4月10日《重庆快报》上《邻水通讯》说：“近有桐木洞贫妇邱氏因迫于饥饿，将其3岁小女杀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 同一天的《赈务旬刊》载：“涪陵饥民、丰都饥民，烹子充饥，杀食胞弟。苍溪饥民、阆中饥民惨食子女，烧食小孩……” 大饥荒已使人性泯灭、变态！南江县木门文昌宫有个叫孟利生的，全家3人，他母亲和妹妹都被饿死，他饿得没法，母亲刚死，即将她的一对奶子割下煮在铁罐里……街上的人发现了，打了他一顿。有人说：“他也不行了，饶他罢……” 普济鱼池湾(今中江村)杨传兴全家5人，妻子和儿媳都被饿死，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女。一天晚上，杨传兴饥饿难熬，用刀把孙女砍死吃了肉，在砍的时候邻居听到那女子直叫：“莫砍我，我长大给你拣柴呀！” 鹿停溪有个康三春，他家女子饿死后，康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认为比野菜味道好，此后便到处找死人吃，后来竟发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过路时，他寻机将人打昏勒死，把死人肉块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有人听他说：“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 南江县木门场下街大桥巷还有个趁乱世卖死人肉挣昧心钱的孙光，在本地名为卖牛肉，实际是卖人肉，若有单人前往吃肉时，他就将吃肉的人打死……被查出后，将他绑在石门枋上审问，孙供认不讳。 张孝忠先生上世纪80年代末编修金川县志搜集资料时，从百岁老人的口述和尘封多年的民国档案里，还接触到1937年四川靖化县(今金川县)几十例令人怵目惊心的资料： 马奈联保的农民王大妹姐弟俩被送县政府惩办。县长于竹君审问，王大妹供认：“我骗二妹说：‘二妹，我们来学咋个套獐子。你当獐子，我和弟娃套你……’二妹信以为真，我和弟娃用麻绳将二妹颈项套住，一人一头扯住，用脚蹬紧，把她勒死后，我俩就把她的肉煮来吃了……隔了几天，我和弟娃两人又把隔壁罗四爸家的四个娃娃哄到我家里来睡觉，夜深时，我俩用青杠棒把他们打死，又煮来吃了…… 还有一例更令人心惊肉跳：观音岩农民刘文元到县向于县长哭诉：“我妻去年病故，遗下两男一女。四天前因家中断炊，我走了20里路来县里买粮，耽搁三天……回家后却不见娃娃，到周家询问，周云发说：‘三个娃娃在房后玩耍，我去叫他们来！’周转身到房后去了。我突然看见周家屋内有几个箩筐里堆满了人骨头，我心想大事不好，娃娃肯定叫他杀来吃了!正要转身，见周云发手提斧头直奔我而来……我见势不妙，扭头就跑。”于县长当即派县保安队长带三名士兵去抓周云发。周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屋内箩筐里面共有孩童头骨41具，大人头骨22具! 空头“赈灾”与“拜神求雨” 小小一个靖化县，人吃人案接连不断。1937年4月8日，靖化县长于竹君写信给四川省主席刘湘：“此间食人之风日盛，急盼赈灾！” 刘湘看了，连吞几口冷气！他吩咐甘绩镛：“赶快赈灾！再不赈灾，恐怕饥民要跑到成都把我都嚼了！” 但赈灾粮迟迟不到。而本来对人吃人深恶痛绝的县长于竹君，被一桩桩人吃人的案子弄得近于精神失常了，学法律出身的他后来竟然写了一篇为吃人者辩护的文章，说食人者不犯杀人罪，而应正名为人身正当防卫。理由是：“食人者不食人，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这位县长引经据典，此奇文还登在某学术文集之中。 1937年9月5日，四川省政府委派的查照员黄正中向省府报告：“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尸骸满谷……则虽有回天之力，亦不能赈靖化县灾民于水火!” 身为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对大灾荒无计可施。他多次向国民政府请求赈灾，毫无结果。 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拍的人吃人的照片交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 被内忧外患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在牯岭公开说过：“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1937年4月，甘绩镛又捏着厚厚的文书、报纸，向刘湘汇报说：“1936年夏季持续到今年的旱灾，已持续近一年之久。近百分之九十的县受到影响，以川北、川东灾情最重。据《新民报》说：不甘坐以待毙的饥民，到处抢米夺食、成群结队‘吃大户’……潼南、铜梁、广安等县边境饥民，计有81万之多，沿乡挨户乞讨！甫公，你看《西南评论》上这篇《饥饿压迫下的四川》，还登得有绵阳、剑阁等地出现‘教匪’……其实咧，都是逼慌了的饥民，他们拖儿带女，喝碗啥子草纸灰灰的‘符水’，高吼‘刀枪不入’，冲击县城、砸烂政府，同军队拼死拼活要抢粮，被开枪打死不少！” 刘湘大惊失色，忙问：“是饥民造反？还是驻军处理失宜？” 甘绩镛苦笑一下说：“仓促急变，说得清楚啥子？遂宁县蒋系人员要强调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县政府在城内树立了一根旗杆，说‘悬挂国旗可在老百姓中培养爱国感情’。结果谣言纷起，当地老百姓说：‘旗杆’就是‘齐干’，竖旗杆不吉利，才引起了大旱灾……他们聚集起来要求拔掉旗杆，王县长拒绝了。老百姓就冲进县府，捣毁了办公室。警察开枪，许多人被捕或打死…… 甫公，你说这是饥民造反还是百姓愚昧？警察开枪又是不是处理失宜？” 刘湘搔搔短平头，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齐干、迷信、国旗、中央政府？硬是有些说不清楚喃，不过打死老百姓也不应该嘛！” 甘绩镛又说：“还有大批难民涌入重庆，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街头。警察仅仅在今年2月和3月两个月中，就在城内埋葬了近四千名灾民尸体。重庆专门修建了一个火葬场来烧死人……连外国人都在关注川省的大灾情！” 刘湘很少向下属发火，这时大为恼怒了：“妈的，你们搞的啥子赈灾？死那么多人，叫我这个省主席，挨国内国外的人臭骂！既对不起川中父老，又叫老子脸面往哪里搁啊？” 甘绩镛犹豫一阵，说道：“我们也没办法呀，无数次报中央求助，拖到如今，才拨下一点点……省政府为赈灾，好不容易向银行借入131万元，又由民政厅筹款10万元，共140余万元。赈灾人员出发前，省赈会主席尹仲老涕泪满面，大哭着向发赈人员下跪，叮嘱务将赈款发在灾民手中……” 刘湘急忙问：“赈灾可有效果？” 甘绩镛叹了口气：“甫公咧，区区赈款，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一万元；如按受灾人口三千余万人平均分配，每人仅能得四分钱！能起啥子作用嘛？” 刘湘一愣，大骂起来：“妈的，蒋介石要统一四川，四川遇到麻烦他又不管……统一他妈的铲铲！” 病急乱投医，为解旱情，各地纷纷“拜神祈雨”。据重庆《商务日报》1937年5月1日报道：“ 成都绅耆善士联合组织办祈雨法筵，于北门石马巷玉参慈善会内，由二仙庵退隐老方丈王伏阳法师主坛，并由省赈会主席尹仲锡手撰祈雨疏文……” 刘湘也寄救灾希望于神仙、异人。他和国民政府特派代表朱庆澜等，还率省城官员到佛教名寺文殊院内礼佛祈雨。青羊宫的道教、四圣祠的天主教、老皇城西侧的伊斯兰教……都祈祷声声连日不绝。 各路神仙妖人也纷纷出道，怪闻不绝。 1937年5月4日，重庆《国民公报》有篇奇文：“余道成某县人，精通奇门遁甲，法术高妙，去年夏季三台久旱不雨，县中曾请其设坛祈雨，果如其言，大降甘霖。又如去年夏，大水几上河街，后经其用板凳数条拦住水边，施以法术，水头即至此退去……祈雨时，用水缸盛树叶变为金鱼，即可下雨。因言多奇验，均目为神，一般人尊称为余老师……遂宁苦旱，该县商会、红十字会、平粜会、救济院特联合敦请至遂宁设坛祈雨，以救人民……” “天府之国”的四川为何弄得满目疮痍，几成人间地狱？ 当时有识者就评论说：民国后四川军阀间470多场混战和横征暴敛，是根本原因。 “果无军阀防区制之毒害，则虽有天灾，亦能预为应付，而无吞泥粉、嚼草根、啮树皮、人食人之惨相。是故今日四川之一切灾象，统谓之不良政治之总暴露，亦无不可！” 这场大饥荒从1936年熬到1937年，几场雨后才逐步缓解。 四川人民，就是在这种极严峻悲惨的形势下共赴国难的。仅在半年后，四川就为抗战提供了在全国各省居第一位的人力、财力和粮食，使四川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和民族复兴的可靠基地！由此也不难想象，这是多大的努力和牺牲！

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9.8.2006 14:33
第4章四川人民的抗日呼声 少城公园风情 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威风凛凛的四川巡抚年羹尧，在成都大城垣内新筑一城，专驻八旗官兵及眷属，此“城中之城”称作“满城”，又叫“少城”。宣统三年(1911年)，成都将军玉昆及巡警道周孝怀等人，在此建造起少城公园——这是四川第一座“公园”。 1914年后，公园内修建起一座“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气势巍峨直指蓝天。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说过：“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此碑就是为纪念四川保路运动死难烈士而造的。 纪念碑西侧空地有体育场和“较射场”，前清状元骆成骧及军阀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等人先后是“射德会”会长，常在这里兴致盎然地“雕弓较射”。体育场之南，有森森楠木林、小桥流水、荷花池。公园东边的静宁餐馆、桃花源等川菜馆，烹炒的“回锅肉”、“麻婆豆腐”香气四溢，令公园外的行人也馋涎欲滴…… 公园临半边街的角落，是省国术馆。馆门两侧刻有“仁者必有勇、君子无所争”的对联；在抗战前夕，馆内“强国必先强种，强身必先习武”的雄壮吼声已震耳欲聋…… 那座“四川父老其功也伟哉”的纪念碑国内闻名。但更吸引国内人士的，是少城公园内的浓荫、绿天阁、永聚、鹤鸣、枕流、同春、射德会、文化、荷花池等各个茶馆。这里每天坐满三教九流的茶客。竹椅子、盖碗茶，吃瓜子、谈生意、冲壳子（川话，即吹牛闲聊）……不时有人大呼小叫：“来碗茶！”“堂倌”高吼一声：“来喽！”便左手夹着重重叠叠的茶碗、茶船和盖碟，右手提着长嘴铜壶风风火火跑来，变戏法般咣咣当当把“三件头”抛在茶桌上，眨眼间已泡上了沸沸滚滚的香茶……茶客便熟练地用茶盖轻轻搅动茶叶，一面慢慢呷着热茶，说：“巴适，巴适！” （川话：舒服之意） 茶园就是一个小社会，各行各业大都在某一个茶园内聚会。如“射德会”茶园茶客多是国术、体育界人士。绿天阁、浓荫的茶客多是文化人、教师。每年阴历六月和腊月假期，各中小学校管事的到这里招人，名为“优礼延聘”，实则廉价选人。被称为“叫咕咕”（蝈蝈）的教师们人头攒动，拉关系、托人情，竞争激烈，市民戏称为“六腊之战”（四川打过“泸州纳溪”的军阀内战，称“泸纳之战”）。茶园中，接了聘书者“拈伙食”有望了，自然喜气洋洋；盖碗茶喝得淡如白水仍无人问津者，只好强装笑脸在茶桌间乱窜乱拱去“毛遂自荐”。还有人板着“苦瓜脸”一直傻坐发呆…… 一位教育界老前辈曾对本书作者说：有一个穷教师走投无路，喃喃乱念着“‘六腊之战’胜战场，欲哭无泪想跳江。天苍苍，地茫茫，咋个回家见婆娘啊！”自此莫知所终，只苦了家中伸长颈项苦盼的婆娘娃娃…… 公园里还有当时成都最大的体育广场，这里是省城各种集会必到之地。1924年5月1日，中国Y·C团（即吴玉章等人组织的中国青年共产团）在此举行盛大的纪念“五一”并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1925年4月，在此召开过隆重的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1928年夏天，举行过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袁诗荛等14人被枪杀的“二一六惨案”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抗战前后，少城公园更是成都各进步团体如“海燕社”、“成都学生救亡联合会”等讲演、聚会、募捐的首选之处。《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民主万岁》等抗日歌曲和戏剧经常在此演出，令蜀中父老热血沸腾…… 少城公园，可说就是四川、成都社会的“缩影”。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少年时代在成都上中学，课余最爱到少城公园大操场踢坝坝球。赛前他先去“鹤鸣”茶铺买一碗“报到茶”，给“堂倌”打个招呼就离开，赛罢返回鹤鸣，买一盆热水洗脸，再端起凉了的酽茶一边细品、一边“侃”球经……直到1983年，杨尚昆来成都还指名要到公园去坐茶馆。他回忆往事时说：“当年不是‘一次性消费’，人暂走茶虽凉，座位仍然有效……花钱不多，其乐无穷！” 许多外省人到成都，也首先朝这里跑。比如，如今享誉世界的“国学大师”南怀瑾，抗战前夕到成都时才刚满20岁，一心想学“剑仙”功夫去打日本人。几十年后他仍很怀念少城公园：“里面有茶座、有棋室。泡上一壶茶，坐半天一天都可以，走的时候再付钱。中间有事离开一下，只要把茶杯盖反过来放，茶博士就不会把它收掉。没有钱的不喝茶也可以，茶博士问你喝什么，你说喝玻璃，就会送来一玻璃杯的开水。这种农业社会的风气现在大概不会再有了！” 公园里名人贤士不少，经常可以看到穿长袍的、踏芒鞋的、拖辫子的……各种各样古怪的人都有。南怀瑾穿一身中山装，又是浙江人，开始时引来了很多人怀疑的眼光。但慢慢地，他们了解这个小伙子只是想求学问道，也就不怀疑了。有一天，茶园里又来了一个人，高高的个子背有点驼，戴一顶毡帽，面相古怪——这就是有名的以讲“厚黑学”闻名的“厚黑教主”李宗吾。 李宗吾 (1879~1943)称为教主，其实孤家寡人一个，“厚黑教主”是他自封的。他是四川自贡市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民国早期曾任四川官产清理处处长、四川省视学、四川省政府编纂委员等职。他写的《厚黑学》一书，揭露历代统治者奸诈权术和官场丑恶现象，在抗战之前已颇有影响…… “厚黑教主”爱在茶馆内高谈阔论：“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脸面厚、心子黑罢了！曹操心黑乱杀人，明目张胆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心子之黑到了极点。刘备脸皮厚，生平善哭，俗话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所以曹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脸皮厚如城墙，心子黑如煤炭，也不算本事，还要‘心子漆黑，招牌透亮’。如今一些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已练得‘厚而无形，黑而无色’了！” 许多人都晓得“教主”在借机骂大小军阀，津津有味围着听。 南怀瑾对他讲：“老师，你就不要再讲厚黑学了，不要再骂人了。”李宗吾说：“不是我随便骂人，一些人脸厚心黑，我只不过是把他们的假面具揭下来！”南怀瑾说：“听说中央都注意你了，有人要抓你呢。” “教主”一挥手说：“嗨，兄弟，这个你就不懂了，爱因斯坦与我同庚，他发明了相对论，现在是世界闻名的科学家……我发明了‘厚黑学’，我希望他们抓我，我一坐牢，也就世界闻名了！” 省城有名的“怪物文人”刘师亮，也是少城公园的老茶客，他比“厚黑教主”更爱骂军阀。刘师亮 (1876~1939)，自号“谐庐主人”，四川内江人，民国初年迁居成都，以开茶铺、洗澡堂子谋生。1929年5月创办《师亮随刊》，专写“谐稿”、对联等文，于喜怒笑骂之中抨击当时四川社会，以幽默大师之名闻名蜀中…… 今天，他听南怀瑾说起“中央”，就在茶园说起“扯话”（川语：挖苦之意）来：“中央嘛，国民政府嘛，国民革命军嘛！你们没听过我1929年就写过的对联嗦？‘你革命，我革命，大家喊革命，问他一十八年，究竟革死多少命？男同胞，女同胞，亲爱的同胞，哀我七千万同胞，只能同得这回胞！” 茶客笑嘻嘻听他海谈：“中央伟人是蒋主席，四川伟人是刘主席！伟人要打仗，才是伟人……但伟人不是土匪棒客哈，所以我才说：‘伟人打仗争南北，棒客下乡抢东西！’” 茶客们哈哈大笑说：“刘老师，我们晓得你在挖苦有些当兵的，和棒客一样下乡乱抢……你另一副对子写得更好：‘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横批是‘国民万税’！” 刘师亮却长叹一声说：“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前几年，四川田赋税都提前征收到了1960年、1970年啰…… 弄得老百姓卖儿卖女。刘湘当省主席取消防区制，这两年税刚少一点，又遇上丙子年大旱灾，你们说恼火不恼火嘛！” 茶馆里的“抗日”呼声 随着日本人步步紧逼，形势紧张，少城公园各个茶馆里的茶客们的话题也从风花雪月、琐碎杂事越来越转移到“抗日”这个大题目上了！ 东大街“华丰川货行”50多岁的老板王久成，每天上午都要到这里喝茶、拉生意。他呷口滚热的花茶，一抹胡子，大声武气地说：“有些下江人爱挖苦我们成都人生在大后方，是只晓得坐茶馆、顾小家的‘川耗子’……龟儿子简直是打胡乱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发生，成都老百姓就晓得抗日救亡了，那年9月29日就成立起‘四川省各界民众反日大会’，工、商、学等各界300多个团体，在少城公园体育场举行全市反日大会，全市停止一切娱乐，国旗下半旗，以示国辱。30多万人的成都，参加示威游行者就有5万多人！” 《新新新闻》30多岁的记者尹志年说：“王老板说得对头，成都人硬是爱国，抗日热潮在全国都是有名的！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一爆发，我们成都马上成立了‘四川义勇军总监部’，组建义勇军。那年2月20日，‘成都敢死队第一队’就沿江东下出川抗日了！成都连小学生娃娃都组成救国童子军，年过花甲的老太婆、老头儿组成‘中华白发赴难团’，皇城坝的回民成立起救亡组织‘坚一社’，还有啥‘劳工抗日义勇军’、‘川大学生抗日救亡请愿团’等相继成立……各界民众多次举行大会和游行，请求川军出川抗日。这些，我都采访报道过！” 从重庆到成都石室中学教国文的张先煌有些不服气了：“‘九一八事变’一发生，我们重庆也马上成立‘各界民众反日救国大会’嘛，那篇成立宣言写得好慷慨激昂啊，我如今都背得出来：‘值此一发千钧、巢倾卵破之际，誓与日人奋斗到底，头可断、身可碎、肉可烂、骨可摧，此志不可夺，此心不可死！’我们重庆人马上收回了王家沱日本租界，把龟儿小日本吓惨了！驻渝日本领事清野长太郎和在重庆的日本人，不得不在这年10月22日坐上两艘日舰，灰溜溜离开了重庆。日本商轮也因‘久无客货可装、华人退工上岸’被迫停航了！” 从简阳县乡下到省城卖椒盐炒花生米的赵四根，每天在几个茶园之间乱窜，混碗稀饭钱，这时尖起耳朵听得忘了做小买卖，插嘴说道：“嘿嘿，各位先生，你们只晓得说你们的大城市重庆啊、成都啊……其实，四川哪个小县城、乡坝头不一样爱国嘛！我们小小的简阳县，1932年2月26日召开了抗日大会，县城头的、乡坝头的……老百姓一两万人上街游行，贴红布标语，县长还派汽车游行散发传单呢……我外公80多岁了，他说这是简阳县从没有过的事，他都摇摇晃晃地挤到队伍头扯起喉咙跟着吼了半天！” 一些从没正眼看过这个花生米小贩的茶客，也不觉对这个“乡巴佬”肃然起敬起来，都说：“就是嘛！哪个敢说我们四川人不爱国！” 赵四根说：“我们四川人这么爱国，咋个那么多川军窝在各人地盘头，不开出去打日本人嘛？” 听了这句话，刘师亮砰地拍桌子说道：“对喽，花生米师傅，你问得好！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一发生，2月间，四川省抗日救国大会请愿出兵代表团就发表《告民众书》，督促川军出川抗日，喊出‘杀尽倭奴雪宿耻’、‘借故不出兵即为卖国贼’的口号！那年3月7号，成都举行大规模‘泣请出兵’大会，到这个少城公园体育广场来开会……妈哟，会场上的人密密麻麻，达8万人之多！大家都在吼：‘若此次请愿后再不出兵，四川军队就不是四川的军队，而是四川人民的敌人！’ 3月10日，重庆也举行督促川军出兵救国请愿大会，3万多人跑到刘湘的二十一军军部请愿，督促这个刘督办确定出兵日期……刘湘不得不亲自出来接见，昂首挺胸一本正经，说得比唱还好听：‘本军长肯定派兵出川！’” 《新闻》记者尹志年忍不住插嘴说：“刘先生说得对头，那天中午12时后，游行队伍分成四组，浩浩荡荡前往省政府及三军军部，分别呈递请愿书，一直闹到深更半夜……省城各家报纸上都报道了这次‘民众痛哭流涕、泣请出兵’的请愿大会！” 刘师亮愤然骂道：“妈的，军阀都在骗人！当时各军将军们被迫表态：‘定十日内出兵！’只听打雷，不见下雨，十天过去了，‘抗日会请愿出兵代表团’组织代表分别到三军各部，要‘欢送出师抗日’，但各军白说不动，刘湘‘正式书面表示，诚恳接受民众请求’，却仍回回落空。民众闹一阵，没球得个下文！学手艺的徒弟三年期满，都要‘出师’去挣钱，龟儿子收了那么多粮税，养了那么多兵，又不去抗日！所以我才在小报上写过《不愿出师》，语意双关，借骂学徒，来挖苦川军那几爷子……军阀们反过来骂我是‘反动文人’，要抓我。老子跑都跑不赢，到上海躲了好久！” 石室中学国文老师张先煌说：“刘先生，你也不要‘一竿子扫倒一潮’，其实很多川军官兵都是爱国的！早在1931年10月，川军二十六师师长郭汝栋就通电表示‘愿率全军共赴国难，任何牺牲，均所不计！’1932年3月4日，刘文辉二十四军开办的第8期军事政治学校学员两千多人自动议决说：‘呈请将该校编为敢死队，赴最前线与暴日作殊死战，并同时绝食早餐一次，以资警觉川中当局，速送师赴难，以救燃眉！’3月10日，邓锡侯二十八军驻扎温江的部队也请求出川，以赴国难。” 张先煌喝口茶水，又滔滔不绝说：“ 二十八军三师十五混成旅第一团副团长蒋海峰，更是个热血男儿！他捐田10亩，并毅然加入敢死队，赴沪杀贼。这个蒋副团长在会上慷慨陈词：‘自己过去虽然无役不从，但除护国之役外，其余概系军阀私战，说不上卫国卫民。如今，日寇加紧侵略我国，如川军仍隔岸观火，这真是我们军人之耻！’” 《新新新闻》记者尹志年忍不住大声插嘴：“张老师，蒋副团长还有说得更好的！他当时振臂高呼：‘这些不愿出兵杀贼、拥兵自卫的军阀们，平日吸尽人民的脂膏，国难时不去应战，真连家里养的狗都不如！养一只狗夜间还要给主人守夜……而他们在国难时却坐视不救，不去御侮！拿出我们主人翁的资格，去监督他们，硬要他们迅速出兵杀敌啊！’我们成都各家报纸都登了他‘大放厥词、痛骂军阀’的讲话……” 此时，闹闹哄哄的茶座霎时平静，连“怪物”刘师亮、玩世不恭的“厚黑教主”李宗吾，也都肃然正色，频频点头：“这才是川中真军人！好男儿！” 尹志年说：“各位先生，我才得到的消息：听说日本人马上就要到成都来设领事馆，只怕又有好戏看了！”

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9.8.2006 14:36
第二部分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 第5章成都打死日本人事件 成都的外国领事馆 1936年8月初，成都督院街四川省政府刘湘宽敞的办公室。 “武德励进会”情报室负责人杨特树（字景凡），恭敬地对端坐办公桌前的刘湘汇报：“甫公，到成都设领的日本人，要从重庆坐汽车到成都了！” 站得笔直、很有军人风度的成都警察局长范崇实，声音洪亮地接着说：“属下请示，我们应当如何行动？” 刘湘说话办事沉稳，含而不露，被人私下称为“闭口老虎”。近日胃病又翻了，加之恼人的事务千头万绪，这年才46岁的他，形容已很有些憔悴。此时他默然无语，隔了好一阵，才轻声说：“景凡，你把日本人打四川主意的事，从头到尾说说，让我通盘考虑一下。” 杨特树正要开口，刘湘心腹谋士、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朝他摆摆手。 每当蒋介石与刘湘矛盾加深，邓汉祥都利用自己与何应钦、张群等中央大员的私交，为刘周旋应付。后刘湘出川抗战，他还任代省主席…… 这时他对刘湘徐徐说道：“甫公，自古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山川险恶，历朝历代外国人入川者甚少。直到清末，洋人以传教士开路，洋商来川经商、办厂，川江上也开始有外轮……1891年4月1日，英国最先在重庆设立总领事馆。此后，法国、美国、德国、葡萄牙、意大利各国，也先后在渝设立领事馆。1901年后，法国、英国、德国还在成都设领。其实咧，无论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从未公开承认英、法、德等国驻成都的领事馆，但人家船坚炮利，英、法、德的国旗仍在成都飘扬……” 刘湘头微下垂，眼皮半睁半闭，似老僧入定。 邓汉祥说：“1917年7月，川黔两军在成都巷战，成都上翔街法国领事署被炮火打得稀烂。结果中国还赔银17472元，分三期交付，1919年才了结此事！” 刘湘睁开眼睛，嘿嘿一笑，慢慢说：“老蒋总想挖我们四川人的墙脚。说起法国领事，这回张龄九他们‘支人捉蛇’，耍得漂亮！” 邓汉祥也忍不住大笑：“果然漂亮之极！” 原来，1936年发生过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堪称中国外交史上奇事之一。据原曾在国民党情报部门任要职的徐伯威先生回忆，1935年，蒋介石势力打入四川，同刘湘等人冲突。蒋介石的两大特务派系此时直接渗透到四川：一是康泽（蒋介石的“别动队”总队长），当时住在成都黄瓦街的“憩棠精舍”；二是戴笠，自兼其特务派系的“川康区”主任，川康区督察是叶道信。这两大特务组织都削尖脑壳想挖刘湘的情报。有个刘湘系的军官叶慎之，常偷刘湘集团的情报，分别送给康泽和叶道信去卖钱。而康泽和叶道信虽然都是蒋介石集团的特务，但因派系不同，各自保密，故叶慎之的“一稿两投” 从来未被察觉。 但刘湘集团的“反特工作”也很高明，很快发现机密有失。刘湘指定张龄九主持破案，决定“将计就计”对付康泽和戴笠。张龄九，仁寿县人，是本书作者的舅爷。他当时是刘湘集团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秘书长；他点子多，故绰号“多宝道人”。他说：《三国演义》中“曹操背时遇蒋干”，就把叶慎之当成蒋干，“你既是要偷盗机密，老子就故意拿‘机密’给你偷嘛!” 张龄九记得“清共委员会”秘书彭兴道自称见过“第三国际”的文件，便密令他按照那种文件的形式和口吻编造了一个假文件；又设法找到一个从巴黎寄交给成都法国领事贝珊的信封；然后用刘湘名义重金请了一位当过外交官且对法文和俄文都熟练的老先生，把彭兴道编造的假文件精心翻译成语意含糊的法文信，从信内的字里行间和密码暗语，可以隐隐约约看出这位法国驻成都领事贝珊是共产国际的特派员。这封信一切依照外国人的方式和习惯，用打字机打印、用钢笔签名，折叠和装袋都按洋人做法，装入那个贝珊的信封里面。 诸事齐备，张龄九派人把上校参议徐友三请到半边街武德励进会的秘密会址。原来，从1935年上半年起，徐友三每天都要在成都青龙街谢五妹堂子中去同一批军政官员应酬。他照例是到了便先烧鸦片烟，顺手把他的大公文皮包放在烟盘子背后的枕头上，烟瘾过足上牌桌搓八圈麻将，搓完再上席吃酒……叶慎之带了只相同的公文包，已在这里偷了两次情报：偷机密件照抄，抄后又原封不动地放回去，如发现了就说“提错皮包”。 徐友三曾对张龄九说：“何必兜圈子？只要把叶慎之关起来一问就弄清楚了……这种出卖刘督办的人，枪毙算球！”张龄九笑了笑说：“用不着，这些情况我们早就知道了。关于仁、彭、华三县边区的清共计划，我们第二次把它批下来交给你专办，就是要让叶慎之好偷，一则为了证实他是出卖我们的内奸；二则要使他的买主上当……” 刘湘令张龄九让康泽、戴笠上大当，用的是“支人捉蛇”、“借刀杀人”这一招。张龄九边说边把那一封伪造的法国领事贝珊的信递给徐友三，郑重其事说：“这封外国信你不懂也没关系，只把它拿去让叶慎之偷去就行了。顶要紧的是不能败露故意要他偷的痕迹！” 叶慎之是俄国留学生，懂俄文，也懂一点法文，偷到情报时欢喜得几乎昏过去，他一时抄不了，干脆连信也偷起走了！接着，徐友三遗失机密要件被刘湘下令关起的消息，顷刻之间就传遍成都官场…… 叶慎之把那封法文信偷到之后，当晚就找到叶道信研究了一整夜。叶道信确认这封信是第三国际辗转发来的重要机密文件，法国驻成都的领事贝珊原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特派员。信中指示贝珊，要他以外交官身份向中国西南地区的地方当局联络…… 康泽、戴笠两系特务得到这封法文信，更如获至宝，当然在蒋介石前也会有危言耸听的效果！这时是1935年秋天，蒋正在主办峨眉军官训练团，他深感问题严重，立即命令迅速彻底破案。 特务都急功近利，现在又奉了“圣旨”，他们所拟具的侦破计划，不出刘湘、张龄九所料，是一个要惹大祸的计划：两系特务都计划要绑架贝珊，抄没法国领事馆，以搜索更多证据资料。他们得知贝珊住在北门张家巷微生物研究院，准备以贝珊嫖妓为由，煽动居民哄闹，即让渗入群众之中的特务，乘混乱绑架贝珊，诡称失踪。如此计不行，再以特务化装为群众闯入铁脚巷法领馆，进行砸抢…… 张龄九等人眼见借刀杀人之计逐步成功，心中暗喜。在他知道已有特务对贝珊监视盯梢时，为了促使事态发展，又略施小计。原来贝珊同时也兼法国圣修医院的医生，刘湘长期患胃病和四肢麻痹，这时便派人请贝珊诊治，贝珊当然应邀前往多子巷刘公馆，一连来了三天…… 这下把蒋介石的大小特务都忙慌了，情报纷飞，说贝珊正和刘湘密切联络。蒋介石毕竟不像特务那样轻率，对一个外国领事，享有豁免权的外交官采取行动，不能不审慎，他把这个专案批交给他的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杨永泰虽没有看出刘湘集团的借刀杀人之计，但他坚决反对绑架贝珊，更不能查抄领事馆，对贝珊也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要他离开中国了事……蒋介石采纳了杨永泰的意见，严饬康泽、戴笠不准轻举妄动，只能用别的侦破方法。康、戴两系特务对贝珊的侦查一共搞了五六年之久，直至1941年贝珊离开中国才不了了之，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刘湘反对日本人在成都设领事馆 刘湘这时快活地呵呵笑了一阵，对邓汉祥说：“不说老蒋上当的事了，你接着说日本人！”说完又两手交握微闭双眼。 邓汉祥晓得这是刘湘认真在听的习惯表情，不慌不忙接着说：“说起日本人，他们脚杆也跑得快，1896年5月22日，也在重庆设领。1916年 8月，日领馆派外务书记生大和久义郎到达成都，任‘驻省日本特派员’，10月，日本驻重庆副领事荒井金造到成都接任……” 刘湘忽然睁开眼，盯着邓汉祥冒了一句：“这个我晓得，民国五年那时节，刘存厚、罗佩金、戴戡的川、滇、黔三军正在成都混战，想获得日人支持，这几爷子都在文电中争着尊称荒井金造，一口一个啥子‘领事’，等于公开承认成都有日本领事！” 邓汉祥点头：“甫公说得对极了！所以到了1918年6月，日本就正儿八经地在蓉挂出‘大日本钦命驻扎成都及管理通商事务总领事馆’招牌，租用成都少城金河街川军旅长杨敏生公馆为驻蓉寓所，还不断地变换使用‘大日本驻川总领事馆’、‘署理驻川总领事’、‘驻川日本国总领事’等名号……1926年3月，日军炮轰天津大沽口，成都民众游行示威，把日本金河街领事馆捣得个稀巴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领馆更多次受到成都民众愤怒冲击，10月间已收刀捡卦，自己关门溜了。从1916至1931年，日本驻成都的先后有大和久义郎、荒井金造、草政吉、国原喜一郎、森启一、松宇平治、阿部又重郎等人…… 刘湘再次睁开眼睛，烦躁地说：“日本人讨厌，既然爬都爬了（川语，即滚），又来干啥子嘛？今年（指1936年）2月，日本驻渝领事糟谷廉二又窜到成都，要求在蓉恢复设领，给我出难题！中国外交部不是也明确答复：‘蓉非通商口岸，依约不得设领’嘛！” 杨特树频频点头，插嘴说：“甫公说得很对！日本要在成都设领的消息一传开，成渝各界人士纷纷通电反对，游行示威，指出成都既无日侨，又非通商口岸，日本人占了东三省，上海闸北驻了军，还想打我们四川人的主意嗦？他们遭到中国外交部拒绝后，今年5月单方面决定，硬说要恢复在成都的领事馆，并任命了岩井英一为驻成都领事……” 邓汉祥对范崇实说：“范局长，你再把你们‘密探队’这方面的情报，向甫公汇报详细点！” 原来，为与蒋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对付康泽“别动队”特务在川的秘密活动，刘湘也指令部下成立了一支“密探队”，直属本系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指挥。队长是渠县人熊倬云，当时才24岁，是由刘湘的老师、国内知名人士张澜介绍去的（张澜长期同共产党关系密切，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密探队”通过调查，发现重庆百子巷的《芷江日报》专事攻击刘湘“以神乱军、以军乱政、以政扰民”。这家小报是康泽利用中共叛徒熊三丈主持的，宣传“攘外必先安内”，矛头直指刘湘。 “密探队”又发现通远门五鹰院另一小报《重庆朝报》的经费来源是接受日本“永亨洋行”津贴，专门鼓吹“华北自治”等汉奸言论，该报社长刘训煦系满人，实则为“满洲国”张目。而“永亨洋行”经理就是日本驻重庆领事馆武官、“中国通”木村德一，《重庆朝报》之名便是日本《朝日新闻》含义演化而成…… 经“武德励进会”及同张澜研究，决定授命“密探队”对这几家小报予以拔除……1935年6月1日，熊倬云化名熊为民，率领“密探队”化装到《重庆朝报》借故生事，和刘训煦互相斗殴，最后双方都被捕，关进左营街监狱。 熊倬云和刘训煦被关在一起，一关就是半年，两人竟成了 “江湖义气”的好朋友。 刘训煦对熊倬云说：“今后，我如当上委员长，一定要你当我的副官长！”刘训煦不断请熊托人替他秘密送信，仅同“永亨洋行”联系的信就不下10封。 信寄出，日本武官木村德一还曾化装入狱和刘训煦密谈……其实，刘训煦每一信件都为“密探队”抄录，会见时也被偷拍照片。“武德励进会”决定：“对于这样一个重要汉奸，应该铲除以绝隐患！” 这时，重庆又发生一个反日事件，起因是：日本驻重庆领事馆向重庆市政府照会，说日海军陆战队要上岸演习。市长张必果召见日本领事朝谷林二，谈判时重庆警察局长范崇实愤然说：“海军演习不在江湖河海，上岸来干啥子名堂？中日并未交战，你们陆战队想对谁作战?” 双方吵吵闹闹，召谷林二辩论不过，一时怒从心起，竟然狠狠扇了范崇实一耳光！范冲上去要扭打，被张必果拉开了…… 范崇实哪里咽得下这口恶气？他回去后，支使江北袍哥头子陈燮阳替他报复，要给点颜色给小日本瞧瞧。陈燮阳虽是‘浑水袍哥’（即土匪），却很有民族气节，又极其亡命，连夜率领手下兄弟伙，在沉沉黑夜里向定远碑的日本领事馆投掷炸弹，又对日商洋行、货栈甩了无数大粪罐子……肇事之后，陈燮阳等人驾小舟从长江悄然而去。 “密探队”又在市区散发反对日本人演习的传单，山城轰动，日人震惊万分，说是破坏中日外交，胁迫蒋介石重庆行营严处刘湘部下。刘湘为应付，在1936年春，把范崇实调任成都警察局局长。“密探队”由熊倬云和罗君侠任正副队长，也随之到成都。 “密探队”奉命押送刘训煦步行到成都，本打算通过20多天长途跋涉，将他拖死。可是刘训煦命大，未被拖死。“密探队”改变计划，到成都后由熊倬云以“难友”关系保刘训煦出狱，安排他住进包家巷陆军医院对门的旅店暗中控制。刘训煦后来当上了大同影片公司的宣传股长，这为后来粉碎日本在成都设领提供了更多有利线索。 范崇实简短向刘湘汇报上述情况后，又说：“甫公，我们据南京的 ‘眼线’电报，获得到成都设领的日本人，将乘‘云阳丸’轮船到重庆。奉甫公密令，熊倬云带领一帮密探队员，先是叫陈燮阳派了些‘鱼毛子’（注：指善水性的）昼夜守在江岸码头，等候‘云阳丸’靠岸时，准备假装旅客，制造拥挤，把岩井英一这些龟儿子，挤到长江头喂鱼喂虾去……小日本狡猾，‘云阳丸’并未靠岸，在江上就派了只小船把11个日本人接到领事馆去了！密探队又安排，在小什字、七星岗的高级赌场、舞厅、茶楼、妓院暗布打手，等这伙日本人从定远碑领馆出来消遣时，就借机闹事搞掉他们。哪晓得日本人偏偏这回一钻进领事馆，就像缩头乌龟，再也不出来了！” 刘湘睁开眼，抬头望着范崇实，口气有些严肃：“范局长，那你们又准备啷个办嘛？” 范崇实朗朗回答：“我们已命令严守成渝公路关隘要道，借清查违禁物资……”他把一系列对策都汇报无遗。 刘湘一拍桌子，声音不高却带几分杀气：“对敢不听劝阻，硬起脑壳要到成都设领的日人，格杀勿论！把龟儿子打死两个来摆起！” 当时，刘湘从自身利益考虑，岂容日本人把脚伸到自己眼皮底下？加之共产党人张曙时又派人反复向刘湘讲明日人在蓉设领的严重危害，更坚定了刘湘之心…… “密探队”队长熊倬云等十来个人，长得文静的装成大学生，年纪大点的穿长衫扮生意人，剽悍壮实的穿绸衫装江湖客……他们从成都赶到重庆，熬了几天仍无从下手，因为日本人这次太狡猾，始终深藏不露。 四川省政府于是密令：全川各地舟车、旅店，不许接待日人，使日人无法来成都。 8月21日，骄阳似火，一辆“利川车行”的客车，突然偷偷摸摸从重庆日本领事馆开出来，向成都方向急驶。 昼夜监视日本人的熊倬云等人，猜想赴蓉设领的日本人定在那辆客车上，便匆忙搭上一辆“通用贸易公司”班车，尾随跟踪。 熊倬云上车后，发现车上又有些人头戴考克帽、西装革履，打扮得同日本人一模一样……熊倬云等“密探队”队员暗中发呆了：“是不是小日本声东击西？妈哟，到成都设领的日本人在‘利川车行’的车上，还是就在眼皮下？” 他们原打算车到成渝线的中点内江时，就下手“把日本人打死两个来摆起”，遏止日人到成都设领。但一时实在难以确认，只好把两辆车都紧盯不放，不敢乱下手。 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在热气直冒、尘土飞扬的成渝路上你追我赶地飞驰…… 8月23日，时近黄昏，汽车到成都，从外东牛市口一直开向东大街。那辆“利川车行”的客车直开进骡马市街大川饭店，“通用贸易公司”的班车则停于少城公园外的祠堂街太平洋饭店。熊倬云等人至此才搞清楚：同车穿得很“洋盘”（川话，即洋气）的那几人，是首都南京派的直接税局工作人员……由“利川”班车载去大川饭店的，则确为日人无疑了！ 成都“大川饭店事件” 当天晚上，省政府办公室灯火通明，正召开紧急会议。 范崇实简短汇报：“甫公！岩井英一在重庆签证受阻，即派随行的渡边恍三郎、深川经二、田中武夫、濑户尚4人以商人、记者身份获游历签证，赴蓉试探，已潜到省城……路上密探队员不敢草率行事。” 刘湘轻声说：“也不怪密探队，要是把南京国府来的自己人打死两个来摆起了，那才更麻烦！范局长，省府早已下达不准接待日人的密令，日本人为啥子能顺利登记，住进大川饭店？是谁在接应?” 范崇实说：“属下禀报：就是那个在大同影片公司当宣传股长的刘训煦！他在成都招收了两名女演员叶佩贞、宋白华，两个女人摇身一变，成了‘高级妓女’，在大川饭店包租了两个房间。刘训煦公开充当‘嫖客’……四个日本人到达后，两个妓女即让出一室，供深川等四人使用。属下已探查明白：那是二进套间，有小门可通。” 刘湘问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日本人来了，你说该咋个办？” 邓汉祥老谋深算，素有“军师”之称，当下说：“第一，应策动各界示威游行，压迫他们出境。第二，策动省城各抗日民众团体，去邀请蒋介石中央系人员也来游行，把水搅浑，为将来应付中央责难，预留地步！” 刘湘沉吟良久，转身对成都警备司令蒋尚朴说：“是呀，人家来都来了，总要招待嘛。你叫范局长按外交惯例，派警察去保护来‘旅游’的日侨！” “密探队”派杨引翔等干员设置暗哨，秘密监视大川饭，店偷拍照片，发现刘训煦与“妓女”接触，“妓女”又与日人接触…… 警察局长范崇实按刘湘密令，当晚即通知省城各区保、甲系统，将日本设领先遣人员已经到达成都的消息，迅速传播出去！ 8月24日这天，成都全城立刻出现许多大幅标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成都设领！”“严惩汉奸！”“驱逐日寇，还我东北！”“安内必先攘外！” 东大街、红照壁、总府街、祠堂街、皇城坝各处繁华闹市，人头聚集，四川大学等校学生激情满怀地在讲演，东北流亡青年声泪俱下地在控诉……在场的军警都听得眼睛发湿。 蓉城沸腾了，商店关门、学校罢课，一队队市民百姓、学生的游行队伍，从四面八方潮水般一浪又一浪向骡马市街的大川饭店涌去。 身穿便服的范崇实隐蔽在羊市街口指挥。只见浩浩荡荡来了大批剃光头、穿白衬衫的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成都分校的学员。就连“复兴社”掌握的童子军教官训练班也来游行示威……“密探队”员们一时有些发呆，问范崇实：“局长，成都军分校和复兴社是蒋介石‘中央’系的人马，同刘甫公敌对为仇，咋个今天也来参加游行了？” 范崇实想了想，大声说：“都是中国人，想来人家也是爱国的嘛！” 到中午，各路游行大军，已齐集骡马市街，将大川饭店围得个水泄不通，口号声惊天动地，要冲进去打日本人。这时，刘训煦一副日本人打扮，站在楼口大声喊叫：“打不得呀！打出国际问题来，哪个负责呀！” 饭店外群众怒不可遏，齐声高吼：“打‘瘟丧’（川语，指瘟神）啊，先打汉奸，再打东洋鬼子!”人潮你推我挤，蜂拥而入…… 化了装的范崇实在人群中高喊：“你们赤手空拳打不得啊！”这其实是在煽风点火，经这一提醒，青杠木做的童子军棍，立刻一条条传到前面。“奉命保护日本人”的警察，半推半就让路。“密探队”员指引群众直奔日人住房。 刘训煦先挨打，被打慌了，拉下窗格狂喊：“妈哟，要打大家打!”也伙着大家向日本人打了几下，瞅个空逃进一间房去了…… 一场混战，当场将田中武夫、濑户尚打倒在地。中央军校学员又将逃入内室的刘训煦抓出，一阵臭打。范崇实示意“密探队”协助警察，以“保护”为名，将田中武夫、濑户尚、刘训煦拖出大川饭店，把两名日本人塞进范的小汽车，送督署军医院抢救。 深川经二和渡边恍三郎两个日本人，在一片混乱中，由叶佩贞、宋白华两个女人领路逃出后门。守在后门的“密探队”员指点群众一路追打。深川经二和渡边恍三郎狼狈不堪，逃到正府街一家香烟店，摸出身上值钱物品，要求店老板掩护，反被打出店外……最后，一个逃入正府街裁缝店，一个逃入陈兴泰豆花饭店，分别被拖出打死在华阳县政府门前！ 大川饭店也被打得稀巴烂，连那辆“利川车行”客车也被砸毁。混战中，群众不明真相，“保护日人”的警察也被打伤不少，密探队员杨引翔还被误杀而死…… 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愤怒的人群还浩浩荡荡奔向春熙路、商业场、东大街等处，横扫交通公司、宝元蓉、益泰恒等贩卖日货的8家商铺，将日货搬到街心点火焚烧，映红了成都夜空…… “蓉案”惊动中外 日本人真的被“打死来摆起了”，刘湘此时也有些紧张，每天听部下汇报最新情况。 邓汉祥向他报告：“甫公，为掩人耳目，搪塞中央和日本人，已由四川省政府发出布告，‘缉拿肇事要犯’。在24日夜及25日，警方先后拘捕20余人，6人被处以徒刑。华阳县署将狱内早已判死刑的烟毒犯刘成先、苏得胜2人，作为肇事首要分子在出事地点公开处决！” 8月27日，紧急来成都调查的日本领事馆志波嘉六，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田中受伤较微，对不幸事件犹能记忆，据他说：‘24日午后3时，有人至大川饭店询问其来蓉之任务。当答以系商人及新闻记者，全系游历性质……各人听取此答复后，乃全体离去。至午后5时许，我等正在饭店二楼休息，突来民众约万余人，聚集大川饭店内外，人声鼎沸。旋闻门窗玻璃破碎，知大川饭店为暴徒捣毁。驻大川饭店之军警力量薄弱，未能制止暴徒，将我4人护送至3楼，加以保护。暴徒又拥至3楼，将全楼杂物悉行捣毁，秩序大乱。我等即被暴徒拥出饭店，在大街之中东冲西撞。暴徒愈集愈众，我等4人及保护之军警均被冲散，我忽被一体格肥壮之绅士扶持，始得脱险，后方知此绅士即为公安局局长’……” 8月29日晚，市警察局长范崇实向刘湘报告：“甫公！8月26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弥吉郎向外交部长张群提出抗议。28日，外交部派调查员邵毓麟、专员杨开甲查办成都事件，日方调查团代表松村及记者多人同机飞蓉。国民政府今天重申《敦睦邦交令》，指责成都民众暴动，殴击外人，‘殊违政府睦邻之旨’……” 刘湘烦恼地说：“未必老蒋要给老子定罪，栽一砣祸事？” 邓汉祥笑嘻嘻地说：“甫公不用多虑。范局长此次秘密行动毫无暴露，我们可以反咬老蒋一口！我已向蒋介石重庆行营汇报：此次中央的成都军分校、童子军教官训练班和暑假学生集训队，都积极参加‘大川饭店事件’，川人多认为是‘别动队’故意安排，要利用青年爱国热情来滋事，捏造异党活动、嫁祸甫公治理不力，为加强中央武力控制四川找借口！” 范崇实马上补充说：“我们密探队暗中拍有许多成都军分校和童子军教官队伍冲击大川饭店的照片。另外，田中武夫在各方调查组来之前，已发表了‘幸赖范崇实局长救助，方免罹难’的声明，濑户尚也被打成了瓜娃子，哭笑无常乱发神经，话都抖不清楚……” 刘湘听了说：“打死两个龟儿子来摆起，看他日本人还来不来成都开领事馆！” 范崇实接着又笑嘻嘻地说：“据‘内线’情报：中央在成都的特务人员和‘复兴社’的人，要成都军分校及军训学生讨论，意图让这些‘中央’系人员共起反对甫公。但是，发言冷冷清清，学生们大多说：‘我们拥护统一，四川要搞军阀割据，我们坚决反对。但打死日本人这件事，人家刘湘是作得对的’！所以，不管是老蒋，还是日本人，这回都打不出喷嚏来！ 邓汉祥接着说：“甫公，这个事件发生后，四川各界民众、社会贤达，都夸赞甫公深明大义、是爱国爱川的英雄……如今，甫公威望更高了！” 经常郁郁寡欢的刘湘，“嘿嘿嘿”地笑了…… 也就是8月29日这天，日本首相广田破例晋见裕仁天皇，报告“蓉案”之事，日本报纸称天皇对“蓉案”深切关注。日本三相（外、陆、海）连日召开会议，日本各报声称：“不惜圣战以恤国体！”空气十分紧张…… 9月1日，受伤日人田中、濑户，及被打死的两个日本人在佛庙文殊院火化后的骨灰，同机离蓉飞上海转日本。后来得知，来四川的4个日本人，都是日特务组织“黑龙会”成员。 蒋介石本想借此事收拾刘湘，曾电责刘湘“引起外交，增加政府困难”。共产党人张曙时通过关系转告刘湘：“这事是日本侵略者引起，政府为维护国家民族计，当以地方偶然事件来解决……” 刘湘照此回复了蒋介石，还说：“此事系爱国行为，且有在蓉中央人员领导发动”……蒋介石“语塞”，确实“打不出喷嚏来”！ 1936年12月30日，外交部长张群发照会对日本人称：“首犯刘成先、苏得胜业已处死刑，其他凶犯尹群、王述清、彭定当、刘子云等亦分别处以徒刑……” 日本方面无可奈何，驻华大使川樾茂复照称：“中国政府给付死者之遗族及伤者各费，合计中国国币九万八千八百八十七元一角，已由本大使馆收到。现日本政府认为本事件已经解决。” 日本人吃了哑巴亏。这个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草草了结。 当时，日本正张牙舞爪准备全面侵略中国。这个事件，是在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下，四川各界民众共赴国难投入抗战的预演，高度体现了川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9.8.2006 14:39
第6章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 “西安事变”的影响 “大川饭店事件”后刘湘胃病更重了，他便回大邑安仁镇老家静养。 1936年12月14日，他的亲信、好友傅常忽然风风火火从成都赶来。刘湘吃了一惊，从躺椅上慌忙起身问：“真吾，看你慌慌张张样子，又咋个了？” 傅常（1887~1947），字真吾，潼南县大佛乡人，清秀才，老同盟会会员。后弃文投武，进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是刘湘的同学，1926年曾任刘湘二十一军参谋长，后离开刘。抗战爆发后川军出川抗战，他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他在刘湘幕中位置重要，对内兼管军事，对外为刘联络各方人士…… 1935年夏，中共派张曙时（中央特派员身份）约傅常去联络刘湘。 张曙时 (1884~1971)，江苏睢宁人，抗战时期中共四川党组织负责人之一，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9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 1932年加入共产党，从事情报工作，活动于抗日救国各派别与团体之间。1935年，被中共党组织派住四川从事“统战”工作，解放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院长等职…… 那时蒋介石要刘湘将省政府迁往成都，以便自己的重庆行营、参谋团完全控制重庆。刘湘进退两难。因傅常原与刘湘有旧，又是刘湘高级幕僚乔毅夫、马嗣良的老师和同乡，所以张曙时劝傅常前去做刘湘的工作。 傅素性清高，说：“刘湘现在是省主席，势头正旺，我不欲出入权贵之门！” 张劝说道：“你既不愿屈尊见刘，就写封信给他，陈述当前国内外形势吧！” 经傅同意，张曙时为傅代笔，草写一长信，主要内容阐述中共团结抗日的方针，说四川实居重要地位，希刘湘做个抗日民族英雄……又细为分析省政府迁移成都，可以摆脱蒋的羁绊，有利而无害。 傅常看了，认为信写得很好，当即派专人送给刘湘。刘湘读信，颇中下怀，立派亲信民政厅长甘绩镛拜会傅常，诚邀傅当面一谈。 此后，傅常任川康绥靖公署参谋长兼二十一军参谋长（刘湘任主任和军长）。傅虽是下属，却与刘湘保持朋友关系，刘对傅常也甚尊重。傅常在刘部自成一系，人称“外交系”，为刘斡旋于国民党中央、各民主团体及延安共产党之间…… 这时，从成都赶到安仁镇的傅常一抹汗水说：“惊天动地大事件！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闹兵谏，把老蒋抓起来啦！” 刘湘一怔，急不可耐地说：“真吾，走，我们马上回成都！” 一到省城，刘湘紧急召集高干会议，听各方“智囊”出谋划策。傅常先开口：“机不可失！甫公，我意马上调集军队，包围成都中央军校以及蒋介石的重庆行营……” 著名川军将领、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戴副圆形眼镜、相貌儒雅，此时也有些激动：“我赞成真吾意见，立即行动，缴中央系人员的械，响应张、杨！” 刘湘长处，是最会听部下不同意见，择善而从。他听了不置可否，转身问素有“足智多谋”声誉的邓汉祥：“鸣阶，你又是啥子意见嘛？” 邓汉祥沉吟一阵，摇摇头说：“我意稍安勿躁，不如静观其变为上策。试想张学良真把蒋介石脑壳砍了，老蒋在四川的军校、行营，还能长翅膀飞得起走嗦?还不是我们嘴巴头的一盘小菜！如果贸然动作，假使张、杨心血来潮，又把老蒋放了，我们岂不当恶人，咋个下台嘛?” 刘湘听了，埋头沉思好一阵，才抬头轻轻说：“鸣阶，你说得对头，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免得翻船。你不妨去安慰安慰在成都的蒋系人员，防止这些人逼慌了狗急跳墙！” 这时，执掌国民政府军政大权的何应钦，忽派他的胞弟何辑五来成都，神神秘秘地找着邓汉祥，要他马上引见刘湘，商谈“机密大事”！ 何辑五见到刘湘，无暇多客套，单刀直入说：“甫公，蒋主席被抓，凶多吉少。南京黄埔系共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我兄长主张派飞机去炸西安！” 刘湘眉毛一动，淡淡说了一句：“炸西安？不是逼张、杨杀老蒋吗？” 何辑五喜形于色：“堂堂国民政府，岂能与叛逆妥协！蒋主席万一殉国，黄埔的力量，我兄长领导得起来！他希望同甫公精诚合作，我还要到昆明去联络龙云……” 哪晓得何辑五在成都游说得正起劲，西安那边张学良还真把蒋介石放了。何辑五恐慌万状，不敢回南京，改装飞回上海去了。 刘湘对邓汉祥说：“鸣阶，幸好听了你的，没毛手毛脚乱动！” 傅常说：“我们虽然没有啥子大动作，但甫公12月18日发表解决事变的4项办法‘通电’中，有‘在公共拥戴之中央领导下，冒百死以御外侮’等话，老蒋哪里听不出甫公的弦外之音来？另外，据情报室杨特树汇报，成、渝‘中央’的特务都曾向蒋密报，挑拨离间，说何辑五来川与甫公暗中勾挂，要落井下石杀蒋……” 邓汉祥皱着眉头说：“甫公记得半年前的1936年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反蒋，搞‘两广事变’吗？甫公暗中调兵遣将配合。陈济棠起事前去找了个高人扶乩，得了‘机不可失’四个字……” 刘湘打断他的话：“这个陈济棠高兴极了，以为老天助他！哪晓得老蒋以几百万大洋收买他手下空军司令黄光锐，黄在7月4号拖起40多个飞行员，几十架飞机全投奔到南京老蒋那里去了，陈济棠也整成光杆司令！” 刘湘本来就有些迷信，这时沉闷地又叹气补了一句：“唉，说来硬是怪事，‘机不可失’原来是提醒老陈空军丢不得……天意如此嘛！” 邓汉祥说：“那次老蒋就要借题发挥整甫公，甫公派我到庐山老蒋处去疏通。蒋介石一见我，非常愤怒，也不叫我坐下，怒气冲冲说：‘我对刘湘不错，他倒想调兵来对付我，附和陈济棠反抗中央！’我再三解释，他才消了点气，但对甫公早含恨在心！” 傅常接着说：“这次，我听说老蒋回南京后，得知何辑五来川一事，火上加油，对甫公更恨之入骨了！” 刘湘摸摸顶上的平头，突然有些冒火了：“共产党和老蒋生死冤家，咋个又劝说张学良把他放了嘛？一刀把龟儿子脑壳砍球了，哪还有这些麻烦事情？” 他一拍桌子，起身闷闷不乐进内室去了…… 几天后，邓汉祥对傅常说：“‘西安事变’把甫公弄得心头鬼火乱冒……真吾，我们去拜望一下，看他是不是怄气怄出毛病来了？” 岂料一见面，刘湘却不像几天前黑脸秋风模样，带两分笑意开口说：“郭秉毅（注：中共秘密党员，武德励进会实际负责人之一）他们详细给我讲了延安中共主张释放蒋介石的道理。我一个人也翻来覆去想了几天，觉得人家中共真是不计恩怨！共产党经过长征，到北方不久，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尚待布置，这时如果把蒋介石杀了，全国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必然演成混乱局面，徒为日本人制造机会而已！看来，这事确是为国家大局着想，他们才抛弃历年和老蒋的积怨……没有远大眼光和气魄，决不能做到这步！” 邓汉祥先有些诧异，接着嘻嘻笑道：“甫公，你对共产党最初是仇视，后来转变为利用。如今，再进一步变为推崇了！” 刘湘摆摆手，轻轻说了一句：“不仅是我觉得共产党不简单，连我幺爸（注：指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他也说这件事后‘从内心钦佩共产党’……” 傅常点头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单甫公改变看法，许多川军将领如今也抗日热情高涨！听说四十一军的王铭章师长就兴奋得很，在写给他表弟的信中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内战从此结束，此后全民全军精诚团结，枪口一致对外，湔雪国耻，此诚国家民族之幸，亦吾侪戎行殷切之夙愿！’他还表示要练好部队，‘以期达到枕戈待战，朝令夕发，共赴国难’！” 刘湘慨叹：“真吾、鸣阶！自我1936年走‘联共、反蒋、民主、抗日’这几条路，看来是走得对头的，不单是老百姓拥戴，川军各派系官兵也喜欢吧？” 傅真吾、邓汉祥异口同声道：“确是这样，王铭章这些话，可说是代表了西安事变后广大川军的共同心愿嘛！” “努力餐”和成都的救亡运动 抗战前夕的1937年初，刘湘治理下的四川已很有些新气象了。 他统一军政，彻底取消大小军阀割据的“防区制”，县长、专员等地方行政官吏，概由省府统一任命；统一币制，减轻粮税…… 在“联共”方面，刘湘常派人同中共往来。他又扩大原来的“武德学友会”，在其中成立一个秘密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刘湘任会长，傅常（真吾）任副会长。委任原机要办公室主任、少将参军张龄九为励进会秘书长，共产党人郭秉毅为副处长和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 有刘湘的默许、支持，四川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高潮！ 1937年后，成都祠堂街172号老街上那家青瓦翘檐大饭馆，客人进进出出更热闹了。饭馆正门的黑漆匾额上三个烫金大字非常耀眼：“努力餐”，老板叫车耀先。 车耀先 (1894~1946)，大邑县灌口场人，早年在川军中任团长，写过《四川军事史》等文章。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创办了这家餐馆为掩护，任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等。1932年因关系暴露去上海，半年后返回成都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1936年发起成立“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1937年12月恢复与中共的组织关系，1940年3月在成都与罗世文同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46年8月18日，被秘密杀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 “努力餐”很出名，无论大菜小炒，皆一菜一格，市民中流传一句顺口溜：“烧什锦，名满川，味道好，努力餐”。 招牌为啥叫“努力餐”？儒雅之士引经据典：东汉末年的古诗《行行重行行》中有“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相思离乱，还是多吃碗饭吧！ 车老板打仗时腿受过伤，被人戏称为车瘸子。他性格直率爽快，笑呵呵地说：“啥子古诗不古诗！我这是遵循孙中山总理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吃饭是为了革命！” 所以，店里最有名的是卖“革命饭”：每份用三四两米蒸，内掺入肉粒、鲜豆、嫩笋，色香味俱全，又实惠又好吃。还有一种特大肉饺和杂粮饭，专门卖给黄包车夫等穷人，几个铜板就能吃饱……这在成都，算得上是“快餐店”的鼻祖了！ 餐馆三教九流云集，更常有进步人士在此秘密集会。在成都谈论努力餐馆子名菜“红烧什锦”的同时，也流传有“要想到延安，去找车耀先”的暗语。但一般人只晓得车老板是老资格川军军官，和同乡刘湘、刘文辉有旧交情。直到1940年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后，蒋介石突发手谕，车耀先被捕，他的真实身份才暴露…… 1937年3月上旬的一天，餐馆楼上的小屋内。四川大学学生、中共党员韩天石、王广义，正向车耀先汇报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开展的情况。 韩天石、王广义是1936年2月后，分别从北京、山东转学到四川大学的中共党员，他们联合康乃尔等川大学生，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简称“民先”），成为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分子。他们公开出版《活路旬刊》，得到车耀先大力支持。1937年1月创办的《大声周刊》，车耀先任社长兼编辑。此刊是当时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喉舌，影响很大。 这间小屋是接头地点，也是印刷出版《大声》周刊的编辑部。编辑还有胡绩伟、冯烈斯等人（胡是四川内江人，解放后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车耀先声音低沉地说：“1935年4月，中共四川地下省委书记刘克谐、组织部副部长蒲正林等人被捕叛变，还在蒋系康泽‘别动队’成立特务室，到处抓共产党。到5月底，中共在四川的地方组织基本上都遭破坏了……这年中共特科派张曙时到四川，开展对刘湘等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正在逐步恢复党组织。我们都要恢复正式的组织关系！” 韩天石兴奋地说：“我党加大对刘湘等人统战工作，对推动全川救亡运动帮助确实太大了，这一年来简直是轰轰烈烈！成都学生组织除我们‘民先’外，还有原天府中学学生侯泰阶组织的‘海燕社’、省政府职员蒋桂锐组织的‘星芒社’、‘成都学生救亡联合会’、‘大声社’、‘群力社’、‘大众壁报社’、‘天明歌咏团’、‘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成都分会’、‘成都反侵略少年团’……好多进步团体啊，在全国可能都算是多的！” 王广义抢着说：“成都进步刊报在全国更要算多的！除我们办的《大声周刊》外，‘星芒社’在祠堂街开设了星芒书店，出版《星芒》月刊。还有由重庆迁至成都的、由共产党员杜桴生任编辑的《四川日报》，还有于渊、徐庆坚、甘道生等人出版的《力文半月刊》、《力报》、《人力周刊》、《春云》、《诗报》……好多好多啊！” 车耀先朗声说：“我们《大声周刊》的宗旨，就是要‘站在国民立场，督请政府团结御侮，强化民族意志，拥护中央抗日救亡’！它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但蒋介石的省党部人员，却说啥子《大声》是‘反动刊物’，是‘共产党的喉舌’。因为刘甫澄支持我，他们又骂‘是某公的喇叭’……” 韩天石、王广义都担忧地说：“车老师，你要小心一些！他们威胁要砸烂‘努力餐’饭馆，要暗杀你！” 车耀先昂起头说：“老子枪林弹雨中爬出来的，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他稍停，又说：“现在，成都地区救亡运动真可说是全民动员！主力是你们学生，其次是店员、教职员。此外工商界人士也不少嘛，像彭劭农、夏正寅这些开明士绅，连做小买卖的小商小贩都发动起来了！” 韩天石说：“知识界知名人物像大学教授叶雨苍、叶云阶兄弟、黄宪章、张秀熟等人，也都很支持我们的救亡运动。南新街的《建设晚报》社、走马街川大教授叶雨苍家，都成为召集会议和聚会的场所……” 王广义马上说：“刘湘的高级幕僚黄慕颜、川军老军人于渊等名流也暗中出力……车老师，你对我们的全力支持，就更不用说了！” 车耀先望着两个热血青年，摆摆手，哈哈哈笑着说：“小兄弟，一家人少说两家话，同我就不要讲客气了！不过，像于邦齐，为救亡运动也出力不少！你们晓不晓得？1925年他任杨森部宪兵司令，1926年万县“九五惨案”中，他率部下抗击英国炮舰的轰击，被川中民众称为‘民族英雄’……他1926年就暗中加入共产党了！” 于渊 (1895~1949)，又名光藻，字邦齐，四川射洪县人。曾在刘湘部任旅长、师长，1933年任四川省警察局局长。他利用此身份积极营救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1935年赴日本考察，回成都后与车耀先等人一道，积极联络川军人士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并创办《力文半月刊》。1937年9月，再度出任刘湘第七战区新十六师副师长兼战区游击司令，赴赣北前线。1938年刘湘病死后回川从事“统战”工作，1944年任中国民主同盟四川支部执委，1947年6月2日被捕，1949年12月7日成都解放前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成都十二桥…… 车耀先又说：“目前，成都地区救亡组织虽然很多，但各自为阵，其实是一盘散沙。我已和黄慕颜、于邦齐等有力量的人士联系，取得刘湘的同意和支持——我们要在成都地区成立统一的抗日救亡组织，以便领导！” 1937年3月14日这天，春暖花开、阳光明媚。川康绥靖公署顾问黄慕颜的黄氏家庙“什方堂”内，突然热闹非凡，气氛既热烈又严肃庄重…… 原来，为避免蒋介石“中央系”人员的破坏捣乱，在川康绥靖公署顾问黄慕颜、于渊、车耀先等各界人士及武德学友会支持下，成都地区各救亡团体骨干们借用黄氏家庙上香做佛事的“什方堂”为开会会址。成都零散的各救亡社团“民先”、“海燕社”、“星芒社”、“力文社”、“群力社”、“天明歌咏团”等群英荟萃，统一成立了“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 会上选举了韩天石(1938年后任中共成都市委书记)、康乃尔、周海文、蒋桂锐、甘道生、侯泰阶、张宣、叶雨苍等20多人组成的“执委会”……自此以后，救亡运动不但可以统一行动，也加强了同全川各地的指导和联系。 刘湘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和保护 1937年3月起，成都地区救亡运动达到高潮。吴雪、戴碧湘等人的四川旅外演剧队，在成都街头或郊野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各救亡组织在城里、城外大搞救亡宣传，广泛发动民众。活动的发起人有韩天石、康乃尔、周海文、张宣、周源江、蒋桂锐、甘道生等人，分头带领各自的宣传队员，浩浩荡荡去成都北门外天回镇、三合场……向 “赶场”的农民演讲，展示东北沦亡地图等宣传画，撒传单，贴标语…… 嘹亮的救亡歌声震荡着蓉城的天空，各色写有抗日标语的鲜艳红旗，飘扬在城乡！ 在张曙时等中共人士的“统战”下，刘湘指派专人经常与群众团体接洽，对各种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不加干涉，并提供保护……刘湘还为车耀先的《大声周刊》提供资金，每月津贴张曙时等中共人士主办的《建设晚报》400元，每月帮助群众救亡团体100元。 有次，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用公函通知省政府：“救亡团体有赤色分子，请政府禁止或封闭刊物！” 省务会议上讨论此事时，刘湘“大加反对”，把省党部公函扔在一边。他还命令：“马上派员去安慰抗日民众团体，不要害怕！但不要做得‘太红’了，免得省党部那几爷子借口捣乱！” 刘湘还为中共地下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免遭镇压出过力。 有天，蒋介石派人紧急到成都，面见刘湘：“刘甫公，中共和赤色分子在省城闹得太不像话，以抗日为名反对中央政府！蒋主席送来这份要在成都抓捕两百人的名单，请刘甫公立刻批准执行！” 在刘湘部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甘树人得到了这个消息。 张曙时对甘树人说：“万一刘湘顶不住压力，情况就非常危险了！对刘湘最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同他有师生之谊的张澜先生——立即请张澜出面劝阻！” 张澜 (1872~1955)，字表方，四川南充县人。1911年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在四川威望甚高。抗战爆发后，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四川中共地下党早就派徐庆坚和钟汝为“做张先生的工作”，两人轮流隔一天去一次。最初，徐庆坚担心地对钟汝为说：“张先生当过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我只不过是一个23岁、大学毕业刚一年的青年，能担任起这个任务吗?” 钟汝为40多岁，北大毕业，曾任省教育厅科长，多才健谈。他说：“张老晓得我们的政治背景，不用担心！” 张澜住在四川省银行成都分行后院。当徐庆坚带着紧张的心情第一次去向他汇报成都救亡运动情况时，张澜静静地听……告别时，又很和蔼地送他出客厅至阶檐上，才挥手作别，张澜送客至阶檐是对客人最重视的礼节。以后徐庆坚他们每次都受此礼遇。 其实，张澜的二儿子张慕良，1926年就参加共产党了。在德国留学期间，他曾任中共旅德支部书记，后转到苏联。1936年由中共中央电召回国，协助张澜开展对刘湘等四川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 徐庆坚等人当时不一定了解这些。徐庆坚和钟汝为见张澜时，张慕良有时也在座，也就国内形势发表一些意见。钟汝为私下对徐庆坚说：“张慕良知道我们是为什么来的，他在背后给了我们不少帮助！” 甘树人要徐庆坚请张澜出面，劝说刘湘阻止蒋介石在成都逮捕200人。徐庆坚自知在张澜先生面前谈理论，是在龙王庙前卖水，所以他见了张澜，不绕圈子，直接提出要求：“恳请张老要刘湘不批准抓人。” 张澜坐在沙发上，手捋长须，陷入沉思久久不语。足足过了五分钟，张澜说：“你回去吧，给你们那些人说，放心！” 徐庆坚没有多说感谢的话便告辞了。 仅几个小时后，甘树人从刘湘处跑到徐庆坚家说：“你离开省银行不一会儿，张先生就到了多子巷刘湘公馆。刘湘恭迎入座。张先生沉着脸，对刘湘劈头一句：‘你要找死呀！’(注：“找死”，四川土语，即向死路走)刘湘摸不着头脑，陪着笑脸细问，才知是有关抓人的事。刘湘马上向张先生表示：‘我决不会批！’刘湘送张澜走，回到客厅，把茶碗一下摔在地下，大声说：‘我做到这个样子（按：即刘主张联共、反蒋、抗日），张先生还不相信我！’” 刘湘马上叫人把为蒋介石送黑名单的人找来，对他们说：“我没有权在成都抓人！名单你们带回去，我已派了一架专机送你们回去，另送你们每人200元路费。” 那两个人大失所望，私下怨恨嘀咕：“你这位大权独掌的‘四川王’，公然说起没有权抓人的‘黄话’来了！” 但两人也无可奈何，只好怏怏而去…… 1937年春，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刘湘是中央委员，他没有去开会，但与蒋介石为“统一”而打内战大唱反调，提出了个“书面提案”，说内战使“国家人才之受摧残，即元气之受损伤”！他又大声疾呼：应该“集中人才，精诚团结，解放言论，发扬民气！” 这些都说明：中共对他的“统战工作”已很有成效，也足可以证明他的思想也的确大有转变了。 1936至1937年，四川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全国有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刘湘实行开放支持的政策。 这件事过后仅3个多月，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就开始了！

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9.8.2006 14:40
第7章蒋介石决心整肃四川 蒋介石的“军队国家化” 1937年3月中旬，刘湘忽接蒋介石急电：“嘱即派全权代表到南京，有要事相商！” 刘湘把电报往桌子上一扔，对邓汉祥等“智囊”们说：“老蒋一定又在打我的主意喽！先派建设厅长卢作孚代表我去一趟，看他想干啥子名堂！” 卢作孚到重庆，只同国民政府军委会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见了一面，第二天就跑回成都对刘湘说：“甫公！贺国光一见我就直截了当地说：‘这次蒋委员长主要要谈军队国家化的大事。你同刘甫澄关系不够，事关重大，请他另派人吧！’” 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对刘湘说：“老蒋的行营参谋团和别动队1935年入川，主要就是督促、整编川军，去围歼红军，又削弱川军力量……他要‘军队国家化’，其实说穿了，就是把川军变成他老蒋能控制的军队，把四川收到他的国民政府手中！” 刘湘脑袋低垂，习惯性地眼睛半睁半闭着静听。 邓汉祥又说：“1935年6月5日，他在成都行辕召集川军将领，讲述《剿匪与整军之要道》，说：‘我看现在四川兵额之多、部队之杂，至少要裁半数以下！现在兵多饷少，川军一般士兵不仅月饷全无，而且许多士兵求一饱而不可得……现在有中央调来的军队同川军在一起剿匪，中央军每个士兵每月可得到七块钱的饷！彼此相形见绌，试问大家，有甚么办法来安你们的兵心?但是这件事不能怪中央，如果经过中央的点验和承认，就可以照中央军队一样的发饷……’他这些话，听起来也确实冠冕堂皇。” 刘湘抬头，声音低沉：“嗨，连瓜娃子都晓得他老蒋的鬼板眼！从那年6月25日后，行营参谋团就着手整顿川军，将原川军350个团减为200个团左右，各部均以全国陆军统一番号命名……川军经过点验，编余裁汰下来的军官6000多人，他老蒋还很会收买人心，提出全部安排，不让其流离失所……其实是为他所用！” 刘湘的参谋长傅常博古通今，又好佛学，写的古诗在川中也素有盛誉。他话不多，但常直切要害，这时缓缓说：“那次川军第一次整编后，蒋介石还以授军衔的方式，把川军纳入全国陆军系统。除甫公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外，许多人被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为中将、少将，我也被授为中将……这些任命虽然大部分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但却剥夺了川军高级将领任命之权。” 邓汉祥接着说：“真吾说得对极了！要部属听命，不就是要有让部下‘加官晋爵’的权力嘛！不然哪个肯听话卖命？蒋介石这项措施是‘杀手锏’，必然要引起川军分化，削弱甫公对川军的控制力……不但甫公如此，就是刘幺爸（注：指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其他四川高级将领，也都被削弱了。” 刘湘气恼地说：“鸣阶说得对头！在那次第一期整军中，川军各系将领就说我刘湘的闲话，有说我对川军各派系未能一视同仁的，还有说我对自己部属心存戒心的，使得部分将领如王缵绪、唐式遵、李家钰、孙震、范绍增等人，都去‘背靠大树好乘凉’，慢慢向蒋介石的‘中央’国民政府‘靠拢’去了！” 说到此处，刘湘有些语音凄凉……因为他明白：现在是1937年了，蒋介石经过两年“苦心经营”，一定认为再次整编川军的时期成熟了！这当然引起他惶然不安。 卢作孚不够资格，刘湘只好对贴心“军师”邓汉祥说：“鸣阶，只有你出马了。无论蒋出什么题目，我们抱定一个‘拖’字来应付，拖一天有一天的机会，总以避免和他冲突为上策！” 1937年3月18日，邓汉祥一到南京，飞机场就有五六十个新闻记者围着他问：“据说四川刘主席要造反，反抗中央国民政府……请问邓秘书长，是否确有其事？” 邓汉祥摆手说：“这是谣言！谣言！” 其实，这并非全是谣言。“西安事变”解决，1937年初蒋介石回南京后，听说何应钦之弟何辑五企图“浑水摸鱼”，曾去四川联络刘湘，而刘湘部下也在“西安事变”时“打落水狗”，到处抓蒋系“别动队”人员……所以蒋介石对刘湘恨之入骨。 1937年春，重庆蒋系别动队、宪兵等部队，都在浮图关一带日夜赶修工事。而刘湘部一六一师（许绍宗师）也严阵以待，双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蒋的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虽投靠老蒋，但和刘湘也有些旧交情（都是清末“四川陆军学堂”的同学），怕窟窿戳得太大了，他不好收拾。他就天天和刘湘部的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和许绍宗师长周旋套交情，既一起打牌吃酒，又一起视察工事。据报载，1937年3月2日，贺国光同许绍宗共赴两路口、浮图关一带，令双方都将所筑工事一律铲除，以免民间发生误会…… 蒋介石派他的副官长姚琼到机场接到邓汉祥，立即去蒋官邸。 一见面，蒋介石就直截了当地说：“四川军队太多，应该缩编！四川一个省，就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甫澄身体多病，却兼管军民两政……我深恐他体力难以支撑，准备派人去任省政府主席，甫澄专负绥靖地方的治安责任。这既便于甫澄休养，对地方和他个人都是有利的！” 邓汉祥小心翼翼地说：“缩编军队，如果川军各系在同一标准下进行，自无问题；但军民分治，请中央再加考虑。四川防区时代混乱多年，百姓深受其苦，自前年省政府成立、川政统一后，各方面才稍有眉目。如今又要让军政、民政由两个人负责，恐难收良效，反而会增加中央的麻烦……” 见蒋毫不为动，邓汉祥又说：“委员长日理万机，我不便多来麻烦……可否指定一位负责人员从长研讨，使汉祥多有陈述的机会？” 蒋指定军政部长何应钦同邓细谈。邓汉祥向何“摊牌”说：“缩编军队和军民分治两件事，如果同时进行，难免不逼得四川狗急跳墙！先缩编军队，过一些时再提出分治来，同样可以达到中央愿望。这是一件大事，请你同蒋先生从长计议。” 何将邓软中带硬的话转告了蒋介石。 第二次邓汉祥见到蒋，蒋就没有再提军民分治的话了。他说：“军队必须国家化！1937年7月6日，在重庆开‘川康整军议’，派何应钦代表我到渝主持！” 邓汉祥飞回成都，向刘湘作了汇报。刘湘埋着脑袋沉思很久，抬头吩咐：“分别发电致蒋、何，表示拥护整军会议！” 卢沟桥炮声惊散“整军会议” 何应钦于1937年6月28日到重庆，电召刘湘到渝。 刘湘心腹部下都大加劝阻，还有三个旅长跪在地上放声痛哭：“甫公，那分明是摆的‘鸿门宴’呀！老蒋心子黑，你到重庆太危险……万一甫公被老蒋扣押，就毫无办法了！” 刘湘问：“你们咋个说我去不得？” 旅长们哭着说：“老蒋的重庆行营及别动队，都极力分化瓦解川军！他们挑拨离间，要策动川军一些军长、师长攻击甫公……” “武德励进会”情报室负责人杨特树也说：“蒋介石现住在庐山，邓锡侯的代表王应嵩，刘文辉的代表冷杰生，以及杨森的代表等人，都从庐山发回密电，说蒋介石暗中布置一些川军将领，要借整军会议收拾刘甫澄……这些电报被我部译电员偷译出来了！” 刘湘犹豫不定说：“老蒋要‘统一中国’，想吃掉我也就罢了。咋个川军中也有人想乱下毒手？他们未必不晓得唇亡齿寒的古话嗦？” 杨特树说：“本来，川军各系多年来割据自雄，省政府成立后，各系将领不能自行征收田赋税收、任命地方官员，处处要受甫公约束。加上我们的部队待遇较他军优厚，所以其他各系非常怨恨，说：‘昔日作公婆，今日作儿媳’！经蒋介石的人一煽动，当然更火上加油了。他们准备在整军会议上围攻甫公：第一，说甫公消灭异己。第二，说克扣了他们军饷……” 邓汉祥说：“蒋介石这一手很恶毒，他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造成川康军队狗咬狗、闹内讧，他坐收渔人之利！” 杨特树接着说：“另据绝密情报，我部师长范绍增已暗中投靠蒋介石，范绍增到重庆与贺密商倒刘具体措施，并企图约集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孙震、李家钰等人，在整军会议上对甫公提出弹劾，还要请求将甫公扣留惩办……” 杨特树说到这里，办公室里更是一片“哇哇哇”的哭闹声、劝阻声……刘湘心烦意乱，一摔手走到内室，邓汉祥跟了进去。 刘湘说：“人还没死，就闹喳喳的像在嚎丧！鸣阶，我只有和你密商了。你说，我究竟去得？还是去不得？” 邓汉祥沉思一阵，说：“假使我替蒋介石谋划，绝不会扣留你的！为啥子呢？因为把你扣起来，你的几十万军队仍然会成问题。他不如采取慢慢勒死你的巧妙办法，就是先缩编军队，再军民分治，最后调你到中央去当个有职无权的啥子部长……这岂不省事得多吗?” 刘湘盯着他，又问：“那你的意思是我去得喽？” 邓汉祥又沉吟片刻，开口道：“甫公，这只是我个人推测……万一确实老蒋心子黑，他也是会用辣手的！最稳当的办法，是你坐汽车前往，我乘飞机先去。等我先同何应钦密谈，从何的口气中，自可判断有无危险。我晤何后，再秘密到成渝路上的璧山县来迎你。如果临时有变，甫公就以旧病复发为借口，中途转回走他娘的！如无顾虑，再大大方方地进重庆。” 刘湘听了连连点头。邓汉祥又说：“值此山雨欲来之时，针对川军各派系准备在‘整军’中攻击甫公，我以贵州同乡关系去找何应钦，再叫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和一六一师师长许绍宗，以四川军官速成学堂同学关系，去找蒋介石的行营代主任贺国光陈述困难，要贺向蒋介石疏通……” 刘湘听了，这才眉头舒展，微笑说：“鸣阶足智多谋，简直就是我的诸葛亮，就依你说的而行！” 邓汉祥先飞到重庆，一见何应钦，开口就说：“唉，此间的谣言太多了！” 何应钦忙问：“有啥谣言啊？”邓汉祥说：“那些谣言，说来传去，不外是说‘整军’就是对付刘甫澄！” 何尽量解释说：“整军是维护国民政府的‘军政统一’，全国如此，又不是只对他刘甫澄一个人的，他刘甫澄不是也在四川搞‘军政统一’嘛！” 邓汉祥说：“蒋先生的鬼把戏很多，谣言也不能认为毫无根据。” 何应钦慨然说道：“我是贵州人，自古川黔一家，连我口音都和四川人一个腔调！如果蒋真要对刘甫澄下黑手，我肯来当刽子手，同四川人结不解之仇吗?” 邓汉祥见何说这话时态度自然，不像唱戏，于是拍案而起大声说：“敬之（注：何应钦字敬之），你是贵州兴义人，我是贵州盘县人，早年又都进前清武昌陆军中学……我两个是同乡又是同学，我相信你不会整我的冤枉，哄我去害刘甫澄！” 邓汉祥当夜赶到璧山，将经过详告刘湘。 刘湘枪林弹雨中滚打几十年，不是傻瓜，他对邓汉祥说：“我们也得预先留一手，枪杆子作后盾！传我的命令：在成都、璧山、重庆等方面暗中调集重兵，预作防范。有啥子风吹草动，就给老子动手！” 1937年7月6日，川军整军会议在重庆行营礼堂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何应钦、顾祝同、刘湘、贺国光、邓锡侯、刘文辉、杨森等整军委员，各军、师独立团以上将官，共300余人. 何应钦以下皆身着戎装，以示隆重。刘湘后至，偏偏脑袋上戴顶博士帽，身穿件长衫子……举座惊讶，暗自交头接耳：“开军事会议穿长衫子，刘甫澄对整军不满，安心来个小学生‘闹考’嗦？” 会议由何应钦主持并代表蒋介石说明“整军”的意义，他说：“1935年6月后川康军队第一次整军，曾经呈报中央有案的，川康军队共为8个军，辖26个师，9个独立旅，总计步兵团171个。若以团为单位来比较，竟然有日本全国军队数量的二倍半之多！” 当时，日本正规军队约25万人，编为17个师，共步兵70个团。 1933年日本驻汉口的武官给本国政府报告川军兵力为：刘湘有211500人；刘文辉有165000人；邓锡侯有88000人；田颂尧有59000人；杨森有45000人……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小军阀、民团，至少六七十万人以上！ 何应钦提高嗓门说：“以四川一省来养这支六七十万人庞大的军队，自无怪乎质量之差。故四川军队必须整理！” 刘湘接着致词：“甫澄作为革命军人一分子，拥护国民政府的军政统一，拥护军队国家化！” 他话音刚落，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站起来说：“我在前线同红军作战，刘总司令（指刘湘）就在后边收编我的军队，我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 何应钦立即制止说：“我们这个会议有一定的范围，李军长的话出乎范围以外了。” 李家钰便没有再往下说了。但李抱冰又起来发言攻击刘文辉，他愤愤然说：“我的部队在追击红军过西康时，刘文辉部多次拖拉我的军队！” 何应钦仍以不属于整军会议范围而制止了。 第二天，何应钦一开会就以沉痛的语气宣布：“7月7日，也就是昨天，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战争开始了！” 形势直转急下！正在参加整军会议的将领们本来是“各怀鬼胎”，这时却都同仇敌忾，在会上纷纷高吼：“我们愿率所部，参加对日作战！”“川军愿在刘湘主席统率下，同心协力，共御外侮！” 川康整军会议7月9日匆匆忙忙闭幕，何应钦昂首挺胸宣布会议“决议”： 一、川军各部缩减十分之二，刘湘直辖的部队共缩编为60个团（共3个军、2个独立师、7个独立旅），剩余的纳入省府保安部队中，改成14个保安团。杨森、刘文辉各编9个团；孙震编13个团；邓锡侯16个团；李家钰编7个团。以上川军各派系总共仅54个团，还不如刘湘一家多。 二、川军团以上军官由国民政府有关部委直接委派。 三、川军的军饷，每月由国民政府军政部派员点名发放。 这次“整军”，基本上实现了“军队国家化”，对“抗战”中统一指挥全国军队无疑是非常有利和必要的。 这次“川康整军会议”为什么既“草草结束”、又“圆满成功”呢？ 这是因为“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救亡抗日成为火烧眉毛的紧急大事——当国家利益上升到最重要位置时，各方纵有天大私心，也没有任何借口去讨价还价了！ 当然，会议结束后，许多川军将领也心怀不满。刘湘说：“这样一‘整军’，我们川军的用人权、财经权等都进一步被老蒋控制了！” 邓汉祥摇头，笑着说：“抗战爆发，这次整军虽有决议，可能也只是无疾而终……” 刘湘慨然说：“只要蒋介石不起吞掉我军队的黑心，我刘甫澄就马上率部出征，去打日本人！” 抗战爆发了，展现在许多川军将领和几十万士兵面前的，将是一条崭新的道路！

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9.8.2006 14:42
第三部分川军请缨抗战 第8章川军请缨抗战 川军将士的觉醒 “号外!号外!买号外!7月 7 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借口演习中一军曹失踪，侵入宛平县城，我卢沟桥守军吉星文团当即奋起抗战，抗战爆发了!”　 1937年 7 月 8 日午后，成都大街小巷响起极为罕见的急促吼叫声……原来只在两小时前，成都《新民报》主编李有伦匆匆从省政府跑回春熙路报社，一上阶沿便气喘吁吁叫道：“卢沟桥昨天打燃了，赶快出号外!”李有伦摊开手中的中央通讯社所发电稿，心急火燎地组版、校样、开印……总计不到 40 分钟，《抗战爆发了》的号外就出来了。报馆人员全部出动上街叫卖…… 成都其他报纸也都是这样。 半小时之后，各家报纸的号外便撒遍了市区的主要街道。一批报童还甩开光脚板长跑二十里，把“号外”卖到华阳县、中和场等乡下。“号外”只比巴掌大一点，但它及时传播的石破天惊的新闻，把成都震动了！一群群的人拿着“号外”奔走相告，群情激愤。 抗战爆发的消息以成都、重庆为两大中心，迅速传遍四川各州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立刻响遍城乡…… 成都，四川大学师生在“七七”事变的当天正式成立“天明歌咏团”，全体团员手执标语，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枪口对外》、《五月的鲜花》、《毕业歌》等救亡歌曲走上街头，抗议日寇侵略暴行。歌咏团所到之处，广大市民群众鼓掌欢呼，涕泪交流同声高唱，气氛悲壮激昂…… 重庆和各州县，无数歌咏、演说团体活跃在校园、街头、乡村。他们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激励了民众的抗日情绪！ 卢沟桥的炮声，使川军中从将军到小兵的爱国激情霎时都火山般爆发了！ 7月10日，成都督院街省政府刘湘的官邸内。 从重庆匆匆赶回的刘湘，紧急召开川军将领会议。刘湘的主要幕僚川康绥靖公署参谋长傅常、总参议钟体干、顾问张斯可、高级参谋乔毅夫、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及一些重要将领参会，人们的神色都格外严肃。 刘湘一改往日沉闷抑郁状，精神亢奋地说：“今天，我们郑重其事，商量整军及出兵抗战的问题！” 绥署参谋长傅常发言：“1931年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渐猖狂，在中共‘统一战线’的影响和川内父老的呼吁下，其实我们川军上下多数官兵，对中央‘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是不满的！军人中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趋强烈！” 刘湘的老部下、川军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站起来，慷慨陈词：“1934年我奉命堵截红军，即开始感受到民族危亡之秋，中国人自相残杀，实在要不得啊！古训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就是说兄弟即使在家里经常争吵，但当有外来侵犯时，仍应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我当时就对朋友们沉痛表示：‘国难如此，实不愿再见自相残杀的内战，损失国力，利于敌人！’只要开始抗日，我饶国华就要站在战争的最前线，效死疆场！” 饶国华（1894~1937），字弼臣，资阳县人。1911年赴成都即投入川军第二师刘湘部，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旅长、一四五师师长……谁能料到，仅几个月后的1937年12月1日，他就悲壮殉国，实践了自己的英勇誓言！（后文将详述） 刘湘带头鼓掌，有些激动：“饶师长的话，实在也说出了我的心底藏的话。像我刘湘，还有邓锡侯、我幺爸刘文辉等川中实力派的主要人物，打了多年内战，苛捐杂税、糜烂地方，被川中父老骂为‘滥军阀’。其实有时下面乱搞，我毫不知情。有一次，我从成都到重庆，路过简阳县，许多民众围着我恳求：‘刘主席啊，半月前我们才交了20万元，求求你，不要再向我们征税了！’我听了很诧异，向老百姓赌咒发誓说：‘我绝对没有征这笔税啊，我刘甫澄要是见了你们一元钱，就去吃药’！” 下面有些军长、师长、旅长面红耳赤，低下了脑袋. 刘湘声音有些发抖了：“我刘湘不愿当被川中父老指着背脊骨臭骂的‘滥军阀’！要说我不爱国，我刘湘至死不服！我记得邓锡侯曾在峨眉山军官训练团讲话中说：‘我们过去拿着枪杆，枪口只是对内，打了多年内战。现在应一致对外，才对得起民族，对得起自己良心！’这些话，又何尝不是我刘湘的话啊！拿了四川老百姓那么多钱粮，要对得起川中父老！” 刘湘一字一句说得很缓慢，话音刚落，竟潸然泪下……他在下属面前，素来严肃寡言，喜怒难形于色。今天这情景是极罕见的！在座幕僚、将领们很感动，先是默然，忽然一齐鼓掌，纷纷说：“甫公所言心迹，也正是我们的心里话！” 长期为刘湘掌握机要、对外联络的高级参谋乔毅夫，是刘湘“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他站起来朗朗汇报说：“‘七七事变’的发生，进—步激发了我广大川军的爱国热忱。据悉，各部川军纷纷致电上书、请缨杀敌！如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致当局电称：日本对平津的侵略，‘绝非一时局部之冲突，‘实令群情忧惧’……他呼吁当局在国家存亡最后关头，‘立即下令全国一致动员，挥军应战！’李军长并表示该军‘正事整编，士气激昂。倘蒙移调前方，誓当执殳赴难！’” 刘湘听罢，拍着桌子大声说：“李其相（李家钰字其相）这两年虽然和我有些误会，有些事情我对他也不满，但他这些话，爱国之心溢于言表！我要为他的话鼓掌欢呼！” 会议厅内掌声如雷、气氛热烈…… 刘湘忽地站起身子，声如洪钟：“我们今天商量‘整军’及出兵抗战的问题。我和在座各位都认为：‘整军’应以团结抗战、减少摩擦为原则！各军原有番号不变，内部自行调整。我命令：川康绥靖公署直辖各军长、师长，在三日内返回原防，下令‘整军’。什么时候出兵，请示中央后再定！ “今天是7月10日，我以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名义，向中央和全国民众通电请缨抗战。电文中应这样写：‘和平果已绝望，除全民抗战外，别无自存之道。要求当局早决大计，甫澄愿率川军供驱遣抗敌！’” “拥护中央抗战！我们川军愿在刘主席统率下，同仇敌忾请缨杀敌！” 众高级将领振臂齐呼……会议在少有的真挚而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7月14日，刘湘再次通电全国：“强寇压境，其危险性之严重……远超于有史以来之外患”。值此“危机一发”之际，“战犹有生机，不战亡可立待”。 他疾呼：“全国上下，同德一心，共赴国难！”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史上著名的抗战总动员令：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在庐山，蒋介石同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 国防会议上刘湘请缨 8月7日，刘湘应召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凤凰山飞机场上，刘湘一身戎装、精神抖擞。成都川军将领邓锡侯、潘文华、王缵绪，以及民主人士张澜等各界代表一万多人，顶着炎炎烈日到机场欢送。“各界抗敌后援会”代表递交请愿书：“恳请刘主席转递中央，力促中央抗战！” 刘湘言词慷慨地说：“中华民族今日已到最后关头，唯一出路只有抗战，别无他途。四川为国家后防要地，今后长期抗战，四川即应负长期支撑之巨责。本人此次晋京，定首先将此意见陈述当道，不负川中父老，以慰国人之望！” 在一片挥手欢呼声中，飞机轰轰隆隆腾空而起。邓汉祥感慨地说：“近年来甫公主张抗战，川中军民对甫公是拥戴有加了！”刘湘肃然，若有所思。 当天下午二时，刘湘抵达南京，记者蜂拥上前。刘湘发表简短谈话：“甫澄决心以川康人力、财力，贡献国家，以利抗战！” 蒋介石立即约刘湘见面，握手后说：“我晓得你今天来，故决定今晚就开国防会议，请甫澄兄务必参加。一切事情，我们另外约时间再谈！” 当晚，南京国民政府隆重召开“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气氛严肃。来自全国各省的党政军首脑正色端坐。第一个发言的是蒋介石，其次是阎锡山，再其次就是刘湘。 刘湘起立，声音洪亮：“甫澄认为，要抗战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深得民心，要‘攘外’才能‘安内’！日本人的军事力量虽然比较我国为优，但其必须利用铁路等交通线，始能展其所长……我们只要采取正规、游击两种战术，即可作持久战！就国际形势来看，日、德、意三国企图独霸世界，美、英、法、苏必不会坐视。由中日战争发展到国际战争，是有可能的。抗战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国！” 刘湘对中日交战及国际形势的这个判断，甚有先见之明，完全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显示了他卓越军事家的才能。 蒋介石听了刘湘“要‘攘外才能安内’”这句话，眉头皱了一下。 刘湘发言长达一小时以上，最后慷慨激昂地说：“四川竭力支持抗战，所有人力、物力，无一不可贡献国家……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言辞激烈、坚决主战。 这次会议，各方主战主和意见不一。刘湘发言，深得主战派赞许，掌声热烈，蒋介石听到最后也频频点头……这对国民党中央抗战的决策起到相当的推动作用。 会议一致通过以“持久消耗战略”作为中国抗战的战略指导方针，即：“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采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伺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 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也出席了南京国防会议。会议上，朱德发言说：“我们坚决主张抗战！我们自身的特长是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可以以此来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蒋介石点头：“中共军队负责进行敌后游击战，以此来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这样分工很好！” 国防会议开会的第二天，云南的龙云、广西的白崇禧同来看望刘湘。刘湘说：“要抗战，我们应要求蒋介石把川、滇、桂三省军队，派在一个方面作战，因为三省的军队语言相近、习惯相同，在一起更容易发挥作战能力！” 白崇禧摇头叹了一声气：“我们三个人当然巴不得如此。只是这恰中蒋介石之忌！” 果然，当他们第二天提出这个要求时，蒋介石只轻描淡写说：“哦哦，考虑，考虑。” 蒋委员长肚皮里也确实打着借抗战来消灭各省地方力量的“如意算盘”。后来，不但三省军队没能调集在一个方面，就是出川抗战的川军，也被七零八落地分布在三个战区…… 一天早上9点钟，时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的顾祝同，约邓汉祥到他家面商要事。 到了顾家，何应钦把一封信递给邓汉祥：“鸣阶，这是蒋委员长写给我和顾司令二人的亲笔信。信中说，他今天早8时去庐山，准备在明天9点以前回南京，叫我们同刘甫澄详商，如何贯彻执行‘整军会议’决议案，以及四川出兵抗战共分几路等等……交代我们明早9时就要报告他！” 邓汉祥看毕信，摇摇头叹了声：“现在既决定要抗战，又何必还搞啥子“整军’嘛?即使刘甫澄个人没得问题，但川军官兵必然误会，认为中央不相信他们，会减少他们抗战的兴趣和勇气啊。你们两位地位不同，和蒋先生关系也密切，应当向蒋先生陈明利害，打消此意！” 正说到这里，忽然刘湘来回拜顾祝同，看了蒋的原信，刘湘脸色顿变，摔手而去…… 8月5日，邓汉祥到何应钦家听回信。何说：“蒋先生说：‘整军会议案必须贯彻执行’，他意甚坚决！” 邓汉祥忙回住处将何的话转告刘湘。刘湘气呼呼地说：“一边说抗战，一边又打老子的主意。我们想法子溜回四川再说！” 邓汉祥沉吟说：“要溜也不要露马脚，不然就恐怕走不了！” 这天下午5时，蒋介石在孔祥熙家里打电话约邓去谈话。一见面蒋就问：“你们这几天商量得怎么样?” 邓汉祥说：“出兵的事已商量好，分为两路，邓锡侯部由川北开拔，取道陕西；刘主席所部则顺江东下。这样分开来，沿途的给养和交通工具，都不感到困难。至于执行整军会议案，刘主席向来服从命令，没有什么意见。不过我替委员长设想，当此抗战用人之际，整军会议案可否暂缓执行?” 邓汉祥话音未落，蒋介石大发脾气：“你晓得不晓得？世界上无论任何国家，军政不统一，那个国家还有办法么?” 邓汉祥一怔，分辩道：“云南、广西、山西这些省份，军政都还没有统一，也不仅四川一省特殊嘛。” 蒋介石越发怒不可遏，大声说：“嗯？岂有此理！刘甫澄也是军人，难道不晓得要搞好抗战，不统一指挥全国军队行吗？各省如果都以此为借口，何谈抗战？” 邓汉祥一时词穷，急不择言大胆顶撞一句：“委员长，如果因贯彻执行整军案而川军调不出来，你怎么办呢?” 蒋介石霎时语塞，看来这句话的确打动了他。 蒋介石微叹一口气，有些无奈，改变口气说：“那、那，暂缓执行则可，永久则不可！” 邓汉祥也松了口说：“抗战结束后，全国军政统一，四川自然不会例外！”蒋介石又换个话头说：“哼，四川财政厅长刘航琛，大嫖大赌，不理正事，太不成话了！告知甫澄另推荐一人，把他换下。” 邓汉祥说：“现在正要出兵，财政上骤然换人，恐有妨害。可否告知刘主席先准备一个适当的人，等出兵告一段落，再行撤换？” 此时，蒋介石也冷静了，微笑说：“鸣阶，你的建议很好，很好，我赞同。” 邓汉祥抹着汗水，急忙回到南京锏银巷办事处。 刘湘听了他的叙述，说：“老蒋的话靠不住，我害怕他下‘黄手’……我们总以设法溜走为妙！” 两人正在密谈，蒋介石忽然来电话，说他马上就到办事处来看刘湘。片刻，蒋已驱车来到，进屋和刘湘握手，言辞似很恳切地说：“甫澄，我们两弟兄自从北伐以来，你对国家和我个人的维护，我是不会忘记的。现在要抗战，四川对国家的关系更重要了，以后希望你多负责任。整军案俟抗战结束后再说。不过，我说句心里话吧：过去我总以为事必躬亲，才放得下心，必须与我有关系的人，才是人才，才肯重用。这一念之差，唉，几乎把国家误了……我现在则不然，譬如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我只把财政方针告诉他，至于如何安排、如何去做，我决不过问。又如现在我所用的人，有许多也是素昧平生的……我过去这些短处，甫澄兄或多或少也不免和我有相同之处。四川地方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欧洲的大国，希望甫澄兄在军政两方面提纲挈领，多延揽人才，自然会收事半功倍之效啊……” 两人唏嘘不已，交谈很久，才握手作别而去。 蒋走后，刘湘很高兴，又很感动。他向邓汉祥说：“鸣阶，蒋委员长今天总算同我说了几句知心话啰！” 邓汉祥笑了笑，忍不住有些自得地说：“甫公啊，我想还是我‘川军调不出来怎么办’那句话起了作用！” 国民政府南京国防会议正召开期间，1937年8月9日，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派遣驻上海陆战队第一中队长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斋滕要藏，乘军车闯入虹桥中国军用飞机场，开枪打死一名机场卫兵。中国军队自卫反击，当场将日军官兵二人击毙……日本反应强烈，形势岌岌可危！ 8月12日，国防会议在南京中山陵举行最后会议，宣布紧急闭幕。会议决定：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推举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组织大本营，行使海陆空军最高统帅权，统一指挥各个政党；力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南京…… 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炮击闸北一带，中国军民奋起反击！ 国民政府第二天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炮火连天，“8·13淞沪抗战”爆发，中日全面战争开始了！ 四川军人慷慨出征 8月14日，刘湘一行人飞返成都。 此时的刘湘十分兴奋，爱国热情从未如此高涨！他次日即在督院街省政府大礼堂召开四川军政首脑会议。 他兴高采烈地说：“我此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讨论抗战问题，会见了全国的英雄豪杰！中共也派有朱玉阶(注：朱德字玉阶)、周恩来、叶剑英诸君参加。同我谈话最投机的，是朱玉阶，他曾亲来我处相访，我对他印象极好！当此国家民族存亡关头，各方都能以大义为重，捐弃过去一切嫌怨，共同对付强敌，我刘甫澄坚信：抗战最后必胜！” 刘湘接着声音威严地宣布：“抗战现已开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决定川军为第二路预备军，辖两个纵队；任命我为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邓锡侯为副司令长官，担任平汉铁路方面的作战任务！我川军全部将士，要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出川，参加神圣的抗战！” 时隔不久，成都、重庆及川中各州县的大街小巷，响起报童奔走叫卖声：“买报，买报！省主席刘湘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川康军民奋起抗日！” 四川、西康两省（本书作者注：国民政府1934年12月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的同时，任命刘文辉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此后多有把西康地区称为西康省的，国民政府还批准成立“川康绥靖公署”。行政院1938年11月28日批准西康省成立；1939年1月1日，西康省在康定正式成立。西康后并入四川）各地，令人振奋的情景出现了：许多官员、教师、学生、商人……他们手捧报纸，站在城市剧院舞台上、街巷高板凳上、乡场戏台上……向一群又一群老百姓朗读《告川康军民书》： “刘主席说：‘自卢沟桥事件发生，此一伟大之民族救亡抗战，已经开始。中华民族为巩固自己之生存，对日本之侵略暴行，不能不积极抵抗’！‘凡我国人，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得最后之胜利！’刘主席进而指出：‘四川为国人期望之复兴民族根据地与战时后防重地，山川之险要，人口之众多，物产之丰富，四川七千万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我川康和全中国只要‘军民一心、上下共济、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则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民族！’” “哪个人想当亡国奴嘛？拥护刘主席率领川军打小日本！” “刘主席说得对，我们四川人硬是要为抗战多出把力气，抗战必胜！” 热烈的口号声处处响起……士农工商各界，从来没有这样拥戴过刘湘。 1937年8月18日，管辖四川、西康两省的“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四川省主席刘湘，约集邓锡侯、孙震、李家钰、刘文辉等高级军事将领，召开川军出川抗战协商会议。 刘湘言辞既坚定又恳切：“在座各位，必须加紧训练所属官兵，厉兵秣马，奉令即马上开赴前方，留守的则力固后防。甫澄忝主军民，发誓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为民族抗战而效命……甫澄如果不忠于抗战，愿受民众之弃绝，也甘受诸位的反对！” 邓锡侯等人从来没有觉得和刘湘是如此亲近，他们热血沸腾，齐声说道：“我等和刘主席是一样的心情，誓死报国，保卫国家神圣领土！” 刘湘这时感到一阵胃痛，脸色发白，他呷了一口开水，捂着胸口，强忍着痛，声音严厉：“甫澄也有言在先，川中各界人士和我川军全体官兵，如果对抗战畏死退缩，甫澄也将执法以绳其后，绝不宽容！” 邓锡侯等人刷地起身，高声回答：“我等如畏死退缩，甘受制裁！” 川康绥靖公署参谋长傅常中将代刘湘宣布会议决定：“首批出川抗战的川军兵力共为十一个师，即绥署直辖的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三个军各出两个师；四十五军邓锡侯部出两个师，四十一军孙震部两个师，四十七军李家钰部一个师！” 李家钰起身，慷慨陈词：“我以前的部队，都在打内战。现在为国效命的时候到了，我不留家底，决定我部所属两个师全部出川抗战！” 全场掌声如雷。傅常朗声宣布：“驻贵州的川军二十军杨森部两个师，及郭汝栋一个师，也坚决请缨抗战，决定全部开赴前线！故川军首批出川者共有十五个师，定于9月5日以前开拔！” 傅常接着宣布：“中日大战爆发，敌机已四处滋扰川康，特于8月16日决定在成都、重庆两市成立防空指挥部！” 素有“老夫子”斯文气的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这时也挺直胸膛，扯开喉咙宣布： “为适应长期抗战需要，省政府已拟订《四川后方国防基本建设大纲》，共三大要目：1．开发五大资源(动力、化学、粮食、服装等)；2．创立扩充八大工业（炼钢厂、铜矿局、兵工厂、机器制造厂、化学工厂、水泥厂、纺织厂、伐木公司等）；3．修筑、完成三大铁路(成昆铁路、成宝铁路、成渝铁路……” 此项计划后因刘湘早逝而难以实行，但从中显示刘湘代表的四川省政府的雄心壮志，及为抗战作出的详尽计划安排。 1937年 9 月 5 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战旗飘扬，会场悬挂着不少巨幅横标：“欢送出川将士奋勇杀敌!”“欢送出川将士收复失地！”“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在这里举行，出川抗战部队官兵代表、各界民众代表和大中学生上万人参加大会。 刘湘、邓锡侯、孙震、唐式遵、潘文华等川军高级将领身着整齐戎装，张澜、徐申甫、陈益廷、尹仲锡、刘咸荣等著名人士，肃然坐在主席台上……会场充满庄严、肃穆、悲壮、激昂的气氛。 尹仲锡、刘咸荣是省城著名的“五老七贤”之一，德高望重。尹仲锡颤颤巍巍对刘咸荣说：“现在要实行‘战时总动员，可惜我们年迈老朽，动不得了，不能疆场效力了’！” 刘咸荣翘起胡子也连声叹道：“是呀是呀！” 大会由“抗敌后援会” 常委陈炳光主持。民主人士张澜最先致词说：“日寇发动侵略战争不得人心，我川军将士只要坚持长期抗战的决心，发挥我川人吃苦耐劳的特长，奋勇当先，必能夺取最后胜利！” 刘湘这两天健康愈下、胃痛加剧，但仍强撑精神，起身作了简短讲话：“御侮救亡，为军人应尽天职！川军今得献身疆场，为民族存亡而战，一洗过去内战的耻辱，是非常光荣的！中央任命我为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邓锡侯将军为副司令长官兼第一纵队司令，唐式遵将军为第二纵队司令，我们今天热烈欢送首批川军将士出川，奔赴抗战前线！” 整装待发的川军队伍中雷鸣般地呼起口号：“为民族存亡而战，不负家乡父老！” 全场民众掌声四起，也响起排山倒海的口号声：“全川民众誓为出川抗敌将士后盾！”“欢送出川将士保卫祖国！” “欢送出川将士为国争光！” 邓锡侯致词，爱国热情溢于言表：“我们四川人是具有爱国传统精神的，黄花岗烈土有四川人，辛亥革命有四川人，护国之役也有我们四川人……当前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身为军人，受四川人民供养，当然要拼命争取历史的光荣，藉以酬报四川人民！川军出川以后，如战而胜，当然很光荣的归来。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 邓锡侯动了感情，沉痛地说：“我们出川抗战，要踏着川人先烈们的血迹前进！更希望后方的人民，也勇敢地踏着我们的血迹而来，如此前仆后继，一定能战胜敌人!” 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纵队司令唐式遵此时一把推开麦克风走向台前，吼声响彻全场：“此行决心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誓不回川！” 他接着朗诵了才写不久的一首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打内战时唐式遵被人骂为“唐瘟猪”。但此时的唐司令官悲歌慷慨，颇有易水作别之慨，少城公园内数万军民泪如雨下…… 唐式遵又宣布：“我现在把我在东胜街沙利文饭店的房产(本书作者注：解放后为市政协会址)，捐作抗战经费！” 全场掌声如雷。张澜感慨万千地对身边尹仲锡、刘咸荣等人说：“刘、邓、唐三位将军的讲话，刚毅不屈、视死报国。你们看呀，上万民众热血沸腾，实在令人振奋！” 中下级军官（营连排长）的代表李召南雄赳赳地上台致答谢词：“国家民族存亡关头，我等出川抗战，不成功便成仁，誓为民族解放马革裹尸、战死沙场！” 女大学生邓名芳上台，热情洋溢地致欢送词：“我们四川女同胞，誓和全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一起，全力支持中国抗战！”实验小学年仅10岁的小朋友杨照明，也流着泪水上场致词…… 雄壮的军号、锣鼓声中，“抗敌后援会”代表向刘湘、邓锡侯、唐式遵等赠送写有“秉钺鹰扬”的大锦旗，向孙震、潘文华等赠送写有“为国干城”的大锦旗，向16位师长赠送写有“抗敌先锋”的大锦旗。接着，四川大学师生向出征将士赠送毛巾2000张；妇女会向出征将士赠送手巾250打…… 会场演出“保卫卢沟桥”话剧。全场的人从上将刘湘到伙夫小兵，从尹仲锡、刘咸荣等名流到推车卖浆的小商小贩……全融入到一种令人热血沸腾的爱国救亡气氛中！ 几十万川军士兵，很多人为家人预留下遗嘱，身穿破旧的军衣、短裤、草鞋，手握“老套筒”步枪，背着大刀、斗笠、背包……第一纵队沿川陕公路北上，第二纵队顺长江东下出夔门。 装备窳劣的川军，告别了打内战，从此奔赴伟大的抗战前线！

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9.8.2006 14:44
第9章蒋介石控制下的川军处境 蒋介石统一四川 1938年1月20日刘湘一死，蒋介石认为四川土军阀群龙无首，此时不统一四川，更待何时？ 蒋介石也自有他的道理：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早在1935年10月6日，他到成都出席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扩大纪念周讲演时就说：“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 1937年10月29日“淞沪战役”紧张进行时，蒋介石在南京国防最高会议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11月16日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军舰溯长江西上，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办公。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正式宣布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升重庆为行政院直辖市。 国民政府的中枢既转移到四川，还容地方军阀割据称霸？刘湘死后第2天，蒋介石先下令撤销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1938年1月22日，任命张群为四川省政府主席。 但蒋介石出手太急，引起强烈反抗。川中“甫系”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紧急会议，推举王陵基为临时会长，由王出面邀请钟体乾、张斯可、乔毅夫、邓汉祥这几大“军师”共商对策。王陵基言辞激烈：“甫公为抗战鞠躬尽瘁，川军为抗战流血牺牲。我们拥护中央抗战到底，但绝不容许借抵御外侮消灭异己！张群要来当省主席，老子用炮火迎接他！” 王陵基 (1886~1967)，字方舟，四川乐山市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历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副官、军事教官等职，故说来还是刘湘等“速成系”川军将领们的老师。1922年刘湘任川军总司令后，他历任刘湘的参谋长、旅长、师长等职。抗战初，任四川省政府保安处长代行四川保安司令。刘湘死后任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后升任第九、第六两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湘鄂赣边区总司令……1948年4月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50年在四川省江安县被俘，送战犯管理所改造，1964年12月28日在北京特赦。 钟体乾等人也纷纷说：“甫公尸骨未寒，老蒋就想将川省一口吞掉，实在欺人太甚！”商议一番，钟体乾总结说：“我们甫系留川高级官员暂不出面，先叫几个‘武棒槌’跳出来和老蒋过招！再动员各部师、旅、团长联名通电拒绝张群主川……看老蒋是啥子反应！” 于是留川部队以6个师长、5个独立旅长一同联名，由一六一师师长许绍宗领衔，在1938年1月23日电呈中央，要求“收回成命”；又在成渝两地组织示威游行、贴标语、散传单、发代电……声势不小。 蒋介石见刘湘虽死，留在四川的川军将领仍抱成一团。他虽极怒，但日寇步步进逼、前方吃紧，如后方再出乱子，将很难收拾。因而他不敢来硬的，乃一面对刘湘许以厚葬，一面对已下令撤职的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潘文华（见第5章）加以笼络，明令取消以前的处分…… 但潘文华只身回川后不仅不按蒋的意图行事，反与后方高级军事负责人钟体乾、王陵基、王缵绪等联名电蒋，反对张群入川。 蒋介石见“甫系”并未“树倒猢狲散”，就把在前方的邓锡侯调回四川（见第6章），于1938年3月2日委任为川康绥靖主任。表面上是对川康势力让步，实则希望利用邓锡侯过去与刘湘之间的矛盾，借邓之手去压制“甫系”力量，来个“以川治川”，还可一箭双雕把邓和前线的基本部队分离开来……但邓锡侯精明过人，素有“水晶猴”之称，深知这是老蒋让他火中取栗，岂会中套？ 蒋介石还想釜底抽薪，便以抗战名义，给予较高职位，把甫系留川将领调上前线。1938年3月6日，他任命潘文华为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为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郭勋祺为五十军军长，郭昌明为五十六军军长，许绍宗为六十七军军长，要他们率部出川抗战。 潘文华等人对所授新职都逐一笑纳，但又以战列部队编成尚需时日为由，按兵不动。这正应了“强龙难压地头蛇”的老话！蒋介石气得心慌，正无可奈何之际，转机来了。 原来，曾在刘文辉部任过师长的张志和，后脱离部队去延安访问，毛泽东亲自会见他并嘱其返川作上层统战工作。张志和与王陵基、张斯可以前关系都很密切。抗战初，共产党的方针是“拥蒋抗日”。张志和认为川军这种搞法，不利于团结抗战大局。经请示延安后，他劝说王陵基：“你应继承刘甫公遗志，率兵出川抗战！” 王陵基这时正心焦意烦：因蒋介石封邓锡侯、潘文华、王缵绪的官，都比自己这个“老前辈”大，听张志和一说不觉动心。他说：“我倒想代替刘甫澄带兵，只是自家手边没有基本队伍。我名义上可以指挥留川的几个独立旅和24个保安团，但没有‘武德励进会’同意，根本不可能调这些部队出川！” 张志和说：“我去向励进会关键人物张斯可疏通疏通。” 果然，张斯可同意了。张斯可凭借保定军官学堂同学关系，飞渝见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说：“要解决当前僵局，就要调动留川军队出川抗战！”顾祝同立即陪张斯可飞武汉。蒋介石也正为统一四川阻力重重而懊恼，闻言大喜，马上说：“可以给王陵基一个集团军总司令头衔！” 蒋还表示可以考虑由二十一军系（作者注：即“甫系”）方面提名的人代理四川省主席，作为让川军出川的交换条件。他最后迫不及待地说：“你们马上回四川，通知王陵墓、张斯可于3月23日飞武汉面谈！” 张斯可回成都一说，乔毅夫、钟体乾坚决反对，与王陵基、张斯可展开了激烈争吵。王陵基、张斯可此时已骑虎难下，不顾乔、钟反对，断然飞武汉。蒋介石答应让王陵基当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张斯可当七十八军军长，要他们从速组编两个军出川抗战！ 王陵基、张斯可返回成都，“甫系”此时已呈分崩离析之状。经邓锡侯邀请被蒋介石新任命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兼重庆行营副主任的刘文辉，并请来潘文华、王缵绪共同协商，最后达成协议：同意王陵基组成两个军开赴前敌，但潘文华、王缵绪留守后方，相互配合支援。 1938年4月12日，邓锡侯、王陵基、潘文华、王缵绪及在皖南的唐式遵都被蒋介石召到汉口，和中央方面何应钦、贺国光会谈，双方讨价还价终达成妥协： 以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但该集团军留川的一个军也得开赴鄂东北对日作战（另一个军刘湘临死前已调往鄂西北），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潘文华兼川康绥靖副主任，所部五十六军暂时留川（该集团军已有一个军在皖南前线），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限日编成部队，即赴江西前线。 不久后王陵基在张斯可协助下将留川的4个独立旅和8个保安团编成两个军，开往赣北……至此，蒋介石已将刘湘等人的留川部队大半调出四川，而王缵绪等人也更加和中央靠拢。 王缵绪 (1885~1957)，号治易，西充县人，清秀才出身，早年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刘湘同学。1924年6月24日北京政府授予陆军中将衔。1935年任第四十四军军长， 1938年3月委为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后就任四川省主席。1939年10月出川抗战，历经各战役。1942年3月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职，参加湖滨战役等。抗战胜利后，任重庆卫戍总司令、武汉行辕副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国民党二中全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12月任西南第一路游击司令，成立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维持成都秩序迎接解放。12月13日发出通电起义。建国初期，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1956年潜逃出境未果，被捕，次年病死在狱中。 反对蒋介石染指川省最起劲的三个师长，以为王缵绪当了省主席，总算肥水没落外人田。他们到省政府去拜见，王缵绪却板起脸孔说：“现在拍拍捧捧不行了，你们不要再来这一套。当军人的就该上前线去，在后方不走想干什么?保安团长我已经撤换了5个。你们不去打日本，我也要呈报委员长撤你们!” 这三个师长都是成都“嗨袍哥”的，见王缵绪大打官腔，受不下这口闷气，下来后就串联倒王。 还有一次省政府大礼堂举行慰劳出征军人家属的座谈会，参加者都是川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太太，有的人烫头、抹口红、穿高跟鞋。王缵绪说：“你们该想一想，你们的丈夫在前方浴血抗战，他们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不是日本鬼子的机枪大炮，最怕的是婆娘偷人，自己当乌龟戴绿帽子。所以说你们在后方就该守妇道，少在外面招摇过市，招蜂引蝶。假如你们的丈夫回来看到你们现在这个样子，烫的烫飞机头，打的打红嘴皮，穿起高跟鞋在马路上走来逛去，不气死才怪！” 此话伤人太甚，弄得这些太太们哭哭啼啼，回家一说，亲属大怒，也都参加“倒王”…… 1939年8月，以川军七个师长出面的倒王运动进入高潮。川军七个师长彭焕章、陈兰亭、谢德堪、刘元塘、刘树成、周成虎、杨晒轩联名电蒋反王主川。七师长发电之后，立即调动部队包围成都。 在这种局面下，王缵绪愿率部出川抗战，不当省主席了。张群又跃跃欲试，但川中实力派仍不欢迎，经邓汉祥婉言劝阻，张知难而退。蒋介石颇费踌躇：若另任命潘文华等川康实力人物，皆绝不可靠！若由中央另派人接替，又恐别生枝节，影响后方安定。一直拖到1938年9月18日，蒋介石干脆“御驾亲征”：由自己来兼任四川省主席！ 这下子，四川各实力派军人当然无可奈何，反对不得了。 蒋介石身兼军委会委员长等多职，这就苦了四川省政府的文稿人员：办公文十分别扭，如呈文往往是四川省主席蒋中正呈军委会委员长蒋中正，回文往往是军委会委员长蒋中正复四川省主席蒋中正；蒋中正报告蒋中正，蒋中正命令蒋中正…… 好在一年后的1940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任命张群为成都行辕主任，兼理四川省政府主席。此时，蒋介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总算把四川“统一”了。而四川地方实力派人物割据称雄、独宰四川的局面，也一去不复返了…… “厕所标语”引起的风波 1938年5月“徐州会战”结束，蒋介石下令于6月9日掘开郑州东北花园口处的黄河大堤，造成豫东、皖北的大面积黄泛区，形成从郑州至蚌埠地区长约1000多里的大地障，日军自北南下迅速包围武汉的计划完全破产。 1938年6月18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会战命令：以华中派遣军新编成的第十一军所属5个师团、1个支队(旅团级)担任长江方面作战，司令官为冈村宁茨中将；以第二军所属4个师团担任淮河方面作战，该军司令官为东久迩宫稔彦亲王中将。陆军参战总兵力为140个大队，约35万余人。航空兵团500多架飞机配合进攻。海军第三舰队120余艘舰艇，从长江水路进攻。规定初秋为攻占武汉最后期限。 中国方面提出了“保卫大武汉”的口号。蒋介石将凡是能调动的部队都投入到了武汉大会战之中。总计为50个军、129个师，总兵力高达110余万。此外，中方全部空军计战斗机轰炸机100余架，海军战舰40艘，也全部投入了会战。 这是抗战史上，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大会战。川军各部基本上都参加了这个大会战。 7月初，蒋介石召开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会议，他说：“我有三点要求：第一，高级将领应抱定必死的决心，誓与武汉共存亡；第二，保卫战期间，所有高级长官始终不得离开部队，绝对保证对部队的掌握和指挥效率，要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第三，高级将领应有高度的责任心，虽天崩地裂，矢志不移！” 会后，蒋介石宣布：将马当要塞失陷的主要罪责者一六七师解散，取消番号，该师师长薛蔚英被枪决，消息晓喻全军！ 鏖战近半年，10月21日，国民政府决定放弃武汉，武汉会战结束。中国军队无论装备还是素质都远落后于日军。整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伤亡40万，共歼灭日军约20万。虽牺牲比日本方面大，但日军伤亡过半，元气大伤，已无力再发动新的进攻。加上八路军敌后战场的开辟，日军再也无法维持战略进攻了。日本的速胜战略彻底破产，中日战争也从此进入了相持阶段。 武汉失守，湖南长沙成为日军下一目标。蒋介石通过侍从室向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指示：“若敌人夺取长沙，将变成日军进攻的重要基地。若长沙无法守住，应将其重要设施烧掉，以免资敌。” 1938年11月11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处长徐权纵秘密布置放火烧城事宜。不巧的是13日晨3时，市内天心阁附近失火。自卫团的士兵们惊慌失措，以为是放火信号，狂呼乱叫着“放火了”！便一齐动手放火烧城，大火引爆城里的弹药库，“爆炸之声闻于数里，全城起火、火光冲天，锦绣湘垣，顿成火海” ，两千多市民梦中葬身火海…… 11月16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和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一道赶到长沙调查。他们在焚毁的天心阁废墟上登高凭望，只见长沙城已成一片焦土。劫后余生的灾民扒着炙热的灰堆，寻觅亲属的遗骨，有的惨然在家屋故址悲嚎。最不忍目睹的，是那些陆陆续续沿着铁道公路河边爬着哀嚎呻吟的伤兵……长沙后方医院有三四千伤兵，其中川军不少。重伤难于行动的，大都死于火海！ 陈诚和周恩来等人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委会政治部名义，联合发表关于长沙大火真相之说明： “其原因：（一）由于地方军警负责者误信谎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 全国大哗，强烈谴责当事负责人敌未至而自扰，“临事慌张、辱职殃民”！蒋介石亲到长沙视察灾情后，为平息全国民众愤怒，命令将这次火灾的直接责任者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警备旅第二团团长徐昆、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逮捕，于11月18日组织军法会审。 酆悌等三人不久后执行枪决，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受撤职留任处分。 1938年11月25日，刚处理完长沙大火事件的蒋介石在南岳衡山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部高级将领，列席大会的有第三、第五、第九战区师长以上军官百余人。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和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等参加会议。 会议主题是总结抗战第一期作战的经验教训，确定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张治中满脸愧疚惶恐，对长沙大火事件沉痛检讨。 蒋介石此时备受各种非议和指责，心绪恶劣。他端坐在正中，阴沉着脸照着讲稿说：“抗日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以后中日持久作战到战争结束为第二期。此前，我们虽然失掉了许多土地，表面上我们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讲，我们不但没有败，而且是完全成功的。因为，我们在本国辽阔疆土上与敌周旋，敌人多次欲与我决战，消灭我军主力，以求速战速决，已彻底落空和失败！在第一期作战中，我们虽然牺牲巨大，但是日军也付出了史无前例的惨重代价！据统计，在这期间日军共伤亡四十四万七千多人。在第一期作战中，中国军队广大官兵国家民族利益至上，出现了像佟麟阁、王铭章、郝梦龄等以身殉国的动人事迹！” 说到此处，蒋介石忍耐不住怒火，丢开讲稿，站起来痛斥军队中的种种令他愤怒的行为：“一些将领指挥无能，保存实力而不顾民族利益和抗战大局。统帅部的命令得不到执行，甚至连统帅部也不能抽调某些地方部队作机动使用！有的高级将领耍小聪明，躲避命令，规避责任，用那一套把戏来对付战区司令长官；有的部队阵亡官兵暴尸疆场，不组织收尸安葬；有的部队士兵逃亡；有的部队军纪涣散，土匪习气严重，军行所至，老百姓纷纷逃避；还有的谎报军情……” 蒋介石所指责的那些现象，其实很多发生在杀韩复榘之前。他此时怒斥，意在警告将领们不要步韩复榘之后尘！台下的将领们坐立不安，胆战心惊……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对本战区在武汉会战中南岸战场的某些失利惴惴不安。他害怕追究责任，就在会后四处放风，把责任往川军王陵基头上推，说：“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毫无战斗力，且训练差劲、见敌即溃，以致影响南岸全局！” 第二天，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在会上发言，也指责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的部队，在武汉会战中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五战区战局；接着又指责川军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的部队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九战区作战。虽然后来又拨第八军和第七十三军给王陵基指挥，令其反攻瑞昌，但王陵基却没亲临前线指挥督战，以致贻误战机！ 军事会议上，中央军攻击地方军，嫡系攻击杂牌军，二陈攻击二王……王陵基和王缵绪这才感到“集团军总司令”这顶大官帽是如此不好戴！他们极为惶然不安。 当时，在第一线作战的川军，还有唐式遵第二十三集团军、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以及在山西的李家珏等军。川军将领们对这种不怀好意、拿川军作典型开刀的做法极为愤慨。“川军装备、待遇那么低劣，却以血肉之躯同日军的坦克、大炮、飞机、军舰死拼。川军在上海战役、南京战役、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会战，死伤之惨重，全国皆知！难道还应该成为战事失利的替罪羊吗？陈诚等人睁着眼晴说瞎话，妈的，还有没有天理良心！”大家你一句我一句，骂声不绝。 晚饭后，蒋介石、何应钦上厕所时，见过道和厕所墙壁上贴着许多小字标语：“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 蒋介石瞪大眼睛发怔，马上意识到问题严重了！他命令何应钦去把陈诚叫来看这些“茅厕标语”，在厕所旁训斥陈诚：“你们小题大作，捕风捉影。为推卸责任，攻击川军，才引起了川军将领普遍不满。此事若弄不好，又将惹出大乱子，要尽快做好川军将领的工作！” 蒋介石在会上痛斥军队中各种可耻行为，多半是因为长沙大火引发的怒气未消。他所指责的，也绝非川军。蒋介石很清楚：川军在抗战中的表现，总的来说是很不错的。更何况川军人数众多，已占全国抗战军队总人数五分之一，陪都又设在重庆……对川军不公正，四川人是不会答应的，恶果不可低估！ 第二天，会场气氛立刻变了。陈诚发言，专门检讨武汉会战中南岸战场的得失情况，说：“功劳当然应归于各参战部队！”对于南岸战场某些失利，陈诚全揽在自己头上，请求统帅部对他本人从重处分。 陈诚检讨之后，蒋介石插话：“王陵基总司令指挥川军第三十集团军，在万家岭等战斗中英勇善战，应给予表扬鼓励！” 王陵基等川军将领坐在下面，有人已听得眼泪汪汪……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川军将领中的“二王”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泪水挂在脸上使劲地鼓掌。梗在所有川军将领心上的石头落地了。 这晚，陈诚专门宴请王陵基等川军将领。席间，陈诚举杯敬酒说：“希望川军继续保持光荣声誉，抗战到底，以争取最后胜利！” 在满座欢声笑语中，陈诚还以军委会总部口气，向川军将领们许诺：“今后在兵员粮饷，武器装备方面，将尽量先考虑补充川军各部！” 茅厕里的标语究竟是谁写的？始终无人知晓。

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9.8.2006 14:46
第10章川军屡立战功的原因 川军将士誓死报国 要抹杀川军的功绩，确实没有道理。就以武汉会战中南岸战场为例，1938年5月以后，川军第二十三集团军在担负固守长江南岸，掩护炮兵腰击敌舰、布放漂雷、阻断日军长江航运，策应保卫大武汉作战的艰巨任务中，取得了很大战绩，沉重地打击了日军…… 参战老战士岳星明回忆：“据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8月到1941年底，川军击沉和击伤敌各类船舰约2000余艘。敌人心惊胆战，一方面派出大批部队进行扫荡，一方面被迫靠长江北岸夜间航行……” 攻克“马当要塞”更是抗战史册上一项光辉战绩。1940年10月11日，时任二十一军军长的陈万仞部奇袭马当要塞，不但攻占了马当最高峰，日军矶田守备队一部被歼殆尽，川军还焚烧了日军的弹药库汽油库各一所，缴获粮仓一所，战马50匹，其他战利品无数。12日攻占马当要塞后，又以塞内的日军大炮向长江中停泊和往来的日本船舰开炮，击沉击伤多艘，完成了腰击日舰，控制长江的任务，阻断敌人长江航运数天之久。而且，从攻占马当最高峰到炮兵开始射击，攻击部队未伤一人，被认为是抗日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受到各方称赞…… 陈万仞二十一军的功勋，并不只见于历史资料。四川著名抗战文物收藏家樊建川收藏到一只孤品瓷杯，上面画有“钟馗打鬼图”，只不过此鬼为日本鬼子。瓷杯上的诗句是：“紫面蓝袍鬓插花，驱邪降福仰卿家，而今到处妖魔厉，切莫宽容放纵他！”署名万仞。 万仞即二十一军军长陈万仞，瓷杯为景德镇名匠王大凡制。当年制作的这种瓷杯流行于世，无疑从另一侧面证实当时川军的抗战勋劳！ 武汉会战中，就连才出川不久的二十九集团军也作战英勇。1938年9月，日寇的一支海军沿长江西犯。该集团军四十四军一四九师王泽浚令四四七旅旅长孙黼阻击。该旅八九三团在黄柏城附近的九狼山与日寇登陆的海军陆战队一个大队遭遇，激战通夜……川军士兵用四川土制的“麻花手榴弹”，炸得日寇人仰马翻，纷纷向军舰逃跑。扔下的皮背包和呢大衣，全部为川军缴获。这一仗，四四七旅阵亡营长周道昌、伤亡连长以下官兵200多人。但打死了日寇指挥登陆的大队长，生擒了曹长荒木重知注等人，缴获军用品500多件。 当时有个川军小兵叫孙能，人称“小精灵”，高兴地编歌唱道：“大头菜（指麻花手榴弹，形似四川的大头莱），真好吃！日本鬼子吃不了！不是肚子来胀破（指日寇被炸死），就是双脚忙跪到！” 日军曹长荒木重知注被生擒时，双脚跪地，双手把他的三八式轻机枪举过头顶，哀叫“大大的顶好”！但他一下火线就蛮横起来，见人弄他的三八式轻机枪，他就乱跳乱叫：“我的！我的不准！”他又嚷：“米西！米西！”川军士兵晓得他想吃饭，就把大家正在吃的锣锅饭给他吃。他又嚷：“不卫生！不卫生！面包的好！”原来他入伍前，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大学生，学过华语，能讲几句夹生的中国话。后来把他送到重庆，他还告了川军一状，说虐待他……该部川军后来还以“虐待俘虏”被记过处分。 1939年5月1日，川军刘雨卿部在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率领下反攻南昌。该师攻占南昌机场，击毁敌机三架，毙敌甚众。但全师官兵伤亡三分之一，刘雨卿负重伤，军长陈安宝阵亡…… 川军以前被嘲为“只知内战”、“不堪一击”、“双枪将”（鸦片烟枪加老套筒）……为什么出川抗战却成为屡挫强敌、战功卓著的忠勇之师呢？ 最主要的是异国疯狂侵略激发了川军官兵上下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保卫国家的高度责任感。他们人人“自认是黄帝子孙，抱牺牲决心抗战到底，喋血疆场义无反顾”！ 如邓锡侯为总司令的第二十二集团军，从北道出川后，官兵们说：“今天的抗战，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上所无的。如果战胜，则是国家之福，如果战而不胜，将国亡家破，子子孙孙，都要做人家的奴隶牛马！”所以“由成都至宝鸡1800多里路，跋山涉水，要走一个多月。沿途除了少数患病士兵过后赶到外，竟没有逃亡的！” 当他们到达山西前线时，北国冰天雪地而川军士兵仍然是单衣、草履，粮食又接济不上。加以敌情不明地形不熟，每人只背了一杆步枪和两个手榴弹，要在敌人的飞机大炮下浴血苦战，困难之多，不难想象……但官兵们毫不畏惧，“一谈到打日本鬼子，都是精神百倍，信心十足”。（6） “不怕敌人飞机大炮如何厉害，伤亡如何大，但是没有一个官兵屈膝投降敌人的”。（7） 第二十军杨森部从贵州出发前，所有军官都留下了遗嘱，表示誓不生还的决心。士兵们有的说：“这次打仗是为了子子孙孙的生存！”有的说：“我们几千里路从家乡跑出来，无非是要尽国民的责任，不使敌人长驱直入！”也有的说：“为了抗日，杀日本鬼子，我们吃些苦也愿意的。如果是内战，哼，对不起，老子早就不干了！” 二十军从贵州出发，步行奔赴前线时，“每天几乎要翻山越岭地走一百里以上的山路，晚上又要自己打草鞋。一天只吃一顿干饭和一顿稀饭，有时只吃到一顿饭”……官兵虽感疲乏，但杀敌心切，日夜兼程。由贵阳到长沙，一般要走59天，但这次“竟于14天中全部到达”，刚到武汉就踏上了驰援淞沪的征途…… 许多旧川军将领，此时也都激发起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军人的荣誉感。外号“范哈儿”的范绍增（电视剧《哈儿师长》的原型人物），就是最典型的。 他原是袍哥出身的土匪，被“招安”后在刘湘手下当过师长。抗战后被蒋介石委任为第八十八军军长。范绍增在四川招兵编成一个整师，于1939年3月从四川合川县出发，加入第三战区序列，到达江西弋阳布防。 1940年8月，范绍增部在太湖沿线与日军发生激战。范绍增来到前线，与穿草鞋、背斗笠的川军官兵共勉说：“弟兄们，明天就要打仗了，本人叫伙房杀了几口肥猪，犒劳大家。不过，老子先把丑话讲在前头，到时候哪个畏缩不前，在小日本面前丢人现眼，莫怪老子翻脸不认人！”第二天，范绍增亲自督战，出动1.2万川军，击溃清乡扫荡的日军一个联队，毙伤日军数百人！ 1941年1月中旬，日军发动冬季扫荡，猛攻太湖。八十八军前锋不支，放弃阵地后退，被范绍增与副军长罗君彤阻住去路。范绍增高吼：“王铭章师长固守滕县以身殉国，何其壮烈！我们如果丢城失地，有何面目回四川见父老乡亲?” 范绍增亲率部队，连续三天两夜与日军激战，多次拼刺刀肉搏，终于在春节前夕将日军全线击溃，恢复原有阵地，还俘获日军迫降的一架飞机，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胜利！ 这年秋天，华东许多中央军失利，未完成“双十反攻计划”，唯独范绍增部收复了余杭县城，获军政部明令嘉奖……当地民众敲锣打鼓，抬着鸡鸭鱼肉在一百多里长的防线上慰问八十八军部队，还召开各界人士劳军大会，请范军长到会讲话。 范绍增昂头挺胸、大声武气地说：“这次打败日本鬼子，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气，我们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给部队带路、送饭、送水、送子弹，是打不赢的。请大家看倒，下次八十八军还要把仗打得更好，保护好老百姓。如果说过的话没有做到，你们朝我范绍增脸上吐口水，我范绍增揩都不揩！”他的讲话引来雷鸣般的掌声。 范绍增多次对军官们说，部队要打好仗，就要得到老百姓拥护，还必须纪律严明。他经常突然在开饭时间跑到连队，和士兵蹲在一起吃饭。若发现菜饭不好，就当众把连长、司务长喊来大骂：“你们这些狗日的，士兵伙食不弄好，他们有啥子力气打好仗?打不好仗，咋个对得起老百姓?今后再叫我抓倒，老子枪毙你们！” 八十八军因功不可没，不久升为甲种军。全军正高兴之际，范绍增却因不是蒋介石嫡系，奉命升为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明升暗降，失却兵权。他在失望中离开部队，称病回四川，到重庆“范庄”做寓公去了…… 高级将领抗日救国热情高涨，下级广大士兵更是以死报国。 1941年3月18日，第二十三集团军的陈鸣谦部奉命布雷时，搜索排士兵庞德贤和日军巡查队狭路相逢。他要战友回部队报急，自己却被敌人抓住，要把他带走。他大骂鬼子。日军残暴地挖掉了他的眼睛、割去他的鼻子和舌头，终至悲壮而死…… 又如李家钰四十七军，也出现不少英勇献身的烈士。1944年5月13日云梦山之战，第一○四师三一○团八连李连长，与敌激战到最后一人，身受数伤坚不退却，仍怒骂杀敌。一个日军军官使用战刀从背后把他拦腰劈为两段…… 这些事例举不胜举。川军官兵从上到下都满怀杀敌报国一腔热血，怀着“不把日寇驱出国境，誓不生还”的决心，所以川军“临战之勇，奋斗之烈，较国内任何部分军队亦无愧色”。 出川抗战纪律严明 川军出川后军纪严明，和打内战时的“烂军队”迥然不同，赢得各地民众的爱戴和支援。 邓锡侯等川军将领出川时反复告诫官兵：“这回到距四川很远的地方，去对日寇作战，时时刻刻要亲近民众，爱护民众，要和民众打成一片，得着民众的帮助，才容易打胜仗。”官兵们“很了解这种意思，确能遵守纪律，从成都到宝鸡，沿途鸡犬不惊，很受民众的欢迎……” 后来二十二集团军增援太原途中，当地人民不但“问路就带路”，而且深夜涉水过潇河时，“因水深过膝，寒冷刺骨，四川人有些吃不消，一时过不去，老乡们就主动地往来扶掖或背负，使部队顺利地过了河”。由太原外围南下时，“徒步行军约周余，全赖晋中人民的供应和支持，才到达赵城、洪洞集结”。 川军二十二集团军和民众关系融洽，蒋介石也特电嘉奖说：“该集团军纪律严明，人民爱戴，转战各地，备著辛劳。特电嘉奖！”（见前文第6章） 川军在这方面深受八路军、新四军的影响。如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就仿效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四大纪律，十四大注意”。四大纪律是：“决心英勇抗日，服从长官命令，不要人民东西，坚固国军团体”；十四大注意是：“逢人宣传，说话和气，爱惜武器，不当散兵，整洁驻地，买物公平，借物送还，损物赔偿，不乱拉屎，远让汽车，不嫖不赌，自己洗衣，负伤守纪，负伤交枪。”还规定部队在早晚点名时要集体诵读。 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也深受八路军的影响。认识到“离开民众，要想打胜仗，是绝对办不到的”，因而十分注意军队纪律和群众关系。“师行所至，抚劳闾阎，力惩骚扰”。1938年春节期间，四十七军军部有一个军官强奸民妇，李查实后立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受到群众称赞。在长治作战时，“官兵宁愿饿死，不愿掠夺，深为民众所景仰”。驻军河南时，当地发生蝗灾，李家钰下令抽出人力协助民众治蝗，并节约军粮，救济灾民……“故尤得民众助力”。 川军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部在江西前线，也曾发生过守卫覆血山的李营在敌人进攻时“未受命即行退却”，结果营长被枪决。一个机枪连长“违命拉”，也被枪决…… 正因为军纪严明，所以川军在作战过程中，到处都能得到民众的支援，救助伤员、运送军粮、弹药，提供消息等等。 第二十三集团军的陈万仞部驻防繁昌时，也因为待老百姓“如弟兄，买东西给价，分文不少，借东西原璧归还，说话平和，老百姓知道川军可亲，便纷纷为川军服务”。川军的吃饭、烤火、住房子、向导、抬伤兵，全由老百姓自动供应……妇女也不怕兵了，为川军缝补衣服，洗涤一切…… 一个渔民因接应梅梗江岸布雷被困的川军，该部旅长要奖赏他十元钱表示感谢时，渔民说：“谁要你的钱!你们川军几千里外来到皖南，为了打鬼子成千上万的官兵都牺牲了……你们用鲜血保卫我们，这种小事情是我们分内的事，我不是为了钱来的。” 在长期内战中被人瞧不起的“烂丘八”、视之如虎狼的川军，在远离故乡万里之外的战场，能得到民众如此厚爱和支持，令他们深深感动。川军官兵常这样说：“能得民众这样爱戴，可说是死而无憾了！” 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评论王铭章滕县血战的文章说：“王师长每到一个地方，即与当地民众打成一片。在这次滕县血战的时候，许多老百姓给了我军以极大的精神上物质上及其他种种的帮助……这一次滕城血战与王师长之殉国，又再一次证明这一真理：只有爱民的军队，方能得到人民的爱护，也只有得到人民爱护的军队，方能取得对敌的真正胜利！” 川军前线作战过程中，还曾得到过中共领导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帮助和支持。 二十二集团军初到山西战场，阎锡山不给川军发武器弹药服装，连作战地图也不给。周恩来和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亲自登门拜访该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周恩来详细介绍了山西的抗战形势，并送了几张军用地图。邓锡侯十分感动：“这真是雪里送炭啊！” 邓锡侯的集团军总部和八路军同驻洪洞期间，两军相处亲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曾拜访邓锡侯，并送邓一匹缴获的日军战马。朱德多次应邀给川军军官作政治军事报告，讲授游击战术和作战经验。以丁玲为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曾与川军联欢、慰问演出…… 四十七军李家钰部驻山西长治时，十八集团军的一二九师刘伯承部驻李军左翼地区。十八集团军有个连队也驻长治城内，晋东专署也设在此地。李家钰常和专员、中共人士薄一波等往还，军政关系十分融洽。1938年1月，李家钰和刘伯承在开封参加军事会议后同回长治，李特邀刘伯承在军部住了一周，并请他给四十七军营级以上军官讲游击战术等问题。后来李家钰还派了侍从副官孟德富等十余人到十八集团军军部学习游击战术，回四十七军后，李家钰主持开办训练班，让孟德富等担任教官，训练川军干部…… 李家钰的儿子李克林老师对本书作者说：“这一措施为四十七军培养了一批懂得游击战术的军官，并使四十七军在以后对敌开展游击战中，屡获战果！” 四十七军和八路军关系亲切。蒋介石在抗战中和中共军队发生三次“摩擦”高潮。蒋曾命令李家钰进攻太行游击支队，并要李家钰将有关共产党情报、密令另立保密专案陈报，李家钰均抱着应付态度，敷衍了事。 二十二集团军的一二七师和中共关系更密切。这个师的师长陈离早就和中共有联系，他率部出川刚到西安就到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派中共党员张晓峰到陈离师部，担任上尉副官，负责陈离与中共的联系工作。陈离在滕县战役中负伤回武汉医治，朱德曾致电慰问，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以及吴玉章、董必武等都亲去医院慰问。陈离伤愈后任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五军副军长兼一二七师师长。师部移驻老河口时，与中共李先念部是友邻。陈离请李先念到师部来住了6天，商讨两军如何团结抗战。陈离又安排中共党员胡春浦、易野源到四十五军政治部，以便联系。此后陈离多次向新四军赠送枪支弹药、电台、被服等军用物资。陈部在反扫荡中也得到李威领导的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和陶铸等率领的游击队的密切配合…… 在皖南的川军二十三集团军第五十军和新四军的关系最初也很密切。五十军军长郭勋祺与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早在大革命时期即有“患难旧交”，此后两军多次亲密合作。

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9.8.2006 14:48
第11章李家钰血洒战场 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 1944年5月21日，川军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悲壮殉国。他是在战场上牺牲的川军最高级将领。 李家钰 (1892~1944)，字其相，四川蒲江县人。1915年由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第3期毕业。在川军邓锡侯部任排、连、营、团、旅长。1924年任川军第一师师长，3月授衔将军府将军。1927年接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成为川中军官系的首领。1936年川军整编后任第四十七军军长。1939年冬，升任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七七事变”后，李家钰在7月底发出有名的“卅电”，敦促蒋介石动员全民抗战： “国难至此，已达最后存亡关头。应恳钧座立即下令全国，一致动员，挥师应战，还我河山，严惩群奸，以雪公愤。职军正事整编，士气激昂，倘蒙移调前方，誓当执殳赴难。迫切陈词，伫候训示！职李家钰叩，卅卯” 这年9月后，李家钰率全军由西昌出发，沿川陕公路徒步北上，抵宝鸡乘陇海铁路火车，刚到西安，奉蒋介石电令，急赴山西前线御敌。 李家钰对军部人员慨叹道：“四十七军出川之际，时值农历中秋，长途跋涉四十余日，关山四千里，抵黄河北岸，已是初冬了……一片冰雪地，人马僵冻，我部官兵还穿着单衣草鞋！” 参谋长魏粤奎说：“是啊，我军待遇差，武器又低劣。只有全仗血肉之躯、高昂士气，去和装备精良的日本鬼子硬拼了。沿途受到各地民众夹道迎送，官兵们杀敌报国决心是很大的！” 四十七军至博爱才穿上棉衣，紧接着开拔长治，防阻日寇西犯晋东。 1938年2月中旬，日军在大量空军掩护及优势炮兵坦克配合下，向东阳关进犯。四十七军一七八师官兵所用步机枪、迫击炮等，都是川造，命中率低，还常卡壳。川军虽奋力抵抗，但武器悬殊，死伤累累……20日上午，日军炮火轰垮一个缺口，城楼也起火，敌人从缺口向城上猛冲。一营连长杨显模振臂高呼：“弟兄们，跟我来，杀呀！” 他身先士卒冲入敌群。连长夏抚涛也由左冲入，与敌肉搏冲杀。日军不断增加，杨显模胸部被刺伤五处，夏抚涛头部中弹…… 至21日晚，川军弹尽援绝。官兵们用破枪、砖石、拳脚与敌肉搏，无数官兵壮烈牺牲……守城司令李克源旅长等督促士兵肉搏巷战，杀敌极多。李克源亲率预备队，逐街轮番战斗至夜才从南门撤出。李克源和副司令李克渊、参谋李浩东等均身负重伤。未能退出城的官兵与敌拼杀至死。营长杨岳泯，连长夏抚涛、杨显模等，负重伤后宁死不作阶下囚，举枪自杀…… 长治一战历时两天，敌我伤亡均在千人以上，足见战斗之激烈！ 中共《新华日报》1938年7月27日报道：山西民众对四十七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和英勇抗战十分感佩，山西黎城县县长何公振给四川发公函说：“东阳关之役，川军官兵英勇抗敌，经一周血战，日寇伤亡千余。我忠勇官兵作战壮烈牺牲者也在二千人以上。黎城民众对此可歌可泣之事迹极为崇佩敬仰！”何县长安排地方民众埋葬川军阵亡官兵，举行追悼会，并在东阳关建立“川军抗日死难纪念碑”一座，在黄帝陵建川军庙一所，在每年农历二月十七日演戏纪念，以志不忘…… 长治之战后，潞城至黎城途中，山西民众自愿为四十七军修建各种庙宇及纪念碑。国民党中央通讯社1938年11月6日报道这个消息说： “李家钰部前在东阳关、长治一带抗战，其可歌可泣之事甚多。该军器械不如敌军之优越，然官兵牺牲之精神，莫不令人敬仰。在长治城中，全团殉国死节，子弹完后，继以枪头拳脚与敌巷战肉搏，毙敌达两千左右。官兵宁愿饿死，不愿掠夺，深为民众所景仰。现潞城至黎城途中，民众自愿为该军修建庙宇及纪念碑甚多，大小庙宇，皆立该军阵亡将士神位，堪为我军之表率！” 长治城陷落后，李家钰决心西渡黄河，入陕整顿队伍以利再战。但行抵荣河县渡口以木排试渡，均被汹涌波涛击沉，便率四十七军东返，沿中条山山麓，向夏县以南铁路沿线警戒。军部驻南村。 1938年6月初，李家钰命令一七八师一○六三团团长孙介卿说：“为迫使日敌退出风陵渡，解除对黄河南岸、陇海铁路炮击的威胁，我四十七军奉命攻击安邑县城。命令你团攻占安邑城，不得有误！” 孙介卿团奉命攻入城内。日军受到突然袭击逃走后，又纠集闻喜、夏县和运城之敌千余人，南北疾进围攻安邑城。敌众我寡，战斗仅一上午，城被攻陷，孙团伤亡过半，第一营营长赵前裕、营附贾国华、连长陈绍虞、中尉副官黎迓冬等官兵，在巷战中与敌反复冲杀，最后被敌围攻而壮烈牺牲……团长孙介卿只身逃出。 李家钰大怒，以孙作战不力，将其枪决，以整饬战场纪律。 从此川军官兵杀敌更坚决。1938年初秋一路敌人向一七八师毛家山前沿阵地进犯，从早至午战斗激烈。三连炊事员李发生送饭到前线，见到敌人与士兵们正在战壕边拼刺刀。李发生放下饭挑子，手持扁担，怒吼一声惊天动地，乘敌不备奋力打死打伤日军数名。但立即又冲来几个嗷嗷怪叫的敌人，围攻李发生，李扁担舞得呼呼风生。这时全线官兵乘势冲出战壕，打得日军狼狈而逃……李发生身上被刺刀戳伤八处，不顾满身流血，亲自把缴获敌人的三八式步枪三支背下战场。 此事立刻传遍全军，官兵士气大振。 李家钰治军很严、赏罚分明。他把李发生“扁担杀敌”的英勇事迹上报中央。李发生因此受到蒋介石和战区明令嘉奖，发给他勋章一枚，并为他在家乡四川梓潼县修了一座房子。 四十七军此时牺牲过大，需补充兵员。李家钰发电给该军成都办事处处长陈启銮：“速在四川成立两个补充团，补充前方兵员！”在安邑战役后，由团长李光渊、罗平之率领两个团，共2000余人，和军干训班一起从四川开到前方。 兵员有了，武器补充又是头痛的事。四十七军汉口办事处处长吴淡人向李家钰电话汇报：“武器补充难啊！我去和军政部长何应钦拉黄埔军校师生关系，才批准一批步、机枪和手枪……但管发武器的官员要好处才发。我出了一笔钱，才把枪支领回！” 李家钰也曾先后向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请求补充。卫立煌还算照顾川军，发了些俄式马克沁轻机枪等。 四十七军的薪饷，此时已由包干制改为正规制发放。但层层贪污，如每年冬季部队衣服的补给，都只按七成实发。有一次，新闻记者到四十七军访问那位“扁担杀敌”的战斗英雄李发生：“你对抗战的感想如何?” 李发生这时已升任炊事班长，因为川军官兵棉衣不足，一般伙夫尤为缺乏。冰天雪地里连件棉衣也没有，那痛苦可能不亚于上战场去拼命杀敌！所以李发生脱口而出说：“希望给我们发套棉衣就好了！” 可见浴血奋战的川军官兵，待遇、装备都是很可怜的！ 深明大义主动殿后掩护友军 四十七军在山西作战两年多，屡立战功，击毙、击伤日伪军近万人。 1939年冬，军委会任命：李家钰晋升为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除仍兼四十七军军长外，还直辖驻陕西的第十七军高桂滋部。 1941年，三十六集团军奉命东移，担任黄河沿岸防卫任务。总部移驻河南省新安县北的古村，距洛阳90里。此时守备洛阳的第十四军张翼鹏部也划归三十六集团军。 1944年春，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援救其侵入南洋的孤军，发动了“中原会战”。3月中旬，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在洛阳召开所属军长以上将领紧急军事会议。 李家钰在会上提出“先发制人”的方针，主张使用飞机轰炸北邙山头（日寇在黄河铁桥南端北邙山占领的桥头堡阵地），继之以佯渡牵制之，使敌立于被动……但这一主张未被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采纳。以致日军先占主动，突然西渡黄泛区。会战不到1月，洛阳就沦陷了，造成中国军队大溃败。 1944年4月中旬，古村三十六集团军司令部内。 参谋长张仲雷对李家钰汇报军情说：“其公（作者注：李家钰字其相，高级军官尊称其公），现敌酋鹰森孝搜罗了8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并附山东伪军刘贵堂的2万余人，共约30万众，向黄泛区之守备部队汤恩伯的十七集团军及陈大庆的十九集团军发起强大攻势。激战两日，突破了黄泛区河防阵地。汤部等主力沿南阳到西安的公路向华山退却，日军穷追不舍。现日军渡过黄河南犯，已直指我三十六集团军防区……一战区的友邻部队已相继溃散！” 李家钰听后沉思片刻，立刻召集全军师、团长到古村司令部开会。他说：“我们南渡以来，吃了河南老百姓四年的饭，现在不能见了日本人就跑。否则，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日本人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来了，我们就同他们打！别的部队怕跑在后面挨打，我不怕，我们川军愿殿后！” 4月底，日军在小狼地渡河。李家钰立刻发布“印册”作战令：“命令一○四师迅速向小狼地进发，占领云梦山，阻击日军下元熊弥部，掩护友军部队撤退。” 一○四师出发前，李家钰挥舞手臂激动地作战前动员：“我们四十七军出川抗战，是自己请缨杀敌的。大敌当前，正是我们保卫国家的时候！” 一○四师清晨出发，约8点钟接近云梦山。渡河的日军先头部队1000人已抢先占领了云梦山顶。李家钰对一○四师外号“吴碴胡”的吴团长说：“吴碴胡，平时你常说天不怕地不怕，今天就要看你表演。你必须拿下云梦山，否则拿头来见！” 李家钰亲到前线督战。主帅亲临，川军士气高昂、义无反顾，冲到日军第一线阵地展开惨烈肉搏时，一营人片刻间只剩下一百多人了……下午，吴团的官兵干啃了两个锅魁，又猛冲上云梦山顶。只听得山上炮声一片，远远望去，日军炮弹在川军官兵丛中不断开花，血肉横飞，令人触目惊心。满山遍野的兵士时时有人栽倒滚下山来，但吴团仍强攻不息！最后，吴团逼近日军，展开白刃战。日军派来几架飞机助战，不断俯冲扫射投弹。入暮时分，日军的后续部队又赶来增援。 李家钰说：“吴团已重创日军先头部队，为一战区的后撤友军赢得了宝贵的一天时间，所有部队都安全撤离绝境，日军欲断我退路，使中国军队腹背受敌之计划已失败！” 此时，如日军增援一到，吴团将被全歼。因此，他下令吴团撤退。吴团撤下后，李家钰和军长李宗命令：“军需人员携带现款前去安抚受伤官兵。士兵重伤的每人发1000元；轻伤的500元。要登记造册，如发现有人克扣恤金，一律严惩！” 这次战役，吴团牺牲近400人，轻重伤近500人。李家钰眼见受伤官兵一个个互相掺扶着撤退到路边来，那情景真是既壮烈又凄惨！有个连长断了一条腿，拄着根树棒走到李家钰和李宗跟前，哭嚎着说：“总司令、军长，我不要钱，我要打日本人！我不离开你们，不要看我腿打断了，我还可以打仗，死我都要死在战场上！” 李宗昉忍住辛酸说：“好兄弟，不要紧，我们不会丢下你的！” 李家钰说：“兄弟，后方设有卫生所和野战医院，下去好好养伤，伤好了又去和鬼子拼！” 第二天，部队撤到雁翎关。天下着雨，李家钰站在麦地旁收容部属。一○四、一○八师相继到达。官兵们心情复杂地站在李家钰身边。李家钰说：“弟兄们，我们在云梦山打了一场硬仗！虽然死伤近千人，但我们也打死了几百名敌人，说明日本侵略军并不可怕。如果我们不打这一仗，恐怕一战区所有的部队都危险了！弟兄们说说看，吴团的牺牲，有没有价值？” 官兵同声回答：“有，吴团打得好！” 此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率先西退，群龙无首，部队各自盲目后撤。5月17日，李家钰在渑池县山中一小集镇翟涯镇，与从洛阳西撤的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刘戡、十四军军长张翼鹏、新八军军长胡伯翰、暂四军军长谢辅三等将领相遇。因各军拥挤一途，场面极度混乱。 几个将领会商后都说：“必须统一指挥和派遣掩护部队，再图反攻！”众人一致推李家钰出任统一指挥官。李家钰慨然说：“我四十七军愿承担后卫掩护任务，掩护各军转进！” 第四十七军李宗昉军长率两个师向西前进。行军序列是：一七八师是先头部队，总司令部在其后，李宗昉军长则和一○四师在总部之后跟进。总部辎重较多，行动迟缓，停停走走。 5月21日上午，李家钰新获情报，敌人因追击高树勋部，距自己宿营的陕县东姚院只约十余里了。11时半，当三十六集团军总部刚由东姚院出发未半里，就遇敌人由陕县张村射来的炮弹数发。李家钰考虑人员安全和为加快行动，临时改变行军计划，命令：“把原由南而西的路线改为由西而南，通知打前卫的一四八师李家英师长不要等我了！” 之后，总部就由赵家坡头至西坡（即秦家坡）经双庙到南寺院这条路线向陕县进发。他们不晓得这是一条危机四伏的路！ 中伏击将军壮烈殉国 总部越过赵家坡头时，参谋长张仲雷问李家钰：“总司令，怎么不走陕县县府职员走的那条路?”李家钰回答：“没得路嘛！”张仲雷向南望，只见山头上有密集的着草黄色军装的队伍，于是又向李家钰说：“怎么这山上有密集队伍呢?” 李家钰回答：“是蕴长（李家英字）的队伍吧？”张仲雷怀疑说：“蕴长在行军，为什么队伍会密集?恐怕不妥！”他见卫士唐某背有望远镜，叫唐将望远镜取来，递与李说：“总司令，请看看再走！”这时，忽听得后面从东姚院方向不断有步枪声传来，张仲雷估计是由东面尾追川军之敌。走不多远，忽闻对面山头又响起浓密机枪声。李家钰说：“仲雷，刚才后面有枪声。怎么现在对面又打起来了?” 张仲雷说：“是啊，我们身边还没有队伍呢！”李家钰说：“喊一班步枪兵来。叫他们不要打枪，免敌人发觉是高级司令部，会打得更厉害。” 不久到了张家河。休息时，请来一老头作向导。大家一齐上西坡时，北面山上有当地老百姓叫他们：“你们是哪军的?来不得呀，上面有敌人啦！” 从南山下来不少逃难的老百姓。张仲雷睹此情景，忙派高级参谋萧孝泽下坡去询问。此时李家钰已继续上坡了。登上山坡后，就地整顿部队（仅有特务营的一个连），询问往南寺院的道路。向导老头说：“山上山下都有路可走，但山下不能走牲口……” 李家钰问老头：“这条路是不是从张汴到后山联保的?”老头答：“是。”李家钰说：“既是通后山联保的路，就是本地人运柴的路，不是汽车道。”他派了一排步兵任尖兵，总部在尖兵后行进，继续南行。总部上校参谋陈兆鹏，手持地图，自告奋勇愿担任行军的尖兵长。他向着一排士兵说：“跟我来！”大家继续在山坪上向南行不久，望见前面山头上有人在移动，又听着有步枪声，“尖兵”已越过去。张仲雷派谍报兵崔英去探听。不久，崔英喘着粗气慌慌张张跑回来报：“山上尽是一些戴钢盔的人，伪装很好，个个头上插有麦子，不会说中国话，口中哇哇乱叫。请总司令、参谋长快往回走！” 李家钰和张仲雷急忙回头走。李走得快，张走得慢。张仲雷身边的卫士李俊明催张快走。张仲雷边走边说：“戴钢盔的都看见了，还跑得脱吗?你们快走，不要等我！” 他们没走多久，山头上的敌人就一冲而下，总部特务连和一些官兵都散开在麦地，向敌人还击。张仲雷急不择路，往侧面崖壁一跳，跳下崖后，右手跌伤，鼻子跌破，流了不少血。两个日本兵跑到张仲雷面前，一个端着枪把刺刀比起，另一个用绳子将他捆了，拉他坐在一个土坎上，叽里咕噜地指他的自来水笔和手表，几把抢走。张仲雷才惊觉已被敌人俘虏了……他被俘后，在7月2日夜才侥幸从会兴镇山西会馆中逃出。 原来，秦家坡顶上麦地中全是穿便装的日军伪装部队。当坡下老百姓呼喊：“上面有日本人啦，去不得！”未引起总部注意，仍然往上攀登到秦家坡第三个高地时，山上的敌人机枪响了，我部已进入日军的伏击圈。以逸待劳的日军，在近距离突然用机枪袭击，一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齐发。 李家钰身着黄呢军服，脚蹬长统马靴，行进途中很显眼。他忙指挥身边特务营第二连连长左良俊率部分官兵分两路抢占阵地还击。左连长慌忙分兵抢占阵地，但高地裸露，伤亡特别严重。 日军居高临下，集中三八机枪射击黄呢军装的显著目标。不到半小时，第三十六集团军总部人员全被日军机枪暴雨般倾泻的子弹射中。李家钰不幸身中数弹，额上和左肋均被洞穿，壮烈殉国，终年53岁。同时殉国的高级军官还有步兵指挥官、曾任三一○旅少将旅长的陈绍棠、少将副官长周鼎铭等多人……这次牺牲惨重，上至集团军总司令，下至士兵。仅生还2人！ 参谋处上校参谋蒋权，后上高地，见战斗激烈，回头跑下，但裤脚也被打穿一个枪孔。同时还跑下来一个姓陈的排长。 四十七军特务营赶到高地，袁营长看见敌人多穿便衣，还误认为是先退至此的河北民兵乔明礼部发生了误会。他用杵路棍挑起雨衣，向敌人高声喊话：“不要弄错了！” 话音未落，一排机枪扫过来，把他两脚打断。他咬紧牙关滚下高地，向军长报告战情。军长李宗惊闻噩耗，立即命第一○四师师长杨显名率三一二团跑步赶到秦家坡，对敌猛烈进攻。经过血战，抢回总司令李家钰满身都是枪眼的尸首…… 因李家钰阵亡，川军立即作通宵转移。军长李宗在前，李家钰尸首用麻袋装着跟后，杨显名师长护后……全军将士闻总司令恶耗，无不热泪泉涌！ 集团军总司令悲壮牺牲的消息，震惊全国！军委会主席蒋介石立刻致电吊唁。 重庆中共《新华日报》1944年6月10日发表《上月中原惨烈战役中，李家钰将军壮烈殉国》消息。第二天《新华日报》专门发表《悼李家钰将军》短评，文章指出：“中原大战……我将士英勇抗敌，李家钰将军在此役中杀敌殉国，是应受到全国尊敬的！……我们哀悼李家钰将军抗战殉国，希望前线将士都抱为国牺牲的决心!” 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等人亲到成都文庙前街李宅，慰问家属。李家钰忠骸运回成都，四川省各界民众、团体，成都行辕，省政府、川康绥靖公署、中央军校等，联合举行公祭和隆重追悼会，李家钰被安葬于成都南郊红牌楼广福桥“李上将墓园”。 1944年6月1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644次会议通过决议： “军事委员会以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于此次豫中会战，亲冒锋镝，壮烈殉职，忠勇之风，尤足矜式。请转呈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以慰忠魂而励来兹案。” 6月22日，国民政府下令： “陆军中将李家钰，追赠为陆军上将。” 6月19日中共《新华日报》又曾报道： “蒲江旅蓉同乡前些时曾开会决定：为纪念李其相将军壮烈殉国，拟请政府将蒲江县改名为‘其相县’。但李将军夫人却谦词婉谢，她说：‘其相殉国本是军人天职，何劳更改梓里名称’等语，实堪令人钦佩！” 7月10日，国民政府又下褒扬令： “陆军上将、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器识英毅，优娴韬略。早隶戎行，治军严整。绥靖地方，具著勋绩。抗战军兴，奉命出川。转战晋、豫，戍守要区。挫敌筹策，忠勤弥励。此次中原会战，督部急赴前锋，喋血兼旬，竟以身殉。为国成仁，深堪矜悼。应予明令褒扬，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并入祀忠烈祠。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用旌壮烈，而励来兹。此令！” 诗人柳亚子先生曾作有《挽李其相上将》诗一首：“万里中原转战来，前师急报将星颓。归元先轸如生面，化碧苌弘动地哀。军令未闻诛马谡，思论空遣重曹丕。灵旗风雨无穷恨，丞相祠堂锦水隈。” 1984年4月25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李家钰将军为革命烈士，将军夫人王明德率三子李克林，代表烈士家属，受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人民政府还拨款重新修整李家钰上将陵寝……

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9.8.2006 14:51
第四部分赢得世界的尊敬 第12章炸不垮的“陪都” “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 蒋介石早在1935年3月视察重庆时就说：“四川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是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他甚至声称，就是只剩下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大有可为。 重庆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12世纪，这里就是巴国首府。嘉陵江、长江两江在朝天门汇合，浩浩荡荡向东北流去，襟带两江，气吞远山，形势险要，自古称为“金城汤池”。重庆是当时四川第二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山川灵秀，人物风流。 1937年10月29日，淞沪战场打得热火朝天，中国国防最高会议上，蒋介石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 滚滚长江波涛起伏。1937年11月16日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1000余名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穿过挹江门，连夜登上内河装甲兵船“永绥舰”，撤离南京。林森到宜昌后，换乘民生公司的“民风”轮船于26日抵达重庆。随后，国民政府的文官、参军、主计三处职员也于11月29日分别乘“民政”、“民贵”轮抵达重庆。重庆各界民众10万余人，齐集长江储奇门码头迎接。海军“巴渝”、“长江”二舰齐鸣礼炮24响，乐队高奏救国军歌。 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办公。这时，国民政府的军事指挥中心仍在武汉。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留在武汉的机构全部迁到重庆……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渝……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 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后，市区不断扩大，人口从战前40多万增加到60多万。至1946年已近125万人。从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内迁的工厂，约有三分之一集中在重庆，形成中国战时后方唯一的综合性工业区…… 此后，众多工厂隐蔽于山岩隧洞，每到薄暮降临，两江沿岸灯火通亮，机器轰鸣，蔚为壮观……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激动地称之为“中国工业史上的壮丽史诗”！ 外省“下江人”初入川，风土人物均感陌生。著名作家张恨水听“俗谚”说：“四川人，来得阔，穿长衫，打赤脚！”他入川一看，果然如此：凡稍事劳动之人，终年均赤脚。他见富家少年穿羊皮袄，发光如漆，颈绕花围巾，好像甚畏寒；视其下，却两足光赤穿草鞋，上下极不相称……更令“下江人”迷惑不解的是：川人赤足成习，而脑壳上却一年四季总爱以白布缠头，外省人办丧事才头裹白帕呀！ 但这些挡不住近千万外省来客很快爱上四川。张恨水说：“腊冬时节，三峡以外仍霜雪交侵朔风凛冽。而巴山蜀水间，麦苗如韭、豆花如蝶，俨然江南初春景象！” 重庆火锅最负盛名，抗战时期特别兴旺，许多外省人也爱上了火锅，甚至吃上瘾。军政要人宴客多以火锅为席上珍肴。如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就曾经摆过500人的火锅宴。当时文化界的名流（作家、演员、画家）也成了火锅店座上客，电影界名导演谢添就是爱吃火锅的“老饕”……如今，抗战时期曾在重庆居住的台湾同胞，数十年后仍难忘“抗战火锅”，有的人还写下当时流行的一首小诗：“朝天门、枇杷山，火锅小吃店，伴我八年度磨难，饭菜麻辣香，雾都印记难消散！” 抗战中，四川米粮滋养了流亡到川的1000多万外省人，其中100万以上迁移重庆，大都成为永久居民。四川已成来了就不舍离去之地了…… 重庆不仅是国民政府的陪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教育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又成为同盟国整个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 四川的一位英雄人物，为迁都立下汗马功劳，他就是卢作孚。 卢作孚（1893~1952），四川合川县人，他1926年后创办的“民生公司”，经营长江内河航运，经惨淡经营，发展成为拥有140多艘江海轮船和8000多职工的庞大企业。1937年8月抗战爆发后，他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兼全国水陆联合运输管理处处长，耗尽心血，把无数物资和人员抢运至四川，又把出川抗战的部队运往前线。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发生。清瘦却精悍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放弃欧洲之行，立即发电报给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抗战！” 1937年9月后，民生公司船队首先将4个独立旅、两个师的川军先头部队，由重庆和万县抢运到宜昌。过去，老百姓怕见军队。但川军出川开赴抗日前线的时候，却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拥到江边去送行，一幅幅军民同仇敌忾的动人情景，使无数人激动得落下眼泪…… 据资料记载：抗战开始仅一年时间内，民生公司抢运到前线的作战部队共30余万人，4600多吨弹药……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兵员达270余万！ 在1937年到1938年几个大战役后，民生公司又将大量伤兵抢运回川。仅1938年抢运入川伤兵人数即达1万多人！又据一份资料，抗战初期，民生公司经由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人员，共约6.4万多人。其中抢运入川的学校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 为抢救难区儿童，中华慈善协会、世界红十字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等先后组织难童撤退入川，由民生公司轮船免费运送到沿线各地儿童保育院……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抗战主要物资之一。历年四川贡献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物资的运输，基本上也由民生船队担任，源源不绝运送到前方。 抗战史上最为紧张的“大转移”，是1938 年秋，抢运大量沦陷区军工物资和工业设备的“宜昌大撤退”。 1938年秋，宜昌城内难民如潮。各种需转移的器材、物资堆积如山。这些物资几乎全是中国的兵器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的主要设备和材料。10月23日晚，卢作孚临危受命赶赴宜昌，紧张布置：“一定要保证40天内把宜昌的物资和人员运完！”当时民生公司担负了9万吨以上物资90％以上的运输任务。 20多艘轮船，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宜昌各个码头活跃着卢作孚来回奔波的身影。月明星稀的深夜，他仍在各个码头上指挥…… 抢运极为艰苦，而敌机空袭不止。入夜，敌机一来，整个码头骤然灭灯。等敌机一过，港口作业区则灯光齐明,码头上热火朝天，船灯辉映江水。船工“嗨哟嗨哟”的装卸号子声、起重机轰鸣声、汽笛声交织在一起……这是一支悲壮的交响曲，奏出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对外来侵略的战歌！ “宜昌大撤退”在1938年12月赶在枯水期前基本完成。至1940年6月宜昌陷落前，堆积在宜昌的9万吨器材，三四十万难民全部撤离。“宜昌大撤退”中，民生公司付出了重大代价：116人献出了生命， 61人伤残，16只船被炸沉。其中，民生公司最大的轮船“民元”号在敌机第一次袭击中即被毁损；主力轮船“民风”号因装卸炮弹不慎爆炸沉没；“蜀和”号在青滩触礁沉没…… 1939年，1330名水手给国民参政会写信说：“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是在为了争取抗日的胜利！”短短的话，充分表达了船工的爱国热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疯狂进攻英国。从1940年5月26日至6月4日，英国曾动员各类型船只850多艘，再加上法国的海军和商船，经过九昼夜奋战，把33万英法联军及50万吨军需物资撤退到了英国。这就是二战史上有名的“奇迹”——敦刻尔克大撤退。 “宜昌大撤退”意义重大，后来曾被中外人士比喻为“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 1940年，卢作孚又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为支撑紧张的粮食供应而倾其全力。民生公司对抗战的卓越贡献，受到国民政府嘉奖。卢作孚获一等一级奖章，童少生获一等三级奖章。1947年招商局《75周年纪念刊》记述：“自民国26年（1937）抗战起到民国29年（1940）宜昌沦陷止三年时间，民生公司先后抢运国民政府内迁人员和公物、公私营工厂、机器设备和器材、商家货物、逃难群众共计：人员150 万左右，物资100万吨以上。” 徐盈1948年在《中国当代实业人物志》书中写道：“没有卢作孚，没有民生公司的这些牺牲，也许不能造成战时的那些良好局面！” 毛泽东曾称赞卢作孚是中国“四个不能忘记的实业家之一”。遗憾的是，1952年“五反”运动中，卢作孚这个廉洁的实业家，却被打成“不法资本家”而自杀……“文革”结束后才平反昭雪。 “五三”“五四”大轰炸 抗战爆发后，经过一年多激战，日军虽然先后攻占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及大片中国领土，但企图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幻想完全破灭，癫狂梦醒后发现自己已陷入长期战争的致命沼泽之中。战争进入漫长的相持阶段。 为摆脱困境，日本软硬兼施。1938年12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声明，公开引诱国民政府投降。同时，日本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241号命令》，宣称：为“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要开展“制空进攻战”。 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四川，成为日本战略轰炸的首要目标。四川反空袭斗争，已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军方的如意算盘是：空袭轰炸，势必造成中国大后方经济破坏、民众厌战情绪增长、国民政府瓦解……从而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和决心。1938年12月以前，日本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多次试探性空袭，揭开了“重庆大轰炸”的序幕。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率亲日派小集团潜离重庆，经昆明逃往河内，29日发表“艳电”公开宣布投日。日本认为这时大后方人心混乱，正是轰炸大后方、摧毁国民政府的有利时机。1939年起对四川的空中轰炸达到了高潮。 1939年5月3日、4日，日军空军以突袭战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 5月3日，阳光灿烂。涂有血红“膏药”标志的日机26架从武汉起飞，以两梯队队形在中午1时17分侵入重庆，被中国空军阻击后，沿长江北岸呼啸俯冲，向市区狂掷燃烧弹和炸弹。各处警报台早升起两个红球，尖利的警报声响彻全城，大街小巷人拥车塞，一片惊恐。市中区顿时陷入滚滚浓烟之中。从两江汇合处的朝天门到中央公园两侧约两公里的繁华街道成为火海，市中区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成为废墟。大火漫延至夜不息，到处焦土烟尘、死尸枕藉…… 连中央公园中的动物园也难逃劫难。园中豪猪、猩猩、白鹭、雉鸡、狗熊、豹子、野猪等被大批炸死,孔雀羽毛横飞树梢。 日机大轰炸的同时，还投下“大号新有牌”香烟数百包。有关方面提醒市民“可能含有毒气”！ 5月4日下午6时，日机27架再度对重庆狂轰滥炸，市区一带大火冲天。国泰电影院200余名观众中弹伤亡。驻渝的英、法使馆也遭炸弹袭击，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造成一名外国人和20名中国人死亡……全市37家银行中的14家被烧毁。单是都邮街一带被毁的绸缎布庄就有15家，损失布匹16万余匹。古老的罗汉寺、长安寺等殿宇烧塌，连佛像菩萨也被炸飞。 日机“五三”、“五四”两天大轰炸，炸死3991人，伤2323人，损毁建筑物846栋、4025间。 时任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5月4日这天，只带了秘书张紫葛和一个司机，冒险奔走在各处轰炸现场视察灾情，差点在石灰寺附近的城门洞被炸死…… 如今人们已很难想象大轰炸时的惨景。请看中共《新华日报》5月4日的一篇特写： “铁街被毁房屋的瓦砾堆中，埋了30余具尸体，已挖出的凄凉地搁在路旁，从覆盖着的芦席里看到那全是赤脚的劳动者……一栋栋民房被火舌舐光了，人们在火光中逃出来，抱着被褥，拖着孩子，一只鞋在脚上，另一只抓在手里。无助的老妇们弯躬的背上压着沉重的衣箱，有的妇人还抢出了锅碗什物，毕竟还要继续生活下去啊！一张门板上躺着一个中年男子，身上的赤血一阵阵往外涌，旁边地上坐着他的妻，满身满脸灰土，这种从未体验过的痛苦经历骇呆了她。好容易从震塌的房屋里拖出了重伤的丈夫，却失去了两个孩子！” 5月8日，《群众》杂志上发表署名于鸣的《敌机狂炸后的难民》的特写： “踏进重庆市区内被炸的废墟，总不断看见许多同胞和失却了父母的孩子……失去手臂的，失去腿的，仅剩下一节肌肉在颤动着。60岁的老太婆，和她两个年幼的孙子，躺在一起。年幼的次子，因伤重不救死去了，老太婆含着眼泪，忍著伤痛，说不出什么话来。23岁的少妇，被炸伤左腿，因生蛆过多，已经锯掉，但浓血交流，发着熏鼻的臭味，神情迷糊中，她还嚷着要回家……” 有人以亲身经历记录了“五四”日机轰炸重庆的暴行： “5日，火仍在不住地吐着毒焰，劈劈啪啪的声响，房子的倒塌声……沿途倒下的尸体，有的是给机枪扫射的；有的给房屋倒塌而压死的；有的直接死于炸弹下的……街头、瓦砾下，都有不少的尸首：有的是蹲著的，有的是卧倒的，更有些尸首不完整的，不留心，脚下往往会踏到断肢碎肉，殷红的血渍……” 5月25日，日机再次轰炸重庆。千百万人忙乱奔跑着、惨叫着、绝望地哭着，潮水一样把马路堵住了。时已入夜，灯笼、手电筒胡乱晃动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在马路上，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一排排房屋高楼哗啦啦横倒下来，瓦片横飞……火场里燃烧着尸骸，发出阵阵恶臭。树木破碎的桠枝上，挂着布片、破帽、血染的肉块断臂和滴沥的肚肠…… 1939年初夏由香港到达重庆的埃德加·斯诺以《伦敦每日先驱报》特邀通讯员的身份进行采访，他写道： “在接连2天中，日机对重庆进行了最残暴的轰炸……大多数炸弹都在众人拥挤的商业区爆炸，商人们和工人们都挤集在商店里和其他房屋里，它们像熟透了的甜瓜一样坍落下来，差不多有50万左右的民众逃走了，商业停顿了，市政给破坏了……” 美国《时代》和《生活》杂志驻重庆特派员白修德、贾安娜二人在书中写道： “炸弹所能引起的一切恐怖袭击了重庆，尸首、血淋淋的人，以及数十万挤不进防空洞的人们……日本的燃烧弹引起了几十处火头，永远吞没了那些古老的街巷，数千男女被烤死……木头在折裂、嘶叫,人在呼喊，木板和竹子搭成的陋屋，在猛火之中竹节断断续续地发出爆裂之声……” 英国《泰晤士报》5月9日发表了题为《重庆之屠杀》的社论。其中写道： “日机向重庆人口最密集的住宅区投弹，死者几乎全为平民。而死者之中，大部分是因焚烧而毙命。如此大规模之屠杀，实为前此所仅见！” “大隧道惨案” 1939年日机空袭重庆34次，达800余架次，投弹近2000枚，炸毁房屋4000余栋，炸死、炸伤市民数千人。 1940年后，日本为尽快结束战争，对四川的战略轰炸达到高潮。 为打击中国空军，日机首先袭击重庆附近的白市驿机场和梁山机场。5月20日起，又集中轰炸重庆市区和工厂。5至6月份，日机轰炸重庆近20天……地处江北的中国最大兵工厂——兵工署第21工厂遭毁灭性轰炸。 1940年7至8月，日本多次在一天内出动上百架次飞机轰炸重庆。8月19日日机出动190架次，8月20日日机出动170架次，创造了轰炸重庆一次使用飞机最高纪录。重庆24小时内连续4次遭到轰炸，满目疮痍，主要商业场所和银行大都被毁，殃及民房和商店2000余户，死伤数百人，上万市民无家可归。 1940年重庆遭受日机空袭达80次，飞机4000余架次，投弹1万余枚，毁房6000余栋，炸死、炸伤数千人。 1941年，日本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实施更猛烈的轰炸。5月2日起，日机连续轰炸重庆。6月，敌机空袭更加频繁，以密集机群轮番进行轰炸，或以小批机群不断骚扰。 1941年6月5日，发生震惊中外的重庆“大隧道惨案”。 大隧道是当时供一般市民用的公共防空设施，由7段隧道组成，发生惨案的地段位于市中心较场口，全长2.5公里。隧道内宽、高仅2米多，两旁有木板钉成的长凳，每隔三四十米有一盏昏暗的油灯……大隧道有3个出口，分别在十八梯、石灰市和演武厅。洞口是木栅大门，十八梯、演武厅的闸门设计有致命隐患：门是朝里面开的！ 5日晚，雨后初晴，黑夜沉沉……这种情况敌机通常不会来空袭，疏散市郊的市民纷纷回城。岂料下午6时许，空袭警报突然响起，市民扶老携幼涌入大隧道内避难，当晚涌入了近万人，大大超过了大隧道最大容量。防空洞内仿佛成了沙丁鱼罐头，空气越来越污浊，大人骂、小孩哭。很多人憋不住了，大吼：“宁愿被炸死，不愿活受罪！”于是拼命往外挤。有几人受伤倒地，就更增加了恐惧和混乱，人踩人争夺出路……可是，大隧道的闸门是由里向外关闭的，汹涌而来的人群堵住了闸门，欲出无路，欲退不能，洞内不断传来“救命”的惨叫声！ 十八梯洞口的防护团员和宪警见此情景，迅速劈开闸门，洞内的人有的挤到门口就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而后面的人又一排排压在倒在地上的人身上，通道被堵塞了，而隧道深处的人仍在向外挤……惨案发生了！ 敌机的轮番轰炸使救援工件无法迅速进行。当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班受训的郭伟波先生回忆：将近午夜，洞内遇难者经过数小时缺氧，已气息奄奄，面色由红变成紫蓝色，嘴里口水由白变红渗出血丝，互相扭抓着在痛苦中死去……隧道中一片死寂，充斥着尸体和闷热的臭气。天亮时分，政府当局派人清理大隧道。尸体被拖出来在隧道口附近堆集成垛，皮肤全变成蓝黑色，面目全非。 惨案惊动了蒋介石，他带了市长吴国桢、卫戍司令刘峙来视察。蒋介石阴沉着脸，狠狠看了刘峙一眼，刘峙吓得一身胖肉发抖……约十来分钟，蒋介石走了，当时在国民政府社会部任法制专员的郑蕴侠，陪同社会部长谷正伦及警察局长都到现场指挥，饬令就近取来棺材装殓遇难者。时值炎夏，尸体不能久停，调来不少卡车将死者运向朝天门江边，改用木船运到江北黑石子，由空袭救护委员会掘埋组掩埋……谷正伦几乎每次空袭后都出现在重灾区，布衣布鞋，毫无部长架子，不顾安危地指挥基层抢险人员救灾。 郑蕴侠先生曾告诉本书作者：有两个士兵在搬运尸体时，乘机在死人身上摸取财物，被重庆卫戍司令部的姜咏冰发现并下令立即枪决于现场！但据说姜咏冰等官员事后也私吃死人钱财。 从防空洞拖出的“死人”躺在地上，有的经急救或呼吸到新鲜空气而复生，有的在卡车上因震动而心脏恢复功能，竟在江边复活。还有倒在一边呻吟，生怕被误当死尸送到黑石子的重伤号。掘埋组工人无任何防毒装备，只戴口罩、围腰，在硝烟未散的灾场赤手搬运死尸。现场一片哭骂声，每个人都在咒骂日本鬼子，既凄惨又群情激愤…… 据郑蕴侠先生讲：惨案后曾请虚云法师主坛，由慈云寺方丈法云、罗汉寺方丈觉通召集和尚108人，在较场口等处旷地上做了21天罗天大酷醮，放焰口超度亡魂。只见灯烛如萤、磷火幽幽，在和尚幽幽诵经声中，幡纸钱灰随夜风飘向黑暗，似冤魂飘荡、倍增凄凉…… 隧道内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是个谜。有资料说“一夜之间因窒息挤压而惨死市民近万人”。但据当时统计数字是992人窒息而死，重伤151人……专事惨案赈恤的当事人欧阳平说，死者不会上1000人。 惨案发生后，重庆民怨沸腾，舆论哗然。中共《新华日报》报道： “本月5日大隧道发生窒息案，蒋委员长闻讯，异常震怒悲痛，以隧道内设备欠周密，管理疏忽，致发生不幸事件，主管人员实责无旁贷，当即亲临灾区视察，抚慰被难家属……” 6月7日，蒋介石亲下手令： “查本月5日晚间，敌机袭渝，市某隧道发生窒息，以致遇难民众死伤多人，实深震悼，所有负责当局，实难辞其玩忽之咎！防空司令刘峙、副司令刘伯翰、重庆市市长吴国桢，着即革职留任……” 蒋介石特令组织“大隧道惨案”审查委员会，组织防空洞管理改进委员会，谷正纲为主任委员。5月16日，蒋介石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强烈谴责日本残暴罪行：“血债遍地，火光流天，惨毒之状，罄竹难尽！”蒋介石以最高领袖身份号召全国军民：“倍增团结，誓死雪耻，亲爱精诚，共报国仇！” 8月7日起，日军更开始对重庆城区进行昼夜不停的“疲劳轰炸”。8月10日至13日，市区发空袭警报13次，警报长达90余小时，日机在市区投下大批炸弹和燃烧弹，重庆城区整日笼罩在烈火浓烟中，商店民宅大部焚毁……位于佛图关下的国民政府礼堂和在长江上的美舰“图图拉”号也被炸，英、美、苏驻华使馆均遭轰炸。 但“陪都”重庆在敌机大轰炸下仍巍然矗立！ 重庆赢得世界的尊敬 大轰炸让后方民众凝聚力更强了，并形成不屈不挠、充满爱国主义的“陪都精神”。 许许多多文化人以笔当枪，歌颂重庆民众的同仇敌忾。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美术家们，在1939年“五三”、“五四”敌机轰炸间隙，在闹市区都邮街一带断墙残壁上，画壁画、刷标语：“看，是谁杀死我们的父老兄弟姊妹！”“看，是谁炸毁了我们的国家！”“团结抗战，抗战到底！” 著名剧作家宋之的写道：“当埋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妈妈时，我们和他们，活的人和死的人，跳跃的心脏和停跳的心脏，只有一线相连──共同的仇恨！” 老舍、知辛、于鸣、陆诒、梦星、靳人、戈矛等文艺工作者，也纷纷发表文章，控诉日机轰炸给重庆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著名实业家，重庆自来水公司总经理胡子昂在集会上发誓：“敌人企图以狂轰滥炸毁灭重庆，纯属梦想。在任何情况下，国防工业与生产工业之水电供应，绝不辍断一日！”重庆金融工商界名流汪雪松、温少鹤、康心如等也宣告：“所属银行钱庄，坚决留在市区，照常营业！” 1940年3月底，“宋氏三姐妹”结伴从香港飞赴重庆。三姐妹视察了防空设施、“伤兵之友”医院、儿童保育院、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所属工厂，会见了中外各界人士，并前往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经由NBC广播网向全美发表演讲。 国内各抗日党派、广大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都把“宋氏三姐妹”的重庆之行看作中国团结抗战的象征。《新华日报》发表评论指出：“重庆的、以至全国的妇女界在孙夫人和蒋夫人的领导下，一定能够获得进一步的团结”。 1941年8月30日，蒋介石在黄山官邸“云岫楼”召开各战区司令、参谋长军事会议。日本海军战略轰炸机队指挥官远滕三郎少将从意大利驻华外交官处获得黄山蒋介石官邸的确切位置，亲自率机轰炸黄山。两名卫士被当场炸死，4人负伤。“参加会议者，踏着血迹躲进防空洞”…… 1941年，日机空袭重庆81次，约3500架次，投弹近9000枚，毁房近6000栋，死伤数千人。这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在市中区都邮街“大什字”广场修建 “精神堡垒”，顶端放置一口深蓝色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用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八年抗战中，日本对重庆的轰炸经历了两个阶段。1939年至1941年9月为第一阶段，目的是通过轰炸以“挫败蒋政权继续抗战的意志”。但这个战略目的并未达到，大后方民众从未屈服，国民政府也从未屈服。1941年9月起，日美关系紧张，日本要全力发动太平洋战争，已无力继续对中国实施大规模空中攻击，对重庆轰炸便进入第二阶段。由于美国、苏联的援助增多，中国空军逐步取得了制空权。1942年日机空袭重庆2次，未投弹。1943年日机空袭重庆9次，计384架次，投弹151枚，死伤数十人……此后，日本对大后方的轰炸基本结束。 国民政府和大后方广大民众，为反空袭斗争作了不屈不挠的努力。四川反空袭斗争，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庆在1937年8月23日就成立防空司令部。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损失惨重，中外震惊。蒋介石命令紧急疏散人口，在5至7日3天内疏散市区人口25万。 5月5日那天，政府各机关的公、私汽车，甚至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专车，都用来疏散民众，贴上了“输送难民专车”的标志。各机关公务人员手执小旗伫立街头，照料难民下乡。开始有人畏怯不前，“经过解释后，大家都井然有序上车，疏散到乡下去”。 6月5日，英国路透社自重庆发出的电讯稿报道：“昨夜今晨，蒋委员长夫妇同往灾区巡视，委员长命市内一切公私车辆，一律供疏散人员之用。今晨各车辆奉命集中于指定地点，由蒋夫人亲自指挥疏散妇孺……” “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国民政府迅速下令改组防空司令部,由贺国光任司令，人员一律专职，并由军政部调3团兵力直属司令部，负责各种抢救工作；设立防护总团，负责防护、消防、救护和工务等工作，重组各区镇防护分团和分队；建立有关空难救济机构。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锻炼，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防空司令部为基本队伍，包括广大民众团体的防护体系。群众和民众团体自己动手、筹款，修筑大量防空洞。仅1940年3月，同时就有120处动工修建…… 1940年，参加反空袭服务的人员已近2万人。这些待遇菲薄的空袭服务人员，表现出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1940年“八一九”大轰炸，日机190架次先后侵入市区投弹。30余处被炸起火，半个重庆烈焰冲天……广大防护队员冒着生命危险在火海中救灾抢险，水电工人在日机轰炸下以惊人的速度修复被炸的水电工程。蒋介石曾撰文赞誉救护人员：“出生入死，奋不顾身，与前方武装将士无殊！” 由于成千上万的重庆市民参加了救护工作，据统计：日机每颗炸弹的死伤者，1939年平均5.5人，1940年平均1人，1942年平均0.3人。外国友人称誉重庆是战争期间全世界最安全的首都。 尤令人感动的是，连重庆罗汉寺、长安寺、华岩寺的青壮僧人也响应太虚大法师“愿全世界佛教徒速起共灭此恶魔”之呼吁，组成“僧伽救护队”。他们脱下袈裟，身着短衣，每当大轰炸来时拿起担架就跑。《义勇军进行曲》作者田汉曾写下《轰炸诗》，讴歌佛门弟子： “警报忽传成底事，顿教日月暗无光。太虚浮海自南洋，带得如来着武装。今世更无清净地，九天飞锡护真光。” 防空当局1940年颁布了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疏散的政策，统一运输工具价格。对无家可归的难民，除给予车船费外，到达郊外疏散地后还发给救济费。防空当局还鼓励商家在郊外重组市场，繁荣经济…… 政府在社会救济方面也做了大量有效工作。最初主要是抚慰难胞，送发干粮，发放救济款……1940年后逐步把目标扩大到全社会。为保护劳工生命安全，市政府颁布的《空袭时间内工厂停工办法》，因空袭耽误工作的，工资照发。对被炸难胞，也由原来单纯发放救济款，过渡到小本贷款扶持其自救。在空袭防护方面，1941年“大隧道窒息案”发生后，当局迅速惩处相关人员、改组机构，改善洞、隧设施，并要求市民监督。 重庆的反空袭斗争由于一些官吏腐败、玩忽职守、防空设施简陋等种种原因，尽管不尽如人意，但是政府中枢工作正常，陪都各行业持续发展，市民生活基本正常……任日寇狂轰滥炸，重庆仍巍然屹立！ 政府各级防空机构领导反空袭斗争，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积极支持，轰炸愈烈而抗日斗志愈坚。八年中，日军先后出动飞机6800余架次，炸死炸伤市民2.1万余人，敌机袭渝架次占对全国袭击总架次的27.3%，而死亡数仅占3%左右。 1941年，埃德加·斯诺发表《为亚洲而战》，书中谈到日机对中国内地特别是重庆的轰炸，斯诺说： “日机几年来的轰炸，不仅没有毁灭首都的民气，反而激起了反侵略的浪潮。轰炸所造成的死亡，激起了劫后余生者深深的狂怒和厌恶。他们对侵略者有一种特别切身的憎恨！你如果没有钻过地洞，没有伏在田野上躲过直插下来的轰炸机，没有见过母亲找寻她儿子的尸体和破碎头颅的悲哀，没有闻过被烧死的学童的气味，你决不能完全了解这种憎恨！轰炸所造成的破坏，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 抗战时期四川各城市、乡镇的街头巷尾、茶馆酒店，艺人们纷纷唱道： “兴邦抗战此中心，重庆威名天下闻。太平洋上风云紧，巴山蜀水倍精神……敌机肆虐，激起义愤。愈炸愈强，绝不灰心。一见红球，切齿把敌恨。通过炮声怒吼，打散敌机群。救护队忠勇服务尽责任，赴汤蹈火，何惧那烈日如焚，那倭寇屡施狂暴何足论。众市民随炸随修，楼房日日新。市容美观,街宽房俊，更显出坚决抗战大无畏精神。自助者天助，古有明训。国际地位，举世同钦。小倭寇枉费了心机，赔账舍本，气坏了日本鬼，就乐坏了重庆人！” 大后方反空袭斗争，成为抗日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赢得了世界的尊敬。正如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所说：重庆“象征中国不屈不挠之意志与决心！”“成为联盟国家所为振奋之精神象征！”“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 《世界日报》1947年10月10日载文，对重庆给予很高评价：“重庆市为战时首都，在抗战八年中，为战时政治经济之司令台，在任何危疑震撼的局势下，重庆始终屹立不动，成为抗战精神的堡垒！” 在重庆生活过的美国记者白修德与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重庆各界上至元戎、下遍黎庶，居无宁日，行无坦途；但同仇敌忾，相濡以沫，誓死与暴日抗争……“使重庆成为把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伟大社会的，是大轰炸！”

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9.8.2006 14:54
第13章大后方的“跑警报”和“空战” 成都的“跑警报” 省城成都，这个西南重镇，是日本大轰炸的另一重要目标。本书作者是成都人，从记事起，“跑警报”就是父辈嘴巴头常唠叨又很有恐怖味道的字眼！ 1938年11月8日，日机18架首次“光顾”成都上空，在外北、外南两机场投弹百余枚，南门炸死卫兵1人，伤3人。 1939年3月7日，省防空司令部命令将附城30里内全划为疏散区域。全市机关、学校陆续疏散到西门外茶店子等郊外，成立“成都市疏散区警备司令部”维持治安，李树华为司令。3月17日，本市新建防空避难所全部竣工。3月25日，省政府、川康绥靖公署联合布告，晓喻成都市民限期疏散。3月29 日，全成都民众50多万人，浩浩荡荡举行“国民抗敌公约”宣誓大集会。 4月4日，日本轰炸大后方渐趋高潮。从本日起，全市商店营业改为午后3时起至晚11时止，以防空袭。 1939年5月7日，省城举行5月总宣传大会，10万民众参加火炬游行，抗议日寇“五三”、“五四”血腥轰炸重庆。这天，蒋介石手谕成都行辕：“加紧疏散省城市民！”由中央补助疏散费50万元。 5月9日，市政府为便于市民跑警报，严令连夜施工增开古城墙四门：如东门的新东门、东较场和复兴门（即现在新南门），北门城隍庙，南门南较场、瘟祖庙等……各新开城门处护城河一律搭疏散木桥。5月10日后，市民昼夜疏散，一周间达15万人。 5月23日，本市老西门、新东门城墙缺口拆卸工程完工。省防空司令部这天专门请中国航委会派飞机高空散发防空标语5万份，广为宣传防空知识。 6月1日，为防止汉奸活动，决定实行“五家连坐”。6月5日，娱乐场所奉命停止营业。连市政府这天也搬到锦江岸畔的望江楼办公…… 正因为事前做了许多防空宣传和预防工作，才大大减轻了大轰炸的损失。 1939年6月11日、10月1日、11月4日，日机共4次轰炸成都。其中以“6·11大轰炸”最酷烈。 6月11日，日机首次大规模轰炸成都。当天下午7时30分，日机27架夜袭成都，投下大量燃烧弹。市内硝烟蔽日，火光四起。离成都几十里外的新繁、新都等县镇，都能看见成都上空红红烈火……军警及防护团员立即赶赴现场抢救，至午夜才完全扑灭。但黄保宗、张笃生等34人在救火中光荣殉职。闹市盐市口一带化为焦土……这天中国空军起飞迎击，击落敌机3架。 6月14日，市府发布轰炸损失统计，房屋分为“被烧”、“中弹”、“震倒”、“拆除”四类，约有6075户被毁；其中有华西大学、省立成都师院、华阳县中等3所学校，余皆平民住宅和店铺。据防护团统计，敌机投弹近百枚。由于6月前防空措施较得力，死亡减至200多人、伤600多人。防空救济联合办事处发放赈款，死者抚恤费30元、重伤20元、轻伤10元。 6月17日，本市设两个野外医院，便于病人疏散。另设两个收容所，收容老弱妇孺。6月20日，军委会军政部长何应钦来省城，代表蒋介石慰问“6·11大轰炸”被难同胞。6月21日，政府拨款100万元给市民建房。8月29日，印度国民党领袖尼赫鲁飞到成都，参观被炸区受灾情况…… 11月4日，日机27架再度袭蓉，经中国空军和高射炮部队猛烈攻击，日机无法进入市区，只在郊外盲目投弹，炸毁草房10余间，死伤平民10余人。敌领队机及轰炸机各一架中弹坠落，余皆遁去。中国空军这次空战大捷。 当时成都除四门古城墙上安有警报器外，另外竖有七八米长的木杆，用来挂警报灯笼。城墙上挖有防空洞、防空壕，是城防军警的工事。空袭警报声一响，老百姓从四门大呼小叫乱跑，向城外疏散：这就是“跑警报”。不光老百姓跑，政府机关、军警，也都“跑警报”。 蔺元慈先生回忆当年放警报的四个阶段： 一是“预行警报”，不鸣警报器。市区各十字街口的交通警察手执黄布三角旗，上书“预行警报”四字，同时城墙灯杆上挂起黄色灯笼。预示日本飞机从武汉或宜昌起飞入川。这时，各中、小学停课，集市生意收摊，关铺板，市民开始纷纷向城外疏散。 二是“空袭警报”，四门城墙上的警报器哨音大响。其声撕心裂肺，是“呜——呜！呜！”一长两短。城墙上的木杆挂上了红色灯笼……这预示敌机已飞抵重庆。这时“跑警报”开始了，各街道商店劈劈啪啪关铺板声、汽车喇叭声、黄包车铃铛声、车夫吆喝声、狗吠马叫声、大人骂小儿哭声、脚板奔跑声……交织一片，人们争先恐后向城外逃难而去。 三是“紧急警报”，这时警报器发出凄厉的连续短声：“呜！呜！呜！……”城墙木杆换上了黑色灯笼。这时敌机已飞越龙泉山，空中隐约听见马达轰鸣之声。市内各街道断绝通行，来不及疏散的人就近隐蔽…… 若是夜间，要实行灯火管制，全市一片漆黑，像进入死亡世界。 每次敌机在震耳轰鸣的机声中飞临成都上空，调整队形后轮番俯冲投弹，爆炸声让整个城市都在颤抖。投弹后，敌战斗机群开始对地面疯狂扫射。刹时间浓烟滚滚，火光四起，尸横遍地…… 轰炸结束后，解除警报的警报器一声数分钟长鸣，才把人们从死亡边缘唤醒转来。城墙木杆上也挂起象征平安的绿色灯笼，各十字街口的交通警察手上也换成绿色三角旗，上书“解除警报”四字……疏散的人群又潮水般地涌回城里。 1940年，敌机全年9次轰炸成都，是轰炸最频繁的一年，尤以10月份轰炸最为强烈。 10月4日，日机第5次大规模轰炸成都。日重型轰炸机27架，以26架驱逐机为掩护，上午9时许侵入成都市上空，从成都较场的“中央军校”一直炸到新东门城墙（时为高射炮阵地），投弹近百枚，多处房屋起火、硝烟满天。城边西蜀小学被炸毁，躲避在城墙屋角的学生因燃烧缺氧，全部窒息而死。这次轰炸损毁房屋160余间，炸死百余人，伤220多人…… 10月5日，日机36架，12日29架，多次轰炸成都，每次在市区投弹近百枚。平安桥街天主堂、马道街法国圣修医院均被炸毁。炸死47人，伤50多人…… 1940年10月27日的大轰炸，成都损失尤惨。日机分两批先后侵入，第一批21架，第二批15架，在少城公园及附近老皇城一带，投炸弹百余枚，炸毁民房400余间，死亡32人，伤26人。少城公园内民众教育馆、甫澄纪念医院及王铭章上将铜像基石被炸毁……死者血肉横飞、脑浆四溅、尸横遍地。 1941年敌机8次袭蓉。以7月27日空袭更猛烈，日机出动飞机108架，投弹358枚，成都主要街道均被炸。市民惊慌奔逃，不少人成了敌机俯冲扫射的活靶子，锦江岸边血流成河，死亡575人，受伤632人，房屋损毁3587间……请看当时《新新新闻》登载记者报道轰炸后的惨状： 沿途桥头、沟边、林盘、荒地、田坝都散乱摆着残缺不全的尸体，有头、手、脚和破碎皮肉被炸飞挂在树枝上、墙壁上，有的孕妇被炸破肚皮，淌流出血淋淋的胎儿和血浆泥土混在一起成黑糊糊一团。有的妇女在敞胸哺乳，幼儿还衔着奶头，母子浑身血污死去。有的农舍被炸弹揭开屋顶，全家老小躺在血泊中……城内皇城林盘还在冒烟，苦瓜架上涂满了带血的脑浆，粪坑边铺着血迹斑斑的人肠，树枝上挂着片片的血衣。在少城公园光明电影院坝子里，摆放着四肢不全的尸体100多具。在新东门外猛追湾、乱坟坝一带，也到处是炸死炸伤的平民……事后经省会警察局统计：敌机投弹446枚，民众死亡575人，轻重伤1368人，炸毁房屋3585间。 日军轰炸成都历时5年，先后共24次，其中以1939年“6·11”、1940年“10·27”、1941年“7·27”三次最为残酷……日机先后出动飞机550余架次，投掷燃烧弹、炸弹约1500余枚，市民被烧死炸死1270人，受轻重伤者达3500余人，摧毁房屋无数，近100余条街变成废墟，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敌机空袭时，除空勤、地勤、军警人员高度紧张外，“防护团”尤令人感动：这些属义务性质的民兵，不计较报酬，不顾生命危险，救死扶伤、救灾救火，真所谓赴汤蹈火！还有以昌园法师为首的四川佛教会，本慈悲救世宗旨，自动组织“僧伽救护训练班”，在古刹文殊院集训后，参加防护团行列。天主教徒救护中队长耿履中，也多次率队员参与救护……这充分体现出军民团结、共赴国难的爱国热情。 “跑警报”使成都城区大为拓宽。如西郊茶店子，在成都出城到灌县、阿坝方向约六七里处，清乾隆年后有一个姓黄的老头在驿路竹林边搭起茅草房子卖茶水，久之成了“幺店子”（小场镇），被称为“茶店子”。这里是成都西郊大疏散地，“跑警报”使可怜巴巴的幺店子一下子“繁荣”起来……街巷增多、商铺林立，成都警备区也一度移驻此地。东门外三瓦窑、琉璃乡、沙河堡，南门外红牌楼，北门外五块石、天回镇等，情况也类似茶店子。 重庆火锅凭借大众化、简易化而在抗战时期兴旺发达。成都许多原是“跑警报”时充饥吊命的小饮食，后来也发展为“名小吃”。日寇飞机频繁轰炸，“跑警报”的民众潮水般向荒郊野外逃难，卖饮食的小摊贩有了用武之地，在路旁、坟头、沟边歪歪扭扭搭起黄泥巴竹席棚，“战时小吃店”处处开张、生意兴隆。馒头、包子、锅魁、凉面、凉粉、酸辣粉、茶叶蛋、煮玉米……品种繁多，价钱当然也偏高。本书作者的老姑爷本是很节俭的人，“跑警报”时却对家里人说：“钱嘛，身外之物。被狗日的日本鬼子炸死了，钱还有个球用？吃炸弹不如吃醪糟蛋——吃！” 据李豫川先生说：“洞子口凉粉”老板赵金山，那时在老南门大桥边开“洞子口赵凉粉”，大受疏散市民欢迎。武侯祠一带，松柏森森，也是“跑警报”之地。当地农民一听警报声，就忙着煮饭炒菜，等候来客。饭用刀划成块，俗称“牙牙饭”……南大街口有家“章锅魁”，生意做得更妙：空袭前他先将锅魁做好，再买回皇城坝的凉拌肺片或大头菜丝。警报响后，全家四口齐出动，在武侯祠柏木林一带叫卖，他这样既躲了空袭，又做了买卖。当时还有家在草堂寺、龙爪堰一带卖“警报”麻饼的，皮薄酥香，后来发展为有名的“苏坡桥酥皮麻饼”。刘湘墓园旁的郭家林子，有一位逃难入川的下江人在这里搭间席棚卖“警报”伙食。他技艺高超，拉的面细如发丝，下锅一烫即熟，再浇上头天晚上炒制的三鲜、肉丝、炸酱、虾羹等臊子，“跑警报”者能吃上这面条，真该念阿弥陀佛了！后来这位老板推出锅魁夹小笼牛肉、鸡丝凉面和卤肉三丝，由此名噪一时。李豫川先生说：“就这样，在日军空袭的隆隆声中，成都涌现出一批制作‘抗战快餐’的烹饪能手，逐渐形成自己的风味特色，最终成为地方名小吃。” 1982年，抗战期间曾任成都《新民报》副刊编辑的作家萧军来到成都，一下飞机就到“洞子口凉粉”店，边吃边向陪同的人讲述抗战躲空袭时的事。他感慨万端地说：“唉，那时‘跑警报’饿慌了能有碗适口的甜水面吃，就算很不错了！” “抗战快餐”体现了后方民众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中坚忍不拔的生存精神，也无疑成为构成丰富的“抗战文化”的内容之一。 日机轰炸四川其他县市 乐山大佛见证了日军罪恶 乐山古称嘉州，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曾写下“生不愿封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但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的诗句。南宋时邵博更为嘉州的山光水色倾倒，他在著名的《清音亭记》中赞叹道：“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 抗战中，誉满中外的乐山也饱受日本飞机的蹂躏！ 1939年8月19日这天，晴空万里无云。乐山城区许多人家正忙着迎接中国传统七月半的“盂兰会”，祭祀祖先和出川抗战牺牲的英烈。不料上午11时40分，空袭警报突急促长鸣，顿时全城惊惶。民众扶老携幼慌乱地朝老霄顶、篦子街、大佛坝几个方向“跑警报”。但仅仅几分钟后大祸从天而降。先见一架侦察机从乐山大佛方向飞来，阳光照射机翼上的红膏药旗分外刺目。日机盘旋一周往峨眉方向飞去。街上警察和防护人员忙用话筒尖声呼叫：“鬼子飞机来了，赶快疏散！” 但已来不及了！天空骤然响起沉闷的轰隆轰隆声，自远而近……眼尖的小娃娃惊吼：“哎呀，小日本一大群‘乌棒机’从南边飞来啦！” 四川人把一种肉食乌鱼叫“乌棒”，日本轰炸机形同乌鱼，故被称为“乌棒机”。民众仰头齐看，只见日机13架一组、三组一队，共计来了39架。先是品字形，飞临城市上空变成一字形，飞低时轰鸣声更震人心弦。众人惊叫：“‘乌棒机’要下蛋了！” 叫声未落，“轰轰轰”连声巨响，地动山摇。刹那间日机又是轰炸又是扫射，弹片横飞如雨，烈火浓烟熊熊，黑烟热浪遮天蔽日……炸弹爆炸声，机枪扫射声，房屋倒塌声，伤者哀号声，连续不绝。 日机狂轰滥炸后飞走了，有一架敌机还留在城市上空噼里啪啦乱打机枪，然后拍了照片才扬长飞去。据事后不全面统计：这天日机向乐山城区约一平方公里的闹市，投炸弹数十枚、燃烧弹一百数十枚，造成巨大灾难。 幸存民众从被炸垮的房子和从火海中冲出，大多只穿汗衫短裤。伤者中有的被炸断四肢；有的肚子炸破肠子外溢。死者中有的尸骨横飞，有的头被炸掉脑浆迸裂，有的死者手中还抱着孩子。一个临产孕妇被弹片击中腹部，把从未见天日的胎儿弹出老远，肉胎血肉模糊，见者无不掩泪…… 嘉定公园中山纪念堂中了一弹，不少人被大火烧死。盐关街有一家卖米粑的，店堂内横七竖八地躺着十来个残肢断臂的人，伤者痛苦呻吟；有个死者口里还衔着米粑……下河街诚益银号经理毛锡荣，已跑到河边，担心财产受损又回家，即被炸毙。罕当街牟华章老妈，大火逼来逃生无路时，只好躲进水缸，头上用口铁锅遮盖，结果反被烈火炖熟了……还有些人躲藏在“太平缸”中，也都被熊熊大火煮死！ 此次大轰炸，共有49家被全家炸死。如较场坝开油麻铺的苟子言全家5人、较场坝开酒铺的吴季隆一家7人，都全被炸死。开染房的邓志清全家7人炸死6人，邓妻虽然幸免，但手臂炸断成了残废，家产烧光，她因此成了疯子…… 当时统计：日机这场大轰炸，被炸死者多达4000多人，1000余人重伤，2050户人家被炸，3500幢房屋被毁，万余人无家可归。 较场坝、东大街、土桥街一带，人烟稠密，死者最多。如迁川武汉大学教职员家属就死7人、学生死15人伤10多人、校工死2人……昔日繁华街道变为废墟，到处滚烫憋闷、焦臭难闻。县政府召集人掏挖死尸，无人认领的，用滑竿抬出德胜门外和西湖塘边挖大坑埋葬。死尸太多，好几天都没埋完。 被炸毁的街巷计27条，占全城面积四分之三。乐山最繁荣的商业区和住宅区，3小时内一下子化为灰烬。许多人家破人亡，乐山城元气丧尽、百业萧条。如嘉乐纸厂、嘉裕碱厂、嘉裕电器公司等停产。这年秋天瘟疫大为流行。整个乐山城人心惶惶，痛苦万状…… 但人民从悲痛中很快振作起来。炸后数日，民众便大体将街面瓦砾扫清，用烧焦的木柱、砖石，撑起破席，白天摆小摊，夜晚临时栖身。商会会长刘裕舟会同商界人士，邀请县临时参议会议长余绍庚、副议长游子久及士绅，共同筹商恢复正常经营…… 大轰炸的硝烟未散，人们就用石灰水在烧焦的城墙、屋壁上，写满“倭寇飞机炸嘉州，复仇雪恨何时休”等标语。 本书作者为写此书，一年前专去乐山采访。乐山文化名人王先生对作者说：“人世沧桑，野草枯荣。乐山大佛名甲天下，也阅尽了人间沧桑。乐山大佛亲眼目睹了这次劫难。幸亏大佛自身披着一身‘绿装’作掩蔽，才免遭日机狂轰滥炸，但大佛一定也和乐山人民一样，留下了深深的悲愤和创伤。” 为警醒后人、不忘国耻，2002年2月25日，乐山市国防运动委员会发出修建空难纪念碑的倡议，立即引起乐山各界人士强烈响应，人们纷纷通过捐款、写信、打电话等方式表示支持。 “8·19”空难纪念碑在乐山城区高北门小游园内正式落成。主碑体为一本翻开并被炸烂的日历，日期停留在8月19日，日历上以浮雕形式真实再现了“8·19”日机轰炸乐山的情景…… 大轰炸带来深重灾难，此仇此恨，乐山人民至今难忘！ 日机轰炸川北重镇南充 川北重镇南充，抗战时期居民仅八九万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在南充城郊都尉坝修建了一个飞机场，这反倒成为日机轰炸的目标。 1940年9月3日，一大早市民就听到连续发出3次空袭警报，预感凶多吉少，匆匆“跑警报”，但狭窄城门如同瓶颈。富贵人家早在偏僻山沟租有疏散住屋。许多贫民及小摊小贩穷家难舍且心存侥幸，再加紧急警报后出城已万难，只好躲在家中床底桌下。还有从乡下进城的，闻警也未出城。所以这次轰炸，炸死炸伤的大半是这些人。 上午11时，敌机48架临空，先绕城飞行3圈，然后盘旋低飞，自小南门川主街河边直至五里店一带，密密麻麻投掷大量燃烧弹、炸弹。继之敌机从三公庙至大小西门一带，用机枪密集扫射，不知多少居民瞬间死于惊恐万状中。最后敌机再由木老乡飞经都尉坝，编成三队在城区上空投下无数炸弹和燃烧弹。硝烟弥漫，到处火光冲天、楼倒墙崩，爆炸之声不绝，全城顿成火海。各街巷死者累累，伤者大喊“救命”呻吟不绝，其状惨不忍睹…… 敌机肆虐后扬扬得意凌空而去。城内炸死炸伤者很多，尸体触目皆是。尤以大东门的酒、油市，三公庙的鸡鸭柴草市，外五显庙和过江楼的米市以及茧市街和小西门一带，被机枪、炸弹打死炸死的尸体成堆…… 侥幸未死者惊魂略定，纷纷从火里、从倒塌的房屋里爬出来，伤痕累累、满面泥尘。有关方面清查死亡人数，据称：“当天只清了几条大街和几个集市，摆出来的尸体，就登记了1300具，因天快黑了，只好暂停……究竟这次轰炸共死了多少人，至今说不出一个准确数字。”据当天初步调查，敌机投了500磅以上炸弹5个，小炸弹几十个，弹坑深约数尺至丈余。1940年9月3日有铁工拟将未爆炸弹取出，又炸伤了一些人…… 南充民众用血泪和仇恨在历史上记下“1940年9月3日”这惨痛的日子！ “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被轰炸 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的宜宾，抗战中遭日机空袭共达11次，计在市空窜扰4次，在市区和菜坝机场投弹6次，在菜坝机场用机枪扫射1次。第一次空袭是1940年4月23日中午，最后一次是1944年11月10日。6次轰炸投弹近2000枚，损失最大的是1941年8月11日第6次轰炸：敌机由湖北分批入川，上午9时20分侵入市区投弹。当天来袭敌机共27架，投弹一百数十枚(有十余枚未爆炸)。市区中弹街道有39条，炸死100多人、炸伤100多人，烧毁房屋20多间，炸毁房屋150多间。这天，撕心裂肺的刺耳警报声“呜呜呜”地狂鸣时间长达近12个小时之久，宜宾民众在劫难惊恐中煎熬！ 李国章老先生一直家住宜宾，每次空袭警报解除后，都满怀仇恨调查日机罪恶。在他陈旧的笔记本上，记载了抗战中宜宾共计发出的257次警报。八年抗战，宜宾人民就跑了六个年头的警报，遭受到6次残酷轰炸。他激愤地说：“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血腥罪行，宜宾人民百世难忘！” 全川大轰炸的惨重损失 除成都、重庆和上述乐山、宜宾、南充等大、中城市受到日机毁灭性轰炸外，其余如自贡、万县等城市，甚至连巫山、奉节、云阳、涪陵、垫江等不设防的小县城，也受到日机一次次轰炸。全省143个市县，遭受轰炸的就有 61个！ 以下是虽显枯燥、却是蘸满血泪记下的全省各市县6年大轰炸中的伤亡数字： 全省143个市县，遭受轰炸有伤亡的共计61个市县。死亡人数1500至1万人的，有重庆市、成都市、万县、乐山；1000至1500人的有奉节；500至1000人的有合川、泸县；400至500人的有自贡、南充、梁山…… 负伤人数在1万以上的有重庆市；1500至1万人的有成都市、万县、奉节、乐山；500至1000人的有合川、涪陵、梁山、自贡、泸县；400至500人的有松潘、巴县…… 日军对四川的轰炸前后持续了6年多时间，据不完全统计：全川死亡人数共22519人，负伤人数26010人。敌机轰炸最多，损失最为惨重的集中在1939至1941年这三年中。这三年中，死亡人数共22361人，占死亡总人数的99.3 %；负伤人数共25664人，占负伤总人数的98.7 %。 大轰炸让四川老百姓承受了巨大灾难，财产损失难以统计。如6年中的伤亡医药费、埋葬费，若照1945年成都市物价指数折算，总共达126亿多元。人民财产损失更多：6年中被炸毁房屋共23360余间；粮食共34700余市担……以1945年成都市物价指数折算，共为1354多亿元！而以上损失，仅限于各市县上报材料统计结果，如加上未报损失在内，实际上损失应更大。 岁月如流水，但流不尽四川人民永埋心底的悲愤。据新华社重庆2004年4月16日电：“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原告(民间)诉讼团已正式成立，将向日本政府提起索赔诉讼。诉讼团截至2003年已联络到373名受害者，收到受害材料320多件，征集到受害者当年被炸受伤后的出院证明，及当年为躲避空袭而准备的小皮箱等10余件珍贵的实物证据。日本一濑法律事务所律师、731部队细菌战被害国家赔偿诉讼辩护团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说：我四次来重庆，每次都对日军在大轰炸中犯下的罪行有更深的认识……对于日本对大轰炸的受害者从来没有谢罪的表示，他说：“日本和日本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这场侵略战争中的责任！” 2004年“9·18”这天，成都市和沈阳、天津、昆明等100多个兄弟城市一起拉响防空警报。这是成都第二次在“9·18”拉响防空警报，更是第一次被明确为“国耻日警报”。 4时30分，当凄厉的警报声在城市上空骤然响起时，四川人民再度想起60多年前日本飞机翅膀上那血红的膏药旗和血与火的阴影…… “黄鸡婆”拼死战日机 当日机在各城市上空猖獗时，人们将希望寄托在中国空军身上。漫画家张乐平当时有幅《幻想中的无敌空军》，幻想中国飞机十分先进，“数小时内即可消灭倭军的一切武器”…… 这当然只反映出当年中国民众的可怜希望而已。国民政府的空军历史很短，抗战爆发前，它只是一支集各省实力派航空力量组成的杂牌空军。抗战前夕才统一，组成驱逐、轰炸、侦察三个司令部，由丁纪徐、张廷孟、毛邦初分任司令。抗战爆发时，中国空军有战斗机170架，侦察机148架，重、轻轰炸机99架，飞行员668人。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中国空军损失严重，共有飞机135架。后经补充，总共有飞机215架。至1940年，计有驱逐机及轰炸机共160架，用于保卫陪都及各重要空军基地。后经历次作战消耗，1940年底仅剩飞机65架…… 面对日军的“战略轰炸”，蒋介石“十分重视重庆陪都的防空作战部署，并给予了很具体的指示”。他多次给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重庆卫戍司令刘峙等人下手令，指示陪都高射炮布置、空军作战等…… 1941年，中国空军作战部队仍为7个大队。因购进苏式轰炸机、驱逐机计248架，国民政府空军共有飞机364架。为保卫陪都重庆所在大后方的领空安全，中国空军“坚持‘以轰炸还轰炸’，‘以打击还打击’之信条，奋战不衰。胜利复胜利，凯旋复凯旋！” 1939年1月15日，36架日本轰炸机空袭重庆，中国空军出动12架战斗机迎敌，地面高射炮也对空射击……敌机4架中弹负伤。这是日机空袭重庆4次后初遇空战。 1939年5月3日，日本26架中型攻击机自武汉起飞，空袭重庆。中国空军第四大队（也称“志航大队”）30架战斗机起飞歼敌。以郑少愚为队长的第3战斗编队率先升空。这次空战，2架“fg—14”日机被击中起火爆炸，另重创“fg—13”日机两架。 1939年5月12日，日本27架飞机轰炸重庆，中国空军6架战斗机迎战，击落敌机3架。6月25日，日机39架空袭重庆，被驻渝空军及高射炮队击落2架。其中1架系指挥机，共载敌机师7人，在江津附近均坠地而死…… 7月24日，日机27架夜袭重庆，被地上探照灯集中照射搜索，击落敌机1架。 1939年是中国空军独立作战的一年。在重庆的空战中，日本26架中型攻击机被中国防空部队击落，机上人员93人死亡，这对日军是极大打击。 蒋介石深知空军对于战争的重要。1937年12月，他指令航委会在成都成立中国空军军士学校，以成都南郊太平寺附近地区为校址和训练机场，在全国范围内招生，1938年10月1日正式开学。从此，成都经常可以看到一队队身着黄色飞行服的青年人高唱校歌：“锦城外、簇桥东，壮士飞、山河动。逐电追风征远道，拨云剪雾镇苍穹……” 1939年秋，国民党一些空军部队、苏联援华飞行队也驻进太平寺机场。 当时的训练飞机五花八门，有的是早年从国外进口的非常陈旧的“弗力提”（F1eet，意为“舰队”）、“可塞”、“道格拉斯”，也有中国仿制的飞机“复兴号”……于是，广阔的成都平原上空经常慢腾腾飞翔着一架架黄翅膀双翼机，老百姓把这些飞机戏称为“黄鸡婆”。 1939年到1941年是日寇空袭最猖獗的日子。中国空军很可怜，民众要跑警报，“黄鸡婆”也要低飞盘旋在群山间“跑警报”，遇上敌机只好拼命躲闪，躲不及被击落的不在少数。 “黄鸡婆”发动时还要靠人费尽吃奶的力气扳动螺旋桨。飞行速度每小时不过100公里。但有天却传来了“‘黄鸡婆’奋勇战日机”的消息！ 当时中央军校毕业的方学熙先生是本书作者的初中体育老师，他讲：1939年9月中旬的一个午后，日寇18架新式战斗轰炸机又空袭成都，在天空横冲直撞。突然，云层上出现一架“黄鸡婆”双翼小型飞机，直冲敌机群俯冲扫射。敌机惊惶失措，队形大乱，四处窜逃。只见这架小飞机左冲右突，频频开火。跑警报的市民忘了危险，翘首眺望天际，参观这场以寡敌众的空战。小飞机终不幸被敌击落，市民悲声四起……烈士叫石大陆，中央军校十期毕业，抗战中历经多次英勇空战。其父石杰将军当时任中央军校技术总教官。儿子殉国后，他没有流一滴泪，仅抱着烧焦了的英雄遗体，拍下了一张永志不忘民族仇恨的照片…… 1939年11月4日，敌机54架反复侵入成都市区投弹。中国空军及高射炮部队共同还击，空战十分激烈。中国空军第五大队分两批迎敌。第二十六中队段文郁首先驾驶苏制“H－15”战斗机从敌后上方高空俯冲猛攻，紧追敌机至成都东北70公里的中江县上空，终于击落敌机 1 架。段文郁也遭密集火力攻击，腿部负伤，失血过多昏迷于机中，坠落金堂县附近…… 第二十九中队副队长邓从凯率先扑向敌机群的领航机，经激烈战斗，将敌领航机击落在简阳县三岔坝观音桥附近10余公里的山坡上。但邓从凯也遭数架敌机围攻，身负重伤，飞机撞在仁寿县向家场的一棵大树上英勇牺牲。邓从凯是中国空军王牌飞行员之一，生前曾创击落敌机5架纪录…… 敌机仓皇逃窜后，省防空协导委员会总干事刘景轼当天赶到简阳观音桥敌机坠毁现场，只见一堆敌机破碎的残骸，七八具敌人尸体，机上还有文件、照片之类。 刘景轼等人立即动员民工，将坠落中江、简阳两地的敌机残骸，押运来省。 刘景轼将机上的文件、地图及3张图片交给中国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经翻译查核，证实邓从凯击落的为敌第十三海军航空队司令长官奥田喜久大佐的座机。奥田喜久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之王”，也是被中国空军击落的日机最高指挥官。 几天后，在成都百花潭“康庄”召开庆功会，由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主持，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等军政官员均出席。黄季陆激动地说：“这次是空军、空勤、地勤和防空情报人员，手挽手、肩并肩，联合制胜所奏的凯歌！” 两架敌机残骸被陈列在成都少城公园展览。吃够“跑警报”苦头的成都民众络绎不绝去观看，人人拍手称快…… 苏制老式飞机打败先进日机的特大消息，当时在成都街头巷尾纷纷传说，也一直留在成都老人记忆中。但这是以中国飞行员的惨烈牺牲换来的。 1940年9月 13日，日寇首次使用最新制造的零式战斗机来袭。中国空军第十八中队飞行员王其驾机“跑警报”时，遭3架敌机围攻，坠落双流县境内牺牲；石干贞在双流上空遭敌机两架攻击，被敌击落阵亡。 这年11月26日，敌机分三批空袭成都。中国空军轰炸总队和空军士官学校的飞机“跑警报”疏散，被击落5架；飞行教官万应芬、分队长王自洁、飞行员刘文林、轰炸总队军官附员李维强、邢达等牺牲。前文说的驾驶“黄鸡婆”同日机拼命的石大陆也是在这天壮烈牺牲的…… 抗战中，成都航空司令部还俘获了被击落敌机上的7名机组成员。这些日本人跳伞着陆被捕后，被关押在新南门王家坝街航空司令部监狱。当局按国际惯例给予优待，未上刑具，生活标准也比一般犯人高。这7名日本战俘中，为首的是飞行大队长山下七郎，其次是机长小笠原胜义，助理森林荣(韩国人)，轰炸员板本一郎，射击员野琦八郎，通讯员渡边驹吉，机械师杉野一助。 这些日本人作了阶下囚，威风不再，貌似老实。不料，他们将随身佩戴的金项链和戒指托看守军士代为变卖，又巧言托看守买来钢笔、笔记本、地图等，密谋逃跑。一天傍晚，两名看守带他们去洗澡。他们将两名看守绊倒按在水池里活活溺死，然后逃脱 4名。成都警备司令部接到报案，监狱警卫何晓风带人终于在仁寿县境内将4名日俘捕获。抗战胜利后，杀害看守的日俘经审判后被枪毙…… 轰轰烈烈的“献机运动” 1940年夏，日本陆海军航空队集结270架飞机，联合发动了代号为“101作战”的空中进攻战，从5月26日至8月23日，对四川进行了日本称之为“挫败敌国民作战意志”的大轰炸。 长达110天的“101作战”，给大后方四川造成巨大灾难，但日机也遭到中国空军沉重打击。日方称：“每次轰炸都发生与敌战斗机的激烈空战！”据《101作战概要》说：日方中弹机数海军312架，陆军75架，自爆机数海军8架、陆军8架，称这是“前所未有的航空作战！” 中国空军为保卫大后方，不畏艰险，以血肉之躯与敌人拼杀。他们每次升空，要与敌机作5次以上激烈战斗。每次作战，每一队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飞机被敌机击中。 1940年9月13日，日本轰炸机36架，在驱逐机30架的掩护下大举空袭重庆。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郑少愚为总领队，率同第三大队“E—16式”飞机34架，分四个编队群迎击来犯敌机。 经过激烈的空战后，日机狼狈窜到璧山县附近上空，被郑少愚为首的空中伏兵挡住去路。顿时，敌轰炸机乱了阵。第三大队队长杨梦青首先冲入敌阵，和10多架敌机左冲右杀。副队长龚业悌、队员司徒坚也相继冲入敌阵……杨梦青和敌驱逐机在翻滚搏斗。杨梦青击落敌机4架，把敌机总领队打下天空。但其余敌机一齐向他俯冲，杨梦青浑身中数十弹，壮烈牺牲……司徒坚击伤多架敌机后，也不幸中弹牺牲。 龚副队长被重重包围，危急之际，他“对准一架当头的敌机冲去”，乘隙突出重围，安然返航。 飞行员高又新处境危急，“一员上将挺枪跃马，杀出一条血路，把高又新救了出去。高又新定睛看时，那员上将不是别人，正是大队长郑少愚！” 激烈空战延续20多分钟，敌机返航油量告乏，狼狈逃去。中国空军勇猛击落日机6架，击伤多架，保卫了重庆领空的安全…… 这种空中激战情景，屡屡出现在巴山蜀水上空…… 日本为扭转空战中的不利局势，投入了最新式的“零式”战斗机。1940年9月13日的重庆空战，13架“零式”同中国30架战斗机交战。中国空军虽打下6架日机，但日机击落中方27架战斗机……这是中国空军损失最大的一次！ 1941年3月14日，敌机20多架空袭成都，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第五大队的“H—15”战斗机31架起飞迎战。双方机群在崇庆、双流上空激战。由于情报有误，我方以为敌机无“零式”战斗机护航。结果，敌“零式”战斗机突然出现，我机被击落8架。第五大队大队长、归国华侨黄新瑞，以及副大队长岑泽鎏、中队长周灵虚、分队长江东胜、飞行员任贤、林恒、袁芳柄、陈鹏扬等8人壮烈牺牲。这是抗战以来，中国空军又一次重大损失。 至此，中国空军主力 85％以上已经损失。事后，成都空军司令杨鹤霄因指挥无力被撤职。第五大队被撤销番号，改称无名大队，队员一律佩戴“耻”字臂章，以示不忘中国空军的奇耻大辱…… 8月11日，敌机两次夜袭成都，并低空攻击太平寺、凤凰山机场，在温江附近与我无名大队4架飞机和第四大队的1架飞机发生空战。中国空军击落敌机1架，而自己被击落4架。副队长谭卓励、分队长王崇士、黄荣发和第四大队飞行员欧阳鼎分别在温江、华阳、新津、仁寿等地被击落阵亡。机场上的7架飞机被炸毁…… 此后，中方尽量避免和“零式”交锋，每逢防空警报一响，四川机场的战斗机就转移回避。至今还有许多资料讥诮中国飞机也同百姓一样“跑警报”…… 至1940年底，中国空军仅剩下各式飞机65架，实际上已很难抵抗日本空军的进攻了。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在华苏联飞行员陆续回国。中国空军作战更艰难了，这年空军主动出击只有3次…… 日机的狂轰滥炸使后方民众认识到：必须加强中国空军的力量！于是，四川民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献机运动”。 “献机运动”是从1939年3月中国空军某机构建议将义卖金捐款购买“义卖号”飞机开始的。发起当月，重庆各界总计献金170余万元。 1940年12月21日，《中央日报》发表《献机救国》的社论：“献机是救国，也是保家乡”，指出这是积极防空、消除敌机轰炸的根本方法……结果，重庆儿童率先响应，各小学举行游艺募捐、节省糖果零用钱、义卖等，发起筹献“中国儿童号”飞机。 之后，献机热潮首先在重庆开展。市戏剧界筹献“剧人号”飞机，新闻界筹献“记者号”，伤兵从抚恤金中筹献“荣誉号”，军人发起筹献“新军人号”，市11中学生筹献“青年号”…… 中共《新华日报》报道：1941年1月1日，北平志成中学四川分校学生向全国发起“中学生号”献机运动，通电热情洋溢：“敌寇势穷，业成强弩之末。空军建设实为首要之图！望全国同学及各界同胞，发扬民族精神，毁家纾难，恢复锦绣之河山！”《新华日报》也多次热情参加“献金”运动。 国立12中学也于元旦发起“青年号”飞机献金运动，共献现款5080余元。其中，高中学生廖国纲个人独献200余元，还有许多学生捐献金戒、现银、皮衣、棉絮、照相机等物。 川籍学生捐献谷米若干石…… 国立第9中学学生均来自沦陷区，学生们于1941年3月1日集资1.3万余元。4月，中央银行国库局全体员工为激励空军士气，发起“击落敌机一架献金一角运动”。 “献机运动”很快在全川开展。1941年6月20日，成都共募得献机捐款150万元，其中普通民众节衣缩食捐款20万元，一架飞机以“民众号”命名…… 1941年7月7日，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为纪念抗战4周年，又发起“一元献机运动”，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建设空军是每一个国民所应负的责任，一元钱的数量虽甚微，其优点则在普遍与深入，让每一个大时代的中国国民都有救国救民族的机会！” 到1941年10月止，重庆各界共募得献机捐款150万元。1942年3月，重庆和川东数县、市青年捐购战斗机1架，滑翔机20架；成都青年捐购滑翔机1架。 1942年10月，四川民众捐购“忠义号”战斗机20架…… 1943年2月12日，重庆民众捐款购机5架，并在重庆珊瑚坝机场举行机名命名典礼。 此外，中国其他各省民众、海外华侨也义无反顾地捐献大量金钱购机。 “献机运动”加强了国民政府防空建设。1941年12月20日，美国志愿人员组成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首次参战，加上中国飞机的增多，中国空军逐步占据了空中作战的优势。 邵英侠老师对本书作者讲述他的父亲、时任空军队长的邵瑞麟的英雄事迹： 邵瑞麟，满族人，籍贯辽宁省新民县，1935年从笕桥航校毕业，1941年底被任命为空军第二大队副队长兼十一中队中队长，驻在成都太平寺机场。1942年1月22日，上级指示太平寺基地二大队轰炸机27架、第一大队驱逐机15架，在飞虎队中队长桑德尔率领的9架P—40型战斗机的护航下，共同袭击河内日军机场。邵瑞麟担任这次战略轰炸总指挥，他的同学和挚友姜献祥为副总指挥。情况紧急，他率领机群于10时10分从太平寺机场起飞远征。12时40分抵达河内机场上空，只见机场上数十架日机排列成行。邵瑞麟抓住战机，立即下达攻击命令。顿时驱逐机俯冲扫射，轰炸机低空投弹，倾泻炸弹20余吨。敌机葬身火海。 邵瑞麟返航途中被日军密集机枪射中，壮烈牺牲。姜献祥目睹了这壮烈情景，从机窗中含泪向邵瑞麟挥手永别……次日，中国各报刊载了此次出击的辉煌战果：“我神勇空军昨袭越南，收获重大战果。在我空军光荣战史上，又添了极有声光的一页！” 邵瑞麟阵亡时年仅29岁。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中央电台播出其英勇事迹，誉为抗日空军英雄。 1942年后的中国空军已令日方胆寒了。四川“梁山机场”是保护重庆的航空基地之一。日机袭渝，每每在梁山上空被中国空军“志航”机队痛击，深感“入川容易出川难”……1943年6月6日，中国空军中队长周志开在未携带保险伞的情况下单机起飞迎敌，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先后击落敌轰炸机三架、击伤数架，“创造单机攻击机群最光荣最英勇之空战记录”。事后蒋介石亲自接见这位年轻的空中勇士，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 1943年后，日本夹起了尾巴，除少量侦察性侵扰外，对大后方的轰炸基本结束。 四川反空袭斗争——这个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部分，取得了极其伟大但又是艰苦卓绝的胜利！

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9.8.2006 14:57
第五部分抗战主要的物资支撑 第14章中国抗战最主要的物资支撑 震惊一时的成都“抢米事件” 日本人打来了，逃难！逃难！ 中国政府机关及外省各学校、工厂以及沦陷区难民，都潮水般涌进四川。这成为四川自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之后，又一移民大高潮。据简略统计，抗战前全国高等学校有108所，迁川的就有48所，占44%；国民政府及1000多万军民辗转迁川…… 吃饭成为第一难题。四川省专门成立起“难民赈济委员会”，将有劳力的难民分别送往昭化、广元、剑阁、苍溪、阆中、梓潼、绵阳、巴中、通江、南江等10县，安置在集体垦殖农场劳动；对老、弱、病、残，由广元县专设一个收容所来收容。 黄河花园口决堤后，黄泛区难民1.5万多人，又由秦岭源源不断进入川北。国民政府在川陕公路沿线设置黄河灾民配运站，每站都架起大铁锅，用大桶大桶的稀饭赈济灾民……然后将他们分别送往通江、南江、巴中3县安排生产。 1939年后，来川难民已近10万。四川省政府专门成立难民垦务委员会，划定两大垦殖区：第一区：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犍为、凉山；第二区：松潘、理番、懋功、清化、汶川。两区计划开垦土地24万亩，可收留难民数万人…… 但四川已不堪重负，粮价暴涨。1940年2月4日，四川士绅代表严昌龄、李伯申、邵从恩等19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 “仅田赋一项，一年三征九成，川民已感绝大之痛苦；而各县随粮附加，比较正供，有多至300％，乃至500％者。请中枢体民疾苦，核实紧缩预算，将一切不急之务明令罢免，俾创痛已深之川人得以稍苏喘息……” 1940年3月，发生了抗战史上有名的“成都抢米事件”。 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为什么会闹“春荒”，发生“抢米”风潮呢?一方面是上述征敛过多致民众缺粮；另一方面是不法分子囤积居奇。当时粮食情况由于囤积、舞弊、阻运、抢购的恶性循环，粮荒日趋严重。《新新新闻》报的《小铁锥》栏目说：“市民为了购两升米，要跑、要站、要挤，才把‘米条子’得到手中，忙了半天，‘平价米售毕’牌子一挂，不禁饮泣吞声，失望而去!” 1940年春，成都米价每石由11元涨至22元。省市政府当局对囤积居奇者三令五申要严加惩处，但人们纷纷传言：“已故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老婆周玉书，就在南门外黉门街重庆银行仓库里囤积了大量的大米！”“其他军阀、官僚也囤积不少。有的已霉烂成块，他们深更半夜把那些霉米偷偷倾倒在府河里！” 囤米的人越来越多，以致米店都空空如也。靠每天买“升升米”吊命的劳苦民众，拿着血汗钱卖不到米吃，人心惶惶。终于在3月13日上午，饥民不约而同地跑到黉门街重庆银行仓库外去乱吼：“把米拿出来卖啊!”随之人潮冲入仓库，开始抢米。黉门街一带被堵塞得水泄不通！ 成都市政府马上派出大量军警，跑步到黉门街。省会警察局调查股主任朱耀寰、股长陈维寰发现人群中有个青年像指挥者，当即把他抓回警察局，由司法科长谭齐审讯。 审讯中问明，青年叫朱亚凡，是成都《时事新刊》外勤记者。朱亚凡说：“我早饭后外出采访新闻，走到老南门南大街时，看到一大批扶老携幼的人群涌向老南门外，我也跟着跑到黉门街，站在人群中看热闹。” 谭齐把审讯情况向省会警察局长唐毅（四川武胜县人）汇报。唐毅专程去拜访军统成都行辕调查课课长张严佛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何培荣。张、何、唐三人便认定：这是共产党省委发动的抢米风潮，朱亚凡是现场指挥。《时事新刊》是共产党办的报纸，朱亚凡是共产党分子。 唐毅回到省会警察局，整出一份署名“道生”的所谓共产党秘密文件，文件内容大意是叫朱亚凡利用“春荒”困难之机，率领群众到仓库去抢米，从而“扩大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情绪……” 朱亚凡被成都行辕公开枪决。当局事后成立“四川省特种委员会”，以“防奸肃反”作为该会的政治口号，先后逮捕了中共党员罗世文、车耀先等多人。4月，薛庭恩等4人被刺刀一个个戳死于龙泉驿半山腰；另外数人被活埋于猛追湾乱坟坝；车耀先、罗世文等数人被送至重庆中美合作所，后来被杀害于渣滓洞…… 延安《新中华报》4月5日起连续发表两篇社论，否认中共参与此事，指出：成都“抢米事件”，是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暴行，与共产党实行的政策完全不相符合。 据中共《成都市委简史》一书中说： “（事件后）枪杀《时事新刊》编辑、共产党员朱亚凡。先后相继逮捕罗世文、车耀先、洪希宗、郭秉毅、薛庭恩等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10余人……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成都事件经过及戒备国民党阴谋破坏的指示》和《关于成都抢米事件对南方党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党组织，须根据保存干部、蓄积力量的原则，采取必要的办法缩小机关，调动、隐蔽干部，焚毁文件，准备口供，给新干部、新党员进行秘密工作和被捕审讯时应有态度的教育等……” 国民党利用“成都抢米事件”镇压中共四川地下组织，在国共合作中蒙上了浓厚阴影，形成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反共高潮！ 蒋介石这时兼四川省主席（可参阅第7章）。他给成都行辕主任兼省府秘书长贺国光和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去电：“据报成都米价陡涨，确系奸商大贾囤积居奇抬价，应即查明，不许再有囤米，买卖‘仓飞’（作者按：即购米票单）交易！” 贺、邓二人采取强硬手段查禁囤积的商人，但米荒仍在蔓延，抢米事件仍在各地时有发生。 到6月，米价已陡涨至每石70元左右。6月8日，成都市府发放贫民购米证，每隔三天凭证购买平价米一次。7月2日，全市无米供应，市民纷纷向市府请愿。米价每石涨至93元。7月11日，米价又涨至每石115元。7月12日、13日两天，情势更趋恶化，成群的市民携袋提筐，到有米处拥挤争购，你抢我夺。此时又遇日机来袭，警报频发，全城混乱已极！ 成都发生米荒及抢米事件，给大后方稳定带来极大威胁。7月15日，绥署、省府会衔布告：“严禁人造米荒，纠众抢米者处死刑！囤积居奇者没收充公！” 9月3日，米荒仍未解决。局面已非常严重，军政部电令：部队士兵粮食严重不足，改为日食干饭两餐！ 市长杨全宇之死 抗战中的“陪都”重庆有三起震惊国内外的死刑案，被处死的罪犯都是有地位、有靠山的官员。一是当过成都市市长的杨全宇，二是孔祥熙门下的红人林世良，三是中将兵役署长程泽润。 1940年12月24日，重庆《新华日报》等报纸纷纷报道：“前成都市长杨全宇，因操纵粮价，囤积居奇，经军法审讯，判处死刑，已于昨晨在市郊军法执行总监部刑场执行枪决！” 接着，军事委员会的布告全文在全国城乡贴出。布告上说： “杨全宇身为政府官员，竟不顾抗战大局，串通大川银行重庆分行经理欧书元、合川万福臻粮行经理李佐臣，冒用重庆福民面粉厂名义，购囤小麦数百石之多，赃证现获，讯供不讳，故尔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以警国人！” 杨全宇是抗战开始以来继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之后第二个被枪毙的大官，全国为之轰动。 杨全宇，四川西充人，早年曾留学德国。刘湘1935年当四川省主席后，杨全宇因与刘湘的师长王缵绪有同乡之谊，当上了四川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刘湘死后，王缵绪接任四川省主席，杨全宇1938年8月21日任成都市长。他是学者从政，对市政颇有建树。 1940年3月13日“成都抢米事件”后，身为市长的杨全宇难辞其咎。蒋介石这时兼四川省主席，但主要由省政府秘书长贺国光主政。贺将新设不久的“成都市平价米销售处”收归省政府管，委他一个侄儿当处长。此人在供应的平价米中掺入不少泥沙杂物，借以从中贪污。市民怨声四起，都以为是市长杨全宇搞的鬼，骂他丧尽天良，不得好死！杨全宇背了黑锅，还为此到处申辩叫屈。 8月10日省参议会上，省、市政府再次争论，互相诿过，省府指责市府办理不力：既有市场自由米，又有省外拨米，为何还不断出现米荒现象。 杨全宇反驳：“省拨给成都的粮食数字夸大虚假，欺骗民众！省上掌握粮权，说了不算。市区以外大户囤粮不办，军队强买抢劫也不予禁止！”他同时发出“快邮代电”，公布市府办理粮政全部经过“以明真相”。 省参议会支持杨全宇。杨又在一次省务会上，不仅与“平准处”稽祖佑打嘴仗，还说：“贺代主席不查事实，袒护平准处！”说罢愤而离席。 8月20日及27日，各报载蒋介石连续发来手令严饬省、市政府解决食米问题，并令市府赶运12万石食米运蓉，严禁军队阻米。 当时在市政府负责平价米分配的高少儒老先生几十年后回忆说：“杨全宇顶撞上司，使贺国光在省务会议上和省参议会上下不了台，遂怀恨在心，必欲报复，这就是杨全宇遭杀身之祸的原因。” 贺国光支使陈仕淦利用与杨是中学同学和在德国是好友的关系，托故借住桂王桥西街杨家。时逢杨全宇的另一北大同学、好友余维一（曾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主任）在重庆筹办航运轮船公司，曾向杨借钱买船，杨从市府存在银行的公款中挪借5万元给他。后余维一在重庆付还这笔借款信告杨时，杨即嘱他就近交存重庆大川银行转汇（杨是重庆大川银行董事长）。该行经理欧阳书元收到余的还款后，恐法币贬值，就自作主张托人在宜宾为杨购存小麦200石（另说是300石），以图保值，并将经过函告杨全宇。 此信寄到成都杨全宇家时，被陈仕淦窃阅，直转贺手。 蒋介石此时正被粮食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看后怒不可遏，于1940年9月2日急电杨全宇去渝。9月4日，杨全宇飞渝，下榻重庆陕西街大川银行，当晚即被逮捕。 1940年9月10日，由行政院决议：“成都市长杨全宇免职，遗缺由余中英继任。” 蒋介石以兼四川省主席名义发布《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书》：“经这次告诫以后，如果还有囤积居奇或藏粮待价而不遵法令出售者，一定以妨害民生，扰乱社会论罪！”蒋介石同时呼吁全省民众“体谅国家困难”，发起踊跃捐献军粮爱国运动…… 杨全宇被送交军法总监部严办。军法总监何成认为杨全宇购囤粮食不到1000石，不够死刑的条款，判死刑确实冤。然而粮价仍暴涨，囤积之风愈刮愈烈。蒋介石下令：将杨全宇以囤积粮食之罪处死，借人头以平粮乱…… 宣判时军法官问杨：“有没有什么话给家里说?”杨全宇说：“我妻子快临产了，要一张纸写个字条。”字条交熊觉梦带回，上面只写有：“给即将出生的婴儿取名贤生。” 12月23日，杨全宇被枪毙。由军事委员会到处张贴布告：以杨全宇为戒，胆敢囤积居奇，定从严惩治！ 杀了杨全宇，国统区囤积居奇之风有所收敛。但供应仍严重不足。“陪都”国民政府先后决定，对重庆和川省大中城市的居民、国家公职人员、教师、学生及其家属的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必需品煤、油、盐、布等物资，实行公家计划定量供应。同时，宣布粮食由中央直接统管。成立全国粮食管理局，由卢作孚当局长。 这些措施虽然强硬，但天不作美，严重的旱灾使粮源近于枯竭，前方将士的军粮和政府机关、学校、工厂用粮四处告断。全国粮食管理局只得再在四川这只已快被挤干的“瘦牛”身上再挤血奶：增加四川的定价派购黄谷450万石，以解燃眉之急！ 在这种最艰难的情况下，四川广大民众为支持前方抗战，可说竭尽全力。下面是当时的许多措施： 四川省政府精简机构，裁减冗员。1938年1月17日，省政府颁布《四川省节食运动实施规则》11条，要求节约粮食以持久抗战，其中第2条规定：“各专员及各县市长，应以身作则，并督励所属各级公务人员、保甲人员及学校学生（家属在内），实行一日两餐……” 10月14日，省府再度公布《四川省粮食节约实施办法》10条，提出掺和杂粮做饭，严禁制售精白米，不准以米麦烤酒、熬糖和喂牲畜…… 1941年1月16日，成都市政府发放出征抗日军人家属优待费，每户法币20元。2月9日，四川军管区在成渝两地成立抗属示范工厂。2月18日，四川省各界出钱劳军运动筹备委员会成立，成都党政、工商各界出钱40万元劳军。4月17日，因饥荒发生“吃大户”事件，市府严令保甲人员切实劝阻，如每甲有5人以上、每保有10人以上参加聚众吃大户的，以该保甲长是问。 4月26日，成都市6000余户抗属，因米价高涨，生活困难，省府拨面粉1万斤救济……5月17日，四川省优待出征军人家属事业委员会成立，事业基金为330万元。5月18日，四川省捐献军粮委员会据各市县分支会报告，1940年共收献谷41924石，捐代金80.7万元。 7月1日，成都市贫民统计约10万人，分35处发售平粜米，以资救济。 10月2日，发放本市出征抗日军人家属秋季优待金，每户20元…… 但粮价仍在飞涨，怎样才能解决这个火烧眉毛的大难题呢？ 吃“观音土”也要先交公粮 《孙子·军事篇》上说：“军无粮则亡”。民间自古也有“天子不差饿兵”和“兵无粮而自散”等俗话。 1937年11月后，抗战军兴。山西省当时大军云集，粮价不断上涨。各路军队拿钱买不到粮，遂发生军队索粮之风。一是向各县政府和民众以官价强购粮食，形同估逼，使军政、军民关系紧张。二是军队派出士兵向人民沿门哀告，请求卖粮助军，形同乞讨。当时川军李家钰部是几千里外来的杂牌军，中央和阎锡山都不管，于是川军就更可怜，众多士兵如叫花子一样，几天难获一饱…… 1939年，山西省政府首先将田赋收钱改为征收粮食，即所谓“田赋征实”，慢慢解决了军粮问题。1941年后，面对巨大粮荒，国民政府决定在全国各省推行“田赋征实”。 田赋改征实物，关系抗战命运。蒋介石1941年9月7日从重庆发出的“虞电”称： “省政府应负责严厉督饬各级主管下员加紧催收，务于3个月内将征购粮食征收足额。其能努力依限完成者，优加奖励。其怠玩失职致误限期者，应严于撤惩。如阻挠征购及从中舞弊者，不论其人地位如何，就地以军法从事！” 四川省政府各部门印发了各种宣传小册子、传单标语、文告。中小学师生、各级行政人员，都在进行宣传鼓动，说明交粮是为了抗日、为了不当亡国奴……这大大启发了民众的爱国主义觉悟。 10月中旬后，省府各级官员还先后分赴各县宣传和督饬征粮。于是，各县县长到乡镇催促，各乡镇长督饬保甲长，保甲长督催到户……省府还通过各县参议会对各县士绅宣传，请其带头交粮。各县监察委员也带头完粮。川康绥靖主任公署通令川康各军：凡军官有粮田在册的，都要率先交粮！ 国难当头、吃饭要紧。各种宣传和措施效果明显。1941年11月中旬，粮食部长徐堪说：“粮食部成立于粮食问题极为严重之际，‘征实’而后，得以渡过难关。非惟军粮完全解决，且有余粮供应公粮和作控制粮价之用。缺粮省份，中央且予调拨，使不感恐慌。” 国民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庞大抗日军队和后方人民的粮食供应。除“田赋征实”外，又实行“征借”，就是向农民借粮食，来平抑粮食价格。四川无论在“田赋征实”和赋外增购粮食方面，远较各省为多。 1938年10月后，黄河、长江、珠江流域产粮区都成为沦陷区，全国粮食紧张万分。前方将士和后方民众的粮食，主要依靠四川供给。四川省政府制定措施，奖励耕垦，还号召节约粮食，很多地方军民都“实行一日两餐”…… 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这么多粮食，是四川这只“瘦牛”身上挤出的血奶，是四川百姓勒紧裤腰带奉献出来的。 每年9月16日开征以后，在四川各州县都能看到这种感人画面：在山区蜿蜒石梯或在平坝田坎小径上，无数面呈菜色、衣衫褴褛的农民为交纳粮赋，肩挑、背负或推着“鸡公车”（独轮车），络绎不绝于途，艰难地把粮食运送到各场镇、县城征收处……催人泪下的生动事例，难以尽述。 1941年秋，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问一个老农民：“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 甘绩镛又问：“粮食不够，还给国家纳粮吗？”老农民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 甘绩镛又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吃不饱肚子，就是有条命也无法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 盐亭县有一位老人，是清朝的廪生，家中十分贫寒。盐亭县开征粮食那天，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亲自送稻谷到征收处缴纳。他逢人便劝导说：“国家没有粮食，咋叫前方将士打仗啊。我们老百姓要多交粮，支持抗战。” 有一个老农妇，儿子在前方抗战，她该上粮赋，但家无余粮，生活困苦万分，又无可变卖的东西。她就把自己养的一只心爱的猫儿卖了，换得几升谷子背到征收处交纳。有人听说此事后，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儿子在前方打日本，他爱国，我这个当娘的也要爱国啊。他在前方抗战，我们在后方才能过清静日子，所以我要上粮。”听者为之动容。 川北很多县的农民都克己奉公，他们说：“我们是吃惯了杂粮的，愿吃杂粮；前方要米，我们就缴谷子。” 剑阁县有一粮民也说：“我们吃得差点不要紧，前方军队要吃好点，把兵养得壮壮的，才好打日本！” 1941年，达县魏城镇收成不好，但民众仍踊跃纳粮。他们多是将出产的红苕、花生等农作物卖了，再买稻谷缴纳。还有卖家产、甚至卖耕牛换谷缴纳的…… 创办台湾高雄四川同乡会的杨义富老先生，出生在四川渠县。他晚年曾写过一本文情并茂的回忆录《四川轿夫》，下面是他家关于交纳粮赋的回忆： “这里不仅仅是景色天然，民风也是十分淳朴。忆及儿时约1941年间，正值抗日战争打得难分难解之时，东南半壁山河已先后沦陷日军之手，故乡又连续苦旱三年。真是天灾人祸纷至沓来，辛辛苦苦一年眼巴巴的收成，刚好只能够缴‘公粮’，可是我们没有半句怨言，如数缴给了公家，一家八口只是望着空空的箩筐大哭一场。可怜的母亲拖着一双‘三寸金莲’，一跛一颤地跟在父亲身后，隔两天去‘佛显圣’大庙后面，排队挖回白色的‘观音土’，掺和着少许玉米粉，先让孩子们果腹，剩余的才是他们两位老人家吃。其他左邻右舍，家家户户亦莫不如此。宁愿自家饿得半死，也从不欠缴公家的一分一厘‘公粮’！” “饿得半死”吃“观音土”，也要先交公粮！杨老先生的回忆，真让人潸然泪下…… 许多军人家属也模范带头。1941年，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的夫人在家乡蒲江县，首先将应上的粮赋共630多石稻谷全数交清，又将私人仓库让出来存储公粮。各县不少士绅、名流，也都倡先纳粮。据有关方面统计，省城和各州县踊跃纳粮的知名人士达1000人以上。许多历年公粮不好收的县份，也变为好收了。素称“地瘠民贫”的偏远西康省（原属四川，抗战前夕建省），各族民众也全力支持抗战。早在抗战初起的1937年11月，西康著名藏族人士刘曼卿就组织“康藏民众抗战赴难宣传团”赴藏宣传。部分僧俗民众捐献氆氇110多匹，委托宣传团制成军用背心，分送抗战将士，以“表示遥远后方之康藏民众自动敬慕抗战将士热忱”。西康省民众把最好的粮食上交，以济军用。以康定为例，全县藏汉农民每年把近2000市石(每市石280斤)上等粮食运进县城缴充军粮…… 四川人民交纳粮食，始终十分踊跃。四川老百姓节衣缩食，以自己瘦弱的身躯，支持了伟大的抗战！当时有幅漫画《责任》，就是极生动的写照……

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9.8.2006 14:57
第15章 350万川军64万多人伤亡 国民政府的“征兵”概况 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并无征兵制度。1933年夏，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派兵役科科长朱为等四人去日本考察兵役制度。朱回国后，奉命拟订《中华民国兵役法》原则性草案十二条。但抗战前，《兵役法》并未实行。1937年6月，兵役科扩大为军政部兵役司。 抗战前的中国现役正规陆军有170多万人，多达200个师（包括独立旅、团等），但良莠不齐。至全面抗战展开，在武器精良、训练严谨的日军面前，中国军队伤亡奇重。 抗战越来越残酷，兵额需要量也越来越庞大。千百万热血中国人前仆后继，甘愿以血肉之躯去筑就新的长城！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开始大规模征兵。 抗战开始后，四川省政府以保安处长兼办兵役业务。当时成立补充兵训练处6个，壮丁验编处1个。截至1937年底，全川交拨壮丁已达103837名。 1938年6月1日，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成立，全省在7月1日成立6个师管区。具体征兵则由所属区、乡（镇）、保、甲负责执行。为解决征兵中各种纠纷，又在各县(市)乡(镇)设立“兵役协会”，由地方公正士绅担任；同时并设“免、缓役审查委员会”、“出征军人家属优待委员会”等，协助地方推行役政。 中国军队（尤其是川军等“杂牌军”）后勤救护人员极少。战斗残酷，战场上的官兵有时是很可怜的！一场仗打下来，伤员众多，轻伤者血肉模糊自己走到后方裹伤，残肢断臂的重伤员，多遗弃战场而被敌寇杀死。本书前文“滕县保卫战”等章节，曾谈到许许多多川军重伤员，既无人救护又不愿辱国，最后哭着骂着互相引爆手榴弹自杀……这样的场面何其惨烈！ 为尽量避免此类事发生，国民政府军委会后来令各省成立固定担架兵团，以抢救伤员。四川省军管区在抗战不久后，就在川组成了20个担架兵团，开赴前方…… 1938年9月武汉、广州沦陷，中国抗战转入最艰苦的持久阶段。战争烽火从黄河流域发展至长江、珠江流域。中国增加至11个战区，参战陆军部队已达200个师。经多次重大战役，伤亡官兵越来越多，而沦陷地区越来越大，可以征兵的区域愈来愈小…… 于是，大后方四川的征兵任务越来越加重了。 1939年2月1日，军政部兵役司再扩大为兵役署，署长为四川人程泽润。行政院规定将兵役行政（包括优待征属、抚恤等项）的考绩，列为占县(市)长行政考核评分的百分之九十。这对四川这个征兵重点地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兵役体制，包括征集、训练、补充三大项。各县（市）长是该地的征兵官兼国民兵团团长，负征集、训练壮丁之责。 为使前方将士安心抗战，政府制定了《出征军人家属优抚条例》。四川省政府遵照此令，决定以各县（市）历年所存稻谷作为优待征属经费的主要来源。 实施优待有以下规定： 一、对出征军人发放一定的安家费及优待金（谷）。军人服役期间，每年三节（春节、端午、中秋）发给家属优待金（谷）。为免受物价波动影响，规定以实物发放。同时还规定：凡征属应缴之稻谷，予以免派；缺乏劳力之征属，其田地应指定专人代耕；征人子女求学，应予救济补助；出征军人之婚姻，应给予保障（列入法律条文）…… 二、实施生产优待：省政府拨出专款设立征属工厂，使征属们入厂习艺，增加劳动收入。先后在成都、遂宁、泸州、重庆、万县等地，设置织袜、制伞、糖果、纺纱等小型工厂多处……此外，还规定“征属有优先加入其他公营或私营工厂工作之权利”。 1940年，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全国第二次兵役会议。会议决定： 一、将兵役管区由原来的军、师、团管区三级制，改为军、师管区两级制。四川省由原来的6个师管区，增加为成茂、渝江、叙南、荣威、嘉峨……共22个师管区。 二、新划的师管区，绝大部分都配属于前方的各野战军，以各野战军的副军长或师长兼任师管区司令。 这一改进，大大减少了征兵的阻力，更好地避免了原兵役系统贪官污吏虐待壮丁、克扣伙食医药费等弊端。壮丁直接到野战军补充兵团，有较合理的士兵待遇，能认真受训，达到从军抗战的爱国愿望。这在役政上是一次重大改革，这一措施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八年抗战，四川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四川到底为中国提供了多少兵额呢？ 四川出征人数和伤亡人数全国第一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首先出川开赴前线的川军，编组为6个集团军另2个军、1个独立旅。集团军的编组经过是：最初以川军第四十一军、四十五军、四十九军编为第二十二集团军，由川陕公路北上。以第二十一军、二十三军、四十四军编为第二十三集团军，由川东沿江而下。以驻防贵州的第二十军配属一军编为第二十七集团军，由贵州出发。 继因前线需要，由二十三集团军内抽调出第四十四军，另由川中加编一个军，合编为第二十九集团军。1938年后又由四川抽出八个保安旅编为四个师组合成两个军，编为第三十集团军。又由第二十二集团军中，抽出第四十七军，配属一个军合编为第三十六集团军……除上述6个集团军外，还有四十三军、八十八军和独立第三十五旅开赴前线。 八年抗战中，川军足迹遍布全国战场，先后参加过几乎所有大型会战：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前后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粤湘桂边区会战、豫西北会战…… 除上述川军外，四川每年还向前线输送10万至30多万壮丁，成为中国最大的兵源基地。 抗战刚结束的1945年9月3日，四川省主席张群发表《胜利日感言》说：四川省在抗战中征集的壮丁，达300万人以上。 曾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著有《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附有《抗战期间各省历年实征壮丁人数统计表》，下为四川历年实征壮丁详细数字： “1937年为103837人；1938年为174145人；1939年为296341人；1940年为266373人；1941年为344601人；1942年为366625人；1943年为352681人；1944年为391112人，1945年为283086人。” 四川八年总计共征壮丁：2578810人，居全国各省之首，为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 万的五分之一还强！这个征兵数还未包括西康征的30938人，特种部队及军事学校征的10万余人。川康原为一省，如加上此两项数，四川抗战时期实征壮丁数近300万人（此数尚不包括出川各集团军官兵自行回乡募补之人数）…… 这个数目再加上出川抗战的川军7个集团军40多万人，总计约350万人。也就是说：十五六个四川人中就有一人上前线。 四川为抗战提供的兵员，在全国各省数第一。次为河南省，总计1898356人；第三为湖南省，总计1570172人…… 全国抗日军人中每五六个中就有一个四川人，故又有“无川不成兵”之说。 这绝非一串枯燥的数字！ 四川壮丁在各战场上很受欢迎。张廷献先生曾回忆： “1937年10月，我被分在第二十七军第八师任中校副官主任。这时，刘峙在汉口任军事督练公署主任。第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传达刘峙指示，并向我们说：‘四川壮丁一来，务必首先抢接到手，因川军连年内战，青年壮丁大多参加过战斗，有作战经验，可以说是见惯不惊的老兵了，比起军校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同学还要强得多！因此，四川壮丁送来时，不要让他们登岸，先下手抢接过来为强！’说后，他就派我这个四川人前去……四川送壮丁来的新兵大队长徐杰，既是我二十四军的老同事，又是军校同学，他乡遇故知，相见欢洽，便将所率壮丁900多人，全部交我接收！” 川军在黄河两岸、长江南北广大战场，以陈旧落后的武器装备，无数次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殊死决战，他们中的许多人为国捐躯…… 据何应钦的统计，抗战八年中，川军牺牲巨大：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五分之一，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居全国之冠。 千千万万战死沙场的下级官兵，他们绝大多数未留下姓名，但同样令后人永远崇敬！战场上，川军官兵浑身捆上手榴弹，怒吼着冲入日军阵营与日军同归于尽；最后打到山穷水尽时，川军官兵每每把最后一颗子弹、手榴弹留给自己……这样的事例，实在不胜枚举！

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9.8.2006 15:00
第16章四川热血青年请缨杀敌 自愿出征事例举不胜举 国难当头，四川热血青年热火朝天地请缨出征事例不胜枚举！本书作者从繁杂史料中略举几例。 西充八百壮士赴国难 西充是四川偏远小县，但抗战一开始就成立了“西充县各界人士抗敌后援会”。占山场小学教员李献琛、杨益滋，车龙场小学教员王超等人，在场镇乡村昼夜奔波，到处张贴标语、漫画，还用说唱、表演等方式动员抗日。 1937年农历八月十九日，占山逢场。联保主任办公室门前和戏楼台上，贴有红纸告示：“上峰通知，有志抗日的知识青年，参加义勇壮丁队出川抗日！凡18岁以上的青年，身体健康，有一定文化，愿意参加者，请到联保办公室登记！” 杨益滋在戏楼边搭了个凳子，大声呼唤：“同胞们，青年们，日本鬼子占我东北，杀我父老，奸我姊妹，抢我财物……我们不当亡国奴!参加义勇壮丁队，出川抗日光荣！”听演讲的人将戏楼围得水泄不通。 农历八月二十日，是占山古佛庙会。西充龙泉场何老二等率领安乐院学生来街上演文明戏，观者如堵。当演到日本兵拿着刀向中国妇女劈去时，人群中愤怒地连续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当亡国奴！”安乐院小学的学生跳“锄头舞”，边跳边唱：“手把那个锄头锄野草啦，锄头底下有自由呀。打倒日本要翻身啦!锄头锄头要奋斗呀!……” 王超老师拿着打日本的漫画，挂在那个拉洋片的“西洋镜”里，引来了不少观众……太阳偏西了，他还在那里教唱抗日歌曲：“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 “古佛会”成了抗日动员会，当天就有1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义勇壮丁队。第二天龙泉场人何注江（中共地下党员）也来赶庙会，动员人们说：“出川抗日，是青年报国立功的好机会。各党派联合抗日，一定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仅占山场就有18人踊跃出征。联保主任李安民、李献琛老师及场镇上几个士绅，专门办了几桌酒席欢送。噼噼啪啪鞭炮声中，胸戴光荣花的壮丁被送进城。8月27日，西充全县集中了义勇壮丁800多人。下午开欢送大会，大会主席台横幅写道：“西充县各界人士抗敌后援会欢送第一批义勇壮丁出川抗日大会”，对联写道：“万里赴戎机壮怀激烈；何日平胡虏回望乡关”。还有“为民前锋”、“抗战到底”两面锦旗。 第二天壮丁们出发时，公路上站满送行的人，有送水果的，有送熟鸡蛋的，还有几个缝纫工人抬了一笼热包子，热情地向壮丁们分送，说：“你们先走一步，我们随后就来!” 到了南充，专员公署派人来巡视和检查。李宏毅等几个青年个子不高，检查人员说：“你们还小，转去，等两年再来！” 李宏毅等人急着说：“不分男女老幼都要抗日嘛，我们抗日报国决心已定，当不了战斗兵，当勤务兵也要去!”检查人员很感动，连声说：“好！好！” 西充义勇壮丁年底补充到川军二十六师（作者注：即本书前文所述曾在“淞沪抗战”血战大场中立下大功的郭汝栋部）。1938年夏，他们在江西湖口阴家山开始和鬼子兵作战，西充壮丁伤亡10余人。1939年6月攻南昌，又伤亡100余人。1940年8月再攻南昌，战斗异常激烈。本军（四十九军）军长陈安保阵亡。二十六师师长刘雨卿负伤。西充壮丁伤亡300多人。西充壮丁们带头冲锋，舍身炸敌堡、坦克，咬着鬼子耳朵跳河同归于尽的英雄事例多不胜数！两次攻南昌阵亡的川军官兵尸骨，都埋在异乡的江西进贤县梁家渡二十六师阵亡将士公墓内。李宏毅等人去公墓祭奠，只见黄土累累，埋的是四川同乡残缺不全的躯体和血衣。他们不是将军，坟头没有任何标记……黄昏月冷，李宏毅等人在墓地号啕痛哭，他们宣誓：“要为亲人报仇杀敌，绝不辜负西充父老的嘱托！” 西充壮丁为什么如此英勇？ 因为他们在前线经常看到鬼子兵的暴行。1940年12月鬼子在浙江义乌县铁路两侧用鼠疫细菌制造无人区，炊烟断绝，尸横遍野。 1941年1月，鬼子兵在江西高安县城郊，杀人放火、奸淫妇女。1941年8月，敌人在江西广丰县小南街河坝施行大屠杀，男女老幼500多具尸体，全是赤身裸体、血肉模糊。一个婴儿抱着母亲的头，被鬼子拦腰砍成两段…… 这些惨状，令西充壮丁们泪流满面、义愤填膺！西充义勇壮丁在抗战过程中，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到参加浙江“绍兴战役”、江西“上高战役”及“浙赣战役”时，西充壮丁大都担任了连、排长，在全师第一线起骨干作用。多年的残酷战争，他们伤亡也很大，八百西充壮丁死伤殆尽。1943年，“西充县抗敌救援会”在肃王庙立了一个木质纪念碑，以示家乡父老对他们的怀念…… “龙衢战役”后，川军二十六师打得只剩几个人了。到1945年8月9日进攻浙江分水县城，几年前参军时身体不合格的李宏毅，这时已是营长。他率一个加强营从敌后插入分水县城与敌巷战，身负重伤。在担架上听到老百姓欢呼胜利之声和鞭炮声，才知道这是他的最后一战。而他自己，也是最后离队的一个西充义勇壮丁了！ 父亲送儿“死”字旗 1937年冬天很寒冷，青壮年请缨杀敌却形成大热潮。四川安县曲山镇（现属北川县）青年王建堂约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分头串联，很快就组合了100多个青年，向安县政府请缨杀敌。安县县长成云章被他们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立即上报联系。王建堂先把这个组织命名为“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成云章沉吟说：“这名称太笼统，不如叫‘安县特征义勇壮丁队’！” 义勇壮丁们在安县快出发时，王建堂的老父亲王者成，由曲山镇邮寄了一面出征旗到县府。通常人们送亲人远征，无不祝愿平安。然而当这面旗帜展现在众人眼前时，令人大吃一惊又深深震撼：这竟是一面“死”字旗！ 王者成这位偏僻的山镇乡民，用一块很宽的大白布制成大旗，正中写了大大的一个“死’字，右角题了下面两句很直白的勉词：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又在左方用韵文体写了这样几句话：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王者成的强烈爱国之情催人泪下，又令所有目睹者热血沸腾！在民众欢送大会上，县长成云章激动地把“死”字旗当场转发给王建堂，全场掌声雷动！安县壮丁们在掌声和鞭炮声中走向从军之路……… 乡民王者成送“死”字旗的消息，被新闻记者得知。1938年2月，成都《新新新闻》等报上，以“模范父亲”等标题，详细叙述了“义民王者成”送子出征的事迹。 1939年，王建堂在前线接到父亲家信：“四川军管区还给我家送了一道光荣匾。匾上正文是‘父义子忠’，上款是‘义民王者成送子出征光荣’，下款是‘四川省军管区司令赠’……送匾时军管区代表连同县府代表，约集曲山镇全街群众吹吹打打送到我家的！” 王者成在信中说：“我这当父亲的感到很光荣！” “死”字旗不但激励了王建堂的杀敌激情，还鼓励了所有知道此事的四川壮丁们！ 德阳县的“抗日志愿军” 四川德阳县八角井乡中心小学，虽地处偏僻，但学校救亡歌声每天不断：“向前走，不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放眼校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墙头标语比比皆是。 1939年后，八角井处于日本飞机轰炸成都的航线上，每当敌机从头上飞过，民众恨得咬牙切齿。中心小学体育教师萧尤军，联络乡友黄家同、邹名生、张方述、胡仁堂、廖名均、廖名芝等37人，组成“德阳县八角井乡抗日志愿军”，联名上书县府请缨杀敌。37人中有教师1人、印刷工人1人、商家子弟3人、手工业者3人，其余皆为农民。 这年农历四月二十八，萧尤军等爱国青年打着旗帜，身着家乡父老赶制的灰色军装，背背“抗战到底”的竹斗笠，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赴县城。沿途夹道欢送的人群不绝，鞭炮声、口号声和救亡歌声响彻云霄。在德阳县，县长龚万材亲自把盏向每位壮士敬酒，勉励大家到前方杀敌立功。龚县长和八角井乡联保主任萧仲衡亲自把队伍送出北门，欢送人群中不少人激动得哭了起来。农历六月初，“八角井乡抗日志愿军”到达河南邓县由汤恩伯十三军一一○师接收……在此后7年中，36名“志愿军”壮丁，有19人英勇牺牲在抗日战场上。1944年冬，八角井乡中心小学再次掀起抗日从军高潮，教师尹大富、陈孝元等人参加远征军，奔赴缅甸抗日前线。 父亲送三子参军 重庆《新华日报》刊登：新津县的爱国模范、 72 岁高龄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将 4 个儿子中的 3 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长子高光祖、次子高光文在湖北前线，四子高光大15岁就考入装甲兵团，转战在湘桂各地战场。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一家6口人的生活…… 抗战中，四川热血青年踊跃从军的高潮从未间断过！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1943年冬，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春，日军以泰国为基地，入侵东南亚各国和中国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抗战失败……1942年，盟军积极援助中国开辟国际通道——中印公路，以便输入军援和物资，并准备第一期装备中国现代化陆军30个师及部分空军，以配合战略反攻。 开辟中印公路，必须先消灭缅北、滇西之敌。因此，时任东南亚盟军副总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史迪威将军向蒋介石建议：“征调大量知识青年从军空运印度，接受美军训练和装备，尽快建立优于日军的新型部队，消灭入侵缅甸之敌！” 但当时兵源已近枯竭。当时《兵役法》规定：大专学生、公教人员都是免、缓役的对象，只能发动他们志愿从军。而社会大众也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心理。 1944年8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上，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号召，鼓动青年从军。10月14日，他又下达紧急手令：“3月内发动10万知识青年从军，必须如期如数完成！” 而下面的兵役单位，军、师管区的负责人，对这个艰巨任务如坐针毡。据曾任兵役机关骨干幕僚和团管区司令数年的万金裕先生回忆：四川的一些师管区司令都无计可施，只有听候撤职议惩的打算…… 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军管区司令张群奉蒋介石“手令”后，与军管区参谋长徐思平反复研商。徐思平说：“只有先向某一高等院校打开缺口，再图扩张战果！” 张群说：“那就只好麻烦你快到各师管区基层出巡，深入动员！” 徐思平1942年11月11日由成都出发去绵阳，12日召集该县士绅、机关、法团等，向中学以上学生作《征集十万青年驻印军出国受训，提高国军素质》的讲演。他讲得有声有色，闻者动容，当晚就有绵阳中学学生邱永森等15人志愿服役。 徐思平14日到三台县，他对潼蓬师管区代司令李华骏说：“我要向东北大学学生作一次动员从军的报告，先试试！”东北大学军事教官王建云回校后宣布此事。但各系学生议论纷纷：“东大是国立大学，不属地方政府管辖，徐思平是四川省军管区参谋长，属地方军官，不欢迎他来作报告！” 李华骏对学生说：“徐先生就是学者从军，任过大学教师、高中校长，到日本学过军事，又到过欧洲诸国考察。连东大有些讲师、教授都是他的学生。建议东大先邀请徐先生作一次学术讲演，如讲得好，可再请他作一次专题讲演。” 学生代表说：“题目要我们指定，就请他讲《人生观》吧!” 次日晨，徐思平出席东北大学“国父纪念周”讲演，讲题是：《学生对于民族存亡应有之认识与责任》。他详述亡国将是民族消灭的惨祸，并列举历代名人和当代世界各国领袖人物，多是文武兼备的人才，从军是无比光荣的事业……他激奋地说：“贵校是张汉卿（张学良）先生创办，自东北沦陷，贵校搬迁北平、再迁西安，最后迁四川三台，川中同胞殷勤相待。诸君在抗战烽火中，仍能读书不辍，未感‘黄鸟之叶’(注：《诗经小雅》“黄鸟”篇，诗意是排斥异乡之人)……贵校当前时代的任务，就是在战时必须支持抗战、收复东北；战后，必须建设东北。否则，东北大学将失其存在意义啊！” 徐思平这次演说，极大激发了东北大学和三台县学生志愿从军热情，从而掀起四川及全国知识青年踊跃从军高潮。这篇演说词也成为抗战史上一篇重要文献，全文曾由军政部印发各省军、师管区及各县、市，列为必读之文件。 当晚7时，徐思平又到校作《我的人生观》一题的专题讲演，内容更精彩动人。听讲的还有国立第18中学、省立潼川中学、三台县中师生和各机关、法团各界人士，共约2800余人，连东大卧床休息的病员也闻讯赶来旁听。伫立窗外听讲之人太多，途为之塞。 当晚虽大雨滂沱，听众仍坚持到10时以后，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当场报名从军者竟达304人，女生林霖等30余人也申请从军。因《兵役法》规定女子无兵役义务，徐思平婉谢。女生们气得当场痛哭，质问：“爱国不分男女，女子何以不能参加抗战，共同杀敌?” 林霖等女生此后又送上请缨呈文：“生等虽为女子，语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奈规章有限……泉涌之热泪，实有不能自已者。伏乞额外通融，务使生等展鸿鹄之志，愿效花木兰、梁红玉从军杀敌……以赤胆白骨换取新中华自由之花！” 徐思平手捧呈文，激动地说：“此所谓祖国山河兴亡泪，中国之不亡，赖有此耳！” 自三台县学生们踊跃从军后，全川以至全国学生报名服役者风起云涌。经体检合格者，仅三台一县即有大、中学生213名。四川省十三区行政督察专员钟体道及东北大学教授肖一山也送子从军…… 徐思平11月25日返成都后，再赴成茂师管区各县市广为宣传。11月29日又在成都各电影院召集各大中学校学生讲演。报名从军者众多，录取者欢欣鼓舞，未被录取者深感失望…… 重庆也掀起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在重庆温泉附近美丽的花溪旁。石板古道有几处学生壁报，张贴了几份当时《大公报》社论，题目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文章非常动人，不少同学为之激昂流涕。学生会在大操场上设“知识青年从军处”，扩音器不停地播放抗战歌曲。当有同学签名从军时，歌声暂时停止，而鼓声则大作，扩音器反复宣布：“某某某签名从军！”　 宣传从军的标语到处出现：“你平时常说爱国，现在正是证明的时候了！”“人品的高低，就在此时判断！”有同学甚至画出更激烈的宣传画：一只又肥又大的臭虫躲在被褥下。画上题字是：“臭虫最会躲在温暖舒适的地方……” 从军的声浪沸沸扬扬，没有人能再安心读书了……几日之间，从军人数增至近200人！ 政治大学只是一个缩影，成都的川大，重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交大、复旦等大学都是这种情况。已定婚期的毅然推迟婚期，免征的独子坚决参军……一些高官的儿子也踊跃从军，如四川省主席张群之子张继正（他从美国留学归国不久在四川大学任教授）、陕西省主席祝绍周之子祝源远、贵州省主席杨森之子、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之子……以下各级官员更多。虽然这些人被称为“少爷兵”，但其爱国热情无疑还是值得肯定的。 这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分为两期。第一期从1943年11月中旬到1944年3月，四川各地从军者有1.4万人，成都地区就有8000人；第二期从1944年9月16日起到1945年2月，全川已登记从军的男女知识青年29157人。 第二期全国经甄选合格的应征青年达12.55万人。内有1.5万人受过大专教育。各机关、学校工作人员2620人。这些应征青年后组编为青年远征军，共9个师番号。 征集的人员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个别大学教授、机关公务员。两期知识青年从军，全国共约登记15万人，四川就有4万以上，居全国第一。 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中国抗战中动人心弦的一幕。四川在这方面的贡献也将永记史册…… 青年勇于从军，是同人民全力支持分不开的。四川各地区为支援抗战，都建有“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委员会”。如1943年9月下旬，重庆“陪都辅助抗日军人家属委员会”举行“优待抗属周”。中共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详细报道了这个消息，还全文刊登了给前方抗日将士的慰问电： “前方将士均鉴：抗战七年，幸得诸将士之艰苦奋斗。最后胜利已日益接近，后方同胞复念将士之辛苦，无不感激万分。对将士家属之生活，更无不备极关切。本会自9月24日起至30日止，发起举行优待抗战军人家属周，自政府长官以至社会人士，莫不热心赞助，并实行优待战士家属购米、购布、购油、购物，以及因病送诊、送药、免费住院、贫苦救济等办法。充分证明：后方各界，不仅爱护前线将士，亦且爱护后方之家属。全体将士之家属，不论在任何地区、任何时间，均能享受优待之权利，得到社会的维护，以减免诸将士后顾之忧。特掬至诚，驰电慰问，希继续奋勇杀敌，共争最后胜利为荷。” 有部著名的以抗战时期四川为背景的电影《抓壮丁》，曾引起不少争议。许多学者认为：这部电影和后来一些以抓壮丁为题材的影视剧，不能反映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主流，有以偏概全丑化四川抗战形象之嫌。 当然，“抓壮丁”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 著名作家叶圣陶抗战期间在四川住了八年。1945年4月9日，他在成都陕西街家中，晚饭后，忽闻人声鼎沸，传隔壁茶馆中寄居的壮丁脱逃。他只听得屋瓦上有脚步声，突然一壮丁破屋顶跳下地，张皇地求他不要声张。接着跑入厨房，越墙而去。 叶圣陶忙出门，听人说：这次逃走了20多个壮丁！原来本季抽丁，一次要征足全年之数(本分四季)，故额数特多，乡镇抽齐后都送入城中暂寄居在各街巷。壮丁饮食恶劣，又严加防范，所以壮丁们都想脱逃。此前十多天，三桥街还有一壮丁逃跑时被枪击而死。 叶圣陶又听人说：“上星期祠堂街有壮丁逃入少城公园荷池中，被追兵逮住了，以大刀背痛击其身。旁观群众愤愤不平，都群击操刀者……” 叶圣陶先生慨叹说：“狡黠者以人口为买卖……思之伤心，闻之惨恻！” 第二天，叶圣陶才发现，昨天跳屋的壮丁原来蜷缩在两屋夹墙之间。早晨厨下有人声，他才钻出，对叶圣陶说：“我姓黄，17岁，住西门外，做草纸谋生。出外收账时被拉。身上衣服及钱都为军官没收，换穿灰布军服。” 叶圣陶找出件旧衣让他改装，以便俟机回家。叶圣陶先生又听邻居讲：这次暂住茶馆的一连人，已跑了几十个。壮丁四下逃跑时，街坊民众抱住军官和守兵不让其开枪打人…… 这说明，老百姓反对的，只是各级恶势力在国难当头时，却趁机乱搞抓壮丁的“买卖”吃黑钱。他们对抗战军人是无比尊重的，是鼓励热血男儿上沙场报效祖国的。 如果误以为出川军人都是不愿上战场而被强“抓”去的壮丁，稍有常识的人不难设想：300多万川军官兵，如果不是出于精忠报国的愿望，他们能那样义无反顾地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吗？ 叶圣陶先生专门写过《颂抗战将士》的诗： “最前线炮声含怒，赳赳桓桓，如潮奔赴。此役光荣，寻常征战岂其伍？众心无二，拼血淹东方虏。义胆与忠肝，保每寸中华疆土！艰苦，尽忍饥耐渴，况复弹飞如雨。伤残死灭，尽都替国人担负！” 兵役署长程泽润之死 买卖壮丁“吃黑钱”等“役政”腐败现象确实存在，它最易发生在县乡以下，如同《抓壮丁》所刻画的“王保长”。 1934年12月后，国民政府普遍实行保甲制度。原则上规定10户为甲，10甲为保，若干保为联保。大致上保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联保主任相当于现在的乡长——这些基层官员从来都是最容易产生腐败的。 乡镇保长是怎样参与买卖壮丁吃黑钱的呢？因有些人家不愿让子弟当兵，情愿出钱雇人顶替。而一些穷人家汉子，看到当兵可以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安家粮钱养家糊口，便甘愿卖壮丁。还有一些“兵油子”，卖壮丁后又逃回来，再做同样的买卖……县、乡搞兵役的和保长们就可从中分油水。 1941年春，军政部决心建立全国性的兵役视察网，试图改进这些兵役弊端。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名义发出的通报，说此举可使“其违法舞弊者予以检举，俾得杜绝一切估拉、买卖、顶替、虐待诸弊……夫一视察员之功罪，不在小也。得其人，则一师区之役治可以澄清而无弊”！ 驻各师管区视察员派出后，产生一定效果。根据军政部兵役署《兵役月刊》公布，从1942年12月起至1943年10月止，一年来四川省的检举案件，有据可寻的为1346件之多，被检举者得到相应惩处…… 兵役关系国民大事，有关方面很清楚并力图搞好这点。 对役政腐败官员惩处的最高潮，是震惊中外的蒋介石处死兵役署长程泽润案。 军政部兵役署，主管全国役政，包括新兵(壮丁)的征集、补充、训练。兵役署中将署长程泽润，还兼任中央训练团兵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央训练团团长是蒋中正，教育长是王东原中将)。 程泽润（1894~1945），字沛民，四川隆昌县人，1917年入北京陆军大学第5期。他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关系很亲密，是何派“四大金刚”之一。1937年后任军政部兵役署长。 国民政府财政部自设有税警团，不受军政部管辖。税警团强拉壮丁补充新兵。1944年夏，财政部税警团一个连队经过重庆，临时驻扎在市区民国路（建国后改为五一路）一家老式大院内，这里是接收新兵的转运站。 1944年夏季的一天，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路过此处，忽听到院内传出打骂哭泣声。进院里一看，一位军官（该连排长）正凶横地打骂一个新兵，那新兵跪在地上哭嚎。其他壮丁挤在天井里，有的还绳索捆绑，其状甚惨！ 戴安国与蒋纬国像弟兄一般亲近，就赶紧驱车到南岸找蒋纬国谈此事。蒋纬国便将此事禀告其父，说：“阿爸，这样的壮丁怎么能打仗?” 蒋听了说：“我要亲自去看看！” 当时蒋介石的心情不太好。而蒋与何应钦虽是留日同学，但自“西安事变”以来，蒋、何之间就有了裂痕，何应钦又是军政部部长，蒋可能因之而重视此事……蒋氏父子从南岸驱车进入市区，到那个大院，看到院内乱七八糟，那个军官还在斥骂“新兵”。 蒋走走看看，见到横躺在地上正呻吟的壮丁后，气冲冲地问：“谁在负责?谁在负责？”没有人敢答声。蒋介石说：“马上给我把兵役署长找来！” 立刻，两位侍卫官坐着吉普车直奔夫子池兵役署。署长程泽润不在办公室，侍从人员又找到署长公馆。原来，这天是程泽润“双喜临门”：一是50大寿，二是新公馆落成。公馆内贺客盈门，前来庆贺的有来自各省的军管区司令(中将)、师管区司令(少将)，以及部属和亲朋，一共开了几十桌酒席……正觥筹交错，频频碰杯之际，突然侍从室人员撞进来对程说：“请署长立即到民国路新兵站，委座在那里亲候大驾！” 程泽润很扫兴，赶紧稳住宾客，随即戎装齐整驱车前往。岂知这一去，已是一脚踏进了阎罗殿。 他惴惴不安地来到驻军大院，见蒋正气呼呼站在那里。程上前立正敬礼，蒋沉着脸对程看了一下，说：“部队这样虐待新兵，你们兵役署是怎么搞的!” 程到院里就知这是税警部队，不属他管，立即回答：“报告委座，这是财政部税警团的队伍，他们补充兵员都是自己搞，不属兵役署管辖！” 蒋介石大怒，连声骂：“兵役署不管兵役，谁管？”同时用手杖连连敲打程泽润。程心想税警部队确实不归他管辖，今天过50大寿却受此屈辱，脱口顶撞说：“委员长，你不能随便打人！我身为国家中将，如果犯法，自有国法来处置！” 程泽润敢于如此，出乎蒋之意料。蒋愣了一下，只好说：“好，不打你……这个部队搞得这个样子，你就站在这里，好好看看！” 蒋介石说过这句话之后，便准备走了。钱大钧（军政部政务次长，兼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忙向蒋请示：“他老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不如让他去军法执行总监部报到，等待处理。” 蒋看着钱大钧说：“好，好。”驱车走了。接着何应钦驱车前来，安慰程说：“你先去军法部，我即向委员长说一说。” 程泽润只好懊恼地去两路口大田湾军法部接受看押，听候处理。他明知家中此时满堂宾客未散，妻女盼归……也无可奈何了！ 许多报纸据此写成《委员长微服出访，怒打程署长》之类。由于人们本不满役政，纷纷拍手叫好。 军法部上将总监鹿钟麟认为程主管兵役，对部队虐待新兵事也有一定责任，但无须军法处理。鹿想只有等蒋消气以后，再为程缓颊说情。程在军法部受到优待，部属和亲友都可以去看望。邓锡侯、王陵基、王缵绪、唐式遵、潘文华、杨森等川军高级将领们，也联名请求蒋从宽处理。有人还请冯玉祥出面向蒋说情。蒋一概置之不理，并催军法部处决程泽润。 不久，军委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调任陆军总司令（实际上是遭蒋排挤明升暗降），离开重庆。何到贵阳后，立即打电报给蒋介石，请调程泽润出任陆总中将参谋长。蒋晓得何应钦是想救程，不同意调程前往…… 鹿钟麟尽力挽救程泽润，由军法部把讯问情况签呈送蒋：“程所犯之罪，尚未构成处决条件，请予从宽处理……” 蒋发下手谕：“立即处决！” 军法部不敢违抗蒋的命令，决定不向程说出即将行刑之事，让程回家几天，与夫人和女儿团聚。程暂释回家，与爱妻和女儿见面时悲喜交集。 曾任兵役署视察的李承勋先生对程泽润一案内情知之甚详，他回忆说：“程的夫人当时约40岁上下，身材颀长，亭亭秀雅，仪态端庄，是扬州名门望族之女。程对女儿非常钟爱，视为掌上明珠……程与家人团聚约10天左右，就又回到军法部去了。程哪里知道，他这一去，竟是与爱妻、娇女的永别呢！” 程泽润回到军法部后，军法总监鹿钟麟实不忍向程宣告刑期。但蒋的批示催逼甚紧，最后军法部执行蒋的命令，定期行刑。行刑之前监刑官问程有什么话要交代。程问监刑官：“我为什么要受处决？我犯了什么法？根据哪条法律?” 监刑官只好说：“程署长，这是委员长下的手谕，要我们立即执行！”他把蒋的手谕给程看。程至此终于绝望，不想再说什么了。监刑官一再催问他要交代什么话，他才提出：“不要打烂头部，保个整尸！” 1945年7月6日，程被绑赴刑场，在城郊桂花园执行枪决。其罪状为： “程泽润，军政部兵役署长兼兵役干训班主任，办理兵役舞弊多端，于去年六七月间利用职权，调用工兵建筑私宅，省工图利，经蒋委员长查悉，扣交军法总监部，审明属实，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于本月六日上午执行枪决！” 有人认为：当时“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成风，程泽润只能算是“大官小贪”。陈诚继任军政部长后，详查程的贪污行为，发现程还办了一所“建川中学”，自任董事长，校舍是利用该署兵工和公家材料建筑的。所以有人认为，当时贪官污吏很多，程泽润算老几?蒋介石枪毙他，主要为整顿役政，也有恨何应钦的原因。从这个角度讲，程泽润死得也有些冤枉…… 但当年兵役中的腐败现象被民众深恶痛绝，杀兵役署长确实大快人心。自程泽润1944年被捕后，蒋介石就令徐思平代理署长。胡作非为者闻之丧胆，役政也确有很大改善。

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29.8.2006 15:01
第17章 “献金运动”催人泪下 冯玉祥奔走川南推动“献金” 省城成都自川军出川抗战以来，中共地方组织参与的各级“抗敌后援会”募集寒衣等各种捐献活动从未中断。 1940年冬，重庆各界也发起为前线将士捐募寒衣代金运动。仅1940年9月2日这一天,中国交、农银行带动金融界就捐助40万元，寒衣代金43万元，迁川工厂联合会捐代金15万元。广大民众更是踊跃捐输：1941年3月8日这一天，裕华纱厂女工献代金3000余元,新申纱厂女工献金近4000元，豫丰纱厂女工献金1400元。宋庆龄数次组织义演、舞会,以其门票所得，为前方将士购买医药，为灾区民众赈送粮食…… 在中国抗战最苦最难的1941年初，陪都各界发起了“文化劳军运动”。郭沫若大声疾呼：“前线将士献其整个生命，后方同胞应献出所有财力！”陪都各界在春季劳军竞赛中，共捐献1126万余元。1941年5月26日，陪都各界在抗建礼堂举行战时公债劝募成绩总结大会。蒋介石发表讲话称赞： “近郊之农民，小学学生，卖菜老妇，人力车夫，以及部队官兵等，亦能深明大义，自动解囊，其一腔爱国报国之热忱，无分高低！” 到1942年2月止，陪都公债劝募达1000余万美金,为全国之首。 但大后方民众像一头奶牛经连年挤压，奶汁几近榨干。仅以四川的公债为例，从1937年9月第一次认购救国公债1900多万元开始，又先后认购、发行过“建设”、“军需”、“兴业”、“同盟胜利”等各种战时公债数十种，每次多在1亿元以上，如1940年5月才发放了建设公债1个亿，8月又发行兴业公债1个亿。而各种税款、捐款，更是名目繁多…… 1943年到1944年，日军最后猖獗，先后攻占中国大片国土。前方战事吃紧，将士浴血奋战，却因物资供应困难缺吃缺穿，艰苦异常。 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以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会长的身份，于1943年11月8日从重庆出发，奔走全川20余县市，往返数千里，历时近一年，讲演数百次……他足迹所至，人人争相献纳。其中既有富绅巨贾，也有低薪公务人员；有穷工人、农民、学生，还有缺手少脚的抗战负伤军人和衣衫褴褛的小贩、乞丐，以及和尚、尼姑、妓女，连看守所的犯人也节食献金…… 冯玉祥规定三条原则：“一、有钱人出，贫苦人不出。二、不要勉强别人出。三、要感动别人出。”他每次群众大会上亲自讲演，指明抗战必胜，介绍前方战士的艰难，说：“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四川后方才能过着安定的生活。大家应该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 他在每个地区的讲演，有时达八九次。从丰都到涪陵时，连声音都吼嘶哑了……他生活简朴，布衣布鞋，谢绝一般招待应酬，常在普通“苍蝇馆子”里嚼馒头。冯玉祥为推动捐献，采取多种多样形式。他的书画脍炙人口，献金活动时期利用所有空闲时间作书作画，除部分赠送爱国献金突出的人士外，大都标价义卖，当场捐献。在合江的一次义卖中，几天功夫便卖了7.8万多元。他还自费制造了很多合金戒指，上面铸有“献金爱国——冯玉祥赠”字样。 每逢义演，冯玉祥多次登台唱他老家的山东民歌《爸爸在家》：“爸爸在家受欺凌，孩子们在外真心疼。一定打回老家去，救我父母，救我弟兄！”雄浑歌喉,悲壮曲调，闻者无不泣下。在合江国立女中义演时，女校教师唐铁上台说：“我的家乡沦陷了。听了冯先生的歌，想起了故乡父母……我们难道不应该勉励自己，把一切都贡献国家，还要等冯先生唱歌来感动我们!?”全场大哭。一个沦陷区入川的军人哭得无法抑制，只好掩面跑出会场。 合江白鹿乡粮户施晋生个人献金60万元。冯玉祥称赞这是震动全县、全川、全国的爱国新榜样。接着县中首富、私立祖毅中学校长、三益和锅厂经理陈秋农也捐献了60万元…… 冯玉祥向商人们说：“我们前方的将士还穿着草鞋，有的还赤着双脚，扛着单发步枪，同凶恶的日本鬼子拼杀。我们的将士冻死饿死的不计其数，受伤后得不到医治而死亡者不计其数！” 冯玉祥说到此处，声音哽咽，老泪横流。他又说：“春秋时期，郑国商人弦高，以12头牛犒劳秦师保卫郑国，大家应向弦高学习啊！” 木业公会当即献金61万元，并承诺每月献金1万元，直至抗战胜利之日止……合江十四陆军医院住着一批抗战负伤、一无所有的伤兵，也节省口粮450斤大米献给国家。救济院孤老们也捐献了1000元……徐竞存县长的夫人每月做10双布鞋，献给前方抗战将士。还有几位镇长也马上响应。 冯玉祥是1944年3月26日到合江的。合江这个川中小县，至4月1日晚，献金总数已达1250万元！ 内江市金台旅馆经理李焕章，慨允每年捐献黄谷600市担，直到胜利。他的爱国表现，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 在泸县献金会上，一群乞丐用破饭碗盛钱送上主席台。而断手残脚的伤兵们，用编藤椅、制雨伞义卖所得的1.2万元呈献。冯玉祥实在不忍收受，一再推让不得，只好含泪收下，将他们扶下台…… 盐都自贡市的待遇菲薄的盐工们，早在1942年献金运动中，献金就达1100万元之巨。冯玉祥这次在自贡住了一个多月，对盐商们说：“自贡市是献金运动发祥地，望继续努力！”盐商余述怀一马当先，献出1000万元，突破了全国个人捐献的纪录。冯玉祥为之作画题诗，并特赠刻有“今日弦高”铁如意一柄。 市长刘仁鹿陪同冯玉祥到大安寨拜访自流井场首富王德谦。王受爱国精神的感召，慨然乐捐1500万元，冯玉祥赠“见义乐为”匾额……献金高潮中，有献600万元而不愿留名者。冯玉祥作诗道：“有名和无名，爱国出于一。何以报大德，打过鸭绿去！” 据献金分会统计，自贡市献金为1.2亿元，金戒指800只，金镯10只，布鞋1万双，愿按月献金及按年捐献黄谷直至抗战胜利者计318.7万元，黄谷2214市石，创全国献金最高纪录。按当时自贡市人口226782人计算，人平献金达500元以上！冯玉祥兴奋地说：“我们这个爱国行为，震动了全国和全世界，也震惊了我们的仇敌。这个伟大数字，就像一个很大的炸弹，这个炸弹飞到东京去，要把日寇的东条内阁炸翻！” 泸州妇女会理监事们每人捐献戒指一只，一共18只。各乡镇分会及各保分队长，基本上每人献一只；女教师曾衡青、廖德佩把订婚戒指也捐献了。仅泸州妇女会便募得金戒指127只，重20余两。 捐献金戒指最多的为自贡和富顺两地。自贡献金大会主席台正中，安放着用725只募捐得来的金戒指组成的“爱”字和四周围以长城图案的花篮。富顺县女界在冯夫人李德全鼓舞下，7天内献金戒指达1200只，在一面青色丝绒大横幅上组成“献金救国”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江津白沙是四川四大镇之一。抗战期中由沦陷区迁来中等以上学校达15所，学生万余人。某大学先修班学生来自沦陷区。为了爱国捐献，他们在轮船码头当力夫，在街头擦皮鞋，献金64万元。 在白沙献金大会上，商会先只献金60万元。登时一万多名男女学生都一齐跪下哀求：“叔叔伯伯，救救我们！救救国家！”一时哭泣声、呼喊声响彻整个会场……情景实在太感人，担任大会主席的江津县长肖烈等全县官绅名流及其夫人们都禁不住大哭。夫人们将手上的金戒指、金手镯一齐脱下来捐献。重庆《大公报》专门刊登了《我们都跪下了》的报道，写道：“他们的献金是自动的、无条件的，深感献金报国的无上光荣。民心之可爱，民心之可用，在这次献金运动中，充分表现出来！” 冯玉祥抹着眼泪说：“你们这种爱国热忱，就是铁石心肠也会感动的。可是献金是完全出于自愿啊！”商会代表终于答应献出200万元，学生们这才高兴地站了起来…… 随同冯玉祥的美国友人罗斯先生，见此情景也被感动得泪水直淌。这天夜里，冯玉祥非常激动，12点钟上床，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起来写了首“丘八诗”： “青年跪地哭，请君快救助。献金救国家，不作亡国奴……财富千千万，敌来化浮云。青年捐衣服，为复我国土。不畏饥与寒，雪耻最为主！” 冯玉祥后来在《冯玉祥自传》中回忆： “江津献金大会召开的时候，有一位老太婆攥着十万块钱来到台上，又当场把她手上戴的两个赤金镯子脱下来献了。有人对她说：‘你这老太婆不要这样傻，要给子女留一点！’老太婆说：‘留一点做什么？国家不好，给他们留多少东西还不是做亡国奴……今天当国家大难时候，我们人人都应当把所有的东西献给国家才对。’这老太婆一说这话，全场一两万人都鼓起掌来。他们献金的总数是1350万。肖县长的意思是希望这笔款项都买成飞机，名叫江津第一号、江津第二号，老百姓都赞成他这个建议。我就照着他这个意思，打了个电报给蒋（介石）先生，回电说：‘很好！’” 献金多的地区还有几处市、县：内江市单是献金就达4247万元。富顺县计献金戒指1200只、黄谷3万石、军鞋1.2万双，实物按时价计为4100万元。冯玉祥称富顺献金仅次于自贡市。泸县5000多万元。隆昌献金超过2500万元，金戒指216只，蚊帐夏布甚多。新津为110余万元。双流、夹江、眉山、彭山等县30万至80万元不等……民众为什么如此热情？正如冯玉祥回忆中说：“在夹江县时，我讲演后，几位老先生一个一个站起来，都是泪流满面，他们说：‘出钱、出力、出命！为了抗战是我们的本分，我们要用全力拥护这件事！’” 冯玉祥在成都，情景同样感人。1944年1月17日，“成都市各界民众献金救国大会”在少城公园内举行。从张群、余中英（市长）等官员到市民、商人、教师、艺人……连和尚、老道、尼姑都来了，无不踊跃捐献。省主席张群捐了1万块，成都献金顿呈高潮。最催人泪下的情景出现了：只见一长串衣不蔽体、瞎眼跛脚的乞丐，一个挽一个踉踉跄跄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镍币，丁丁当当放进“救国献金柜”里，然后蹒跚下台……全场哭声顿起，争先恐后地掀起又一轮献金高潮，人潮涌向主席台，台子咔嚓一声塌了半边，幸没有伤着人！ 冯玉祥后来回忆： “到了华西大学，那里的齐鲁、金陵、金女大献金更热烈。有一位山东的学生没有钱，把棉袍脱下献了，冻得直打颤。我说：‘那不成，无论如何不能要你的棉袍，把你冻病了怎么办?’他哭了起来，非献不可……感动了许多人，都落下泪来。还有一位大学生把他的毛衣献了，天气很冷，毛衣献了就有冻着的可能，怎么劝他也不行，他非献不可。后来这几件东西，到各处去义卖，卖了很多的钱……” 省城献金得了1000多万……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不完全统计：四川第一次、第二次献金总额为6亿至7亿元。这些钱，是四川人民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血！这笔巨款，多数用来购买前方急需的飞机、坦克、武器，部分用来慰劳前方将士，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献金运动，不仅各界民众踊跃参加，各地方当局也积极赞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侵华日军倾其全力发动湘桂战役，连陷衡阳、长沙、桂林、柳州、南宁，并曾一度攻占贵州独山，陪都重庆为之震动。日本人企图瓦解中国后方民心，以战迫降。而四川人民却以献金救国运动作为回答，无异筑起了一道精神长城！这对于稳定抗战大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次献金救国运动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它在经济上的意义，这是中外战争史上少有的动人事例。 大后方对抗战的贡献难以尽述 工商业艰苦生产支援抗战 重庆成了“陪都”，四川民众的历史责任骤然重如泰山！ 当抗战炮声一爆发，中国立即陷于严重经济混乱中。1937年8月，国民政府实施战时调整，首先实行大量沿海工厂内迁、稳定金融等应急措施。大批爱国的工商业者、科学家和实业家、工人，千百万各界不愿作亡国顺民的同胞，北越秦岭巴山、西溯长江三峡，不顾道路漫漫坎坷，开始了历史上少有的大迁徙，来到四川。1940年秋，国民政府设立“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加速大后方开发。 四川成了抗战时期全国工农业、文化、商业、金融、贸易、交通的中心，成了抗战财源和物资的主要基地，抗战有了坚实的基础。重庆，也从战前一省辖市跃升为战时首都，成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齐名的国际名城！ 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军队的军火四分之三都要从国外进口。抗战爆发后，口岸全部被日军封锁。于是重庆等地就成为支撑抗战的唯一的军火供应基地。 1938年2月7日，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奉令组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主持汉阳钢铁厂等国防前线大型军工厂内迁再建工作。5月21日,勘定在离城10公里长江南岸的大渡口河滩，征用土地3336亩，组建了大后方最大规模的冶金、军工企业。大批钢铁机械专家恪尽职守，迅速建厂投产，彻底改变了四川钢铁冶金工业的空白历史。 大后方生产环境极为恶劣，工人们为争取抗战胜利，忍饥受冻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流血流汗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各兵工厂1938年至1945年生产各种枪弹85414万发，各种步枪293364支，轻机关枪11733挺……大量枪支、地雷、子弹、炮弹以及钢管、钢板由此运往前线，支撑着艰难的前方战局。 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到胡厥文办的生产军火的重庆合作五金厂慰问。周恩来慨然题词：“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 重庆民营工业也蓬勃发展。到1940年6月，迁入四川的民营企业已达250家。以重庆为中心，建成了包括矿业、发电、冶金、机器制造、化工、日用百货等门类齐全的工业基地，为抗战发挥了巨大作用。沿长江、嘉陵江两岸与川黔、成渝公路两侧，众多工厂隐蔽于山岩隧洞间，每到薄暮，沿岸灯火通亮，机器轰鸣、山野震颤……难怪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称之为“中国工业史上的壮丽史诗”。 川江上1330名水手给国民参政会写了封热情洋溢又使人心酸的信：“我们并不顾虑工钱太少，职业无保障……正尽着最大的努力”，“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下工作，不管死或活，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是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 道出了后方民众的心声。 血汗浸泡成的“特种工程” 八年抗战岁月漫漫，整个中国的钱粮支撑，主要靠“陪都”所在地的四川这个“大后方”来负担。抗战最困难时期，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以八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 像一头奶牛经连年挤压，奶汁接近榨干，最后挤出的已近似鲜血了！四川民众对抗战的贡献，实在难以尽述。要知道：战时粮食奇缺，全川物价暴涨。成都1942年12月至1943年1月，一月之内米价上涨3倍以上，粮、糖、盐、火柴等，都曾限量供应。几千万四川普通民众都挣扎在饥饿线上。就在这种困苦艰难的情况下，四川百姓们仍加紧耕种、生产，支援前方。抗战军队的军火枪械，穿的军衣等，当时主要是靠待遇菲薄的四川工人日以继夜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川江上那些上身甚至全身赤裸的贫穷船工，吼着悲壮的川江号子，积极运输部队、军粮、难民和军需、民用物资…… 此外，仅在1935年至1940年间，仅修建川陕、成渝等公路征用民工即达250万人次。 从1943年12月起，国民政府决定赶修“特种工程”——先后在全川建设空军基地33处（包括新建和扩建新津、邛崃、彭山、广汉等地四个轰炸机场，成都、温江、德阳、重庆、梁山等地五个驱逐机场），以便美国飞机直接从成都附近机场起飞轰炸日本本土。 这些工程时间紧迫、工程量大，都是民工们用血汗筑成。曾管理修建温江黄田坝机场的黄维德先生回忆：“应征民工抗日情绪甚高，不少是自愿要求参加的，工人你追我赶，工效很高……我去工地时听见黄龙溪来的两个女民工边挖边摆龙门阵，一个说：‘我家男人当壮丁走了，保上没有喊我，是我自己要来的’。一个说：‘修机场是从天上打日本，让日本人也跑跑警报！大家多出一把力，早点把日本人打跑！’” 修抗日机场是全民动员。诗人流沙河先生讲：他当年才13岁，也身着土黄布的童子军装，脚穿草鞋，腰悬搪瓷饭碗，和同学们高唱《中国童子军歌》，雄赳赳地走到“民工如蚁”的广汉机场劳动……据统计：抗战时全川被征调的民工不下300万人。 当时民工的生活条件极差，加之有些地方官员腐败，克扣食米，不顾民工死活。本书作者“文革”年代当知青，下乡就在邛崃县桑园机场附近，常听老农民摆当年修机场的旧龙门阵：吃饭是盐水泡菜下糙米饭杂粗糠，如同喂猪，又不卫生，常患痢泻；寒冬腊月，民工衣单被薄，只得挤偎御寒。工棚内虮虱成堆，人人长“干疮子”（疥疮），奇痒乱抓而血痕遍体……轻病转重又无药可医，死了如无亲属领尸，工程处就近挖坑掩埋如死狗…… 就是这些衣衫褴褛忍饥受冻的民工们，流血流汗，硬是凭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和简单原始的工具，在半年时间里就修建好了各个机场！1944年6月16日，第一批B29轰炸机群从成都附近各机场起飞，飞到日本钢铁中心八幡市上空投弹，八幡霎时变成火海……这是从中国第一次完成远程轰炸日本本土，是日本人做梦也没预料到的！ 喜讯传来，中国民众抢买号外，举国振奋！轰炸日本成功的第二天，蒋介石致电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向传义等人： “去冬以来，发动50余万之同胞，修筑多数机场，祁寒赶工、风雨无间。不仅应征作工之同胞，昼夜辛劳，况瘁无比，即民间财力之所耗费、土地之被征划，其贡献之巨，盖亦不可数计。而各县同胞，皆能深明大义，勇于报效，卒使此项空前伟大之军事建设工程，仅以简单之人力，均于最短期间——如限完成。此举对我共同作战，固有重要意义；而盟国人士，亦相率致其赞誉。故我四川同胞，不惟在抗战史上克尽其国民之天职，无愧为贯彻胜利之基础；即在全世界反侵略战争之阵容中，亦具有卓越光荣之贡献！” 四川省主席张群在特种工程完成的慰劳会上说：“溶合中国数十万民工的劳力与血汗，创造出这一个伟大的奇迹！” 到这年底止，从成都附近各机场起飞的B29飞机对日本本土及其占领地共计投下炸弹3623吨，令日本法西斯胆寒。这对日本最后无条件投降，也是一个重要转机…… 大后方民众的血泪汗水不会白流，最后胜利即将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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