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开元华人社区开元周游

标题: 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 [打印本页]

作者: susan-andy 时间: 24.2.2006 19:30
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 1860年以後，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地来到中国从事宣教工作。随著传教的深入开展，一些教会学校应运而生。 一.早期教会学校在中国发展的状况 传教士在华开办教育的初期，教会学校主要集中在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香港和澳门，通常为附设在教堂里的洋学堂，规模很小，程度均为小学。 　　这些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并且还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学生主要为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估计在这一时期，教会小学有50所，入学人数在1000人左右。最早的教会学校可以追溯到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R.S.Brown）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到1875年左右，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学校约有350所，学生有6000人，仍以小学为主，但教会中学也开始出现。 　　从1875年起，由于西方国家在华开办的企、事业日益增多，同时中国人自己办的实业也开始发展，中国近代化需要大批的人才。在这种大环境刺激下，教会学校急剧发展。到1899年，教会学校达到约1766所，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到1900年，在华的几乎所有重要传教中心都开设一所小学。在开办学校的差会及传教士中，来自美国的最多，其次是英国。 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 　　二.传教士对中国留学活动的推动 近代的留学潮是先从教会学校中开始的，后来中国官派留学生，特别是赴美留学生的派遣，也大都与传教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是马礼逊学堂的3名高年级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他们是由美国传教士布朗带到美国的。1846年9月布朗准备回美国休假,他决意要带几名高年级学生赴美深造。当布朗在课堂上说，想去美留学的同学可以站起来时，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著黄宽和黄胜也站了起来。由于这3位学生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传教士还决定在他们留学期间给他们的父母寄赡养金，为期不少于两年。 　　1847年4月容闳等到达美国纽约。随后，布朗保送他们进了麻省芒松读高中。除黄胜因病回香港外，容闳和黄宽都在该校学习了两年，于1850年毕业。接著，黄宽前往苏格兰，考取了爱丁堡大学，读了7年医科，于1857年毕业回国，成为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容闳则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回国。 　　继男子留学后，女子也开始留学。中国近代最早的女留学生也是由传教士携带和资助的。1870年，浙江宁波一位叫金雅妹的6岁孤儿，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往日本求学。1881年，17岁的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国学医。四年后，金雅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继金雅妹之后，福州女子柯金英于1884年在福州教会医院的资助下赴美国留学，在1894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1892年江西女子康爱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也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 　　教会大学建立后，到国外留学的学生更加增多，像上海圣约翰大学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赴欧美留学。中国官方往海外派遣留学生是从1872年开始的。 　　清政府派出的首批留学生虽然与传教士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基督教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最早向政府要员提出往国外派遣留学生是容闳。当1854年他成为第一位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中国人时，就产生了选派留美学生的教育计划和愿望。 　　1862年，他由朋友介绍，成为曾国藩的幕僚。1870年容闳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处理天津教案时，向曾国藩呈报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 　　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容闳的建议和计划的基础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附美肄业章程”12款。该奏摺获准后,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至15岁的幼童120名，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传教士的教育无疑给容闳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以容闳日后的教育活动延续下去。 　　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在出国留学的学生中去美国的人非常少，这是因为美国政府的“移民律”限制了赴美人数。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偿付美国庚子赔款所得的半数，共计1160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遣送留学生赴美之用，每年派100名学生赴美留学，直到赔款退清为止。 　　为了培训赴美留学人员，清政府于1909年6月专设了游美学务处负责考选学生出国留学，并于1911年在北京建立了清华留美预备校，这所学校从开办到1929年结束，共计派遣留美生1279人。 三.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 中国近代最早的女子高等院校大多是由基督教会开办的。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廿世纪初，教会开办的女子大学早在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女子高等教育之前便出现了,这就是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该学校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除了专门的女子教会大学外，其它的教会大学也开始陆续招收女子入学。到1920年，实行男女同校的教会大学有岭南大学、沪江大学、燕京大学等。 　　十九世纪廿年代初，教会大学的女生共有115名，占整个教会大学入学人数的百分之六。教会大学女生的人数虽少，但却代表了中国教育迈向近代、迈向世界的脚步。 　　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职业女性。这些知识女性首先冲破了封建枷锁的束缚，自立于社会。从教会大学毕业的女生主要在医药界、学术界、宗教界等领域工作。 　　在教会女学的冲击下，国人也开始逐渐重视女子教育，由国人开办的女子学校在少数大城市相继出现。深受传教士影响的梁启超于十九世纪末率先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女子学校，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由国人主办的女学。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四.基督教在中国开办的高等教育 中国的教育史远远长于西方国家。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或与传教士有关。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 　　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 　　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给在华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包括教育事业以严重的冲击，许多教会学校被义和团捣毁，不得不停办。义和团后，传教士一方面利用庚子赔款恢复了原有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又新开了大批的教会学校。在苏州、南京、广州、福州、成都、武汉等地，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崛起。 　　1901年,美国卫理公会在苏州开设了东吴大学。1905年，在华的两家美国宣教差会美南浸信会和美国浸礼会合作在上海开办了浸会大学，该校于1909年正式开学。1929年浸会大学改名为沪江大学。美国卫理公会、北长老会和基督会于1910年在南京创办了南京金陵大学。1915年在福州，六个基督教差会：美国公理会、卫理公会、归正教会和英国公理会、长老会、圣公会联合开办了福建协和大学。1916年美国长老会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准备，在广州开始了岭南大学。在华中地区，美国圣公会、归正教会、英国伦敦会和卫理公会于1924年在武昌创办了华中大学，1910年，在西南地区，四个基督教差会：美国美以美会、浸信会、加拿大卫理公和英国公理会在成都联合开办了华西协和大学。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 　　从开办大学的基督教差会看，美国占了绝对的优势。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有美国传教士的参与，故中国的教会大学受美国教育制度的影响较大。 　　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开办与发展，使中国的教育有了历史性的进步，基督教大学的出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使中国有了以教会大学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教会大学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许多方面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内容。 　　基督教大学的出现，也引发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教会大学的建立促使中国开始重视高等教育,使中国人自己举办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正是在教会大学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官办和私办大学开始建立，如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等。 　　教会大学的出现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这一事实是我们所不能，也不应忽视的。教会大学建立以前，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大约处于西方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水平，即以古典文史学问为主的水平。早期在华基督教大学的学术水平则与西方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水平相当，而到廿世纪初时，在华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水平则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这种高等教育发展的飞跃同基督教在华开办大学是分不开的。 □作者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研室主任，现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读博士班，著有《传教与教育》、《世界宗教史略》等书。 摘自〈海外校园〉

作者: susan-andy 时间: 25.2.2006 00:41
转载 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 1949年以前，在中国兴办教育成为基督教会扩大其影响、培养新式人才的一种潮流和主要方式。与天主教不同的是，基督教在建立各种初级、中等教育的同时，主要着力于大学教育的发展，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从20世纪初期到20年代末，基督教的各种传教团体在中国总共建立了14所教会大学，这对于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那时中国只有三所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北洋大学）。此外，教会大学还在教育模式上为中国作了表率。 1901年美国监利会创办了中国的第一所西式大学——东吴大学。随后一系列著名的基督教会大学建立。它们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杭州之江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武昌华中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湘雅医科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沪江大学、广州岭南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山东齐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此外还有一些小的高等学校。这些西式的大学，为当时中国的新式人才培养起到了一定作用。 摘自中国文化网 <a href='http://www.chinaculture.org/gb/cn_zgwh/node_1844.htm' target='_blank'>http://www.chinaculture.org/gb/cn_zgwh/node_1844.htm</a>

作者: susan-andy 时间: 25.2.2006 00:43
转载 上海中西书院 上海中西书院是19世纪后期基督教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著名学校，设立在上海。 1881年著名的来华传教士、美国监理会的林乐知在上海首先开办了中西书院的第一分院，当时被称为林华书院。1882年又在上海开设了第二分院，主要是由传教士授课。随后，林乐知向美国募捐，几年后购买了35亩土地，将两个分院合并，成为中西书院。 该院学制方面定为三级8年制，先后学习识字、音韵、英语、历史、地理、代数、物理、化学、天文、力学等，一般第六年就可以毕业。如还愿意继续深造，就接着学习航海、测量、国际公法、人体生理、富国策等，属于专业培养。 在20世纪初，中国的海关、邮政、铁路以及实业界人才，大多数都出自该校。林乐知的办学方针比较开明，学生甚至可以自由发表爱国演讲。1911年该校正式并入设立于江苏省苏州的东吴大学。 摘自中国文化网 <a href='http://www.chinaculture.org/gb/cn_zgwh/node_1844.htm' target='_blank'>http://www.chinaculture.org/gb/cn_zgwh/node_1844.htm</a>

作者: susan-andy 时间: 25.2.2006 00:44
转载 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成立于1916年，它本来是由华北地区的几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包括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分别由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美国女公会、公理会、英国伦敦会等合办，初期名为“北京大学”。 由于是不同的教会合办、不同的学校合并，所以起初管理非常混乱，一直没有满意的校长，直到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才开始有了转变。司徒雷登是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后来还成为美国驻华大使。他上任后，立即对学校进行了改革并把学校更名为燕京大学。随后开始建设新校区，向社会各界募捐。经过几年的努力，该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最美丽和有成就的大学。在教学思想上，该校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从1929年起，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有近20个系。它的毕业生主要活跃在中国的教育界、政界和宗教界。 摘自中国文化网 <a href='http://www.chinaculture.org/gb/cn_zgwh/node_1844.htm' target='_blank'>http://www.chinaculture.org/gb/cn_zgwh/node_1844.htm</a>

作者: susan-andy 时间: 25.2.2006 00:45
转载 广州格致书院 广州格致书院是十九世纪中国著名的教会学校，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医生创办于广州。 哈巴安德医生1844年毕业于美国一所医学院，后来到中国，开始在广州和澳门一带传教。1847年，他在广州创办了一所规模很小的学校。1954年他停止行医而专心从事教育活动，并在自己的学校里增设了女子学校，后来成为神学专科学校。1887年，他从美国筹集了一些资金，在广州当地人士的请求下，在广州开设了格致书院。 第一届学生有30人，著名的有陈少白，后来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助手。在课程设置上，主要有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另外还请中国教师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同时还有固定的圣经课。1907年该学校改为岭南学堂，开设了医科。后来该学校成为岭南大学；而其医科成为圣约翰大学的一部分。 摘自中国文化网 <a href='http://www.chinaculture.org/gb/cn_zgwh/node_1844.htm' target='_blank'>http://www.chinaculture.org/gb/cn_zgwh/node_1844.htm</a>

作者: susan-andy 时间: 25.2.2006 00:46
转载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女子教会大学，1915年在南京开学。 它一开始就以大学的规格出现，第一任校长是德本康夫人。该大学的发展是很艰难的，开办时只有6名教员，教学设备也很简陋，只有一间普通的化学实验室、两架钢琴和一部大英百科全书。第一期招收了11名学生，最后完成学业毕业的只有5人；第二期招收学生20人，最后毕业的只有8人。它的学生来源不但少，而且年龄偏大。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这一现象才开始发生变化。到1920年，该大学已经有学生70名，教师16名，其中5名中国人。 大学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教会的捐助和其它大学的资助。1923年，金陵女子大学迁移到新校区，占地面积扩大，而且校园美丽，从而开始受到中国上层社会的青睐，学生人数进一步增加。 1930年，该大学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在教学方面，它保持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 摘自中国文化网 <a href='http://www.chinaculture.org/gb/cn_zgwh/node_1844.htm' target='_blank'>http://www.chinaculture.org/gb/cn_zgwh/node_1844.htm</a>

作者: susan-andy 时间: 25.2.2006 00:47
转载 英华书院 英华书院是近代来华传教士最早创办的学校之一，1818年由第一位新教来华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创办于马六甲。 最初的学校是由马厩改建的教室，由中国教师授课。1818年英华书院正式开学，学制并不严格，分成三个班，实行中英双语教学；中国学生没有宗教限制，学校还提供住宿以及其它生活费用。该书院还为中国学生设立了助学金，其主要目的是吸引当地的华侨青年入学、信仰基督教，然后为传教士业服务。 1843年，书院从马六甲迁移到香港，不久改为神学院，专门培养传教人才。该书院的最后一任校长是著名的来华传教士理雅各，他也是著名的汉学家，他在担任英华书院校长期间，致力于把中国的儒家传统经典翻译为英文，陆续出版了大量著作，受到西方的极大欢迎。 摘自中国文化网 <a href='http://www.chinaculture.org/gb/cn_zgwh/node_1844.htm' target='_blank'>http://www.chinaculture.org/gb/cn_zgwh/node_1844.htm</a>

作者: susan-andy 时间: 25.2.2006 00:47
转载 益智书会 益智书会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著名文化传播机构之一。1877年，在上海举行的来华传教士第一次大会上，与会者不论是属于哪个宗派，在文化教育活动中，都感到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主要有学制的规范和教科书的编写、新学译名的确定等，这些都需要统一考虑。于是，该次会上成立了由7名传教士组成的“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 1890年的第二次来华传教士大会上，该委员会又改名为“中华教育会”，并且开始吸收中国本土的牧师。1905年中华教育会改称为“中国教育会”；1916年又改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但是，该机构对外的称呼始终是益智书会。 最初它是传教士大会的一个附属委员会，1916年以后成为一个独立机构，而且发行英文的《教育季刊》为会刊。该团体在几十年里出版了大量的专业水准的教学用书，对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摘自中国文化网 <a href='http://www.chinaculture.org/gb/cn_zgwh/node_1844.htm' target='_blank'>http://www.chinaculture.org/gb/cn_zgwh/node_1844.htm</a>

作者: susan-andy 时间: 25.2.2006 00:48
转载 山东登州文会馆 山东登州文会馆是十九世纪中后期基督教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学校，位于山东登州。 1963年，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狄考文来到中国，不久在登州创办蒙养学堂，招收了6名家境贫寒的学生，为他们提供衣食和纸张等。当时，因为担心学生的家长迫于社会的压力，提前让学生退学，所以学堂要与他们签约。1876年该学堂改名为登州文会馆，具备了中学水平。 学制方面分备科和正科，读书9年。由狄考文亲自编写课本，包括数学、物理化学以及圣经、国学、英文；狄考文的妻子则讲授历史、地理、音乐等。1886年文会馆的规模再次扩大，可以容纳100多名学生。同时，还增加了木工、电工、车工等工艺课程；另外有一些传教士讲授天文、逻辑等新课程。 义和团运动时，该学校遭到冲击和破坏。此后，校址迁往山东潍县，并改名为广文学堂。后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著名的齐鲁大学。 摘自中国文化网 <a href='http://www.chinaculture.org/gb/cn_zgwh/node_1844.htm' target='_blank'>http://www.chinaculture.org/gb/cn_zgwh/node_1844.htm</a>

作者: susan-andy 时间: 25.2.2006 00:49
转载 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原为约翰书院，由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1877年开始筹建，1879年正式开学。 最初，为了吸引学生和扩大影响，该学校免收学杂费，而且免费提供住宿和其它生活用品。1888年圣公会传教士卜舫济开始担任校长，直到1942年退休。 学校最初设国文和神学两部，1880年设医学部，1881年设英文部。在教学特色上，该校尤其重视英文学习，是学生的必修课，而且课堂大部分用英文授课。由于该大学的学生英文水平在全国是最好的，因此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20世纪后，圣约翰大学在提高教学质量，扩大办学规模方面了很大努力，先后建成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四个相对独立的学院。1906年以后，它的毕业生还可以进入美国的大学深造，所以吸引了大批学生。20世纪40年代中期，圣约翰大学的规模又进一步发展。 摘自中国文化网 <a href='http://www.chinaculture.org/gb/cn_zgwh/node_1844.htm' target='_blank'>http://www.chinaculture.org/gb/cn_zgwh/node_1844.htm</a>

作者: susan-andy 时间: 17.7.2006 12:14
大批教士来华后，深入内地，备尝艰辛，传教外，为中国人民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产生了广泛影响。诸如教育平民、施医救急、抚孤慈幼、赈济灾民、破除迷信、戒绝鸦片、禁赌废娼、解放妇女等等。教会在中国所办学校取得惊人的发展。1889年，教会学校学生总数不到17000人。到1918年，教会学校约13000所，学生总数约35万名。估计到1926年，教会学校总数约达15000所，学生共约80万名。而到了1937年，教会学校在校学生估计总数约100万名，其中大学生约8000名，中学生约9万名，其余为小学生及一些神学院校学生。其中基督教重点放在大学，天主教则放在小学和神学。另据统计，在1914年，教会学校有12000多所，学生约25万名；当时中国官立学校共57267所，学生共约163万名，与教会学校的比例学校是5：1，学生是6：1,由此可见教会教育在当时的比重了。教会特别重视高等教育事业。据1917年日人统计，在外国人办的初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学生总数的4%，中等学校占11%，而在外人办的高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新式学校学生总数的80%。1926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1所，省立大学只有山东大学、北洋大学两所，私立大学5所，而基督教会所办大学，则有16所，著名者如基督教所办之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济南齐鲁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等。包括天主教所办之北京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除过普通教育外，在针对残疾人所进行的特殊教育方面，基督教会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首创之功，不可磨灭。总之，在教育上，单就美国言，如郭沫若1950年在政务院第65次会议上报告总括的：“根据1936年的调查，美国教会及救济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4190万美金。其中，动费用占47%。”教会教育在40年代亦有很大的发展，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诚如胡适所言，“这几十年来，教会在中国设立了很多优良的大学和中学，它们对于近代的学术实在有很多的贡献和影响，可惜现在又都没有了。”所有这些学校的设立，为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人文学术，引进西方新式教育体制，造就一代新式人才，无疑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其对几千年的旧式封建教育，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医学上，据1936年第13期《基督教会年鉴》统计，基督新教34个差会在华创办的医院，分布全国各地，至抗战爆发，总数达260个。此且不算天主教会所办医院。《剑桥中国晚清史》讲，“1876年有412181名病人在40所医院和诊所接受过治疗；30年后，据报道每年至少有200万病人在250所教会医院和诊所接受治疗。”有人总结过，“教会医疗事业从1835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在中国共设有25000张病床，5000万美元的投资，平均每年约有400名外国医护人员在这些医院工作。”举创建中国第一个精神病院的美国长老会的嘉约翰博士为例，他从1854年5月15日到达中国之日起，一直到1901年8月15日在广州去世，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之久主持博济医院的业务。据统计，嘉约翰医生诊治的门诊病人达74万人次，住院病人达4万人次，曾为49000余病人动过外科手术，翻译了34部西医西药书籍，培训了150名西医人才等。可以说他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另据统计，至辛亥前，西人译著西医书籍达100多种，内容涉及诊断法、绷带包扎法、皮肤病、梅毒、眼病、炎症、医学原理和实践、药物学、热病、卫生学、外科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等，其基本为传教士所为；此外，他们还开办药厂、创办医学报刊，传播现代医学知识。所有这些作为，无疑为救治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的疾苦，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布，首先受益于傅兰雅、丁韪良、林乐知等一批传教士的翻译之功。比如曾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翻译长达28年之久的傅兰雅，是在华传教士中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著作数量最多的人，据其《译事述略》收录，至1878年出版的各类西方科技著作达97种，以工程技术为主，包括算学、化学、汽学、天文、医学、物理学、军工业等，还有史学和法学等。费正清另有过统计，傅兰雅“一生翻译了129篇译文，其中有57篇自然科学，48篇应用科学，14篇陆海军科学，10篇历史和社会科学。”（此处翻译所谓“篇”，许多实际是“部”，即著作）他们不仅译书著述，还介入实践，指导当时洋务派兴办各类实业。总之，如有人总结的，“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办的报馆，医院和学校，其内部经营管理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这些机构一般来说，管理民主化、科学化、办事有效率，用人精干，建筑实用，设备新颖，这些为中国文化教育医疗事业的兴建提供了借鉴。” 在政治方面，如范文澜先生认为的，在华新教教士是“变法运动的别一推动力”。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变法思想的传播，得力于传教士所开设的报馆，他们于其间介绍西洋文化，以启发民智。二是英国苏格兰长老会教士韦廉臣在上海成立广学会，以林东知、丁韪良、李佳白、艾约瑟、李提摩太等一批传教士为主，通过西学著作的翻译，为维新志士变法提供了理论。三是教士们创办的《万国公报》，多刊载时局论文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有力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费正清说，“基督教传教士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据说康有为在1898年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此外，他们还帮助形成了改革派自己的方法、思想甚至世界观。”辛亥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志士与基督教士均有密切交往，受其影响，许多人如孙中山等受洗成了基督徒，他们为革命为中国之命运出生入死，置个人安危和小利于不顾，实在与其信仰所提供的精神力量分不开。 众所周知，基督教会在旧中国的慈幼事业以及赈灾救济活动中，有过大量作为，起过重要影响，有些甚至是开创性的。比如他们设立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机关，收容弃婴、孤儿和各类残疾儿童，对他们进行抚养和教育，使他们能够长大成人，并能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解放前,仅在上海一地每年至少在街头或垃圾箱里可以找到18000具童尸。遇到灾荒，更是成群的婴儿被抛弃。”尤其女婴。育婴堂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开办的慈善机构。开办于1867年的上海圣母育婴堂，“据累计，到1935年该堂已收容过婴儿17000余名。”当然，许多育婴堂因条件简陋，传染病时有发作，死亡率很高。遇到这种情况，一些士绅人等便捏造各种荒诞不经的谣言，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而这正是许多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不管怎样，对此类慈幼抚孤的善举，我们应有一同情的理解，不可求全责备。那怕在兴办时是出于什么动机，毕竟我们在弃婴，而别人在为我们收养弃婴，我们毕竟没有人首先想到过要办育婴堂、孤儿院。旧中国灾害频仍，每遇灾情，总有许多传教士前往灾区了解灾情，发??捐活动；他们还成立各种救灾组织，从事长期系统的救济事业。① 另外，中国旧传统中许多恶习，比如缠足、纳妾蓄婢等，多赖传教士之努力而得彻底改变或大为改变。例如我国妇女之天足运动，便由李提摩太等首先提倡，他于1895年设天足会，利用广学会书报广事宣传，他们奔走各地，开会演说，终于造成风气，在短短数十年间将行之千年的旧习完全铲除。他们还禁止纳妾蓄婢，反对娼妓，设法让她们从良。在禁戒鸦片的活动中，教会主持推动各种戒烟组织，出钱出力竭力扼阻鸦片流毒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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