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生前最后一诗剑指以色列引发哗然！
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寿终正寝之前发表诗作，批评以色列的伊朗政策，在德国社会掀起轩然大波。这首以《非说不可的话》为标题的诗作同时发表于《南德意志报》、《纽约时报》以及经由一家西班牙报纸进行转载。
高龄八十四的格拉斯在诗中激烈抨击以色列的伊朗政策，说核政权以色列已经威胁到了“支离破碎的世界和平”，要求伊朗及以色列两国政府皆允许国际机构定期、有恒地检查该国核设施情况。格拉斯同时批评“自己的国家”向以色列再次发售潜艇，但没忘记强调自己一如既往地是以色列的朋友。
诗作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德国社会的极大反响。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措辞严厉地指责格拉斯，称其言论不负责任并颠倒黑白，明言，“一个出色的作家并非一定是个出色的中东问题专家”。
德国执政党基民盟秘书长言称，该诗作者完全匮缺对事实真相的了解。德国对以色列无条件地站队毋庸置疑，格拉斯身为公众人物没有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实在令人遗憾。有政治家发声：格拉斯虽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但谈论政治总是偏驳。
不过格拉斯的言论却深受左翼党派的欢迎，其公开表态，格拉斯言之有理。批评家布罗德在媒体发表看法，说格拉斯是一位 “有教养的反犹分子样板，他们之所以对犹太人很友好，是因为他们对纳粹犯下的罪行一直内疚于心，期望以此弥补历史”，但骨子里他们却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这一点从格拉斯较早的一些言论中可以得到证实。
联邦政府对此不愿表态。政府发言人萨伊伯特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德国政府保障艺术自由，而且政府对每项艺术领域中发生的事件也拥有不置可否的权利。”
外交部发言人回答媒体提问时说，目前尚未接到以色列政府对此事的官方反应。以色列驻德国大使就此事件向媒体发表的公开信表示：古老的欧洲人曾认为，犹太人用基督教儿童的血做面包，今天有些欧洲人认为犹太人想消灭伊朗人民。“以色列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生存权遭受质疑的国家”。“我们愿意和当地区的邻居同息与共、和平相处”，“君特．格拉斯赋予我们的角色，正是我们所不愿接受的”。
格拉斯在自传中承认自己曾参加纳粹党卫队。事件一公开他满遭人非议。有人指责他隐瞒历史，享受“清誉”，而别的与纳粹曾有瓜葛的却遭受谴责。
格拉斯一向支持社民党，多次为该党竞选助威。是时北威州大选在即，社民党州长候选人拉福特女士本来有意让他站台助选，结果无奈作罢，只好放弃格拉斯的助阵。
二、邂逅格拉斯
格拉斯看破红尘，自知已到“风烛残年”，是封笔的时候了。所以，他的诤谏不再含蓄，不再闪烁其词，最终“一吐为快”。
春日来临，笔者再次想起了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六年前，也是在春天，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争议声中与世长辞。
时光荏苒，但笔者译诗心得记忆犹新，更是笔者与格拉斯生前几番交往。现落成文字，以飨读者。
1979年秋，刚学德文年余的我，有幸聆听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举办的一场文学朗诵会。格拉斯出席了这场朗诵会。当年德语成了我的专业可是时代的产物、历史的造化。文革后恢复高考，招生少之又少，且报考专业各省均有限制。我虽外校英语出身，但我省是年只有北外三个德语名额，遂三生有幸进了北外德语系。今天对于德语系学生而言，能一睹顶级德语作家的风采，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单因当时德语水平实在有限，我只能听懂重复的书名《铁皮鼓》。此为格拉斯“但泽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是他的成名之作。这本书以格拉斯特有的笔法，讲述了侏儒奥斯卡的曲折经历，对“二战”前后德国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进行了深刻的讽刺。后来，这部小说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并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然而那次是我初遇格拉斯，一晃六年，而后我在中国作协外联部任职，八十年代随王蒙、张洁、北岛等中国作家团访问西柏林，这是格拉斯的卜居之地。
出访期间，西德官方安排了我团与作者共进晚餐，我担任王蒙的德语翻译。 席间，我告诉格拉斯：“您当年在北外讲 《铁皮鼓》，我还倥侗顓蒙，如听天书，情景仍历历在目”。他诙谐地说： “今非昔比啦，您都成了德语大师。我的铁皮鼓今晚要是没有您可敲不响喽！”
三、烟斗作家
格拉斯烟斗抽得很凶，抽法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我想当然地认为，应该是“一人一斗”，哪知他是“才高八斗”。要抽时，他拿出来的是大小各异的一包，桌上一摊，简直壮观。那年头，酒馆不禁烟，厅内香烟缭绕、气雾袅袅。在酒馆昏暗的灯光下，作家们兴许别有一番灵感，但不抽烟的团长不知是何感受。
好奇心敦促我讨教大作家：“抽烟有一烟斗足矣，何尝如此一大排？” 格拉斯收起谈笑风生的轻快，神情严然，让人瞬间想起《铁皮鼓》里奥斯卡的父亲对他施教的神态。
“这学问大了！” 他说，“一抽烟，烟斗就会发烫。烟斗一热，口感就变得乏腻。烟斗须彻底冷后却才能再用。选择大小取决于兴致：偶遇有胃口，捡个大斗；临时对付，小斗足矣。而且，烟叶硬度及品种也各有千秋，需要据情择取不同的烟斗。” 可不？真有学问可言。
之后，我们访问哥廷根大学所遇的文学教授和在汉堡的作家，都抽烟斗。耿耿于心的我发现，他们的烟斗包与格拉斯的如出一辙。为求证格拉斯所言，我又请教两位作家，其回答竟如出一人。
翌年，我随王愿坚、路遥等作家出访联邦德国家访棱茨（S·Lenz），看到他也是“烟斗作家”，其身后同样摊展着烟斗包。
四、与作者书信往来
于西柏林跟 《铁皮鼓》 作者一聚一散，下一次的际遇便时空跨越了二十七年，直到2012年4月，因他发表了《非说不可的话》，才有了再次联络的契机。
七日晚上，卖报人送来第二天的 《慕尼黑晚报》。忙完生意已近子夜，我翻开报纸发现了这首诗，读后颇为作者的善意而感动。因曾两次晤面，更不敢忘记他用溢美之词期待我的德语能长足进步而顿感责无旁贷地须将这首诗译成中文发表，否则我将愧对作者。我想到了德国 《华商报》，尽管已是三更，但我谙悉报人此刻必定还在精神头上。电话一接通，总编当即同意，译文可以本期发表，但我须在凌晨六点前将定稿完毕的译文传真到他手里，因编辑部明早要制版出报纸。
按常情，忙了一天的我此刻该休息了，但一种无形的召唤敦促我今夜放弃日常作息；使命感迫使我一气呵成将诗译出，打字成稿，赶在约定时间之前将稿发走。
格拉斯此诗的发表，凡对他同情者均不敢公开发言；而对他严厉呵斥的惟有反对声，无以为计的记者竞相怒怼，唯恐不及。我在慕尼黑有位知交律师，一日来访，我向他展示了我发表的诗译，明确表达了我对格拉斯的深切同情，并对作者的观点表示认同。这位律师蓦然起立，神情极严肃地看着我，说他是格拉斯的至交。在听说了我跟格拉斯有过相遇的经历后并欲给作者写信时，他认为由他代笔更妥，一则身为律师，他不便私下透露作者的住址；二是眼下无疑信函浩繁，常人去信难免被忽略。通常信函往往先由秘书处理，如果我写，很有可能石沉大海。因此，律师以我的名义写了信。
尊敬的格拉斯先生：
我的朋友金弢先生是日耳曼文学学者、翻译家，而且还是慕尼黑一家企业业主，他曾于北京、西柏林与您见过面。他已将您的诗作迻译成中文并在德国华文报刊发表；
金弢先生非常崇拜您，因为您的地址他不甚了解，于是请求我将他的发表邮寄予您。他为您的作品被人曲解、被人污名成“反犹”的重罪，落得名誉扫地而痛感遗憾！
金弢先生让我转达对您诚挚的慰问，并祝您早日康复！
致亲切的问候
B·S 博士
2012年，4月25日 慕尼黑
时隔两月，格拉斯的秘书以他的名义，回信终于姗姗来迟。
尊敬的 S. 先生,
出于技术问题———加之来函势如潮水。堆积如山的信件需要首先整理归档，导致格拉斯先生对您及其他众多友人的来函，回复拖至今日。凡是提出批评的、颇有建设性意义且又具裨益的信函，自然会深受欢迎，而且，它们远远强过多家德国媒体的发声，此为显而易见。对我的迟迟回复，我深感歉意，见谅是幸！······
并致以友好的问候
H.O.（秘书）
此外，格拉斯随邮还寄来了一封自己的信件如下：
来函者敬启：
您的信函已悉心细读，我谨向您表示感谢！缘因信件纷繁，我无能一一回复，您谨请谅解！
信中，格拉斯称： “对我的发表，多家刊物以恶劣的方式作了回应，他们对诗的内容置若罔闻，将我本人当作他们的攻击目标。我虽有准备，但他们的所言所行、对我的侮辱，其程度之强烈，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他们蓄意损人的诋毁，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然而国内及海外同时传来支持我的友好声音，他们都是平常的读者、或社团或网络媒体。这激励我坚信，是对眼下存在的战争威胁作公开讨论的时候了。” 显而易见，我诗作的末尾几行，尤其倍受人赞赏。
“诚然，我已不再沉默
因西方世界的伪善我已领教够了 ······”
以色列国因为它的政策已危胁到本国民族以及其他国民，若谁能跟我一样，与以国及以国人民携手并肩，是绝不会放弃对这一友好国家迫在眉睫的批评。无论是谁，只要能找到相同的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我将感激不尽。我们生活于民主体制之中，而这种民主制度不时受到利益集团对议会的操控和影响。就我本人而言，我赞赏并致力于和平的利益集团而不赞同对议员施加影响的经纪人。请你们尽管放心，我将依然如故地行使我的一切可能，当然我承认，我年事已高，能力有限。是你们的积极反响增强了我的信心！谢谢！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君特·格拉斯
就笔者本人，我不光深切同情格拉斯，而且非常理解他的诗，并且认为这是他的一片善良。在给我的回信中他一再强调，他将一如既往地把以色列国看作朋友，并愿意继续 “携手并肩”。难道这是他对自己那块“污迹”的反省？从而引来的自咎？
格拉斯的出身并不存有问题，诗文里他表白更多的是自己那段不光彩的经历，那块“永不得以舔去的污迹”。2006年，格拉斯在那本自传中承认17岁时参加过党卫队。书一发行，使格拉斯为世人诟病，舆论掊击他做事不道德，蓄意长期隐瞒历史，享受清名。有人指责他这一反省已为时过晚！更有甚者，有人谴责他存心欺骗大众，拖至今日，也许早上几年，文学诺奖或与他错肩而过。然而也有别样声音认为，无论作者写诗动机如何，他的告戒多少起到了防微杜渐、抑制事态恶化的作用，毕竟众所担忧的事情至今没有发生。
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野里呈现出一个孤灯只影、年迈体衰的他，在自责、在忏悔。他作诗时 “孤家寡人、悲情苍凉” 的老态龙钟，人生垂暮、大限将至的情景更是跃然眼前；
格拉斯毕竟已是红尘看破，自知不久人世；不仅夕阳落照，更有“风烛残年”之感。他决计已定，是该封笔的时候了（墨汁将尽）；他也预感到了事态的濒危，已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关口。他的诤谏已不再含蓄，不再闪烁其词，而是直言不讳。对德国政府及西方世界的虚假、伪善他已嗤之以鼻，话说得如此淋漓酣畅。人至将死，他已无畏无惧，憋屈了多年，他欲“一吐为快”。
无论他的指摘何等露骨，用词多么尖刻，但作者坚信不移自己善良的本意。是他想在弥留之际给世间留下一桩好事？给一忠告，以避免一场人类的劫难？也为自己的国家免除一次得不偿失的罪过？
五、最后的诗
《非说不可的话》发表整整三年后，这位善意的诫者告别了人世，留下了许多欲言且尚未出口的话。他的希冀，“但愿广大民众，也将冲破沉默，并坚持不懈，直到成立一个国际机构，对以色列核能的发展程度和伊朗的核设施，得以畅达、有恒的稽查，并得到其两家政府的首肯！” 此期盼终究未能遂意，未能如愿以偿！
《非说不可的话》 ( Was gesagt werden muss ） 金弢 译
我为何沉默，太久地缄默不提
这昭然若揭、并在习战中一再演练的事实。
作为劫后余生的我们，末了
或许成了注脚。
那种主张：有权先发制人，
有可能给那个深受牛皮大王的奴役、
经人蛊惑、被组织去参加山呼欢庆的
伊朗民族带来灭顶之灾。
理由是在这片被其统治的国土上，
臆度有人在打造原子弹。
然而，为什么我忌讳不提另一国名？
虽是秘而不宣---但其可支配的核能量，
多年来与日俱增，并已到了失控的地步，
其原因即是：一切检查均被杜绝门外。
这一事实谁都三缄其口，
我当然也曾名列其中。
现在看来，我觉得这是郁积胸口的自欺欺人，
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压抑，
若稍不留神，惩罚便可预见。
“反犹” 的罪名妇孺皆知。
然而现在，我的国家，我这背负罪孽的国家，
而这种罪孽又是无与为比的深重，
并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旧账新提、每每受人质问，
这样的国家，据说要向以色列国再度发售潜艇，
美其名曰，又是一次纯商业性行为
---虽有如簧巧舌，称此举旨在补偿，以修秦晋之好---
但这种潜艇却具备了特别装置，
可引爆毁灭万象的弹头，
射向那独一无二、且又从未得以证实、
只因风声鹤唳、凭空为据的核弹之所在地。
所以现在我说，这非说不可的话。
然而，我何以沉默至今？
因我曾以为，我的身世，
其已被烙印上一处永不得以舔去的污迹，
是它阻挠了我，将此现状
权当被人言辞挑明的事实，
并将此情难为于我携手并肩、
且愿与其一如既往的以色列国。
我为何此刻才一吐心迹？
都风烛残年的了，且墨汁将尽：
是因为以色列这核政权，威胁着
本已支离破碎的世界和平；
是因为此话已非说不可，
或许到了明天已为时过晚；
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本已负荆尤沉的
德意志民族---有可能为一次滔天大罪推波助澜。
这是人皆预料的事实
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同谋罪，或将无法
凭陵寻常的托辞而冀求饶恕。
诚然，我已不再沉默，
因西方世界的伪善我已领教够了。
我只存希冀：但愿广大民众也将冲破沉默，
敦促其始作俑者唾弃暴力，
并坚持不懈，直到成立一个国际机构，
对以色列核能的发展程度和伊朗的核设施
得以畅达、有恒的稽查，并获得
此两家政府的首肯。
唯独这样，才有益于所有的人们，
不仅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
还有更多的人们；
才有益于所有生活在这一片被疯狂笼罩、
敌我咫尺、剑拔弩张的土地上的人们，
最终也将有益于我们自己。
2021年10月20日，修订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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