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弢：波恩有个黄老板—中国作家的德国联络站 - 德国开元华人社区开元周游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我国的改革开放正逐步全方位启动，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作家、学者相继走出国门，探寻外部世界。波恩时为西德首都，在莱茵河畔，有位黄凤祝博士，经营着“香江酒楼”，他是当代最早的中德文学海外交流的搭桥人。他接待过无数的中国作家，并把是时流行国内的“伤痕文学”、“大墙文学”、“知青文学”以及后来的“改革文学”代表作，翻译成德文出版。当时，我刚从日耳曼文学专业毕业，有幸任职中国作协外联部，从事中国与欧洲及德语国家的文学交流工作，频繁地陪同作家团出访欧洲及德国，后来求学慕尼黑。30多年的过去，每每回忆起当时文学交流的逸闻趣事，自然无法忘记黄博士曾为中德文化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黄博士祖籍福建，慕尼黑大学攻取法学博士学位，创业结束后受聘中国同济大学任哲学教授。

今天，昔日的“香江酒楼”已不复存在，这里新楼崛起。眼下一辈的留学生已不再听闻30多年前的往事。然而曾经的老一代留德学人，他们曾在酒楼的露台上，放眼莱茵河，把酒论时政，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浴火重生年代，中国刚走出文革。面对未来，满怀着改革初始的朝气与希望。莘莘海外学子，“关心国家大事”，视国事为己任，议论时政，针砭时弊；多年后故地重游，凭眺莱茵河，碧波涟涟，青山倒影，昼夜不息，湍急北去！今朝已物是人非，让人不禁叹然······

我在中国作协外联部头尾加起来虽不到四整年，但正赶上1985年中国改革开放全面进入一个新阶段，外事工作非常繁忙，往往是第一个出访团的任务尚未完成，人还在国外，下一个出访团的准备工作业已开始，签证需要提前办理，这样仅有一本护照就不够用，为了工作，我拥有两本公务护照。到了1988年晚秋，因德方的私人奖学金，我在完成中国作家团出访“中国国庆——汉堡文化周”后，因接下去以私人身份留在德国，事先专程去公安局加办了一本私人护照。于是，最后一次随作家团出访，我怀揣三本有效护照到了德国。

对德繁忙的外事交流中，我们始终绕不开一个人物，他就是波恩“香江酒楼”的黄凤祝老板。第一次的接触似乎偶然，我们16人的作家团，加上我驻波恩大使馆的官员以及就读波恩大学的我国留学生地陪，共30来人被黄老板邀请在他饭店用餐，加上一些外宾，他宽敞的包间餐厅被挤得水泄不通。我因忙于翻译应酬，具体行政事物由秘书承担，所以整个过程也不知道哪位是老板。那顿饭是黄老板请的客，是事后才听说的。

知道他是请我们的老板，是在全团都已上了车，汽车已经发动，他身着一件退了色的牛仔上衣，手提两个大塑料袋冲上车来。我因工作需要，为了方便与司机交流，坐在头排。汽车快要走了，他上得车来，没再有时间多说话，甚至都来不及说一句告别话，把两大口袋的东西塞给我，让我分给大家。我一看装的均是世界著名音乐家的CD光盘，足足有五、六十盘，和鼓鼓的一大口袋巧克力。这两样东西，对当时为节省外汇、为了回国买电器而舍不得花掉西德马克为国内家人买礼品的作家们来说，恰如雪里送炭。大家只顾着高兴，也没更多地去想这位黄老板怎么如此热情好客、慷慨大方。自那次以后，往下几年的来德作家团都跟黄老板结下了不解之缘。

黄老板跟我们打交道都是主动出击，我们每个团的行程，他不知从何渠道得到消息，每次我们在波恩到达下榻的酒店，他已迎候在位，并给每人准备了见面礼。还没寒暄几句，他就跟我们约定去他饭店吃饭的时间。他给人以一种热情，但寡言、执着的印象。作家们都很好奇，向我打听此为何人，我开始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只知道他不是咱们的使馆人员，虽是餐厅老板，但每次用完餐都不肯收钱。后来才知道他是位痴迷中国文化的爱国华侨。

黄老板从事文学爱好的原则，是以商养文。他经营酒楼，把挣来的钱都投资在文化事业上：他办文学杂志、开书店、有《雅知》出版社、搞印刷厂，还亲力亲为，迻译中国古代及当代作家的作品，出了一系列装帧漂亮、文字优美的书籍，是80年代最早一批把中国文学译介到了欧洲，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向德国乃至欧洲搭建了最初的文化桥梁，写下了新时期为实施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方针政策功不可没的一页。

他待人一向谦谦有礼，从不夸夸其谈，而且是个绝对的务实派。工作起来没日没夜，废寝忘食，加之从来言而有信，极讲效率。他为人低调，凡事不求回报，经济上跟中国文化人建立了一中倾斜的落差关系。他对人的无私资助时常慷慨到让人费解的地步。甭说作家团到了波恩他必定上门邀请，那时波恩为西德首都，是中国大使馆所在地，大多团队出访都绕不开去使馆汇报工作，这样每个团一到波恩，就回避不开黄老板的盛情邀请。

不光如此，黄老板还对作家团追踪陪同，“王蒙团”、“王愿坚团”、“公刘团”、“邓友梅团”等的访问重点城市是汉堡，他撇下饭店，前来汉堡参加我们的活动，会上还积极发言。团员分组活动时他当翻译，陪同作家出行，还时时慷慨解囊，之后一直奉陪我们访问德国北部多个文学大家的故乡。

一个酒店的老板能放下自己的生意不顾，能做到这一步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后来我自己做了老板，感受就更加深刻。看得出，他对中国文化的热衷、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热爱达到何等深挚的地步；更让我们感动的是他的夫人安妮（Anne Engelhardt），一个当年的德国汉学姑娘，跟咱们又没有同根同族的血缘关系，但对中国文化的笃爱、对丈夫无私献身于推广中国文化事业的理解、辅助和支持，让人感慨不已；她跟黄先生一样，低调内秀，我跟她见过无数次面，至今始终回想不起她曾大声地说过一句话，甚至平时很少能听到他开口发言。对所有的中国作家来说，她一直是一个默不出声、从不抱怨、事事有求必应但从不抛头露脸的女东道主。她上下一身黑色，包括头发，更凸显她的深沉内秀。

黄老板不仅 “家有食客三千”，还不知劳累地进行采访、撰写报道、举办文学活动，搞作品朗诵会。为了不让年老的作家路途来回奔波，他把自己离酒店不远的大房子让出来给作家们住，以方便随时来酒店用餐。玛拉沁夫、从维熙、高晓生都住进了他的房子。我是团里翻译，习惯随着玛拉团长住，而在整个出访期间莫言始终跟我合住一间，这样莫言也一起留住黄老板家里。

有次日程安排要去外地参加书展活动，需要提前出门，作家们需要早早吃早餐。因前一天文学会谈进行的很晚，走时杯盘狼藉地整个大厅来不及收拾，于是第二天一早我提前到了他的饭店，看看是否需要搭手帮忙的。一般中餐酒楼营业时间都是上午十一点开始，但今天不到七点店门已敞开，我径直进了餐厅，见桌椅、餐具均已摆得井然有序，大厅被收拾得一尘不染，丝毫看不出昨夜的喧嚣。我转身来到厨房，见到他用一只硕大煮锅给大家在熬玉米羹。我当时没有特别强烈的感受，只觉得黄老板很是辛苦。但后来自己经营酒楼，才深刻地明白业内就里，在西方，不是做老板的允许随意支配员工的，就象到了今天的国情。让员工提前上班是要给加班工资的，他亲自动手不也是为了节省这笔开销吗？而在中国作家身上他又是倾囊相助。我不难想象，我们离店都已过了半夜，若没有帮手，他不知还剩下多少时间休息！

此外，黄老板而且相当了解当时的中国国情，非常善解人意。西德马克是每个中国作家求之若渴的宝贝，谁都指望利用一生难得的一次出国机会，到德国后能攒足外汇，回国圆了彩电梦。黄老板除了请作家吃喝免费、送礼，还送每人丰厚的零花钱。他谙悉作家们都是有个性的，自尊心强、好面子，是不肯轻易伸手索取嗟来之食的。他就巧出名目，给大家发放采访费、版权费、作报告费，让人拿了钱心安理得。住在他家里还能免费打国际长途。那时往中国打电话多贵啊！我来德留学，要往国内打电话，电话亭里，投币30马克，讲话不到五分钟，全部吃光，那是我在国内整整一个月的工资啊！全团加上留学生司机、陪同十七、八人，有时招集大家在住处开工作碰头会，我会一再提醒大家电话不能动，专门强调了昂贵的国际长话费，我怕自己看不住，几次向黄老板建议把电话锁了。他出于脸面，死活不肯，还提醒大家住宅有电话，想往中国打电话就拨0086的国际前拨号。因为中国人在国内打惯了公家的电话，对动用电话会觉得理所应当。

我留学时，有个同学来德后一时找不到住处，德中友协的德国友人主动免费提供家里的房间，还包伙食，这位不自觉的留学生偷偷用房东的电话往国内打，很可能他是不知国际长途费的昂贵，麻烦了人家一个月、白吃白住不说，还打掉了人家一千多马克的电话费。听了我的建议黄老板说：家里来了外人，如果把电话锁起来，这表示对客人极大的不信任，是对人的侮辱。黄老板之所以不锁电话，他是对我们的尊敬，也是对我们的信任。其实有没有人打过电话或打了多少电话，看一看电话机上的计数器就明白了。

1987年秋，我们有一个作家团访问奥地利，为配合访奥，适逢社科院《世界文学》加紧出版奥地利当代文学专辑，我翻译的小说《猎兔》，在维也纳还晤面了作者本人。我说小说风格很接近屠格涅夫，让他兴奋不已。我团里有天津的航鹰。这次出国，她身负任务，时任天津市长的李瑞怀给了她考察费，让她到了欧洲察视国况民情，顺访西德、比利时。因考察款到手得晚，我没法事先替她安排。访奥后我须陪康濯、柳萌团及时回国接新任务，不能与她同行。但航鹰是头一回出国，又不通外语，真是“老农进城”，加上是个女的，维也纳过马路还要拉着手，把她独自一人扔去两个陌生的国家，实在无法让人放心。我尽力设法联系德国朋友，这种联络任务本来就是我们份内的工作，因为太唐突，人家帮不上忙，无奈之下，只好又来黄老板处临时抱佛脚了。

近情理，会人情债很重。慢慢地，到了波恩请吃请喝还给钱，在作协成了公开的秘密。尤其是一些作家单独来访，黄老板还要负责接送、陪同、当翻译，夜以继日。高晓声当时私底下有一次对我说：我跟人打交道了一辈子，这位黄先生如此待人，若没有特别背景，真是难得的让人不可思议！尤其是航鹰之行，是我额外地主动联系了他，为了事后表示我的歉意和谢意，于是有了下面这封信：

航鹰高高兴兴、心满意足地回来了。虽然她因急着赶火车回天津，通了电话未能在京跟我见面，但回家后随即给我写了长信，信中谈了很多你的为人、热心照顾、精心安排。同时她也提到了你近来的一些不愉快的事。说真心话，我在从奥地利给你打电话之前是犹豫再三的，我确是生怕惊动打扰了你。我很了解你的待人，一旦朋友有困难，提出求助，你是不会拒之门外的。所以在求你帮忙之前，我已向别人求援过，在不成功的情况下，出于无奈，况且时间又紧迫，第二天我要随团返京，航鹰又是神交已久的朋友，在维也纳两周的相处也很愉快，我不忍心将她独自撇下不管，最后又不得不麻烦你这位好友。事后我心里一直是不踏实的。在此，我除了代航鹰向你千万次地道谢外，我本人也非常衷心地感激你，你的仗义不必多言，但愿日后也有能为你做点什么的机会。

在大陆作家群、文人中，对你的状况我大概还算比较了解的，别的不说，单是1987年，我们就有三批以上的作家打搅你。你的性格谦虚内向，不计较经济得失，你自己是永远不会表示个“不”字的，但作为我们是应该体会到这一点的，尤其是我，因每次去人我都亲眼目睹了。说实在的，我有时感到很惭愧，为自己，也为有些人。我身为中间人，有些事没把握好，没提醒到家，这该是我的不高明、不到之处。关于此事，我跟我妻子（她是中文系毕业的）长谈了一夜，我们的共感是，我们太失礼了。

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你酷爱文学，热爱咱们这个民族，重义忘利。你热心好客，有如当年的孟尝君，然而···大概在某些细节上应有些改变，否则将是得不偿失。我私下认为，以后我尽量为你提供一些作家的动态，包括出访欧洲、尤其去西德的人员，我不必让人知道你了解此事，你可根据你的兴趣、时间安排，有选择地作出处理。即使是你想晤面的作家，我也不赞成你较长时间地接待，可在他们顺道波恩作一短暂停留，

九、十月份的汉堡 “中国月”邀请的作家有邓友梅、张洁、王安忆、程乃珊、鲁彦周、刘索拉，我看来也得同行，因对方提到了我。9月27日到汉堡，至10月4日，然后去法兰克福参加书展一周。如果去汉堡，届时我会设法与你联系的。汉堡活动后，我留在德国，10月12日至10月15日，Osnabrück 大学举行 Remarque 作品研讨会，作为这个 Gesellschaft 的 Mitglied，我已收到邀请。此后，从10月16日起，慕尼黑市文化厅邀请我去六个月的 Studienaufenthalt。完后，或许还会有其他单位向我邀请。其间我们定会有见面的机会。我听航鹰说，你需要宣纸，她给你带去的量够吗？需要毛笔吗？这些东西又轻又好带，我诚心想帮你忙，你若有什么想法，希望你把我看作一个朋友，直率地告诉我，能有报答朋友情义的机会是莫大的快乐。

今年10月，荷兰一家出版社要举行古华《芙蓉镇》的发行仪式，邀请了古华、朱晓平（男，34岁，《桑树坪纪事》的作者，今年中篇小说头等奖获得者）和另一名青年女作家（此人我还在物色）。此事是一名西德人跟我联系的，他是驻京的联合国开发署、荷兰、英国、西德代表，名叫 Walter A·，他说，三作家访荷后，还要安排顺访西德，10月16日赴荷，在荷10天，在德10天，届时我已在西德。

我今年要出的书，都是翻译小说，赴奥前刚译完 Patrick Süskind 的《香水》，和斯特林堡的长篇《狂人辩词》，均由文联出版公司出。去慕尼黑的主要任务一则研究 Thomas Mann，二则搞翻译，下一个选题是 Alfred Andersch 的 “Die Rote”长篇小说。搞翻译是个苦差事，每天弄到两、三点睡觉，但不弄自己又不肯，真是自讨苦吃。好了，今天说了那么多，占用了你很多时间，问夫人好，她象你一样，谦虚、内秀！

我后来我求学到了德国，三次路经波恩都没敢去找他，就是怕又麻烦了他。黄老板后来放弃了酒楼，这位早年哲学、政治学博士受聘成了中国同济大学的哲学教授。直到前不久因关愚谦先生去世建立了一个悼念他的微信群，大家在微信上发消息时，不期邂逅，我们有幸又联系上了，时空相隔了三十二年。

3. 在香江酒楼的一次工作会议，讨论拜访德国当代著名作家贝尔（Heinrich Theodor Böll，197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左起: 黄凤祝博士、作家朋友、金弢、中国大使馆文化处官员孙书柱、德国翻译家 Monika Motsch（钱钟书《围城》翻译者）、使馆文化处官员与一秘、作协外事秘书；

7. 时任中国驻西德大使馆文化处二秘孙书柱（《走不出的咖啡馆》一书作者）与著名女作家张洁在香江酒楼。1981年出版的张洁描写中国改革的小说《沉重的翅膀》，翻译成德文出版后，一代德国人是通过她的小说了解中国现实的。

化部, 1985年3月进中国作家协会，任职作协外联部，曾多次组团王蒙、张洁、莫言、路遥、鲁彦周、高晓声、从维熙、张抗抗、公刘、邹荻帆、王安忆、北岛、舒婷等等作家出访德国及欧洲诸国，八十年代末获德国外交部、德国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及欧洲翻译中心访问学者奖学金，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主要文字及译作有: 长篇小说《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2013年编辑翻译出版德文版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空的窗》，由德国Spielberg出版社出版，并于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同时发行。全书篇幅达三十五万字，共504页，宽版，被收入的十二位作家及作品为：陈染《空的窗》、陈建功《找乐》、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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