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弢—— 德意志思考 - 德国开元华人社区开元周游

起因是德国诺奖得主、《铁皮鼓》作者格拉斯。一九八五年随王蒙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西柏林，我与作者第二次一聚一散，下一回过往的契机时空跨越了二十七年，直到二O一二年四月，因他发表了批评以色列及德国政府的诗作《非说不可的话》，才又有机会联系了他。

七日晚，卖报人送来了第二天的慕尼黑晚报。忙完生意时近子夜，我打开报纸发现了这首诗，读后颇为作者的善意感动。此前与作者因两次晤面，更不敢忘记他期待我德语长足进步的鼓励而顿感责无旁贷，必将此诗迻译发表，否则将愧对作者。我顿间想起《华商报》，虽是三更，但谙悉总编此刻必定仍在精神头上。果不其然，电话一接通，他立马表示，译文可以近期发表，但我须天亮之前完毕定稿将译文传真他手里，因编辑部明日一早要下厂印报纸。

我作为中国人，没有民族的偏见，没有德国人那种历史包袱，无忌畅所欲言，直白褒奖作者的正义。跟我看法相似并对作者心怀欣赏的读者，无奈以一种沉默的姿态，不动声色地向我表示赞许。因我直言，无意中得罪了不少过往甚密的老客。中华民族缘因没有直接遭受德国法西斯的蹂躏，我们的感同身受与欧洲邻国民族，特别是犹太民族相去为远。反之谈及日本侵华史，他们同样感受不到我们的彻骨之痛。我在慕尼黑的律师朋友，见我对格拉斯深表同情、认同他的观点，得知我们两次相遇，并且打算给作者写信，便主动提出愿为代笔。

德意志民族作为历史的罪人，因这首诗的发表在全民范围引发大讨论，同情者大多除了观望、与作者保持距离外，噤若寒蝉，凡对他同情的读者都避而言之，发声的要不是抨击就别无选择。诗作一经问世，呵斥抗议之声响彻云霄，无以数记的媒体人对作者争先恐后地竞相怒怼。在给我的回信中作者表示：“对我的发表，多家刊物以恶劣的方式作出回应，他们对我诗作的内容置若罔闻，将我本身当作他们的攻击目标。我虽事先有所心理准备，然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我的侮辱，其程度之强烈，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他们蓄意损人的诋毁，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自七十年代末开始学德语起，我一直认为，用德国外围的眼光观察，德意志是一个整体、一个民族；有一种观点：“历史的责任不能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整个民族都有责任”，我赞同这种说法。加入这个名谓 Unitas 的社团后，我向德国友人提问：“对那段历史，对当时的纳粹政府你们作何感想？对那些发生的事，是否感到自己也负有责任。” 回答是：“我们从不认同纳粹政权，它跟我们不能同日而语，我们的父辈那一代非但没有责任，而且自己本人也身受其害，也遭追杀。就说这个社团，一百多年来一直运作正常，按部就班，唯独那十几年，社团被禁，全部房产、物产被没收，社员遭受稽查，严重者被关进集中营，甚至遭杀害。”

德、日两个历史背景接近的民族，自我反省的程度何以如此迥然二致？在社团活动上，我的提问得到讨论，我发现，他们虽是纳粹德国的同根同族，但对那个政权深恶痛绝。他们言称，自己非但没有第三帝国的原罪感，因为他们的父辈也曾是受害者。而且表示，纳粹迫害的不都是犹太人，同样迫害持不同政见的纯血统德国人，只要不符合法西斯思想理念，德国日耳曼血统的同胞或德国人的团体，照样不误地无一例外会遭到迫害、取缔，他们这个历史传统悠久的知识团体在三十年代被严厉取缔就是一例。他们从小受父辈的教育是：德国人跟德国人不尽相同，他们跟纳粹德国势不两立。“我们虽是同一民族，但政见判若云泥。只要持不同政见，均难以幸免。反法西斯组织白玫瑰绍尔兄妹和谋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冯·施陶芬柏格只是成百上千人物事例中的一二，他们代表着日耳曼民族的正直与良知”。

我一老乡来德留学，后嫁德国小伙，一次来访我们谈及这一话题。那青年称：“我们从来受到父辈的教育是跟纳粹不共戴天，希特勒也是很多德国人的敌人，只是因时代背景的高压政治，众多国民为了生存敢怒不敢言，但他们跟纳粹政权始终保持距离、有界限之分”; 他们的父辈告诫：“虽同是德国人，但我们绝非纳粹德国人。” 一位年长会员表示： 50年代初他去美国，每每遭人问话：“你来自德国，你也是纳粹吗？” 他说：“好像我们是个德国人就是纳粹！” 我问年轻的小字辈：“一旦遇到此类提问，你们将会何以回答？” 他们称：“我们首先会认为他们不甚了解当时的德国内部情况，我们会尽力解释；万一解释不通，这历史的包袱只能承担下来，谁让我们是德国人！然而我们的民族共识是，对那场人类劫难承认得越彻底，我们的包袱就越轻。新纳粹主义只会让我们再次承担起历史的重负。”

来德三十年余，这一历史话题我从来未曾放下，日耳曼民族完全不同于日本民族对自己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能做到如此彻底的反省、忏悔、清算，这值得探讨。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墓前的下跪，成了德意志民族向全世界认罪的象征。然而日本却从来做不到这一点，至今为止几乎听不到一丁点悔罪的声音。靖国神社不但没遭禁止，反而频频受到诸多日本政客的朝拜。

纵观历史，将德、日两国作比对分析时发现，二战时的德国国情与日本不尽相同。后者可谓是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一致对外，日本几乎没有出现过对本国公民的迫害与屠杀。这或许正是德国区别于日本最关键的一点：日本虽然对中国、东南亚包括太平洋地区的国家进行惨绝人寰地侵略、杀戮，实行三光政策，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对本国民族的迫害几乎闻所未闻。日本人没有象德国那样的内部撕裂，即使难免兄弟阋墙，但也能基本上做到同心同德、枪杆子朝外，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民族虽然几十年来历届政府的改朝换代，但对过去一直三缄其口，死不道歉，拒不承认历史的罪恶，反之还企图并实施对历史的歪曲、篡改，谎编历史教科书。加之，德意志民族由来已久是一个移民背景复杂的国家。据眼下统计，国民中已近 35% 的人口有移民背景，这种现象在日本没有，日本是世界上最具民族纯性的国家之一。所以日本国内不但有市场不承认自己对他国的侵略，更是妄图把这场战争看作和平与经济繁荣的输出，并自视为原子弹受害者、是战争的蒙难者，年年不缺怀痛追难的纪念活动。

这其中还包含了另一因素，是与欧亚民族的文化背景、血统差异和敢于担当的理性有关。此话题的探讨可以展开。就是同一民族，年代不同，所受教育不同，意识形态也会出现差异。我已关注到，国内眼下30上下的同胞，在承认错误，自我批评，敢于道歉的勇气要远大于我们五、六十岁的一代人。且德意志民族这种敢于人性的自我剖析跟欧洲的启蒙运动也不无相关；然而在日本民族的心目中，当年的对外侵略，对全国整体而言，是一场民族战争，赢则俱荣，败则俱毁。几乎所有的国民都达成共识，自己是战争的一份子，担有一份义务，一旦国家认罪，则意为着每个人认罪。而德国是撕裂的。

加之二战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东、西德的出现。于西德而言，东德一直是一面镜子，因为外事，80年代我是两边同时跑，深有感触，分裂的东、西德国都不遗余力地标榜自己如何对纳粹的清算，都把历史的罪过推去柏林墙的另一边。说来也巧，两个集中营，一边一个。当时的东德，虽然经济发展跟西德绝非所能望其项背，但在意识形态的理念上，没有经济开道的前提。然而勃兰特华沙一跪，卸掉了联邦德国的历史包袱，从而也定下了东、西德统一后全盘忏悔的国策。

还有一个别的因素，当年在亚洲强于日本的国家根本没有，受害国虽比比皆是，但在政治、经济上成不了气候；然地处欧洲中心的西德，四周强国林立，若想摆脱历史，脱颖而出，惟独了结过去，从零开始。这种压力对日本微乎其微，跟德国无法相提并论。

日本现行对下一代的教育、这种民粹主义思想和氛围在德国不但绝对不可能有市场，简直无法想象。德国民族与纳粹历史的决裂已被写进法律。任何一个德国政要想留守政坛，务必与历史划清界限，无条件地同情、支持、帮助犹太人是不可争辩的原则立场，这正是格拉斯指责的焦点所在。此外欧洲敏感的紧邻地缘关系也迫使德国走这一步是势在必行，英、法两个战胜国无时不刻死死盯着，动辄追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旧账新提”，容不得丁点的风吹草动；执政党对历史的态度，又正是在野党攻击的法宝，毫无怠懈可言。这种因地缘直接造成的精神压力，日本人是难以感受的。这两个民族虽历史罪孽等同，但国情相悖，也导致了一国彻底反省，甚至唯恐不及；另一国则麻木不仁、至今无动于衷。

金弢，字有根，1974年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儒桥村，1977级考入北外德语系，81级北外德语读研。1985年1月进文化部,1985年3月进中国作家协会，任职作协外联部，曾多次组团王蒙、张洁、莫言、路遥、鲁彦周、高晓声、从维熙、张抗抗、公刘、邹荻帆、王安忆、北岛、舒婷等等作家出访德国及欧洲诸国，八十年代末获德国外交部、德国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及欧洲翻译中心访问学者奖学金，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主要文字及译作有:长篇小说《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2013年编辑翻译出版德文版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空的窗》，由德国Spielberg出版社出版，并于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同时发行。全书篇幅达三十五万字，共504页，宽版，被收入的十二位作家及作品为：陈染《空的窗》、陈建功《找乐》、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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