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开元华人社区开元周游

标题: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著 [打印本页]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22.11.2005 22:15
本书内容简介 　 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本书作者历时十余年，搜寻考辨大量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详细剖析了延安整风的前因后果及运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力图再现当年这场运动的历史真貌，是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22.11.2005 22:18
前言 　 1942年冬春之际，在中共战时首府延安，随即在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一幕延续多年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整风运动。由于这场运动是以延安为中心，又以在延安开展的运动最为典型，故史称“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全党范围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是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场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包括诸多方面内容的党内整肃和重建的运动。它包含：党内上层的斗争与党的中央权力机构的改组；全党的思想改造；审查干部的历史和“肃反”；新制度的创设。在上述几个方面中，党内上层的斗争和领导机构的改组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延安整风运动发端于1942年初，但是它的真正起步却在1942年以前的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它最初表现为1935年遵义会议后至1937年间，毛泽东运用其在中共领导层中所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中共政策及领导机构作出的局部调整，这种局部调整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迅速转变为毛泽东对中共政治路线、组织机构、精神气质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变。1938年秋在延安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于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次会议将毛泽东于1935年后在军权、党权方面的权力扩张予以合法化，使毛泽东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得到极大的加强。从1938年未至1941年秋，是毛泽东操纵局势演变并使其党内对手日益虚弱的权力再扩张的重要阶段。这个过程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达到高潮，以毛泽东当面向王明发起挑战并获得全胜而告结束。 在多年精心准备的基础上，延安整风的大幕终于在1942年初拉开。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运用其政治优势，彻底改组中共上层机构，重建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同时，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毛泽东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彻底转换中共的“俄化”气质，将中共改造成为毛泽东的中共的过程。 毛泽东在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沉重打击了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对苏俄盲目崇拜的气氛，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鲜明个人印记的中共新传统，其一系列概念与范式相沿成习，在1949年后改变了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经过多年的斗争，毛泽东改变了他原先在中共领导层内孤立的处境。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治结合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在刘少奇的全力支持下，毛泽东使中共核心层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张和他的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 造成历史上毛泽东一度“孤立”的原因，是他的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异端”想法和他个人的专断性格。经过实践证明，毛泽东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异端”主张大大有利于中共实力的扩展，这种结果，迫使中共党内的亲莫斯科派向毛泽东输诚，同时，也将中共高级军事将领重新聚集在自己的周围。 毛泽东的专断性格最早暴露于1930—1931年由他亲自参与领导的“肃AB团”大镇压。此事件曾造成江西红色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和中共力量的削弱。1935年后，面对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暂时收敛了他的专断个性，但是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控制力的不断加强，其专断个性在1941年后又再度复苏，而此时，中共高层已再无可能对毛泽东的专断行为予以有效的约束。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有意放纵其专断的个性，使之有机地配合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上层，毛泽东以我划线，创造并利用一切机会打击异己；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毛泽东策动整肃全党干部的“抢救运动”，放任恐怖政治。由毛泽东植入中共肌体的极左的审干、肃反政策，经过整风运动，演化为党的性格的一部分，对1949年后的中国带来长期不良的影响。 延安整风为毛泽东显现其复杂诡奇的政治谋略提供了舞台。毛泽东敢于突破中共历史上的常规，其手法深沉老辣，对其对手心境之揣摩和制敌谋略的运用，均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的谋略既来之于他对中国古代政治术的熟练运用，又源之于他对俄共“格伯乌”手段的深刻体会。 在毛泽东的强力驱动下，通过1945年中共七大，毛将中共所有权力都集中于自己手中。毛泽东的公共关系形象在整风前后也得到充分展现，伴随日益升温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气氛，毛泽东有意识地在全党和国人面前显现自己的领袖姿态。在公众场合和他与各方人士的会晤中，毛泽东常常扮演礼贤下士、虚怀若谷的“明主”角色，接人待物诚恳、得体，从而赢得中共广大党员和国统区社会各界人士对他个人的普遍好感。但在党内高层，毛泽东放纵其刚愎自负、桀傲不驯的个性，对昔日政敌睚眦必报，对党内同僚峭刻嘲讽。由于毛泽东随时调换他的两副面孔，致使外界对他长期缺乏深切的了解。 发生在1942—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但是在传统意识形态术语的演绎下，其全貌至今尚混沌不明。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对主流话语系统中有关整风运动的论断展开辩驳，而是试图通过对远近各种有关延安整风运动史料的辨析和梳理，对延安整风运动进行新的研究，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斯是吾愿，是否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待读者评判吧。 　 重印自序 拙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连动的来龙去脉》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3月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两年来，我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对于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我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延安整风运动是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但学界的相关研究却较为薄弱，我在本书中尝试性对其作出研究和分忻，自是一家之言，欢迎读者随时赐正为祷。 此次拙著重印，特别要感谢一些学界前辈的指教。杨振宁、王元化、陈方正、吴敬链、韦政通，张灏、林毓生、张玉法、董健、魏良※等先生以不同的方式与我探讨拙著中涉及的若干重要问题，并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宝贵的鼓励和嘉许。金观涛、刘青峰、熊景明、吕芳上、陈永发、刘小枫、许纪霖、萧功秦、朱学勤、何清涟、陈彦、丁学良、徐友渔、黄英哲、唐少杰、钱文忠、钱永祥、梁侃、毛丹、李杨、张文中、钱钢、吴东峰等先生还就我所从事研究的如何深入发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他们的看法使我受惠甚多。 本书初版时，由于电脑转换简繁体字的功能不尽完善，虽然对文稿做了多达七次的校核，仍留下若干文字的错误。此次重印仅限于文字错讹处的更正。近两年来，围绕延安整风运动又有若干新的史料问世，日后，当拙著出增订本时，我将对其内容做全面的修正和补充。 在这里，我要对殷毅、马沛文、尉天纵先生和薛遴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拙著甫出版，殷毅、马沛文先生就来信，他们不仅就拙著的内容和写作与我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还特别指正了书中的文字错误。尉天纵先生也来信指正了书中一误值的地名的错谬。薛遴教授是南京大学的语言学专家，她的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对本书的修订有重要的启发。 本书的修订，由我的研究生黄骏协助做了电脑文字处理工作，特此致谢。 　 高华 2002年5月12日于南京龙江寓所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22.11.2005 22:20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 一 “农民党”、“军党”和毛泽东的“书记独裁”问题 发端于1942年春的延安整风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毛泽东长久以来对原中共中央不满的一个总爆发。整风运动的起步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它的近期的准备和酝酿，虽然可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和部署中寻找到踪迹，但其根源则可追溯到苏维埃运动时期。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最高层之间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恩怨，双方既有过合作，但更多的却是互相猜疑和防范。在毛与原中共中央的矛盾中，政见分歧占突出地位，但其它因素——由毛的个性和工作作风而引起的对毛的反感和排斥也占据一定的比重。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中共中央对于毛泽东一直是欲用不能、欲弃不舍。 毛泽东之在中国成为远近闻名的人物，始自于1927年秋率众上了井冈山，最先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从此成为中共武装革命的著名领导人。在国民党方面，毛固然为其心腹大患的“朱毛赤匪”的首领；而在中共及莫斯科方面，毛则是创建了可使中共赖以生存的红色苏区的头等功臣。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毛却因其思想、行为中的“异端”色彩不大见容于莫斯科及中共中央。 毛泽东的“异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与表现。 1927—1930年，是毛“异端”萌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莫斯科和中共中央密切注视着毛泽东在江西的活动，尽管对毛的部份观点存在疑虑，对江西共产党区域的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总的说来，对毛泽东的意见和毛在红军、根据地内的领导地位是承认和尊重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看到了毛泽东对中共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这就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最严重的形势下，毛以极大的勇气和智能开辟了一块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发展了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军队，使中共在国民党统治的汪洋大海中有了可以立足并实现其政纲的地盘。1928年6月，在毛泽东未出席的情况下，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仍选毛为中央委员。 在处理毛泽东与其它重要军政领导人的关系问题上，中共中央也极为谨慎，一般都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为重。1929年9月，周恩来指导起草的著名的“九月来信”，在毛泽东与朱德间就红四军中前委与军委的权限关系而发生的争论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帮助恢复了毛对红四军的领导。① 1927—1930年，毛泽东主要以军事领导人闻名于中共，其活动基本上也是围绕军事武装问题而展开，理论活动只是其军事活动的一个侧面。中共中央认为毛的理论观点仍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路线的框架之内，毛并没有要求中共中央修正以城市为中心的总路线。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区域和红军中享有实际的最高权威，中共中央对江西根据地的指示基本是通过毛泽东来贯彻和实行的。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根据现实和自己的需要加以灵活的解释，因而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和上海的中共中央对毛并不构成直接和具体的约束。毛所领导的红四军是维系根据地军队、党、苏维埃政权生存的唯一重要的柱石，而毛所担任的前委书记一职是红四军的最高职务。江西苏维埃区域各级党、政机构的多数负责人和主力红军的各级领导人中的大部份，都是跟随毛上井冈山，或较早参加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斗争的老同志，这些人虽然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充满尊敬，但其中的大部份人在情感和知识背景等方面却和共产国际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存在着隔膜，他们对共产国际的尊崇和服从是以尊崇、服从毛泽东来实现的，因此，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只有通过毛泽东才能具体影响江西苏维埃区域，而这种影响大体也处在毛的控制之下。 但是，随着1930年后中共中央对江西苏维埃区域的日益重视，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逐渐向江西倾斜，从莫斯科学习归来的干部陆续被派往江西以加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渐渐微妙起来。 中共中央原先为了中共的发展和红军力量的加强，一度隐忍了对毛泽东某些“异端”观点和行为的不满，现在，从江西苏区不断传来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中共中央对毛逐渐形成了某些消极性看法。 1、“农民党”的问题 “农民党”的问题，是由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赣边界巡视的杨克敏于1929年2月25日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提出来的。杨克敏就中共在边界地区的组织状况写道：“因为根本是个农民区域，所以农民党的色彩很浓厚。”②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谈到类似的情况：“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③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 年），页169。以下称《周恩来年谱》。 ②《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36。 ③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页82。 “农民党”问题的严重性首先表现为江西共产党区域的各级基层组织的成员绝大部份都是农民。 其次，参加中共党组织的农民中还包含许多“帮会”分子。据杨克敏的报告，酃县中共党员三、四百人，“且多洪会中人”。① 第三，地方党组织的家族化。由于根据地只能存在于偏僻的乡村，而湘赣边界的山地又基本上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下，家族—宗族组织就成为维系当地百姓社会生活的唯一重要纽带，中共在乡村的组织不可避免与这种家族—宗族结合在一起。一姓一族的成员组成党支部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 第四，由于党组织成员几乎全为农民，文化程度很低，许多人甚至是文盲，“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党的思想训练在实施中遇到极大的困难，许多党员和基层党组织表现出严重的“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散漫的劣根性”，一些最基本的党的知识也难以接受。对此毛泽东极为感慨：“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②杨克敏的观察和毛的看法基本一致：“农民做梦也想不到机器工业是一个什么样儿，是一回什么事，帝国主义到底是一回什么事。”③ ①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34。 ②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页79。 ③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36。 尽管毛泽东与杨克敏在对党的“农民化”问题上的分析大致相同，但是两人在对问题的性质及处理方法的认识上却存在明显的差别：毛泽东只是提出党的农民成份居多的事实，而杨克敏则认为边界的党组织是“农民党”；毛认为可以通过给农民灌输通俗的革命知识将农民改造成布尔什维克，杨克敏则认为，由于农民文化如此低下，政治知识极度缺乏，“实在很难使农民有进步的思想发生”。 杨克敏的看法实际上反映的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正统观点，即认为，只有通过党的工人阶级化才能克服“农民化”对党的危害。 毛泽东虽然在1926年9月就曾表述过“农民最具革命性”的思想，但在1927—1928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概念对毛仍具有相当影响，由此出发，毛一度对党的“农民化”表现出某种忧虑。但是经过在湘赣边界一年多的游击战争和对农村经济社会状况了解的加深，毛逐渐消除了他对党的“农民化”趋向的担心。毛认为尽管农民知识低下，但政治教育可以发挥作用。至于农民文化知识少，正可避免第二国际错误思想的影响。而更现实的问题是，在江西根据地几乎不存在工人阶级，即使勉强地把所有小作坊的工匠和店员列为工人，和农民相比，在人数上也只占极小的比例。因此，毛很快就改变了对边界党组织“农民化”的批评，转而致力于对农民党员的思想训练。 对于毛泽东的这种通过政治训练改造农民党员的观点，中共中央很难提出任何正式批评，一则因为毛泽东并未否认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作用，二则如果按严格的苏共标准衡量，苏区的中共党组织将不成其为共产党，面对现实的唯一方法只能是依靠思想灌输使农民党员布尔什维克化。但是，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解释方面的灵活性却有所不安。毛在一般肯定工人阶级革命作用的同时，愈加突出强调农民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在中共中央看来，毛已开始表现出“离经叛道”的趋向。 2、“军党”的问题 1927年1O月，毛泽东率秋收暴动队伍上井冈山以后，军队就成了维持苏区存在的唯一重要的力量，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党与红军已融为一体，军队实质上已成为中共党组织的化身。 在红军中建立党组织是毛泽东吸取中共在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为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毛认为中共在1927年的失败原因之一即是“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1927年1O月，毛在永新县三湾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10月中旬又在酃县亲自主持了六个士兵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从此，在红军中大力发展党员成为中共一项最基本的制度。 与“支部建在连上”相配套的是继续采用仿效苏联红军模式的北伐时代的党代表制度。自1929年起，红军中的党代表改称政治委员，连的政治委员从1931年起改称政治指导员，此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军队的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它实际上是地方党的保姆和守护者。1928年4月之前，中共湘赣边界的地方党组织基本处在分散和工作全面停顿的状态，5月中旬，毛泽东在宁岗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此次会议正式确定“军队帮助地方党发展”的方针，选举了以毛为书记的边界第一届特委会，毛泽东从此一身兼军队和地方的最高领导。 然而军队主力一旦转移，地方党的生存马上就发生危机。1928年8月，遵照湖南省委指示，朱德率红军主力进攻湖南，导致“八月失败”，边界各县党组织和政权大部份解体。而一旦主力红军于9月重新占领该地区，所有的中共组织和政权即迅速重建起来。军队的作用如此显著，地方党组织隶属军队系统的领导也就逐渐被认为是顺理成章了。 对于中共军队在根据地对党组织所起的支配性作用，中共中央的态度是矛盾和复杂的。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完全支持在军队中建立党组织，也深知军队领导地方党是艰苦恶劣环境下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又对中共军队的农民化、军队对地方党组织支配性的关系深感忧虑。 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在《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虽然承认了毛泽东统领湘赣边界红军与地方党的最高权威，但对湘赣边界党和军队的工作也提出了一系列批评。中共中央对红军中农民成份的急剧增长表示严重的忧虑，认为“无论在政权机关或党的指导机关中都有很深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意识的影响”，要求毛泽东注意在红军“成份上尽可能增加工农和贫农的成份，减少流氓的成份”，指示毛泽东必须“彻底地改造各级党部及指导机关，多提拔积极的工农分子特别是工人分子参加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中共中央还批评湘赣边界的“苏维埃政权，多是上层的委派的而无下层选举的基础”，责令毛泽东改变方式，“禁止党部和军队委派苏维埃”，“绝对防止党命令苏维埃的毛病”。①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红军成份，调整党、军队与地方苏维埃关系的训令，实际上是一种仿效苏共经验的一厢情愿的空想。1928年湘赣边界共产党的状况与1917—1918年的俄共与苏俄红军的情形不啻相距万里。在湘赣边界形成的由农民组成的红军，和在红军指导下建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共产党组织以及苏维埃政权的三位一体，是客观历史环境的产物。这个以军队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是作为苏共模式一个分支的中国共产革命的一个基本形态，只是当时它正处在刚刚成长的萌芽状态，而不被正统的中共中央所理解。 3、毛泽东的“书记独裁”的问题 毛泽东既是湘赣红军的创始人，也是湘赣边界党组织的领导者，由于军队对边界共产党的存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毛兼军队与地方党负责人于一身也就十分自然了。但是随看毛身兼二职，全部权力逐渐集中到毛泽东手中，逐渐出现了对毛大权独揽的议论。 曾经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的杜修经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指出：现在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而泽东同志又负军党代表责，个人精力有限，怎理得这多？② 一度担任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亦有同感：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后来（杨）开明代理书记，特委又是开明一个人的独脚戏。……党员崇拜领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认得党的组织。③ 和杜修经、杨开明议论毛泽东“书记独裁”相联系，在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要求朱、毛取消红四军的党代表制，建立政治部体制，也包含了分散作为红四军总党代表毛泽东权力的意思。 1929年，红四军内部围绕朱德与毛泽东的权限范围的问题终于爆发了一场严重争论。虽然毛泽东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和战术方针比较接近实际，但是由于他的专断作风也十分明显，红四军多数干部对毛都存有不同程度的意见，④毛泽东曾一度被迫离开红四军，前往地方工作。最后，中共中央出于红四军统一和发展江西根据地的战略考虑，决定在朱、毛之间支持毛作为红四军最高领导，才解决了这场领导机关内部的危机，但是对毛泽东“书记独裁”的不安并没有真正消除。 ① 《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1928年6月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48、253、256、250、252。 ② 杜修经：《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页20。 ③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 132、136。 ④ 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页171、205-207、348、357。 杜修经、杨开明对毛泽东“书记独裁”的议论不是偶发的，它来源于中共中央，是处于转折年代中共路线、方针和工作方式急剧变化的产物。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在理念和党的作风上还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初期党内民主化思想及其实践的影响，因此对江西根据地的“书记独裁”现象颇为不满，所谓“群众只认识个人不认识党”，显然是指只认识毛泽东而不认识党。对此，中共中央别无他法，只能再次重申“增加工人领导力量，严格防止农民党的倾向”，“反对个人领导、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一类的意见。 对于有关“书记独裁”一类的议论和指责，毛泽东很不以为然。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大改组，瞿秋白曾建议毛去上海党中央工作，毛泽东表示“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主动前往艰苦的农村为共产党开辟一条新路。毛在湘赣边界也经常向中央汇报工作。反观上海中央领导人，论资历不及昔日的陈独秀，论工作成绩也乏善可陈，却在上海的“洋房”里指手划脚，只能徒增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的反感。 综上所述，1927—1930年，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在重大路线方面并无大的矛盾，但已隐藏着若干不协调的因素：“农民党”的问题，“军党”的问题，以及毛泽东“书记独裁”的问题。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在日后又发展为其它一系列新问题，导致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22.11.2005 22:23
 二毛泽东在“肃AB团”问题上的极端行为与中共中央的反应 在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诸多矛盾中，有关肃反问题引起的对毛的反感和猜疑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是这个问题又十分敏感，无论是毛，抑或是中共中央，都未将各自在肃反问题上的责任言深说透。相反，毛和中共中央出自不同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还说了许多言不及义的话，造成了大量假说的流行。事实上，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毛出于极左的肃反观和复杂的个人目的，直接参与领导了1930—1931年镇压“AB团”的行动。在极困难的形势下，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作了许多努力，试图纠正毛的错误，但是中共中央却从左的理念出发否定了项英的意见，全力支持毛泽东，从而形成了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合作。以后随着肃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中共中央才着手调整政策，而与毛的合作也走到了尾声。 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渊源久远，它最早萌发于1928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洗党”。以清除“投机分子”为目标的“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它创造了将整党与肃反相结合、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象的整党肃反模式的最初形态。“洗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根据若干资料记载，清洗对象除了叛变、投降国民党者外，主要为知识分子党员：“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① “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对犯错误的党员有几种处分：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② 如果说1928年9月在井冈山地区开展的“洗党”规模较小，为时较短，那么1930年2月以后席卷赣西南的“肃AB团”则是一场大规模的残酷的党内清洗运动，它直接导致了1930年12月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的爆发。 ① 刘克犹：《回忆宁冈县的党组织》，载余怕流、夏道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页308。 ② 朱开卷：《宁冈区乡政权和党的建设情况》，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页307。 1、毛泽东的“肃AB团”与富田事变 1929年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已经初步形成。促成毛领导权威形成的两个最重要条件都已具备：一、中共中央对毛的明确支持为毛的权威提供了法理基础；二、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领导下，根据地地盘扩大，人口增加，一度与毛意见相左的朱德因军事失利威望有所损失，毛的军事成功为毛的权威提供了事实基础。作为毛领导权威的具体体现，1930年，毛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在统一的苏区党领导机构尚未建立的形势下，毛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为江西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然而毛毕竟不是中共中央，在苏区内部仍有部份红军和党组织援引中共中央来消极对抗毛的新权威。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是中共武装革命的草创年代，一时豪雄四起，在反抗国民党的大目标下，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被暂时掩盖。但在根据地内，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矛盾、留苏干部与国内干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干部与农民出身的干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来自于中共中央的权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的理论权威。只是此时的中共中央远离乡村，城市中央对根据地的领导必须通过毛泽东来体现，因此，毛个人的识见、智能、人格因素和作风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所有武装同志中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为刚强，且最善用兵打仗，但其人作风专断。1929年7月陈毅赴上海汇报请示中央对朱、毛纷争的意见，中共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毛。陈毅返赣后，亲自请毛出山，朱德、陈毅为忠诚的共产党员，一切服从中央，重新理顺了与毛的关系，使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 但是，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却因各种原因而尖锐化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毛泽东“打AB团”的大清洗。 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已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 毛泽东用流血的超常规手段解决党内纷争，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苏区的列宁。由于此时毛尚未成为中国党的列宁，不具号令全党的法理权威，他才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党内的反对派。 将大规模的恐怖施之于党内和军内，与党道德和党伦理存在巨大冲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自有办法。他声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党和红军已被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所控制，为了挽救革命，必须对之进行彻底改造。这样，毛的镇压就有了思想的旗帜。 李文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赣西南党与红军的创始人之一，1929年2月，毛、朱根据湘赣国民党军队正着手对井冈山进行第三次“会剿”的紧急形势，决定撤离井冈山向赣南发展，在被誉为“东井岗”的东固与李文林部会合。 毛、朱与李文林部会合之初，双方关系亲密。但是自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2月初，赣西南出现了复杂的局面。随着1929年毛泽东率红四军两度进出赣西南和彭德怀所率的红五军于1930年初分兵在赣西南游击，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南党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歧，和毛泽东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赣西南方面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土改政策问题。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 二、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1929年11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毛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的批准才能生效。 1930年1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但是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为了解决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党团机构的矛盾，毛泽东于1930年2月6日至9日，在赣西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主持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及其下属各行委、中心区委、苏维埃党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江汉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身分参加会议，刘士奇、曾山作为助手配合毛泽东组织了这次会议。 在“二七”会议上，两个月前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对红四军领导权的毛泽东，在刘士奇、曾山的帮助下，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厉斗争，这场斗争为日后掀起“肃AB团”运动埋下了火种。 毛泽东等列举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重政治错误”主要有两项： 一、毛等批评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指出“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 二、毛等指责江汉波等“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①——这里所提到的“党的领袖”，是指由毛泽东派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刘士奇。 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出主力部队，转任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及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 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 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② 以此通告发布为标志，江西苏区开始了持续两年的“肃AB团”的斗争，很快，“肃AB团”的野火就迅速在赣西南蔓延开来。 ① 《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决议》（1930年4月4日），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褊》，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576－77。 ② 《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2月16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页173。 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春至1931年1月；第二阶段，1931年5月至1932年初。“富田事变”则发生在第一个阶段的后期。 “打倒机会主义领导”在此前还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这个1927年“八七会议”前后始出现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变陈独秀的路线并中止其在中央的领导职务。在这之后，中央虽已愈益强调思想统一，但党内还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时期民主传统的痕迹。依那时的党道德和党伦理，不同意见仍可在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则拥有最终裁判权，未闻有将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予以肉体消灭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却将“打倒机会主义领导”与肉体消灭结合起来。将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对敌斗争的概念，这中间需要过渡和转换，毛泽东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这个中介环节。他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分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所谓镇压有据，消灭有理。1930年春，在苏区内已流传国民党AB团进行渗透破坏、其组织已被陆续破获的消息，根据地的对敌警惕气氛空前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下，毛完全可以用“镇压反革命”来要求红军和根据地的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全力支持和服从镇压“AB团”的政策。 “二七”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关于“各级领导机关已充塞地主富农”、“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的《第一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AB 团”的宣传攻势。 6月25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命令各级组织：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分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工农群众只有阶级之分，不要顾及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它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大纲》同时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以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① 这份《大纲》虽然提到杀人要有证据，严禁误杀，但是恐怖大门一经打开，事态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1930年7、8月间，“肃AB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 8月，李文林出任根据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书记。在“打AB团”的积极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输于前任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赣西南特委首先选择“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的团特委发行科工作人员朱家浩作突破口。据赣西南特委1930年9月24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20 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文件透露，朱家浩被拘押后，“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起初他坚决不肯承认，后“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的赣西南政府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 这份《紧急通告》还详细规定了“肃AB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这就是鼓动采用肉刑逼供和对“AB团分子”实行“杀无赦”。《紧急通告》说： 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一经发现“AB团”分子，下一步就是枪毙。《紧急通告》要求： 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② 赣西南特委厉行“肃AB团”，到了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二七”会议要求把“党内代表富农分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消灭了一千多“AB团”。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④ 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634－35。 ②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646、648－49。 ③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626、631。 ④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110。 在赣西南特委大张旗鼓“肃AB团”时，毛泽东因忙于主持军中事务，并没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团”。进入10月后，毛的态度发生转变。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县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的措施。毛在这封信中继续发展了他在“二七”会议期间对赣西南党团机构的基本观点，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毛申明，为“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以“打AB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① 毛泽东真的相信有如此众多的“AB团”吗？答案是似信非信。 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毛习惯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级领导人当中未有超过毛泽东者。在另一方面，连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团”，毛就更没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团”了。 然而毛泽东又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十分清楚，苏区不可能有这么多的“AB团”。既然恐怖闸门已开，正可顺势引导，将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对派一并镇压下去。 毛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镇压李文林等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进行大清洗，开展“AB团”运动。 就在赣西南肃“AB团”的大背景下，1930年11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也在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大开杀戒，开展了“打AB团”运动。 1930年10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动员彭德怀在打下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在部份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为了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百余名“AB团”分子，②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 一191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 年）；页319。以下称《毛泽东年谱》。另参见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90。 ② 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年）；第14册，页634。 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AB团”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过去曾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该师组织科长、政务科长都被当作AB团肃掉。宣传科长何笃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暴动，随朱德上井冈山后，曾在危急形势下将被上司叛变拉走的队伍重新拉了回来。只因何笃才在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争论中站在朱德一边，从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将其调出红一军团，在黄克诚手下当个宣传科长。何笃才与黄克诚有友谊，“两人在一起无所不谈”。何笃才认为，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他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但毛的组织路线不对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并举例说，一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为会顺从，受到毛的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①果其不然，这位聪颖过人、毫无过错的何笃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团”的恶名遭到杀害。 据萧克回忆，在“肃AB团”达到高潮的1930年11月底至12月初，他所在的师“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团”，杀了六十人。十几天后，该师又决定再杀六十多人，后经军政委罗荣桓的援救，萧克迅速赶往刑场，予以制止，才救出了二十几人，“但还是杀了二十多人”。② 毛泽东既然对自己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也大开杀戒，那么对一贯与自己唱反调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就更不会有丝毫顾惜了。 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肃AB团”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随着“肃AB团”中暴露出的乱打乱杀现象日益严重，李文林的态度开始转趋冷静，10月初和10月底，省行委已着手部署纠偏措施。但令人回味的是，当李文林的肃反狂热降温时，毛泽东却开始升温了。 1930年11月，毛泽东“根本改造”的利刃终于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此次行动更因李文林等坚持执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线，反对弃攻南昌的主张而更加惨烈。 1930年5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于8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二全会”不指名地指责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的主张、被毛派至赣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一切引致毛的极大不满，毛早已习惯以中央在江西苏区最高代表行事，岂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拥护中央为名反对自己？此时毛尚不知“立三路线”这个词语，于是认定“二全会”是“AB团取消派”的会议，并将参加“二全会”的人一律视为“AB团”分子，列入应予“扑灭”的范围。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据称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③这张字条究竟是何内容不得而知，然而将李文林与“AB团”联系在一起已经有了所谓证据。 ①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00-101 ②《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③ 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页353；但据1987年中共吉水县党史办的调查报告称，李文林的父亲只是富裕中农，且早在1927年5月就病故。参阅《关于李文林被错杀情况的调查》，载中共江西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1辑，页326。 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认定李文林就是“AB团”首领。 1930年11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紧接着，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继被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犯人被刑讯后的口供，于1930年12月3日写信给改组后的江西省行委（李文林被捕后，由毛的老部下曾山领导）——（此信其实是毛泽东所写，大陆学者为避毛讳，有意隐去毛的名字），认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等为AB团分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毛在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后“务必会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对“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① 李韶九携毛泽东指示信于12月3日前往富田，5日毛又将第二封指示信派两位红军战士给已出发的李韶九和省行委送去。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从已被捉的人的线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为了督促贯彻两封指示信，毛又派出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赶往富田“协助肃反”。 12月7日下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实施总前委关于肃反的部署。李韶九向曾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陈正人面交了毛泽东的指示信，随即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刘万清、任心达、马铭等人予以逮捕。 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而每一次用刑都有李韶九在现场指挥。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 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② 在惨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任心达、丛允中、段起风等“是AB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AB团”。 对于这次刑讯逼供，萧克将军在1982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③ 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李韶九（于9日离开富田）、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和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于8日到达）坐镇富田，厉行肃反。曾山亲自审讯段良弼，所得结果是抓出“AB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四十余人， ④其中李韶九在未动身前往东固前亲自布置将二十五人处决。 ① 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98。 ② 《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1930年12月15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未》，页105。 ③ 《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④ 曾山：《为“富田事变”宣言》（1931年1月14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未》，页105－106。 在这之前的12月9日，当总前委派来“协助肃反”的古柏赶到富田后，李韶九带一个排警卫，押着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离开富田，于10日到达红二十军军部所在地东固，立即与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研究如何贯彻毛泽东两封指示信，“找得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 李韶九、刘铁超、曾炳春根据段良弼、谢汉昌被刑讯后的口供，认定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是AB团分子。但因李韶九与刘敌是同乡，李韶九虽然在谈话中已点出刘是AB团分子，但是并没有立即将刘敌逮捕，只是“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迫使刘敌自己供认。刘敌在富田事变后写给中央的信中承认他在同李韶九谈话后，即有了发动事变的念头。刘敌并在信中陈述说，他一向知道“李韶九是素来观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一个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为了躲过马上就要降临的刑讯逼供，刘敌改用长沙口音对李韶九说：“我是你老人家的部下，……现在幸喜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AB团，军长总不是AB团，我总唯你三位是追是随，我个人还有什么呢。”李韶九见刘敌这番表态，就放刘敌回去了。① 12月12日，富田事变爆发。这天上午早饭后，刘敌同独立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秘密开会商量应对李韶九的措施。三人一致认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来抓AB团是打击赣西南党的干部“阴谋计划的组成部份”，为了防止阴谋得逞，决定立即逮捕李韶九和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等人。会后，刘敌即至独立营对战士进行鼓动，率领全营红军战士包围了军部，逮捕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等人，李韶九被捉后逃走，军政委曾炳春也跑回家乡躲避。傍晚，谢汉昌、刘敌率红二十军军部直属独立营冲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AB团分子”七十余人。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也被捉了起来（次日即被释放，并被邀请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趁乱逃出富田，跑回家乡。古柏也从“肃反机关跑了出来”。②古柏之妻曾碧漪、陈正人之妻彭儒均趁黑夜逃走。 这就是震惊江西苏区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刘敌等把所率领的红二十军带到赣江以西湘赣苏区永新、莲花、安福一带，继续展开土地革命，并在吉安县永阳成立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谢汉昌、刘敌采取了四项紧急措施： 一、派遣段良弼携二百斤黄金紧急赶往上海（实际带到上海中央的只有“几十两”），③向中共中央汇报赣西南“肃AB团”及富田事变经过，请中共中央裁决。 ① 刘敌：《给中共中央的信》（1931年1月11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107-108。 ②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年6月12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23。 ③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年），页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 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11。 二、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省行委认为，曾山等配合李韶九滥抓“AB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缉拿归案。 三、争取赣西南特委下属的湘赣苏区西路行动委员会书记王怀的同情与支持（1930年12月9日，毛泽东的老部下、原省行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率一个排兵力去西路行委，贯彻总前委两封信的精神，准备逮捕行委书记王怀，但未果）。在王怀领导下的河西苏区对红二十军的反毛行动受到普遍同情，王怀的观点——红二十军行动不是反革命行为，而是“工人阶级路线与农民路线两条路线斗争”——被迅速传播开来。富田事变当事人之一的曾山在几十年后对此还记忆犹新，他说，当时“河西苏区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极端混乱，甚至还影响到河东苏区部份人民和部份党员的认识也逐渐模糊起来”。①由此可见，当年毛泽东的极端行为造成的影响是何等广泛。 四、公开打出反毛泽东旗帜，并试图争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支持。谢汉昌、刘敌在向赣江西边转移途中，张贴大量标语和《告同志和民众书》，指责毛泽东有“党皇帝思想”，宣称“党内大难到了”，并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12月20日，谢汉昌、李白芳、丛允中等在永阳镇写了《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这封信一方面谴责李韶九大抓AB团，对同志滥捕滥杀，同时又抨击总前委偏护李韶九，还附上了伪造的《毛泽东给古柏的信》，离间毛与朱、彭、黄的关系。 《毛泽东给古柏的信》普遍被认为是一封伪造信，当事人彭德怀的证据可能最有说服力。数十年后，彭德怀在狱中写交待材料回忆此事时说：“这封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允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 这封伪造的毛泽东致古柏的信，自1930年代后一直未予公开，直到1985 年江西出版的一本有关中央苏区的历史著作中才首次予以全文披露： 古柏同志：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指段良弼——引者注，下同）、李（指李白芳）、王（指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指曾山）、李（指李韶九）、陈（指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10/12毛泽东。② ①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年6月12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23。《周恩来年谱》，页192。 ② 见戴向青：《中央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52。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闻知此信有不同的反应。朱德随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驻在黄陂，没有直接领军，因此“离间”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手上握有一万兵力的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及其副手黄公略。1930年12月中旬，彭德怀接到谢汉昌等人的信并《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当即作出判断，认定此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险恶阴谋”，彭德怀迅速草拟一份“不到二百字的简单宣言”，宣称“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表示三军团“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至于黄公略的态度则较为暧昧，据彭德怀回忆：“我讲这段话时（指彭分析《毛泽东给古柏的信》是伪造的假信）黄公略来了，大概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会后我问邓萍同志，公略来干吗？邓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他就走了。”① 在彭德怀的解释和说服下，红三军团的“情绪转变过来了，把愤恨转到对富田事变”，彭又把部队开到距黄陂总前委所在地十五里的小布，亲自请毛泽东来三军团干部会上讲话，以表示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在富田事变后的紧张形势下，彭德怀及三军团对毛泽东的支持具有极重要意义，此举巩固了毛泽东已遭动摇的地位。 但是事变领导人到处散布的反毛的舆论毕竟已严重损害了毛的声望，毛泽东为了反驳赣西南方面的抨击，亲自出马，毫无愧怍，于1930年12月20日草写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 在这封答辩信中，毛泽东坚持认为“肃AB团”均是有根有据的。他说：红军中“AB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总前委为挽救赣西南的革命危机，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毛认定段良弼等为“AB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②毛明知将段等定为“AB团”全靠刑讯逼供，却对刑讯逼供无只字批评，反而指责段等不能为革命一时受屈，而不能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逻辑，只要段良弼等自己承认是“AB团”头子，即可证明彼等系货真价实的“AB团”——毛的这种逻辑和思维方式，成为日后极左的审干肃反的常规思路，是造成冤假错案连绵不断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 在这样的思路下，毛坚持“肃AB团”不仅无错，反而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他说：“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毛声称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号召对事变进行坚决镇压。 ③ ① 《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66。 ② 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年）；第14册，页634。 ③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年）；第14 册，页634。 1930年12月中下旬，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体的讨伐富田事变的布告： 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 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 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 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 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 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 实行拥蒋反共，反对彻底分田。 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 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 AB 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 口里喊的革命，骨子是个内奸。 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 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 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 ① 毛泽东理直气壮，乃是他认定自己就是红军和党的象征。毛就是根据地的中央，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反毛即是“AB团”，所杀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里，只要目标崇高——扑灭“AB团”就是保卫革命——即使手段严厉一些也无关紧要。在大恐怖中，总前委和毛的个人权威得到完全确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苏区的列宁！ 2、历时四个月的项英对毛泽东的纠偏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在宁都小布宣布成立，项英正式走马上任。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由项英担任代理书记，取消总前委和由毛泽东担任的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毛泽东、朱德等参加中央局。在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的同时，还建立了归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领江西和全国红军，项英兼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至此，从党的法理上，项英已取代了毛泽东的地位，成为江西苏区中共党、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项英前来苏区及苏区中央局的建立，是处于转折年头的中共实现其将工作重心向苏区转移的重大战略步骤，是落实斯大林及共产国际有关指示的具体行动。1930年7月下旬，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前来汇报工作的周恩来，指示中共应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发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指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建立完全有战斗力和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务”。 ② 中共工作重心向江西苏区转移，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协调中央与毛泽东的关系，及如何评价毛在江西的工作。从这一时期周恩来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毛并不尽然满意，但是周恩来却常以自我批评的口吻谈论这类问题。1930年8月22日，周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我们过去一方面屡屡批评农民保守观念的错误，另一方面反对单纯军事游击式的策略，中央还特别提出割据的错误，对于根据地确实注意得比较少，这是工作中的缺点”。③ ①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85。 ② 《周恩来年谱》，页183。 ③ 《周恩来年谱》，页185。 既然已经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下一步的措施就必然是加强中央对苏区的领导和红军中党的领导。在9月29日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要求中央派自己前往苏区工作。次日，周恩来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在红军中党的领导要有最高权威。 1930年10月3日，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全党最高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三人常委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组成，周恩来为实际负责人），初步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派项英先行前往江西。 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最后确定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在周恩来未到达之前由项英代理书记一职，以苏区中央局为苏区党、军、政最高领导机构。 10月29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通知毛泽东：“苏区中央局在项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朱德为红一、红三军团总司令。目前一切政治军事领导统一集中到中央局。”① ① 《周恩来年谱》，页192。 至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为贯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具体措施已经落实就绪。 为配合中共中央向苏区的转移，周恩来在9、10月采取了更为细致的部署：在上海举办从苏联返国准备前往苏区的军事训练班，一批军政干部如张爱萍、黄火青等参加学习后被派往江西苏区。安排从苏联学习返国的刘伯承、叶剑英、傅钟、李卓然等把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译成中文，并送往苏区。主持打通了比较固定和安全的由上海前往江西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成立了以吴德峰为局长的中共中央交通局。积极筹备建立自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至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大功率秘密电台和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至江西苏区的无线电联系，莫斯科—上海—江西苏区的通讯渠道即将全部打通。 项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中共江西苏区最高负责人的身份，肩负加强中共中央对江西红军领导的重大使命，沿地下秘密交通线于1930年底抵达江西苏区的。项英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产业工人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他于1921年在武汉加入中共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曾在1928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是1925年中共四大后的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项英对从苏联学来的马列理论有着坚定的信仰，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感情”较深，个人性格和作风则比较拘谨和严肃。 1930年11月下旬，项英从上海出发。他刚一抵达江西苏区，就闻知不久前在赣西南红军内部爆发了一场矛头直指红四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富田事变。项英领导的苏区中央局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处理富田事变。1931年1月16日，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一方面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另一方面又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毛泽东等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主张采取较为缓和的、有区别的政策，以缓和苏区内部的紧张关系，避免红军的分裂。 《决议》的矛盾性和含混性集中体现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上。项英认为“江西省行委中之段良弼、李白芳及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系AB团要犯”，彼等发动“富田事变”是“分裂革命势力”、“分裂红军”的“反党行为”，并决定“将富田事变的首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等开除党籍”；但与此同时，项英又声称富田事变不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而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并责令赣西南特委和红二十军党委停止党内互相攻击，听候中央局调查处理。 如果说，项英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认识上采取了折衷主义的立场，那么，项英针对“肃AB团扩大化”的尖锐批评，几乎就是直接指向毛泽东的了。《决议》重点批评了“过去反AB团取消派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并列举其主要表现：“第一非群众路线，许多地方由红军或上级机关代打”，“第二是盲动，没有标准，一咬便打”。项英强调：今后“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来教育全党党员。这样才能使党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① 项英的上述态度与他对毛泽东的复杂的观感密切相关。项英在大革命时期虽与毛泽东有过一些工作接触，但他在未抵江西之前，对江西苏区的认识全凭在上海中央机关所看到的来自苏区的零散的报告和周恩来的介绍。项英在性格上较为直露和坦率，与毛泽东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因此，一经发现富田事变的原委，项英很快就掩饰不住对毛的不满。但是，项英毕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十分了解毛在1927年后对党与红军的贡献及毛在江西苏区所拥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己又甫抵苏区，深知不能公开指责毛泽东，所以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判断及处理方法上煞费苦心，既要考虑到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又要坚决地制止、纠正毛在“肃AB团”问题上的错误。然而随着项英逐渐熟悉江西苏区的内情，他原先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进一步发生变化，对毛泽东的批评也日趋尖锐。 1931年2月4日，项英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发出《中央局给西路同志信》：“飞函王怀、丛允中等同志及各党部派一人及有关系诸同志（如陈正人，红军学校等）来中央局讨论，将一切得到一个最后的解决。”项英在这封信中还明确表示那种认为“二全会”是“AB团”会议的看法是错误的，②显示出与毛完全不同的态度。项英这封信表明他已着手准备富田事变的全部善后处理工作。 ① 《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1月16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页 639－42。 ② 毛泽东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强调：“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 1931年2月19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第十一号通告，事实上修正了1月16日《决议》关于富田事变是段良弼等人领导的“反党反革命”行动的看法： 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的历史和党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论的运用，是铁一般的正确。① ① 转引自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汉、陈衍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页311。 《通告》宣布开除李韶九、段良弼等五人的党籍，对其它人，只要“证明未加入反动组织（AB团），承认参加富田事变的错误，绝对服从党的决议的条件之下，应允许他们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来”。 2月19日后，项英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红二十军返回河东上。毛泽东尽管感到项英的压力，却因身系事件中心，一时明显处于下风，难以有所作为，只能暂取观望之态，遂把全部身心投入指挥和国民党“围剿”部队的作战中。 项英首先责成富田事变时躲回家乡的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回到河西红二十军中去作说服动员工作，并随带中央局指示，通知赣西特委负责人和参加事变的领导人回苏区中央局开会，并委派干部去永阳解散由谢汉昌等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是否去苏区中央局开会，这是关系到领导事变负责人的人身安全的关键性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项英的个人威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曾山回忆，谢汉昌等对项英抱很大希望，“估计项英同志是支持他们的”，在这种预期心理的作用下，1931年4月间，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者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及西路行委书记王怀，遵照项英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回到宁都黄陂苏区中央局驻地参加会议，“向党承认错误，请党教育”，只有段良弼一人因去上海中央汇报富田事变而未前往。红二十军的官兵也遵照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努力向泰和、固江北路歼灭各地地主武装，夺回被迫反水群众”。 但是等待他们的命运却是他们和项英都未曾料到的：中共中央否决了项英对富田事变性质的评价及其处理方法，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及红二十军、赣西南大批党员干部的出路只有一条：被枪毙！ 3、“肃AB团”烽火再起：中央代表团贬斥项英，支持毛泽东 根据迄今披露的资料显示，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对富田事变作出反应。 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上海中央内部围绕“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返回、原先在中共党内地位较低的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王稼祥等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改组在和“立三路线”斗争中“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以周恩来、瞿秋白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而以何孟雄和罗章龙分别为首的“江苏省委派”和“全总派”，在一度与陈绍禹等联络反中央后，又转而反对陈绍禹新提出的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主张。党内各派别的争论使中共濒于分裂，最后，在1930年12月中旬秘密抵达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7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强行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陈绍禹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向忠发、张国焘组成中央常委会，仍由向忠发担任总书记一职，但从此中共中央实际由陈绍禹、周恩来掌握。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开除继续反对中央的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及党籍，至此，开始了中共党史上被称之为“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 在这次会议后，原有的党内纷争基本结束，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走上轨道。 一经解决了党内的分裂危机，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所处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讨论富田事变问题。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富田事变。 在这里，有若干问题仍存有疑点：中共中央是如何知道富田事变发生消息的？1931年l—2月，上海中央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系还未建立，直到同年秋才开通了上海中央经香港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络。有资料显示，富田事变后，中央政治局曾要求毛向中央报告富田事变真相，①毛是否对此作过反应？毛泽东在富田事变后曾写有《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否是给上海中央的？据八十年代后期披露的权威性资料反映，富田事变中被扣押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在事变后即被段良弼开释，携在苏区筹集的千两黄金很快返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另有资料透露，1931年2至3月，段良弼及江西省团委共三人去上海汇报富田事变经过，博古等会见了他们，并向中央常委会作过报告。博古判定，赣西南来人及其口头叙述与少共中央所收到的赣西南控告毛的文件大体都是真实的。②尽管周恩来没有接待过赣西南来人，但有一个问题基本可以确定，这就是在1931年2月13日前，周恩来等已得知富田事变的有关情况，此时的周恩来已意识到在赣西南所发生事件的严重性质，并决定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 周恩来在2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两项决定：第一、立即给江西发一中央训令，“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第二，重新调整中共苏区中央局人选，决定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常委。经过这次调整，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第二号人物的角色将由任弼时担任，而刚刚在六届四中全会担任中央委员的留苏派王稼祥则进入了苏区中央局最高领导机构。③ 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举行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组成委员会，研究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处理意见。 2月20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三人委员会的意见，周恩来代表三人委员会发言：“赣西南的AB团是反革命组织，但是尚有动摇的和红军中的不坚定分子，在客观上也可为AB团所利用”。④会议决定：根据周恩来这一结论，由任弼时起草一信，要江西苏区停止争论，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派遣中央代表团前往苏区处理富田事变，中央代表团有全权解决的权限。 ①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页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486。 ②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页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484。 ③ 《周恩来年谱》，页203-204 ④ 《周恩来年谱》，页205。 2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由任弼时起草的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信中指出： 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在与敌人艰苦作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前，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领导，一致的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①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页141；另见《周恩来年谱》，页205。 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这封信，在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推翻了1930 年1O月中央政治局原先作出的决定，沉重地打击了项英。 第一，否认了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局）而刚刚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合法性，剥夺了项英在江西苏区的最高领导权。 第二，明确规定在中央代表团抵达之前，毛泽东在江西苏区享有指挥一切的最高权威，重新恢复了被取消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否认了1月中旬刚成立的项英领导的中共中央军委的合法性（事实上，1931年1月30日，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已决定重新组成由周恩来为书记的新的七人中央军委）。 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组成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立即动身前往江西苏区。作为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的第一个高级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直接使命是代表中央政治局处理富田事变问题，享有明确而全面的授权。为策安全，议定任弼时于3月5日出发，王稼祥3月7日启程。 关于共产国际对富田事变的态度，至今没有详尽资料。1931年春，共产国际常驻中国的机构是设在上海的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系德国人，其人在共产国际地位较低，他的意见经常不被中共中央领导人重视和接受。早在1930年春由于中共中央与远东局在“富农问题”等意见上的分歧，周恩来曾专程去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汇报。1931年夏秋，由于罗伯特向莫斯科汇报了李立三试图把苏联拉入中国内战的情报，以及远东局对李立三的抵制，罗伯特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仍不具备足够的权威，以至于共产国际专门派遣米夫秘密来华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据有关资料透露，米夫于1930年12月抵华后，曾在上海秘密逗留半年时间，但迄今也未发现有关米夫对富田事变发表看法的任何资料。 只有一两份资料间接透露了有关共产国际对富田事变的态度。根据《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一书透露：1931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至于远东局意见的具体内容如何，该书未作任何披露。但笔者根据周恩来在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次日发表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判断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富田事变的大概意见是：一、富田事变是反革命行动。二、不应夸大敌人在内部进攻的力量。 笔者的这个判断可从另一份资料中得到证实。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任弼时传》透露：在1930年2月20日讨论富田事变的政治局会议后，与中央政治局的意见相异，共产国际远东局不同意贸然肯定总前委反“AB团”的行动，因此在由任弼时代表中央政治局起草的2月23日的信中，没有写上总前委反AB团“一般是正确的”这句话。但是到了3月27日，远东局改变了原有的看法，认定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动，前委领导是对的”，甚至要求政治局与远东局联名发表对富田事变表态的决议。①这就是次日发出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 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决议》究竟是谁起草的，迄今仍无直接资料予以证实。笔者分析周恩来起草的可能性最大。周恩来在政治局内分工负责苏区与红军的工作，从1931年1月起周恩来起草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第一号通告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约七份有关涉及全党政治路线、红军与苏区工作，以及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信和电报。举凡全局性的、最重要的文件均由周恩来参与起草。《决议》体现了周恩来所特有的虽具强烈倾向性但仍含折衷色彩的思维及行事方式的风格，与周恩来在讨论富田事变的2月20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精神基本一致。 《决议》指出：“（富田事变）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决议》又说：“同时过份的估量反革命组织力量及它在群众中的欺骗影响而减弱我们有群众力量有正确路线可以战胜阶级敌人的坚强信心，这也是一种危险。” ② 1931年2月以后，中共中央及周恩来在对富田事变定性问题上一直持强硬态度，以任弼时为首的赴苏区的中央代表团忠实地执行了周恩来的方针，而根本不知道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等对富田事变的看法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而具体改变肃反政策及纠正毛在肃反问题上的错误，则是在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此时，数千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干部早已被冤杀。 1931年4月中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带看六届四中全会的文件，经闽西到达赣南，和项英领导的苏区中央局会台。 在任弼时等未抵达江西苏区之前的3月18日，项英曾主持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本是项英为加强苏区内部团结而开的一次会议，也是巩固其在苏区领导权威的一个重要行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刚刚收到的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的来信，具体讨论的问题包括富田事变和“一、三军团过去工作的检阅”等。项英在谈到苏区中央局处理富田事变问题时，进一步重申：“用教育的方法是对的，我们应该清楚认识所有参加富田事变的人不一定个个都是AB团取消派，如果否认这一点是错误的。”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09。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126；另参见《周恩来年谱》，页208。 ③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6期。 然而，项英的意见在中央代表团抵达后立即被推翻。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下车伊始，马上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传达六届四中全会文件和中共中央对富田事变的意见，作为“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继续”。 4月17日，由任弼时主持在宁都的青塘举行中央局扩大会议，毛泽东、项英等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进一步肯定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的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份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决议》批评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调和路线”下成立的，指责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解决富田事变的路线完全是错误的”：（项英）根本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反而肯定富田事变不是AB团的暴动，这完全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又说富田事变是由无原则派别斗争演进而成的，更是大错特错。 由于推翻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分析和处理意见，中央代表团与毛泽东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1931年5月，重新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建制，仍由毛泽东担任书记。8月，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1年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通报由毛泽东正式取代项英，主持苏区中央局：项英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认为是派别斗争，工作肱力不够领导。因此丧失信仰，中央局决定以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① 与重新确立毛泽东领导权相同步，是重新逮捕、审讯响应中央局通知回到中央局开会的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人。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周以栗（1930年长江局派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代表，随后与毛泽东结成密切关系）为首的审判委员会，“首先把富田事变头子刘敌执行枪决”，然后，依次“公审”谢汉昌、李白芳、金万邦、周冕、丛允中等，也一并处死。事隔三十年后，当年参加“公审”的曾山回忆了这次公审，他说：在公审中，毫无逼供现象，被审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谈他自己的意见。他们不承认是反革命组织，而肯定是一个反毛团的组织。② 处决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人并不意味“肃AB团”运动已告“胜利完成”，相反，它标志着更大的“打AB团”风暴的袭来。 1931年7月间，原在河西坚持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军在政委曾炳春和继刘铁超之后任军长的萧大鹏的说服教育下，服从中央局决定，回到苏维埃中心区域的河东于都县，但是等待他们的并不是欢迎和鞭炮，而是大逮捕和大处决。苏区中央局命令解散红二十军，扣押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直到副排长的全体干部，“士兵被分编到四军、三军团去”。被扣押的红二十军干部，大部份被当作“AB团取消派”受到“处置”（即枪决）。 在地方，“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打成AB团分子”，“有的被错误处置，有的被监禁或停止工作”。 ③ ①《苏区中央局致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1931年10月11日），转引自《任弼时传》，页212。 ②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年6月12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23。 ③《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继毛泽东在1930年发动“打AB团”运动后，江西苏区的“肃AB团”只因项英的坚决制止才停顿了四个月，又在1931年4月后如火如荼全面开展起来，并在五、六、七三个月达到最高潮。 为了贯彻落实苏区中央局4月17日《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提出的对“AB团”分子要“软硬兼施，穷追细问”的精神，加紧了对所谓“AB团”分子的刑讯逼供。“所有AB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对犯人普遍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所谓“软”，“就是用言语骗出犯人口供，……所谓硬的方法，通常着双手吊起，人向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县）说，刑法计有一百廿种之多……。”①在运动中，被审人因经不住酷刑乱供乱咬，使“AB团取消派”越打越多，“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有被扣留的可能。”而肃反机关则捕风捉影，“甚至于公开的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因之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份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在打AB 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② 当时在中央苏区的邓小平对此惨剧也有过评论。他说：“我对总前委之反AB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③ ①《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77－78、480。 ②《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77－78、480。 ③ 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载中共中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然而，在“肃AB团”的基础上，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结成的友好合作关系仅维持了七个月左右，一经解决了毛泽东与项英在“肃AB团”问题上的矛盾后，中央代表团和毛之间又逐渐产生了新的矛盾。除了政策分歧外，毛的个人权力与中央代表团权限的不明确，也加剧了双方关系的紧张。至少在法理上，毛泽东是江西苏区党、军队、苏维埃政权的最高领袖，而中央代表团的地位则不甚明确。从中共中央授权讲，任弼时应是江西苏区最高负责人，但毛泽东已就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因此，无论是从实力基础或是从苏区中央局书记的法理权限讲，毛已是苏区最有权力的人，而中央代表团虽具权威，但只是处在一个监督者的地位。 于是，在诸多矛盾的作用下，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蜜月终于在1931年11月初宣告结束，从此双方开始了长达三年零两个月的对抗和冲突。

作者: wanderlust 时间: 23.11.2005 20:20
顶!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24.11.2005 12:41
谢谢大家支持 <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shades_smile.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shades_smile.gif' /> . 刘志丹的文章正在找.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24.11.2005 12:46
 三周恩来与毛泽东在苏区肃反问题上的异同点 长时期以来，关于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是一个被严重搞乱的问题。根据传统的解释，造成苏区“肃反”灾祸的所有罪责，皆在王明与王明路线的身上，毛泽东与此毫无关联。不仅如此，毛还被描绘成是与王明“左倾”肃反路线斗争的英雄。然而历史的真实却与此相反，毛是苏区极端的肃反政策与实践的始作俑者。 其实在肃反问题上，毛与中共中央并无原则上的分歧，双方都一致肯定肃反的必要性，但是随着周恩来等较深入地了解到苏区肃反的真相，中共中央开始调整肃反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纠偏的措施。同时，原先对毛个人专权的怀疑也在逐渐增长，中共中央加强了对毛的防范，并果断中止了针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大规模的肉体消灭行动。 1931年3月，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启程赴赣后，中共中央在继续强调富田事变“反革命性质”的同时，开始提及防止肃反“过火化”的问题。 1931年7月下旬，随任弼时等同赴江西苏区的中央巡视员欧阳钦返回上海，他完全接受了苏区存在大量“AB团”的论断，并将此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931年8月30日，周恩来在听取欧阳钦的汇报后，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指示信》，在肯定中央苏区“反AB团斗争是绝对正确的而必要”的同时，批评了在反“AB团”斗争中存在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的错误，强调“不是每一个地主残余或富农分子便一定是AB团”，“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是AB团”。①周恩来起草的这封信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被略去周的名字，作为王明路线的代表作受到严厉批判，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仍被指责。 ② ①《周恩来年谱》，页212。 ② 参见孔永松、林太乙、戴金生：《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58－59。 周恩来的这封信之所以使毛泽东不能忘怀，盖因为这封信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任弼时等依据这封指示信中有关纠正“富农路线”的精神，开始了对毛的不指名批评。 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在赣南会议上传达了周恩来指示信的精神，但因任弼时已深深地卷入到“肃AB团”运动，因此赣南会议把重点放在检讨土地政策方面，而没有深入检讨肃反工作。虽然在赣南会议的《政治决议案》和1931年12月5日苏区中央局致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中，都传达了中共中央对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批评，并且提出了“坚决的反对极有害的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的口号，但中央苏区的乱打乱杀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止。 中央苏区大规模的“肃AB 团”运动是在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江西苏区后才真正得以停止的。由于苏区肃反与中共中央的“反右倾”路线及与苏区领导层内部的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较为缜密的措施，一方面避免与毛泽东发生直接的对抗，另一方面大大加强了苏区中央局的权威，才将中央苏区从肃反大恐怖中解脱出来。 周恩来具体了解肃反所造成的惨祸是他在1931年12月中旬从闽西进入到赣南的途中。此时闽西正在轰轰烈烈开展一场与赣南“肃AB团”平行的肃反运动——“肃社民党”。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及对闽西苏区造成的巨大破坏，促使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对苏区肃反进行急刹车。 发生在闽西的“肃社会民主党”事件起始于1931年初，到了3月迅速走向高潮，在运动规模、肃反手段及残酷程度方面，都与赣南的“肃AB团”难分伯仲。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大批红军干部、地方领导人及普通士兵、群众被扣之以“社党分子”的罪名而镇压，遇害者总数达6352人。①由此引发了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柏翠脱离共产党，拥兵自守的事件，并造成与富田事变类同的1931年5月27日的“坑口事变”。经这次肃反，闽西苏区元气大伤，党员人数由原先的八千人减至五千人。 ② 对于闽西的“肃社民党”事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中央代表邓发、闽西地方领导人张鼎丞，和中央代表团成员任弼时，各有其不同的责任。 受到共产国际“反右倾”路线影响，中共中央对待闽西“肃社民党”的态度和对“肃AB团”完全一样：先期全力支持，到了1931年8月后，在继续肯定“肃社民党”的同时，重点转向防止肃反的“过火化”、“简单化”。 1931年4月4日，经周恩来修改的《中央对福建目前工作决议》发出，要求福建省委“依据国际路线和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全部的彻底的转变”。③中共中央同日根据闽西给中央的报告，发出致闽粤赣特委信，对肃反工作作了如下的指示：普遍的白色恐怖积极的打入到党的组织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闽西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以及其它地方的改组派等），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要求各级党组织应对他们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④ ①《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 ②《中共苏区中央局致闽粤赣省委并转省代表大会的信》（1932年2月19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96。 ③《周恩来年谱》，页209。 ④《中央给闽粤赣特委的信——闽粤赣目前形势和任务》（1931年4月4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3。 中共中央的4月4日来信，对闽西的肃反起到火上浇油的恶劣作用。这封信究竟是谁起草的，大陆方面至今仍未公布。根据有关线索分析，周恩来起草的可能性最大。如前所述，周恩来在政治局内分管苏区和军事工作，凡涉及苏区及军事方面问题的中央指示信一般皆由周恩来草拟。就在发出给闽粤赣特委信的当天，周恩来修改的中央对福建工作指示信也一并发出。同日，周恩来还出席了讨论湘鄂赣边苏区问题的政治局常委会。作为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对闽西肃反的“过火化”、“扩大化”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 1931年夏，周恩来对苏区肃反问题的认识发生明显变化，在批评“肃AB团”问题上的“简单化”、“扩大化”的同时，周恩来也对闽西的“肃社民党”中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较为直接的批评。 1931年9月中旬前后，由周恩来于8月29日起草的中央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送达闽西。这封信既肯定了“社民党在闽西和其它地方是存在的”，又对闽西肃反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社党分子）既然能广泛的深入我们的党团和红军中去，经迭次破获和逮捕以后，仍然时常发现他们在我们组织中活动？为什么一部份被欺骗的群众抱着观望的态度不能自动的自首，甚至害怕加入共产党？这些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从你们一系列文件中找不到这些问题的最圆满的回答。① ①《中央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1931年8月29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页349。 周恩来在肃反问题上的这种新态度，为他在抵达苏区后对恶性肃反进行紧急纠偏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然而，在当时像周恩来这样有灵活眼光的苏区领导人少之又少。闽粤赣党的最高负责人邓发就缺少周恩来的学养和眼光，他在主持闽西肃反时的狂热态度，直接酿成了闽西肃反惨祸。 1930年12月，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的派遣，新增选的中央委员邓发到达闽西的龙岩，担任新成立的中共闽粤赣特委书记。从隶属关系上，邓发应直接受苏区中央局领导，但由于当时闽西与赣南尚未打通（1931年9月，闽西才与赣南苏区打通，连成一片），邓发实际上享有工作中的高度自主权。邓发抵闽西后，即和当地干部邓子恢、张鼎丞、林一株、罗寿春等组成了新的党与苏维埃领导机构，全面负责起闽西苏区的工作。 邓发和项英都是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为加强苏区工作，被中共中央派往苏区的。项英在前往赣西南的途中路经龙岩，曾与先期抵达的邓发见面。项英抵达赣西南后，立即集中精力处理富田事变的后遗问题，未曾过问闽西的工作。 邓发与项英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在中共早期历史上，两人都曾声名显赫。邓发更因在省港大罢工期间担任过工人纠察队队长，对“群众专政”的一套较为熟悉。邓发进入闽西苏区后，一时颇看不惯在农村根据地中盛行的“流氓现象”和“流氓作风”。当邓发看到苏维埃文化部里竟有干部抱着两个女人睡觉，就凭直觉做出判断：闽西党和苏维埃机关里已混入大量的反革命分子。而当1931年1月初红十二军（由罗炳辉任军长，谭震林任政委）部份指战员在大会上呼错口号的事件发生后（1931年1月初，红十二军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大会，有十几名红军指战员由于不了解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区别，在会上呼喊“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邓发便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肃社民党”运动。 同是六届三中全会派往苏区的中央代表，邓发缺乏项英所具有的对复杂事物进行缜密分析和慎重判断的能力，邓发的激烈的性格和狂热的革命气质导致闽西肃反的规模不断扩大。 由邓发主导的闽西肃反具有革命绞肉机的全部特征：指称社党分子全凭肉刑和逼供；肃反的唯一手段就是处决；恐怖机器一经开动，就产生了自我驱动的内在动力，使其疯狂运转，不断依次进入更高阶段，结果是纵火者也与之俱焚——杀人者终被杀！ 1931年3月2日，由处决原红十二军第100团政委林梅汀等十七人而拉开了闽西苏区肃反大恐怖的帷幕，肃反狂潮迅速波及红军、党和苏维埃各级机构，以及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系统，结果导致地方红军中大部份排以上干部，闽西苏维埃政府三十五名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50%，①段奋夫等一批闽西农民暴动的领导者，和永定、龙岩、杭武等县区的负责人都尽行被消灭。被害者大多为二十几岁的青年，闽西肃反第一个牺牲者林梅汀被杀时年仅二十四岁。在被害者中，也有不少少先队、儿童团员，最小的只有十六岁。②许多五花八门的罪名，诸如参加了“社民党”的“十毫子运动”、“食烟大同盟”、“姑娘姐妹团”、“找爱团”、“膳食委员会”，都成为被处决的理由。 在闽西肃反的牺牲者中，地富家庭出身的党员干部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也反映了苏区肃反运动的一个带有共性的特征，即在所有清洗运动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干部都是首当其冲的整肃对象。在1931年3月2日召开的闽西第一次公审处决大会上，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明确宣布惩处“社党分子”的三项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即出身不好者处以死刑，其依据是“地主富农子弟，在斗争中必然会背叛革命”。 ③ 由“肃社民党”造成的空前“红色恐怖”，使闽西苏区的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陷入一片惊恐之中，许多干部和战士被迫逃亡，有的甚至飘洋过海以求避难，更多的人则纷纷逃往由傅柏翠控制的上杭古蛟区。 傅柏翠是蛟洋农民暴动的领导人，曾任红四军四纵队司令员和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因在其家乡古蛟区实行“共家制度”受到闽西党组织的批评，其后，又因拒绝出席党的会议和拒不服从工作调动，在1930年10月被党组织指称为“第三党观点”而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邓发担任中共闽粤赣特委书记后，在1931年2月宣布开除傅柏翠的党籍，并派红军攻打傅的家乡古蛟区，逼使傅伯翠走上拥兵反抗的道路。 1931年3月6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第二十三号通告，宣布傅柏翠为闽西“社民党”首领，古蛟区为“社会民主党巢穴”。在大恐怖中，傅柏翠控制的古蛟区成为大批红军干部战士逃避捕杀的避难所。④ ①参见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4。 ②杭武县苏肃反委员会：《革命法庭》（1931年6月1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4。 ③《共青团闽西特委对肃清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决议》（1931年4月6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1、193。 ④傅柏翠脱离中共后，曾接受国民党委任的（上）杭、（龙）岩、连（城）边界保安总队队长职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后，傅柏翠曾接济过在赣、粤、闽坚持游击战争的共产党游击武装。1949年5月，傅柏翠率所部三千余人归顺中共。1985年5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发出通知，为傅柏翠平反，宣布其为“同志”，推翻傅身上的“社会民主党领袖”的不实之词。 1931年春夏之交，闽西大规模的红色恐怖已发展到动摇共产党社会基础的危险地步——在闽西政府所辖之下，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 在傅柏翠拥兵反抗之后，1931年5月27日，又爆发了在中共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坑口兵变”。“坑口兵变”的发生与被镇压，几乎与赣西南的“富田事变”如出一辙。 在闽西大清洗的高潮阶段，闽西杭武县第三区（现属上杭县溪口乡、太拔乡）区委书记何登南、县武装第三大队政委陈锦玉等二百人被控以“社党分子”的罪名，被拘押在坑口和白砂（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5月27日，县武装第三大队大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丘子庭等率众扣押了正在此巡视的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罗寿春，迫其书写手令释放被扣人员。当晚，李真等率领三大队包围区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捕人员。同时又派出一部份人员前往白砂，以罗寿春的手令，将被关押的第三区人员带回释放。 以邓发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赣省委（1931年5月，原特委易名为省委）得知“坑口事变”消息，立即认定属于“反革命暴动性质”，随即抽调新红十二军进攻杭武第三区，至5月29日，除少数人逃亡外，第三大队的大部份人员被缴械逮捕，两天前刚被释放的人员再次被捕。同日，闽粤赣省委作出决议，指示“对于已经被捕的社党，应多方审讯以破获其整个组织，同时要很快地处决”。①于是，李真、何登南、丘子庭及第三大队绝大多数被捕干部、战士尽被处决。 5月29日的镇压虽然极为严厉，但是并没有完全压下闽西苏区军民对肃反的极度愤怒。6月1日，杭武县第二区部份干部与地方武装又发动反抗，在此前后，永定的溪南和虎岗也发生类似自发的反抗行动，但全部遭到镇压。② 邓发作为中共闽西苏区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极端行为，应负有直接的、第一位的责任。 在闽西肃反问题上，担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张鼎丞与充满肃反狂热的邓发相比，其态度要相对温和一些，但是他最终还是屈从于邓发的意志。 张鼎丞是闽西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创始者，极为熟悉闽西革命历史和干部状况，是闽西地方干部的代表人物。邓发抵达闽西后，张鼎丞作为邓发的副手，有责任向邓发介绍他所了解的闽西干部的真实情况，并在肃反袭来时尽全力保护干部。但是迄今为止，这类事例还很少披露。相反，所能发现的尽是以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的名义所发布的肃反通告。在这类文告中，尤以张鼎丞在1931年2月21日发布的“裁字”第一号、第二号给闽西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 在发动“肃反”之初，张鼎丞曾在文告中规定：社党主要负责人，应扣留严办，一般成员在交待其行为后，令其自首，处以禁闭和警告。③闽西政府还曾公布《反动政治犯自首条例》，明文规定凡在半个月内自首者，不论其职务高低，概行免去处罚。然而，这些规定并没有真正实行，随着处决权迅速下放，这类政策条令形同一纸废文。 1931年3月18日，闽西政府发出第二十五号通告，修改了处决人犯需报请闽西政府批准的规定，明确宣布：“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先行刑，再“补报到本政府追认”。④这个新规定造成大处决迅速蔓延，苏区各级组织，甚至包括医院，都有权随意逮捕、处决“社党分子”。而在当时的狂热气氛下，指称“社党分子”全凭肉刑和逼供，结果被捕者屈打成招，胡乱招供，形成恐怖的“瓜蔓抄”，甚至在少先队、儿童团也多次破获“社党”。 ①《中共闽粤赣省委关于杭武第三区事变决议》（1931年5月29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7。 ②参见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7。 ③《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二十号》（裁字第二号）（1931年2月21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88。 ④ 《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二十五号（裁字第四号）》（1931年3月18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1。 自1931年3月处决权下放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肃反成了闽西一切工作的中心。闽西政府要求各地在两个月内肃清“社党”。在上级号召的推动下，各级组织均以捕人愈多、处决愈快为革命最坚决的标准，一些对运动稍有怀疑的干部迅即被草率处决。永定县委负责人谢献球、卢肇西、曾牧村等因“对特委将社会民主党名单要他拘捕，完全犹疑不坚决的态度”，而被冠之以“社党”罪名处死。 ①为自保性命，各机关实际上展开了一场杀“社党”的大竞赛。一旦开了杀戒，杀一人与杀一百人都一样，肃反干部的疯狂与内心恐惧交织在一起，只有通过杀更多的“社党”才能舒缓心理的失衡。于是，“肃反”野火越烧越旺，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到周恩来抵达闽西后才被扑灭。 张鼎丞对闽西肃反惨祸应负的另一份责任，还在于他对主持肃反大计的林一株没有发挥应有的约束力。林一株为闽西地方干部，是闽粤赣特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闽西肃反中担任权势极大的闽西政府肃反裁判部部长，是一个令无数人闻之色变的人物。有论著称：林一株“在处理一系列重大案件时，完全背着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②这种说法有其一定的真实性，因为林一株直接听命于邓发，且有擅权之恶名。但是作为闽西党的元老，张鼎丞应对本地干部出身的林一株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约束力。将闽西肃反惨祸的全部责任推到邓发和林一株身上，似乎张鼎丞与此毫无关系，显然是说不通的。因为在闽西肃反中，张鼎丞始终处在安全和有权的地位。而在肃反高潮中，许多受害者都曾寄希望于张鼎丞能对林一株发挥某种约束力。 ① 参见《中共闽粤赣特委常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1931年2月27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页286。 ② 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4。 在收到周恩来起草的批评闽西肃反扩大化的8月29日来信后，闽西最高领导对林一株的约束力立时就显现出来。邓发等把肃反干将林一株等抛出来，送上断头台，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林一株在肃反传送带上终于走到了最后一站。9月29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九十七号通告，宣布林一株是闽西“社党”特委书记，同时指称罗寿春（闽西政府秘书长）、张丹川（闽西政府文化部长）、熊炳华（闽西政府劳动监察部长）等八人为闽西“社党”核心人员，分别予以处死。 张鼎丞在闽西肃反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应是受到赣西南“肃AB团”的严重影响。这个时期，闽西与赣西南的交通虽未打通，但两地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张鼎丞与毛泽东早在1929年就相识，率先在闽西打“社党”的闽西地方部队红十二军的主要领导人谭震林、罗炳辉都是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派来支持闽西的。在赣西南发起“肃AB团”，尤其在富田事变爆发后，张鼎丞的思想受到波动，继而“头脑发热”，应是不奇怪的。 对于闽西肃反惨祸，任弼时也有其间接的责任。1931年3月15日，正在闽西肃反走向高潮之际，任弼时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在前往赣西南途中路经永定县的虎岗，任弼时向邓发等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闽西“集中火力反右倾”。闽西本来就左祸严重，如今又再“反右倾”，只能使左祸连天。任弼时在对待邓发与项英的态度上也完全不同，任弼时在抵达赣西南后，不满项英对肃反的消极态度，下令免去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而邓发则继续担任闽西最高负责人的职务，这助长了本来就够左的邓发，使其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毛泽东与闽西肃反有无关联，这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但从时间上判断，项英进入赣西南后，毛泽东被免去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并很快领导红一方面军与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作战，似无机会过问闽西肃反一事。 在另一方面，闽西肃反又是一件发生在赣西南眼皮底下、震动苏区全局的事件，毛绝无可能不知道。1931年4月后，中央代表团支持毛，批判项英，赣西南的“肃AB团”运动再掀高潮，而此时，闽西“打社党”运动正方兴未艾，此恰可证明开展“打AB团”的合理性。毛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场与“肃AB团”平行展开的“肃社党”运动。 毛泽东深深卷入赣西南的“肃AB团”，没有或较少涉入闽西“打社民党”的事件，这些都决定了毛在对待这两个事件的态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别。 1931年9、10月后，周恩来起草的、包含有对“打AB团”过火化批评内容的中共中央8月30日指示信已经传到江西苏区，毛开始受到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的冷遇。毛逐渐调正自己的姿态，以摆脱不必要的干系。1931年11月，张鼎丞在瑞金参加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期间，向毛汇报闽西肃反工作，毛指示张鼎丞必须立即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并拨款五千银元作为善后救济费。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逐渐削夺与周恩来关系较为密切的邓发的权力，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又利用闽西肃反“扩大化”一案进一步打击邓发。对于自己未曾直接卷入的闽西“肃社党”事件，毛采取的方法是：肯定肃反之必要性，将其问题定性为“扩大化”。 邓发作为此案的直接当事人，在1945年就曾明确表示：“今天来看，不仅当时全国没有什么社会民主党，连傅柏翠本人是不是也难说。”①然而毛泽东却不愿直接承认闽西“肃社党”是一件冤案。在1945年5月31日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②在这里，毛泽东虽然提到了肃反的痛苦性，但没有正面涉及为“打AB团”和“肃社党”冤死者平反的问题，尤其回避了他自己的个人责任问题。即使这样，毛泽东的这段话也长期未予公布。 毛泽东长期不为“肃社党”案平反，其根本原因乃是赣西南“打AB团”与闽西“打社党”有极大的关联，如果为“肃社党”全面平反，势必牵扯到为“打AB团”翻案，从而有损自己的声誉。 1954年，中共福建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有关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对在闽西肃反中被错杀的3728人予以平反昭雪，并追认为烈士。③但在根本问题上，即闽西苏区是否有“社党”，“肃社党”是否是冤案，则全部维持1931年的结论。直到1985年，在毛泽东去世九年后，这个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中共福建省委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结论：闽西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闽西“肃社党”运动不是什么“扩大化”问题，而纯属历史冤案。1985年，原被定为闽西“社党首领”的傅柏翠也得到平反。 ①《邓发同志在闽西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2月23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89。 ②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页121。 ③《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 赣西南的“肃AB团”案也是在八十年代隐去了毛泽东历史责任后，才得到澄清的。 勿庸置疑，周恩来对于苏区肃反造成的严重后果应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但是在肃反问题上，周与毛的态度有着显著的差别：种种迹象表明，周恩来是从推行共产国际“反右倾”的理念出发支持苏区肃反的，而无任何个人的动机；毛的行为则很难摆脱利用肃反剪灭异己的嫌疑。 周恩来正是因为从理念出发，当发生了赣西南“肃AB团”和富田事变后，在未深入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就匆匆发出中央指示信，客观上助长了苏区内已经蔓延的左祸。然而，毛则是极端的肃反运动的始作俑者，是毛发动在前，周支持在后。 周恩来在1931年8月就已把重点转到纠正肃反扩大化方面，在进入中央苏区后，用了几乎三个月的时间才使疯狂运转的肃反机器停了下来，毛则鲜有类似的表现。正是因为苏区肃反问题牵涉面广，涉及到领导人的过失责任等敏感问题，周恩来小心翼翼，既要显出纠偏的决心，又随时作出妥协，尽最大努力来维持党的团结。 1931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目睹了闽西肃反惨祸后、在从永定赴长汀的途中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央立即作一有力决议，制止闽西的恶性肃反。周在信中说：“我入苏区虽只三日，但沿途所经，见到闽西解决社党所得恶果非常严重，”“目前问题已很严重，转变非常困难。”周表示，自己决心“与此严重问题斗争”。① 1932年1月7日，周主持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的第一次中央局会议，会议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问题工作决议案》，严厉批评“总前委领导时期”在“肃AB团”问题上滥用刑法、“以杀人为儿戏”的严重错误，强调纠正“肃反工作中的路线错误”。② 在收到周恩来的信后，上海中央于1932年1月21日就肃反问题给闽粤赣省委发出一封与周意见一致的指示信，责令邓发领导的省委必须深刻检查“过去在肃反的问题上所犯的不可宽恕的”错误。苏区中央局还在1932年2月29日致信闽粤赣省委和即将召开的省党代表大会，再次批评闽西“在肃反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周恩来并派任弼时代表中央局前往长汀指导在3月初召开的闽粤赣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又派李克农具体负责纠正赣西南、闽西及红一方面军的肃反冤案。在周恩来的艰苦努力下，中央苏区的大规模肃反在1932年3月才告基本停止。 周恩来虽在肃反紧急刹车方面措施有力，但在处理有关责任人时态度却极为谨慎。1932年春，对闽西肃反惨祸负有直接责任的邓发被调至瑞金，担任权力极大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局长一职。③任弼时则在周赴任后出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周恩来。邓发与任弼时的过失也许被视为是“好心办坏事”，因为对于这两人而言，都不存在利用肃反剪除异己的不良动机，因此与共产党的党道德和党伦理并无冲突。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不宜开展过份的党内斗争，这或许是周恩来对任命邓发、任弼时新职的考虑。 ①《伍豪自中区来信》（1931年12月18日），载《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76-77。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一1933）第8册，页18。 ③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邓发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但正式组建机关是在周恩来抵达江西瑞金之后，时间约在1932年1至2月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制度是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建立的。 至于毛泽东，问题则比较复杂。周恩来小心翼翼，不去触及毛泽东，而是将苏区中央局、闽西省委（前闽粤赣省委）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放在一起进行批评。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周严厉批评了上述单位在肃反问题上所犯下的严重错误。1932年5月，国家政治保卫局将毛泽东的老对头、原赣西南党和地方红军负责人李文林处死。1932年1月2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作出《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周知道李韶九是毛泽东的老部下，是造成赣西南肃反惨祸的祸首之一，①但只给予李韶九留党察看六个月的极温和的处分。周恩来主持的所有这类纠偏会议和主持制定的文件，均未直接批评毛，对曾山、陈正人等基本上也没有触及。1932年初，因原先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的陈正人患病，苏区中央局任命李富春接任，曾山继续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老部下周兴虽“有助长李韶九错误的事实”，也只是由江西省委给其“留党察看”的处分，②张鼎丞也在1932年3月后继续留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 尽管如此，周恩来实际上对于毛泽东已有了新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以后又成为迁移至瑞金的中共中央一班核心人物彼此心照不宣的看法。1932年春，周恩来派自己的老部下、前中共中央特科成员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李一氓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李克农、李一氓先后都担任过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克农、钱壮飞还先后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 在被称之为王明路线占统治地位的1932—1934这几年，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承担中央苏区内部的肃反事务，不再由各机关、单位和军队自己大搞肃反。国家政治保卫局在1932年5月30日处决了李文林、曾炳春、王怀等一批“AB团”首犯，以后又杀了二百多名“反革命分子”，③但总的“工作情况比较平稳”。 ④中央苏区再没有开展过像“肃AB团”、“肃社会民主党”一类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①1933年夏之前，李韶九曾被任命为汀州连城分区司令员，之后，李韶九被调往赣东北，担任职务及最后结局不详。 ②《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81。 ③《红色中华》，1932年11月7日。 ④李一氓：《模糊的荧屏——李一氓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159。 尽管中央苏区大规模的“肃反”在1932年后已经基本停止，但是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内部仍然时断时续地开展“反右倾”、“反托派”的斗争，l932年6月后发生在瑞金的“工农剧社事件”即是一起典型的事例。 1932年6月，瑞金红军学校内的一些党员知识分子发起组织了“工农剧社”，因在剧社章程中有“在总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下，配合红军目前的伟大胜利”几句话，很快被苏区中央局指控为进行“托派”活动。8月13日，邓颖超代表中央局主持反托派斗争大会，判定“工农剧社”偷运托洛茨基的“私货”，因为所谓“社会主义”云云，就是否认了中国革命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全是托派的说法。邓颖超还说，剧社章程没提农民问题，这也是从托陈取消派的观念出发的等等。在这天的斗争会上，对工农剧社党团会干事张爱萍等人开展了严厉的批斗。邓颖超指责张爱萍“在反对反革命政治派别托陈取消派的斗争中，他表现消沉不积极”，“非但未在党的领导下，去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去深刻揭发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相反的，在会后不久，……对中央局将此事通知红军学校政治部表示不满，……企图转移斗争的中心”。邓颖超还指控张爱萍与“有重大嫌疑的人们（危拱之、王观澜）接近”，并说这是“他对托洛斯基主义犯了自由主义错误的根源……”。①在这次批斗会后，少共中央局于8月17日给张爱萍书面严重警告处分，12月，苏区中央局宣布开除危拱之等人的党籍，给左权、张爱萍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②所幸张爱萍、王观澜、危拱之等人犯事的时候已是1932年，如果早一年，他们一定会因此而命丧黄泉。 1932年后，中央苏区的肃反已用较缓和的方式进行，但是在鄂豫皖、湘鄂西，类似“肃AB团”、“肃社会民主党”的大肃反运动仍继续进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由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和由夏曦、贺龙领导的湘鄂西苏区，是两个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战略根据地，“天高皇帝远”，中共中央对两地的领导必须通过张国焘、夏曦来实现。而此时的中央并没有威权十足、足以号令四方的“皇帝”，加之张国焘也是具有某种枭雄气质的领导人，一旦“肃反”成为其消灭异己、树立自己权威的有利工具，他自不会轻易放弃使用。夏曦原是湘省一激进青年学生，全凭杀人树威，才建立起他在湘鄂西的地位，当夏曦尝到肃反的甜头，已犹如鸦片上瘾，非一般手段就可以让其自行终止。 鄂豫皖（继而在川陕根据地）、湘鄂西等地的恶性肃反不能得到有效制止的最终原因，是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妥协立场。中共中央是在肯定肃反的前题下，提出“扩大化”及“纠偏”问题的，因而使张国焘等有机可乘。1932年10月后，张国焘率部突出国民党军的包围，从鄂豫皖根据地向川北作大规模战略转移，中央对张国焘更是鞭长莫及。到了1933年，中央苏区的军事形势也频频告急，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成为博古、周恩来等考虑的第一位问题，从而再难关注到对张国焘部及湘鄂西肃反的“纠偏”。 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对苏区肃反问题的复杂性和微妙性一无所知，却从阶级斗争的理念出发，大谈苏区“肃AB团”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王明甚至认为1932年后中央肃反已不如过去那般坚决有力了，批评苏区中央局“对于反对反革命组织及其活动底斗争和警惕性有减弱的倾向”。③ ①邓颖超：《火力向着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义与对它的腐朽的自由主义》，载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褊：《党的建设》第5期，1932年10月25日，转引自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1931—1934）》（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69年），页438-41。 ②《中央局关于开除郭化玉危拱之罗欣然等党籍与处分左权张爱萍同志的决议案》（1932年12月11日），载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编：《党的建设》第6期，1932年12月30日，转引自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1931—1934）》，页442。 ③ 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3年12月），载《王明言论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364。 如果是在1930—1931年，王明的这番话肯定会引起毛泽东的好感。只是现在形势已大变，1932年后，毛泽东不再位居中央苏区核心决策层，他已不需要为中央的政策承担责任，而党内对肃反不满的情绪却依然存在。几年后，毛泽东把这股情绪导引至王明、博古、周恩来，以及邓发、张国焘、夏曦的身上，俨然自己一身清白。当毛将党和军队大权牢牢掌握后，知情人纷纷三缄其口，最终，肃反问题反而成为毛泽东打击王明等的一根大棒。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25.11.2005 01:01
 四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 在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诸多分歧中，有关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占有突出的地位。在1931年11月l至5日于瑞金召开的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不指名地批评了毛的有关土地政策方面的主张，从而结束了中央代表团与毛长达半年的密切合作。 毛泽东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与实践在1927—1931年几经周折，发生过多次变化，其间毛曾一度制定过比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还要激进的土地分配方案，又在1930年后适时作出调整，转而采取较为务实的现实主义方针。但是，毛有关土地政策的思想演变过程十分复杂，即便在毛的思想发生转变之后，他在对待富农问题上的态度仍然十分激进，极左的色彩与共产国际不相上下（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只强调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冲突和抵制的一面，完全不提毛在土地与富农问题上曾持有的极左立场）。 标志毛泽东土地政策从较左的立场转向较具现实主义立场的文件，是1930年2月7日由毛亲自制定的《二七土地法》。《二七土地法》是一部具有求实风格的革命土地法。毛修改了在此前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12月）、《兴国土地法》（1929年4月）中的过左内容，明确宣布所有农民皆可分得土地，地主及其家属也可得到土地。后一条规定，是对共产国际有关主张的重大突破。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毛泽东在修正了共产国际某些极左方针的同时，又坚持了共产国际另一部份极左的方针，而与当时相对务实的中共中央的有关方针发生了冲突。 毛泽东制定的《二七土地法》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包括没收农民土地；而中共六大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决定，则提出只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并不主张没收农民土地予以重新分配。导致毛严厉镇压赣西南党的原因之一，即在于赣西南方面坚持中共六大有关“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立场。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恰又与共产国际的精神相符合。1930年8月，共产国际东方部提出《关于中国苏区土地农民问题决议案草案》，明确宣布平分一切土地，包括平分农民的私有土地。 毛泽东在土地与农民问题上的某些相对务实的主张，往往与更激进的极左主张相依相存。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看法就具有这种特征。 1929年，共产国际开始推行“反富农”的新方针，随即迅速传至中国。毛泽东在苏区积极贯彻并发展了共产国际这项“反富农”方针。 1930年6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富农问题决议案》，虽然批评了违背农民意愿兴办“模范农场”的错误，强调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但是在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毛的态度与共产国际的有关方针并无任何差别，甚至言辞更为激烈。 毛泽东猛烈抨击富农，宣称“富农的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这个阶级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毛甚至还将打击的矛头指向那些未出租土地、也不雇工、自己耕种土地的富裕中农，指称他们是“第三种”富农，号召要像对“第一种”（“半地主性的”）、“第二种”（“资本主义性的”）富农一样，“坚决赞助群众没收他们的土地，废除他们的债务”。对于债务问题，仅仅四个月前制定的《二七土地法》还规定工农贫民之间的债务仍然有效，到了此时，毛竟修改了原先的主张，提出“废除一切债务”的口号。毛并认为“废除高利贷”的口号是错误的。更有甚者，毛居然发明了“富农共产党员”的概念，把赞成中共六大“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同志，一律视为“党内的富农成份”，要求将他们从党的队伍中“洗刷出来”，“无条件地开除富农及一切富农路线的人出党”。① 对于毛泽东在富农问题上的极左主张，六届四中全会前的中共中央并不完全赞成，但是到了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向极左的方向急剧转变。此时的中共中央已全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新路线，改变了中共六大原先在土地方面的政策。 1931年8月21日，根据共产国际新制定的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决议和王明于1931年3月起草的《土地法令草案》的精神，由任弼时主持，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开始贯彻比毛更激进的土地政策。该决议案抽象肯定了毛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但随即又将其贴上“非阶级的”标签。同时严厉批评给地主分田的方针“离开了土地革命的观点”，宣布今后一律不再分配土地给地主，富农只能分坏田。② 同年8月30日，周恩来起草的给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信，批评中央苏区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和没有没收富农的剩余农具）。③ ①《富农问题——1930年6月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398－99、400、402、404、410、413。 ②《苏区中央局关于士地问题的决议案》（1931年8月21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445、448。 ③《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关于中央苏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中心任务》（1931年8月30），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页361、357。 接着，在瑞金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再次按照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指示信精神，对毛泽东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批评毛制定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随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根据王明起草的土地法草案，正式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开始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 从1932年3月开始，在中央苏区又展开了“土地检查运动”，1933年，转入查田运动。毛泽东虽被中央局责成领导这场运动，但毛因参与指挥战争，继而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随后长时间告假休养，直到1933年春毛才着手领导查田运动。 毛泽东领导查田运动的得力助手是王观澜。1931年，王观澜自苏联返国进入中央苏区，不久被任命为《红色中华》主编。但在1932年秋，王观澜被苏区中央局指控有“重大托派嫌疑”而被免去《红色中华》主编职务，调到中央临时政府协助毛泽东领导查田运动。 毛派王观澜深入到叶坪乡（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进行调查研究，为毛提供了许多生动具体的统计资料，把运动“搞的有声有色”。 ① 在已被削弱了部份权力的新形势下，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有关“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他没有公开反对这项政策，因而，毛的若干主张也随之被中央所接受。1933年6月2日，苏区中央局发表了毛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在以划分阶级成份为重点的查田运动全面推开后的七、八、九三个月，中央苏区一共补查出一万三千多名“地主”、“富农”，②其中有相当多的中农，甚至是贫农、雇农被错划为地富分子。 然而毛泽东毕竟长期在农村战斗，对农村状况远比博古、周恩来等人熟悉。在查田运动中，毛较多注意防止“过火”的倾向。由于运动遭到群众的“冷淡”，中央局在不违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原则下，接受了毛的意见，对查田运动作局部调整。1933年10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颁布毛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由毛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开始纠正查田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例如，胜利县在毛的两份文件下达后，就改正了错划地富共94户。③ 但是毛泽东对查田运动所作的调整很快就被中央局加以扭转。中央局怀疑毛的调整已危及中央的路线。1934年3月15日，新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布了“训令中字第一号”——《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其基本精神是“坚决打击以纠正过去‘左’的倾向为借口，而停止查田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训令规定，“不论地主、富农提出任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无效”，“地主、富农利用决定上的任何条文作为翻案的武器，必须防止。他们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苏维埃法律的制裁”。随着这个训令的贯彻，苏区各地阶级成分已经改正的农民纷纷又被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胜利县在二十多天内就把已经改变阶级成份的1512户中的890户重新划为“翻案的地主、富农”，而且又“新查出了地主、富农八十三家”。④ 1934年2月以后的查田运动，随着中央苏区军事形势日益恶化更趋极端。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置，地主一律被编入“永久劳役队”，富农则编入“暂时劳役队”，地、富家属“一律驱逐出境”。许多农民惧于“红色恐怖”，“成群结队整村整乡”地逃往国民党统治区域。⑤ ①参见蔡孝干：《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0年），页103。 ②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载《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③王观澜：《继续开展查田运动与无情的镇压地主富农的反攻》，载《红色中华》1934年3月20日。 ④高自立：《继续查田运动的初步检查》，载《红色中华》1934年5月7日。 ⑤ 《人民委员会为万太群众逃跑问题给万太县苏主席团的指示信》，载《红色中华》1934年4月10日。 到了1934年7月，情况甚至发展到“造成一种削弱苏维埃政权的无政府状态”，以至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撰文号召“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①但一切已为时晚矣。此时，中共中央忙于部署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查田运动终告结束。然而，在土地政策方面，毛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并没有得到任何解决。 ① 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杜，1993年），页178-179。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26.11.2005 18:18
 五在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分歧 1931年11月后，毛泽东迫于中共中央的压力，被迫表示服从中央的路线，但是这种“服从”只是表面的，在他最熟悉、最具优势的军事作战领域，毛曾多次公开表示自己不同于中央的意见。 毛泽东不是军人，但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有关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事实证明，在红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毛的这些主张对保存、发展红军实力极为有用。但由于毛个性专断“处事独裁”，在用人方面有较强的宗派色彩，以至在一段时期内，毛在红军中的口碑远低于作风民主的朱德。② 中共中央不满于毛的军事作战方针始于赣南会议期间，在这次会议上，曾经提出过红军中存在着有待纠正的“狭隘经验论”及“忽视阵地战、白刃战”的“游击主义的传统”的问题。③但是赣南会议的主题是批评毛的土地政策，而未及全面检讨苏区的军事战略问题。中央代表团对毛的军事方针的批评只是隐约其辞，任弼时、王稼祥等当时还是标准的文职党干部，让他们去讨论自己未曾经历过的军事作战问题，显然没有像研讨具有理论色彩的土地政策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在中共中央首席军事专家周恩来及一批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干部陆续进入中央苏区后，中共中央与毛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分歧就逐渐显现了出来。由攻打赣州而引发的有关军事战略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使毛与上海中央的冲突几近白热化。 攻打赣州的决策是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的。1932年1月9日，临时政治局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号召“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同日，电令苏区中央局“急攻赣州”。 周恩来对于是否执行攻打赣州的计划曾经有过数次变化。在未到苏区之前，周是主攻派；在抵达赣南与毛交换意见后，周接受了毛的看法。周并向上海发电表示：在目前形势下，攻打中心城市存在困难。临时政治局复电坚持原有意见，周就又接受了上海的指示，于1月10日发出训令，决定攻打赣州。④攻打赣州之役最后遭到失败。 ②《龚楚将军回忆录》，页207、357；另参见《黄克诚自述》，页100－101。 ③《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59。 ④《周恩来年谱》，页216－217。 1932年3月中旬，周恩来主持召开总结攻赣经验教训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集中兵力向北发展、打通赣东北的主张，但遭到否定。①会议采纳了周恩来等多数人的意见：以赣江附近为中心，由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向赣江西岸出击，争取打通湘赣苏区；由毛泽东率一、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向闽西发展。 4月20日，毛率军攻占了闽南重镇漳洲，其役是1932年中央苏区在军事上的最大胜利。 漳洲战役的胜利，暂时减缓了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的不满，但是随着1932年6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和上海中央强令贯彻“进攻路线”，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围绕军事方针上的分歧重新尖锐起来，最终导致毛泽东的军权被剥夺。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改变了以往的战略：先打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以扫清中央苏区的外围；继而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为应付这种新的变化，1932年6月上旬，中央临时政治局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赣南会议上撤消的红一方面军建制，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紧接着又仿苏联内战体制，在人民委员会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席的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作为战争动员和指挥作战名义上的最高机关。7月中旬，周以中央局代表的身份赶赴前方与毛泽东会合，后方则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② 此时的毛泽东正集中全力指挥战事，但权责并不明确，毛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随军行动。为此，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于1932年7月25日致电中央局，建议以毛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其职权范围为指挥作战，行动方针的决定权则由周恩来掌握。对于周等的建议，中央局拒绝予以批准，坚持应由周担任总政委一职。7月29日，周恩来致信中央局再次坚持原有意见。周在信中说，如由他本人兼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使他改正错误”。③在周恩来的一再恳求下，中央局才照准周的提议，8月8日任命毛为总政委。 毛泽东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军事战略方针，这就是一切以保存、壮大实力为前提，绝不与敌打消耗战；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之薄弱环节，“与其伤敌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在实际运用中，毛的这套作战原则，经常表现为在敌进攻前，军队进行大幅度后退，这些又恰恰被临时中央政治局视为是毛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等待主义”的集中体现。 1932年4月4日，张闻天（洛甫）发表著名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用“中央苏区的同志”的代名，不点名地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略“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仅“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④ ①《彭德怀自述》，页175－176；另见《周恩来年谱》，页218。 ②《周恩来年谱》，页223。 ③《周恩来年谱》，页223－224。 ④《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页216。 4月11日，项英从江西秘密抵达上海，向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苏区工作，几个常委在发言中都对苏区工作提出严厉批评。有的常委认为，中央苏区领导在革命基本问题的看法是“民粹派的观点”，“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有的常委在发言中认为“狭隘经验论”的实质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4月14日，上海中央致信苏区，批评苏区中央局“不了解红军的积极行动的必要而陷入庸俗的保守主义”，命令对右倾“做最坚决无情的斗争”。② 毛泽东对于临时中央政治局4月14日来信极不以为然，他在5月3日复电苏区中央局，明确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是完全错误的”。③但是，周恩来对于上海中央一向尊重并言听计从，在收到中央来信后，于1932年5月11日主持中央局会议，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评，随即宣称“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④ 上海中央一不做，二不休，于5月20日再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信，直接点名批评毛泽东，将其军事主张定为“游击主义”和“纯粹防御路线”，宣称“泽东及其它纯粹防御路线的指挥者”的“消极态度”是当前“极大的危险”，要求苏区中央局“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⑤ 两个月后，上海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局及闽赣两省委发出指示信。继续批评中央局“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再次敦促苏区中央局“进行彻底的转变”。⑥ 面对上海方面的再三催促，周恩来不得不兴兵作战。1932年8月初，周恩来在兴国召开中央局会议，决定发动乐安、宜黄战役，以威胁南昌，吸引围剿鄂豫皖的国民党军队。红一方面军攻占乐安、宜黄后，于8月24日进抵南城近郊，周、毛发现守敌强大，当即放弃攻城。 从8月下旬至9月下旬，周、毛、朱率军分兵在赣江、抚河之间转战月余，这样又受到中央局的严厉指责。中央局坚持红一方面军应打永平，周、毛、朱、王稼祥则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红军应以“促起敌情变化”为方针，避免“急于求战而遭不利”。 ⑦双方电报往来十余次，互不相让。 9月29日，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批评彼等的意见“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⑧决定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会议。这次会议即是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由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 290。 ②《周恩来年谱》，页219。 ③《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79。 ④ 《毛泽东年谱》，页375；另参见《周恩来年谱》，页220。 ⑤ 中共中央1930年5月20日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最早收于1932年7月1日苏区中央局出版的《为实现一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与反机会主义的动摇而斗争》小册子中，1941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编辑出版的《六大以来》也收录了此文，1991年复被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1933）第8册，但是在以上所有版本中没有批评毛泽东的文字。据分析，似因1932年7月需公开出版小册子，此电文中有关涉及毛泽东的内容已被苏区中央局所删节。上述有关批评毛的电文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页305。该书引用的这段电文没有标明原始出处。 ⑥《周恩来年谱》，页223。 ⑦《周恩来年谱》，页228。 ⑧《周恩来年谱》，页230。 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指责十分激烈。会议对毛进行了面对面的批评，尤其指责毛“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上的错误”。虽然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评估攻打赣州以来的几次重大战役，但是问题最后都集中到批评毛对党机关的态度上，毛的比较正确的军事主张被会议否定，与此有密切关系。在1931年赣南会议后，毛的自傲一直是中央局与毛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苏区中央局利用军事战略问题的争论，一举剥夺了毛的军事指挥权。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调毛泽东“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O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等与会绝大多数苏区中央局成员的批评与指责，唯有周恩来的态度较为温和，在一些问题上为毛泽东作了辩护和开脱。 对毛泽东批评最尖锐的是在后方瑞金主持苏区中央局的代书记任弼时和中央局成员项英。任、项根据临时中央2月以来有关加速反“右倾”的历次决议，尤其依据5月20日和7月21日中央政治局两次对苏区中央局批评信的精神，尖锐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军事方针和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是“专等待敌人进攻”的保守的“等待观念”。① 朱德、王稼祥由于一直随周恩来、毛泽东在前方指挥作战，同属四人最高军事会议，客观上也必须分担苏区中央局对毛的批评，因此在宁都会议上并不积极，只是一般地同意、附和了任弼时、项英等的看法。 周恩来作为前方四人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和前方负最后决定权的苏区中央局代表，他的看法和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反映了他一贯的作风和风格，即：一方面接受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从维护党、红军的愿望出发，对毛泽东表示充分尊重。 周恩来在发言中承认在前方的最高军事会议，“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认为后方中央局任弼时、项英等所强调的“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也批评后方同志对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指出他们对毛泽东的批评过份。 周强调“泽东往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毛泽东应留在前方。为此，周恩来提出两种办法供中央局选择：“一种是由我负指挥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② 但与会“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上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会议于是通过周恩来提出的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③ ①《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1933）第8册，页530。 ②《周恩来年谱》，页231。 ③《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1933）第8册，页530。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但周恩来却因其在宁都会议上的折衷态度受到苏区中央局成员项英、顾作霖等的批评。1932年11月12日，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经过和争论情况，其中涉及到对周恩来的看法：“恩来同志在会议前与前方其它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电”，“对泽东的批评，当时项英发言中有过份的地方，但他（指周恩来——引者注）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① 同一日，周恩来致电上海临时中央，为自己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进行辩解：“我承认在会议上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份批评”，但“会后顾、项等同志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② 根据现存资料，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并没有接受苏区中央局对他的指责，11月26日，苏区中央局在给上海中央的电报中也称毛“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 ③然而根据临时中央11月给苏区中央局的复电却又看出，毛在压力下，在会议上曾被迫作出承认“错误”的表态：“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必须帮助泽东同志迅速彻底的改正自己的观点与吸引他参加积极的工作。”④ 毛泽东既然已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犯下“错误”并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周恩来也是在肯定毛有错误的前提下，主张对毛采取较为宽和的态度，那么继续维护以周恩来为核心的苏区中央局的团结就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了。1932年11月，临时中央复电苏区中央局，指出“恩来同志在（宁都）会议上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为击破敌之‘围剿’，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⑤ 继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土地政策，1931年底至1932年初，周恩来集中纠正毛的肃反偏差，现在又在宁都会议上集中批评了毛的军事作战方针，毛在中央苏区的权势被一步步削夺。宁都会议结束后，苏区中央局书记仍由周恩来担任，当周在前方指挥作战时，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则继续由在后方的任弼时代理。1933年1月27日，博古抵达瑞金后，虽然局部调整了中央苏区的领导机构，但是宁都会议后形成的权力格局基本没有变动。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因在政治上蒙受打击和患严重疟疾，在长汀医院休养达半年之久。周恩来曾数次请张闻天、博古劝毛回瑞金工作。⑥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瑞金，指示“要运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瓦解敌军和消耗敌人的战术”，同时要求“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 ⑦共产国际对毛的关照，对毛处境的改善有所作用。 ①《周恩来年谱》，页233－34 ；另参见《任弼时传》，页245。 ②《周恩来年谱》，页233 ；另参见《任弼时传》，页244。 ③《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91。 ④ 《周恩来年谱》，页234。 ⑤ 《周恩来年谱》，页234。 ⑥《周恩来年谱》，页245。 ⑦《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3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98。 1933年春夏间毛返回瑞金，开始主管查田运动。在6月上旬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毛对一年前的宁都会议提出批评，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博古把毛的批评挡了回去，重申宁都会议是正确的，并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①从此，毛未再与闻中央苏区的军事指挥事宜。只是到了1933年10月，陈铭枢、蒋光鼐、蔡廷楷派代表前来苏区联络商谈双方停战之事时，毛才被允许参与某些重要军事决策的讨论。 根据1935年后的毛泽东的解释，在关于是否援助第十九路军的讨论中，毛提议红军应向以江浙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出击，以调动围赣之敌，打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同时支持福建人民政府。②博古等人却拒绝了毛的正确意见，导致中央苏区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陷于孤立，成为被迫长征的主要原因。 然而，毛泽东在福建事变期间的态度远比上述解释复杂的多。毛的有关红军出击苏浙皖赣的意见被否定，确实使打破“围剿”失去了一个重要机会，但是拒绝与十九路军合作则肯定加剧了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危机。 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是坚决主张对陈铭枢等采取孤立政策的。1934年1月24至25日，毛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报告中说：“至于福建所谓人民革命政府，一位同志说他有一点革命的性质，不完全是反动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人民革命政府只不过是部分统治阶级以及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政治之间用‘第三条道路’的虚伪口号来欺骗人民的鬼把戏而已。”③ 如果说毛泽东的上述言论是在公众场合依照中央路线而发表的，不足以表明他的真实想法，那么在内部讨论时毛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据与毛关系一度十分密切、曾担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回忆，在领导层讨论陈铭枢、蔡廷楷等人提出的要求与红军联合行动的会议上，毛主张采取谨慎的方法，提出“派不重要的代表到福建去与李济深等先进行试探的会商”，反对周恩来等提出的“立即派大员到福州去举行正式谈判”的意见。④ 龚楚的口述回忆只是提供了一种说法，是否完全确实，还有待新资料的发现和证实。⑤由于毛泽东当时不处于核心决策层，即使毛反对援助陈铭枢、蔡廷楷，这个决定仍需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作出。 ①《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03。 ②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页236。 ③《红色中华》，1934年8月1日。 ④龚楚：《我与红军》（香港：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年），页364。关于龚楚和他的回忆录《我与红军》一书的史料价值问题，杨尚昆在1984年7月9 日的一次内部谈话中曾说：“有一个叫龚楚的，在井冈山时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苏区时是作战处长。此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被捕叛变，还带敌人去抓陈毅。后来，龚楚写了《我与红军》一书，在台湾、香港广为流传，书中写了他是怎样参加红军和在红军中做了些甚么工作。建国后我看了这本书，曾问过陈老总（指陈毅——引者注），他说龚楚的历史就是那个样子，叛变前的那一段历史基本上是确实的。”见杨尚昆：《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4年7月9日），此讲话稿经杨尚昆修订，并征得杨本人同意后发表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 ⑤龚楚在1978年出版的《龚楚将军回忆录》中修正了他在《我与红军》一书中有关苏区核心层对福建事变争论的叙述。龚楚称他前书有误，“是因当时记忆错误所致”。在《龚楚将军回忆录》中，毛泽东被改为“主张立即派大员到福州举行正式谈判”。笔者认为，龚楚的更正应予以重视，但他在1954年出版的《我与红军》中的有关叙述，的确可从另外的资料得到证实，故本书倾向于接受前一书的论断，并认为此一问题的彻底澄清还有赖于新资料的发现。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页513、515 。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导致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合作不能实现，红军丧失最后机会，是由于共产国际及在沪的代表的错误指导，以及博古、周恩来的犹疑不决。 博古原是主张联合蔡廷楷的，并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博、周认为，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去实现1933年1月7日中共提出的建立广泛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①1933年11月24日，周恩来致电瑞金的中革军委，催促早为决定红三、五军团是否参加侧击向福建前进的蒋介石入闽部队。②周并经中央同意，派出潘汉年作为红军代表，与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博古、周恩来的意见并没有获得中共核心层的一致支持，③而在否定周、博意见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及驻华代表、中共上海局则起到决定性作用。 1933年10月25日，共产国际给瑞金来电，提出“为着战斗的行动的目的，应该争取下层统一战略的策略，国民党的广东派，以反日的武断空话（护）符，隐蔽地为英帝国主义的奴仆，这种假象是应该揭穿的。”④这份电报对中共中央转变对福建事变的态度有重要影响。在沪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阿瑟·尤尔特、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和中共上海局忠实执行莫斯科的指示，他们一致认为，蔡廷楷与蒋介石之间不过是军阀间的一般斗争，中央应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自己在内战中的地位，不给蔡廷惜以实际的军事援助。⑤ 周恩来、博古等对于来自上海的意见并非从一开始就全盘接受，双方曾互相争论，电报往来不绝。10月30日，中共中央曾给福州中心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发了一封指示信，要求反对关门主义的左倾思想。但是中共中央在收到共产国际10月25日来电后，马上转变立场，在11月18日再次给福州党的书记发了一封与前信内容完全相反的信，该信大骂十九路军，声称他们与中共的停战合作只是“一个大的武断宣传的阴谋”。 ⑥显然，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周恩来、博古作了让步，接受了上海方面的意见。 ⑦ ①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页84、85；另参见龚楚：《我与红军》，页364。 ②《周恩来年谱》，页254。 ③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85。 ④引自方长明：《试述共产国际与我党对闽变的策略》，载《党史资料与研究》（福建），1983年第3期。 ⑤ 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85-86。 ⑥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20－21、133。 ⑦据当时任中共驻十九路军联络员张云逸的回忆，在他去福州前，博古曾指示他：“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拉点队伍过来”，全不提如何出兵配合作战。参见张云逸：《一次重大的失策》，载《福建事变档案资料》，页226。 至于李德，据他称，虽对他的顶头上司弗雷德的计划有不同看法，但李德自己也承认，他还是贯彻了弗雷德的指示。 在中共决策层围绕福建事变而发生的争论中，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共对莫斯科的严重依赖和中共组织结构的不健全。1933年1月，博古抵达瑞金与周恩来等会合，成立了中共中央局，而在上海的留守干部盛忠亮、李竹声等也组成了中共上海中央局。从法理上讲，在瑞金的中央局即应是中共中央，但在1934 年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上海中央局也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活动，而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从上海向瑞金发指示电。周恩来在前线收到弗雷德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发来的有关军事作战计划的第一份电报，是在1933年4月14日。①在1933年9月李德抵达瑞金之前，弗雷德就曾向瑞金发出四份干预苏区军事行动计划的电报。②弗雷德是李德的直接上司，1933年春才抵达上海，以后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克勒贝尔将军”之名而著称。李德以后抱怨他是替弗雷德受过，似乎弗雷德更应为苏区军事失败而负责，而回避了他自己所应负的重大责任。 ①《周恩来年谱》，页245。 ②《周恩来年谱》，页245－246、249－251。 至于毛泽东，有关福建事变的争论却改善了他的处境。在这一时期，毛所扮演的角色是微妙的：一方面，毛不处于有权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苏区军事形势日紧，毛的有关意见又逐渐被重视，毛的作用比1932—1933年明显增强，这为他一年多后的复出埋下了伏笔。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30.11.2005 00:30
 六党权高涨、全盘俄化及毛泽东被冷遇 自1931年11月中央代表团举行赣南会议至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江西，是中共党权大张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威得到完全确立和巩固，没有任何军事阅历、文职党干部出身的博古、张闻天等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老干部派的支持下，基本控制了原先由毛泽东领导的军队。中央苏区弥漫着“以俄为师”、全盘俄化的气氛，而苏区的创造者、党与军队的元老毛泽东则倍受压抑和冷落。在原先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江西苏区，中共中央迅速在组织上建立起党对毛泽东的优势。 1931年春，继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之后，大批干部被陆续派往江西，其中许多人为留苏返国干部，计有刘伯承、叶剑英、朱瑞、杨尚昆、凯丰（何克全）、李伯钊、伍修权、肖劲光、刘伯坚等，林伯渠、董必武、聂荣臻、阮啸仙等一批老干部也在这一时期被调往江西，他们分别担任了党、军、政、青等机构的领导职务。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抵达瑞金，在此前后，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罗迈（李维汉）、瞿秋白等也先后到达。 博古、张闻天等到达后，和以周恩来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会合，于1933年6月组成了中共中央局，实际上起着中央政治局的作用。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得以在江西苏区顺利地确立起领导权威，是与周恩来等的配合、协助分不开的。在中共中央局中，周恩来的力量举足轻重，缺乏苏区经验的博古、张闻天等离开周的支持是很难维持下去的。由于周恩来与留苏派形成了实际上的联盟，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局中明显处于劣势。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与国际派的政治结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中央常委（书记处成员）中，国际派的博古、张闻天与老干部派的周恩来、项英达成了权力平衡，毛泽东则未能进入这四人权力核心。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还进一步削弱了毛泽东的权力基础。毛所长期担任的政府主席一职被分割为中央执委会主席与人民委员主席两职。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主席，使得毛的政府主席一职几乎成为一个虚职。 毛泽东之成为“毛主席”源自1931年11月7日，他开始担任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中央执委会主席。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央执委会下虽设立了人民委员会，但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机构，毛基本上以中央执委会主席的名义行事。经中央局同意，毛陆续安排了一些自己的老部下，如邓子恢、王观澜、①高自立以及何叔衡等在政府内担任人民委员或副人民委员，但是在博古等发动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都被批判和撤职。毛的老部下张鼎丞被撤去福建省苏维埃主席，谭震林也被调离福建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工作岗位，毛成了一位“光杆司令”。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对防范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影响给予了高度的注意。1933年初，博古甫抵中央苏区，在未抵达瑞金前即曾向一些高级军事干部了解对朱、毛的看法。龚楚曾直接向博古反映，毛虽具领导政治斗争的才智和对军事战略的卓见，但其领导方式多有独裁倾向。② ① 王观澜1931年自苏联返国进入中央苏区，长期在毛泽束的领导下工作，与毛私交其笃，毛称其为“真正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参见赵来群：《毛泽东与王观澜》，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②龚楚：《我与红军》（香港：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年），页356-57。 博古到了瑞金后，为消除所谓“游击主义”对红军的影响，指示周恩来等依照苏联红军的建制，对中央红军的作战训练、军事教育开始了有系统的改造。过去，中革军委主席一职虽长期由朱德担任，但掌握军队实权的则是副主席周恩来。博古抵达瑞金后，周对军队的领导权开始受到限制，1933年5月8日，博古、项英参加中革军委，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改由后方的中央局直接掌握。李德抵达后，周的决策影响力进一步缩小，红军最高决策权又被转移到李德手中。周被削弱军权，也许与周对毛的温和态度有关。在周被削军权的同时，对毛态度冷淡的项英被允许参与军队的决策，毛则完全被排斥于军委之外，甚至连军委委员也不是。 在军委总参谋部，正副总参谋长也分别由曾留学苏联的刘伯承与叶剑英担任。刘、叶与毛在1931年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而与周恩来却有较深的历史渊源。 中共中央还利用自己在干部上的优势，在中央苏区建立起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系统。 在1931年以前，苏区的所有宣传鼓动工作全部在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统辖之下，毛享有充份的发言权和解释权。留苏干部进入苏区后，出现了解释权转移的明显趋势。 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至瑞金后，国际派迅速在自己的强势领域——宣传解释马列方面——行动起来，建立起一系列机构和学校。张闻天担任了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1934年1月后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局党校校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等职。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主编也从王观澜改由沙可夫担任。国际派还创办了《青年实话》、《苏区反帝画报》等一系列报刊。由国际派控制的党刊，在配合对毛的影射攻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反“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中央局党刊《斗争》直接批判“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明显影射毛泽东。凡此种种，皆是触发毛在几年后攻读马列、继而夺回解释权的动因。 在共产国际的强大影响下，苏联之外的另一个苏式社会在江西苏区建成并初具规模。中共在中央苏区建立起一套直接脱胎于苏俄的政治、经济、军事动员及意识形态体制。在中央苏区内，党的领导机构——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演变而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在政治局常委会下设立了党的军事决策指挥机构中革军委，下辖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中共中央建立起自己的直属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以及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编辑部。中共中央还直接指导共青团中央——少共中央局。在少共中央局下，另设有领导少年儿童的组织——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 政府系统的创设也依照于苏联的体制。中央执委会主席与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权限范围完全类似于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毛泽东的地位，犹如苏联名誉元首加里宁；张闻天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如同莫洛托夫所担任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人民委员会之下，也盲目仿效苏联，叠床架屋设置了十七个人民委员部及有关委员会。中央苏区管辖的江西省、湘赣省、福建省和闽粤赣省，也依此例设立了名目繁多，而实际上只是徒具形式的机构。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央苏区弥漫着浓厚的俄化气氛，许多机构的名称都有鲜明的俄式色彩：在党的教育系统，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军队内，有少共国际师、工人师和红军大学，以后又为了纪念被控参与指挥广州暴动而遭国民党杀害的苏联驻广州副领事郝西史，将红军大学易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在肃反保卫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政府教育系统，有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高级列宁师范学校、初级列宁师范学校，和众多的列宁小学。在中央苏区，还有“苏区反帝总同盟”和号称拥有六十万成员的“苏联之友会”。每逢列宁诞辰、十月革命纪念日、国际劳动节等众多的国际共运纪念日，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一些重要的政治集会上，不仅要组成大会主席团，选出国际共运和苏联著名人物作“名誉主席”（如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就把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台尔曼、片山潜、高尔基等都列为大会的名誉主席），还要发出“致苏联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电”。 1934年9月中旬，中央苏区的形势已极端危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主席毛泽东已被完全排挤出核心决策层，他“日夜忧思，对时局放心不下”，在得到中央同意后来到南线的于都视察。①在这里他会见了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时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毛泽东对龚楚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毛竟凄然泪下！② ①《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33。 ②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页550。 所有这些表明，力图在中共党内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博古等留苏派，在政治上已经取得了对毛泽东的完全优势。 然而，博古等的成功仅是一种虚幻的假象，留苏派最缺乏的是军事方面的成功。在国民党军队大举围剿下，博古等不能取得实质性的军事胜利，其一切成功都尤如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一遇风浪，终将被摧毁。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30.11.2005 00:32
　 第二章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力扩张和来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预 　 　一　毛泽东逐步掌控军权、党权 毛泽东自诩为“以其道易天下者”， ①“道”者，个人对改造中国社会和世界所持的理想抱负也。那么，三十年代前期，毛所企盼实现的“道”，其具体内涵又特指哪些方面呢？ 作为一个已接受共产主义基本概念的中共领导人，致力于结束国家分裂混乱局面，创建一个以共产主义为价值符号的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或许距毛当时所要实现的“道”不至相差太远。然而，此“道”与当时一般共产党人之“道”并无多少差别。毛的“道”之特殊性，即此时的毛已开始萌发若干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片断想法。 毛基于多年在乡村领导农民革命之体验，已具体感受到在共产国际指挥下之中共中央诸多政策和实践与中国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而由此冲突显示出的中国社会环境对莫斯科理论之拒斥，将严重阻碍中共在中国社会扎根，断送中共取国民党天下而代之的大业宏图。 对于胸怀济世之志如毛泽东这样的聪秀之人，“道”之产生并非太难，其乃源于对现实的直接感悟，只要将其略加提升，“道”即可了悟于心。困难者，实现其“道”必先有其凭籍，即所谓有道无恃，道乃虚空，有恃无道，其恃也忽。只有融“道”（思想、理念）、术（策略、方法）、势（地位、权力）于一体，方可出现运动中的良性循环，并渐次向理想境界迈进。 如果说，1927年以前的毛泽东对上述三者之有机关系尚无直接感触，那么到了1935年，在历经开创红色根据地的万般辛苦和多年党内斗争的沉浮后，毛对其间关系之体认就深镂于心了。所幸天佑中共，毛泽东这尊“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的“菩萨”，在遵义又开始“香起来”，② 并被大家捡了起来。原就素有“救小人”之志的毛，果然义不容辞，在遵义会议后立即就行动了起来。 ①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年），页319。 ②《毛泽东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1964 年7月10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南京：南京大学印行，无出版日期），页4。 极具现实感的毛泽东深知，在1935年，他实现其道的唯一凭藉就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然而，遵义会议及以后陆续发生的中共核心层人事变动，只是使毛在中共最高决策和指挥系统第一次获得了发言权和决定权，离执掌党和军队“最后决定权”的距离尚远，这种状况虽非令毛满意，但在当时也只能如此。在中共面临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毛选择了“见好就收”的方针，主动放下党内分歧，将全副精力用于对外，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势使之然。 1935—1936年，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追击，维持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但是对毛而言，事实上却存在着并行的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缚国民党之“苍龙”。在中共未夺取政权之前，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只能是蒋介石政权。因此，如何回击并打败国民党，不仅是毛须臾不能忘怀的首要问题，也是毛用以凝聚、驾驭和统一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驱动力量。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党内斗争的战线。显而易见，欲易蒋介石政权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军队，则一切免谈。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中共军队的主要创造者之一，但是，毛对江西中央红军的实际控制力在1932年后的中共上层斗争中逐渐被削弱，以至最终丧失。军队高级领导人受到党的影响，对毛泽东渐趋疏远，直至遵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对军队的影响力仍是晦暗不明。将毛与军队领导人联系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点，就是双方对1934年后中共军事指挥的不满。因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获胜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其分散在军队中的影响力重新聚合起来，将他在遵义会议上所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落实到对军队的掌握与控制上。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号称十万，实则八万，自江西突围，行至遵义时，因战斗伤亡、脱队，人数已减至三万多人。领导这支军队的红军将领，分别是红一军团总指挥林彪和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而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和由贺龙、任弼时、萧克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分别处于单独作战状态，林、彭所率军队实际上是此时中共中央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林、彭也是毛泽东急欲驾驭的军方两个最重要的将领。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期改组中央机构阶段，进入了中央常委会，但是红军的指挥权仍归周恩来。毛泽东开始利用战争的紧急环境，有步骤地扩张自己在军事指挥方面的影响力。 1935年3月4日，在张闻天的提议下，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签发命令，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① 这个建制与任命，虽然没有改变周恩来的最后决策者的地位，但是，毛泽东事实上已开始以政治委员的身份担负前敌总指挥的职责。毛泽东就任前敌总指挥一职，是迈向掌握军权的关键一步。 但是几天以后，围绕是否攻打打鼓场，毛泽东的意见与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及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等发生了分歧。在3月10日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刚担任没有几天的前敌总指挥被撤消，由彭德怀暂代。② ①《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50。 ②张闻天：《我的思想检讨》（《关于反革命分子林彪的一点材料》，1972年3月28日），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 在这决定毛泽东前途的关键时刻，毛毫不退缩。他于当晚找周恩来详谈，使周恩来接受了他不进攻打鼓场的主张。①紧接着，毛泽东以日常军事指挥需要完全集权的理由，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并得到了张闻天的赞成。②1935年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附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成立“三人团”的提议提交会议讨论。会议批准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至此，毛泽东才正式进入军委最高领导机构。 毛泽东在短短的一、两天时间内，以坚强的意志力挽回颓势，更进一步扩大战果，当仁不让、毛遂自荐，提议组成有自己参加的新“三人团”，并通过党的会议的形式正式予以合法化，使自己名正言顺地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决策者之一。 毛泽东进入新“三人团”后，迅速使自己处于核心决策的重要位置。 在3月至5月的两个月时间里，毛泽东以大踏步回旋转移的指挥战略，集中中央红军在黔、滇、川之间穿插运动，其间，既有胜利，也有战斗失利。频繁的战斗和就地打圈的战略，使部队疲惫不堪，更遭致红军高级将领的埋怨和不满。到了1935年5月上旬，由毛泽东部署的攻打会理城的战斗屡攻不下，这时红军领导层对毛的不满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林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给周、毛、王“三人团”写了一封信，提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③林彪的这封信是在中共及中央红军处于紧急状态下写出的，并无与毛泽东有意作对的念头。在以往的历史上，林彪与毛从无个人过节，林彪的这封信纯系出自他对红军前途的考虑，表达的是当时红军中普遍存在的情绪。 无独有偶，类似林彪信中所反映的对毛泽东指挥才能的怀疑、不满情绪在其它中共领导人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1935年4月中旬，刘少奇到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很快就感觉到部队中弥漫着对“只走路不打仗”的强烈埋怨的情绪。他将了解到的军中情绪，结合自己的意见，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个电报。刘少奇拿着电报要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三军团政委杨尚昆签字，彭德怀认为电报所述内容与他的看法不同，拒绝签字，杨尚昆则在电报上签了字。④ 在新“三人团”中，王稼祥与毛泽东关系较为密切，但是他对毛的指挥方法也存有疑窦。还在新“三人团”成立之前，王稼祥就常因作战指挥问题与毛发生争论。王稼祥还经常要求中央开会讨论军事行动。⑤新“三人团”成立后，王稼祥对毛指挥部队大幅度运动不以为然，他向张闻天表示：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⑥ ①《周恩来年谱》，页277。 ②张闻天：《1943 年延安整风笔记》，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19。 ③《彭德怀自述》，页198。 ④《彭德怀自述》，页198。 ⑤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18。 ⑥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21。 林彪的信和刘少奇的电报，对毛泽东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这个事件性质之严重，不仅在于它显示了对毛泽东的不满已蔓延至当时中共中央所赖以依靠的唯一军事力量——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而且这种不满正向中央核心层蔓延，如不立即予以消除，毛刚刚获得的军权极有可能被再度削夺。 毛泽东迅速采取行动，正面反击这股由林彪领头的反毛风潮。他既不采取与林彪等私下沟通的方式，也不逐个向中央核心层成员解释、征询意见，而是将问题直接挑明。毛向张闻天建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得到了张闻天的同意。毛的目的非常清楚：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方式，以党的名义将对自己的不利舆论打压下去。 1935年5月12日，旨在批评林彪等人“右倾”、“动摇”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郊外召开。与会者仅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及一、三军团司令员和政委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这次会议名义上的主角是张闻天，他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报告大纲，严厉指责林彪等人对毛军事指挥的怀疑是右倾。在这个时刻，毛颇需要张闻天所擅长的理论语汇，只要将这股对自己不满的风潮压下去，扣什么“帽子”都无所谓。 也许考虑到张闻天仅是一介书生，还不足以震慑林彪等武将，毛泽东全然不顾自己是当事人的身份，亲自出马，严厉指责林彪、刘少奇，称彼等信和电报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①毛并认定林彪是“娃娃”，不明事由，而将事先毫不知内情的彭德怀看成是幕后挑唆者。② 毛在利用了张闻天作为反林彪、刘少奇的主攻手以后，迅速再将矛头转向张闻天。毛不能容忍张闻天扮演党内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决意利用这个机会打击一下张闻天的威信。毛在讲话中暗指张闻天去三军团，与彭德怀勾结反毛。③ 这次会议以肯定毛的军事指挥、毛大获全胜而结束。面对毛泽东的无端攻击，彭德怀、张闻天抱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一切以大敌当前、内部宜安定为考虑，在会上和会后都未予以说明和解释。④ ①《彭德怀自述》，页199；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55。 ②《彭德怀自述》，页199。 ③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32。 ④《彭德怀自述》，页199；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23。 会理会议对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地位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说遵义会议意味着毛泽东获得了政治上的胜利，使毛进入了中共最高核心层，那么，会理会议则标志着毛已将他在政治上的胜利具体落实到对军权的控制之上，从此，毛成为事实上的军队最高领导人。毛用其坚强的意志力，将红军最重要的将领林彪与彭德怀牢牢掌握在手中，并使自己在核心层中处于不可批评的地位。毛泽东在会理会议前夕及会议上的行动，将刚刚获得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置放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使代表党的张闻天成为某种点缀和不具实际权威的象征人物。毛实际上用合法手段使自已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而这一切都是在周恩来对毛的妥协、退让下实现的。 会理会议也给日后中共核心层的内部关系造成复杂影响，埋下了毛泽东对彭德怀、张闻天怀疑、猜忌的种子。毛与彭德怀共事很久，两人个性殊异，双方虽在1931年后关系疏远，但是并无明显矛盾和冲突。但是林彪信一事使毛认定彭德怀城府很深，从此对彭深藏防忌之心。会理会议后，毛将曾参与刘少奇电报一事的杨尚昆调出三军团，而改派自己的老故旧李富春任彭德怀的政委，实负监军之责。 毛对张闻天素无好感，仅是为了推翻博古，才使毛、张暂时联合。毛对张的固有成见，使他在指责过刘少奇以后将刘轻轻放过，并听信了刘少奇对张闻天参与和彭勾结的猜测和判断。刘与军队素无渊源，在军中不具资望，毛并不认为刘少奇有在军中掀风作浪的能力。刘少奇为脱身，迅速将责任推到张闻天身上，使刚刚开始的毛与张的政治结合蒙上了阴影，①也使毛对刘与张的对立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刘少奇电报一事，还是使毛多存一分心计，为避免刘少奇在军中培植影响，会理会议以后，刘少奇也被调出三军团。 ①毛泽东固执己见，认定张闻天在会理会议前夕唆使彭德怀、林彪反对自己，1941年后多次在核心层会议上就此事指责张。被毛无端指责的张闻天一直忍辱负重，不予辩白，直到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毛再次提及此事时，张才在呈毛阅读的《整风笔记》中作了自我辩解。张写道：“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XXX同志的造谣！（林、彭二同志关于此事有正式声明）。”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33。张在此处提到的XXX同志极大可能是指刘少奇。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刘少奇就与张闻天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有许多资料证明，刘少奇利用一切机会散布对张的不满。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胡乔木揭发刘少奇在延安时曾在私下谈话中影射攻击毛泽东，刘少奇当即加以澄清，说自己当时只是针对张闻天，而非毛泽东。 1935—1936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在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对其政治生涯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只是以擅长指挥军事而着称于中共党内，人们看重毛，主要也因他深谙中国传统兵法并将其灵活运用于开创中共根据地和发展中共武装。毛在遵义会议上之所以复出，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共军事行动屡屡受挫，军事指挥已捉襟见肘，党和军队的前途万分危殆，中央政治局一班人迫于无奈请毛出山，试看毛能否使中共脱离险境。而在当时，党的上层从来也未将党领袖之名义与毛的名字联系起来，更遑论想象毛登上军事指挥岗位即不再下来，并将其在军事指挥上的影响力迅速向政治和党务领域延伸。 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以及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下变化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这也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状态下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在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共在江西瑞金时期曾模仿苏联体制，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三个系统中，党机关的权力至高无上。博古虽是一介书生，对军事指挥完全外行，但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却完全将军事系统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担任军事领导的周恩来、朱德、项英等严格遵循共产党纪律，在作出任何重大军事部署前均请示征得博古的同意。李德发挥的作用虽然极大，但他并不参与政治决策，其对红军的军事指挥往往也是首先向博古通报，并知会周恩来后，再发出作战命令，尽管他的个人意见一般均是最后意见。长征前夕，战况瞬息万变，形势极端危急，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的“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但在1935年3月，又根据毛的提议，重新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然而，“新三人团”的体制却不同于“老三人团”，代表党的张闻天并不在“新三人团”之列。遵义会议原来决定，周恩来是代表党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毛泽东辅助周工作。①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来与毛泽东调换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辅助者！本来，王稼祥因伤重很少参与决策，这样毛就成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军事指挥者。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已融为一体，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实际上他已处于随时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毛泽东作为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辟者，在中央红军中拥有广泛的干部基础。毛所拥有的与军队的这种特殊关系，能够确保毛即便在政治上失意之时也可以对军队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与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同，毛还是参与建党的元老，他是硕果仅存的几个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党内历史之长，在军中基础之深厚，除张国焘之外，1935—1936年中共领导层中的任何人都无法与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就党的全局性的方针政策和其它非军事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致遭到越权的指控。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泽东在1935—1936年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越来越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 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泽东对党的大政方针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不敢冒任何风险，谨慎地在莫斯科划定的禁区里穿插迂回，努力维持着中央领导层的稳定；另一方面，毛又不失时机，利用战时状态提供的机会，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有条不紊、小心翼翼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行局部调整。 一、在中央核心层，毛继续保持同“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至少在形式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大规模调整政治局需事先报经共产国际的批准）。但是，从莫斯科返国干部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别军队领导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则逐渐成了惯例。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扩张党权的第一个大动作出台，由毛，而非张闻天，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传达瓦窑堡会议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6年5月，由毛主见美国记者斯诺。 二、毛将与周恩来等关系密切且和莫斯科有较深情感联系的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它次要工作，②将原由政治局直接领导、因长征而不复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自己在江西瑞金时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领导，将这个关键机构予以恢复，并划归于自己管辖之下。③ ①参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42。 ②1935年9月下旬，邓发改任由原中央机关和红军总政治部机关组成的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委。11月，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后，邓发主要负责红军的筹粮工作。1936年4月，他被委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派往苏联。参见《周恩来年谱》，页293、306。 ③长征开始，国家政治保卫局除少数负责人随首脑机关行动外，其它工作人员均被并入各军团，国家政治保卫局只留下名义，工作权限已大大缩小。1935年10月，王首道被任命为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原执行部长李克农被调作联络西北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该年年底，国家政治保卫局建制被正式取消，其工作由方面军政治保卫局接替。 三、毛任命王首道取代邓颖超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原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系统，将原由邓颖超负责的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的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之下。① 四、毛深知掌握与莫斯科来往秘密电讯对其政治生涯的极端重要性，从1935年末开始，毛就直接控制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而不容其它任何领导人插手，②从而确保自己在信息掌握、研判及利用上获得任何人无法得到的优势与便捷。 ①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秘书处，军委秘书处均被裁撤，其遗留工作由中央军委机要科承担。1935年中共中央迁到陕北瓦案堡后，中共中央各部委及秘书机构渐次恢复，原来仅有的机要机构——中央军委机要科——一分为三，成立了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其实当时尚无中央社会部这个机构，此处所讲的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实际上就是原国家政治保卫局管理的机要系统——笔者注），上述三个单位统归王首道领导。参见费云东、余贵华：《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1949）》（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年），页186－１87、204；另参见《王首道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页197。 ②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 册，页345；另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页203。 毛泽东对军权与党权的蚕食，是在张闻天的配合及利用了张闻天的党的领袖地位，以公开的形式进行的。遵义会议后产生的毛泽东与张闻天的政治结合，为毛泽东扩张自己的权力提供了合法的掩护。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1.12.2005 17:35
　 二从毛、张（闻天）联盟到毛、刘（少奇）联盟 建立在反对原中共最高权力核心“三人团”基础上的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政治结合，是在遵义会议及其后形成并逐渐得到巩固的。为了反对博古等人的极左的领导，从1934年10月起，毛泽东就加紧了与张闻天的联络。在毛的启发和诱导下，张闻天和王稼祥相继从原中央政策的拥护者转变为批评者，成为毛要求改变中央领导的重要支持力量。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鼓励张闻天与博古、李德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让张闻天在会议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决议，此举使张闻天在党的核心层内的作用明显突出。 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张闻天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至此，张闻天成了事实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是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中共核心层所能作出的最佳安排。由于张闻天与莫斯科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且是中共一个较长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此举不仅可以减缓莫斯科对中共领导层变动可能产生的不安和疑虑，更可以向全党，尤其是向那些与近几年党的方针、政策有较多牵涉的军政干部显示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从而尽量减少中央改组在党内引起的震动，加强党在极端困苦条件下的团结和统一。 在张闻天成为中央总负责人之后，1935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也取代了周恩来在红军中的最高军事指挥地位。至此，毛泽东与张闻天，一个全力掌管军事，一个集中精力于党务，两人开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毛泽东和张闻天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毛是中共元老，又多年在乡野打游击，深受中国农民造反文化的浸染，身上既有源于高度自信的沉稳和持重，又带有颇为浓厚的“山大王”气息；而张则是“红色教授”型的知识分子。1935年以前，张闻天对毛虽未予以高度重视，但亦无明显的成见；然而，毛对张则有一种类乎出自本能的排斥。毛鄙夷张等仅凭背了一麻袋马列教条，却在莫斯科支持下来苏区夺权；毛更反感张以理论家自居，隔三差五即有大报告问世，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毛和张虽在反对博古中央的基础上，达成了一种战略合作的关系，但毛从未将张放在眼里。张闻天在军中毫无基础，其政治资源主要来自莫斯科以及他在政治上对毛的支持，因而在毛、张联盟中，张只是一个弱势的合作对象，天平必然向毛的方面倾斜。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注意掩饰其个性中的不良方面，但是一触及到利害关系，毛性格中的那种刚愎自用、猜忌防范心重的特征立时就暴露出来，毛在会理会议上的表现即是明显的例证。从毛这方面看，毛张联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与张闻天的合作，联合了暂时还占据党机关的“教条宗派分子”博古、凯丰等，运用党的权威挫败了当时毛的头号对手张国焘“另立山头”的分裂活动。 在毛、张合作共事的几年里，对毛个性已有了解的张闻天尽量避免与毛发生正面冲突，对毛的咄咄逼人和峭刻嘲讽一再忍让。①张闻天之对毛奉命唯谨，主要是出于对共产党事业的考虑，在另一方面也与其个性温厚有关，但同时亦是因为他已为自己创造了毫无依托的虚弱地位。张闻天乃一书生型领导人，置身于严酷的战争环境，只能唯毛马首是瞻，尽管张闻天还坚持着最后一两个阵地不愿轻易放弃。 1936年底至1937年初，毛在求“势”的过程中熟练操用各种谋略，已将许多大权集中于自己的手中。然而毛的胸臆仍难以抒解——在以其“道”易中共路线方针方面，毛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党内同僚的压力下，他只能隐忍内心的不满，违心接受对中共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是横亘在毛泽东面前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不仅因为它来自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和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也是毛泽东与张闻天政治结合的基础。②在军事压力紧迫和毛急于出山的1935年1月，他为了长远目标，同时也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1937年，再继续维持这个结论，就愈发显得强人所难了。 ①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32。毛泽东对洛甫的轻蔑态度在五十年代后期完全公开，其代表性的文字是1959年8月2日《给张闻天的信》，直至七十年代初，毛还不断数落洛甫。 ②张闻天在1943年整风期间写的笔记中指出：“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参见《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这个结论之所以要修正，是因为它关系到毛泽东能否实现其“道”，从而为党及其个人在政治前途上开辟一新的境界。不推翻此结论，便无从摧毁“教条宗派集团”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毛就难以顺利地推行他改造党的一系列设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更无从建立。 然而，推翻此结论存在很大的难度，除了共产国际这一外部障碍外，在国内最大的障碍就是毛的政治合作者张闻天。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几乎本能地将自己的政治前途与这个评价联系在一起，断言“党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将直接打击他和其它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威望，严重动摇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因此必然遭到张闻天的强烈反对。 1937年初，党的发展，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政治结合，以及毛的思路，皆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变化过程中。随着国内和平局面的到来，国民党军事压力的舒缓，解决战时状态下无暇顾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机遇正在出现。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掌军、张闻天管党的格局早已发生重大变化，张闻天显示出他的作用仅限于党的理论和宣传教育领域。经过几年的磨合，毛与周恩来已建立起融洽默契的合作关系，博古也安于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新的角色，张国焘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已成定局。现在毛已十分具体地感受到张闻天给他带来的困窘。对于毛而言，在新的时空环境下继续违心地接受令其厌恶的对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将越发勉强，可毛又惧于在条件尚未成熟之前和盘托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从而将自己置于和张闻天及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尴尬境地。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1937年春夏之际，刘少奇站了出来，就党的十年路线问题向张闻天发起挑战。刘的出现打破了中枢层沉闷多时的僵局，并最终导致了毛、刘政治结合的确立。 促成毛刘政治结合的契机是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刘少奇就中共历史问题向张闻天陈述自己意见的两封信。刘少奇在这两封各长达万言的类似政治意见书的长信中，大胆地突破了共产国际和遵义会议关于“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尖锐批评了1927 年之前及1927年以来尤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的极左错误。 刘少奇的长信触及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几个禁区： 一、刘少奇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右倾的陈独秀主义”，而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之反面的错误——‘左倾’错误”。① 刘少奇以自己亲身经历为例，猛烈抨击了广州、武汉时期工人及民众运动中已达“骇人”地步的“左倾”狂热。②刘的上述看法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以来的历次决议严重相违。 二、刘少奇虽然没有直接宣布中共十年来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但反复抨击中共“十年来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并且强调十年错误已形成“一种传统”。刘少奇特别集中抨击了中共有关白区工作的方针，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全盘否定了十年政治路线。 三、刘少奇要求在党内公开讨论党的十年历史，并且详细述说自己因坚持“正确”主张而遭“打击”的经历，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暗示中央有关领导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透露出要求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明显意图。③ ①参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3月4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802。 ②参见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0日），载中固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 ③参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3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805－817。 刘少奇在1937年2月20日、3月4日给张闻天写信之前是否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或得到毛的鼓励，至今虽无确切的史料证明，但根据现有资料分析，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常委会派刘少奇为中央驻北方局代表，1936年春，刘少奇偕其妻谢飞从陕西临潼乘火车前往北方局机关所在地天津，于1936年3月抵达。1937年2月，刘少奇又随北方局机关移往北平，至1937年4月底返回延安。这期间刘少奇虽未返陕北，①但是1936年后，在北方局和陕北之间已建立了电台和信使联系。据1996年出版的《刘少奇年谱（1898—1969）》披露，1936年10月1日、12月2日，毛分别三次致电刘少奇，毛还在10月22日写信给刘少奇。②毛、刘通过电台交换有关对全局性问题的看法，已具备基本条件。③ 且不论毛泽东是否曾对刘少奇写信的举动表示过支持，刘少奇给中央写信都应被视为是一个重大举动。刘少奇决定向张闻天陈述自己政治意见的动机，一方面是刘少奇多年来就不满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另一方面与刘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间遭遇到党内左倾分子对新政策的强烈抵抗有关。④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1937年的中共中央正处在调整政策的关头，中共中央内还未真正形成某个人的绝对政治权威。张闻天虽是党的总负责人，但其权力有限，其它中共领导人大都是独当一面；毛泽东尽管处于上升状态，但当时也并非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唯一领袖。⑤因此，刘少奇给张闻天写信，不仅不会遭遇到党的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党员因向中央陈述意见而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厄运，相反，却有可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刘少奇很清楚，在对党的十年历史的看法上，毛泽东与自己有很多共同语言。 刘少奇的长信在中共中央核心层引起轩然大波。1937年3月23日、4月24日，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都讨论了白区工作问题。张闻天对刘少奇的意见极不以为然。一些同志随声附合，认为刘少奇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是替陈独秀洗刷，是陈独秀的“应声虫”。还有人指责刘少奇受到了张国焘的影响。⑥对于刘少奇有关中共犯了十年“左”的错误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大多数成员也都认为言过其实。在一片责难声中，只有毛泽东一人站出来替刘少奇讲话，称“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 ①1937年3月4日，刘少奇致张闻天的信写于北平，3月18日前刘仍在北平。周恩来在3月13日、3月18日于西安两次致函刘少奇，并转河北省委，要刘少奇等负起对留平、津地区的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参见《周恩来年谱》，页358—359。 ②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160、169、163。以下简称《刘少奇年谱》。 ③刘少奇前往天津就任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时握有与陕北联络的无线电密码本。据当时担任刘少奇译电员的郭明秋回忆，她经手翻译的刘少奇给陕北的电报，上款大都是洛甫（闻天）、恩来，“有时也直接接发给毛主席”，署名则是胡服（这是刘少奇在党内长期使用的化名）。参见郭明秋：《少奇同志在北方局》，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185。 ④1936年3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天津，不久又担任了北方局书记，着力纠正北方局“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刘少奇领导的纠偏工作，除了思想纠偏之外，还包括纠北方局领导机构的改组，因而引起北方局内部的争论。刘少奇上任后，任命彭真（1928年彭真与刘同在天津的中共顺直省委工作）取代柯庆施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任命陈伯达为宣传部长。刘的这些措施激起柯庆施等一批原北方局领导人的不满，刘在党内频频发表文章，不指名批评柯庆施等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从而埋下柯庆施与刘少奇长期不和的种子。 ⑤刘少奇在1937年3月4日给张闻天的信中只字未提毛泽东，刘且写道：“我国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划（画）虎不成。”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817。由此可见，当时毛的权威并未得到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一致承认。 ⑥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75。 毛的态度鼓励了刘少奇，使刘少奇敢于采取下一步重大行动，在1937年5、6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当面向张闻天发起挑战。 1937年5月17日—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由于刘少奇与张闻天的激烈争论，其间曾一度中断，后在毛泽东有倾向的调和下，会议才得以继续进行。 从5月17日到5月26日，是白区工作会议的第一阶段，会议围绕刘少奇《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刘少奇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重复3月4日给张闻天信中的精神，着重批评十年来党在白区工作指导中的“左”的传统。刘的报告激起强烈反响，张闻天、博古、凯丰、陈赓等都表示难以接受刘少奇的看法，认为刘少奇的批评充满托陈取消派攻击共产国际、攻击中共的论点。①柯庆施在发言中更是指着刘少奇的鼻子骂他是“老右”。② 许多代表反对刘少奇提出的白区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的观点，不同意刘对白区工作的总体评价，坚持认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的“总路线是正确的”。③ 由于会议上出现的紧张激烈的争论，中央书记处宣布会议暂停。6月1日至4日，中央政治局就白区工作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召开会议，博古、凯丰在发言中都否认刘少奇提出的有关白区工作存在着一贯的左倾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传统的说法，只有列席会议的彭真支持刘少奇的意见。④一时形势对刘少奇明显不利。 然而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助了刘一臂之力。在6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毛作了支持刘少奇的重要发言。他一反不久前回避刘张争论的态度，明确表示刘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称赞刘在白区工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说刘系统地指出了党在过去时期在这个问题上所发过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甚至称赞刘少奇“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中的辩证法”。⑤ 毛避而不谈十年政治路线问题，而是针对反对派集中批评刘少奇只讲缺点、不讲成绩，首先谈了中共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在谈论了党的优秀传统后，毛着重指出党内“还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强调“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从而全面肯定了刘少奇的观点，在刘张争论中有力地支持了刘少奇。⑥ ①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台北：国际关系研究所、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71年），页189；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258—59。 ②杨尚昆在1987年改定的《怀念少奇同志》一文中，虽末点出柯庆施的名字，但他所称的“那个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明显指柯庆施。参见《缅怀刘少奇》（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5。 ③出席白区工作会议的代表主要是北方局及所属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及广东代表约三十人。彭真作为华北代表团团长，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的助手。华北代表团的代表有柯庆施、高文华（原河北省委书记，兼原北方局书记职能）、吴德、李昌、李雪峰、黎玉、乌兰夫等。据参加过这次会议、1936年5月被任命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回忆：刘少奇的报告“对‘左’的错误提得很急，提得也很高”。有关“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说法“有点过头”，因为参加会议的“北方党组织的代表这么多，就说明白区的损失不能说成百分之百”。黎玉的看法反映了当时参加会议部份代表的观点。参见黎玉：《抗战前夕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代表会议》，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42—43；另参见陈绍畴：《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95。 ④中共山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彭真生平大事年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页8。 ⑤《刘少奇传》，上，页26。 ⑥《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3；另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72。 由于毛泽东在发言中回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有关过去白区工作指导方针是否犯了十年一贯的“左”的错误这个敏感问题，因此，毛的意见得到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并成为下一阶段白区工作会议的主调。 1937年6月6日，白区工作会议继续开会，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张闻天有意识淡化毛泽东在6月3日讲话的倾向性，抓住毛讲话中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坚持自己的观点。①他根据自己理解的6月1日至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张闻天强调“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区工作所犯的错误性质不是政治路线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是在领导斗争中有时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份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党“坚决领导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张闻天坚决反驳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中反对“合法主义”的批评，坚持认为“过去党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对的”，强调指出“过去一切非法斗争，是必要的与正确的，而且过去主要的斗争方式只能是非法的”。张闻天不无影射地批评刘少奇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样，“以每次革命斗争的成败的结果来判断革命斗争的价值”，把失败的斗争看成“无意义”或“谩骂一顿‘盲动主义’完事”，指责刘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是结果失败了，仍然有着他的巨大意义”。张闻天批评刘少奇把“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作为“钢鞭”，全盘否定中共十年白区工作的成就，强调指出“每一斗争在胜利或失败之后，必须详细的研究其经验与教训，切不要拿简单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于最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对党内所存在的“各种不正确思想，应有确当的估计，不要夸大或缩小，或任便给同志们‘戴大帽于’”。② 张闻天的报告获得参加白区工作会议代表的一致拥护。在暂时不利的形势下，刘少奇被迫退却。6月9日和10日，刘少奇在会议上作结论报告，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报告，并且对自己的前一报告作了解释和自我批评：“我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它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些地方说过火了”。③ ① 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页371。 ②张闻天：《白区党目前中心任务》（1937年6月6日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报告之一部分），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234－236、238－239、261、263。 ③参见陈绍畴：《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页298；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3。 1937年6月正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少奇、张闻天围绕党的十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问题展开的争论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刘少奇试图通过检讨党的历史问题改变对十年政治路线评价的目的暂时遭到挫折。但是刘少奇、张闻天的争论给中共带来了深远影响，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一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 毛泽东从这次争论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他终于体会到“教条宗派分子”在党内的影响绝非一朝一夕经过一次会议就能清除。打倒“教条宗派集团”除了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细致深入的准备外，还要在组织上进行精心的安排。 刘少奇与张闻天争论的另一结果是扩大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和知名度。刘少奇虽属党的老资格领导人之一，但因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在江西时期的两年仅负责领导全国总工会执行局，较少参与重大军政问题的决策，刘与当时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周恩来、张闻天等的关系又较为疏远，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党和军队的影响力不大。与张闻天的争论，充份展现了刘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刘少奇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刘少奇与张闻天的争论，毛泽东的态度既明确又微妙。初期，毛置身于争论之外，但对刘少奇明显表示同情，毛希望刘少奇的意见能被中央领导层所接受；后期，则担心刘少奇承受不住张闻天和党内的巨大压力，于是，在6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声援刘论点的重要讲话。但是当毛看到刘的有关看法遭到普遍反对，遂决定从长计议。毛在这次论战中发现了刘少奇的杰出才干，首先是刘在白区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其次毛也看到了刘的理论能力，刘甚至能够引人入胜地分析十年“左”的传统和根源之一乃是“思想方法与哲学方法上的错误”，即“形式逻辑”是造成“许多错误的根源”，这给毛耳目一新的感觉。 然而毛并没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对刘少奇的支持上，因为时机还不成熟。现在毛更愿意做党内争论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经打破，矛盾的盖子已被揭开，张闻天受到了强烈震动，自己的威信反而因对争论所持的折衷调和态度而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团结张闻天。为了防止张闻天和将要回国的王明重新结合，加速“教条宗派政治组织上的分裂”，维持和加强与张闻天的合作既有必要，又有可能。 由于有了这些考虑，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并没有立即被提拔进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委会），而于7月28日被派到太原，继续担任已从北平迁至太原的中共北方局书记的职务。 刘少奇虽然离开中枢，但毛张联盟从此走向解体，而毛、刘长达三十年政治结会的基础却因此争论而告奠定。 毛、刘与毛、张同是政治上的结合，但是两种政治结合之间却有显着区别。 第一，毛张结合是战时非常状态下的临时组合。1935年初，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毛泽东和张闻天有意忘却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刘结合也是一种政治结合，但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不存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正是对原中央政治路线及其领导人的不满，使毛与刘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2年，毛刘之间就围绕此问题彼此交换过意见，并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与毛张结合相比，毛刘结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础。① ①据1931年秋至1932年底与刘少奇同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一度与刘少奇夫妇同住的张琼的回忆，刘少奇曾在1932年底就白区工作的策略问题写信给毛泽东，批评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不久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来一封很长的回信”，表示赞成刘少奇提出的稳健主张。参见张琼：《刘少奇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48、47。 第二，毛泽东与张闻天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是毛刘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早在1922年，毛、刘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联系。 第三，毛张结合是两个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结合。但1937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则远逊于毛和张闻天。因此，毛刘结合是一种以毛为核心、刘为辅助的政治结合，而非两个地位相当人物的平行结合。 毛刘结合的上述特点，保证了毛以后在向“教条宗派分子”发起挑战时可以得到刘少奇的全力支持。毛刘的结合也预示着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领导人两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声。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直线。就在毛泽东一路凯歌行进的1937年，也有坏消息传来：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即将携共产国际新方针返国。 正当毛泽东加紧对中共重大方针、政策进行调整之际，半路上却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毛泽东面临着1935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1.12.2005 17:37
　 三 1931—1935年王明对毛泽东的认识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逐步控制了中共军队，并大大加强了他对中央机关的影响力。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泽东尚未能将他的势力延伸到中共领导机构的另一组成部份——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因享有法理上和精神上的巨大优势，在中共党内获有崇高的威望，毛泽东将不得不与从未谋面的王明合作共事。 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团中有四名政治局委员，他们是1931年11月7日抵达莫斯科的王明，1933年春抵达的康生（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委员），和1935年8月抵达的陈云（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委员）。工人出身的陈郁虽是六届四中全会上任命的政治局委员，但陈郁因在1930年末一度参与罗章龙派的活动而在政治上不被信任，被罚去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并不参加代表团的实际工作。除了这四名政治局委员，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吴玉章、李立三、林毓英、饶漱石、赵毅敏，和1933—1935年赴苏的中国苏区代表团成员高自立、滕代远、白区代表孔原。中共代表团成员同时还兼任中国各赤色组织驻莫斯科的代表，黄药眠、饶漱石先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林毓英任中国赤色工会驻赤色工会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集中了中共在苏区以外最庞大的领导阵容。 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在苏联期间，正是国内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向江西苏区转移、共产国际蕴酿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方针的时期，保持与国内联系信道的畅通成为代表团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中共代表团通过两个渠道与国内的中共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一、开通大功率无线电秘密电台。中共代表团通过共产国际的电台，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地下电台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地下电台保持经常的秘密联系。因距离遥远和技术手段限制的原因，莫斯科与江西瑞金没有直接的电讯联系，而必须通过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中转。远东局和上海中央（包括中共中央迁江西后成立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分别有自己的秘密电台，远东局给瑞金的电报须由中共中央上海地下电台翻译转送。代表团与国内的电讯联系在红军长征后中断。1935年末，林毓英携密码本自苏联秘密返回陕北，国内与莫斯科的电讯初步恢复。而当1936年刘长胜再携密码本回到陕北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与代表团的电讯联系就得到完全恢复。 二、派遣秘密信使。中共代表团通过回国的中共党员向国内的领导机构传递重要的信息，1933年公开赴苏访问的著名新闻记者、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就曾为中共中央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传递情报。共产国际并借助在中国国内的中共组织的协助，招募中共党员为其搜集情报，这些直属莫斯科指挥的中共党员，间或也为莫斯科与上海的中共中央传递消息。① 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按照中共的组织原则，代表团的主要职责是代表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向中共传达莫斯科的指示，在莫斯科与中共之间起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代表团的另一项工作职责是领导在苏联学习、工作的中共党员。从1931年11月王明赴苏至1937年末王明返回延安，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在共产国际内展开对中共及中国工农红军的大规模宣传。王明自抵苏联后，以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经常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文章，宣传中共主张，介绍苏区各方面情况。1932年，王明指派萧三以诗人身份参加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大会，与高尔基、巴比塞等著名左翼作家联络，以扩大中共的影响。1935年，王明又指派吴玉章、饶漱石等前往巴黎创办中共报纸《救国报》（后易名为《救国时报》）。王明并以其在共产国际分工主管拉美共产党事务的便利，指导美国共产党内的中共支部在美国创办华文报刊。 二、领导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三十年代在苏联仍有不少中共党员，分散在莫斯科的列宁学校和莫斯科的外国工人出版局中国部等单位。在远东地区也有一批中共党员在苏联各单位工作。由于在苏联的许多中共党员同时又是苏共党员，中共代表团所能领导的只是在莫斯科的部份中共党员，莫斯科以外的党员基本上归苏共领导。 三、配合苏共清党，在莫斯科中共党员中厉行肃反。早在1927至1929年，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就曾密切配合校长米夫和苏联秘密警察“格伯乌”，将持不同意见的中国学生投入监狱，或送至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劳改。②三十年代初，斯大林开始大规模镇压在苏华人，莫斯科华侨商人被大批逮捕、流放、处死，“新经济政策”后一度兴起的华人商业繁荣的局面顿时消失殆尽，中国人在苏联的处境日益艰难。③远东地区的镇压则更为残酷，许多进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员被当作“日本间谍”投放到劳改营。④1934年后，苏联因基洛夫被刺，再掀清党运动，王明、康生紧紧跟上。 ①三十年代初，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在上海秘密成立，一度由苏联著名间谍佐尔格主持。1932—1933年佐尔格曾去北京、南京活动。佐尔格去日本后，远东情报局由华尔敦主持。远东情报局于1935年春被国民党破获。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页279；另见于生：《轰动一时的神秘“西人案”》，载《革命史资料》第3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页156——164。 ②参见庄东晓：《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载《广东文史资料》第33 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江泽民：《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载《革命史资料》第17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有关反映中国留苏学生在苏联被流放、劳改的资料有马员生的《旅苏纪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年）、唐有章的《革命与流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姚艮的《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 ③莫斯科广播电台，1993年1月3日23：2O华语广播。 ④参见姚艮：《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页315。 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内也展开类似运动，代表团成员杨之华（瞿秋白之妻）、曾涌泉、孔原等均曾遭受打击。① 四、援救西路军。1937年初，中共代表团争取到共产国际的大量军火援助，以接济准备进入新疆的西路军，计有五万支步枪、上百挺轻重机枪和几十门大炮。陈云、滕代远、冯铉、段子俊、李春田押送这批武器，存至阿拉木图，等待西路军的讯息，后因西路军失败，此事告吹。② ①参见孔原：《怀念敬爱的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98；另见蹇先任：《38年留苏纪事》，载《革命史资料》第15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页139。 ②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42—143。 中共代表团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工作以外，还有一项特别的工作，这就是指导中共满洲省委。1932年后，因日本侵占东三省，中共满洲省委已无法与上海中央局正常联络，转而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王明等曾多次发出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并派人潜入东北。满洲省委和抗联也多次派人去苏联向代表团汇报工作。 中共代表团领导满洲省委是特殊形势下的一个例外——满洲省委与莫斯科的联络远比与上海的联络更便捷。 按照中共组织原则，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无权干预中共国内的事务，但是在事实上，以王明为团长的代表团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对国内领导层的影响力。王明之所以具有对国内的影响，主要源之于他的共产国际背景和当时他在国内领导层中所拥有的政治优势。 王明是深受斯大林信任、由共产国际一手扶植起来的中共领导人。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原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强力安排下，王明被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指定为政治局委员。紧接着，王明赴苏，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便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东方部副部长、部长，因而被公认是“国际路线”的代表。 一方面，王明是中共代表，另一方面，又是共产国际的化身。王明所拥有的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可以随时向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中共，表述其个人的意见。 王明在国内有一批盟友。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博古、王稼祥等皆以“反立三路线”的英雄，与王明一道进入中共领导层，稍后返国的张闻天在政治上也属于王明、博古集团。在王明赴苏后，博古等人都成为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他们与王明的关系是一种“声气相求”、“共存共荣”的政治盟友关系。由莫斯科一手操办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得到莫斯科的高度评价，将其称之为“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开始”，成为王明、博古等领导中共的全部法理依据。王明作为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一批人的精神领袖，对在国内的博古等人无可置疑地具有影响力。 王明在莫斯科是否对国内的中共中央实行遥控？从现在已披露的历史资料看，王明和代表团一般不对国内的具体活动进行直接干预，但是在某些时候，王明也曾就重大政策问题向江西表达自己的意见。 在1931至1935年，王明与国内的中共中央既有一致的方面，也有分歧的方面。导致王明与国内产生分歧的原因乃是王明捕捉到共产国际即将开始新的策略方针，从而提出了新的政策主张，但是国内的博古等人仍坚持旧有路线，拒不同意调整方针。 王明在莫斯科对他在国内的盟友一直持坚定的支持态度，对毛泽东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多有贬低和冷淡。 王明在共产国际的讲坛上高度称赞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总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1932年3月31日，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上发言，他宣称： 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这个全会上，完全有权利高兴地向一切兄弟党说：我们党在其布尔塞维克中央领导之下，现在达到了其十三年存在的历史当中空前未有过的统—、团结和一致。① 与王明对中共中央全力支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毛泽东的排斥态度。据王明在中山大学的同学陈修良等人回忆，早在1928年，王明等就在中大散布过“山沟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②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主持召开“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军权被剥夺，毛的军事主张也被指责为“右倾”和“保守主义”。会议后，在上海的博古、张闻天迅速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王明很快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对博古等作出呼应。他用几乎与博古、张闻天完全一样的语言，指责“党内一部份分子，对于国民党军事围剿和日渐逼近的帝国主义对苏维埃革命的公开武装干涉表示悲观、失望和消极的情绪和观点”，表示坚决支持“党在中央的领导之下”，对“目前阶段的主要危险——右倾倾向”进行斗争。③ 王明与博古的完全一致在1932年逐渐发生变化，王明开始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和国内的中共中央产生了分歧。王明在征得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同意下，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提议调整中共的土地政策、对富农的政策和工商业、劳动政策，但遭到博古等的拒绝。 1932年3月，王明发表文章，第一次公开批评中共的土地政策，指责国内苏区“时常不断地（甚至一年三、四次）重新平分那些已经由基本农民群众分配过的土地”是一种“表面好象‘左’的，实际上非常有害的倾向”。王明还指出“对中农的关系不正确”，是中央“最重要的”“弱点和错误”。④ ①参见王明：《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载《王明言论选辑》。页312。 ②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页56。 ③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3年12月），载《王明言论选辑》，页361、364。 ④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3年12月），载《王明言论选辑》，页361、364。 1933年1月，王明进一步批评国内苏区对富农采取的全面没收的政策。王明指出，采取这种“左”的立场是混淆了革命的阶段，“认为在苏区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了”。王明还尖锐批评中央苏区禁止自由贸易，严重损害了苏区的经济，明确要求纠正上述政策方面“左”的观点，制定灵活的、能够反映各地区差别的经济政策。① 博古对远在莫斯科的王明的上述意见完全置之不理。与一般人所想象的情况绝然不同，博古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对王明亦步亦趋。此时的博古正青春年少，位居中央苏区第一号人物的地位，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博古更加坚持原有的僵硬政策。本来博古的立场在苏区内部就已受到张闻天的质疑，②现在连王明也提出批评，但是，博古对所有这类批评都采取了坚决“挡回去”的态度。博古的僵硬立场引致王明的强烈不满，正是在这个时刻，王明对毛泽东的态度也从冷淡转向热烈。 王明对毛泽东态度的转变大致以1934年为界。在这前几年，王明完全支持博古等对毛泽东的“批评”、“帮助”。王明自认为在党内的基础巩固，对毛泽东的重要性尚缺乏全面认识，也还没有将毛视为是自己政治上的对手。在这个阶段，王明对毛泽东轻视、忽略有之，但认为王明出于防范毛泽东的个人动机，在莫斯科处心积虑贬损毛，则未免言过其实，也缺乏事实依据。1934年后，随着王明对博古不满的加深，王明对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宣传毛对中共的贡献。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春，王明曾多次试图返回国内进入中央苏区，但最终因知晓王明返国计划的上海地下电台台长被国民党逮捕，王明返国计划被迫取消。③为了修补因长期脱离国内艰苦斗争而对自己政治上所造成的损害，在毛泽东已受到党内批评、权力被削弱的情况下，王明向毛泽东援之以手，不仅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在党内核心层中的影响，更可使自己在党内矛盾中处在仲裁者的有利地位。 ①王明：《中国苏维埃区域的经济政策》，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2—223。 ②程中原：《张闻天传》，页168－170。 ③据1934至1935年担任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盛岳（盛忠亮）回忆，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春，共产国际多次来电，要求为王明进入中央苏区加紧准备香港—汕头—闽西秘密信道，上海中央局为此曾两次派人前往香港进行布置，但最终因上海地下电台台长被国民党逮捕，王明返国计划被迫取消。参见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北京：现代史料编刊杜，1980年），页269。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从1934年4月起，王明在莫斯科陆续做出一些姿态，试图建立起和毛泽东较为亲善的关系。 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致函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共中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在苏区发动针对毛泽东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所存在的“不可忽视的严重弱点”。信中指出：（中央政治局）A、对于缺点和错误的过份和夸大的批评，时常将个别的错误和弱点都解释成为路线的错误，……没有一个白区主要的省委或直接在中央领导之下的群众团体的党团，不被指出过（甚至不只一次的）犯了严重的或不可容许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两面派的错误，……决没有领导机关的路线正确，而一切被领导的机关的路线都不正确的道理。此种过份和夸大的批评，既不合适实际，结果自不免发生不好的影响，……B、对于党内斗争的方法有时不策略，比如在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时，有个别同志在文章中，客观上将各种的错误都说成罗明路线的错误，甚至于把那种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与罗明路线都不必要联在一起的错误，都解释成罗明路线者。这样在客观上不是使罗明孤立，而恰恰增加了斗争中可以避免的纠纷和困难。① 王明、康生虽然没有完全否定“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但是这封信还是使已进行一年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停了下来。 1934年8月3日，王明、康生又就当年1月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长信。在这封信中，王明、康生指出中央政治局在对第五次反围剿政治意义的评估、扩大百万红军、以及有关对“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解释等三个重要问题上，都存有“问题”，“很容易引起不正确的结论”。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对博古的这类批评不仅未被承认，反而将其定为是王明的主张，王明当年对政治局的批评意见几乎被毛泽东全盘接受下来，只是已被当作批判王明自己的武器。 1934年9月16日，王明、康生再一次写信给中央政治局。这封信可能是中共中央大转移前来自远方的最后一次信息。王明在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准备召开七大以及对西北问题的指示后，专门谈及共产国际出版毛泽东文集的事宜：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指毛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引者注），中文的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三篇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有极大的作用。③ 随后，在中共代表团的协助下，共产国际又出版了《中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书，收有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等文件，并译成俄、英、德、日等文字，在苏联和世界各国发行。这样，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人能够有资格在苏联出版文集的，除了王明，只有毛泽东。 在王明、康生9月16日来信后不久，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及八万六千名红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对于这一决定，王明事先是知道的。1934年5月，中央苏区军事战略重镇广昌被国民党军攻占后，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决定将主力撤离江西，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④在共产国际复电批准转移计划后，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以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三人团”，负责战略转移的全部准备工作。从1934年10月上旬红军长征开始，瑞金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就已中断，直到1934年11月中旬，王明在莫斯科通过上海日文新闻联合通讯社11月14日发布的消息，才知道红军开始长征。 ①《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年4月20日），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226-227。 ②《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年8月3日），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255-257。 ③《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转引自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页184。 ④《周恩来年谱》，页262。 王明在这种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了他对国内中共中央的批评。1934年11月上旬，王明向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局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作“六次战争与红军战略”的报告，11月14日又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因为红军已开始长征，未能传送至中共中央）。王明的报告及信件都提出中共中央犯了忽略国内形势“新特点”的错误，尤其在军事问题上存在“许多错误和弱点”。王明还批评了中共中央处理福建事变的方针，宣称由于没能援助十九路军，最终导致闽变的失败，从而加剧了红军冲破蒋介石围剿的严重困难。在中央红军撤出江西苏区的背景下，王明对中共中央的这些批评，与已经形成的严重危机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是他与博古等在一系列问题上分歧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一段时间内王明并不知晓（王明是在1935年8月20日陈云一行抵达莫斯科后才获知有关遵义会议的详情的）。王明尽了很大努力，试图恢复与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1935年初春，王明派李立三、段子俊和一个熟悉无线电通讯的波兰人前往中亚的阿拉木图，李立三专门派了两批人携带无线电密码本经新疆回国寻找红军，但都未获成功。①此时的王明并不知道博古已经下台、毛泽东重新出山的消息，他仍然继续在一些重大场合中向毛泽东表示敬意。 1935年8月7日，王明代表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例举了十三个中共领导人的名字，将他们称之为“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材”。在这份名单中，毛泽东位居第一，而博古仅排在第十二位。② ①参见唐纯良：《李立三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15。 ②参见王明：《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1935年8月7日），载《王明言论选辑》，页449。1937年王明返国后，对原文作了修改，在被列为“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的中共领导人中删去了张国焘的名字，增补了董必武、徐特立两人，博古由原排行第十二位上升至第五位。参见《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汉口：中国出版社，1938年）。 纵观王明在1931—1935年对毛泽东的认识及态度变化的过程，可以发现，王明对毛泽东看法的转变是与他和博古分歧的逐渐扩大互相联系的。1932年后，王明受到共产国际调整政策的影响，其原有的极左思想发生明显变化，而在国内的博古因消息闭塞，兼之头脑僵化，却继续恪守共产国际旧时的政策。王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党内高层关系的复杂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改善并加强与国内毛泽东的关系，就成了1934年后王明在莫斯科的主要活动之一。王明相信自己在党内所处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他已作好准备，和毛泽东等其它领导人携手合作。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2.12.2005 20:15
 四在“反蒋抗日”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分歧 1935年3月，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奉命离开正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于5月辗转到达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息后，陈云与已在上海的陈潭秋、杨之华、何实山等会合，作为中共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经由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秘密安排，在沪搭乘苏联货轮前往海参崴，于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之日的8月20日到达莫斯科。在这之前，上海中央局派驻北方的代表孔原和上海中央局重要干部、前中央提款委员刘作抚（化名陈刚）也抵达莫斯科。从陈云那里，王明第一次了解到有关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全部详情。从此，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围绕统一战线问题产生的意见分歧始终占据突出的位置，成为日后毛、王公开冲突的导火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奉行共产国际的关门主义政策，号召建立下层统一战线，“武装拥护苏联”。王明对此政策的推行负有完全的责任。从1931年11月王明抵苏至1932年底，王明全力支持这项政策。但是从1933年初开始，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进而成为中共领导层中倡议转变政策、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第一人。 1932年8—9月，王明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这次会议鉴于欧、亚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严重形势，开始修正过去的一些僵硬的观点，认为存在着争取社会民主党下层群众、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王明受到这次会议的启发，逐步酝酿在中国也调整政策。 1933年1月I7日，王明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起草了著名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明确宣布：中共愿与国民党外的一切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政治党派进行合作，共同抗日。 1933年1月26日，王明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给中共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史称“一二六指示信”），第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年春，王明还参与指导国内的中共组织与冯玉祥的联络活动。 1933年10月27日，王明、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提醒应关注“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并随信附上他们起草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这份呼吁“立即停止一切内战”的文件，经宋庆龄等l779人签名，于1934年4月20日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到了1934年春共产国际预备召开七大期间，王明思想转变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该年春，共产国际加紧酝酿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的这一新动向对王明产生了重要影响。1934年4月20日、9月16日、11月24日，王明、康生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都提出打破关门主义、改变打击中间阶层的过左政策的主张。而到了1934年11月，王明在他的《新条件与新策略》一文中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号召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年10月，王明在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广泛协商讨论后，起草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巴黎的中共报纸《救国时报》发表，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大到除蒋介石以外的国内一切党派，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而到了该年底，王明在《救国时报》撰文，宣传“联蒋抗日”，将蒋介石也纳入到统一战线的范围。 然而，根据现有的资料看，1935年前的中共中央对于王明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并没有给予充份的重视。由于国内反应冷淡，王明还托从莫斯科返国的同志向国内领导机关传达口头信息。 1933年秋，王明与即将返国的中国共青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黄药眠谈话。王明说：中共应在战略上实行转变，逼迫蒋介石抗日。王明又说：国民党虽是我们的敌人，但已不是最主要的敌人，由于日本已损害了国民党的利益，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英美派利益，国民党中下层甚至高级军官都可能赞成统一战线。王明进而分析道：中共工作之所以不能打开局面，就是因为党的政纲与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不一致，而得不到群众的掩护和支持。① 王明的这番谈话给黄药眠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此时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观点与王明并不一致。当黄药眠向米夫辞行时，米夫要他转告国内“还是照旧的方针领导”。②黄药眠返回上海后，迅速把王明的意见转告给当时的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人黄文杰，上海局又通过地下电台将此意见向江西苏区作了传达。③但是王明的建议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博古等中共领导人的任何响应。 ①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219-220、243、221。 ②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219-220、243、221。 ③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244。黄文杰自1933年春中共上海中央局成立至1934年4月担任组织部长，1934年10月至1935年2月19日，黄文杰接替叛变国民党的原中央局书记盛忠亮担任中央局书记兼组织部长。1935年2月19日黄文杰被捕，1937年“七七事变”后获释，参加中共长江局工作。 由此可见，从1933年初开始，随着共产国际酝酿策略转变，王明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联系中国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形势，为中共设计了一条新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有别于旧时以国共两党斗争为主题的路线，其核心是：共产党在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的形势下，应加紧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应改变过去的关门主义和一系列过左政策，投身到民族救亡运动中去，并在这场运动中发展壮大自己。王明的新思想，一方面来自于共产国际，另一方面也有他个人的思考，因而走得比共产国际远一些，这也是国内的博古等拒不接受王明意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王明在莫斯科频频谈论统一战线问题时，远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正处于没有发言权的地位，故而未见毛泽东有任何谈论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述。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面对红军严重被削弱及国内的新形势，毛泽东正急谋中共的出路，恰在此时，张浩（林毓英）化装潜入陕北，带来共产国际七大和王明的新精神，毛的思考与王明的思路一拍即合，故而有旨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瓦窑堡会议的召开。 然而，毛、王虽一致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人的侧重点却大相迳庭。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考极具现实主义色彩，而王明则对之过于理想化。 毛泽东迅速接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但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利用统一战线，首先缓解陕北的剿共危机，解决红军和共产党的生存问题，继而谋求共产党和红军的更大发展。在瓦窑堡会议后，毛决定立即成立旨在瓦解进攻陕北苏区的东北军、西北军的白军工作委员会，以谋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成效。 王明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则远比毛泽东“高蹈”，他的眼光并不在陕北，而是在南京。王明把统一战线的重点放在争取全国范围内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头号争取对象就是蒋介石。1935年8月20日，陈云抵达莫斯科后，王明才真正了解到红军的实力已大大受挫。紧接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8月25日至27日连续召开会议，决定把反蒋抗日统一战线改为联蒋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底，王明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不断刊文，呼吁国共合作抗日。1936年1月4日至9日，《救国时报》连载王明的文章《第三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正式提出“逼蒋抗日”的主张。只是当传来蒋介石在1935年12月镇压北京学生抗日游行的消息后，王明才被迫重提“反蒋抗日”的口号。 毛泽东和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差异自1936年后逐渐显现出来。毛泽东力主利用一切反蒋矛盾改善中共的地位，王明则强调支持蒋介石为全国抗战的领袖，坚决反对各地方派的反蒋活动。1936年下半年，围绕“两广事变”，毛泽东和季米特洛夫、王明的矛盾终于爆发。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以“反蒋抗日”为由发动“两广事变”，中共闻之立即表示支持，称其具有“进步的与革命的性质”。① 6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提出以中共为中心与西南建立抗日联军的主张，并且强调“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与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② 与此同时，毛泽东积极推动与包围陕北的东北军、西北军的谈判，6月，中共方面已与张学良、杨虎城部签订了停战秘密协定。然而，中共联络西南的活动并不顺利，西南方面拒绝了中共的建议。7月，两广方面与蒋介石妥协，事变得到平息。尽管如此，中共方面仍取得重大收获，毛泽东不费一兵一卒解决了陕北的生存危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帮助毛泽东做成了这笔“无本生意”。 但是，毛泽东的上述活动却遭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责。两广事变爆发后，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发表社论，谴责事变是“日本人试图煽起中国内战，以便利于掩盖对华北新的进攻”的一场阴谋。③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发表批评中共的讲话，他说：“不能说，在政治方面，在我们在中国所遇到的这种复杂的情势下，他们完全成熟了（指中共领导人——引者注）和做好了准备。”季氏强调将抗日与反蒋并举是“错误的”，中共和西南方面联合反蒋也是“错误的”，他要求中共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并给国民党发出公开信，表示自己愿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立场。季氏重申，中国现阶段一切均应服从反日斗争，他并建议中共以“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代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④ ①《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1936年5月18日），载中央档案馆编：内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0 册，页25。 ②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13日发出的党内文件《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中文原件迄今仍未公布。此处引文转引自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K·库库什金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载徐正明、许俊基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332。此段引文的真实性可以从1936年6月12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中得到确定，该宣言激烈抨击蒋介石“处处替日本帝国主义为虎作伥”，表示中共愿“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只是这份对外发表的公告没有像党内文件那样，直接表明抗日应以中共为“中心”。参见中央档案馆编内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0 册，页30、31。 ③ A·康托洛维奇：《是烟雾还是挑衅》，载苏联《消息报》，1936年6月10日，转引自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91。 ④参见A·季托夫：《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K·库库其金：《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70-372、334－335。 季米特洛夫对中共的指责得到了王明的支持。王明在莫斯科撰文，婉转含蓄地批评国内同志恪守过时的反蒋抗日的政策。王明问道：“为什么中共不可以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① 这场围绕两广事变而引发的“反蒋抗日”问题的争论，以毛泽东完全接受季米特洛夫、王明的意见而告结束。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的公开信，倡议建立国共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决定采用“逼蒋抗日”的方针。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民主共和国”代替“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 这是毛泽东主政中共后第一次与莫斯科打交道，它给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此，毛泽东有了自己对付莫斯科的一整套方法，这就是对“远方”的指示，适合口味的就办，不适合口味的就拖延不办；如果“远方”的压力太大，则采取偷梁换柱的方法，对其做过加工后再执行。总之，务求莫斯科的指示与中共的发展不致有太大的冲突，更不能与加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相冲突。毛泽东最后接受“逼蒋抗日”的方针及和平处理西安事变，②就是依据了这种策略。结果，莫斯科虽对毛泽东阳奉阴违不满，但都因毛泽东最后还是贯彻了“远方”的意图而原谅了毛。 毛泽东因有求于莫斯科而对季米特洛夫无可奈何，但是，对王明则是另一回事了。1936年之前，毛泽东对王明虽无好感，但两人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与毛交恶的是博古、张闻天等人。现在王明跟着季米特洛夫的后面鹦鹉学舌，指责国内同志，这就与毛泽东发生了对抗。只是1936年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还未完全确立，王明在国际国内均享有很高的威望，毛泽东还无力与王明正面冲突，但是，王明的举措已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为了防范王明影响的扩大，从而危及自己的地位，毛开始在核心层散布对王明的不满，③公开向党内的同志表明自己的心迹。 ①王明：《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又题为《新中国论》），见《共产国际》（中文版），第7卷，第4、5期合刊，1936年8月。 ②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中共“必须保持同张学良的接触”，但明确表示反对中共关于吸收张学良入党的打算。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于1936年12月16日致电中共中央，命令中共必须“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冲突”，并提出“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批评中共以前对蒋介石采取的错误方针，敦促中共必须“彻底摆脱这种错误方针”，并且认为中共直至1937年1月还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③Edgar Snow:Rcd Star Over China（London：RandomHouse；1979），P505． 毛已预感到他在党内的真正对手是王明。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2.12.2005 20:17
第三章王明返国前后中共核心层的争论与力量重组 　 一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处理国共关系及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上的分歧 1937年5至6月，毛泽东利用刘少奇向张闻天发起试探性的攻击遭到挫折，这表明在通往中共领袖的道路上，毛泽东还有待克服重重障碍。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形势发生剧变，毛泽东迅速搁置对十年内战期间党的历史经验的讨论，全力应付眼前的局面。 抗战之初，中共获得了合法地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这就是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使中共的实力，尤其是中共军队的实力借抗战得到发展，以及如何统一在新形势下党内高层的认识，进一步强化自己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地位。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总是朝着有利于毛的方向发展。从1937年8月下旬开始，围绕国共合作方针及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产生了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在洛川会议上首次表现出来，继而又表现为毛泽东与周恩来及与以朱德、彭德怀为首的八路军总部的分歧。 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共为确定在抗战期间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方针，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党和军队领导人共二十三人。数十年来，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这次会议都被解释为“毛泽东思想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然而历史事实是：毛的意见在洛川会议上并没有得到党内高层的一致拥护，周恩来等的主张却获得与会者的普遍共呜。 洛川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评价国民党的抗战及确定中共对国共合作的原则；中共究竟应以“山地游击战”抑或是“运动游击战”作为军事战略方针。分歧的一方为毛泽东、张闻天，另一方为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 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反动本质并未因抗战而改变，因此国民党的抗战必然失败。毛认为蒋介石进行的只是一场半心半意、单方面的局部战争，这场战争无疑会归于失败，国民党迟早要投降日本，或者，如果国民党军队一部份继续作战，就会遭到日本毁灭性的打击，这样，中共就要在全国起领导作用。因此中共不能再迎合国民党，而必须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和自主，一旦情况允许或必要，就起来反对它。①毛泽东的上述主张，除了得到张闻天一人的明确支持外，周恩来等多数与会者均表示异议。 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中共和八路军的独立只能是相对的，中共不应公开对抗南京的命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中共应积极抗战，信守向国民党许下的精诚合作、共同争取全胜的诺言。周恩来对毛泽东有关国民党必定会投降日本的论断也持异议。周恩来认为：“蒋介石既已开始抗战，就决不会中途妥协”，鉴于蒋介石秉性倔强以及国内外形势，没有什么可不放心的。② ①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至今尚未全文披露，现在可见的毛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此文是毛在1937年8月为中央宣传部写的宣传鼓动提纲。该提纲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据《毛泽东年谱》和《张闻天传》称，1937年8月9日，毛泽东对原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中提出的“八大纲领”加上了补充意见，扩充为十条。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2；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86。但是李德却说《十大纲领》系王明在莫斯科起草、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批准而颁布的。本处引用的毛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出自李德：《中国纪事》，页288-289。李德声称，有关洛川会议上的争论情况是参加会议的博古告诉他的。毛泽东起草的宣传大纲除了包含《十大纲领》的内容外，还加上了由他撰写的“甲、乙、丁”部份，这一部份构成了毛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导言和结语。毛在导言和结语中融入了他对《十大纲领》的补充，这就是对国民党“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的批评。另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第330页的注释；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87。 ②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89；另参见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0。 在洛川会议上，引起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共在抗战阶段究竟应制定何种军事战略方针。早在8月1日，毛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提出中共军队应“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①8月4日，毛与张闻天又致电正在山西云阳镇的周恩来、朱德等，再次提出中共军队“应执行侧面的游击战”，毛并强调“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②8月5日，毛、张再致电周、朱、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等，提到“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一部”，但是，毛紧接着又强调，红军只宜作侧面战，而不是“独当一面”。③8月9日，毛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8月10日，毛在致彭雪枫的电文中更是具体指导道：在与国民党方面交涉时，“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④ 毛泽东为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深谋远虑，极为担心中共军队将在对日作战中吃大亏。他知道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已被爱国主义冲昏了头脑，可是毛又不能把话说得太直接，于是只能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向他的同事和部属反复解释，百般劝说。 毛泽东在8月22日的发言中强调，中共必须把国内战争时期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八路军的任务是分散兵力，用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至于和日军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⑤ 周恩来不同意毛有关八路军避开日军进攻只进行游击战的主张，他提议应以“运动游击战”作为军事战略方针。周恩来说，“还是运动游击战好”。⑥周恩来认为，如果避开日军，那会给党的声誉带来损害，似乎中共没有全力抗日。周表示“即使八路军在这种运动战中蒙受相当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我们努力抗战”。⑦ 朱德、彭德怀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朱德认为在保持中共军事独立性的同时，在一些重大战略问题上应服从南京军委会，这样做对于中共有切实的好处，八路军可以从南京得到军饷和装备。朱、彭还提出，中共军队应与国民党军队真诚合作，八路军应避免阵地战，但是应进行把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争，即“运动游击战”。⑧ ①《毛泽东年谱》，中卷，页8。 ②《毛泽东年谱》，中卷，页9。 ③《毛泽东年谱》，中卷，页9。 ④转引自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2。 ⑤《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5；另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87。 ⑥参见《周恩来年谱》，页378；另参见《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 年8 月22 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371。 ⑦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90；另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0。 ⑧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290。 毛泽东处于少数地位，不得不暂时退却。在张闻天的调和下，洛川会议用妥协的办法，尽量弥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的分歧。在对国民党抗战的评价问题上，张闻天声称，国民党所进行的战争虽然隐藏着失败的极大危险，但在另一方面，若能唤起千百万群众支持统一战线，最后的胜利则是肯定的。①张闻天的这种折衷性的表述被与会者一致接受。 洛川会议对于军事战略方针虽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但是也形成了某种折衷性的意见，这就是：八路军先在山西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一定程度的并肩作战，当前线不守时，八路军再分散到整个华北地区，依毛泽东的意见开展活动。② 在洛川会议上，毛与周的分歧以双方的互相让步而得到暂时的解决。周恩来在洛川会议上虽然对毛在国共关系等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有所保留，但是毛的大部份意见与周恩来并无冲突，周也同意在两党关系上要进一步冲破国民党的限制，要坚持中共对红军的领导。③然而，周恩来在洛川会议上的言论却引起毛泽东的严重不安，毛十分担心周的主张将会对红军将领产生影响，但是会议期间的一些重要组织措施又减缓了毛泽东的忧虑。1937年8月23日，新改组的中央军委成立，毛泽东正式担任了书记一职（实际上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副主席”），毛已名正言顺地成为党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洛川会议并决定由周恩来担任负责与国民党谈判、领导国统区中共组织的长江沿岸委员会书记，周将主要在国统区工作。这项安排也有利于毛，从而为毛泽东加紧在八路军贯彻自己的主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洛川会议一结束，朱德、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O师、第一二九师迅速开进山西。事态的发展完全不出毛泽东之所料，由朱、彭、任弼时组成的前方中央军委军分会（亦称“华北军分会”）果然受到周恩来的影响，提出了“运动游击战”的口号（“运动游击战”又称“游击运动战”）。 洛川会议后，周恩来于8月29日抵达西安，原准备和博古、彭德怀去南京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组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8月30日、31日，毛泽东两次急电周，要周勿去南京，转赴太原，与阎锡山会谈有关红军入晋事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周恩来因不满意洛川会议，故意在山西停留而不去南京，因而遭到毛的多次埋怨，此说有误，盖因张国焘当时并不完全了解毛、周之间的秘密联络。④在百废待举的非常时刻，毛似乎只图发挥周的外交与组织才干，而疏忽了周恩来留晋可能将对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产生的复杂影响。 ①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290；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90。 ②在张闻天的调和下，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没有提及八路军应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为自己的军事战略方针，这反映了在洛川会议上围绕军事战略问题而发生的争论尚未最后解决。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25-326。 ③ （原书无注） ④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409。 1937年9月7日，周恩来与阎锡山在代县会谈，随后又转赴大同会见傅作义，就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区域、指挥关系、作战原则与阎、傅达成协议，双方商定八路军将以游击运动战作为作战原则。周并主动提出将派八路军一一五师配合阎军，布防平型关一带，在侧翼待机歼敌。彭德怀在与阎锡山会见时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 9月13日，周恩来将和阎锡山谈判情况电告毛泽东、张闻天，要求派八路军两个师迅速集中徕源、灵丘、阜平地区，依靠太行山发展游击运动战。① 此时周恩来提出的“游击运动战”已从原先的“运动游击战”后退一步，显示了周对毛的让步。尽管周恩来的立场已有明显软化，但是，周恩来所表现出的与国民党合作的热情仍使毛泽东极为忧虑。毛泽东没有回复周要求派八路军两个师援晋的电报。②自9月中旬至下旬，毛接连电示周、彭等，反复强调中共应保存力量，“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③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在军事上保持高度行动自由，“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④尽速向敌后挺进，创建共产党根据地。 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再次强调：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进击战争的决定作用。⑤ 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晚，任弼时、邓小平等与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及彭真等人开会讨论八路军行动方针问题。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再电彭德怀，以极为强烈的语气分析了华北抗战的形势，指出不管阎锡山与日军“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毛批评党内有个别同志被暂时的情况所迷惑，没有深刻认识“这种客观必然趋势”，而把红军主力全部用于支持友军的正规抗战。毛警告道，如果照此办理，“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⑥毛责成彭“对个别同志不妥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并敦促彭要“从远处大处着想”。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反复告诫道：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⑦ 远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对于前方的周恩来和红军诸将领能否执行自己的指示毫无把握，于是只能依靠电报不断陈述自己的一贯主张。 9月25日，毛泽东急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朱瑞等，重申“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⑧ ①《周恩来年谱》，页381。 ②根据对《周恩来年谱》的分析，在1937年9月中下旬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电报采取两种方法处理，凡周要求加派八路军增援国民党军的电报，毛一般不予回复；周建议组织游击战争，向山地转移的电报，毛均立即复电表示同意。 ③《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致彭德怀》，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37。 ④《1937年9月16日毛泽东致林彪等》，载中央档案馆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38。 ⑤《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等》，载《毛泽东军事文选》（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年），页83。 ⑥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39。 ⑦《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致彭德怀），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39－340。 ⑧《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53。 同日，毛泽东又致电朱德、任弼时、周恩来，提醒他们匆将红军实力暴露出来，以免遭受不测： 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待必要条件具备时实行。①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所提的“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实际上即是要求朱、彭勿派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尽管毛泽东飞檄传书，三番五次急电周恩来、彭德怀等，劝说他们务必克服求战心理，爱护、保存共产党历经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那股血脉——不到三万的红军兵力，②但是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仍然坚持要配合国民党抗战。在周恩来的积极策划下，1937年9月23日，进驻五台山的八路军总部命令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右翼配合阎军作战，一二O师从左翼驰援驻守雁门关的阎军。同日，华北军分会常委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将有关军力部署电告毛泽东。③ 1937年9月25日，一一五师在林彪指挥下，在晋东北的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歼敌千余人，取得八路军出征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显然，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是贯彻了周恩来等关于八路军配合友军作战及“运动游击战”军事战略方针，而和毛有关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大相迳庭。但是由于平型关战斗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赢得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也表示了高兴。尽管华北军分会9月23日给毛的电报和周恩来于9月24日向毛泽东、张闻天发出的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军力布置的电报都未得到毛泽东的复电。④ 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平型关战斗长期被描述为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而获胜利的一个成功范例。1945年春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上，彭德怀被指控在抗战初期违背毛泽东军事战略方针而遭受严厉指责，朱德、任弼时等也被迫对此作了“自我批评”，⑤林彪却丝毫未受牵连。只是到了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爆发，官方才把林彪与彭德怀并列，指责彭德怀、林彪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走卒”。即使如此，七十年代的中共党史编纂学仍未公开批评平型关战斗，因为在批判了彭德怀领导的1940年“百团大战”后，再否定平型关战斗，将有损毛泽东和中共抗战的形象。 ①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51。 ②长久以来，国共双方都激烈指责对方消极抗战，强调自己独力支撑抗战，取得打败日帝的胜利。国民党方面宣称，1937年9月26日，毛泽东曾对八路军发出下列指示：“中日战争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参见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1分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页117。前苏联方面的论著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前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高级官员罗满宁以奥·鲍里索夫的笔名出版的《苏中关系（1945-1980）》披露，毛在抗战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军“用一分力量和日本斗，用二分力量来和国民党斗，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参见《苏中关系（1945-198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页100。对台湾和苏联方面的这类言论，大陆方面既不承认，也未正式否认。1976年4月，“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组为了影射周恩来，化名“史锋”出版了《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的小册子，在删去了毛泽东最鲜明的几段话后，首次不加引号地公布了毛泽东在1937年9月21日电报的精神。参见史锋：《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页24。由于史锋的小册子第一次披露了毛的电报，很快引起苏联方面的重视，他们认为毛的电报证明了苏联方面六十年代以来对毛消极抗战的批评。参见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1。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07-408。 ④毛泽东在1937年9月24日没有就周恩来报告的有关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军力布置的电报作出答复，但是在同一天毛给周恩来、朱德的电报中却强调山西地方党目前应将工作重点放在五台山脉，立即组织地方支队和群众组织，一切工作应在敌占太原的设想下作布置的出发点。显然，当时毛与周恩来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参见《周恩来年谱》，页383；《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3。 ⑤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另参见《任弼时传》，第410。 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及其广泛的政治影响，突出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坚持“运动游击战”的成效，一度也使毛泽东对原坚持的观点产生了稍许动摇，毛在固守原有的游击战主张的同时，对运动战不再绝对排斥。平型关战斗后的第四天，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阎（锡山）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 ① 自平型关战斗获胜后直至10月中旬，毛泽东对周恩来有关建议八路军配合国民党作战的电报转而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10月4日，毛致电朱、彭、任弼时等，指示“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②次日，毛复电同意周在10月4日提出的有关调王震旅归还贺龙师建制，以加强阎军抵御日军进攻忻口的建议。10月14日，毛复电批准周在10月12日有关调张宗逊旅主力及刘伯承师先头团截击日军后方，配合晋军中路作战的建议。③直至10月25日，毛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还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④ 毛泽东对运动战态度的松动，大大鼓舞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在一份文件中正式提出八路军以“运动游击战”作为作战的战略方针。⑤这份文件还含蓄地批评了那种认为抗战必然导致失败的观点是“宿命论”，主张八路军在保卫太原的战斗中应配合、支持友军作战。⑥ 10月下旬，在周恩来的积极组织和毛泽东的默认下，八路军三个师全部出动，配合国民党发起忻口会战，重创日军，取得重大战果。 毛泽东对八路军采取“运动战”作战方式的默许和宽容，随着山西抗战形势的变化而很快结束。1937年10月中旬后，山西形势日趋恶化，毛泽东又迅速退回到原来的立场，重谈游击战。毛甚至更进一步，开始批判起“右倾投降主义的倾向”。 1937年10月13日，毛泽东、张闻天把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潘汉年的电报同时转抄周恩来。毛、张在这封电报中，敲山震虎，激烈指责“同国民党和平共居”、“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作斗争”的“投降主义倾向”。 10月17日，毛与张闻天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⑦同日，毛、张又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指示，首次提出“投降主义的危险，开始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的论断。⑧毛泽东、张闻天虽未挑明所指何人，但10月13日的电文和中央书记处10月17日指示所内含的对周恩来警告之涵义，则是不言而喻的。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413。本文所引用的毛泽东这份电文在《毛泽东年谱》中卷被略去。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5-26。 ②《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7。 ③周恩来年谱》，页385－386。 ④《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4。 ⑤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73；另参见《彭德怀自述》，页222－223。 ⑥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⑦《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1。 ⑧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65、372。 周恩来对来自毛泽东、张闻天方面的讯息迅速作出反应。周在接到中共中央“坚持同阎锡山合作，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的来电后，于10月21日给延安复电，声称自己“十多天均本此方针，在党内军内既反右倾，又反‘左倾’”。①周恩来的辩解在山西抗战日趋恶化的形势下显得十分软弱。 11月18日，日军侵占太原，国民党军纷纷撤退，八路军配会国民党军作战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客观形势迫使八路军开始分散兵力，逐步从运动游击战转到游击战的作战形式。这使毛泽东更加确信自己原先对国民党抗战的分析和所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12月12日，毛在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旧事重提，他针对10月8日华北军分会训令中对抗战“宿命论”的批评，指出，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②尽管华北军分会所讲的“宿命论”主要是针对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但由于毛在9月21日电报中实际上也是持这种观点，因而毛将这种批评看成是针对自己的。 使毛难以容忍的是，八路军在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仍然进行了几次集中作战。1938年2月，彭德怀指挥的八路军为配合阎锡山“反攻太原”和在晋东南为粉碎日军九路进攻，继续采用了集中作战的运动战形式。周恩来则走得更远，1938年6月15日，周恩来从汉口给毛发电，提议八路军集结较大兵力于一些较大城市附近，以调动日军和打击日军增援部队。毛虽然并不完全反对在有利条件下八路军也可以打运动战，但他的主旨与周恩来等并不一致，因此毛对这份电报的反应是，避开周的具体要求，告诫周在具体作战方面“需全依敌我当前实际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③周恩来等对配合国民党作战所持的积极态度，加深了毛泽东对周恩来、彭德怀的不满，成为数年后周、彭在整风运动中挨整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周恩来年谱》，页387。 ②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③《毛泽东年谱》，中卷，页78。 在1937年8、9、10三个月，毛与周等围绕共产党军队是否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及中共应采取何种军事战略方针而产生的分歧，对毛、周关系，尤其对毛、彭关系，投下了沉重的阴影。在中共核心层，除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站在一边，只有刘少奇旗帜鲜明地支持毛。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4.12.2005 22:38
 二毛泽东的理论攻势与刘少奇对毛的支持 1937年11月对于毛泽东是一个忧多于喜的时刻。在毛泽东一再敦促和反复劝说下，周恩来等虽然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上部份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但在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上仍固守与国民党积极合作的方针。毛与周恩来等的分歧尚未最后解决，又有一个更棘手的难题困扰着毛，这就是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即将返回延安。毛已预感到在党的核心层中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为了防止周恩来与即将返国的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结成同盟，同时也是为了争取党内更多高级干部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向反对派发起进攻。 1937年11月12日，距王明飞抵迪化（乌鲁木齐）的前两天，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报告——《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在这个报告中，毛继续发展他在洛川会议上对国民党抗战方针的批判，毛认为，上海太原失陷已证实了他关于国民党很快会失败的预言。毛声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虽然也带有“革命性”，但却是“一定失败的”，目前抗战已进入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其依据就是日军进攻不断获胜。 毛泽东这个报告最引起党的干部惊骇的是他对党内“阶级投降主义”的指责。毛不惜使用最激烈的词语，将党的核心层内与自己相左的主张斥为“右倾机会主义”，甚至耸人听闻地把它称之为“阶级投降主义”，并将其说成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客观同谋者。毛正式宣布，右倾投降主义已成为中共党内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还少有的对中共军队进行了批评。作为党在军队方面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难以抑制他对彭德怀等的强烈不满，毛开始谴责起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的倾向”，声称其表现为八路军中“有人以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随后毛话锋一转，又表扬八路军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尽管毛明知八路军进行的是“运动游击战”，他本人曾三番五次、苦口婆心敦促彭德怀等改弦易辙。毛采取打一下、再拉一把的策略，在对彭德怀等猛击一掌后，仍竭尽全力争取彭德怀等接受自己的主张。 正当毛泽东孤军作战时，刘少奇给予了他宝贵的支持。 刘少奇未参加洛川会议。1937年7月28日，刘少奇以北方局书记的身份抵达太原，主持刚迁到此地的北方局的工作。在这个阶段，刘少奇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群众抗战和支持薄一波联络阎锡山、建立山西新军的方面，而与朱德、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较少发生直接联系。 刘少奇虽没有卷入到洛川会议上的争论，但是他在两个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却与毛泽东十分接近。 刘少奇支持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政治判断，并进一步主张对国民党进行左、中、右三派的划分。1937年9月20日，刘少奇在与周恩来联名给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电报中（此份电报基本反映的是刘少奇的观点，在《周恩来年谱》中未提及此电报），提出中共在山西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应是“巩固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而区分左、中、右派的标准则在于他们是否“能听取我们的意见”。①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具有震撼性的，涉及到党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最重要方面，以至于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来电上批示：“如此类电报须绝对保守秘密”。②抗战之初，中共领导人一般都认为，评价国民党的标准只是看其对抗战的态度，虽然张闻天在洛川会议的补充报告中提过国民党内存在“左、中、右”三派分野的问题，但张划分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标准仍是对抗战的态度，张并将蒋介石封为“中派”。③然而刘少奇的看法符合毛泽东的思路，启发了他稍后详细论证这个问题。在对国民党及其领导抗战的评价方面，刘少奇和毛泽东一样，是属于“悲观派”，而和周恩来等“乐观派”有明显的区别。 ①《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9。 ②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92、193。 ③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89。 刘少奇对毛泽东有关开展游击战的主张也同样给予了坚决支持。抗战爆发后，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早提出进行游击战的少数人之一。1937年8 月3日，刘少奇致电张闻天，汇报他已下达在平、津发动游击战的指示。①9月28日，在接到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电报的三天后，刘少奇致电张闻天，通报他已下令平、津党组织“动员大批干部同志与抗日游击分子下乡，发展领导游击”。②太原失守前的1O月16日，刘少奇又发表了日后引起党内高层争议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文。 对于发展中共武装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一样极度重视。1937年9月21日，在太原举行的八路军负责人与北方局领导人联席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意见。③据杨尚昆和当时任北方局军委书记的朱瑞在1945年3月延安举行的华北座谈会上的发言，在八路军是否要配合阎锡山军队打仗的问题上，华北局（即是北方局——笔者注）负责人主张八路军应分散打游击，发动群众，因为太原反正是保不住的。④11月17日，刘少奇和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提出“扩大红军要成为华北全党及红军全体指战员第一位重要工作”，“必须计划在三月内扩大到十万，半年内扩大到二十万”。⑤而在这之前的11月1日，刘少奇向延安报告，四个月内北方局已在山西、河北建立起十几支中共领导的较大的游击队，人数达六、七千人，⑥随后华北地区中共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几乎遍布华北所有地区，人数达到数万。 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少数地位、周恩来的看法在党内占上风的时刻，刘少奇的态度对毛是一个很大的支持。然而在对形势的估计及党的任务等问题上，刘少奇的意见仍与毛有一定的距离。例如，刘少奇在1937年8月3日给张闻天的电报中虽提出开展游击战的建议，但对游击战的认识与毛并不完全一致。刘少奇认为进行游击战的目的是“响应抗日军的武装斗争”，配合“武装暴动，收复平津”。⑦刘少奇在动员平津党员下乡打游击的同时，还指示“改组完全公开的同乡会并加入汉奸团体”。⑧刘少奇提出此问题虽然在主观上是为了共产党的事业，但刘的这个建议毕竟太显眼，极易引起误解，造成刘少奇缺乏原则性、思想太“右”的印象。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虽然强调“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但在11月17日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又提出“争取华北游击战争胜利，重复转变为正规战”，⑨而与毛的主张不尽一致。 ①刘少奇：《为发给各地指示信给中央的报告》（1937年8月3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1；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3。 ②《刘少奇致洛甫电》（1937年9月25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42。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0。 ③《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0。 ④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⑤《刘少奇、杨尚昆致毛泽东、洛甫电》（1937年11月17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8；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9。 ⑥参见马齐彬等：《刘少奇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291；但是在《刘少奇年谱》中，这个数字被笼统为“数千人”，页196。 ⑦《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6、191。 ⑧《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6、191。 ⑨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1、197。在《刘少奇年谱》中，对刘这句话予以删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9。 尽管刘与毛的认识存在若干差异，然而在毛泽东急需党内高层积极支持的时刻，这些差异丝毫不影响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重视。 尽管毛泽东已获得刘少奇的重要支持，但是党内上层的态势并没有朝着有利于毛的方向发展。随着王明抵达延安日期的日益临近，毛的忧虑愈益强烈。毛凭着自己对党内斗争历史的深切了解和对眼前党内争论的判断，确信中共上层内部的关系将随着王明返国而发生新的组合，一批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将会聚集在王明的周围。 毛泽东对王明素无好感，愤恨王明依仗莫斯科的支持而获得党内高位。毛也嫉恨王明垄断了与斯大林的联系，“挟天子以令诸侯”。毛更难以容忍王明以中共唯一理论家自居，独霸了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毛泽东虽还不知王明返国将携带莫斯科什么新指示，但从一年前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干预就可判断，莫斯科和王明主要将关注中共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而这些都是和自己的主张不尽相同的。 在这微妙的时刻，毛泽东最不放心的是周恩来、朱德以及博古等人。 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在1931至1935年基本上是国际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在这三人中，毛可以得到张闻天的全力支持。对于在军中毫无基础、其声望和权威都因刘少奇的挑战而遭到削弱的张闻天而言，要维护现有地位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继续与毛合作。对于毛泽东而言，博古的危害也相对较弱。博古自遵义会议被赶下台后，声望已大大下降，即使博古再与王明合流，若无周恩来的支持，也掀不起风浪。周恩来是核心层中最重要角色，周在党内军内拥有雄厚的基础，周和朱德、刘伯承等一贯在国际派和毛之间摇摆，虽然在更多的情况下，周恩来等对毛多作妥协和让步，但抗战以来，周的看法与毛存有不小的分歧，极有可能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偏向王明。 1937年11月，是毛泽东最为艰难的日子。他只能抓紧时间，主动出击，在王明将回国而未回国之际把自己的理论石块先甩出去，同时严密控制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严禁任何人插手，以求对莫斯科指示灵活处理，“为我所用”。 一切该做的毛泽东都做了，下一步就是迎接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王明。① ①何松：《当王明回到延安时》，载鲁平：《生活在延安》（西安：新华社，1938 年），页57。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4.12.2005 22:39
 三让步与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陈云等在苏联顾问的陪同下乘苏联大型军用飞机抵达延安，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张国焘等领导人和千余名延安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机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将王明等称作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② “天兵天将”既已下凡，当然要传达“天王”的“圣旨”。12月9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会议，由王明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并进而检讨抗战以来党的路线。此次会议王明的主张在党的核心层中占据了上风，史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 ②刘家栋（陈云在延安时期的秘书）：《陈云在延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页1。 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对“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长期持否定态度，对会议主要内容也多予以回避。在官方党史著述中，一般将这次会议列入“毛泽东反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或“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背景部份，其主要论点：一是全盘否定王明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指斥其为“系统的投降主义主张”；第二，绝口不提王明的报告获政治局一致通过，以及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决定。198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上首次发生变化，在继续指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同时，开始承认王明的报告“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①官方权威的党史研究部门局部修改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主要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它意图表明抗战之初中共就怀有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真诚愿望。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以来第一次有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也是1931年后中共的国内领导机构与派驻莫斯科的代表团实现汇合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召开，是中共中央事先议定的，并非出于王明的压力。1937年11月初，毛泽东就已知王明即将返国的信息，毛估计王明返国后必定要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事不可避免，尽管毛内心十分不悦，但仍向外地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发出电报，通知他们返回延安参加会议。1937年11月5日，毛发电报给周恩来，催促周来延安开会。②11月15日，毛在给周恩来等的电报中再次提及周回延安开会事。③远在南昌的项英，如果不是较早接到开会的通知，是来不及赶到延安准时参加会议的。 ①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页128。 ②《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11月5日），载《周恩来传（1898—1949）》，页391。 ③参见《毛泽东致周恩来等电》（11月15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94。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一次严肃的党的核心层的会议，它改变了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开会一般多邀请重要军事干部参加、常以政治局扩大会议形式开会的惯例。 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共十二人，他们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康生、陈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凯丰。 林伯渠不是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但作为中共元老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四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缺席：朱德、任弼时在山西八路军总部，邓发在新疆迪化（乌鲁木齐）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王稼祥因病在莫斯科治疗。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是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王明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角。 在12月9日会议的第一天，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第二天，王明又作了有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报告。 王明在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中共必须加速转变内战时期的策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论及抗战以来中共政治方针时，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公开点名指责了刘少奇。 王明在报告中批评洛川会议没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他认为不恰当地强调“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将抗日与民主、民生问题并列，都是不对的。王明说，群众运动要取得合法地位，应去国民党政府备案，在抗日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王明举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抗日的民族团结”放至第十条作为证据，指责洛川会议对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过份强调了独立自主。王明还说，洛川会议虽主张发动群众，却没有找到发动群众的具体方法，即没有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 王明批评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国民党的进步认识不足。王明认为，国民党由不抗日到抗日、由剿共到联共是根本转变。王明强调中共参加政府的条件是看政府是否抗日，只要国民党抗日，中共就可以参加政府。王明还认为，把复兴社看成是法西斯也是不对的，因为法西斯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侵略，而复兴社分子仍抗日。 王明在报告中表示，他不同意毛泽东在1937年11月12日所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的某些论断。王明认为，所谓卢沟桥事变前党的主要危险是“左倾”、之后是“右倾”的分析，夸大了右倾的危险，是一种机械论。王明认为：在报告大纲第十九条中的提法——即“是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也是不对的，因为历史上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事情，应提“共同领导”。王明表示不应空喊领导权，空喊只会吓走同盟者。 王明还反对在国民党和其它政治派别中划分左、中、右，认为只可划分抗日或降日派。王明也不同意中共对章乃器的批评，他指出章氏提出的“少号召、多建议”口号不无可取之处，中共应与国民党采取商量建议的方式，而不宜在政治上号召要这样办，那样办。 如果说王明对毛泽东还多少有所顾忌，未敢直接点名，只是就毛撰写的1937年11月12日大纲进行了批评，那么，他对刘少奇就没有这么客气了。王明点名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对国民党提出的各项要求“过高”、“过多”，而没有反映“抗日高于一切”的中心问题。王明认为，中共目前应与国民党“求同而非立异”。①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充当了斯大林代言人的角色，他的报告基本上是“宣达圣旨”，完全反映的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对中共当前任务的观点。1937年11月初，在王明返国前夕，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召见了王明、康生、王稼祥、邓发。斯大林出于对苏联安全的考虑，指望中国拖住日本，使日本身陷中国战场的泥沼而无力进攻苏联。② ①王明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至今仍没有完全公开。《六大以来》收有他在12月9日会议上所作报告提纲《如何进行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但是王明在会上另有口头报告。这个口头报告即《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9日），近年来在少数权威性著作中披露了若干内容，详见《周恩来年谱》，页3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页392；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6-507。 ②参见王稼祥：《我的履历》（1968年5月），转引自徐则浩：《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435。 11月14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谈道，中共应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不要过份强调独立自主。① 斯大林认为，中共力量薄弱，无法充当统一战线的核心，蒋介石则可充当这个角色，中共不要刺激、惹恼蒋介石，而要全力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对于毛泽东，斯大林既不熟悉，也不放心，②且十分怀疑毛泽东是否能够忠实贯彻莫斯科的战略意图，因而派其门徒王明返回中国，监督中共执行这个联合国民党的新方针。 对于王明所肩负的使命，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给予清楚的阐释。1937年8月10日，季氏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形势的会议上，对中共能否转变政策信心不足。他认为，由于中共过去领导红军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现在同时还是这些人却要执行另一种政策，对于中共这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辩明方向、有朝气的新人去帮助中共中央”。 ③ 在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眼里，王明正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 王明自恃有斯大林作靠山，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踌躇满志。毛泽东为欢迎他回国而刻意作出的友好姿态麻痹了王明，④无形中膨胀了他的自我中心意识，使他陷入了错误的判断。王明在报告中无视毛的权威，将他个人自1934年以来与毛修好的努力毁于一旦。王明以为刘少奇没有实力，以批刘来影射毛，也造成严重的后果，促使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反对王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紧联合。 所幸，这一切对于王明还是未来的事，现在则形势大好，前途一片光明，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一致拥护王明的报告，连毛泽东也被迫予以附和。 王明的报告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周在12月11日的发言中，对毛泽东抗战以来的言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周恩来说：四个月来未能推动抗日统一战线更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前“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不应把片面抗战、全面抗战对立起来，硬要说片面抗战必然失败，以后全面抗战必然胜利，这不符合辩证法。⑤ 周恩来认为，以山西情况为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 ⑥周提出，把独立自主发展到各方面会妨害统一战线，应公开指出并纠正统一战线中的错误，使友党更加信任和佩服我们。 ⑦ 周恩来的发言反映了与会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观点。形势明显对毛泽东不利，他强忍心中的不快，为了避免自己陷入孤立，被迫对王明、周恩来作出妥协姿态。 毛在会议的发言中承认存在着王明所批评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的情况。⑧毛表示同意王明提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主张。 ①《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5。 ②瓦·崔可夫（1940年任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和蒋介石的苏联总军事顾问）：《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页34-36。 ③《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10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④据1937年11月29日随王明飞抵延安的王明的警卫员李光灿回忆（陈光灿原为西路军战士，1937年11月中旬由八路军驻迪化办事指派为王明的警卫员，在迪化登机护送王明等抵延安），王明回延安后，毛泽东等在陕北公学主持召开欢迎大会，毛在讲话时“很热烈，很兴奋……好象喝了点酒”。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页287。 ⑤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2期。 ⑥《周恩来年谱》，页393。 ⑦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⑧《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7。 但是，毛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立场，仍坚持认为在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谁吸引谁”的问题。①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所发生的一切，证实了毛泽东早些日子对党内形势的预测：随着王明返国，将有一批政治局委员重新聚合在王明的周围。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毛泽东实际上早已有所准备，从12月上旬就对自己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立场作了局部调整。1937年12月6日，即在王明到达延安后的第八天，毛泽东就与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八路军总部，要求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方针，加强部队的统战教育。在这份电文中，毛尤其强调八路军应与阎锡山及地方行政机构多方沟通，避免发生摩擦，指示八路军停止自行征粮、征布，所需物品改为“向政府借拨”。② 尽管毛泽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已有所软化，但仍未能减缓王明等在会议上对他的进攻。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暂时处于下风，王明虽然获得普遍响应，但王明获得的成果也仅此而已。毛泽东、王明一时势均力敌，谁也不具特别优势。会议宣布改组中央书记处，决定不设总书记一职，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事实上形成了毛泽东、王明分享中共最高权力的格局。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公布了有十六人组成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他们分别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项英、刘少奇、康生、陈云、邓发、凯丰。③ 据张国焘回忆，这份名单是得到斯大林批准，由王明在会议上宣布的。由于王明“事先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名单，毛泽东“似感不安”。但是毛对这份名单并未表示反对意见，其原因可能是这份新名单与原有政治局成员的构成基本一致，王明并没有将新人塞入这份名单。在新公布的政治局委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原为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此次未进入政治局。彭德怀、张浩于1936年1月进入政治局，但是不久就不再通知张浩参加政治局会议。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动员张国焘北上的使命完成后，他的政治局委员一职也就停止了。 在王明拿出这份名单宣布后，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放下心来，他要试探一下王明。毛在会上“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力主将王明名字列入第一名”。王明则竭力表明，他提这份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思。④经这番试探，毛泽东已知王明确无取而代之的意思，也就不再坚持了。 对于毛泽东而言，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不愉快的，但在不愉快中也有一两件令人快慰之事，这就是会议决定终止党中央“负总责”之人的设置，剥夺了张闻天实际担任的总书记一职，⑤并把周恩来逐出了中央书记处。 ①中共迄今仍未公布毛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全文。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少量片断散见于近年出版的某些官方权威论著中，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此处资料来源于马齐彬（前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抗战初期的王明投降主义路线错误》，载《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8。 ②参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电》（1937年12月6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0－401。 ③参见王建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年），页296。 ④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424－25。 ⑤张闻天于1938年4月12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声明，说明自己从1937年12月后即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之职。这个声明实际上是由王明起草，以张闻天的名义在武汉发表的，此亦说明王明回国后张闻天政治地位已下降。然而在以后清算王明在武汉“闹独立性”时，却没有就此事特别指责王明，盖因剥夺张闻天“总负责”的名义亦符合毛泽东的心愿。 自三十年代中期始，中央书记处长期承担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功能，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由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项英四人组成，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博古在书记处负总责。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毛泽东、王稼祥进入书记处，项英因留在江西，事实上停止了书记的职权，新的书记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五位成员，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人，即实际上的总书记一职。这种人事安排一直持续到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不设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由总书记变为书记之一，地位明显下降。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守势时，毛宁愿此位空缺。 会议还免去了周恩来长期担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新成立的书记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组成。从苏联返国的王明等三人在书记处占了五分之三的比重，从表面上看，王明似乎占了上风。原中央书记博古、王稼祥也被免去了书记的职务。 周恩来离开中央书记处标志着周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已明显减弱。不知是王明的政治敏感较差，还是他想和过去的路线撇清关系，王明眼看着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这三位过去路线的代表人物离开书记处竟毫无反应。周恩来地位的下降显然符合毛泽东的心意，毛反感周恩来向王明靠拢，而无援周之意，毛将乐意看到周恩来与王明的关系出现裂缝。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对张闻天的打击十分沉重。张闻天本来就对王明返国抱有警惕，担心王明将取代自己成为党的总书记，如今不设总书记一职，使王明、张闻天皆有所失。目前王明的地位上升，张闻天对王明的不满也急剧加深。毛泽东将坐山观虎斗，看彼等四分五裂，互相内讧，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达成的毛泽东、王明共治的局面，还体现在会议决定成立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等有关人事安排上。该委员会共有二十五人，除了十六名政治局委员，还包括了数名党的元老和重要的军政干部，由毛泽东担任委员会主席，王明担任书记。在准备委员会之下，另成立由书记处五名书记组成的秘书处，周恩来、博古、项英等皆被排除在外。② ①有关周恩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被免除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事，可从政治局在1937年12月13日通过的准备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得到证实。该决议宣布，成立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周恩来虽被列名在内，但是在准备委员会下设立的组织秘书处成员只有中央书记处的五名书记，周被排除在外。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6-407。 ②参见《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7年12月13日通过），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5、406。 毛泽东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遭到遵义会议以来最大的挫折，毛泽东的权威受到王明等的沉重打击，政治局几乎一致支持王明的主张，使王明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急剧扩大。毛泽东将被迫与王明进行合作，形成了对毛极不情愿的毛、王体制。在这种体制内，毛泽东暂时不占优势，而王明的地位则相对稳固。 在毛泽东暂时处下风的时刻，毛对自己的前途并没有任何的悲观。毛牢牢掌握着军队和与莫斯科的电讯来往。毛清楚知道，王明得势的原因是他的莫斯科代言人角色，以及周恩来等对王明的支持。毛相信，将王明与周恩来等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政见上的一致而非宗派上的结合，因此，一旦形势转变，周恩来等将会改变看法，转而支持自己的主张，彭德怀等也会迅速转变过来，周与王明的结合也就会随之结束。 此次会议决定王明将率代表团前往武汉与蒋介石会谈，并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此项决定也有利于毛泽东。王明远离延安，也就避免了在延安出现“二主并立”、分庭抗礼的尴尬局面。 对于张闻天等人，毛泽东更有充份的信心。毛断定张闻天因利害关系绝不会与王明“重结二度梅”，毛且作好准备，等着看他们互相火并。 至于王明，则有很多理由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而高兴。首先，他的报告被与会者一致接受，政治局的同事们都对他表示了热诚的欢迎；其二，政治局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代表团“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①中共中央表彰代表团，也就是对王明本人的表彰；其三，王明的地位在会议上得到确定，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自己显示了政治领袖的水平并具有雄厚的国际背景，争得了在政治上“帮助”毛泽东的资格，跟随自己从莫斯科返国的康生等也都成了书记处成员；其四，会议决定成立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这将使王明成为国内活跃的领袖人物。 在胜利的喜悦中，王明没有看见笼罩在他头上的乌云正慢慢聚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由于王明不能保证争得苏联军援，对他不满的气氛已经悄悄出现。 早在江西时期，中共就迫切希望从苏联获得军援，但苏联一向口惠而实不至，令中共军政领导人大为失望。1933年，中共听信了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团顾问弗雷德（驻上海）和李德的许诺，在瑞金花费大量人力修建了机场，准备迎接苏联军用飞机的降落，结果是望断秋水，空欢喜一场。②1936年8月25日，陕北局势危急，红军财政、粮食已达最后极限，毛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急电王明，希望王明向苏方请求给红军提供飞机、大炮，③以实现红军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的计划。此项求援也因各种条件的制约，最后未能落实。所有这些都削弱了王明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 抗战爆发后，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但恪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限制，对中共基本没有提供军火方面的援助。令中共领袖们普遍反感的是，当源源不断的苏联军火沿阿拉木图—迪化（乌鲁木齐）—兰州公路向重庆运去的时候，苏联军用飞机只给延安送来一些中文版的斯大林、列宁著作和少量的高射机枪、药品、大型无线电台等。于是领导人抱怨：“书籍给了无产阶级，军火给了资产阶级。”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苏联能否给中共实际的援助。王明为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作了解释，表示苏联不大可能给延安军援，王明的答复令所有人失望。④ ①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2。此决议如同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其它决议一样，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长期被隐瞒，直到八十年代后才陆续予以公开。 ②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86。 ③《周恩来年谱》，页318。 ④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418、420。 对苏联不满的情绪已经存在，只要稍加鼓动，十分容易将矛头转向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既然是被斯大林派回来的，可是在帮助国内的斗争中又作出什么具体贡献呢？苏联不给中共军火，难道与王明的无能没有关系吗？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取得的胜利使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王明只看到政治局委员们支持他的一面，而没看到这种政治支持的脆弱一面。王明与多数政治局委员只存在一般的工作关系，并无历史渊源、个人友谊作这种关系的基础。他忘记了，这种建立在政见一致基础上的政治上的结合，经常会因形势变化、人际关系等因素而处于波动中。少年得志的王明只是一个深受俄化教育的共产党新贵，对这种世故哲学似乎理解得不深。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共核心层的内部关系十分微妙，尽管王明影响上升，但支持王明的力量缺少稳定性，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并没有把“宝”押在王明一边，而是谨言慎行，在毛泽东、王明之间犹疑摇摆。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对王明的态度是友好的，但他们对毛泽东也很尊敬，且一切都光明正大，和王明没有任何私下交易。 康生和陈云是王明昔日在莫斯科的老同事，康生虽然多年来与王明密切合作，但甫抵延安却小心翼翼，实际上是在默默估算毛泽东与王明各自的实力阵容，为自己要走的下一步棋在暗中准备。陈云虽与王明共事较久，但是只限于工作关系，与王明谈不上志同道合。没有任何证据可显示康生、陈云会在政治上继续支持王明。 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这位中共在江西时期的捷尔仁斯基，早在遵义会议后就已权势大减。邓发因狂热肃反在党内、军内积怨甚多，加之邓发与周恩来关系密切，1936年4月就被毛泽东、张闻天打发去了苏联，他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摊子也早由毛泽东的老部下王首道接替。目前邓发担任了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已远离权力核心，邓发甚至连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也未能参加。邓发对王明不可能有任何实际的帮助。 博古是王明昔日的亲密战友，多年来与毛泽东对垒，对王明返国自然是由衷的高兴，但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讲的一些话却使博古很不满意。王明为了显示自己一贯正确和立场公正，对博古主持的1934年1月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①王明此举只能使博古对自己徒增不满，从而影响两人的关系。 王明真正的支持者只有项英一人。项英多年来就对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存有严重的怀疑，长征前夕，项英曾预感到毛将利用党的危急形势夺取最高领导权。②1937年12月，项英从南方赶赴延安，与分手三年多的战友们重逢，并参加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项英的眼中，王明无疑是值得信赖的党的领袖，更是抗衡、制约毛泽东的最佳人选，因而，项英真诚的拥护王明。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项英任书记的中共东南分局，在党的关系上直属长江局领导，新四军则受延安和长江局双重领导，项英对这项安排由衷地满意。 ①王明在1937年12月10日下午的会议上作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王明在会议快结束时说：“我们现在估计党中央的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要估计到较大的错误便是五中全会的决议。”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303。 ②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117-118。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投下了长长的阴影，王明在严重冒犯了毛泽东之后，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毛视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党内头号敌人。 正当王明自呜得意，陶醉在眼前的胜利中时，毛泽东则在妥协、退却烟幕的掩护下，为打败王明卧薪尝胆、积蓄力量。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5.12.2005 12:15
 四毛泽东与武汉“第二政治局”的对立 1937年12月18日，距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闭幕仅四天，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率领中共代表团就抵达武汉。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长江局举行会议，决定将两个组织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 中共长江局是陕北以外中共最大的组织机构，在长江局集中了当时十六名政治局委员中的五人，他们分别是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以及1938年4月调入的凯丰。在长江局担负领导工作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三位中共元老（林伯渠不久调任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代表），以及叶剑英、邓颖超、李克农、吴克坚、廖焕星（王明在莫斯科期间的秘书）等。 长江局是1927年国共分裂以来，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最重要的机构。长江局担负着领导南中国中共地下组织和新四军的工作，承担与国民党谈判以及联络社会各界的繁重事务。长江局还公开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①由于长江局工作范围极其广泛，对中共全局性的路线、方针发挥看重大影响，其领导人在中共党内声名显赫，所以长江局又有“第二政治局”的称呼。 中共长江局的核心灵魂是王明和周恩来。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得到周恩来的有力支持，会议之后，王明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明显增强。王明、周恩来抵汉后，立即展开紧张的工作，全面落实、贯彻“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关于加强国共合作、巩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从而与毛泽东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王明、周恩来强调中共应尽力维护同国民党的友好关系，与国民党“开诚合作”，对国民党的意见“一般宜采取赞助的立场”。特别在成立地方政权问题上，中共应事先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促成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1938年1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不向国民政府备案而自行成立提出批评，认为此举“对全国统战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② 在军事问题上，王明、周恩来主张中共领导的武装游击队应取得合法地位，他们并且认为中共军队应积极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应抽调八路军主力参加对日作战。1938年1月11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建议调刘伯承师或林彪师，待日军进攻郑州紧急时，渡黄河参加陇海路西段的战斗。③ ① 1937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汇报“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经过及人事安排事项，并要求共产国际派曾在巴黎办中共报纸《救国时报》的吴玉章、萧三、廖焕星回国办《新华日报》。 ②《周恩来年谱》，页398、402。几年后此封电报被当作“王明投降主义”的罪证受到严厉批判，建国后在略去周恩来等名字后，反复受到批判。 ③《周恩来年谱》，页399。 王明、周恩来在中共参加政府问题上的态度也和毛泽东存在差别。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张闻天对中共参加政府事一直持谨慎、保守的态度。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共产党员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在国民党未改变其一党专政实质前，中共参加政府只会模糊其阶级性质。毛泽东、张闻天的这种立场对王明也产生了影响。1938年2月2日，王明在武汉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再次重申中共不参加政府的立场。但是王明并不反对个别中共领导人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府。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蒋介石邀请周恩来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因知道中共中央有关禁令，一再推辞，但蒋介石仍坚持原有意见。1月11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告知以上情况，并请延安考虑具体意见，实际上是要求延安收回不许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成命。毛泽东等对王明、周恩来等的来电拒不答复，显示毛坚持原有立场的态度。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在未得到延安复电的情况下，于1月21日再电中央书记处，陈述周恩来担任此职将有利于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如果屡推不就，会使蒋介石、陈诚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对这份说理透彻、言辞恳切的电报，毛泽东照样不复电。在延安拒不表态的情况下，长江局决定，周恩来代表中共担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1938年2月6日，军委会政治部成立，周恩来出任副部长。而中共中央直到1938年2月末至3月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正式批准周恩来担任此职 ① 王明、周恩来等在长江局的联合行动，构成了对毛泽东权威的严重挑战。长江局不仅对中共全局性的方针起着重要影响，对中共组织问题也曾一度拥有决定权。王明、周恩来联手，打破了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一手独揽政治局的局面，迫使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得不按长江局的意见办。1938年2月末，在王明、周恩来等压力下，毛泽东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就是一突出事例。 1938年2月7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联名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提议2月20日前后召开政治局会议，以研究国共关系中出现的“许多新的严重问题”。② ①《周恩来年谱》，页399、401、406 ②《周恩来年谱》，页401-403。 王明、周恩来等在这封电报中提到的国共关系中的“新的严重问题”，是指1938年1月后在国民党内出现的反共舆论。1月23日，代表国民党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康泽、刘健群当着王明、周恩来的面，指责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随后，在武汉的国民党报纸出现攻击中共的言论。1月17日，《新华日报》营业部及印刷厂被一批身份不明的人捣毁。上述情况引起王明、周恩来的警惕，迅速向延安紧急通报武汉的最新动向，提议召集政治局会议，商讨有关对策。 然而，对长江局的这份电报毛泽东仍是不予回答。毛泽东在无力正面反击不同意见时，惯于用这种“留中不发”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迟迟未接到延安覆电的情况下，2月15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又一次致电中央书记处并任弼时、凯丰、朱德、彭德怀，提议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两个议题：抗战形势和中共七大准备工作问题。①王明、周恩来、博古似乎估计到毛泽东仍将会对彼等建议采取消极态度，索性将电报发给书记处和书记处以外的政治局委员，试图用政治局集体的力量，迫使毛泽东同意长江局的建议。 1938年2月23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再次致电中央书记处，提议举行政治局会议的日期为两天，“由王明、恩来将长江局会议讨论结果，向政治局建议，会完后立即返汉”。② 面对王明、周恩来的持续压力，毛泽东被迫退却，最后不得不接受了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建议。 王明、周恩来等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事上的态度，引致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认为，这是王明、周恩来造成既成事实，逼其就范。几年后，毛回忆1938春发生的这次事件时说：“三月会议，长江局先打一个电报，规定议事日程，决定某某要人回长江局工作，这种态度我很不满意。” ③只是这些都是后话，当时毛泽东虽然极不情愿，也只能忍受。 在王明、周恩来的一再要求下，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了会议，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又一次受挫，被迫再次对王明、周恩来等让步。 三月政治局会议批准了王明、周恩来提出的加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参加会议的八名政治局委员中，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对王明的报告提了一些保留意见，王明、周恩来、凯丰、张国焘的意见则基本一致，康生的态度模棱两可。 周恩来在支持王明意见的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周提出应向蒋介石建议，确立“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组织新的军队”的意见。④ 三月政治局会议在王明、周恩来等的努力下，把加紧筹备中共七大列入党在近期工作的主要任务。“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一项重要决定，王明、周恩来对落实这一决定十分重视。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发布为召集党的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向地方党组织发布进行七大工作准备的指示；成立大会报告的准备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七大报告的政治提纲和专题论文。 在毛泽东暂处守势的形势下，召开七大无疑会进一步削弱毛的影响力。令毛稍许宽慰的是，三月政治局会议没有明确中共七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人和报告人。 三月政治局会议对毛泽东的又一打击是，会议否决了毛提出的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见，同意王明返回武汉继续主持长江局的工作。在3月1日的会议上，毛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⑤毛泽东公开的理由是应考虑王明的安全和延安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需要，但是实际上，经过近三个月时间的观察，毛已完全领教了王明、周恩来结合的厉害。把王明调回延安是一箭双雕，不仅可以切断王明与周恩来的联系，还可以使王明在延安无所作为，无事可做。 ①《周恩来年谱》，页404。 ②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③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④长江局时期，王明、周恩来等对运动战、阵地战的强调乃是作为一种建议向国民党提出的，并非像中共党史编纂学有意曲解的那样，是企图把此方针强加给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毛泽东也提出过类似意见。1938年1月13日，毛曾说“为什幺说游击战为辅呢？因为游击战不能最后消灭敌人。所以，现在要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45；另参见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⑤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85。。 对于毛的这项提议的真实用意，王明似有警觉，他在3月1日的会议上明确表示自己希望继续在武汉工作。①会议最后对毛泽东的建议进行表决，以五票反对，三票赞成，作出最后决定，调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去长江局工作，王明在汉一月后返延。②面对多数人的意见，毛只得暂时搁置自己的计划。 三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加强了王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尤其在中共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会议一致同意，由王明代为起草会议的总结，③会议还决定由王明代表中共中央起草致预定在三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中央书记处并最终批准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对于王明、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毛泽东无时不刻想予以限制。3月21日长江局将王明起草的中共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电告延安，但几天都未得到毛等的答复，于是王明等在3月24日将建议书送交国民党方面。一天后，延安中央书记处来电，批评此信有错误，要求另送一份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贺信。王明、周恩来等长江局全体领导成员共同署名，于4月1日给延安复电，指出来电太迟，且大会已于4月1日结束，要求延安不要公布这份文件，“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④ 1938年6至7月，延安与长江局的冲突又起。中央书记处来电表示不同意王明、周恩来、博古等联合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底意见》。长江局复电延安，坚持原议。双方互不相让，电报往来不绝，几成“电报战”。⑤在延安发往长江局的电报中，毛泽东故意隐身在后，多以书记处或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联合署名的形式发电，在署名排列顺序上特意将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一位。尽管毛是这一切的指使者，但是在长江局的压力下，毛被迫淡化自己的党内首席角色的色彩。⑥ 毛泽东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受挫及王明、周恩来的成功，使得长江局的影响开始超出华南、华中的范围，向八路军和华北地区扩散。1938年春，彭德怀在八路军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彭德怀检查过去党“对国民党的基本转变认识不够”，认为“机械地划分某一时期以左倾或右倾为主的阶段论是不正确的”。⑦ ①1941年10月8日，王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发言中谈到他当时的心情是“不愿留在延安工作”。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340。 ②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85。 ③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85。 ④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⑤《周恩来年谱》，页414、416。 ⑥ 1938年上半年，凡发往北方局和八路军的电报，毛泽东的名字都放在第一位，而在发往长江局的电报排名顺序上，毛的名字一般放在最后一位。 ⑦参见彭德怀：《目前抗战形势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总结与精神》（1938年春），载《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页916、919-920。 几年后，毛泽东抓住彭德怀这些话，要彭德怀承认在抗战初期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并把彭德怀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作为党内反面材料，收入《六大以来》一书。其实，彭德怀只是根据张闻天交给他的一份经由中央书记处草拟的传达大纲，即《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在八路军五四三旅团级干部大会上照本宣读了一遍。①依照毛泽东的逻辑，在这个阶段，彭德怀跟王明跑了。但是事实上，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央精神之外还另有一个“毛泽东的正确路线”。1938年1月7至8日，毛泽民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②1938年4月，中共北方局冀察晋边区分局书记彭真在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全国抗战形势和争取抗战胜利方针》的报告，强调“一切工作都充份把握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1938年5月，邓小平也批评了晋中地区的向地主借粮运动，指出这是“破坏农村统一战线”的“左”倾错误。在1938年7月之前，彭德怀、杨尚昆、彭真、邓小平在华北部份地区还展开了反对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 在毛泽东和长江局对抗的日子里，张闻天仍然坚定地站在毛的一边。毛还发现了另外几个新盟友，一位是毛在江西时期的老熟人任弼时，另两位是与王明一道刚从苏联返国的康生和陈云。 至于毛泽东志同道合的盟友则非刘少奇莫属。刘少奇虽然没出席三月政治局会议，但其观点与毛几乎完全一致。三月政治局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将刘少奇紧急召回延安，以加强自己在政治局中的力量。毛泽东为了让刘少奇放心，1938年3月24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北方局领导人员分工的新决定，明确规定胡服（刘少奇）在延期间仍然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所有情况须直接向胡服报告。③1938年7月10日，刘少奇写信给彭真，提醒彭真立即修正政策。刘少奇在信中告诫道：“国民党与阎锡山至今不承认统一战线，因此在文件和宣传上以少说或者不说统一战线为好。”④ 对于政治局同事们的表现，毛泽东不动声色，一一看在眼里。在清冷的延安窑洞里，毛在紧张地作着各项准备，等待着反击日子的到来。 ①《彭德怀自述》，页226。 ②《谢觉哉日记》，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页204。 ③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 一1938），第11 册，页477。 ④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 册，页365。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5.12.2005 12:16
 第四章毛泽东对王明的重大胜利 　 一毛泽东迂回反击王明 自1937年11月底王明返国到1938年春夏之间，王明和周恩来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形成的共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扭转了中共核心层原由毛泽东主控的气氛，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作出拥护中央新方针的姿态。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被迫降低以往突出强调“独立自主”的调门，转而发表若干支持统一战线的言论。1937年12月24日，毛致电边区各军政首长，要求在与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下”，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避免讥笑与讽刺”友党、友军。毛甚至提出，中共应“帮助政府进行征兵动员”，“没收汉奸财产及处理汉奸必须取得政府的同意，最好是交给他们处理”。 ① 1938年1至3月，毛泽东在接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度和在延安大会上几次发表演讲，都没有再宣传自己过去所坚持的主张。毛泽东在1938年初春的这类言论，以后都没收入《毛泽东选集》。 如果将毛泽东上述言论视为他已改变了原有的观点，转而接受了王明等人的主张，那就大错特错了。毛泽东实际上一天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他只是在于己不利的形势下，被迫在公开场合调整了自己的态度。在私下里，毛泽东却在精心地准备向其对手发起反击。 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加紧酝酿反击王明等的“炮弹”。毛泽东的“炮弹”就是他在5月写成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作的《论持久战》的演讲。《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有完整的论文结构，毛泽东针对抗战以来中共党内以王明、周恩来为代表的强调运动战的观点，详细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重大战略作用和对共产党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意义，完善了他在洛川会议上及以后在游击战问题上的主张。②《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的一篇演讲大纲，在这篇演讲中，毛不指名地批评周恩来等人在抗战初期“怀疑”、“轻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周恩来过去曾批评过孤立强调游击战的看法是“机械论”的观点，现在也被毛单独拎出来，被指责为是“不赞成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毛在演讲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将党内的不同意见一概视之为旁门左道。 毛泽东发表上述两篇论文正逢其时。1938年春，日军已开始进攻武汉外围，长江局在王明、周恩来的领导下，正配合国民党展开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的活动。但是，毛泽东根本不相信“东方马德里”能守住。他认为，国民党丢失武汉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此将有力证明毛泽东有关“国民党片面抗战必然失败”的论断，也是对鼓吹“保卫东方马德里”的王明，周恩来的沉重打击。正因为毛的文章暗藏玄机，王明、博古、项英、凯丰一致决定，《新华日报》不予转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③ ①《毛泽东、肃劲光、谭政致边区各军政首长电》（1937年12月2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8-409。 ②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原是为延安解放社编印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一书所写的第七章。最早刊载于1938年5月3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14期。1952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毛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③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页192。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有关只有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才能壮大中共的意见，已日益被事实证明是有远见的。 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虽处于少数，但他对派遣八路军东进毫不放松。1938年3月24日，毛泽东与刘少奇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朱瑞等，责成他们“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为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华北各地区事先作好准备。同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又致电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瑞，令其“以最快速度”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兵团”，“创造冀晋豫边区”。①毛泽东还采取措施，严防王明等对八路军的干预，在发给军方将领的电报中，毛泽东总是将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一位，显示他对巩固自己在军中个人影响的极度重视。尽管王明在1938年春正处于他政治上的鼎盛阶段，但在毛的隔离下，王明在军队中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 在毛泽东的全力催促下，1938年初，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等率八路军陆续深入华北各地，相继建立了共产党的根据地，仅一年时间，八路军就从1937年9月的不足三万人，发展到1938年秋的二十五万人。②中共武装发展壮大的事实，使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须导人信服了毛泽东，因而放弃了过去的观点，转而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①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75-80。 ②《彭德怀自述》，页229。 八路军高级军事将领回到“正确路线”，使毛泽东大大舒缓了一口气，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横亘在毛的前面，这就是如何调整与莫斯科的关系问题。 在毛泽东为夺取中共最高领袖而展开的斗争中，如何处理与莫斯科的关系一直是最为棘手的问题。随着王明的返国，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明显加强，王明“拉大旗，做虎皮”，处处以莫斯科代言人自居，对毛的活动造成严重的掣肘。毛泽东深知如果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至少是表面的支持，要想执掌中共最高领导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毛暂且压住对斯大林的不满，竭力显出顺从的姿态，同时又施展种种手段，以图嬴得莫斯科的好感与支持。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任弼时赴苏联，客观上为毛“借洋师助剿”王明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议派任弼时赴苏汇报的竟是王明。任是王明的老熟人，在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上，两人同时进入政治局。王明返国后，任也和政治局其它同事一样，对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表示拥护，于是王明就认为任是自已可以联合的盟友。殊不知，上层风云可以瞬息万变，到了1938年春，已有迹象显出任已明显偏向毛泽东一边，而王明竟浑然不知，于是王明无意中就做了一件令毛拍手称快的事。 毛实在有太多的理由为王明的这项提议感到高兴。任弼时是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中共元老之一，1921至1923年旅苏三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东方大学）学习期间曾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任弼时又被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指定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与毛泽东也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他早年曾参加由毛组织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并由毛推荐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中共发起组织的掩护机构）学习俄语，旋被派往苏俄留学。1931年春，任弼时被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苏区，一度全力支持毛，打击了毛的对手项英，与毛的关系又亲近了一层。1937年夏至1938年春，任弼时在一度摇摆后，较早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作了选择，明确支持毛的各项主张，并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公开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王明前往武汉工作。由于任弼时既为莫斯科信任，又与毛泽东接近，遂被毛视为是派往莫斯科充当高级说客的最佳人选。 几乎在任弼时前往苏联的同时，1938年4月下旬，毛泽东也向即将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刘亚楼交待了任务。毛为了考察刘亚楼及提高刘的“觉悟”，已让刘在自己的身边帮助整理文件三个月。毛向刘亚楼布置道，有一件事情让你去做：把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党当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并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刘亚楼当时只是一名年轻干部，毛尚且用心如此之深，更遑论对任弼时了 ① 1938年3月5日，任弼时从延安出发，在西安搭乘苏联运输卡车，于兰州搭乘苏联飞机经迪化抵达莫斯科后，于1938年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报告大纲。任弼时的这份大纲巧妙地揉和了毛泽东和王明的观点，既迎合了斯大林，又不失时机，为毛泽东在共产国际打下了楔子，“挂上号”。 任弼时在“大纲”中高度评价了王明返国后传达的季米特洛夫有关发展中国统一战线的指示。他声称，中共党内原先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存在“某些不足够的地方”，对国民党有“深刻成见”，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有“某些摩擦”，“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乃渐减少”。任弼时说：中共已“认定”王明提出的“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民主、民生、皆在其次”的主张，在发布了中共中央十二月宣言以后，“国共两党关系，在基本上有了进步”。② ①刘亚楼赴苏后，曾参加了1939年共产国际讨论李德问题的委员会，“并认真稳妥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参见杨万青、齐春元：《刘亚褛将军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页175-176。 ②1937年12月25日，由王明起草，经中共长江局集体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武汉发出《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毛泽东当时并未加以反对，以后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加以肯定。但以后，此宣言被指责是王明等背着中央发出，集中体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受到长期批判。参见史锋：《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页34。 “大纲”对王明、周恩来等提出的“保卫武汉、河南与陕西”的口号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任弼时强调，这是目前中共“最重要任务中”的“最中心的一环”。他还表示，中共中央将“纠正‘左’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然而，任弼时此次赴苏的目的绝不是为王明等做“宣传员”，他之所以在给共产国际的汇报大纲中反映王明等的观点，乃是王明的主张已被中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三月政治局会议所接受，已成为现阶段中共的主导性方针。尽管如此，任弼时仍不失时机地要将毛泽东的看法反映出来。 “大纲”指出，“蒋介石和国民党内一部份人，不愿国共两党以平等地位合作，而企图在合作中削弱共产党”，因此，中共将“以最大努力，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巩固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阻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 ① 任弼时的“大纲”送交共产国际后，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任弼时当机立断，迅速调整策略，在送给共产国际的菜肴中再添加一把王明的佐料。 1938年5月17日，任弼时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一份关于4月14日报告大纲的“补充说明”。任弼时在这份“补充说明”中提高了对王明的热度，进一步陈述了王明的观点。“补充说明”突出强调了王明返国后在对中共中央完善统一战线策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任弼时明确指出，在王明返国前，之所以造成国共摩擦，除了国民党方面的因素外，中共“过份强调了独立自主、民主与民生的要求”也是“重要原因”。任弼时表示，今后中共的迫切任务就是将广大群众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各种群众组织中去。② 任弼时在这份“补充说明”中虽然对王明及其思想观点作出进一步的肯定，但这只是策略手段，任弼时的目的是要尽量消除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怀疑，力争共产国际尽早批准4月14日提交的报告大纲。正是由于任弼时1938年春给共产国际的上述两份报告对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多有赞誉之词，所以几十年来一直未予公开。 任弼时的策略迅速取得了立竿见影的结果，中和了王明与毛泽东观点的4 月14日报告大纲和5月17日的“补充说明”终于获得了共产国际的肯定。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 对于毛泽东，这个决议案中最有价值的一段话就是共产国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③毛泽东当然清楚，这段话中的“政治路线”实指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以来的中共路线，但毛却可以对之“移花接木”，因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毛的中共首席地位并没有改变，对中共政治路线的褒扬，完全可以解释成是对毛的路线的肯定。 事实上，毛泽东非常了解共产国际在他与王明的争执中是明显偏袒王明一方的。共产国际在6月11日的决议案中要求中共“诚实”、“诚恳”、“积极”、“用一切办法”帮助国民党，甚至提出了中共应协助国民党“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军”、“发展国防工业”等一系列与中共毫不相干的建议。然而，毛泽东仍然可以接受这个建议，因为对于不合口味的莫斯科的指令，毛早就练就了一套灵活应付的本领，或将其搁置一边，或避重就轻，总之毛不会让莫斯科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①任弼时给共产国际的上述两份报告，因对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多有赞誉之词，因此一直未予公布，直到1986年才被收入由童小鹏等编辑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褊》。参见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年），页104－105、110－111、113；122。 ③《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页863。 在获得初步的成功后，任弼时在莫斯科展开了第二步行动，现在任弼时已毫无必要再向共产国际大捧王明了。任转身一变，开始为改变王明对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四处奔走。他满怀热情地充当起毛泽东在莫斯科柳克斯（LUX）大厦（共产国际办公所在地及驻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代表团驻地）的游说客。据当时担任任弼时俄文翻译的师哲回忆，任弼时不仅亲自到各国共产党驻苏代表团去宣讲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还把在莫斯科的一批中共党员干部分别派到各国代表团去介绍“毛泽东的革命理论”。① 师哲回忆道，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汇报大纲后，曾写过一份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专门介绍毛泽东的贡献。其中“断定说，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师哲的回忆没有引证任何文献资料，恐是师哲根据任弼时当时的政治态度，把任弼时5月17日提交的“补充说明”误以为是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举荐毛泽东。因为迄今为止，只见到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的4月14日“报告大纲”和5月17日“补充说明”，而未见师哲所言的任弼时这份举荐毛泽东的补充报告。如果确实有这份报告，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一定会将其在党的领导层中公开。 任弼时在莫斯科的活动在促使共产国际加深对毛泽东的印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共产国际显然未能如毛泽东、任弼时之愿，明确承认和支持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相反，莫斯科却对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有可能造成对中共的损害，表现出强烈的忧虑。在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有关中共代表团的决议案中，莫斯科敦促中共领导层特别要警惕“日本侦探及国民党的反共分子用一切可能的阴谋诡计”，“在中共领导同志中”“造成分歧和纷乱的企图，来破坏中共领导的集体工作”。② 因此，任弼时仍有必要继续留在莫斯科，为毛泽东继续作改善形象的公关工作。 ①1978年11月，师哲的回忆，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46。 ②《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页863 不久，任弼时未成功的使命，竟意外地由同时在莫斯科的另一人圆满完成，他就是原属王明集团、后跳槽至毛泽东营垒的王稼祥。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6.12.2005 23:45
 二关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 毛泽东在为争取中共最高领袖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凭着他个人的政见主张，娴熟运用各种谋略，吸引、争取了许多昔日属于对立营垒的党内高层人物，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同盟者。王稼祥就是较早被毛泽东争取过来的原王明集团的重要成员。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重要口信：“在（中共）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③王稼祥传达的莫斯科这一重要口信，在1938年充满强烈亲苏气氛的中共党内所发生的巨大效力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它简直就是一封莫斯科对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书。从此尘埃落定，毛泽东虽未立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已成为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科冷遇，则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开始迅速走下坡路，最终被毛泽东一脚踢进“历史的垃圾堆”。 ③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70-71。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获得季米特洛夫的支持，是与王稼祥在莫斯科开展的积极活动分不开的。王稼祥是为医治内战期间所受的枪伤，于1937年6月下旬在上海秘密搭乘苏联轮船前往苏联的。①王稼祥在治病之外是否另有特殊使命，于事隔五十年后才真相大白。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纪念王稼祥的文章中称，王稼祥赴苏系受“中央派遣”，“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情况，包括他个人对中国党的领导的看法”。②三十年代曾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师哲也说，王稼祥是“身负重任”来到莫斯科的。 ③ 这里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王稼祥赴苏向共产国际陈述他“个人”对中国党领导的意见，究竟是谁授权的？在王稼祥启程赴苏的1936年12月初，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和博古。张国焘甫抵保安，因“另立中央”而受到批评，已心灰意冷。 ④周恩来、博古等正忙于和西北军、东北军交涉。在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人中，张闻天授意王稼祥去莫斯科陈述王个人对中国党领导的看法，可能性极小。答案只能是一个，是毛泽东授意王稼祥去共产国际开展要求改变中共领导的活动，也唯有毛泽东才会这样做。 王稼祥这次在苏联居留有一年时间。王稼祥抵苏后，王明已准备返国，从1937年11月起，王稼祥就接替了原由王明担任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直至1938年3月任弼时抵莫斯科，才转由任弼时接任该职。 据王稼祥自述，1938年7月，在王稼祥返回延安的前夕，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与他及任弼时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这次谈话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因此无从考证季氏与王稼祥、任弼时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据王稼祥说，季米特洛夫谈了以下一段话：“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锻炼出来的领袖”，“其它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⑤ 关于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讲的这段话，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季托夫对它的真实性予以了否定。季托夫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一文中声称，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联手搞的“阴谋诡计”。季托夫说：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那个意思。王稼祥是在1937年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产国际个别工作人员（指季米特洛夫——引者注）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⑥ ①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已故向青教授提出的王稼祥是由新疆赴苏，于1937年春抵达的说法是错误的。参见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页389；另参见郑育之：《王稼祥在上海养伤的日子里》，载《回忆王稼祥》，页78-81。郑育之系作家周文之妻，夫妇均为中共地下党员，1937年3至6月，王稼祥在沪等候苏联轮船的三个月里，一直秘密住在周家。 ②胡耀邦：《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2。 ③师哲：《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回忆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83。 ④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29。 ⑤王稼祥（遗作）：《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载《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⑥ 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6－357。 在没有进一步史料证实季托夫的“伪造说”以前，笔者倾向于接受“季米特洛夫曾向王稼祥表示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这一说法。虽然“口信”一事确实存有不少疑点，例如，在共产国际6月11日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中并没有涉及对中共领导人个别评价的内容，为什么到了7月，季米特洛夫竟会在如此敏感的重大问题上向王稼祥个人作出明确的表态？为什么共产国际竟会没有这次会见的正式文字记录？ 种种迹象表明，季米特洛夫向王稼祥讲述的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看法，而季氏的意见似乎得到斯大林的默认。因为，如果不经斯大林，季氏似无胆量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自作主张。1938年，苏联正处于“肃反”大风暴中，王明的后台与恩师米夫已被加之以“人民公敌”的罪名遭到处决。季氏利用这一机会，或为显示其“革命的原则性”有意对王明表示轻慢，或受“阶级斗争”之习惯思维之影响对王明表示某种政治上的不信任，都是十分可能的。季氏虽与王明私交其笃，王明唯一女儿在其返延安前即托付给季氏抚养，但在1938年大恐怖的血雨腥风中，饱受寄人篱下之苦且常遭斯大林轻侮的季氏，于惊恐中钦羡毛泽东所创造的革命功业，亦在情理之中。 斯大林在1938年属意毛泽东也不奇怪。斯大林知道毛是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一年前派王明回中国只是为了“帮助”毛，而无赶毛下台的意思。斯大林因米夫而对王明表示冷淡，但他却无惩治王明的念头，因为从各方面资料看，斯大林对王明关怀备至几十年可谓不变。 王稼祥带回延安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但是，北京大学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向青教授，在未提供任何历史资料的情况下却断言，王稼祥回国带来了“共产国际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袖的重要文件”。 ①向青教授的上述叙述是完全错误的。王稼祥本人及其遗孀朱仲丽也只是说，王从莫斯科带回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或“意见”。如果共产国际果真有这份“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袖的重要文件”，毛泽东在其最需要莫斯科支持的1938年难道会将其束之高阁？事实是，当王稼祥于1938年8月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就立即决定召开中央会议，让王稼祥向政治局委员郑重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季氏为共产国际总书记，即是共产国际的化身）。毛泽东如此急不可待，如果确有共产国际的书面意见，毛一定会在一定的范围内正式公布，绝不会秘而不宣。至今，在中国出版的各种文件集中，都没有这份“文件”，可见，1938年7月，共产国际没有颁布过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正式文件。1938年8月，王稼祥返回延安时确实带回了一份共产国际文件，这份文件不是向青教授所说的那个子虚乌有的东西，而是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 ①参见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页391-392。 王稼祥返回延安所带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对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终于得到莫斯科的承认。现在他的地位已得到加强，下一步就是要对王明等发起全面反击，来巩固自己的中共领袖地位。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6.12.2005 23:47
 三两面策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毛泽东的《论新阶段》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关于选举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时，把遵义会议与六届六中全会相提并论，称之为党的历史上“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并强调：“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① 六中全会的召开与王稼祥回国有密切的关系。1938年7月上旬，王稼祥乘苏联军用飞机经新疆迪化飞抵兰州，经陆路于8月下旬返回延安。王稼祥一回延安，立即向毛泽东转达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现在，毛泽东认为到召开党的重要会议的时候了。 然而，召开什么样的会议却令毛泽东颇伤脑筋。本来，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都已通过决议，在近期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王稼祥已带回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眼前正是国共合作比较顺利的时期，参加七大的代表前来延安并不特别困难，召开七大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毛泽东并不想在这个时候召开中共七大，因为此时召开七大还不足以一举消除王明及其势力。毛泽东十分清楚，莫斯科并没有把王明搞下台的意思，他只能在莫斯科划定的范围内活动。王稼祥带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虽然提及中共领导机关要以毛为首解决问题，但同时又强调中共领导层应加强团结，“不应花很久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对于总结十年经验“要特别慎重”。共产国际尤其告诫中共领导层要谨防日寇挑拨中共主要负责人之间关系的阴谋。②这就是说，利用共产国际的招牌孤立、打击王明的时机尚未到来。在王明影响仍然十分强大的1938年秋，如果冒然召开中共七大，很难保证毛泽东能获得全党的一致拥戴，从而一劳永逸地掌握中共最高权力。正是鉴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决定不开党的七大，而是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为了“开好”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做了精心的准备。在8至9月间，毛抓紧起草在中央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这是毛参加中共十七年后第一次在党中央全会上做政治报告。毛还向长江局发电，通知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等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指示的传达。毛深知控制信息的重要，在王明等回返延安以前，向他们严密封锁季米特洛夫“口信”的内容。③ 1938年9月10日，毛泽东笑容满面，站在延安各界欢迎王明、周恩来、博古、徐特立队伍的最前列。就在不久前，也还是毛泽东，却在少数人面前用十分尖刻的语言不指名地讽刺、挖苦王明是“涂胭脂抹了粉”，“送上门人家也不要的女人”（指王明等曲意讨好国民党）。④但是，在欢迎王明等的队伍里，毛泽东却显得热情诚恳，俨然在迎接久别重逢的亲密战友。 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大会上的讲话（1945年6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20－21。 ②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70-71。 ③参见朱仲丽（王稼祥遗孀）：《黎明与晚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页287－88。 ④朱仲丽：《黎明与晚霞》，页286；另参见萧劲光：《服从真理，坚持真理——回忆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12。 1938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任弼时报告的决议案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9月26日，政治局再次开会，确定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运用刚刚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对中共组织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另成立南方局以代之，由周恩来任书记，王明的长江局书记一职被无形中止；将东南分局升格为东南局，由项英任书记，东南局直属延安领导；继续保留北方局，并新设立中原局，由刘少奇一身兼任这两个中央局的书记。① 1938年9月29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正式开幕。这次会议具有比较隆重的外观形式，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共十二人，三名政治局委员缺席：任弼时在莫斯科，邓发在迪化，凯丰在武汉留守中共代表团。原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已脱离中共投奔国民党。大会主席团由十二名政治局委员组成，秘书长由李富春担任。全会前后共开了四十天，是至那时为止中共中央所召开的历时最长的一次会议。在会上作报告、发言的代表的十七人，几乎占了与会者的三分之一。 六届六中全会的灵魂人物是毛泽东。会议之初，由王稼祥作了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政治局向会议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以后未全文收入毛泽东主编的《六大以来》，也未被全文收入《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意将《论新阶段》全文收入《毛选》？②毛为什么意欲人们忘掉这个如此重要的文件？一言以蔽之，《论新阶段》中包含了大量与王明相一致的观点，而依照中共党史编纂学的解释，毛泽东正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彻底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言论和行为，集中展现了他变幻多端、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的政治性格。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巩固个人的权力，可以言不由衷、信誓旦旦接过其政敌的所有政治主张；他也可以一瞬间完全变脸，说出前后判若两人、完全相反的另一套语言。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使用了与王明几乎类同的语言。毛指出“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可想象的”。他称赞国民党“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领袖”，③并高度评价抗战以来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中国已“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毛强调在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他似乎忘记了他本人自洛川会议以来一贯宣传的“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而谈起国民党的“光明前途”来了。毛批评“至今仍有不少的人对于国民党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观察，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前途是怀疑的”。毛郑重号召全党必须“全体一致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④ ①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19。 ②收入《毛选》第2卷的部份内容易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且这一部份也作了大量删改，有关“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等有关内容已被尽行删去。 ③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595；560、595-596、606；629。 ④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595；560、595-596、606；629。 毛泽东为了充份显示中共和他本人对改善国共关系的诚意，向国民党提议，共产党员在保留中共党籍的条件下公开参加国民党。毛并表示，中共将主动向当局提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名单。毛向国民党保证，中共不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党支部，也不在国民党党员中吸收共产党员。① 毛泽东的最惊人之笔是他在六中全会开幕的当天——1938年9月29日——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表示对蒋介石“钦佩无既”，声称对“先生盛德”，“凡在国人，无不崇仰”。②毛的这封信由周恩来于10月4日在武汉当面交给了蒋介石，但从未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书信选集》和任何中共中央文件集，直到1990年3月出版《周恩来年谱（1898—1949）》时才提及此事，但仍没有全文公布该信的内容。③ 毛泽东自抗战前夕就强调中共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高度的独立自主，七七事变后，毛更是坚决维护自已的这一政治主张。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毛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虽有稍许软化，但其初衷始终未变。为什么到了六届六中全会，毛竟会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毛难道真正转变了思想？答案是否定的。毛泽东所有这类言论都是违心之言，这是他在当时复杂、微妙的形势下，为应付斯大林和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为麻痹蒋介石，而精心设计的谋略手段。 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是送给斯大林的一份礼物。毛清楚地知道斯大林高度重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关于任弼时报告的决议案对此问题又再一次予以重申。在莫斯科事实上已承认毛为中共领袖的形势下，完全有必要向斯大林作出服从的姿态。毛甚至还可以走得更远一些，以显示自己对国共合作的诚意，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正好堵住斯大林的嘴，看谁还再能批评毛泽东对国民党缺乏合作诚意！对毛泽东而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毫不困难，只要能牢牢控制中共最高领导权，对国民党说什么好话都无所谓。 毛泽东的《论新阶段》也是说给蒋介石听的，其目的是为了麻痹蒋介石。但是毛这次却碰上了真正的对手。和毛绝不信任国民党一样，蒋介石也丝毫不相信共产党。蒋介石一眼就看穿了毛泽东的意图。蒋介石在接到了周恩来转交的毛亲笔信的当天，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这封亲笔手书的措词，开口‘两党长期合作’，闭口‘中华民族统一团结’，完全不是共党素来口吻，反使我产生疑虑。”“于是我知道这是中共企图第二次大规模渗透本党的阴谋。我们依据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的惨痛经验，是不能再上当了。”④ ①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595；560、595-596、606；629。 ②毛泽东1938年9月29日致蒋介石亲笔函，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1985年）页694－695。 ③据《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一书披露，周恩来于1938年10月4日见蒋介石时，除了转交毛泽东信件外，还送交了王明给蒋介石的信件。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20。 ④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页71；另见《蒋总统秘录》，第12册，页74。 1938年12月6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对10月4日周转交的毛泽东亲笔信中的四点建议作出答复。 毛在信中提议：一、停止两党的斗争；二、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或令其一部份先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三、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分子一律加入三青团；四、以上参加者均保持其共产党党籍。 蒋介石提出：跨党不赞成。共产党既行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为一个组织。如果办不到，可否以一部份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 蒋介石的建议被周恩来拒绝。周表示中共除了跨党外，不可能加入国民党。 ① 毛泽东以虚虚实实、半真半假的态度试探蒋介石，蒋介石则以不硬不软的态度回应毛泽东。其实两人心中都有谱：国共两党不可能再回到1924—1927年党内合作的年代。 毛泽东本来就没有对此当真，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原本就是作给人看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蒋介石不愿上钩，毛泽东也就顺手将其搁置一边了。 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数十天内，毛泽东四面八方，席不暇暖，为应付内外形势费尽了心机。一方面，毛要虚应故事，敷衍莫斯科和国民党；另一方面，他更急于利用来之不易的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加速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毛深知来自莫斯科的“支持”很不牢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难道不都是莫斯科立在先，最后还不是都被莫斯科所废吗？眼下，共产国际虽然承认了毛的领袖地位，但是，说不定转眼间莫斯科就会改变主意。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赶快造势，形成毛是中共唯一领袖的既成事实，并使之不可动摇，即使莫斯科日后反悔，也将对毛无可奈何！ 毛泽东必须首先亮出自己的观点，以集合同志，把王明孤立起来。然而，在1938年，毛泽东要做到这一点却非易事。不久前毛泽东刚做的报告《论新阶段》还在与会者的耳畔回响，由于毛泽东自己的语言已被淹没在王明理论的汪洋大海中，大多数与会者尚不能分辨毛与王明的差别。加之，王明、博古等都在延安，如果当着他们的面亮出自己的观点，又与《论新阶段》自相矛盾，一时似乎又拉不下脸面。 毛泽东终于想出一条妙计。9月30日，毛以转交致蒋介石亲笔信为由，先将周恩来支去武汉。10月初，周恩来、凯丰自武汉来电，提议王明等速来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②毛顺水推舟，又让王明、博古于10月下旬去重庆（国民党中枢机构此时已从武汉迁至重庆）。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不在延安使毛泽东大畅所欲，这样，毛已不再需要遮遮掩掩，他要直抒胸臆，将自己的真实观点在党中央全会上和盘托出。 ①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27、420。 ②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27、420。 1938年11月5日至6日，在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缺席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闭幕式上发表了不指名抨击王明、周恩来的重要演说。六中全会会议期间，因季米特洛夫“口信”，毛泽东的威望迅速上升，许多领导人，包括王明，都发表了支持毛为中共领袖、赞颂毛的言论。毛泽东利用会议期间这种有利于自己的气氛，将批评矛头骤然转向王明等人。他似乎已完全忘掉自己曾在同一场合，刚刚在《论新阶段》报告中谈过加强统一战线的意见，现在他却直言不讳地宣称，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①毛泽东在不到一个月前，在同样的党的高级干部面前，亲口说过拥护蒋委员长一类话，现在却改口抨击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毛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六中全会闭幕式上完全成功，与会的党的高级干部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至此，毛终于看清自己在中共党内的主宰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势”既形成，其“威”立时显现，即使党内仍有不同意见，在毛的权势下也只得噤口。 毛泽东在11月5日至6日的闭幕式上还拉上刘少奇。毛称赞刘少奇道：还是少奇讲得对，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是“一切经过阎锡山”、“一切经过国民党”。毛指责道：这是忘记了党的独立自主方针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提出对国民党应采取“先斩后奏”、“先奏后斩”、“不斩不奏”、“只斩不奏”的灵活策略，最终目标是争取壮大中共武装，为未来的胜利奠定基础——毛泽东终于讲出了被压抑很久的心里话！ 毛泽东利用王明等缺席，将自己的真实观点公开表达出来，这是毛泽东取得的对王明的重大胜利。但是，王明的观点毕竟没有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正式批判，《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仍然包含了王明大量的观点。 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由王明起草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该决议案批准了“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口号。同时宣布，国共合作最好的组织形式就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中共愿向国民党当局交出中共党员名单。决议案再次重申：“不在国民党中及国民党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决议案没有充份反映毛泽东在闭幕式讲话中有关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内容，而是根据《论新阶段》报告的精神，并且吸取了10月20日王明在六中全会上报告的精神，提出各级党组织应防止统一战线中的“左”、“右”两种倾向，保证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强调不要给党内同志乱加“左”、“右”的帽子。②决议案还正式宣布，完全同意政治局自五中全会至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③ ①《毛泽东年谱》，中卷，页94。 ②《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年11月6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755、753-754、758。 ③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称“遵义会议纠正了在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但又指出“当时的这种错误并非党的总路线的错误”。 毛泽东对于这个结论虽然很不情愿，但在当时也只能违心接受。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显示，毛仍然受到党内不同意见的牵制，毛泽东还需找到能够在政治上制敌于死命的武器。 毛终于找到了这个武器，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6.12.2005 23:48
 四毛泽东的“新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毛泽东经长期酝酿，为彻底打倒王明和党内的留苏势力，铲除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对斯大林的崇拜，最终确立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导师”地位，而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口号。毛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为自己所有“异端”观点寻找到解释的依据。它集中体现了毛本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构成了渐趋成型的毛主义的理论核心。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讲台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概念。毛指出： 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持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① 毛泽东的上述言论，逻辑严密，言简意赅，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完全契合中共干部党员的心态，极具正当性和鼓动性。对于参加六中全会的许多中共领导干部来说，他们似乎并不完全了解毛的这番讲话实际上已标志中共战略思想正发生重大改变，也没有觉察到毛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讲话掩藏着不久后将向党内留苏派势力开刀的预兆。时下，他们都乐意听到毛这种令人耳目一新、充满民族自尊感的话语。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新概念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他积蓄已久的看法的总结与升华。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即在于他吸取、应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历史的重大遗产——农民造反、“马上打天下”的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基本目标的现代农民大革命。作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论及经验，虽在毛将中国传统遗产转化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俄式理论及其经验与毛的观念和行动又常有不合之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民族主义的活力，它不仅为毛所有的观点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也给毛创造了自由活动的广阔的空间，它更有助于改变“中共乃外来观念之产物”这一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观念，而大益于中共在中国社会的生根。 毛泽东从不讳言自己负有解救中国人民、再造中国的历史使命，他也从未怀疑过自己具有别人无法企及的智能和能力。这种强烈的“舍我其谁”的自信力与坚强的个人意志力一旦结合，确实使毛泽东产生了一种“能强迫历史朝他的理想迈进”的力量。② ①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658-659。 ②参见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探索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页177。 1935年后，毛逐渐控制了中共的实权，进而迫切需要创造一个在理论上能为自己自圆其说的解释系统。同时，熟知中国传统的毛泽东也深知，欲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仅手握兵符还不够，还需要成为能为广大追随者提供精神资源的“导师”。换言之，有“君”之实，而未有“师”之名，是令毛泽东深感缺憾的。于是，怎样创建“师”之理论体系，如何使之达到“君师合一”，就成为长期困扰毛思绪的一大难题。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表明毛泽东的解释系统已初建成功，而且标志着毛为确定自己的“导师”（教主）地位而进行的努力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主要出自他长期的思考，但是若干资料显示，毛之所以能提出这个命题，也和他受到梁漱溟的启发有关。 梁漱溟与毛泽东相识于五四时期的北京，两人均未出国留洋，也未受过国内正规大学的训练，都是自修型知识分子出身。1938年1月，这两位在政治思想和个人性格方面迥然不同的老友，在延安的窑洞却有过六次十分深入的交谈。① 梁漱溟是一个新旧杂揉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一生汲汲于融汇民主、科学与中国固有文明，以济世的情怀长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毛泽东则并非是一单纯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此时的毛已接受了大量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又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毛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情有独钟，但是他的这种态度却完全服从于现实功利的需要。 梁氏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表明，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存在怀疑。他认为，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从外来引发的，而非内部自发。由于中共不了解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近代社会均非同物，而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才造成中共过去十年劳而无功，仅靠中共军队维持党的生命。梁氏认为，抗战后，因中共放弃对内斗争，倡导团结抗日，适合人心要求，中共才“声光出于各党之上”。梁氏希望今后中共要“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不要再靠军事维持一条党命”。② 毛泽东对梁氏所言“笑言相谢”，称赞道：“很可感”。梁氏所论虽从根本上否认了中共存在的必要性，但梁氏看法的某些方面却与毛不谋而合。毛在内心中早就对中共党内的全盘俄化持有异议，且认为正是靠着军队才挽救了共产党。至于梁氏关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看法，毛也未贸然否认，而是予以“相当承认”，只是不同意梁氏太重中国特殊性而忽略中国之与世界各国所共有之一般性，即各社会均存在的阶级、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③毛并表示赞成梁氏《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不搞上层表面文章的“宪政运动”，而从改造社会的基层入手，从农村入手的主张。④ ①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1941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145；138、147-148；154。 ②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1941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145；138、147-148；154。 ③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1941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145；138、147-148；154。 ④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317-319。 毛泽东出于意识形态的限制，不可能对梁漱溟的观点全然赞成。但是两人说话投机，在思想和观念上有许多共鸣，却是不争的事实。毛和梁都具有强烈的中国历史文化意识，在精神和气质上都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但是，毛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型人物。1938年1月，梁漱溟在延安见到的毛泽东，待人接物谦恭有礼，至于毛所具有的金刚怒目的另一面，梁漱溟则要在十五年后才能真正领教，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1938年，真正能够一眼看穿毛之动机的人，在中共党内唯有王明。1938年10月20日，王明应部份与会代表的要求，在前一阶段作过《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后，再一次在六中全会上做《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王明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毛的意见，但是他又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实行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忧心忡忡。王明提出，在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应注意五个方面的问题：一、首先应学习马列主义；二、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三、不能以孔子的折衷论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辨证法；四、不能以中国旧文化旧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五、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应用。①王明的上述看法显然出自其亲莫斯科的立场，表达了中共党内留苏势力对毛泽东有可能利用这个口号背离正统马列的警戒和担心。 ①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10月20日），载《王明言论选辑》，页637-638。 然而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确可发现，这个口号对中共的作用是双重的。毛泽东提出这个概念，一方面固然大大有益于中共的发展壮大，但是在另一方面，伴随这个口号，中国传统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也被注入到中共体内，给党自身带来了长期的困扰。中共成立之初原本就缺少理论的准备，党内一直存在着轻视理论的根深蒂固的传统。1927年后，中共长期战斗在落后的农村边远地区，其阶级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党员的比重在党内占了压倒优势，早已养成农村军事性格。“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出，为中国传统因素大规模浸润中共正式打开了大门，使原来就深受农民造反传统影响的中共，更加显现出农民化的色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这种双重作用，在中共以后的历史和1949年后中国的历史中都得到充份的证实。 但是在1938年秋冬的延安，毛泽东抓住“中国化”这面旗帜，已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动的地位。莫斯科的“承认”大大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毛泽东“奉天承运”，一手牢牢掌握中共军队，一手挥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大旗，名正言顺，师出有名。相形之下，王明等已陷入无以自拔的窘境。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8.12.2005 20:04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著 -------------------------------------------------------------------------------- 　 第五章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一毛泽东从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学到了什么？ 从1935—1938年，经过四年的艰辛努力，其间虽有曲折和暂时的失意，毛泽东毕竟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凯歌行进，到了1938年底，毛已将中共军权、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鲠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还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权则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换言之，即使拥有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 解释之重要，不纯取决词语本身的内容及其意义，更在于词语与现实的联系，以及词语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在留苏派的经营下，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已形成一种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气氛，成为笼罩在党之上、阻遏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王明、张闻天等不仅凭籍这种氛围扶摇直上，且沾沾自喜，俨然以圣杯看守人和护法大师自居，将一切独创思想均视为旁门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毛对此除了愤慨外毫无办法。彼等出自莫斯科正宗嫡传，在他们眼中，毛泽东的那一套岂只是离经叛道的“狭隘经验主义”，简直就是难登马列之堂奥的“野路子”。 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毛泽东决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且一呜必求一言九鼎之效，使其政治对手就此噤口。 还在191O年，当毛还是湘乡东山学堂学生时，他就借一首“咏蛙”诗而明其心志： 独坐池塘如虎距，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① 而在毛泽东已初建其大业之后，他就更不能容忍中共党内还存有的那种精神指导系统。 紧怀“传教”之志兼有办事之才的毛，对自己及对手之特长均有极其清晰的了悟，他深知目前自己之优势非在于此——马列经典读得毕竟比那些洋学生少。但毛又极具自信，他之基于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传统深刻洞悉和体认，而对马列几个重要概念的融汇，在其实际功用价值上远胜于那些食洋不化的迂腐书生的纸上谈兵。在毛看来，留苏派“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其胸中茫然无有”，仅是凭籍莫斯科的栽培，先控制党的意识形态，继而夺取了党权和军权。毛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凭其个人的意志和智能先掌握军权和党权，最后攻占意识形态阵地。 1938年10月，当毛泽东已先读了一批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课本——米丁、爱森堡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之后，②毛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台上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学什么？一言以蔽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产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态度和工作方法。 可是当时既无“毛泽东思想”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远距离观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贡献，况且，毛也难于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毛真正陷入到欲语又止的境地。 然而这一切对于经历过无数风浪的毛泽东又实在算不了什么。1938年末，来自莫斯科任弼时的一份报告给了毛重要启示，帮助毛摆脱了这种困窘。任弼时向延安通报，莫斯科刚刚出版了斯大林编著的《联共党史》，建议中共中央立即翻译。③几个月后，当毛读了这本《联共党史》后，如获至宝，迅速向延安的各级干部发出号召：学习《联共党史》，做斯大林的学生！ ①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页325。 ②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该书收录经毛泽东批注的哲学读本共十一种，其中抗战初期阅读的达九种。 ③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页48；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36。 毛泽东对《联共党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据当时担任毛军事秘书的郭化若回忆，毛在一个干部会上说：“《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①从1939年至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不下十数次号召全党学习《联共党史》。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演讲，提议应“以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研究马列主义，“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毛称赞道：《联共党史》是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②1942年，毛泽东更将该书称之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把其列入《整风文献》，以后又将其列入《干部必读》一类的学习丛书。1949—1956年，《联共党史》甚至成为中国所有高等院校学生必修的政治课目，直到六十年代初，其至尊至荣的地位才被《毛泽东选集》所取代。 毛泽东如此推崇斯大林的《联共党史》，究竟是出于策略手段，抑或是发乎真心？毛泽东对斯大林有着很深的不满，眼下正在加紧赶制反对王明的炮弹，为何却对王明的精神导师斯大林的大作这般推崇备至？ 乍看似乎令人费解：毛泽东和王明这两个政治上的对手，在歌颂斯大林的《联共党史》方面竟完全一致。1939年5月20日，王明当着毛泽东的面，在延安召开的中央干部教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作的主报告就是“学习联共党史的重要意义”。③ 王明偏爱《联共党史》尚在情理之中，那么毛泽东呢？毛泽东高度评价《联共党史》一定有他意欲迎合斯大林的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联共党史》为毛提供了大量他所急需的开展党内斗争有用的经验与策略，完全可以用来为毛的政治目标服务，为毛夺取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输送弹药。 《联共党史》全称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为在政治上彻底消灭异己、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而下令编纂的。这部书经斯大林亲自修改、审核，于大镇压达到顶点的1938年正式出版。由于斯大林直接参与、精心组织了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斯大林同意将这部书归于他的名下。④ ①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载《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页157。 ②毛泽东1941年5月19日的演讲在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时，已作了修改和补充。1953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又再次作少量修改。1953年版本将毛发表演讲的时间模糊为1941年5月，把《联共党史》改为《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并删去毛原文中“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一段话。参见《整风文献》（订正本）（上海：新华书店，1950年），页56。 ③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5月26日。 ④前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德里·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里戈诺夫在其所著《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中，利用苏共中央档案，详细披露了斯大林主持撰写《联共党史》的背景及其经过。参见《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2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页576。 对于这本堪称斯大林主义标本的《联共党史》，毛泽东立时发现了它的巨大价值。毛泽东高度欣赏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态度。和斯大林善于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在《联共党史》中有选择地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一样，毛只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方面，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堪称一流大师。斯大林擅长于将马克思主义化为几个概念，毛泽东则精于对马克思主义作简化处理，尤其善于把中国民间俗语、俚语引入到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发明“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毛泽东则有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造反有理”！从《联共党史》简明化、程序化的叙述中，毛泽东获益非浅。不久，他就依据《联共党史》的结束语部份，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起《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了。 《联共党史》为了维护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形象，任意剪裁历史，这也适应了毛泽东急欲重写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共党史的政治需要。《联共党史》把苏联共产党历史描绘成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生死搏斗的历史，尤其突出斯大林的个人作用。全书提到斯大林、列宁的名字共有六百五十余次，介绍斯大林、列宁著作以及引用他们语录的篇幅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共有一百页左右。这一切都吸引着自认为是党的正确路线化身的毛泽东的强烈兴趣，给了他丰富的启示。在毛的亲自主持下，1943至1945年，任弼时、胡乔木等以《联共党史》为蓝本，以中共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编写出《联共党史》的中国版：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第一个历史总结文件——《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共正确路线的代表（在1945年8月修改稿中，将刘少奇也增添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其它党的领导人非“左”即右，至于广大党员则成了党的领袖的陪衬物。 《联共党史》以斯大林的个人意志作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竭力丑化、贬低党的其它领导人，这又和毛泽东自大、专断的性格相吻合。《联共党史》把所有与斯大林意见相左的党的元老，一概斥之为“机会主义”、“人民公敌”、“叛徒”、“卖国贼”、“特务”、“暗害者”，为斯大林大规模屠杀老布尔什维克、实行社会恐怖制造了理论依据。抗战阶段的毛泽东尚处于“打天下”的创业时期，革命成功还要依赖于全党齐心协力，因而只能有选择地学习斯大林的党内镇压经验。但是，毛泽东还是从《联共党史》中学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不久他就用“机会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指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毛的高压下，绝大多数党的领导人出于对党内团结的考虑，都自觉或违心地接受了这些指控，从此，他们的“小辫子”被毛牢牢拽在手心，毛可以随时根据需要任意处置他们，自己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从《联共党史》中寻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以领袖为中心的革命战略与策略，以这个中心为基轴，加强党的思想和建设的具体途径，展开党内斗争的方针与方法等。从这本书中，毛彻底了解了做一个斯大林式的领袖所必须具备的特殊素质，这就是：以铁腕统治全党，用意识形态为这种统治服务。对于这类问题，毛本来就不生疏，现在又有《联共党史》作依据，毛更加充满自信。 如果说《联共党史》从政治功利性的角度丰富了毛泽东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思想，那么，斯大林的哲学狙击手米丁、尤金则为毛主义的哲学化助了一臂之力。 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是较少受马列教义束缚，思维最自由、最活跃的一位。毛青年时代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尤其重视陆王心学。正由于毛与中国传统哲学始终保持一条沟通的渠道，他的有异于莫斯科正统的新思想、新概念才不时涌现。但是在三十年代前期，毛的一系列富有创见的观点和主张却遭到党内留苏派的贬损。心高气傲的毛泽东决不甘心仅仅做一个“实践家”，他也要进入理论家的殿堂。既为共产党员，就不能另辟新径，于是毛不得不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使自己的观点系统化和理论化。 1937—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如饥似渴地钻研由博古、沈志远等从俄文翻译的唯物辩证法一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①然而，毛所读的几乎都是当时苏联官方哲学家米丁、尤金、西洛可夫等为斯大林著作作注解的教义问答式的“解释学”，这样就不可避免造成互为矛盾的结果：一方面，由于毛泽东主动的迎合，他的活泼的思维被无形地压入进米丁、尤金等教条的框框，斯大林的直线性和独断性的思维方式对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分为二”、“无限可分”等毛氏箴言简直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应对世界万物的准则；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研读米丁、尤金、西洛可夫乃是迫于外在压力，并非完全出于个人喜好，加之毛的自由意志毕竟难以被斯大林式的“神学大全”所完全限制，因此，毛的思想经常“越轨”，不时跳出斯大林的紧箍咒而呈汪洋恣肆状。正是在这个时期，毛写出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论著《实践论》和《矛盾论》。 ①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载《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页576。 总之，在抱定“为我所用”的宗旨下，毛或者能够从“本本”的片言只语中获取灵感，将其引申开来，借洋调翻出中国曲；或者公然藐视“本本”而自谱新调。于是，创新开掘与僵硬保守并存，两者互为补充，互相融合，就成了毛思想的显著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毛思想开始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外观形式，而米丁、尤金、西洛可夫则在毛主义哲学化的早期工程中起到了脚手架的作用。 毛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颇为复杂，将两者完全等同，或将两者完全割裂，皆有悖事实。然而，就1939—1941年毛在延安推行的学习运动而言，毛之思想与斯大林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乃是证据确凿。在斯大林的堂奥中，毛不仅发现了打击王明等的武器，而且也为自己理论的系统化找到了凝固剂。在毛精心的操作下，他竟可以一边用斯大林打击王明，另一边又用斯大林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一旦斯大林也能为毛所用，那么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毛也就食之如甘饴了。 确实，毛的移花接木术已达到炉火纯青、造化无穷的境地。由此看来，毛之做为斯大林的学生，果真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8.12.2005 20:05
　 二 “挖墙角、掺沙子”：陈伯达、胡乔木等的擢升 经过政治上、理论上的艰苦努力，1940年，毛泽东通过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易名为《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共党内已嬴得首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现在，毛要实施他酝酿已久的计划，这就是逐步削弱王明等对中共理论宣传部门的控制。 如果对王明等在中共党内发迹的历史稍作回顾，不难发现，这一批人主要是依靠意识形态起家的。他们首先因为熟读马列和斯大林本本而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从留苏学生中脱颖而出，继而依靠莫斯科支持被扶植为中共领袖，复以意识形态开道得以巩固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是故，意识形态成为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唯一真正具有优势的领域，也是他们看家护院仅有的一块阵地，中共理论、宣传部门长期由王明等留苏派把持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张闻天等虽然在政治上开始走下坡路，但是，王明等的失势并非是一天就完成的。直至四十年代初，中共意识形态主要部门仍由留苏派或与留苏派关系密切的人所掌握：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副部长凯丰 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张闻天 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博古 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主任王明 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邓发 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 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王明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主编张闻天① ①参见王建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页331-334。 对于王明、张闻天等控制中共意识形态部门的现象，毛泽东一直予以相当的容忍。毛作为“策略大师”，十分明白区分在掌握实际权力与精神指导权力之间的轻重缓急关系。1935—1938年，毛既是顺其自然，又是自觉促成，对张闻天领导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表示任何异议。毛的当务之急是将留苏派从权力核心地带引开，先巩固军权，进而夺取党权。毛深知，一旦有了军权和党权，再获取意识形态解释权乃水到渠成。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终于使毛如愿以偿地成为党的领袖，张闻天正式被剥去了党的总负责人的头衔，转而负责党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不久，王明也被毛泽东召回延安。为了将王明置放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又不让他掌握实权，毛让王明担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闲职并兼任了几个中央文宣方面的职务。从表面现象上看，六中全会后，留苏派在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反而得到增强。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毛泽东胸有成竹。毛的策略是：继续拉住张闻天，竭力分化张闻天与王明的关系，同时对张闻天领导的部门“挖墙角，掺沙子”，提拔一些在党内根底较浅的青年理论新手，为日后取代张闻天等留苏派储存干部队伍。 张闻天自六中全会后在党的核心层内的影响已明显下降，他将全部精力转入到意识形态领域。此时正值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学习运动”，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延安编译出版了《马恩丛书》十册和《列宁选集》二十卷。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研读原典，一时间，学习马列理论在延安蔚为风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习运动”之开展，竟使得六中全会之后颇感失落、压抑且被毛圈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和中央统战部几间窑洞里度日子的王明有枯木逢春之感。王明似乎感到施展自己马列才华的机会再次来临，竟然四处作报告，居然受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王明之风头仍健其实并无任何意外。六中全会之后，王明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包含了王明大量的政治观点，毛为了向斯大林显示其忠诚以及为了扩大中共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通权达变，比王明更积极地主张加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也是由王明代表政治局起草的。六中全会后，王明只是感到在政治上的失势，而无意识形态受挫之感。 毛泽东对王明等的大出风头一时也无可奈何。站在共产党的角度，“学习运动”不学马列又学什么呢？于是毛泽东眼看着马列著作在延安一本本翻译出版，对张闻天的不满更加强烈。站在毛泽东的立场，张闻天旧错未改，又添新错，十足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分子。“学习运动”开展以后，张闻天不仅没有运用他所擅长的理论知识鼓吹毛的新贡献，也没有将其对王明的不满上升到理论批判的高度，更有甚者，还一手掀起延安学习马列原著的热潮，言不及义，纸上谈兵，竟给王明等提供了表演的舞台，究其实质，纯粹是对“学习运动”别有用心的误导，目的是让张闻天、王明等这批“学阀”、“党阀”继续霸占党的文宣阵地。 其实，1938年后，毛泽东在中共意识形态所占空间已大幅增进，掌管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的张闻天主动给毛让出了最重要的权力：据当时张闻天的副手吴黎平（即吴亮平）回忆，六中全会后，中央内部已有规定，凡在延安《解放周刊》、《共产党人》等刊物发表重要文章，一概须经毛事先审阅批准，①而毛的讲话、文稿无不刊登在党刊之首要位置。然而毛泽东所要求意识形态部门的决不仅是这些，他的终极目标是改变中共气质。他要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全部占领——包括控制和超越于控制之上的完全占有。将毛文章放在头版头条，或使毛拥有审稿权，并不能立时改变中共党内早已固定化的那种以俄为师的精神气氛，毛所要打破的正是在他个人与由张闻天等营造的气氛之间所存在的那种隔离状态，这种隔离状态与毛毫无亲和性，却能制造无数“又臭又长”、充满腐气的“党八股”，且使留苏派从容操纵全党的精神信仰系统。在这堵巨大的精神壁垒面前，毛氏新概念和新文体根本无从普及和推广，更遑论取其地位而代之！ ①参见吴黎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的前前后后》，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291。从《毛泽东书信选集》亦可看出中共中央已形成这种制度：1939年初，张闻天为发表陈伯达的《论孔子的哲学思想》致信毛，请毛审阅陈文。2月20日和22日，毛在审阅了陈伯达文后两次写信给张闻天，谈对陈伯达文章的修改意见。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杜，1984年），页144-151。 毛泽东对于张闻天的个性和为人都了解甚深。尽管在毛内心中一直将张闻天与王明等量齐观，视为是莫斯科教条主义集团的一路货色，但是，张闻天毕竟与王明分手较早，多年来对自己言听计从，骤然对张闻天下手必定会引起党内高层的震动，反而对自己不利。因此，毛只能继续留用张闻天，再徐图良策。 1939年3月22日，经过毛泽东的倡议，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党报委员会中的出版科（解放社）从党报委员会中划出来，另设立中央出版发行部，主管延安及各根据地党的出版物的政治审查和管理事务，由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兼任部长一职。李富春是毛泽东多年的密友，任命李富春兼任此职是削弱分散张闻天权限的一个重要举动。 然而，李富春长期从事党务工作，并不擅长马列理论，他所领导的出版发行部，其主要功能是“堵截”有害思想。虽然李富春在政治上完全效忠于毛，但由于他不熟悉理论，在宣传毛的贡献方面一时乏善可陈。 毛泽东似乎早已预料到会出现这种“脱节”的局面，他并没有显出任何紧张和焦虑。因为此时在他的周围已经汇集了陈伯达、艾思奇、胡乔木、何思敬、何干之等一批青年理论家，只是这些人历练尚浅，还不能将彼等马上擢升到文宣部门的领导岗位。 被毛泽东慧眼发现，日后成为他的理论班子中坚的“秀才”由两类人组成：第一类是有留苏背景，但又与王明、博古等无历史渊源的陈伯达等；第二类是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活跃分子艾思奇、胡乔木、何干之等。这两类人的共同特点是都未参加过苏区的军事斗争，在党内地位不高。 在毛泽东身边的这批“青年学士”中，较受毛欣赏和重视的是陈伯达和胡乔木。陈、胡二人因对毛助力最大而备受毛的信赖，分别于1939年和1941年被毛调入身边，担任中央政洽局秘书和毛泽东个人的政治秘书，从而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陈伯达对毛泽东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从理论方面丰富了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为毛泽东新理论的完善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毛泽东所吸引的正是陈伯达著述中所显示出的民族化共产主义的色彩。在三十年代北平、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李达、陈翰笙、王亚南、胡风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述活动，吸引了广大青年。但是陈伯达与李达等有所不同，陈伯达不是一般性做些马列著作的译介工作，他的著述有着明显的独创性。陈伯达师承著名的文史专家吴承仕教授，他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使他在左翼理论家中独树一帜。陈伯达在1933年秋撰写的《论谭嗣同》小册子里竭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原理去解释谭嗣同思想，提出在谭嗣同思想中“有初级唯物主义和不完美辩证法的痕迹”。①陈伯达甚至还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成为中国伟大思想继承者的看法，②实际已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这在三十年代初中期，无疑是空谷足音。 陈伯达著述中所体现的民族化共产主义的倾向，在由他参与发起的“新启蒙”运动中得到进一步体现。③ ①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5;26-27 ②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5;26-27 ③1936年9月10日，陈伯达在上海左翼刊物《读书生活》四卷九期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10月1日，又在《新世纪》一卷二期发表《论新启蒙运动》。陈伯达的这两篇文章正式掀起了新启蒙运动的讨论。 “新启蒙”运动是1936年9月至1937年夏，由陈伯达、艾思奇、周扬、何干之、胡乔木等左翼人士，为反对国民党倡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在北平、上海等地开展的一场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陈伯达虽然高度评价了“新哲学”（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的意义，但他同时又尖锐批评了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严重不足。陈伯达认为，左翼人士应进行自我批判，因为他们“不能用辩证法来解释中国的现实生活”，没能对中国传统思想作出深入、系统的分析和批判，①以至国民党仍然可以将中国传统思想作为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甚至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中国传统思想愚弄中国人民。陈伯达强调，中国现代文化一方面应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优秀美好的成份，另一方面应吸收世界伟大的文化传统和成就，在马列主义的框架下，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与先进的外国文化结合起来。② 陈伯达所具有的中国古典哲学的学养和对民族化共产主义问题别具一格的看法，终于被毛泽东所发现。在民族化共产主义方面，毛泽东和陈伯达有着太多的共鸣。毛一经识得陈伯达，颇有相见恨晚之感。一时，毛、陈书信频频往来，纵论孔孟、墨子思想。③此时的毛泽东正急欲把自己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理论化、系统化，只是苦于没有助手，陈伯达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一急需。1939年春，在到达延安一年半后，陈伯达被毛泽东从马列学院教书的岗位上解放出来，一步跃升为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从此正式成为毛的首席理论助手。当陈伯达跨入权力中枢后，他的个人品质迅速被他周围的权力至上的气氛所毒化。陈伯达在这种“中国化”的环境中，也从一位朴素的教书先生，很快堕落成为一个利欲熏心的权力崇拜狂。④ 与陈伯达以理论学养获知于毛泽东不同，胡乔木主要是凭其走笔成章的能力及简练的文字功夫被毛录用为政治秘书的。胡乔木是三十年代中共领导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因长期身居幕后，其文名远逊于当时的周扬、艾思奇、陈伯达。当胡乔木于1937年秋初抵达延安后，中央组织部对他并没有特别重视，而是将其分配到远离延安、位于陕西泾阳县的安吴堡青年干部训练班作冯文彬的助手，担任青训班副主任和西北青年抗日联合会（共青团解散后中共领导青年运动的组织，代行共青团职能）宣传部长。⑤在安吴堡的两年是胡乔木政治上失意的两年，胡乔木几乎没有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青训班的主要干部大多为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与胡乔木的气质、兴趣相去甚远。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青委，以取代原来的中央青年部，由陈云任书记，冯文彬任副书记，胡乔木也被吸收进中央青委，⑥从而和陈云结上了工作关系。 1939年7月，胡乔木在安吴堡闲置了两年后，终于回到了延安。此时陈伯达已担任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而胡乔木仍默默无闻。但是有了陈云的扶持，胡乔木渐渐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 ①参见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p.30-31;另参见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载《何干之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401－402。 ②参见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p.30-31;另参见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载《何干之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401－402。 ③参见《毛泽东致陈伯达》（1939年2月1日），载《毛泽东书信选集》。页140-142。 ④陈伯达在1940年延安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中，对与己观点不同的王实味无限上纲，暗指王实味是异己分子。陈伯达在与朋友相谈时提到“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参见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页69－119；另参见于光远：《初识陈伯达》，载《读书》，1998年第6期。 ⑤由西北青年救国会出面创办，实则由中共中央青年部（中央青委）领导的青年干部训练班，原设陕西泾阳县云阳镇，1938年1月迁到云阳北的安吴堡，史称“安吴堡青训班”。有关胡乔木在安吴堡青训班的活动，参阅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页2、28、240、247。 ⑥中共中央青委由陈云、冯文彬、李昌、刘光、乔木、高朗山、黄华、宋一平组成。参见《冯文彬给黄华、宋一平的信》（1938年5月16日），载《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页23－24。 1939年4月16日，《中国青年》杂志在延安复刊，胡乔木参加了该刊的编辑领导工作，逐渐引起毛的注意。1940年5月，在安吴堡青训班基础上，正式建立了由陈云任校长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胡乔木成为该校的实际负责人，从此与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 1941年，胡乔木正式被调入杨家岭，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兼任中央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主要为毛的演讲稿做文字修辞方面的加工整理。他很快成为毛须臾不可离开的助手。刚入中枢的胡乔木言谈举止极为谨慎，较少抛头露面，直到1942年整风高潮中，毛把胡乔木派往中央宣传部代行原由凯丰代理的部长一职，①使胡乔木一夜之间成为延安的知名人物。 与陈伯达、胡乔木相比，同胡乔木一道于1937年秋奔赴延安的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等人在政治上的前途就大为逊色了。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在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界享有盛名，他们刚抵延安的头几年也蒙毛泽东的热情款待，被安排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享受每月津贴二十元和配备一名警卫员的待遇，②毛泽东并不时移樽与他们就一些哲学、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在一段时期内，毛对艾思奇特别重视，除经常书信往来外，还不时邀艾思奇在毛的窑洞挑灯夜谈。但是时间一长，毛对艾思奇等的兴趣就大减了。毛虽然欣赏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解释，但是艾思奇的通俗化没有丰厚的底蕴，其概念工具仍是俄式教条主义，“通俗化”几乎成了“教科书化”的代名词。何干之虽然著述颇丰，毛也一度很看重他，曾经想请何干之做自己的理论秘书，但何干之一则书生气较重，向毛表示自己有意著述，婉拒了毛的好意，③二则何干之为文过快，有粗疏之弊，毛也就顺其意愿，不再强邀何干之入幕。王学文资格最老，革命历史和理论学养都较深厚，但为文为人都过于学究气，“教条主义”色彩较为浓厚，也不适合放在身边工作。④ ①参见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载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页121。 ②参见成仿吾：《何干之文集序》，载《何干之文集》，页3。 ③胡华、刘炼（何干之遗孀）：《何干之》，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1卷，页266。 ④据刘雪苇回忆，王学文在马列学院用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做课本，“讲得很拘谨，论点、要义的地方差不多就是照原书念”。虽然刘雪苇听王学文课“津津有味”，但同学中却有人“打瞌睡”。参见刘雪苇：《在延安马列学院三班听课的回忆》，载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页124。 毛泽东虽然对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等有所失望，但在当时，毛对彼等并不求全责备，相反，毛积极吸取他们著述中一切有用之内容。例如，何干之1936年11月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后易名为《转变期的中国》）小册子中，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的民主革命”等观点，虽来源于共产国际，但其表述简洁明了，对毛以后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对于这些不属留苏派、来自于上海亭子间的理论家，毛泽东用其长，弃其短，1938年后，他们陆续都被委以延安各文宣部门的领导职务。艾思奇甫抵延安即被任命为边区文化界协会主席，马列学院成立后，艾思奇又担任了该院的哲学研究室主任，1939年又担任了中宣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0年他又被任命为新创刊的《中国文化》主编。何干之被任命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王学文则在1938年秋担任了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主任。 1939—1941年，毛泽东采用“挖墙角、掺沙子”的策略，步步为营，将自己的影响力逐步渗入到由留苏派控制的中共理论宣传教育部门。毛将陈伯达、胡乔木网罗在身边，犹如猛虎添翼。现在毛泽东要将“学习运动”引向纵深地带——为开展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直接向王明等发起挑战制造炮弹。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8.12.2005 20:07
 三 “甩石头”：毛泽东编“党书” 1940年末，毛泽东决定扭转学习运动的方向，他再不能容忍充斥于延安各机关“空对空”的纯学理讨论的空气。毛的策略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抢王”，暂时放过党的中下层干部，先将党的高级干部从单纯读书的氛围中解脱出来，把他们引入到对敏感的党的十年（1927—1937）历史的讨论中去，进而把野火烧向王明、张闻天。 毛泽东此举带有“玩火”的性质。1938年共产国际在对中共的指示中明确告诫中共领导层，应慎重对待党的过去历史问题的讨论，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争论，从而影响党的团结。三年前共产国际的指示虽言犹在耳，毛泽东却毫不在意。经过近几年的经营，毛的权力基础又有新的加强，他要先行一步，试探一下其它领导人的反应。 1940年12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隐藏在胸中多年的观点。12月4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首次对苏维埃后期极左的政策作出判断，认为这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会上马上产生争论，张闻天等不同意苏维埃后期错误是路线错误的判断。①面对张闻天等的反对，毛稍稍调整了自己的言论，12月25日，毛在以后以《论政策》之名发表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宣布，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提及其在十一个方面的表现。在这里，毛放了一只观测气球，他使用的是比较笼统、含混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概念，而没有明确指明其时间段是从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他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来代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正式判断。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在此时提出自己的观点，是基于他对其政治对手内部分裂状况之准确把握。毛十分清楚，在中共领导层内顽强坚持对原政治路线评价的人并不是王明，而是与毛长期合作共事、且在1940年仍与毛关系密切的张闻天。至于王明，则在1940年11月就提出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严重错误的看法。②尽管王明只是重复其1933—1934年在莫斯科即曾表明的观点，但王明此时旧话重提，却完全是为了与在国内的原同事博古、张闻天撇清关系。 ①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35-236。 ②王明：《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原载延安《共产党人》，1940年第12期，引自蔡尚思主编、姜义华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488。 对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互相攻讦、竞相推卸责任，毛看在眼里，却丝毫没有表示他个人对王明的欣赏和支持。毕竟，使毛感到威胁的是在国际共运中声名远扬的留苏派之精神领袖王明，而非王明昔日之朋友且早已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自己站在一边的张闻天。眼下形势早已变化，王明正不时向毛示好，且将毛从“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升格为“伟大的理论家”。①只有张闻天一人还在顽强抵拒毛为修正历史结论所作的努力，这种情况迫使毛不得不另图他策。 1940年冬至1941年6月，毛泽东用半年时间精心准备了一块砸向王明等留苏派的“石头”，这就是党的秘密文件集《六大以来》。 《六大以来》是一本深受斯大林《联共党史》影响、经毛泽东精心编排的中共历史文献汇编。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完成于1941年6月，全书编成于1941年12月。② ①王明：《学习毛泽东》，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5月7日。 ②《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有全集本和选集本两种，选集本由八十六篇材料组成，均分为上、下两册，十六开本，由延安新华印刷厂印刷。1941年12月，《六大以来》全集本仅印了五百套，发行到几个中共中央局、军委等少数单位，不对个人发放。选集本逐一编号、登记、分发给党的高级干部。1947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撤离延安，“全集本”只在中央办公厅保留几部，其余全部销毁。1952、198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对该书作若干调整、补充后，两次予以重印，由内部控制发行。参见裴淑英：《关于〈六大以来〉一书的若干情况》，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六大以来》共收入各种文献凡五百一十九篇，约二百八十万字，收入文件的时间跨度，从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到1941年11月。 这套文献集的最大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在胡乔木、王首道的帮助下，毛泽东以中共党内所谓的“两条路线”为经纬，以此观点来编排史料。该书将毛泽东树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将王明、博古等列为错误路线的代表。全书共收入毛的文章、讲演、报告共五十五篇，占全书十分之一的比重。毛对王明、博古、张闻天起草的大量文稿作了细致的取舍，择其一部份作为“反面教材”收入书中。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抗战初期支持王明的活动也丝毫未忘却，在《六大以来》中将周恩来顺带捎上。该书全文收录了1938年6月15日周恩来和王明、博古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一文，作为周恩来对“错误路线”附和、妥协的证据。相比之下，刘少奇的政治行情看涨，在《六大以来》里也得到了充份的反映。该书收录了刘少奇四篇文章，被毛编排入“正确路线”一方。周恩来单独发表的文章仅收录一篇。毛通过此举向全党高级干部明确表示，只有刘少奇才是毛“正确路线”的真正拥护者。 毛泽东为表明自己一贯正确，对于收入《六大以来》的自己的文章作了精心的选择，将一切有碍于自己“形象”的文字尽情作了删除。毛剔除了表明自己支持1931—1935年党的政治路线的文字，对自己在三十年代前、中期发表的一些文章还作了细心的剪裁。毛只选录了他在1934年1月全国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上的报告《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一小部份，易名为《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收入《六大以来》。毛对《论新阶段》更是大动手术，他只截取报告中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独立自主”的若干节，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将其收入《六大以来》。 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编辑《大大以来》的过程中，毛泽东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个别文件的日期上作了手脚。《六大以来》收入的由任弼时主持通过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该文件原来的形成时期是1931年11月1至5日，但是被收入《六大以来》时，却被改为1931年3月。①这个改动非同寻常，它掩盖了1931年4月至10月由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支持毛泽东、与毛联手共同反对项英的历史真相。毛之所以选中这份决议案，乃是该文件批评了毛所主张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正好从反面说明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深刻的路线分歧。把通过该决议案的时间改为1931年3月，是为了强调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往江西的代表团下车伊始就反对毛的正确主张，而毛长期遭受中央的错误压制。毛将这个决议案收入《六大以来》，也是给任弼时一个警戒，使其明白，他在历史上也和错误路线沾过边。 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其理由是为召开七大作资料准备。②毛泽东的这个大行动得到了任弼时的全力支持。任弼时自1938年3月赴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总部居留两年，直至1940年3月26日才返回延安。任弼时回国后，立即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核心中央书记处（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到当年的7、8月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助手。 任弼时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共产党人。从三十年代后期始，任弼时对毛泽东的智能和谋略愈益钦佩，认为在中共党内唯有毛泽东堪负领袖重责，并且相信只要有毛掌舵，中共就一定能走向成功。因此，任弼时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较早就作出了选择，在毛泽东比较困难的1938年初春，任弼时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从而获得毛的信任。 任弼时也有其难言之隐。尽管在1931年4至10月任弼时曾与毛泽东真诚合作，一同联手反对项英，但是在1931年10月后，却是由他具体贯彻六届四中全会后的政治路线，给毛扣上了“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任弼时对三十年代初期曾经给毛造成的伤害一直深感内疚，多年来主动与毛靠拢，试图争取毛的谅解。1938年3月，任弼时赴莫斯科后，为突出毛在共产国际的影响竭心尽力，成效显著。返回延安后，任弼时更是全力辅佐毛，处处从中共的长远利益着眼，对毛的活动都从好的方面去理解。 任弼时出于维护党的利益而支持毛泽东，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欣赏毛泽东的一切。任为人正派，有时颇看不惯毛的所作所为，③只是出于各种复杂因素的考虑，对毛的一些过份之举多佯装不知而已。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江西苏区的中央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绝不会把他主持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日期忘记，正是由于任弼时的妥协态度，毛才敢于公开修改那次会议的日期。 ①《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页129。1931年3月18日至21日，项英以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因等待中共中央指示的到来，没有形成会议决议就宣布暂停会议。4月17日，任弼时等到达宁都县与项英、毛泽东等会合，苏区中央局再举行一天的会议，作为前一月扩大会议的继续。此次会议形成五个文件：—、《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二、《土地问题决议》；三、《关于一、三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四、《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五、《共青团工作的决议》——没有《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于1931年11月1日至5日，此次会议的政治决议案由王稼祥起草。在编辑《六大以来》时，毛对这份决议案也作了剪裁，只将该文件的第一部份收入《六大以来》，而略去了第二、三部份，因为该决议案第二部份“中央苏区过去工作的检阅”明确提到“苏区党代表大会完全同意中央九月指示信”，如果将这些内容收入《六大以来》，就不能把该文件的日期写成1931年3月。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页451。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76。 ③王明：《中共五十年》，页54。 1940年底到1941年上半年，毛泽东反击王明的活动已临近决战的前夜。毛一方面加紧编辑《六大以来》，同时，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中，他不断地亮出自己批评前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为正式向王明等摊牌制造舆论。 1941年1月，毛以中央的名义下令组成由一百二十人参加的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组，其中有重要干部四十多人，开始讨论党的历史经验问题，将对王明等的包围圈进一步收紧。 一旦观测到留苏派没有动静，尤其是留苏派的后台斯大林竟也毫无动作，毛迅速将阵地从党的十年历史问题移到当前。这次毛不再将王明、张闻天分开，而是要让这些“理论大师”立时呈现原形。毛决定彻底摧毁王明等赖以在党内坐大的基础——他们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圣杯看守人的名号！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当着王明等人的面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1938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的方向，“废止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代之以学习当代最高综合的马列主义——斯大林的《联共党史》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词汇被毛创造出来——“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紧接着，1941年6月，毛泽东将《六大以来》的第一部份编辑完毕，该书立刻成为毛砸向王明等的一块石头。两年后，毛泽东在1943年10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回忆起《六大以来》的出版所造成的巨大效应，他说： 1941年6月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召开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错误。① “许多同志解除武装”，固然和《六大以来》一书对党的核心层造成巨大的精神冲击有关，但是，毛泽东为配合该书的出版而精心策划的一系列活动，也极大地削弱了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抵抗能力。政治局在毛的进攻前，除了束手向毛输诚外，别无其它出路。 从1941年春开始，毛泽东连续推出几个重大举措。3月26日，毛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一举端掉王明、张闻天等最后几个舆论阵地。该《决定》声明，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和“急于出刊”某些书籍和小册子，停止出版《中国妇女》、《中国青年》和《中国工人》三家刊物。②毛为了显得“一碗水端平”，将胡乔木负责的《中国青年》与另两个刊物一并停刊，使领导《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的王明、博古、邓发等人明知其中有诈，也无话可说。 ①逄先知（1950—1966年曾负责管理毛泽东的图书）：《关于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几个问题》，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3期。 ②《中央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1941年3月26日），载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页539。 1941年9月1日，毛泽东又将上述谋略如法炮制一遍，宣布撤销由王明担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将女大与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把王明担任的最后一个可以抛头露面的职务巧妙地剥夺掉。 毛泽东对手无缚鸡之力的王明尚且如此处心积虑，对于那些手握兵符、统兵一方的八路军将领就更不放心了。为了防止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在前方可能会滋生的“自主性”和“分散性”，打击任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企图，毛责成王稼祥、王若飞于1941年7月1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该文件不指名地警告彭德怀和各根据地领导人以及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必须一切听命于延安，不得“在政治上自由行动”、“在组织上搞独立王国”。毛并威胁彼等应吸取张国焘“身败名裂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十分了解这些长期献身革命事业、无比珍惜自己革命历史的高级干部的心理特点，以党和革命的名义将他们牢牢控制在手里。 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一场大规模的党内整肃风暴即将来临！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8.12.2005 20:15
这些天终于把上篇发完了,看了此书的朋友们不妨发表一下看法. 我在这里欢迎大家了! <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shades_smile.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shades_smile.gif' />

欢迎光临德国开元华人社区开元周游 (https://bbs.kaiyuan.cn/)

德国开元华人社区 开元周游

德国开元华人社区开元周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