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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打印本页]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15.11.2005 03:00
一、　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祸 　　一九八四年，有几位学者在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１）对这一点，当代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已予以肯定。问题是，它的来龙去脉如何？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大跃进期间中国饿死了多少人？ 　　毛泽东在世时，一直嫁祸于老天爷，将那场深重的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如今，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终于说出了真话：“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运动造成的。”（２）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也说：“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３）另一位中共党内有识之士、一九五九年时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４） 　　由于毛泽东在世时，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一直是碰不得的禁区，究竟多少中国人失去了生命，至今未有定论。直到现在，这个数字仍然是个禁区。官方出版物对此含含糊糊，语焉不详。如中国科学院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国情报告这样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５）即便是严肃的党史专著，也或者笼统地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６），或者含糊其词地说“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７），不愿予深入探讨。 　　迄今为止，认真研究这个数字的学者仍然不多。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的学者金辉想清理那笔糊涂帐。在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饿死的人数作了深入探讨后，他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四十万。”（８）但是刊登了此一研究成果的上海《社会》杂志却受到党的干预，金辉受到处分，该期杂志被勒令停止发售，杂志社遭“整顿”。大饥馑中的死亡人数再次成为学术讨论的禁区。 　　本文作者以中国政府近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一九六○年前后的中国人口作了仔细的计算，结论是：非正常死亡数在三千五百万左右。（９）除非中国政府更改一九六○年年代人口统计资料，这个数字将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纵观中国历史，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两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１０）而毛泽东一个“大跃进”，饿死的人就多于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数的总和，这是怎样的一场浩劫！且让我们看看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吧。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15.11.2005 03:02
二、　“大跃进”引发的灾难 　　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发动“大跃进”运动，到年底时，中共中央发表公报，宣布粮食、钢铁的产量都翻了一番，实现了特大跃进。从此“大跃进”和“总路线”、人民公社一起，成为中共的看家法宝“三面红旗”，“大跃进万岁”也喊了整整二十年。 　　“大跃进”，对于落后挨打了一百多年的中国人来说，本是个美妙的字眼。“又是大国又是穷国，不跃进行吗？落后二百年，不跃进行吗！”（１）毛泽东这样说当然不错。问题是他个人的功名欲压倒一切，他企图通过几个运动、几场人海战役就改变中国二百年的落后，在他有生之年就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早在一九五七年，党外人士张奚若（时任教育部部长）和陈铭枢（前国民党政府广东省省长）就曾批评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他反驳道：“什么好大喜功啊，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他声称他就是“要好大喜功”。（２） 　　超英赶美，这并非不可能。可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宣布的“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３），却是大谬。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说：毛泽东“想入非非”，“想在自己手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之内办到”。（４）此评语可谓一针见血。 　　其实，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完全是虚假的。就工业而言，正如副总理薄一波所说：“一九五八年的工业生产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来这象是大跃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这百分之六十六的内容就知道……国家花费了宝贵的原材料，制造出大量的废品，现在都塞满了仓库，还要开支保管费。这能算大跃进么？”至于一九五八年生产的“一○七○万吨”钢里，有三百多万吨是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窗、卸暖气管，用“土高炉”炼出来的，什么用处也没有。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说的“一九五八年炼出来的三百万吨土钢，至今还埋在草里”（５），正是大实话。 　　那一年刚好老天爷帮忙，农业丰收，但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仅增加百分之三点四，比前五年的平均增幅百分之三点八还略少一些。（６）谈不上是“跃进”，更没有“大跃进”。可是谁都怕“反对三面红旗”，谁都怕当“大跃进消极分子”，全国上下虚夸吹牛成风，粮食产量层层加码，汇总到中南海，就变成了翻一番。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大跃进就是这么来的。 　　一九五八年全民炼钢，农民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譬如四川省“抛撒、浪费的粮食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当在二百二十万吨以上。”（７）河南省更为严重，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８）又因中共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之后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征购量随产量走，一九五八年的征购数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二百十五亿斤，全国农民的人均口粮减少了二十一斤。（９）个别地方，如河北省张北县，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被近四倍地虚夸”，“使国家征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留给农民糊口的只是一些土豆。（１０） 　　虚报不那么严重的地方，若象往年那样干稀搭配、搀和蔬菜，也能勉强维持一年。可是八月间全国一窝蜂地成立人民公社，“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风行南北，公社食堂在无计划用粮的情况下肆意浪费，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饭比赛，“放”了几个月后，粮仓也就空了。所以饥荒的到来只比大跃进晚了半拍，从一九五八年秋开始，不少地方已出现了“非正常死亡”。譬如一九五八年秋天，安徽灵壁县的三个乡饿死了五百多人。（１１） 　　一九五八年的“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农民成为奴隶、役工，农民的生命贱如蝼蚁，“被驱不如犬与鸡”。在“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旗号下，有些许多地方竟然高喊“宁教人死了，不教红旗倒！”“宁死九十九，红旗不丢手！”（１２）许多人劳动过度、营养不良，逐步拖垮而死。中国最大的省份四川，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１３） 　　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处在饥馑的边缘，发出了饿死人警报。按薄一波的说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等十五个县统计，就有两千五百万人“无饭吃”。（１４） 　　在这种形势下，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出头“为人民鼓咙胡”，在七月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提出质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泽东就势发动“反右倾”，整肃了一千多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１５），形势极度恐怖。正如当时的江苏省省长惠浴宇（他的弟弟、湖南省委书记周惠是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所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稍有点政治阅历和身份的人都遄遄不安，或噤若寒蝉，或谨慎言行。”（１６）因此中共各级干部唯恐“右倾”帽子落到自己头上，谁也不敢为“无饭吃”的农民大声疾呼。 　　中国这块黄土地，历来是丰、平、歉年交替。在连续两年丰收后，一九五九年是个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积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九千万亩，以致年产量只有三千四百亿斤（１７），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四百多亿斤。然而，各地为了表示自己拥护大跃进，不惜再次吹牛虚报粮食产量。如广西上林县，秋收一结束县委就将各公社、生产大队的干部集中开会，要下面报告产量，凡虚报高产的得奖，如实报告的则扣以“右倾”、“反三面红旗”的帽子，报不到县委要求的数字就不散会。基层小吏敌不过县大人，只好乱报产量。结果全县本实收一点四四亿斤，却报了二点五七亿斤。（１８）这样，汇总到政府总理周恩来那里，粮食总产量就多出整整两千亿斤，变成了五千四百亿斤。又是个“特大跃进”！ 　　于是继续高征购。计划分到各省，谁也逃不脱。农村没那么多粮食可交。征购计划又必须完成，怎么办？ 　　“反瞒产”！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15.11.2005 03:03
早在一九五九年初，毛泽东就曾拟文件批发全国：“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１９）此后，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反瞒产私分”，拼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全国一律，没有例外。结果留给全国农民的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一九五八年还少一百余斤。（２０） 　　对挤了农民的口粮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清楚。他下达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２１）“糠菜半年粮”饿不死人，但实际情况是，“反瞒产”、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从十一月尾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 　　“反瞒产私分”是导致大饥馑、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一步。农民成百成千万地饿死的惨剧与“反瞒产私分”同步发生。当时人口七千万的全国第一大省四川是个典型。本来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一五八二万吨，可是在“反瞒产”过程中“撤换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干部……‘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于是省委公布说产了三千五百万吨，结果国家征购数高达百分之四十九（一九五八年以前平均每年仅征购百分之三十一）。剩下给每个农民的粮食只有一百三十九公斤，比全国农民平均留粮数低四分之一以上。（２２）去掉种子、饲料粮后，口粮已所剩无几。饿死人是注定的了！ 　　宜宾市委在“反瞒产”运动中斗争、捆打了两千五百多名基层干部，将该市所属农村的十六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一百余斤。结果三万八千人农民冤死，差不多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２３） 　　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干部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干部一个个轮流叫上台，让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们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乱报个地方，说藏了多少粮食。农民仅剩的一点粮食交出去后，便只有饿死了。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带领工作组前去处理，并发放了五百万斤救济粮，可是一百一十万人按人头分，一人不足五斤，制止不了死亡潮。到一九六一年底，仁寿县人口比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少了二十六万，除去一九五八年底十一个人民公社六万余人划给威远县以及少数外流者不算，多数饿死了。（２４）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时，曾兴致勃勃地驱车到灌县都江堰参观，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哟！”就在这自古以来从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饿死了四万多人。同在成都平原，与灌县为邻的崇庆县，也死了约三万五千人。（２５） 　　夹江县，顾名思义，风景如画的青衣江从中穿过，到乐山与鬆江会合。会合处就是著名的乐山大佛所在。就在这块富庶的地方，每八个人里饿死了一个！嘉陵江旁的江北县，没有因紧挨重庆市而免祸。不过直到三十年后，官方文献才透露，该县在一九六○年饿死了十余万人！（２６） 　　从重庆沿长江而下，行不多远就是以“鬼城”著称的丰都县。那里八点七万人“非正常死亡”，差不多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成了名符其实的鬼城。沿江再往下走，以“巫山神女”闻名的巫山县，因“大炼钢铁”使“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从一九五八年就开始饿死人；先后饿死了五万七千人，每六个半人中死了一个。（２７） 　　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五个人里就死了一个！井研县，每八个人里死了一个。新编《井研县志》说，一九六○年“人口死亡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正是实话。（２８）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超过任何一省。如今官方发表了完整、清晰的人口统计数字告知天下：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数分别为一零三万、二五八万、三百万、一二五万、二十六万。整个大跃进期间，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八百十一万，每九个人就死了一个！（２９）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毛泽东的秘书、成都人田家英闻说成都郊区放了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后，曾于一九五九年初率领一个工作组到那个公社去调查，弄清了真相：粮食亩产只有几百斤，上报时吹了牛，上级要征粮，公社将本应用作农民口粮的稻谷拿去凑数，公社食堂只有清汤稀饭给农民填肚子。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前，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田家英对李井泉说：“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李井泉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３０） 　　如今，四川死了那么多人，李井泉应负全责。但他成功地用几个替罪羊顶了罪。譬如雅安地区死人太多，不处理不行了，李井泉放过地委第一书记何允夫，下令将荣县县委书记姚清逮捕，判刑八年，该县科、局长全部撤换；并逮捕了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长、书记一级的干部。李井泉的老上级、一手提拔了李的邓小平一九六○年春到四川时，在全省县委书记会上说：“四川的工作，中央认为满意，是全国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省）。”同样饿死了成百万人的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第一书记都被撤了职，唯独饿死了八百万子民的李井泉是个例外，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当饿死人的灾难还在继续时，李井泉就官升一级，成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掌管云、贵、川三省。这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罢！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四川省的工作部曾就饿死人的严重问题向李井泉发难，李不得不在四川组的小会上作检查。检讨通不过，邓小平两次到四川组去为他开脱：“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邓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个人的责任，说“会议再不能这样的继续开下去了”，李再次轻易地混过了关。（３１）四川饿死八百万人的事就成了一笔糊涂帐。 　　广西壮族自治区在第一书记韦国清领导下，于一九五九年九月开始“反瞒产”。他亲自坐镇桂林地区临桂县指挥，一场令人发指的搜粮运动遂遍布广西。 　　韦国清的“反瞒产”成绩巨大，譬如龙胜县，一九五九年粮食征购数竟然高达一九五七年的三倍半！留给农民的口粮甚至一天不到四两粮，结果当然是把人活活饿死。（３２）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是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一手导演炮制的。到了一九五九年，为了搜刮粮食上交，贺亦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结果“反瞒产”搞得如此彻底，有的农民家里仅剩几把米，不得不藏进尿罐里以免被搜走。为让“私藏”了粮食的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环江县驯乐区委甚至下令“灭火封锅”，逐门逐户将炉灶贴上封条，连取暖的火也一律灭掉。在寒冬腊月里，区委派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挖得野菜、剥得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成为饿死鬼。（３３） 　　饿死可以，外逃不行。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环江县水源区委甚至追捕到相邻的河池县，将二百多名男女老幼用绳索捆成一长串，押送回乡。当忍无可忍的饥民到水源区粮管所抢粮时，区委书记韩祖文不仅不开仓放粮，反下令开枪镇压，事后还诬称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３４） 　　从一九六○年初开始，环江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竟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贺亦然的豪言壮语没有白说，柳州地区真的得了全广西第一：死人十六万！（３５） 　　但是，“反瞒产”运动是韦国清直接指挥的，他亲自坐镇的桂林地区临桂县五通镇，七、八千人口也饿死了三分之一，死绝了一百多户人家。所以一九六一年五月柳州地委开会讨论对贺亦然的处分时，韦国清为贺开脱，“建议中央、中南局对贺不作组织处分。”（３６）这样，贺虽丢了地委第一书记的职，却升官当上了广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贺在文革中被打倒，但文革后说是受四人帮迫害，平反升官，当上了广西自治区区委书记。）而升任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不久的原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则被当做替罪羊抛出，判处五年徒刑，并死在了劳改农场。奉命枪杀抢粮的农民的环江县水源区委书记韩祖文则判了十五年。 　　广西共死了多少人！据一九六七年“广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发表的《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韦国清自己承认的数字”是三十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揭发，起码有五十万。”（３７） 　　死人严重的另一个省是安徽。凤阳县是个典型。凤阳县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是一点五亿斤，但县委宣布“我们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夺得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四点○五亿斤……”报了高产就得多交粮食，县委挤社员的口粮。挤不出来，便“反右倾”、“反瞒产私分”。凤阳县委在十月间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开始了空前野蛮、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社队干部奉命成立“查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查。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就打，仅一个小溪河公社就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三人被打成残废，还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３８） 　　一个月后，便开始饿死人。该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在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的信中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百分之五，一个占百分之十一强，一个占百分之十五，一个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凤阳农民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３９） 　　饿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县还有宿松、濉溪、灵壁、涡阳等县。《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官方坦诚公布，该县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万余人。”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４０） 　　安徽死人如此严重，震惊了北京。安徽发生吃死人肉的事件，但当局力图封锁消息封锁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说法。但最后中南海还是知道了。但问题究竟到什么程度，中共中央却不十分清楚。所以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处理安徽问题时，刘少奇曾在安徽大组会上说：“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只有第一书记和公安局长知道，其他书记和常委都不知道。这种态度是不行的。”“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告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可就是不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４１）但很可能他始终没有弄清安徽死了多少人。 　　其实，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连安徽省委也说不出准确的数字。直到一九七九年，省委内部还有三个不同的估计数：三百多万，四百多万，五百多万。三百多万是个下限。（４２） 　　贵州山区地势偏远，贫穷落后，俗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一九五九年仅生产了七十亿斤粮食，可是省委上报说产了一百五十亿斤，并要在十月前完成征购任务三十八亿斤。（４３）农村严重缺粮，粮食收不上来，省委认为基层干部一定隐瞒了产量。为逼迫他们认为隐瞒了粮食的基层干部就范，省委通知各县“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规定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年一月不得发粮食给公社食堂。同时提出一条别出新裁的口号“捉鬼拿粮”，对基层干部审讯拷打，逼迫他们交出粮食。结果造成“贵州死人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遵义地区、毕节地区和铜仁地区。 　　遵义是所谓“革命圣地”，以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此地开会、毛泽东夺得领导权而闻名。但毛泽东革命成功十年后，遵义却成了人间地狱，农民成批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全家的死绝，成堆成堆的埋人。本书作者朋友的一位亲戚，全家八、九口仅一人活了下来。一九六○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省委闻知，下令即刻收回，可是晚了一步，北京还是知道了“遵义事件”。四月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帅孟奇打电话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遵义死人的情况。可是省委书记李景膺却将监委写的报告收去，未交到中央。一九六○年七月三日，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地委“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可是李亲去遵义处理事件时，只将几个县委书记撤职了事，而将地委书记李苏波上调到省里当了计委副主任。 　　毕节地区也成了活地狱。“地委书记孟子明是个土皇帝……一九五九年在毕节地区大搞所谓‘捉鬼拿粮’……，制造了全省闻名的‘金沙事件’（金沙县严重死人事件），使无数贫、下中农家破人亡。”（４４）一九六八年，本书作者的一位朋友到金沙县工作，当地人告诉他：一九六○年几乎家家死人，全县死了大约四分之一。一九六○年六月，李景膺亲自到金沙县，把六个区委书记逮捕了五个。其中一个杨金伦原是县委书记，因坚持向上级说本县缺粮而被撤职下去当区委书记的；如今也成为坏人被捕。但孟子明却因祸得福，丢掉地委书记职位不久就升官，成了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一九六○年初，铜仁地区思南、余庆、印江三县相继断粮，农民成万成万地死去。活下来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收，不料当年天旱，夏收无着，更多的饥民死去了。一九七○年，笔者一位朋友到那里一家工厂工作，车间党支部书记告诉他：书记的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数家，都是全家死于那场饥馑，无人幸存！和遵义、毕节地区一样，省委丢车保帅，仅处理了几个县委书记，而被老百姓称为“制造铜仁严重死人事件的罪魁祸首”的地委书记周国玺却升到省里，当了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一九六○年六月，国务院民政部召开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前，省民政厅统计了贵州的死人数字，准备向北京报告。省委书记李景膺见了大发雷霆，说“谁叫你们报的？这么大的数字还得了！”“你们把这些数字反映出去，被台湾、香港特务机关得到，就等于给台湾、香港的特务机关送了情报。你们赶快把这些材料烧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贵州省公安厅报告死人数字，省公安厅报告说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了一百零几万，省委未及制止，贵州的真实情况才得以外传，中央政府特派谢富治率检查团前去检查。（４５）但那些“革命圣地”的冤魂却再也不能复生了！ 　　自然条件本不算好、粮食产量不高的甘肃省，因一九五八年国家征购的粮食高达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而导致农村普遍缺粮，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就已处处有农民饿死。六月初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自国外访问归来，总参谋长黄克诚向他介绍国内情况时，就曾特别提到过甘肃的问题。八月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省委搜刮粮食变本加厉，收走了占当年产量百分之四十七点六的粮食。“再扣除种籽和饲料等留粮，农民所剩无几，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据当时的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珩回忆，当时“整个河西地区，日人均口粮不足六两原粮。”（４６）（仅折合四两食用粮）整个甘肃一下子掉进了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中。 　　一九八六年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在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４７） 　　陇中大自然条件较差，但自然条件好的地区也没能逃脱大跃进人祸。武山县位于兰州和天水之间的铁路线上，渭河从中穿过，渭河两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间，是几十里宽的平川。因有渭河水浇灌土地，在饱受乾旱威胁的甘肃省，属于丰饶地带。一九五八年，它是甘肃省委表彰的“红旗县”，一九五九年就成了遍地饿殍的鬼域。以渭河北岸的百泉公社为例，从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起放开肚子随便吃饭。到了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公社食堂突然开始限量，不能放开肚子吃饭了。大家开始勒紧裤腰带。开头每人每天六两粮食，一周后改为五两；十一月上旬改为四两，下旬改为二两。到了五九年底，粮食没有了，仅剩下大白菜充饥。队里死了驴，肉被队长们瓜分了，社员们没份。社员家家被搜查，翻出的粮食全部没收归食堂。大年初一，食堂里只有大白菜和烂土豆。社员虽然多少还藏了一些粮，但坚持到六○年二、三月间，就完全没有吃的了。一九五八年被送到百泉公社百泉大队劳动改造的兰州大学右派学生何之明这时已被调到县办工厂，有“城镇居民”的口粮，无饿死之虞，回村看望老乡时还能接济他们一点。可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老乡成批饿死。百泉大队（今百泉村）一千多人饿死了近三分之一，包括何之明的老房东。（４８） 　　甘肃饿死人的严重情形传到北京，震动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亲率工作组前往调查。了解到真实情况后，她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于一九六○年十二月初在兰州召开会议，改组甘肃省委，并号召全省“紧急行动起来抢救人命”。（４９）赈济饥民的粮食是运去了，驻军也则配合地方，挨家挨户送救济粮。虽说“来迟了”，许多农民已经死去，死亡潮终于停止蔓延。 　　大跃进期间甘肃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万至二百万之间，一百三十万是个下限，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对此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间，对甘肃饿死人应负主要责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江苏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的造反组织派代表到江苏，要求将张揪回甘肃，理由就是“张仲良欠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当时，由于刘澜涛被打倒，张仲良的个别老部下想为他翻案，找到当时主掌甘肃的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请他支持张仲良复出。冼恒汉回答说：“我要是为张仲良翻案，我对不起一千多万甘肃人民。”结果张仲良的案终于未能翻成。 　　青海同甘肃差不多。由于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左倾蛮干”（刘澜涛语），青海发生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刘澜涛向邓小平点名要求派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青海主持工作。据刘回忆：“王昭同志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是从湟水之滨到黄河两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一片荒凉萧疏景象。”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火速调拨粮食，先把人畜死亡的问题煞住。”（５０）但在救济粮送到之前，许多农民已经死去了。 　　青海当局公布的死亡数仅为十二万多，因为打了“外流”的埋伏，说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人口“外流”了五十四万。（５１）而实际上全国各处都在挨饿，外流者很难讨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于他乡，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数就是四十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五了。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15.11.2005 03:04
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范文澜曾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河南就是其中之一。该省一九五八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庄稼烂在地里未收到手，一九五九年减了产，当年粮食产量仅一百九十五亿斤，他却按四百五十亿斤的产量作基数，分摊指标，强行征购，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就是“小彭德怀”。各地只好靠搜刮农民的口粮来证明大跃进之伟大，将当七十五亿斤交了国家。（５２）结果弄出了几个“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信阳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说法是：“‘信阳事件’是指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四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群众饿死的事件。当时信阳地区所属十八个县（市），有十五个县（市）出现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５３）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在信阳地区，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信阳地区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三十二亿斤，以第一书记路宪文为首的信阳地委却估产为六十四亿斤。省里要征购九点六亿斤，已属过头，地委却自报奋勇，要为大跃进多作贡献，交了十点四亿斤。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多被劫掠而去，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粮，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还不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断粮停伙了。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５４）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 　　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如今官方公布的是五十万。（５５）但这与目前已披露的各县的死亡数不符：截止一九六○年春，正阳县饿死八万多人，新蔡县死亡近十万。临靠淮河的淮滨县，仅在一九六○年一年里就饿死九万八千人，每四个人中死了一个！在那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饿殍！（５６）而“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的县（市）“有十五个”！ 　　实际上，内部还有一本帐未公开：“第一次统计是八十三万人……第二次统计查出九十七万；上级估计在百万人以上。”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领工作组到达信阳。调查了五个月后，工作组组长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５７）作家白桦是信阳人。他说当时“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正是事实。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六四七户，息县五一三三户，固始县三四二四户。”（５８）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张文才曾说当时“有些地方甚至饿殍遍野，总理为此忧心如焚”。他指的地方必定包括信阳。对信阳事件，毛泽东也知道大致情形。一九六○年底，毛泽东指定他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去调查研究。不过，当这一行人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到达河南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却不让他们去信阳，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地区的鄢灵县。虽然他们也看到了“农民大量挨饿、生病、死亡的凄凉后果”，毕竟没有看到信阳地区饿殍遍野的惨况。（５９） 　　河南省的问题刚暴露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想从下面找替死鬼，挑上了禹县县委书记刁文。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禹县出过一阵风头，每当中央要员前去参观，吴芝圃必定风光满面地陪同。到饿死了人，事情闹大了，吴脸一变，下令枪毙刁文。但被中央发现制止，刁文才拣了一条命。南阳地区唐河县一九五八年曾创造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和“保证亩产籽棉一万二千斤，争取一万五千斤”的棉花高产奇迹。结果该县的粮食被大量外调，供上级领导观看的粮囤仅表面一层是粮食，下面全是稻草和玉米秸。不久，断粮的农民成批饿死，万户萧疏、饿殍遍野，路上随时可见倒毙的死者。到了一九六一年，该县人口锐减了十一万四千。在相邻的淅川等县的三个县委书记、县长被捕，上报中央等候批准枪决时，唐河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风闻自己将被解押南阳，“很可能枪毙”，便先领着家人半夜跳了井，夫妇及三名女儿死去。 　　（文革后，毕被平反，官方为他迁墓重葬。可是官修墓碑叙述他的生平时，只说他一九五七年任唐河县委第一书记，一九六○年十一月逝世，对大跃进和他的死因只字不提，好象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倒是与他一起跳井时年方十四岁、被母亲顶上水面逃生的儿子毕剑增说了实话：“唐河当时饿死人多，我父亲身为父母官，他是有责任的。他既是浮夸风的执行者，也是一个受害者。”）（６０） 　　河南饿死人的惨剧被揭开后，大跃进的积极分子吴芝圃终于不得不认罪：“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６１）不过，他的官运并没到此结束。不仅中共中央委员的头衔却没丢，而且不久就又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只比原职低了半级。他死后，中共为他作的传是这样写的：“一九五六年……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六二年以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一九六七年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去世”。（６２）同毕可旦的墓碑一样，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间，吴芝圃的经历也是空白，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做；一个欠了老百姓二百万条生命”的人物，竟成了受迫害而死的大好人。中共为吴芝圃开追悼会时，河南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甚至发了篇强奸民意的大块文章《河南人民一直怀念他》。那一天，在河南省会郑州的一处公共报栏，有人在这篇文章旁批了几个字：“河南人民永远不会原谅这个人！” 　　山东的情形和河南差不多。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青壮劳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去了，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一九五九年老天爷帮忙，风调雨顺，夏粮长势甚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没有播种，老天爷白帮了忙，应该丰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几亿斤。八月开了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又“大办水利”。“从十月下旬开始，全省七百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达到八百八十七万人。甚至在一九六○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抛荒，“一九五九、一九六○年两年，全省共荒地五千至六千万亩。”（６３） 　　本来据山东省委估计，二百亿斤是“最低限度的粮食自给目标”，但为了大跃进而土地抛荒，老天爷不肯再帮忙。饥饿的农民无力操持农活，一九六○年仅产了一百六十六亿斤。这样，国家应当支援山东三十四亿斤粮食才行。可是为向中央邀功，山东省委反而报告说“大丰收”，农民“踊跃卖余粮”，从农民那里搜刮了七十亿斤“余粮”交给国家，即从每个山东农民口里夺走了一百多斤粮食。结果有一千六百万农村人口“每人全年平均口粮只有一百四十二点七斤”。（６４）每人每天不足四两原粮，还不够两只鸡吃的。人焉能不饿死！ 　　临朐县有个大峪大队，一九五九年秋收，四十多万斤粮食被征购，剩下人均口粮仅一百多斤。从十一月起，每人每天只配给四两原粮。此外又宣布瓜菜代口粮：“萝卜四斤顶一斤，菜叶子五斤顶一斤，南瓜二点五斤顶一斤。”玉米秸、剥去了玉米的光棒子、花生壳、豆秸、瓜秧磨碎，也算是农民的口粮。实在凑不出了，又假设每人偷了四十斤粮食，强行加到每个人的头上，算起来每人的口粮又多了四十斤。最后向上级报告说每人口粮三百五十七斤。但一天四两粮食维持不了生命，农民就这样活活饿死。死的人多了赶不及埋，许多人暴尸路旁。临沂地区一位当时的中学生后来这样回忆道：“大概是（一九）六○年，……那时大食堂已经把许多人饿死了。（上学的路上）常见有被狗撕得乱七八糟的死孩子，我怕极了。”（６５） 　　一九六○年十月，罗荣桓元帅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在山东，农村劳动力减少了百分之二十，牲口由六百万降到二百万，许多土地荒掉了。”罗没细谈山东农民饿死的详情，因在庐山会议上直言批评毛泽东而被打倒的彭德怀元帅却多少知道一些。当时他正被软禁在北京西郊吴家花园（今清华大学与颐和园之间）。有一天，一老一少母女俩到了彭蜗居的地方，她们是步行乞讨一个多月从山东来到京城的。那母亲一见到彭的一位警卫战士就哭喊道：“儿呀，你爹和你兄弟都饿死了。全村人把树叶都吃光了，都逃出来了……”（６６）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北华是山东人。一九六○年，在通渭县大批饿死人后，他被派到通渭县去处理。就在这时，他的侄儿从山东老家去甘肃找他，告诉他山东家乡的情况与通渭县差不多，他的父亲也是饿死的。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死了，山东死了多少普通农民就可想而知了。（６７） 　　闯下大祸的舒同，省委书记当不成了。一九六○年十月，舒同下台，“下放”去当县委第一书记，而活活饿死的几百万山东老百姓却再也没人提起。此时北京朝廷还不知道安徽死的人一样多，曾希圣便光荣地兼了山东的第一书记。为了支持曾希圣，中央于十一、十二月间给山东调拨了十亿斤粮食。不过其中有四亿斤是“返还”的粮食，即本来就是山东农民的口粮，被前省委搜刮了交给北京政府的。（６８）换句话说，要是山东的各级干部当初不曾搜刮农民的口粮去向上邀功，许多农民是不会饿死的。 　　北京四围的河北省，并没有因为靠近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沾光。从北京往北，过了八达岭长城不远就是张家口地区。一九六○年春，张家口市委兼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到下属蔚县调查。在蔚县西合营村，他看到“春播时，前边播上种，后边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籽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种籽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６９） 　　在那样严重的情况下，河北省委的书记们既不敢向中央开口讨粮食，又不敢开放储备粮仓。他们只懂得一条：卡农民的脖子。省委在一九六○年十月决定全省农村一律按一人一天四两的指标配给粮食。口号是“吃四两，晒太阳。”因为太阳光里有热量，可弥补食物之不足。 　　胡开明跑到省里找省长：“请你们下来看一看，一天四两粮食怎么活下去！”但他空手而回，没要到一点粮食。而他手下的蔚县县委书记为了向省委表忠心、充模范，竟决定再压低农民的口粮，规定全县农民日吃三两粮。按胡开明的说法，“这个标准降到了一只鸡所需食物以下。”结果仅仅在实行此标准的头四个月里，蔚县就饿死了百分之二点八的人口。省委宣布一天四两后，宣化市的死人数也“逐月猛增”。一九六一年春节初一，河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省委书记指着宣化市委书记卢起责问：“宣化为什么死那么多人，原因是什么？”卢起回答：“四两不行，就是五两也不行，至少需要六两。”会议这才决定将农民的口粮增加到六两。河北省的非正常死亡问题才因而逐步缓解。（７０） 　　湖南也没因是毛泽东的老家而免祸。溆浦县本是个除了盐之外什么都可以自给的好地方，此时人们也没有吃的了。凡附近山上有树叶可采，有猕猴桃、板栗可摘的，大都能设法找点东西充饥。四周山上无野果可采的，就没有多少希望了。向家垴周围都是秃山，一百多人的山村饿死了一大半，青年、壮年几乎死光。本文作者的一位黄姓朋友的同学，一九四九年参军，当上了军官。他一九六○年回向家垴探亲，发现父母都已饿死，村里没剩下几个活人，当即愤而自杀。（７１） 　　湖南的另一个县——宁乡，是刘少奇的老家。一九六一年四月，听说刘要回乡搞调查，当地干部怕他发现通往他老家人民公社机关路旁的梧桐树的树皮已被饥民剥了吃掉，赶紧做了手脚：将树干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但刘少奇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他在一个山坡上看到一堆风乾的人粪，用小棍子撩开，只看到米糠渣子和草根，挑起来也闻不到臭味。农民告诉他，很多人已经饿死，枯木冲（村名，刘的老家叫炭子冲）饿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刘的姐姐刘少白家中在一个月里接连死了两口。她的儿子因用米糠充饥，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７２） 　　按官方公布的死亡统计数字，湖南的“非正常死亡”仅八十六万。但陪同刘少奇去湖南调查的夫人王光美说：当时“基层党组织……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了，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可见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必定是缩过水的，不可置信。实际湖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数至少在一百五十万以上。（７３） 　　既然是人祸而不是天灾，既然各个省都服膺北京中南海里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毛指挥的大跃进也就人人有份。所以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曾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７４）为此，以紧跟毛泽东为首务的周恩来专门开过一次会批判他。周惠也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下了台。可是只过了几个月，周惠的话就被证实了。所有的省都饿死了人。“一九六○年春天，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到福建长汀老家，看到当时说假话之风盛行，名义上是保证每人每月吃三十斤稻谷（折粮二十一斤），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大食堂都无米下锅，吃的多是煮青菜。”一九六一年初，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带领工作组到闽西，也发现“大片土地荒芜，大量牲畜死亡……非正常死亡非常严重。”（７５） 　　鱼米之乡普遍饿死人。湖北各县死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既然一九五九年春天就饿死了人，一九六○年死得就更多了。譬如松滋县一九五九年饿死了六千三百人，一九六○年又饿死一万六。宜都县有一万四千余人非正常死亡。（７６） 　　由于一九六○年上半年严重缺粮，农民顾不上农田管理，天气也不帮忙，一九六○年的夏收极差。不仅没有“余粮”上交北京邀功，反而要向上伸手了。一九六○年底，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打电话到北京，对他的红安县老乡、副总理李先念说：“李副总理，你就是砍了我脑壳，也要给我两亿斤粮食！百姓们没法活了。”可是国库空虚，李先念也没有办法。他沉默了半晌才开口：“你就是砍了我脑壳，我也拿不出两亿斤粮食……”（７７）李拿不出粮食给故乡，他的许多湖北乡亲自然没能熬过那场饥荒。 　　既是人祸，江苏省富庶的江南水乡也就逃不脱。溧水县，近一万四千人非正常死亡。常熟县本应“常熟”，却也死了一万一千多。武进县东安乡，仅两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７８）从省会南京往南不到一百公里，石臼湖与固城湖之间，有个原本很富庶的高淳县（淳溪）。（题外话：石臼湖是笔者当年“接受再教育”、并萌发写作《人祸》愿望之处。）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高淳就已发生严重的的饿死人事件。省委调查后，写了报告正要送中央时，在庐山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打电话回去说：“现在气候不对了，要反右倾了，你们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况。”于是省委将报告压下，仅将高淳县委书记刘元撤职了事。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是首务，无人敢为民请命，粮荒不得舒解，形势日益严重。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赴高淳调查后，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死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人。何等惨啊！”（７９） 　　长江北边的高邮县是又一个典型。该县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一万六千多人。一九六○年二月，县委第一书记夏雨和第二书记洪坚一并成为反右倾的靶子，被定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而撤职。新上任的县委忙着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顾不得救人命。结果一九六○年又死了一万七千多。饥荒持续到一九六一年，又有四千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高邮县饿死的三万七千多人中，一万七千多是儿童。（８０） 　　高邮北边的兴化县，死的人数差不多，县委书记郭玉汉被撤了职。兴化北边的宝应县，情况更严重。因为忙于各种“大干”，顾不上农活，一九五九年一半以上的稻田是白水插秧（未施肥），还有的稻田干脆抛荒，结果大减产。“当年粮食实产十七万吨，而县委主要负责人却坚持核定产量二十七点五万吨，以至征购过头，社员口粮全年人均只有七十六点五公斤，造成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严重问题。”四万人饿死，事情闹大。江渭清亲自出马，逮捕了县委书记徐向东。江虽自我检讨说“宝应事件，省委要负一定的责任”，（８１）但“死者长已矣”，再也不能复生了。 　　当年副总理陈毅路过南京时，曾将江苏省长惠浴宇找去问：“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你们江苏究竟死了多少人？”可是江苏省委事先已统一了口径，惠浴宇也就没有对他的老首长说实话。陈毅回到北京，叹道：“在下面跑了几个省，谁也不敢说老实话……”（８２） 　　全国二十六省，全都饿死了人，无一例外。前面未提及的省份，今列举一二实例，且为周惠的话作证： 　　辽宁台安县，一九五九年就开始饿死人，到了一九六?年，每人每天的口粮仅四两至七两毛粮。吃七两的可勉强活下来，吃四两的便难逃一劫。那两年间，人口减少了六万，除去“外流二万多人”，非正常死亡当在二万以上。云南镇雄县，一九五九、六○年两年内有一万人“非正常死亡”。陕西安康县，一九六?年“大部分社队人均口粮不足十公斤……非正常死亡七千多人。”（８３） 　　全国两千余县，没人饿死的很少，有些地方只是情况稍好、死亡数相对较低而已。如江西宁都县和丰城县，一九六○年的非正常死亡均在两千人上下。广西横县，一九六○年“春夏间……因缺粮饿死一千四百人。”连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譬如望奎县在一九五九年有一千人非正常死亡。一九六二年，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粮食定量减到二十四斤……。农村……粮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灾地区，入春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充饥……”（８４） 　　伟大领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城市居民的粮食有“定量”，死不了。郊区农民就不行了，他们是被牺牲的一群。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中，北京及其郊区农村共有三点六万人非正常死亡。北京的近邻天津市也是如此，非正常死亡数为三万五千多。东北重镇沈阳的情况就更差一些，三年内共有六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万五左右是归沈阳市管辖的新民县的农民，几千人属沈阳市管辖的辽中县。（８５） 　　在有些城市，居民因营养不良造成的死亡率增加也十分明显。若将这也算作“非正常死亡”，则河南南阳市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就每年有几百人非正常死亡，一九六○年非正常死亡数达一千以上。县属小城镇的居民，凡与农民一样无“商品粮”可买的，都是被牺牲的一群。譬如四川新津县武阳镇，仅一万多居民，一九六○年竟死了一千一百多人。（８６） 　　还有一批人是不该不提的。那就是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补进网里的右派，以及因“攻击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而获罪的那一大批人。 　　西北民族学院你夜的回族青年沙云青，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以后又因与朋友议论大跃进而成了“反革命”，被判刑十五年。在青海某地的监狱里，“和他关在一起的‘政治犯’们，大多是专家、学者、教授，忧国忧民而因言获罪。他在那里拜了许多老师，跟着学文学、学科学、学马克思主义。后来，他的老师一个又一个悲惨地死去。二十五个人的大牢里，只剩下两个人，饿得皮包骨……”沙云青是其中之一。（８７） 　　萧复兴的《柴达木传说》记载了在青海的另一所劳改农场里右派们的遭遇：“缺粮，严重的缺粮。劳动，依然是繁重的劳动。许多犯人先后饿死了。”“新来了一个大学讲师，也是右派。斯文白晰……没过几天，人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另一位右派、工程师黄治中）找到了他……在戈壁滩上。他饿死了。瘦瘦的身躯紧贴在沙滩上。”（８８） 　　“胡风分子”任敏，一九五五年与丈夫、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一起入狱，一年后获释，被发配青海，旋又因“攻击毛主席”而再度坐牢。大饥馑时，她在牢房里的任务是搬死尸，每天都有饿死的囚犯往外搬。在北大荒劳改的右派、电影《智取华山》的导演巴鸿，及另外几位演员的劳动任务稍有不同：挖坟坑，定额每人每天挖三个。男高音歌唱家兼音乐指挥莫桂新（女高音独唱家张权的丈夫）葬身的坟穴，就是他们几位电影工作者挖的。劳改犯死得太多，连做墓牌的木板都不够用了。兴凯湖边埋葬他们的的小丘岗上，所谓墓牌只是一块红砖，用粉笔书写着那些右派分子的名字。“一场大雨浸过，粉笔笔迹消失，那死鬼就成了无名野鬼。”（８９） 　　那时，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右派作家张贤亮，也是个劳改犯。他后来这样回忆那段日子：“数百名工程师、农学家、会计师、教员……还有在国外留过学的学士、硕士、博士或旧军官”，与刑事犯关在一起劳改。“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每月每人的口粮标准从二十斤降到十五斤，再降到九斤！”“劳改队开始大批死人……接二连三地死人。假如你早上爬起来，发现身旁的人死了，应该向组长报告：‘组长，某某人死了。’千万不能说：‘啊，组长，又死了一个！’”“劳改队的领导经常‘报告’社会上人民群众的生活比劳改犯人还困难，吃的比犯人还糟糕（这样劝导犯人不要逃跑）”。（９０） 　　甘肃酒泉附近有个名叫夹边沟的地方，“一九六○年……有两千多名因各种原因挨整的干部在夹边沟劳改农场饿死。”该农场由于人犯基本死光而变成了荒凉的丘墟。（９１） 　　离北京不远的河北清河劳改农场死的人更多。仅其中的“五八三”分场就死了三百多。他们大多是北京西郊学院区送去的学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航空学院、钢铁学院、工业学院……（９２） 　　这批死者中，没有名人。除了笔者的校友、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张心涛、刘雪峰外，能追寻出名字的不多。以下是当年稍有名声、平反后被人提及，在人世间留下了一点痕迹的几位右派分子：自日本归来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费明君，死于青海；自台湾赴大陆的美学家吕荧，死于河北清河；自香港归来的作曲家陈歌辛，死于安徽；自美国归来的化学家、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死于甘肃武威黄羊河劳改农场。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如今青年学子们所不知详的时代。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15.11.2005 03:05
三、　是人祸，不是天灾 　　一九六○年一、二月间，全国各地饿死的农民以成百成千万计，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不顾全国人民、包括该报编辑记者都在饿肚子的事实，日复一日地朦骗世人、粉饰太平。人民从《人民日报》上只看到《从长江到黄河流域揭开夏季大丰收的序幕》的喜讯，字里行间找不出一丝一毫饿死人的迹象。甘肃和四川都饿死了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可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人民日报》上宣告：“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大跃进。”四川省委办的《上游》杂志也在吹嘘“农业战线上仍然是连战连捷，情况良好，是持续大跃进的形势……”（１） 　　不过，十月一日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突然一反常态，强调起天灾来：“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特别荒诞的是，此时各地饿死的农民至少已达两千万，《人民日报》竟公然欺人欺天，宣布：“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好象农村中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似的！ 　　到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布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宣称“在一九五九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一九六○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正式将国民经济的“困难”归诸于“两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２）到一九六二年，“两年”变为“三年”，从此“三年自然灾害”就成了对“困难”的官方解释。官家成功地用谎言蒙住了城里人，许多中国人居然至今一开口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如何如何…… 　　中国这块黄土地，自然条件不算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是丰、平、歉年交替，丰、平、歉大致相当。天灾在所难免，翻开《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３），天灾几乎年年都有，但总是地区性的，根本没有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遍布全国的天灾，更不要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了。偌大一个中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一省或数省遭灾，绝不至造成全国大饥荒。正如一九六三年河北霸县王五房村的一位老农对县委派去的工作组说：“旧社会再不好，这么大个国家，也不可能全国水洗了一样的挨饿，总会有个地方你能去逃荒要饭吃。这可好，六○年一到，全国都一样，无处躲藏。许多人干瞪着眼睛饿死……”（４） 　　邓小平在一九六一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三年来……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５）所谓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是编造出来。就全国而言，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有不少天灾；一九五八年则是个难得的好年头。一九五九年有自然灾害，但成灾面积（丁注：中国国家统计局将因灾减产百分之三十以上定为“成灾”）低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６）而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都没有发生饥馑。可见一九五九年并无却无影响全局、足以引致全国大饥荒的天灾。当全国范围的饥馑从一九五九年秋收后两个月开始、农民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时，中国并没有严重的天灾。 　　譬如，“湖南发生粮荒并出现人口非正常死亡是在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一年春刘少奇前往调查时曾询问农民天灾的情形，得到的回答是“天灾有，但是小。”随刘一起调查的夫人王光美也说：“湖南那两年，虽不是风调雨顺，但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７）又如甘肃，黄土高原历来的问题是干旱，而一九五九年并没有可引致全省饥馑的天灾。陕西、甘肃两省自一九二九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是在一九九二年，（８）一九五九、六○年的旱情甚至还比不上一九七一、七二年，可见甘肃的非正常死亡也与老天爷无关。 　　四川省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年都风调雨顺，气候出奇地好，全省范围基本没有天灾。可是一九五八、五九年的非正常死亡已分别高达一百○三万、二百五十七万，可见饿死人与老天爷毫无关系。特别只得一提的是成都平原上的粮仓——都江堰灌区所在的灌县，饿死四万多人，这是两千年来从未出现过的。而造成此大规模饥馑的唯一原因，说来也很简单：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国家分别征购了百分之四十四和百分之五十的粮食，而以往仅征购百分之三十。（９） 　　四川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有旱灾，这正是丰、平、歉年交替的规律，决不至饿死人，更不至成百万成百万地死人。纵观四川历史，人口曾两次锐减。一次是十三世纪宋末元初，蒙古军队几次攻破成都等数十城，大肆掳掠，“搜杀不遗”。川人长达三十多年的抵抗最终被入侵的元军打垮后，许多县“宋代遗民惨遭杀戮，或徙或逃，无复存者”，全川六百万人只剩下不到一百万。又一次是十七世纪明末清初，张献忠造反、清兵入侵，兵祸绵延几十年，人口由三百多万锐减至五十万。（１０）政府不得不组织往四川移民，谓之“湖广填四川”。那两次灾难虽也属人祸，与一九六○年的灾难毕竟不同。一九六○年的中国，既无内乱、又无外患，却饿死了那么多人，真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绝无仅有之事！ 　　鱼米之乡湖北也一样，“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真可以说是风调雨顺。”但是，“一九五九年春节之后……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１１）这显然也与天灾毫无关系。 　　一九五八年大放粮食“高产卫星”时，河南省偃师县岳滩大队负责人刘应祥怕当“白旗”，不得不虚报产量，宣布全大队平均“小麦亩产千斤”。可是他和几位大队干部同时做了个手脚，压缩了该队的耕地面积，这样总产量就没有夸大，于是也不用把口粮拿去充“余粮”上交了。结果是：“随后两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时，岳滩大队没有饿死一个人。”（１２）这个例子从反面证明了灾难非由天灾所致。 　　非正常死亡与天灾无关，若以县为单位来分析，可以看得更清楚。以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的安徽全椒县为例，一九五七年、五八年、六○年都没有天灾，仅一九五九年有轻度旱灾，旱情比一九六六年、六七年两个夏天都轻得多。“人口死亡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四川井研县也是这样，一九五八年没有天灾，五九年仅有轻度水灾。一九六○年的夏旱与一九四三年程度相同，远不如一九三七年的旱情严重，也是不该死人的轻灾。可是每八个人就饿死了一个。（１３）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甘肃武山县，那几年什么天灾也没有。从一九五八年起，公社食堂就“吃饭不要钱”，放开肚子吃饭，一直吃到一九五九年底。直到粮食吃光、发现要不要钱都没饭吃的时候，已为时太晚。三分之一社员死去，与老天爷毫无关系。云南昆明郊区撒梅族人集居的阿拉人民公社也是这样。二十年后一位学者前去调查时，人们告诉他，那几年气候好得很，四季如春象往常一样，可是该公社也死了数百人。（１４） 　　一九六○年七月三日，贵州省委书记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大批人饿死“主要责任在于县、市委。”“第一，他们……以粗暴的办法扣发口粮，大搞反瞒产运动。第二，他们报喜不报忧……第三，对人民生命漠不关心。第四，混进干部队伍里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乘机进行破坏，残害人民。此外，从遵义地委来说，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１５）他完全没有提到天灾。可见贵州一九六○年春严重的非正常死亡也不是天灾造成的。 　　全国普遍饿死人的灾难始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许多地方秋收甫结束、粮食被“国家征购”后不久就开始了。广西扶绥县是个典型的例子。“素称鱼米之乡的那江公社板包大队……秋收后口粮标准由上半年每月人均三十市斤下降到二十市斤谷……死亡率达百分之八点七”。（１６） 　　从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年夏收前那几个月间饿死的农民不是天灾的受害者。一九六○年是否有“自然灾害”，与这场灾难无关。一九六○年的天灾只是使饥馑持续而已。一九六○年，整个华北干旱，山东亦干旱少雨，一九六一年夏收因而大幅减产，比一九六○年减产了一半。但早在那之前一年，山东的农民已成百万地饿死，与老天爷的确无关。河北省的天灾也是在一九六○年，位于北京西北方一百公里处的官厅水库，水位降到死水位以下。（１７）但在那干旱发生之前，大批河北农民已经死去了。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曾在笔记里抨击毛泽东的政策：“出口过多，并且一度在国外采取倾销政策。”“为了完成猪肉出口任务，规定农村三个月不杀猪”（１８）（三个月内禁止农民杀猪自己吃）。彭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大量出口搞征购得来的粮食，正是一系列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错误中极重要的一环。 　　与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一千五百万吨，出口却增加了二百二十三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一倍以上。（１９）这完全超出了当时中国的国力。出口的粮食很大一部分是各省搜刮的农民的口粮。仅那增加出口的二百二十三万吨粮食就够四千万人吃几个月，足以从一九五九年求熬到一九六○年夏收。然而，这些粮食都被地方干部当做大跃进的伟大成果交给了国家，转而被政府运到国外去换硬通货了。 　　进入一九六○年，各地农民正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中国的粮食却在一船船地运往国外。一九六○年又出口了二百六十五万吨！（２０）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15.11.2005 03:06
要是留下出口的粮食，哪怕只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出口的六百八十万吨粮食留下一半（六十八亿斤），送到缺粮最严重的地区，濒临饿死的农民是可以得救的。然而，这不可能。因为中共中央的管家周恩来对粮食情况两眼一摸黑。一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即饿死人的最高峰时期，中共中央竟发出了这样一个乐观的文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底三四三亿斤的基础上，一九六○年六月底将达到五百亿斤……”而实际一九六○年六月底，全国的粮食库存仅一百二十七亿斤，少得甚至不敷粮库的铺底和正常周转。正是在对粮食不摸底的情况下，周恩来作出了一个极其荒诞的决定。当时外贸部有人主张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换取外汇购买粮食，可是周恩来却认为黄金价格正低，是买进的好机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结果非但不卖，反而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２１） 　　当时，只要十斤粮就能救济一个人不死，若周恩来将那笔购买黄金的钱用去购买几十万吨粮食，一九六○年绝不会有那么多“非正常死亡”的。而残酷的事实是：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间，中国出口了六百八十万吨粮食，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农民则饿死了三千五百万。 　　以安徽为例，该省死了那么多人，同一九五九年冬出口了四亿斤粮食就很有关系。（２２）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一九五九年粮食可以“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跟腔说“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好象安徽的粮食多得成了灾。当时若留着那四亿斤粮食不出口，用于接济缺粮最严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每人可分得四十多斤，那些“非正常死亡”们完全可以挺几个月熬到夏收而活下来的。 　　当然，也可能安徽省的国家粮库有的是粮食，并不在乎卖了那四亿斤粮，问题就是没有及时开仓放粮。所以一九六二年初刘少奇处理安徽问题时曾说：“（一九）五九年调（安徽的）粮食是中央叫调的，死人同调粮食有关系，但不完全是粮食问题，其他政策不当也有关系，例如：收回自留地、干部作风不好，水利搞那么多。”（２３） 　　甘肃饿死十分之一人口之后，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率领的工作组就发现甘肃饿死那么多人完全是由于省委“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征收过头粮所造成的。”当年征购入库的粮食后来有百分之四十又返销给了甘肃农民，但那是饿死人之后的事了。（２４） 　　全国各省大同小异，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反瞒产”，横征暴敛之残酷、之普遍，使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望尘莫及。一九六一年五月，刘少奇在他老家湖南老家对乡亲们说：“中央只晓得多征粮，搞得下面没饭吃，家破人亡。”（２５）真是一语中的！ 　　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开始，无数农民成为饿殍，侥幸活下来的农民也因饥饿而无力操持农活，荒废了农作物，有的干脆就没有种上。正如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所说，春耕季节，“地里看不见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这是第二年大幅减产的根本原因。恰好一九六○年风不调雨不顺，而饥饿的农民无以对付天灾，抗旱、排涝都谈不上。河南省一九六○年农业产值下降三分之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２６）一九六○年是有天灾，但这不是当年大幅度减产的首要原因，更与死人无关。 　　一九六○年春天，国家仓库里还有粮食，问题是县委书记怕不怕戴“右倾”帽子。譬如作家赵树理当时在山西阳城县任兼职县委书记，在“反右倾”的声浪中，他坚请上级拨给粮食，及时分发，救了不少人。赵在几年后的文化革命中被斗争、整死前，有人到阳城县去收集赵的“罪行”，老百姓不予合作，说：“要不是赵树理，我们早饿死了。”（２７）可见，当时只要县委书记们如实向上报告，还是可以得到“返销粮”的。 　　当然，也有县委书记向上伸手而要不到粮食的情况。河南省唐河县陷入大饥馑时，县委书记毕可旦曾五次要求上级拨给五百万斤粮食救急，可是南阳地委无动于衷。毕可旦一粒粮食都没要到，反被点名批评为“反瞒产私分”不积极。结果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子民一批批地活活饿死。后来毕可旦全家跳井自杀，还能博得一些人的同情，原因也在于此。 　　据当时的河北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回忆：“鉴于蔚县死人太多，省委工作队……来到蔚县……调查解决饿死人问题。他们惊异地发现，在大多数公社死亡人数急剧增加的情况下，阳原片（丁注：蔚县后分为蔚县和阳原县，阳原片指现在属阳原县的部分）却死人很少，特别是东城公社情况最好。”原来东城公社的书记武万升瞒着县委秘密放粮，从公社的储备粮中分给每个农民十斤，由社员领回家食用。相邻的公社闻讯，也秘密放了粮，今阳原县的农民就是这样获救的。（２８）可见只要干部不在乎“右倾”帽子，不怕引祸上身，农民是不致饿死的。 　　反对虚报产量、把农民的口粮当做“余粮”交上去邀功的干部各省都有。但他们往往要为说实话付出代价。山西河曲县委第一书记刘毅将本县虚报产量后征购的二百万斤粮食压住，不让上交，结果不仅被撤职，中共中央还发了个一九六一年第六六三号文件，把他“隐瞒产量”的问题通报全国。（２９） 　　由于“反右倾”运动清洗了一大批体察民情、敢讲真话的干部，许多干部打肿脸充胖子，宁可让老百姓饿死也不愿向上级承认缺粮。饿死四万人的江苏宝应县就是一个例子。若不是县委书记徐向东“死官僚主义，省里拨给他粮食他不要”（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语），宝应的四万农民是不会被困在家中活活饿死的。（３０） 　　这个例子绝非个别。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就曾在一九六一年的一个会议上这样说：“省委曾经三申五令，要求各县如果粮食确实不够，会发生人口死亡时，应该如实向省委报告，省委可以保证各地每人每月安排口粮。但是，不少的县既没有反映情况，又没有很好安排群众生活，其结果在去年春天多死了一些人，而且超过了百分之二的死亡率，这难道还不应该追究责任吗？”（３１）他所说的“多死了一些人”的地方应包括死了两万人的德庆县，但所谓“追究责任”，只不过是撤了县委书记的职而已。 　　江渭清和陶铸提到的“死官僚主义”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们，对子民饿死的情形知道得一清二楚。为了护住乌纱帽，他们竭力掩盖真相、封锁消息，以免饿死人的实情流露出去。譬如安徽有的地方对死了的人规定“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上面种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３２）由于民兵把守了交通要道，邮政局也奉命截扣告状的信件，地方干部成功地把农村饿死人的实情掩盖了很长时间。 　　城市回乡探亲或外界去搞调查的人虽可将消息传开去，但反右倾运动搞得人人自危，敢说实话的不多。譬如有个省的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六○年到省内一个去检查工作，了解到该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但他回到省里却不吭声。有人问随该司令去那里的一位处长为何不反映情况时，他答道：“首长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３３） 　　在党组织的严密控制下，就是敢讲话的也未必能帮农民做些什么。河南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去信阳调查，见到农民饿死的惨状后，回到省会郑州向民政厅长和省委监委书记呼救。可是上司毫无反应。他决定亲赴北京向中央面陈，可是刚到火车站就被省里派去的人截住，终于没能去北京。 　　不过，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那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作依据的。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张闻天夫人说“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是一九五六年农村搞社会主义之后出现的新名词。但自一九五六年底周恩来签署《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以来，文件发了不少，“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现象”却一直解决不了。现在这份新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 　　中央文件一下，全国都大抓起“盲流”来。除少数流落到东北、内蒙、新疆等地，成为最下等的苦力和新社会剥削对象的农民幸运地被准许“不予遣返”外，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各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其中数进入城市的遭遇最惨；城市越大，其遭遇越惨。因为大城市有外国人往来，当局不愿让“外国朋友”看到他们，而收容遣返他们后，他们还是会设法往外跑，于是有些城市索性将他们成百上千地押往劳改农场。名曰“收容安置”，实则将他们视作劳改犯，与真正的犯人无异，尽管他们的唯一罪过只是未经政府许可“盲目外流”而已。 　　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盲流”了。譬如信阳地委指令各县“消灭外流”后，驻马店镇执行命令，强制收容外逃的农民，收容了又不给饭吃，“造成死亡三百五十余人的惨案”。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下令将扣留的“盲流”投入监狱，饿死了二百多人。（３４） 　　不许农民逃荒寻活路，将他们困在家中活活饿死，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安徽凤阳县新县委召开的批判原县委书记的大会上，考城大队农民王家来这样控诉道：“我们大队原有五千多口人，现在只有三千二百口人了。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一九六○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３５） 　　当然，成功外逃的人总还有。但那时城镇居民也都吃不饱，“盲流”们很难讨到食物充饥，不少人千辛万苦到了城里，最后还是饿死。据北京作家黄秋耘回忆，当时“在北京前门外的某些贫民区，例如龙须沟、金鱼池一带，几乎每天都有饿死、冻死在街头的人，其中多数是从附近农村逃荒来的。”（３６） 　　在党的控制力稍弱的边疆地区，把关堵道不那么容易，老百姓逃出生天的机会才比较大。所以，在千万人饿死时，边疆部分人民逃离中国，寻到了活路。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起的几年间，云南边境不少居民逃到了国外。如云南潞西县景颇族聚居的三台区与缅甸接壤，“许多人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大量外出缅甸。”一九六○年，阎红彦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后曾说：“边疆跑人多，震动很大”，“跑人问题，跑了那么多人……”可见问题之严重。广东毗邻香港，起先，人民逃往香港途中被堵截抓获者都是五花大绑往回押，有的人还未到收容站就倒下不起了。后来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决定放百姓一条生路，指示“对逃港者不要武装扣押，不要武装堵塞，不要捆绑……”（３７）结果两年间至少有十万广东人成功地逃出中国，投入了殖民地香港的怀抱。 　　一九六二年四月，新疆边境塔城、裕民、霍城六万余人逃往苏联。那固然与苏联暗中挑唆有关，也有一定的民族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大跃进人祸使那里的百姓也沦于缺吃少穿的境地，苏联人用面包、黄油一诱惑，对人民公社失了望的边民们连同中共的县委书记、县长们便不要自己的家和国，逃亡了。对这件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就如实说：“因为这几年新疆少数民族生活太苦了，吃的少了，穿的也比以前少了，所以发生了叛乱。”（３８） 　　一九六○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所以空前，还由于有个史无前例的公社食堂。 　　一九五八年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实行了没几个月就险象丛生，各地开始零星饿死人。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是安徽无为县人。一九五九年七月初，他回到老家食堂，发现已有不少人饿死，气得斥骂县委书记：“你把人还给我！”他应农民的要求，下令解散了无为县的几千个食堂。那时，公社食堂的弊病有目共睹，毛泽东也同意作政策调整，在食堂问题上对农民作些让步。一九五九年五月间，中共中央明文规定，“粮食分配到户，各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结余全部归己”。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他主持的一个中央会议上还表示：“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六月底他访问老家韶山冲，当乡亲们明白表示对吃食堂不满意时，他没有打官腔，只说了一句“食堂不好可以散嘛”。他前脚离开韶山，后头韶山的公社食堂就散了伙。但是，才过了不到一个月，为了批判彭德怀，他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将解散食堂的主张斥为“反社会主义”。并把和他一样解散了老家公社食堂的张凯帆定成了“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说他“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用阴谋手段来达其反动的目的”云云。（３９）（题外话：黄山玉屏楼门额的题字是张凯帆书写的；笔者一九七二年登黄山时，“玉屏楼”三个字还在，张凯帆的名字已被斫去。现在不知恢复了没有？） 　　张凯帆作为“反革命”进了监狱，几亿农民则又被赶进了公社食堂。中国人从没见过的大灾难就此蔓延开去，再也无法收拾。 　　一九六○年初，贵州省委闭眼不看正在大批饿死人的现实，给中共中央送上一份《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说公社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毛泽东亲笔将该报告批转全国，说它“是一个科学总结”，“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４０）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15.11.2005 03:07
《人民日报》立即响应领袖指示，为食堂大造声势，用通栏黑体大字刊登长文：《贵州农村公共食堂成为社会主义坚强阵地》。当时，贵州至少已有数十万人饿死，奄奄待毙的更多；省检察院已将“革命圣地”遵义人吃人的报告秘密上报。可是《人民日报》竟然宣称：贵州“十一万九千多个食堂越办越好……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在毛泽东指令下，中共中央要求全国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的人在公社食堂吃饭；而且出尔反尔，一改去年五月的“粮食分配到户”的规定，重新规定：缴了“征购粮”后，收获的粮食一律直接送到公社食堂，不得分给农民。（４１） 　　各级党组织的干部并非不知道公社食堂是饿死人的祸源，可是努力贯彻中央指示是他们的天职。到了四月间，就河北、山西、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统计，已有百分之八十九的农户又入了食堂。河南省由于吴芝圃下令“不许一家农户烟囱冒烟”，入食堂的比例竟高达百分之九十九，显然将山沟沟里的农民也赶进了食堂。（４２） 　　对一九五九年已经饿死了一万六千多人的江苏高邮县县委书记来说，解救饥民是小事，学习中央文件才是大事。他们于四月初召开了一个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办好食堂现场会”，研究如何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研究的成果是：高邮县一九六○年和六一年又相继饿死了两万人！（４３） 　　“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只是《人民日报》画出来的仙境。河北张家口地区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个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胡开明听了，久久没有说话。他目送那个孩子拎着瓦罐，在寒风中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４４） 　　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当时，因“右倾机会主义”被革职、在贵州劳动改造的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就有这种经历：“我带着两个小儿女，爬过一道山梁，排了长队，才买回一小锅满是清水的豆腐脑……” 　　一九六○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搞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农民们告诉阎：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阎红彦在总结云南饿死人问题时说：“不顾实际情况，硬要没收自留地的结果，也造成了死人。”本来，自留地生产的粮食菜蔬由农民自己支配，除集体分配的口粮外，这是另一个食物来源。一九五九年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上批示“恢复社员的自留地”，“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但是，庐山会议后，毛又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将早先下达的文件作废。才发给农民没几天的自留地又重新收走，食堂成了农民唯一能获得食物的地方。食堂有什么，农民吃什么，食堂没粮了，农民就只好等死。譬如四川井研县，县志记载：“起初食堂吃饭不定量，吃饭不要钱，浪费了不少粮食。一九五九年粮食严重缺乏，不得不实行定量供应。先是每人每天定量六至十二两（十六两为一斤），后又降至三至八两不等。”三两粮不到一百公克，谁也没法靠这点粮食活命，结果每八个人就死了一个。（４５） 　　公社食堂是卡住农民脖子的钳子，食堂散伙是唯一的办法。一九六○年春江苏宝应县饿死四万人后，省委派去的工作组向省委书记刘顺元汇报说，不解散食堂便不能遏制饿死人，建议先解散三分之一的食堂。刘立即回答：“该解散多少就解散多少，不要定框框”。但刘明白，若消息走漏、让中央闻知，那是要问罪的。他叮嘱工作组干部说：“要严格保密，对内对外都只说是‘调整’，不要说‘解散’。上面查问，也照这样说，出了岔子我们共同负责吧。”当时的江苏省长惠浴宇后来回忆道：“这样一个决定……在当时需要承担多大的政治风险，又救了宝应多少条人命啊！”（４６） 　　惠浴宇说的是对的。但毛泽东还在坚守他的“社会主义阵地”，直到一九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还在向全国发指示：“公共食堂必须办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４７）于是食堂制度继续掐着绝大多数农民的脖子，农民也就继续饿死。可惜的是，敢于向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阵地”挑战的干部太少了。 　　从一九六一年起，在“自然灾害”之外，中共又说苏联“修正主义者”是造成中国经济严重困难的祸首。理由是，苏联一方面“背信弃义”地单方面中止执行数百个援华合同，撤走在华专家，包括在中国核工业部门及其研究院协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专家；一方面趁人之危、对中国“逼债”。中国不得不把食物送到苏联去还债，以致食物短缺、发生饥荒。“好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用民族主义蒙蔽人民往往奏效，毛泽东成功地挑动起人民对“苏修”的仇恨，转移了人民的不满情绪。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赫鲁晓夫接待得十分殷勤。他安排毛住在克里姆林宫原沙俄女皇叶卡特林娜的寝宫里最豪华的房间。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忌恨未消，他怕身后与斯大林一样被批判，认为赫氏批斯的“秘密报告”立了个极坏的榜样。一九五八年七月底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时，毛非但不回礼、不热情接待，反而刻意羞辱赫，特穿着游泳裤与不会水的赫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会见，“就像古代帝王般将赫鲁晓夫视做前来称臣纳贡的蛮吏”。（４８） 　　在会谈中，毛泽东拒绝了赫鲁晓夫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和与中国搞“联合舰队”的提议；其时赫氏正在与美国搞缓和，担心中共与台湾的战火将苏联卷进纷争，希望中国承诺不以武力进攻台湾。这也被毛拒绝。按毛的说法，赫鲁晓夫在北京“碰了一鼻子灰，走了。”（４９）他走后不久，毛为牵住苏联，不让赫鲁晓夫与美国拉得太近，发动了对金门岛的炮战。那时赫氏虽对毛破坏他与美国搞缓和的战略不满，却对中国还抱有幻想，在金门炮战开始后，他于九月十六日告诉中国驻苏大使，说苏联可派携有火箭的图—十六轰炸机到中国助战。中国虽没有轰炸机，却不愿接受苏联人助战，只想自行制造轰炸机，希望苏联援助。赫立即同意。一九五九年一月，两架样机以及另外两架的散装件和有关图纸已运到中国，使中国从组装开始，进行仿制，从此有了自己的轰炸机。 　　接着，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枚苏制萨姆—二地对空导弹运抵满洲里；前后共六套发射器、六十二枚导弹运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苏方还派了专家及一个导弹营前来一对一地教练中国官兵。中方的学员认为：“苏联人教课是严谨、认真的，真心实意帮助中国人尽早掌握技术。”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一架从台湾出发的美制Ｕ二型高空侦察机在北京近郊通县上空被击落，世人皆瞠目结舌，美、台更是不明所以。这是世界在实战中用导弹击落敌机的首例。毛泽东认为对外国访客承认使用苏制导弹不光彩，便说是“用竹竿捅下来的”。其实那枚开创世界首例的导弹，正是苏联送的。（５０） 　　中国拒绝与苏联搞“联合舰队”并不错，可是说苏联企图以此“控制中国”、觊觎中国主权，却无根据。此两项要求被拒绝后，苏联仍然送来轰炸机、导弹、潜水艇，并没用断绝援助为要胁，逼中国就范。但毛对赫鲁晓夫毫不领情，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建国十年大庆，赫鲁晓夫到北京参加庆典，毛与赫争吵时说：“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不该（在金门）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就是认为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５１）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曾当着赫鲁晓夫的面提议由苏共作社会主义阵营的“头”，但那是屈于形势不得不而为之。毛从来也没瞧得起过赫，对赫氏作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他心口皆不服。赫批判斯大林，是“背叛马列主义”；赫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是“修正主义”；苏共不同意中共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做法，更是“右倾机会主义”。两党决裂势不可免。 　　毛泽东的大跃进、“大炼钢铁”、金门炮战，常人均觉不可思议。赫鲁晓夫头脑正常，当然有理由怀疑毛泽东得到核武器后会在台湾海峡制造事端，把与中国结盟的苏联和与台湾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美国都牵进去，破坏苏联与美国搞缓和的战略。中止协助中国制造原子弹、撤走帮核武器专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即便这么做是撕毁协议、“背信弃义”的行为。中苏共决裂，苏方中断对华援助，单方面停止执行援华合同当然不义，但十年后中共与“欧洲社会主义明灯”（毛泽东语）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决裂时，也一样中止援助、撤走专家，一样“背信弃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道理明显至极。 　　对苏联如何不顾中国的经济困难拼命逼债一说，当时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也都相信了。但是，苏联的“逼债”是被当时的宣传机器夸大了的。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韩战期间苏联提供的军火和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的设备，一共才七十七点五亿元。到一九六一年底，共还掉四十七亿。（５２）所谓逼债，不过是一九六○、六一两年间逼迫中国还掉的债，十亿元上下。这数目小得不值一提，再说中国还有钱每年购买几十万两黄金，断无理由怨人家逼债。 　　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与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据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说：“大跃进……国民收入损失了一千二百亿元”。三年大跃进中，全国计划外的建设投资化了二百四十五亿，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５３）若用它还债，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债还清了。 　　这些投资之所以白白浪费，多半是因为开工前未经专家论证。譬如甘肃省搞的“引洮工程”就是个实例。按毛泽东的说法，“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该工程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样板，规模是不小，几百里的渠道，沿线调集十万民工，从一九五八年一直干到六一年。结果，饿死、累死、打死了上万人不说，工程整个报废，一滴水也没引上山，浪费的金钱难以计数。仅仅在一九六一年内，全国报废的工程就“折合人民币达一百五十亿元”。（５４）这刚好是中国对苏债务的一倍！ 　　其实，苏联的“逼债”并不如官方公开场合下说的那样无情冷酷。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一九六一年曾说：“去年没搞好，我们应该给苏联的猪肉也没有给，什么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的也没有给，这个很不好。好呵！你们是大跃进，欠了人家的东西不给，你什么大跃进啊？”（５５）可见，苏联并非如中共告诉人民的那样逼债，一点余地不给。 　　至于苏联借粮给中国度荒的事，中共更加严密封锁，不让任何老百姓知道了。一九六一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５６）东北死人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原因之一。可是中共却毫无感激之情，对人民封锁苏联借粮的消息，一味煽动老百姓的反苏情绪，使老百姓误以为中国的“困难”来自“苏修”破坏，“背信弃义”……。 　　一九六○年七月，在中国饿死了数千万人、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中苏交恶，自然加重了在那之后中国的困难，延长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滞缓了经济复苏。但若毛泽东没搞大跃进、没在金门兴风作浪、没批判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两国绝不至弄到撕破脸皮、剑拔弩张的地步。中苏交恶，受损害的是中国，惹祸的却是毛泽东。至于苏联停止的对华援助的项目和撤走的专家都是在工业建设方面的，并不直接造成饥荒，与几千万非正常死亡毫无关连。更不是造成“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的原因，即便是次要原因也谈不上。看看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就一目了然了。 　　空前的灾难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他虽不认帐，倒是作了一点表示。他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起不吃猪肉和鸡，为时七个月。（５７）这有点像一千四百年前的隋文帝。有一次，隋文帝杨坚视察正闹饥荒的关中一带，派员去看看乡民们吃什么。随从取回一碗“样品”——豆腐渣与杂糠混成的饭。杨坚要群臣都看看这碗东西，随即承认是自己的过错，并下令以后不得给自己摆宴，吃饭不得有酒和肉。如是坚持了一年，比毛泽东不吃肉的时间还长五个月。 　　不过，毛泽东一方面不吃肉，另一方面生活却日益腐化。曾抨击他以成立中南海“文工团”为名“选妃子”的彭德怀被他软禁了，没有人再敢对他的行为说三道四，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改成了毛泽东专用的“一一八会议室”，“里面的装潢、家具、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的规模”。名曰“会议室”，其实是毛专用的、与大会堂的女服务员秘戏的“行宫”。与此同时，中南海为毛泽东举办舞会的场所春藕斋重新粉画装修，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中南海机关的女机要人员、服务人员以及从各部队文工团选去的年轻女演员为毛伴舞，兼供毛挑选上床对象。若以装修“一一八”和春藕斋的所费去换粮食，足以挽救几万条农民的生命。相比之下，毛的不吃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更显得虚假可笑。至于他的夫人江青还在用牛奶喂她的猴子，就更不必提了。（５８） 　　不过，同各省、市竞相为毛泽东建宾馆、建带游泳池的“水晶宫”（因为毛爱游泳）相比，“一一八会议室”、春藕斋就都不足道了。譬如，庐山上原蒋介石的别墅“美庐”本归毛使用，庐山管理局却又为毛兴建了一座巨型别墅，仅主房的建筑面积就达四千五百平方米，是“美庐”的好几倍。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亲自督战，几千名工人夜以继日地施工，赶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庐山会议前完成。毛泽东见到新落成的别墅，丝毫没为在数千万子民饿死时为他挥霍民脂民膏而内疚。相反，他很高兴有了那座修在半山腰的新别墅，他正好利用那座别墅躲过江青的耳目，与一名女士逍遥。 　　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因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上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被毛视作亲信，马上拉进了中央政治局。（５９）他食髓知味，加倍在溜须拍马上化工夫。上海本有的是高级宾馆，柯庆施却又为毛建了个规模宏大的西郊宾馆，连同园林、花木，占地一千多亩。（上海市委称它为“四一四工程”。）一九六二年毛住进去的时候，既没斥责柯庆施不该在各地饿殍遍野的时候大兴土木，更没为一百多人长年为他守着那空别墅待命而内疚。偌大一个宾馆，十几年里，毛总共只住了几天，浪费的金钱不计其数。 　　各省、市抢着为毛盖“行宫”，倒并非出于毛的指示。只有毛泽东老家韶山的“滴水洞工程”是个例外。那是毛一九五九年六月回韶山时，指定为他盖的。工程规模很大，从一九六○年下半年开工，直到六二年底才完成。从此，一个连队守卫着那片空房，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毛十分满意，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湖南饿死了一百五十万人的时候盖起来的。更没有人问，要是一九六○年用那建别墅的钱去换粮食，可以使多少湖南老乡免于饿死。而自从一九六六年六月毛在那里住了半个月后，那片房子就永远空闲在那里了。 　　对于全国各省在大饥馑期间为他盖行宫，毛泽东从没表示过异议。政府管家周恩来要为那些个“工程”一一拨款，心里虽不满意，却只能批评下面的省委：“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们的党不利啊……”（６０）那些高级宾馆，多少年空着用不上，虽说是浪费，但中国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所有的钱包都由共产党掌握，浪不浪费都是它的钱，只不过让人民看了不甚高兴，“对我们的党不利”罢了。 　　应当说，若各省委书记们死心塌地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转的话，灾难会更严重不知多少倍的。一九六○年初，还在发疯的人已没几个，唯独毛泽东豪情不减，还在发跃进烧。他一方面表示不吃肉了，一方面却又在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鼓吹继续大跃进，“到一九七二年我们钢达到一亿五千万吨，把世界各国都抛在后面。”一九六○年的钢产量计划则几度加码，成了二千二百万吨。（６１） 　　这个计划本无完成的可能。到了七月，毛见计划要泡汤，着急了。他将主管计划和工业的两位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找去谈话，说：“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今冬要动员七千万人来干。”“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十年搞一亿吨，上天。”（６２）在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能否完成钢铁产量计划是个“政治性问题”，要求在“右倾机会主义”进攻面前“争气”，完成钢铁生产计划。 　　不过，任凭毛泽东怎么鼓吹，各省的第一书记们也没兴趣响应号召了。小土群也罢、小洋群也罢，他们无法拿画饼充饥。空前的大饥荒已弄得他们焦头烂额，没粮食给农民果腹不说，可拆的建筑已在一九五八年拆得精光，农民家里的铁锅、铁器早被收罗一空，小土群也罢、小洋群也罢，他们做不了无米之炊。对这第二轮“大炼钢铁”，他们“冷处理”，慢慢拖掉了。毛泽东的再次“动员七千万人来干”的疯主意始终没能在全国付诸实施。 　　毛泽东的第二轮“大炼钢铁”连开场鼓都没敲响，就悄没声地无疾而终了。不然的话，那七千万青壮年农民就会在还没饿得走不动之前变成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毛的农民替他打来的江山被农民拱翻，也是有可能的。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15.11.2005 03:10
四、　结束语 　　一九五八年秋，毛泽东曾在武昌会议上说：“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一九五六年广西饿死数百农民，从第一书记陈漫远到县委书记均受处分——本书作者注）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１）如今真的死了人，而且与五千万也差不离。他却不说要撤他的职、砍他的头了。作为这桩空前的人间惨剧的祸首，他呈示出什么道德良心？三四千万人饿死在他心里留下了多少悔恨？没有，什么也没有。在一九六一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很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２） 　　一九六一年春，国家主席刘少奇回湖南家乡搞调查时，曾明白地说：“要知道秦始皇、隋炀帝是修长城、修运河垮台的，实际上我们比他们死的人还多些。”在他老家宁乡县花明楼公社，他召集干部会议，说：“这里死了很多人”，“不但你们这一辈子要记住，而且还要教育你们的后一代……可以刻石立碑，永远记住这个教训。”一九六二年初，刘少奇又对即将赴安徽就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说：“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３） 　　可惜刘少奇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就成了毛泽东杀人不见血的刀下鬼。书也好，剧也好，碑也好，也就统统无从谈起了。三十多年了，偌大的中国，连一本书、一个剧、一块碑都不曾出现。 　　数千万父老兄弟姐妹的在天之灵还没有安息。愿我中华子孙牢记：这一中外古今历史上绝无仅有之人祸，是随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序曲到来的。 永远勿忘公元一九五八年！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15.11.2005 03:10
五、　　附　录 　　大跃进期间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字正确无误时，可用下列公式中任意一个计算某年的非正常死亡数。一．若有可靠的死亡率：（某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ｘ前一年底人口数。二．若有可靠的出生率：该年底人口－［１＋（出生率－正常死亡率）］ｘ前一年底人口。（有非正常死亡时得数为负。） 　　当时，在死亡数字上弄虚作假是普遍现象。那时，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本地区死人的情况。有一天，下属向他请示“饿死人的数字是不是可以少报一点？”原因是“有的地方死了人不报告，结果不但受到上边的表扬，而且死了的那份口粮还可以继续领，这叫吃空额。而张家口，死一个报一个，报一个死亡减一份口粮，报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评……”（１）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一九六一年随刘去湖南省作调查，她也发现“基层党组织……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了，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２），因而各省上报国家统计局的死亡数字已是缩过水了的。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亲自处理安徽问题。他在安徽大组会上责问道：“这里有张表，上面填‘这个数字是经政法部门上报了的’，‘这个数字经公安局上报的’，‘这个数字是在某次会上汇报了的’，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３）由此可见全国各地真实的死亡人数连中共中央的首脑们也不甚清楚。 　　显然，国家统计局根据各省的报告统计的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死亡率不能用作计算非正常死亡数的可靠依据。因此第二个公式是唯一的选择。为此，需有正常死亡率、出生率和逐年人口数。 　　正常死亡率不难得到。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全国人口平均死亡率就逐年下降。以一九五七年的死亡率作基准，不会将非正常死亡率估算过高。故本书作者采用一九五七年的死亡率千分之十点八（４）作为正常死亡率。这样，出生率就成了关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出生率漏洞很多。如一九五九年的出生率为千分之三十二点四，而国家统计局发表的出生率却只有千分之二十四点八。仅这一差错就平白“抹掉”了五百万人。（５） 　　统计局公布的一九六○年的出生率也不实。证明如下： 　　从一九五七年○岁（不满一岁）至三岁（不满四岁）的婴幼儿死亡率可以算出，要是随后四年无情况异常，婴幼儿死亡率保持不变，那么该年出生者有百分之十一活不满两岁，百分之十三死于三周岁前，百分之十五活不满四岁就会夭折。（６）一九六三年的情况基本一样。（７）这两年平均下来，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在一九六○年前后的中国，若没有因大跃进而引致的大饥荒，百分之十一的婴幼儿将活不满两周岁，百分之十三死于三周岁前，百分之十四夭折于四周岁前。 　　这是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和大饥馑过后的一九六三年的情况。大跃进期间如何？ 　　截止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底的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一九五九年间出生者百分之三十二已死于大饥荒。（８）因此，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婴幼儿死亡率远高于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和大饥馑过后的一九六三年，这是肯定无疑的。我们虽无法猜测婴幼儿死亡率究竟有多高，却知道其下限，即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的婴幼儿死亡率。采用此下限会使非正常死亡数估计不足，断不会夸大。 　　一九六○年内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仍存活的人数是一二九三万。（９）既然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出生的的婴儿百分之十四夭折于四周岁前，这一二九三万人至多只占一九六○年出生者的百分之八十六。由此可知一九六○年至少出生了一五○三万人，出生率至少是千分之二十二点三七，（１０）而不是统计局公布的千分之二十点八六。（１１） 　　至于一九六一年，统计局发表的出生率是千分之十八，但一九六一年内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仍存活的人数大约为一三五五万。这表明即便一九六一年出生的人一个没死，全部活到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出生率也有千分之二十点四六。（１２）可见统计局发表的出生率毫无根据。既然大跃进前后的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三年出生者有百分之十三死于三周岁前，一九六一年年出生、未活到一九六四年六月全国人口普查的婴幼儿，至少应有百分之十三。据此计算，一九六一年的出生率是千分之二十三点五二，（１３）远高于统计局公布的千分之十八。 　　一九六二年，大饥荒已近尾声。统计局公布的一九六二年出生率千分之三十七（１４）也可信了。但我们仍可用上面的办法核实一下。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出生者均有百分之十一活不满两岁，因而一九六二年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已夭折的比例至少是百分之十一。从一九六二年内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仍存活的人数可知，统计局的数字大致准确。（１５） 　　有了逐年出生数、正常死亡率和统计局发表的人口数，我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计算非正常死亡数了。计算结果是：一九五九年非正常死亡数是二一二万（１６），其中一百九十六万是农民。（１７）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间非正常死亡数分别是一七七八万（１８）、一一九○万（１９）和二九一万。（２０）连同一九五八年的非正常死亡数，整个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数约三千五百多万。 　　这是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字正确无误这一假定出发得出的结果。但是，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率与逐年人口数完全不吻合。试看下表：（２１） 　　　　　　　　　统计局公布的　　　　　　　　　　　　　　统计局公布的　　　　　　　　　年底人口　　　　　　人口增长率　　　　　人口增长率　　　　　　　　　（万）　　　　　　　（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 　　一九五八年　　６５，９９４　　一九五九年　　６７，２０７　　　　１８．３８　　　　　　１０．１９　　一九六○年　　６６，２０７　　　－１４．８８　　　　　－　４．５７　　一九六一年　　６５，８５９　　　－　５．２５　　　　　　　３．７８　　一九六二年　　６７，２９５　　　　２１．８０　　　　　　２６．９９　　一九六三年　　６９，１７２　　　　２７．８９　　　　　　３３．３３　　一九六四年　　７０，４９９　　　　１９．１８　　　　　　２７．６４ 　　怎么会出现这样明显的差错呢？上海大学的学者金辉不无根据地猜测，“统计人员不是出于疏忽，而是出于职业道德和良知，在公布的数据中保留下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２２）那么究竟哪个是真实的？假设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字不实，而人口增长率却是真实的，结果会怎么样？ 　　因一九六四年底时饥馑已结束，又经过了人口普查，故一九六四年底的人口数可信。以此作基数，用人口增长率倒推前几年的人口数，得出一九六○年底的人口仅六四四○二万，（２３）因一九五九年底的人口数六七二○七万亦可信，可见人口在一九六○年内减少了二八○五万，而这一年里人口本应增加七百七十七万的。这样，仅一九六○年一年里，非正常死亡的数字就高达三千五百多万了。用同样的方法推算，一九六一年有五百九十九万人非正常死亡。（２４）整个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则高达四千四百万！ 　　笔者相信，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人员保留了大部分真实数据。这是计算大跃进和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基本依据。如前文所述，若相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逐年人口数字，非正常死亡数是三千五百多万。若以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率为依据，则非正常死亡为四千四百万。 　　在本计算中，笔者作的唯一假定是，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的婴幼儿死亡率与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相同，实际上一定高得多。这样，计算中即使有误差，也完全可以由此抵消。所以除非日后国家统计局更改数据，或者有新的资料被发掘，三千五百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四千万相去不远。 　　　　　　　　　　　　　　　　附录注释 （１）胡开明《难忘的三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九集第九十一页。（２）《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王光美的文章。（３）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安徽大组会上的第二次讲话，一九六七年八月首都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编印的《刘少奇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第四十二页。（４）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一○五页。（５）同上，第一○三、一○五页：一九五八年底全国人口６５９９４万，农村人口为５５２７３万，城镇人口１０７２１万。一九五九年农村死亡率为千分之十四点六一，城镇死亡率为千分之１０．９２。一九五九年全国死亡总数为（５５２７３ｘ１４．６１＋１０７２１ｘ１０．９２）／１０００＝９２５万。一九五九年底人口为６７２０７万，比一九五八年增加１２１３万。故该年出生９２５＋１２１３＝２１３８万。２１３８／６５９９４＝０．０３２４。６５９９４ｘ（０．０３２４－０．０２４８）＝５０２万。（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中国人口年鉴》第八五三、八五六页：一九五七年部分县（共二千零四十四万人）○岁（不满一岁）至三岁（不满四岁）人口死亡率分别为０．０７６２、０．０４４４、０．０２９０、０．０１９６。部分市（五千零二十一万人）分别为０．０３５４、０．０２８９、０．０１６８、０．００９３。全国农村人口为５４７０４万，城市为９９４９万。全国市、县平均，一九五七年○岁婴儿死亡率为（５４７０４ｘ０．０７６２＋９９４９ｘ０．０３５４）／６４６５３＝０．０６９９；一至三岁幼儿死亡率为０．０４２０、０．０２７１、０．０１８０。若无情况异常，随后几年婴幼儿死亡率保持不变，那么一九五七年出生、能活满一岁者的比例为（１－０．０６９９）＝０．９３；活满两岁者的比例为０．９３ｘ（１－０．０４２０）＝０．８９１；活满三岁者的比例为０．８９１ｘ（１－０．０２７１）＝０．８６７；活满四岁者的比例为０．８６７ｘ（１－０．０１８０）＝０．８５１。（７）同上，第八五九、八六五页：一九六三年部分县（共一亿零四百万人）分别为０．１０１５、０．０２６４、０．０１６０、０．０１１３。部分市（八千七百万人）分别为０．０３５５、０．０２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７３。全国农村人口为５７５２６万，城市为１１６４６万。全国市、县平均，一九六三年○至三岁婴儿死亡率为０．０９０４、０．０２５３、０．０１５３、０．０１０６。若随后四年无情况异常，一九六三年出生者能活满一至四周岁的比例为０．９１０、０．８８７、０．８７３、０．８６４。（８）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年版《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第三十四页：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出生者为一四八八万，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年六月三十日出生者为一四三一万，一九六○年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出生的有一一五四万，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二年六月三十日出生的有一五五七万，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日出生者有三○二五万。故一九五九年间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仍存活的人数约为（１４８８＋１４３１）／２＝１４６０万。一九五九年出生２１３８万。故死亡率为（２１３８－１４６０）／２１３８＝０．３１７。（９）同（８）。一九六○年间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仍存活的人数是（１４３１＋１１５４）／２＝１２９３万。（１０）一九六○年实际出生１２９３／０．８６＝１５０３万。１５０３／６７２０７＝０．０２２３７。（１１）同（４）。（１２）同（８）：一九六一年内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仍存活的人数约为（１１５４＋１５５７）／２＝１３５５万。一九六○年底人口数为６６２０７万。１３５５／６６２０７＝０．０２０４６。（１３）一九六一年实际出生１３５５／０．８７＝１５５７万。１５５７／６６２０７＝０．０２３５２。（１４）同（４）。（１５）同（８）。考虑到饥荒过后的补偿性生育，若从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开始的一年中出生的三○二五万人中，百分之四十六生于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则一九六二年内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仍存活的人数大约为１５５７／２＋０．４６ｘ３０２５＝２１７０万。一九六二年实际出生２１７０／０．８９＝２４３８万。２４３８／６５８５９＝０．０３７０２。这正是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１６）一九五八年底人口数是６５９９４万，一九五九年出生２１３８万，正常死亡７１３万。一九五九年底应有６７４１９万，实际仅有６７２０７万，少了２１２万。（１７）同（５）。农村人口死亡率从一九五四年起逐年下降，一九五七年为千分之十一点○七。取此数为正常死亡率。一九五八年底农村人口为５５２７３万，一九五九年农村死亡率为千分之十四点六一，则非正常死亡数为５５２７３ｘ（１４．６１－１１．０７）／１０００＝１９６万。（１８）一九五九年底人口数是６７２０７万，一九六○年出生１５０３万，正常死亡７２６万，应增加７７７万。实际减少１０００万，非正常死亡１７７７万。 （１９）一九六○年底人口数是６６２０７万，一九六一年出生１５５７万，正常死亡７１５万，应增加８４２万。实际减少３４８万，非正常死亡１１９０万。（２０）一九六一年底人口数是６５８５９万，一九六二年出生２４３８万，正常死亡７１１万，应增加１７２７万。实际增加１４３６万，非正常死亡２９１万。 （２１）同（５）。（２２）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上海大学文学院出版《社会》月刊一九九三年第四、五期合刊。（２３）同（５）：一九六四年底人口七○，四九九万。一九六三年底人口数应为７０４９９／（１＋０．０２７６４）＝６８６０３万，一九六二年底是６８６０３／（１＋０．３３３３）＝６６３９０万，一九六一年底是６６３９０／（１＋０．０２６９９）＝６４６４５万，一九六○年底６４６４５／（１＋０．００３７８）＝６４４０２万，比一九五九年底的６７２０７万减少２８０５万。（２４）一九六一年应增加８４２万，实际增加２４３万，非正常死亡５９９万。 ～～～～～～～～～～～～～～～～～～～～～～～～～～～～～～～～～～～～ 　　　　　　　　　　　　六、　注　释 　　　　　　　　　　　　注　释　一 (1)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0，No.4　(December　1984)：Basil　Ashton，K.Hill，A.Piazza　&R.Zeitz，“Famine　in　China，1958—61”。第六一四页。(2)薄一波《若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八七三页。(3)美洲《世界日报》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胡绩伟《报纸生涯五十年》。(4)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一六○页。(5)一九八九年科学出版社刊行，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第三十九页。<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devil_smile.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devil_smile.gif' />多卷本《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年的中国》第二卷，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二七二页。(7)一九九四年红旗出版社，吕廷煜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第三十六页。<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musical_note.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musical_note.gif'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社会》杂志一九九三年第四、五合期，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9)见本文附录。(10)《大自然探索》一九八四年第十期，陈玉琼、高健国《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 　　　　　　　　　　　　注　释　二 (1)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卷一第一五七页。(2)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引自笔者保存的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刊印的《学习资料（续一）》。(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七○二页。(4)《黄克诚回忆录》第三八五页。(5)薄一波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对薛暮桥等人的谈话，一九六七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刊印的《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大字报选第二辑；一九六七年五月“斗争薄一波批判余秋里批判谷牧联络委员会”编印的《愤怒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滔天罪行》。<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devil_smile.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devil_smile.gif' />史柏年《试析一九五八年我国的粮食生产》，《党史通讯》一九八七年第十一期。一九五七年产粮三千七百亿斤，一九五八年三八二六点六亿斤。(7)《当代中国的四川》（上）第九十三页。<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musical_note.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musical_note.gif' />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罗荣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的讲话，《罗荣桓元帅》第九○一页。(9)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一○三页。(10)胡开明《难忘的三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九集。(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集第四三六页。(12)《安徽文学》第五期。(13)参见(29)。(1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七一四页。(15)《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第二十一页。(16)《钟山》杂志一九八九年第五期第一四○页。(17)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二十八集第五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一○三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　-1965)》第三十四页。(18)《上林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三八五页。(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集第五十二页。(20)《党史通讯》一九八七年第十一期第十七至二十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一○三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第三十四页。(21)同(19)，第三三六页。(22)《当代中国的四川（上）》第一○○页。(23)一九九二年版《宜宾市志》第十七、十八、八十四、八十八页。(24)四川人民出版社《阎红彦传略》第一七四页；一九九○年版《仁寿县志》第九十六、九十七、一○六页。(25)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六十四页。一九九一年版《灌县志》第七十四、一三○页。(26)一九八九年版《夹江县志》第八十二页。江北县死人事件见《重庆党史研究资料》一九九三年第二期第四十二页。(27)一九九一年版《丰都县志》第九十四页。一九九一年版《巫山县志》第二十二、九十一页(28)一九九九二年版《大邑县志》第一四二至一四三页。一九九○年版《井研县志》第九十九、九十八、一五○页。(2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中国人口年鉴》第五二二、五二三页：四川省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平均死亡率为千分之十点五五，此为正常死亡率。四川省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人口数为七○八一万、七○七八万、六八九七万、六六二○万、六四五九万。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死亡率为千分之25.13、46.97、53.97、29.42、14.62。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数分别为7081x(25.13-10.55)/1000=103.2万、7078x(46.97-10.55)/1000=257.7万、6897x(53.97-10.55)/1000=299.5万、6620x(29.42-10.55)/1000=124.9万、6459x(14.62-10.55)/1000=26.3万，共811.6万。若按全国平均正常死亡率千分之十点八○计算，则非正常死亡数为803.2万。(30)一九八六年六月八日《光明日报》；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二九四页。(31)一九六七年六月，四川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刊印的《打倒李井泉》第七十七、七十八页。(32)《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一九八七年第四期第十六页。(33)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广西红卫兵总部《南疆烈火》报。(34)美洲《民主中国》第二十九期第九十一页。(35)同(33)。(36)同(33)。(37)同(33)。(38)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卷三第五十九、六十四页。(39)同上，第六十五页。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第一部)第十九页；《中国作家》一九八九年第四期第九十一页，霍达《民以食为天》。一九五八年人口约三十九万。(40)一九九○年版《宿松县志》第八十九、八十三、三十二页。一九八九年版《濉溪县志》第四八二、七六二页。一九九一年版《灵壁县志》第七十七至七十八页。一九八九年版《涡阳县志》第四八二、四十二页。一九八八年版《全椒县志》第二十三、七十一页。(41)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安徽大组会上的第二次讲话，一九六七年八月首都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编印的《刘少奇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第四十二页。(42)一九七九年时的安徽省委秘书长与本文作者的谈话。(43)一九六七年七月国务院内务部“红色造反联络站”印发的材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景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第十六页。李景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为贵州省委书记，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为内务部副部长。(44)一九六七年七月，国务院内务部“红色造反联络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权派李景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第十六页。(45)同(43)，第三十五页。(46)一九八九年《甘肃省志·概述》第一四三页。一九九二年二月张天珩《回忆霍维德同志二、三事—在与霍老共患难的日子里》未刊稿。霍维德，前甘肃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一九五九年被定为“反党集团头子”。(47)《了望》周刊一九八六年第四十一期第十七至十八页；一九八七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奖一等奖获得者，麦天枢《西部在移民》，《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五期。(48)何之明与本书作者的谈话。(49)解放军出版社《忆钱瑛》第四页；一九八九年版《甘肃省志·概述》第一四五页。(50)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51)一九九○年版《青海省社会经济统计年鉴》第八十八页，一九八九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人口·青海分册》第八十一页。(52)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二六○页；《当代中国的河南（上）》第一三六页。(53)《当代中国的河南》(上)第一三六页。(54)同(53)，第一三七、一三八页。(55)一九八六年版《信阳综览》第二七八页。(56)谢春涛》大跃进狂澜》第二○三页，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一九八六年版《淮滨县志》第六十九页。(57)史川《“反瞒产”是导致人口大批死亡的主要原因—从中共内部文件看毛泽东怎样把农民推向绝境》未刊稿；美洲《民主中国》一九九三年七月月号第二十二页，河洛《漫说中原》。(58)一九八九年香港存真社版苏晓康《乌托邦祭》第三○一页；。(59)《纪实文学》一九八九年第四期，张文才口述、周之德执笔《周恩来轶闻》；王学仁《毛泽东和他的机要秘书》，见《湖北日报》社主办的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楚天周末》。(60)香港存真社版苏晓康《乌托邦祭》第二九九至三○一页。(61)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七日《首都经济信息》报，《数字里的悲哀—追记一个县委书记的死》。(62)裘之倬《中共党史人名录》第一八○页。(63)一九八九年版《当代中国的山东》(上)第一九四页。(64)同上，第一九三、二○一页。(65)《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一九八七年第三期第十八页；《当代》杂志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二三九页。(66)《罗荣桓元帅》第九三九页；马辂等著《国防部长浮沉记》第一六二页。(67)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段君毅《深切怀念张北华同志》。(68)一九八九年版《当代中国的山东》(上)第一九六页。(69)同(10)，第八十五页。(70)同(10)，第八十九、九十三页。(71)该黄姓朋友与本文作者的谈话。(72)陈峰《啊！父老乡亲……刘少奇一九六一年还乡记实》，《记者文学》一九八九年第五期。(73)《湖南省志》一九八二年版第二卷(上册)第二五三、二五六页。(74)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一四二页。(75)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第二三○至二三一页；《人物》杂志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第十四、十五页。(76)一九八六年版《松滋县志》第二十七、六十、六十二页。一九九○年版《宜都县志》第一三?页。(77)《解放军文艺》一九八五年第四期，所国心、董滨《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78)一九九○年版《溧水县志》第九十四页。一九九○年版《常熟市志》第一○三○页。一九八一年版《东安志》第三十五页。(79)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江苏省革命造反派炮轰省委联合会、江苏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江苏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省委办公厅分部编印的《打倒江苏地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江渭清》第十三页；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江苏省公安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编印的《打倒洪沛霖！捣毁洪家店！》第十页。(80)一九九○年版《高邮县志》第六十一、一六二页。(81)《当代中国的江苏》（上）第九十八页；《新华文摘》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号第一六八页。一九六六年十月，华东一批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高级干部到其老上级陈毅元帅家中做客。众人聊天时，谈到了一九六○年饿死人的的事。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说：“我在江苏工作十七年了，十七年间，我就撤过一个县委书记，因为他死官僚主义，省里拨给他粮食他不要。全县饿死四万人。”江渭清指的是宝应县，见下文。江所说仅撤过一个县委书记的职不确。(82)一九八六年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83)一九八一年版《台安县志》第一二六、三十七、一三?页。一九八七年版《镇雄县志》，《全县户籍人口情况一览表》。一九八九年版《安康县志》第二十四页。(84)一九八六年版《宁都县志》第七十页；一九八九年版《丰城县志》第三十二页；一九八九年版《横县志》第十六页；一九八九年版《望奎县志》第九十页；《黑龙江四十年》第三○三页。(85)一九八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中国人口年鉴》第三九九页。一九九一年版《天津简志》第一一七六页。《沈阳市志》第四三五、四三一页。(86)《南阳市志》一九八九年版第一二七至一二八页。一九八三年版《武阳镇志》第十九页。(87)翟禹钟、梁胜明著《丝路潮》。(88)萧复兴《柴达木传说》。(89)丛维熙《走向混沌：反右回忆录，劳改队纪事》第二二○页。(90)《中篇小说选刊》一九九二年第五期，张贤亮《烦恼就是智慧》。该文不是小说。(91)张天珩《回忆霍维德同志二、三事—在与霍老共患难的日子里》未刊稿；高尔泰《待查的数字》，一九九五年一月六日美洲《新闻自由导报》。(92)当年从“五八三”幸存的北京大学的讲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 　　　　　　　　　　　　注　释　三 (1)一九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中共四川省委员会主办的《上游》一九六○年第九期第一页。(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共党史学习文献简编（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第一六二页。(3)一九三九年版，陈高佣编。(4)刘真《在黄陵的周围》，香港《开放》月刊一九九三年三月号。(5)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史》一九九四年第三期第二一九页。<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devil_smile.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devil_smile.gif' />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二一二页。(7)《当代中国的湖南（上）》第一三三页；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海外版。<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musical_note.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musical_note.gif'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美洲《侨报》。(9)一九八七年版《四川省情》（续集）第一五○八、一五一一页；一九九一年版《灌县志》第七十四页。(10)四川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李世平《四川人口史》。(11)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二八七页；《春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中，当时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文章。(12)《新华文摘》一九八一年六月号第一二七页。(13)一九八八年版《全椒县志》第五十八页；《井研县志》一九九○年版第八十二、七十八页。(14)谢剑《彝族去来》，香港《明报月刊》一九八二年第七期。撒梅族为彝族之支系。(15)一九六七年七月，国务院内务部“红色造反联络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权派李景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第十六页。(16)一九八九年版《扶绥县志》第十七页。(17)一九八九年版《当代中国的山东》（上）第一九七页；《当代中国的北京》(上)第二七九页。(18)彭德怀《为什么要写信给毛主席》，《新华文摘》一九九○年十一月号。(19)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的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四二二、四三八页。(20)同上。(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一九八四年汇编本第二七二页；红旗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第三十四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第二六一页。(22)一九六八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打倒黑霸王曾希圣》第五十九页。(23)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安徽大组会上的第二次讲话，一九六七年八月首都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编印的《刘少奇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第四十二页。(24)解放军出版社《忆钱瑛》第四页；一九八九年《甘肃省志·概述》第一四三页。(25)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刘少奇在湖南宁乡炭子冲村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彻底摧毁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委员会”编印的《彻底摧毁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第六次批判大会发言稿)第十八页，《揭开刘少奇湖南之行的黑幕》。(26)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人民日报》。(27)《新华文摘》一九八三年第十一期第一八五页。(28)《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九集第八十九页。(29)一九八九年版《河曲县志》第二十六页。(30)《新华文摘》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号第一六八页。(31)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广东省委三级干部会议，《陶铸文集》第二三七页。(32)吴象《“要吃米找万里”民谣的来龙去脉：农村改革为什么从安徽开始？》，《炎黄春秋》一九九四年第八期。(33)《罗荣桓元帅》第九三九页。(34)一九八九年版《驻马店市志》第一编·大事记第二十五页；史川《“反瞒产是导致人口大批死亡的主要原因—从中共内部文件看毛泽东怎样把农民推向绝境》未刊稿。(35)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卷三第六十三页。(36)黄秋耘《风雨年华》。(37)一九八一年群众出版社《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第三○六页；《光明磊落、耿直刚强—阎红彦传》；《当代》一九八九年第一期第一一五页，《逃港者》。(38)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史》一九八九年第八期第一六八页；一九六七年十月国际关系学院革命委员会批杨战斗队编印的《三反分子杨尚昆的罪恶家庭及反动言论摘编》第十九页。(39)沈家善《农村公共食堂始末》，《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二十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八四七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集第五三九页。(40)《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第七页。(41)《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二十页。(42)同上。(43)一九九○年版《高邮县志》第六十一页、第三篇第一节。(44)同(28)，第九十五页。(45)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西山云南省各地、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集第二五○至二五四页；一九九○年版《井研县志》第九十八、九十九、一四九、一五○页。(46)惠浴宇《追祭王治平》，《钟山》杂志一九八四年第六期。(47)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48)同(11)，第二五一页。(49)同(11)，第二五二页。(50)傅振国《昨天的秘密》，《海南纪实》一九八九年第五期。(51)《人物》杂志一九八九年第五期。(52)《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期第二十八页。(53)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上)第三八三页；《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第十三页；(54)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北戴河会议。清华大学《学习资料（续一）》第一三三页；成都《天府新论》一九八九年一月号，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韩西林、李南青《大跃进三十年祭》。(55)一九六七年七月首都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批刘邓办公室编印的《农业战线两条路线斗争概况》第二十九页。(56)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第二三二页。(57)《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六集第十四页。中南海画册编辑委员会编《平凡与伟大—毛泽东中南海遗物遗事》。(58)同(11)，第三三一、三四二、三七三页；权延赤《我在中南海》，《红、黄、蓝》一九八九年第一期。专职为毛泽东摄影的侯波等人也曾提及此事。(59)《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四十一页。(60)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二三四页。(61)《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二期第十七至十八页。(62)《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六期第二十五页。 　　　　　　　　　　　　注　释　四 (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的讲话，清华大学《学习资料》（续一）第二○三页。(2)《党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六期第四十一页。(3)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三日在长沙听取汇报时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八月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刊印的《刘少奇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有关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前后的部分材料》第八页；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在花明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同(1)，第十一页；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八年出版的《打倒安徽党内头号走资派李葆华》第六十五页。 　　　　　　　　　　　　　　　　　　　　　　　　（完）

作者: yangru 时间: 18.11.2005 13:32
我已经把你的文章复制下来了，不知道真实性是多少，但是你为什么这么研究这些知识？已然成为过去的历史了，领导的失误并不是诚心坑害中国百姓，只能说名气领导能力有限，思维方式局限，你是法 --轮 -功嘛？过去的历史我们可以指责，铭记，但是不要大肆宣扬，毕竟他们不时敌人，我们还是要向前看团结的国家才能富强。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18.11.2005 22:06
<div class='quotetop'>QUOTE(yangru @ 18.11.2005, 14:32 )</div><div class='quotemain'>我已经把你的文章复制下来了，不知道真实性是多少，但是你为什么这么研究这些知识？已然成为过去的历史了，领导的失误并不是诚心坑害中国百姓，只能说名气领导能力有限，思维方式局限，你是法 --轮 -功嘛？过去的历史我们可以指责，铭记，但是不要大肆宣扬，毕竟他们不时敌人，我们还是要向前看团结的国家才能富强。 [right][snapback]813737[/snapback][/right] </div> 谢谢楼上的回复,这里一般都比较冷清 <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shades_smile.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shades_smile.gif' /> . 在这里回答一下提问, 1,文章复制下来了，不知道真实性是多少，但是你为什么这么研究这些知识？ 文章的真实性我不能100%的保证. 但个人感觉,可信度还是有的. 说我研究这些知识纯粹就是抬举我了,不敢当, 本人理工科专业,历史只是小小的爱好. 为什么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是因为以前听说太多. 举几个例子: 我爹在那三年虽然生活在大城市,但还是饿的死去活来,每天两个窝头度日,现在讲起来还是唏嘘不已. 听我女朋友讲,她爹当时能饿到走在街上眼前一黑就跪在地上. 当年国内工作时有一年老的同事,安徽人. 其他同事好心告诉我,不要和他谈论家里人.原来饥荒时,除了他在外上大学,家里人只有一个妹妹幸存. 出国后结识一好友,其母四川自贡人,一直给自己的孩子讲四川饥荒时"李井泉"如何如何的坏.好友初讲"李井泉"时,我一头雾水,不知何许人也.后来才知道是当时四川的一把手.可见公道自在人心,"李井泉"们是否遗臭万年,并不在某些人怎么写,而是老百姓心里自然有本帐. 2,已然成为过去的历史了，领导的失误并不是诚心坑害中国百姓，只能说名气领导能力有限，思维方式局限，你是法 --轮 -功嘛？ 难道只有法 --轮 -功才有权力评论以前领导人的得失吗??? 太抬举他们了吧?! 3,过去的历史我们可以指责，铭记，但是不要大肆宣扬，毕竟他们不时敌人，我们还是要向前看团结的国家才能富强。 要知道历史没有恶意善意这一说,以前的皇帝做错事还怕史官的笔记下来,以遭后世人讥笑.难道我们还不如"有历史局限性的"古人吗? 还是那句话: 事实就是事实,对不起.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不论他是不是伟人.

作者: 琴心剑胆 时间: 16.1.2006 00:07
我爷爷那时候也是靠刨别人刨剩下的地瓜地，挖野菜一家人才渡过的饥荒。堂堂地委书记家也如此。那可是号称江北小江南的鲁西南，鱼米之乡。

作者: 琴心剑胆 时间: 16.1.2006 00:11
<div class='quotetop'>QUOTE(eisenstange @ 19.11.2005, 17:33 )</div><div class='quotemain'>"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不论他是不是伟人." richtig，敢于承认错误，是我们文化中最欠缺的一项，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完人，也没有圣人，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也没有什么可羞耻的. 既然错了就要用于承认。一味的否认，那就成了小日本了。学会理性的看待问题，对某些人来说不是那么容易的。 [right][snapback]814586[/snapback][/right] </div> 勇于承认，死活不改 <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thumbs_up.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thumbs_up.gif' />

作者: chinarenn 时间: 4.3.2006 13:49
天那，发篇大跃进的文章都会被定性为法 --轮 -功，看来文革虽然过去很久了，但文革思维却一直残留在某些人脑中

作者: yinhuashi 时间: 15.3.2006 15:53
我想收集这些东西的人还应该收集一下解放前这个国家死了多少人,他根本就不了解建国历史就随便做评论,不是一个负责的人.毛泽东是世界公认的伟人,建国后的岁月更证明他的伟大,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也一样证明他的奇思妙想.建国后林彪成了国家的心腹大患,可以说毛泽东对付他也是很难的,林彪也早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想法.还有一股势力就是以邓.刘.叶等为一派的资本主义派.林彪除毛泽东外可以说无人能和他较量,毛泽东也知道在他之后,如果林接手国家,那么中国面临的是内战的结果.可以说毛泽东在建国后就是想怎么让林自己跳起来,但林到了他晚年才发难,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所以林死后,周恩来大哭一场.问之 ,只说你不懂,其实就是知道所有的一切终于有了结果.林被灭,而邓留,可见他的用意了.也说邓不可不用,也不可重用,现在证明也是对的. 历史有必然性,不要割断来看,也许经历多了,才会懂,才体会,不要去听说,否则小马就不能过河!!!

作者: desertrose 时间: 11.4.2006 18:14
那粮食到底被谁吃了哪？

作者: lilalily 时间: 11.6.2006 21:51
祖父母说，当时他们见面问候不是吃饭了么，而是你们今年打得粮食够吃的么？

作者: 路人乙 时间: 27.9.2006 13:44
<div class='quotetop'>QUOTE(yangru @ 18.11.2005, 13:32 )</div><div class='quotemain'>我已经把你的文章复制下来了，不知道真实性是多少，但是你为什么这么研究这些知识？已然成为过去的历史了，领导的失误并不是诚心坑害中国百姓，只能说名气领导能力有限，思维方式局限，你是法 --轮 -功嘛？过去的历史我们可以指责，铭记，但是不要大肆宣扬，毕竟他们不时敌人，我们还是要向前看团结的国家才能富强。 [right][snapback]813737[/snapback][/right] </div> 向前看也要向回看。至于团结么？还是要不得的啊。纳粹和文革的时候，国家是够团结的了。 还有就是如果我是中央政治局的，像这么一个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家全国性的自然灾害看来我是说不出来，不如说：核大战或是火星撞地球了。

作者: 路人乙 时间: 27.9.2006 13:53
<div class='quotetop'>QUOTE(eisenstange @ 19.11.2005, 16:33 )</div><div class='quotemain'>"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不论他是不是伟人." richtig，敢于承认错误，是我们文化中最欠缺的一项，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完人，也没有圣人，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也没有什么可羞耻的. 既然错了就要用于承认。一味的否认，那就成了小日本了。学会理性的看待问题，对某些人来说不是那么容易的。 [right][snapback]814586[/snapback][/right] </div> 对了，人无完人啊。犯错的确是不可避免的，没什么可羞耻的。毛主席要是真的万岁不死了多好，我们继续给伟人机会么。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这事我绝对相信能成功。转伦的都相信李老师的圆满我们就不能相信毛主席的共产主义了么？ 否认的小日本大大不对，对了天皇也不是完人啊？要不要给他一个再犯错误的机会啊。

作者: manut 时间: 9.11.2006 23:33
真实得历史总不能抹煞，就像中共也要从新给老毛定位一样，老毛那时确实不像是有脑子得人，估计都用在怎么把周围大员门弄掉上了。5千万得生命，嘿嘿，不检讨不认清难道就该掩盖才好吗。

作者: AltenWerther 时间: 16.1.2007 15:42
八。二三炮战是在58年吧。。。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13.3.2007 21:09
下边是一些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补充资料. 就发到这里了,方便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们阅读.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13.3.2007 21:11
 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 高华 从1960年起的两年多时间里，在中国广大地区先后开展了两场与粮食问题有关的群众运动：“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宣传推广运动。前者是在大饥荒已经蔓延，当政者仍确信粮食大丰收，由地方党委和政府发起，并得到中央认可和支持的一场节粮运动。后者是中央已意识到大饥荒的现实性，但已无粮食用于赈灾，因而主动发起的一场救灾运动。对于这两场和粮食危机有关的运动，国内外学术界在有关大饥荒的研究中均较少涉及，本文拟对这两场运动的起因、过程和后果作出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确信粮食大丰收，“粮食食用增量法”登场 　　“先进烧饭法”或“粮食食用增量法”最先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创造的。1959年5月，辽宁省黑山县卫星公社三台子管理区副业生产队创造出将“玉米先蒸、后磨、再煮”的“玉米食用增量法”。报道称，食用了用增量法制作的玉米面后，“群众红光满面，生产劲头十足”。这个经验经辽宁省委上报后，得到中央的肯定，并批转全国。1960年1月，上海市川沙县推出旨在提高“出饭率”的“先进烧饭法”，将原先粳米一斤的“出饭率”，从2斤提高到2斤8两。同月，河南省创造出更具科学术语规范性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一词。具体操作程序是，将原粮煮到六七分熟后，从汤水中捞出，再用水磨将原粮磨成糊状，把酵母放在面糊中，发酵后送入蒸笼蒸熟。其结果是，用传统方法蒸馍，1斤面只能蒸出1斤馍，最多只能蒸出2斤，采用增量法后，1斤面可蒸出5斤馍。河南同志兴奋地将这种馍命名为“跃进馍”，他们甚至创作了一首歌谣，表达对“跃进馍”的喜爱： 　　“跃进馍真正好， 　　既顶饥又顶饱， 　　节约粮食营养多， 　　利国利民好处多。“[1] 　　川沙县和河南省的经验分别代表了以食米为主的南方和以食面为主的北方的两种不同的节粮方式。继而，层出不穷的增量法纷纷问世，也都贴上了“营养多、易消化”的宣传标签。其中有： 　　北京市密云县的“烫面”、“双蒸”、“水磨”做饭法； 　　辽宁省抚顺市的“油水混合”的“食油食用增量法”，其工艺特点是，“用土超声波使油水乳化”； 　　湖南省的“一炒、一泡、一蒸做饭法”； 　　四川省邛崃县、莆江县的“火米（蒸谷子）增量法”、“三开一煮法”； 　　武汉市的“蒸米做饭法”； 　　重庆市的“冷水发饭法”； 　　兰州市的“水发面蒸馍法”； 　　西安市的“纯面增量法”、和“碗蒸馍增量法”； 　　河南省鲁山县的“煮后干磨烫面增量法”； 　　…… 　　各地创造出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五花八门。虽然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中央曾向全国批转过辽宁省黑山县的经验，但在批判彭、黄、张、周之后，这项工作就被搁置了下来，直到1960年3月，领导层才真正重视起粮食食用增量法这个新发明，开始在全国全面推广。3月之后，湖北、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内蒙、江西、广西、陕西、四川、辽宁和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采用增量法的伙食单位已高达50%至90%.[2] 　　推广“食用增量法”是否表明领导层已经意识到全国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并准备采取相应的解救措施？检讨1960年头几个月领导层的政策举措，却无法形成上述判断。事实是：北京认定全国粮食取得了大丰收，仓禀饱满，不仅可供国内需求，还可用于出口换汇；同时，领导层相信节粮与丰收并不冲突，越是粮食大丰收，就越要节粮。由此，下一个问题自然就被提了出来，即领导层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各地普遍发生的浮肿、非正常死亡、人员外流等现象，究竟有何反应？ 　　（1）对浮肿病的反应 　　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后，各地有关浮肿病的内部通报，除了庐山会议后的几个月，在大多数时间里，一直保持着畅通状态。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58年一年，就有河南、四川、云南、甘肃、山东、湖南等6个省存在着浮肿病严重蔓延的情况。[3]. 　　1959年浮肿病在更大范围加快蔓延。据零星资料统计：[4] 　　山东省荷泽地区：1959年入春以来，水肿（即浮肿）病人达72.7万人，死亡1558人。 　　广东省海南岛：1959年7月，海口市与其它6个县有浮肿病人4.3万人。 　　至1960年，浮肿病已成为遍及全国城乡的流行病症，4月中旬，仅湖北省水肿、干瘦、妇女子宫脱落人数达35.9万人。江苏省浮肿人数达12.6万人。6月，江苏省浮肿、消瘦人数达89.2万人。[5] 　　对于各地浮肿病蔓延的现象，各省及中央经过一段时间，方弄清发病原因。起先认为，是食用了不洁食物引起消化吸收障碍而导致，后认为是食盐过多而引起浮肿，最后才判定是营养不良导致浮肿。[6]北京要求各地解决群众疾病问题，但一般不减免地方的粮食征购任务。 　　（2）对人口外流的反应 　　1958年4月，山东、甘肃农民就开始大量流入内蒙河套地区。 　　到了1959年，大量外地农民开始流入北京、沈阳、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4月，流入上海的人口已达数万。据不完全统计： 　　河北省：外流人口28万； 　　山东省：外流人口32万，其中青壮年10万人。[7] 　　1960年1至4月，无票乘火车的盲流农民达17万人次，比1959年同期增加3倍，大部分来自鲁、冀、豫。前往东北的占60%，前往西北的占20%，其它城市占20%.同年1至6月，流入内蒙的盲流达60万人，同期辽宁农民外流30万人。[8] 　　对于农村人口外流，北京持明确反对的态度。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其后，在各个交通枢纽普遍设立收容站。对于流入北京等大城市郊区的外流农民，可免粮票供应饭食，但需进行人员登记，其后一律遣返原籍。 　　（3）对经济下滑严重影响对港副食品供应和出口供应的反应 　　1958年11月后，由于农副产品供应紧张，内地供港的副食品急剧减少。[9]北京对此的反应是，动员群众少吃肉、蛋，1959年5月，国内城乡市场基本已不供应猪肉、鲜蛋。在大城市，除保证特种供应外，将居民供应压缩到最低限度，或停止供应，以全力支援出口。河南省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提出口号：国庆节前不吃肉，不吃蛋，或少吃蛋。湖北省规定：从县到省，除特殊需要外，一律停止供应肉食。1959年4月，武汉市将停止肉食供应的范围扩大到餐馆、合作食堂、点心铺。偶有供应，群众排队如长龙。[10] 　　（4）对大城市节日供应困难的反应 　　1959年1月至4月，上海市市民的猪肉供应减少了35.92%，家禽减少75.19%，蛋减少79.56%，鸡、鸭、鱼则早已停止供应，原每人每月肉供应6两（老秤）已不能够维持。长期销售不旺的代乳粉、代藕粉成为畅销品。粮店开始出售部分山芋丝、苞米粉，作为居民的定量口粮。[11]全国首善地区北京市的节日供应也捉襟见肘。1959年春节，在各地大力支持下，北京的食品供应仍比1958年减少。1959年端午节，马寅初因没买到鸡、肉，只吃了几个粽子。他说，活了78岁，第一次没过端午节。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在家养了50只小鸡。 　　与大城市相比，小城市的供应更加困难。1959年山东省枣庄市黑市地瓜干8毛钱一斤，洋槐叶5分钱一斤。[12] 　　对此，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反应是，号召勤俭建国，开展新旧社会对比活动。 　　（5）对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的反应 　　1957年12月，各地就有非正常死亡的内部通报。1958-1959年后，情况日趋严重，据不完全资料反映：[13] 　　1959年冬至至1960至4月，江苏省宝应县35391死亡，其中绝大部分为饿死，该县县城内拾到的弃婴有927名，其中死婴153名。[14]； 　　1960年1月至2月，江苏省高淳县非正常死亡1171人[15]…… 　　对于此类非正常死亡事件，北京的基本态度是，认定事件起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16]要求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反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同时责成地方妥善安置灾民，处理好善后工作。 　　北京领导层对上述所有“消极现象”的总体判断是： 　　（1）认定现在全国粮食形势一片大好。1960年1月26日，国务院下发文件宣布，1958、1959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1959年6月底343亿斤的基础上，1960年6月底将达到500亿斤，而1960年6月底的实际库存仅为127亿斤。[17] 　　（2）认定消极现象仅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其它“九个指头”都是好的。 　　（3）坚持大办公社食堂的政策。庐山会议后，重又没收农民自留地；1960年3月后，统一将粮食分配到食堂（不分到农民手中）。到了4月，全国农村已有4.4亿人参加了食堂。 　　（4）将社会各界对粮食供应方面的意见，一律视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把群众对粮食供应方面的不满定性为“闹粮”。而“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则成为一条铁律，所有现实都必须经此条铁律的过滤。 　　基于以上判断，北京对于各地粮食告急，并未予以充分重视，反而认为，造成“粮食紧张空气”的重要原因是，农民和基层社队“瞒产私分”。此即是1959年以来一直未间断进行的“反瞒产斗争”。具体到粮食问题，北京领导层采取了四项措施： 　　（1）继续出口粮食。1958年的出口量为266万吨，1959年激增为415万吨，仅11月，就出口粮食18.8亿斤，比第三季度粮食出口总和15亿斤还多了近4亿斤，创下了粮食出口新纪录。1960年则安排了272万吨的出口计划，实际出口265万吨。东欧国家鉴于中国宣传粮食大丰收，要求中国在1960年供应84.7万吨，比1959年提高50%.[18] 　　（2）继续高征购。1958年的征购比例为粮食产量的29.4%，1959年上升为39.7%，1960年为35.6%.[19]到1959年11月27日，全国征粮1077亿斤。其中，1959年10月，全国收购入库粮食241.8亿斤，比上一年同期增加153.7亿斤，即增长一倍半。[20] 　　（3）减少城乡粮食销量。1959年7月至11月，全国农村销售127亿斤，比上一年减少40亿斤；城市销售346亿斤，比上一年减少40亿斤。[21] 　　（4）调动宣传工具，阐述“好日子当苦日子过”的新概念。这个思想来自最高当国者。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要“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宽日子当紧日子过，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粮菜混吃，吃饱吃好”，同时要“纠正部分农民多分多留多吃粮食的想法”。 　　北京的这些判断和措施与资讯渠道不尽畅通有一定联系。根据现有资料反映，高层虽然知道部分省、区饿死人的情况，但从大跃进以来，地方报灾系统部分失灵。其中又以河南省信阳地区为最。1959年冬，信阳地区已“遍地哀鸿”，但当地领导仍封锁消息，“灾荒报丰收”。[22]一些地方领导匿灾不报，致使北京高层无法了解到饿死人问题的普遍性。 　　地方领导的匿灾不报又和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大环境有关，因为报灾就意味自我否定。因此，一些地方官眼见百姓大批死亡，也不放粮（一些地方粮库仍存有粮食），而且铁了心拒不报灾。更重要的是，最高当国者存有忌灾讳荒的心理，一些地方官对此心领神会，干脆匿灾不报。 　　最后，在某些当政者看来，节粮与出口粮食并不矛盾，多年来一直如此，这就是“动态平衡”或“综合平衡”。于是，领导者就这样沉浸在了自己构筑的“意底牢结”逻辑分析中。 　　但是，粮食问题似乎又很严重。在此背景下，1960年3月，北京对各地缺粮问题正式作出反应：在坚持既定原则下（没收自留地，粮食分配到食堂，不停止出口粮食），通过“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推广粮食食用增量法，以达到节粮和支持出口的目的。 　　二、何谓“组织人民经济生活”？ 　　从1960年3月开始，“组织人民经济生活”一词频繁出现在中央文件和各种报刊，在当时的语境下，这个词汇包含两层涵义： 　　（1）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向群众解释当前各项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重点解释“为什么粮食大丰收了反而需要节粮？”[23] 　　（2）通过各级党组织具体落实增产节约、计划用粮的措施，“打击阶级敌人的造谣破坏活动”。 　　“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官方宣传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之间的巨大反差。1960年后，《人民日报》等不断宣传1958年、1959年取得了空前大丰收，但群众的生活却每况愈下。群众对“三面红旗”的不满，已经从城市发展到农村和边疆。一些零星资料对此有所反映： 　　福建省晋江县深泸渔民“攻击”粮食政策说，毛主席当主席，一顿吃四两；刘少奇当主席，一顿吃三两；以后再一个主席，不知吃几两？晋江县华侨侨眷八九千人，“争着要出国或跑香港”。[24] 　　沈阳“有一些坏分子扬言”，给饿饭的孩子照个像，给毛主席寄去。包头钢铁公司有几个工人甚至要把带沙粒的小米饭送给毛主席。[25]…… 　　针对各地出现的大量不满言论，各级党委把加强专政和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公安部长谢富治要求各地专政机关“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重点打击五类分子的“造谣”、“诬蔑”和“反动言论”。[26]在打击、震慑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同时，各级党委重点向群众宣讲“十年伟大成就”和“今后的幸福远景”，以澄清群众的“模糊观念”： 　　一，粮食究竟有没有取得大丰收？正确答案是：“坚信粮食取得了大丰收，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动摇”。[27] 　　二，为什么粮食大丰收了，还要号召节粮？为什么各条战线都取得了胜利，却买不到日用品？正确的答案是：“不是粮食少了，而是吃得人多了”，“不是东西少了，而是买得人多了”。[28] 　　三，小家有小家的困难，国家有国家的困难，群众应设身处地，站在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不应一讲节粮就埋怨、发牢骚。 　　四，社会主义绝不会饿死人，说农民被饿死完全是阶级敌人的造谣、诬蔑。 　　上述种种充分说明，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意识形态，在修复和具有极其强大的功能。同时，这种具有强制性质的意识形态，也有它“柔性”的一面，它能够以“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类平民化语言诉诸并调动群众的情感，使其服从于自我克制。现实世界早已是满目萧肃，但经过意识形态的过滤，就变幻为“万紫千红”，“满园春色”。只是这种意识形态的遮蔽效果实在过于强大，竟也误导了领导者的常识思维，严重影响了他们对形势作出正确判断。 　　1960年5月，北京领导层开始逐步知晓粮食问题的严重性质。事情的起因是，辽宁工业基地和津、沪的粮食供应已难以维计，但直至此时，北京对粮食和农村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仍模糊不清，而仅将问题理解为调运粮食出现了困难。28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紧急调粮指示。6月6日，中共中央再度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令人惊奇的是，即使到了这一步，一些领导干部仍在继续隐瞒饥荒的真相。周恩来以后回忆道，在1960年夏天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他本人“已经意识到粮食有问题，但大家不承认，结果把真实情况给掩盖起来了”。[29]周恩来所说的“大家”既有中央干部，也有省级大员。就在这次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召见李富春、薄一波、陈正人谈话，要求全国大搞小洋群、小土群，今冬要动员7000万人来大炼钢铁。[30]毛的这个指示很快就具体化为1960年7月后兴起的“保粮保钢运动”。 　　“保粮保钢”运动的核心是试图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提高钢产量和解决农村粮食问题。虽然中央到此时对各省的粮食情况仍不摸底，[31]，但大致已知道粮食出了大问题，这才有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大力粮食”。无庸置疑，在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饥肠辘辘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完成1860万吨钢生产的任务，而在继续坚持公社食堂制度的前提下反五风，动员干部下乡整社，对解决大饥荒显然也无济于事。 　　就在“保粮保钢”运动全面展开之际，农村饿死人现象已发展到令人恐怖的程度。仅山东省章丘县黄河公社一地，从6月初至8月15日，已死亡642人。其中8月1日至15日，死亡229人，平均每天死亡15.2人。[32] 　　在非常形势下，北京高层终于完全清醒。9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规定除少数重体力劳动者外，城镇居民每人每月降低2斤口粮。文件首次承认“夏收之后，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现象继续发生”。 　　三、大饥荒日趋严重，全面掀起代食品推广运动 　　粮食空前紧张，广大农民食不裹腹，就连较为富庶的江苏省扬州地区，也到了“天天喝粥，有粥无菜”的境地，泰兴县在1960年5月10日至8月15日的96天里，每人口粮仅82斤。[33]1960年底，东北三省农村人均口粮已减至232斤，比1957年减少了55%.[34]至于豫、皖、川、鲁、甘、青、桂、黔等农村部分地区，则早已是道殣相望，村室无烟。而国家的粮食库存已到了最低警戒线–––1960年7-8月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0亿斤。[35]作为应付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的一项直接措施，北京正式向全国发出号召，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机关、学校，全力开展征集代食品活动。8月1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说，秋收力争要多打粮食，无论哪一个省、哪一个县、哪一个公社，多打粮食，多搞菜，多搞代食品（野生的），总之，韩信点兵，多多益善。[36]毛泽东虽没问粮食为何打不出来，但他毕竟明确提出要“多搞代食品”，这样，宣传机构又有了新的工作目标。 　　从前一阵铺天盖地的宣传粮食大丰收，到眼下鼓动全民大搞代食品，这个弯子实在转得太大，竟使得意识形态机构一时还不知道如何向人民解释这一切，只能空洞地开展“三大万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宣传活动。直至1960年10月，《人民日报》在国庆社论中才对形势作出了新的解释。社论称，“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严重减产”。社论并宣称，“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社论作者当然知道，就在这篇社论发表之时，全国各地农村正在发生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但事实归事实，宣传归宣传，他们选择采取了“硬着头皮顶住”的方针。 　　然而，面对各地饿死人的警报，总得想出解决问题之道。1960年11月3日，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12条），在继续坚持公社食堂的前提下，对农民作出了一些让步，希望通过政策调整，迅速扭转饿死人的现象。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根据中国科学院的建议，向全国推荐了一批代食品。《紧急指示》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正式提出“瓜菜代，低标准”的口号。在各省成立“除害灭病”领导小组，普遍建立“人民生活情报网”，具体落实瓜菜代的任务。 　　所谓“瓜菜代”，就是以瓜果、蔬菜代替粮食作为主食。其实，在饥馑遍地的1960年的广大农村，早已无瓜无果，百姓且已把树皮、树根、野菜、观音土代替粮食吞进肚里，所以瓜菜代小组的真正任务是动员开发代食品。 　　在现代汉语中，“代食品”一词最初出现于1955年。在统购统销运动中，广西灵山县数千人因缺粮上山采取野果、树皮充食。这种非谷粟类之物质从此就被冠之以“代食品”之学名，开始出现在官方通报中。之所以将野菜、树皮等名之曰“代食品”，其关键的考量是意现形态所要求的政治立场问题。从“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出发，旧社会劳动人民吞糠咽菜不能称其为食用代食品，而社会主义集体化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农民所食的稻秸、橛根、玉米芯一类必须称之为“代食品”。以后相延成习，“代食品”一词逐渐进入现代汉语语汇。 　　在统称为“代食品”的各类物质中，大致可分为两类： 　　（1）自然生产类的动植物 　　小球藻，及其它水生植物（红萍等）； 　　各类农作物（玉米、水稻、小麦、高梁等）的秸杆； 　　各类植物（蚕豆、豌豆、洋芋等）的橛、根，土伏林等； 　　冷树皮； 　　各种野菜（野口头、鹅子草、泥鳅稿、野芹菜、野池米、毛姑、豆瓣菜等）及野生菌类； 　　各类作物枝茎（红薯秧、豆角皮等）； 　　各类野生果实（橡子、栲槠、芭蕉等） 　　各类昆虫…… 　　（2）合成类（用霉地素、链孢素作基本原料） 　　人造肉精、人造肉精粉； 　　人造肉（又称人造成型肉）、人造肉丸子、人造肉汤； 　　人造奶； 　　人造食用油脂… 　　在上述各类代食品中，小球藻得到了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特别重视。小球藻原是一种水面浮生植物，1960年上半年，上海等地最早将其用于猪饲料的食用。由于粮食空前紧张，生猪存栏量急剧减少，严重影响出口和人民的副食品供应，小球藻的开发一度被认为有助于提高猪饲料的营养成份，可缓解猪饲料短缺的困难。于是这项发明在上海等地迅速得到了推广。至1960年7月底，全国二十七年省、市、区（西藏除外）都已程度不同地开始了小球藻的培养试验和大面积的生产。 　　小球藻从猪饲料的辅助食物一下跨入人类食物领域，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960年10月，胡乔木呈书毛泽东，建议在全国推广小球藻代替粮食。胡称，推广小球藻，既可治浮肿，又能“保证不饿死人”。毛泽东闻知此物有如此功效，遂于10月27日将胡乔木的信批转全党，[37]要求全面推广。 　　毛泽东的批示及胡乔木的报告下发后，全国立即掀起了群众性大办小球藻的热潮。小球藻生长的关键要素是采集小球藻培养液。各地稀释小球藻培养液的种类繁多，最常见的方法是：用人畜粪尿。北京、湖南的经验是，以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稀释人尿为最佳配方。 　　机关、学校、工厂、街道普遍建起了培养小球藻的水池，城市居民更是利用家中的瓶罐，培养小球藻。许多家庭让孩子每天在餐前喝一两勺小球藻水液，相信小球藻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实际上，这只是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中人们的一种预期心理，与科学原理毫不相干。 　　在大办小球藻的同时，北京市还发明了一项“大白菜快速生长法”，将大白菜的疙瘩、带心芽的菜根，栽在盆子里，据说在15度的室内气温下，能较快地生长成菜。 　　在各类代食品中，比较具有实际效用的应是“人造淀粉”。所谓人造淀粉，就是将经过整理的秸、根、叶、茎、球等磨成粉状，通常将其混入玉米面、高梁面，做成馍或窝头，食后胃腹部有某种充实感或肿胀感，而不象饮了小球藻液后那样虚无缥渺。[38] 　　四、组织、意识形态与代食品推广 　　代食品推广运动是在各级组织的精心布置下全面展开的。1960年下半年后，解决群众吃饭问题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头等大事，在坚持人民公社制度和公社食堂的大框架下，各级党委和政府运用常规的政治动员方式，全力贯彻中央关于瓜菜代的措施。 　　各级党委纷纷制定采集代食品的指标，各省都向中央汇报了采集代食品的预期数目。1961年初，青海省提出两项承诺，农民口粮全年人均不得少于180斤；在1961年8月底生产人造肉、小球藻干粉300万斤，叶蛋白1500万斤，人造精制淀粉2亿斤。1960年底，中共中央东北局对1961年1至9月的全区农民生活作出安排，力争每人口粮达到120斤，每天2两干淀粉（代食品）。[39]湖北省崇阳县发动群众2.5万人上山采集野果。中科院昆虫所在短期内搞出可食昆虫1200多斤，并将取得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即，“采食昆虫是补充营养的一种途径。”[40] 　　在各级政府的全力推动下，人造肉精的商业性生产取得很大进展。据轻工业部、商业部、化工部不完全统计，到1961年4月15日，已生产人造肉精干粉479吨，其中轻工部第一批试点厂济南酒精厂、沈阳啤酒厂等十个重点厂生产了446吨。从1961年3月起，天津全市已在17个二级饭馆出售人造肉炒菜。云南省用小球藻液70吨，生产冰棍、稀饭、汤供应市场。 　　黑龙江、吉林、辽宁十个市已供应195万斤人造成型肉。四川省铜梁县利用代食品生产糖果33万斤、糕点19万斤，还供应叶蛋白汤圆、小球藻羹汤、肉精水饺。[41] 　　为了推动代食品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还用召开“吃饭大会”或“节粮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的形式宣传代食品的优越性，消除党内外干部在推广代食品运动中的“模糊认识”。 　　推广代食品的关键是干部，然而不少干部在推广代食品问题上却表现消极。他们先是对“绿水”（群众称小球藻为绿水）可以代替猪饲料表示怀疑，以后更不相信可为人食用。河北省隆化县委遵照中共中央华北局和河北省委的布置，召开推广代食品的“吃饭大会”，将榆树叶、檞树叶混入玉米面做成窝头，让全县五级干部集体食用。[42]地处西南的四川省纳溪县也曾召开过“吃饭大会”。县委书记要炊事员做了十几样代食品，让全县干部品尝，并大声问道，“代食品好不好？”参加吃饭大会的县社干部，只有少数人大声称“好”。[43] 　　在推广代食品运动中，科研部门与宣传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跃进浮夸风重灾区河南省，在宣传代食品优越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该省科研部门对玉米皮、红薯秧的“营养成分”作出鉴定，其结果是： 　　玉米皮：含水分7.09%，蛋白质3.92%，淀粉33.36%，糖1.62%，粗脂肪0.44% 　　红薯秧：含水分39%，灰粉1.84%，淀粉63.17%， 　　最后的结论是，玉米皮、红薯秧质量很好，适于人体食用。[44] 　　湖南省电力学院发明了用稻草粉和面粉各半制成的馒头，声称“经过医学院的化验，营养价值超过北京标准面”。湖南、四川、广西还将石灰水煮稻草再研制成粉，声称稻草的淀粉量达到30%至80%，并将这种淀粉起了一种学名，曰“稻草淀粉”。[45]在1960年11月后的一段时期内，意识形态宣传部门将代食品的“优越性”推到了极致，“甚至说得比真粮的营养价值还高”。他们说，双蒸饭易于消化，更易于发挥食物的营养价值，是对人类膳食结构改革的重大贡献；小球藻、精制淀粉则不含胆固醇，有益于防止心血管疾病。 　　尽管宣传媒介将代食品和双蒸饭等的优越性吹得天花乱坠，但各地不时传来群众误食代食品导致中毒的消息。1960年4月，中央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禁止宣传苍耳子。此前河南省兰考县群众5900余人误食苍耳子，致使1100余人中毒，38人死亡。在此前后，各地农村因误食有毒植物中毒死亡的事件接踵发生。5月，山西省3800人吃苍耳中毒，54人死亡。 　　各地农民还因吃了腐变的蔬菜，患了青紫病。由于中毒现象较为普遍，1960年下半年后，全国各制药厂纷纷赶制解毒剂“60号中药”，随即又开展了防治青紫病的宣传活动。[46] 　　在代食品推广运动中，同时进行防治青紫病的卫生防疫工作，显示了意识形态在解释现实问题上所面临的巨大困境。这种矛盾性也充分体现在各地领导干部的公开与私下言论中。 　　作为党政首长，他们在公开场合动员大搞代食品，但常识理性又使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意识形态对代食品的宣传。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就指责过负责代食品生产的北京市商业局副局长：“净出么蛾子（北京土话，指坏主意），叫人吃这个行吗？”他也不满“双蒸饭”，说“一两粮食蒸来蒸去不还是一两粮食吗？”[47]刘仁讲这些话时，已是1961年。在这年年初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中央重又提倡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此相连，有关代食品优越性的宣传开始逐渐降温。科研部门对代食品的“营养价值”又作出了新的测定。四川省测试出40种代食品的有毒成分。中科院生理所对橡子粉、稻草的“营养成分”作出检验，结论是基本没有任何营养价值。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最新研究证明，稻草、玉米根、玉米芯、玉米秸营养价值很低，“不能产生热量，不能消化吸收，不适合大量掺食”；而所谓“粗淀粉”的真正淀粉含量只有0.8%至2.96%，蛋白质0.27%-0.6%，将其喂小白鼠，三天内体重下降31%，解剖后发现胃扩大和胃壁变薄。[48] 　　在刘仁等作出不公开批评及科研部门在内部重新对代食品作出营养评估时，一般的普罗大众则更直接、更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对代食品和相关政策的不满。 　　学生：沈阳医专有学生说，“勤俭建国真正好，又吃野菜又吃草”。太原市五中、三中、十中的干部子弟拒绝吃野菜，说“那是给猪吃的”。广州大学生“发牢骚”：“形势好得很，为什么天天吃无缝钢管（通心菜）？”他们还“攻击”国家的援外政策是“打肿脸充胖子，瘦狗拉硬屎。”[49] 　　工人：在1960年下半年降低口粮标准时，抚顺发电厂工人的主食是用杏条面做的窝头，工人说：“这东西喂鸡，鸡都不吃，可为了装饱肚子，不吃又怎么办呢？”[50]鞍钢有些工人说，“过去给地主扛活还管饱不限量呢！”“旧社会不好，鱼虾酒肉都能吃着；新社会好，什么都买不到。还不如从前给地主当雇工，也比不上过去的猪狗。”[51] 　　农民：上海市青浦县农民说，“蒋介石手下受苦，吃饭；毛主席手下享福，吃粥。”安徽省宣城县农民不满道，“什么毛主席，比茅缸板还臭！害得我们饭都没得吃。”[52]江苏省海安县农村儿童传唱一首歌谣：“毛主席，大胖脸，社员饿死他不管！”[53] 　　高级知识分子：经历过1957年反右运动，绝大多数高知都做到了谨言慎行，但在1960-1961年，中科院仍有一些科学家，因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向组织上提出了出国探亲的申请。[54] 　　在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中，城市低收入群众的不满最为突出。从1961年11月15日起，全国各省会城市率先执行陈云有关大量生产高级点心和高级糖果，以回笼货币的指示。当天北京售出高级点心12.2万斤，高级饼干1.9万斤，高级糖果12.1万斤。高级糕点最高价格为7.6元一斤，最低3元一斤，但数量很少；高级糖果5元一斤，最高16元一斤；高级饼干分4元一斤和5元一斤两种。这类高级食品的购买者虽有一般市民，但大多为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国家将1960年11月制定的优惠享受副食品供应的范围从高级干部、民主人士头面人物、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一下扩大到17级以上中级干部。规定：17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补助供应糖一斤、豆一斤；13级以上高干，每人每月增加供应肉2斤、蛋2斤。此举虽然得到中高级干部的普遍拥护，却极大地挫伤了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北京市的一般干部讽刺道，“高薪人员猪肉炒鸡蛋，低薪人员一锅菜叶熬稀饭”，“现在干部分三等，一等是吃肉的，二等是吃糖豆的，三等是喝汤的”。[55]一时间，各种“牢骚怪话”如潮水般涌了出来。 　　对17级以上高中级干部予以副食品补助反映了中央对干部阶层的体恤关心，正式的说法是：“干部是国家宝贵的财产”。[56]1962年初，对干部阶层的照顾，除了供应糖豆、肉蛋等副食品，还有其它的形式。在北京，“党中央决定举办17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班”，主要目的，一是“为了统一党内思想”，二是为了让干部得到营养补充。这种学习班带有“保养性质”，“每期两个月”，每天的饭食有“富强面粉的馒头、花卷，有大米饭，还有市场上少见的猪肉、鸡蛋和香肠等荦菜”，“每天的伙食标准一元钱”。[57]（当时，省会城市一般家庭成员一月的最低生活标准是8-10元；在全国工资类别最高地区的上海，收入较高的纺织厂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仅为40多元。）[58]辽宁省委照顾干部的方法是，安排他们轮流“住在宾馆，看看马列主义的书，同时改善伙食。”[59]对农村县社基层干部的补助水平，则远逊于大城市。一些省地市县经常以开会为由，让县社一级干部在县食堂补餐，“进城开会期间，三两天有一顿猪肉，开四五天会，可吃两次肉……几天不吃药，肿就消了”，因而许多农村基层干部“最盼的就是到县上开会”。[60]由于干部进城开会，吃住在县城，农民根本不知干部进城开会补养身体的事。 　　以常理观之，领导层用制度的方式对17级以上干部实施照顾，是希望他们努力工作，更好地“带领群众抗灾救灾，恢复生产”。但部分地区却更热衷于借着“照顾17级”的东风，将这个门缝越挤越大。据有关资料反映，1962年上半年，河北省唐山、承德等七个专区，大大突破“照顾17级”的范围，规定17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供应食糖1斤、大豆3斤、食油0.5-3.5斤，肉0.5-3.5斤，鸡蛋0.5-2斤，纸烟2条，下水2-3斤，水产3-5斤，粉条3-5斤，豆腐3-5斤。丰南县还别出心裁地将该县200余名负责干部分划为“三等九级”。县委书记处书记一级，平均每月吃掉鸡、鸭、猪羊肉40多斤，而县委第一书记一个月则分到了70多斤肉。[61] 　　17级以上干部虽然较群众先吃了一步，或多吃了一些，但毕竟表明现在已经有了可吃的食物。1961年底，国家增加了城市人口的粮食定量标准。第二年初，虽然还有消极现象——仅河南商丘、开封、新乡、安阳、信阳6个专区外流饥民就达到了32万，[62]但全国经济形势已出现好转迹象。以浮肿病现象为例，1962年初江苏省浮肿病人达到39.3万人，虽比1961年底增加了8万多人，但比上一年同期仍减少了许多[63].伴随经济的逐步恢复，城市居民的副食品供应也相应得到改善，代食品逐步退出人民生活领域。 　　促使粮食供应好转的关键因素并不是“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而是中共中央分别于1960年11月和1961年6月作出的恢复农民自留地和解散公社食堂的决定，以及从1961年初从国外大量进口的粮食。据统计，仅1961年就从国外买进粮食500万吨，1962年又进口300万吨。增量法和代食品在缓解粮食危机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62年的国庆节，全国各大城市的节日供应已明显好转。从9月25日至10月2日，仅北京市场就销售了脱销两年多的鸡鸭30万只。在此期间，北京市民每人供应鲜肉3两（平时每人每月肉票限量供应2两，多为冻肉），全市居民共购买了160万斤鲜肉。[64]北京市一些冷清了多年的著名饭庄又重新红火了起来。“沙锅居”恢复了烧、燎、白煮等32个品种。门框胡同的爆肚肠、豆腐脑白，菜市口的羊头肉，“金生隆”的豆腐脑、炸丸头都恢复了供应。高收入者喜爱光顾的“月生斋”的酱牛肉，“普天楼”的扒鸡、叉烧、烧肉，“福玉楼”的酱猪肉也已敞开供应。 　　然而，美食虽好，却非人人都能享用，在高收入者大快朵颐之时，北京市的一些底层群众却买不起节日计划凭票供应的副食品，致使某些平时难得一见的副食品滞销。9月25月至10月5日，北京市向市场投放了80万只鸡鸭，可保证每户居民购买一只，但到了10月2日，仅销售了30万只。[65] 　　但不管如何，几年特大经济困难，终于“尽力设法混过去了”，[66]领导层最担心的情况总算没有发生：几年间，尽管“粮食少，死了一些人，可是没有出大问题，没有出‘皇帝’”（宋任穷语）。[67]全国城市的代食品的噩梦也在1962年上半年大致结束。 　　综上所述，在大饥荒降临之际，发起“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推广运动实乃迫不得已之举。中国历代政府对于饥荒问题都有一套应对方法，到清代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报灾、勘灾制度，朝庭通过放粮、免征、出贷、移民就粟、以工代赈等减轻百姓痛苦。[68]建国后，在五十年代初中期，政府在勘灾、救灾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绩，但1958年的大跃进和接踵发动的反右倾运动破坏了报灾、救灾机制，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后果。 　　1960年下半年后，当国者逐渐面对现实，却苦于已无粮食可用于赈灾，遂运用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全面发起代食品运动，显示出了巨大的功效。在这艰难的几年里，绝大多数干部也能做到与群众同甘共苦，只是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克制和牺牲，并没有使最高当国者有所愧疚或改弦易辙，在其戮力坚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依然长期缺衣少食。农民的吃饭问题，一直要到1980年代初邓小平启动农村改革才得以真正解决，其间的教训值得世人永远铭记于心。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13.3.2007 21:12
 左祸肆虐的年代—59年我们生产队大饥荒记实 杜治中 大难不死，足以为证，我要控诉那个恐怖年代。 我家住在县城边（现在已经是城中）一个叫官田坝的村子里，在“大跃进”实行军事化管理时叫城关营同心连第四排，59年时叫城关公社同心管理区第四生产队，现在叫严道镇同心村四社。 57年“反右”之后，全国 “大跃进”，农村进入人民公社，上边要求我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那时人们完全没有了正常的生活和种田的规矩，一个个的小家庭变成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大家庭。所有的家具都集中到公共食堂，用得着的就用，用不着的就做烧火柴；所有的金属用具除了镰刀、锄头而外，连门上的扣子、箱子上的饰件都拿去大炼钢铁。房屋除了用作睡觉而外，没有其他用处。甚至于住房都属于集体的，经常叫你住哪里就住哪里，有些单调户的房屋被拆除了，把人赶到人口集中的大院子里，行动军事化，下地干活除了带上农具外，还要在腰杆上别上碗筷，打破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作业界限，哪里干活哪里吃饭，吃饭不离开“阵地”。 最害人的是搞“稀株密植”，高产田、卫星田，名目繁多；浮夸风盛行，粮食产量就象吹气球那样不断膨胀，到处都在出高产、放卫星、万斤田、万斤坝，明明是减产硬说是增产。大丰收当然紧接着高征购。 59年春节刚过，公共食堂的粮食便捉襟见肘了，每天只能以少量的粮食维持度日，拼凑些五谷杂粮，磨成面粉加糠做成馍，全劳力每日八两（十六进位），次劳六两、半劳及小娃娃四两。全队男女老少280多人，一天到晚就咽着口水等吃。有时连糠馍馍都断顿，找些喂猪的红苕根根、洋芋坨坨煮熟，每人一汤瓢。无论大人娃儿都饿的绿眉绿眼的，一双双饥渴眼睛四处搜索，巴不得有点什么东西塞进嘴里。捱了一段时间，连糠馍馍都维持不下去了，就在一大锅水里搅上两三斤杂粮面粉，就靠这种“面糊茶”来填充肚子。每天在食堂里尽听到小娃儿熬熬哭叫，扭着大人要吃的，大人们除了无可奈何的哀声叹气外，别无他法。但就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准说一个“饿”字，否则马上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社员们忍受着饥饿去出工，指望着秋收后能摆脱眼前的困境。 幸好是在春天，天气渐渐暖和起来，满山遍野的野菜树木都萌发了，开花了。大家都有常识：凡是猪牛牲口能吃的野草，人就能吃。鹅香草、侧耳根、水芹菜、鱼鳅串、车前草、苦马菜、野苕子、米麻花叶、槐花、脱皮籽花、野棉花等等。割回来淘干净，加上食堂里打回的二两谷面搅和在一起充饥。 那年真还托大自然的福，除了野菜野果可充饥外，有能力的还可去捕捉老鼠、摸鱼、逮蛇或泥鳅、黄鳝，逐渐又扩大到捉癞格宝、蝌蚪、枇杷虫、蜗牛、田螺甚至蚂蚱、蚯蚓、蚂蚁等。 好不容易熬到麦子灌浆待熟，一群饿得黄皮寡瘦的小伙伴约上我，偷偷去割田里的麦穗。躲在河坝头捡些水打柴生上火，把麦穗放在火苗上烤熟，双手一搓，吹去芒壳，一把塞进嘴里，那香喷喷的滋味，我敢说只有我们经历过粮食关的人才享过这种清福！吃饱了，个个脸、嘴、手都黑黢黢的，真像个活鬼，互相戏谑着，庆幸这下饿不死了。 小春终于收成，大家以为可以把命逃出来了，这时，上面宣布：“先国家，后集体”——征购粮交完后又没有粮食了，仍然喝面糊茶汤汤，于是伸长脖颈望大春。 在玉米地里垒埂子栽红苕藤时，刚打蔫头，起“麻索子路路”的玉麦苞苞掰来就下连核核（hū）啃，红苕藤的尖尖也往口里塞，大家都学会吃生的，不管生瓜瓜、生豆豆、生茄子各种蔬菜都能吃，就象牲口一样见啥吃啥。收拾庄稼时，大家还是掰玉米吃玉米、挖红苕啃红茹、割谷子嚼谷子，当然只能生吃，不敢拿回家，一是在家做吃的不方便，因为根本没有炊具；二是监管很严，根本没有自己支配的时间，而且一旦被发觉，还要挨打受辱。曾经有个叫兰潘氏的老娘子揣了些谷子回去，在深夜里用砂锅炒干，用手磨子磨去外壳，还没吃进口就被干部发现，收缴了手磨砂锅，砸了炉灶，还弄去跪打。 高征购下的秋收最后也没能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接着又是反右倾，反瞒产私分运动。上头到处都在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社员们每天都把收起来的谷子运到县仓库堆放，在县仓库晒坝头翻晒，晒干后立即收入县仓库。有时阴雨天收起来的谷子晒不干，就在食堂用大锅炒、炕，连夜赶交公粮。当时的最高指示具体明确：“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代以瓜菜……”所以就在收割庄稼那半个多月吃过干的，而且都是按劳力等级定量供给。等到“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之后，就只剩下些间种的五谷杂粮和风桶尖上的二仓秕谷作社员的提留粮了。 天，是风调雨顺的天，地，是肥得流油的官田坝，可上边说我们遇到了特大的自然灾害！灌了半年的面茶汤汤，人的营养严重缺乏，体力严重透支，水肿病终于挡也挡不住地来了。先是走不动路，接着是起不了床，一个个由皮包骨头变成了黄肿烂熟的大头和尚，眼睛肿得眯成一条缝，双腿象木头棒棒，小腿上一按一个深窝。山上坝头的土地几乎都丢荒了，全县各公社普遍出现了饿死人现象，公社终于办起了临时肿病医院。城关公社的临时医院就设在我们官田坝的大四合院里。处方很简单：麦麸子、细米糠、玉米和黄豆面粉再加点儿红糖蒸成糕，切成一两重的小方块，取名叫“红发丸”，一经服用，简直是奇效！连服几天水肿便消退了。可是水肿病人太多，而医院太小，整个四合大院全部用晒垫摆满了地铺，最关键是“药”少，供求矛盾尖锐，只好减“药”减人。水肿稍轻的还住不进医院，住进去的稍有好转便强令出院，出来两三天又复肿，当时有“三肿三消，四肿翻撬”的谚语，进出连番四复，最后还是拄着杖进去，横起抬出来——变成了尸体。 那年冬天，公共食堂里也在到处找寻些能代替吃的东西，青菜、厚皮菜加糠面就是最高级的食物了，可惜就是供不应求，刚到初冬就菜根菜芽都抠光吃尽了。食堂又从县仓库里运来粗糠，加上玉米核核，经炒、炕后磨成面，或者是用玉米壳渗上石灰水，浸泡几天、捣茸，捞去粗纤维，过滤成粉，多是石灰沉淀物，加上米浆，做成米豆腐，一斤米能做18斤米豆腐。无论怎样变着花样吃，也总是解决不了饥饿问题，别的食堂还想出了新招，用人尿加清水，晒上两周，待水中生出青苔，取名叫小球藻，就以这种尿水来充饥。我们食堂则把能走动的人派到山上去挖蕨鸡根、粉葛根、牛马藤、岩板花根来滤粉、和着糠吃。 最残酷的时刻终于来临，59年冬天，公共食堂无法维持，断炊了！家家都开始死人了，今天这家死一个，明天那家死一个，多是壮劳力。那时死了人都没有哭声，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个个都站在死亡边沿，不知何时便轮到自己。许多人嘴上都叨念着一个最高理想：能吃一顿干饭死了也值得！ 那年冬天，我在县城“二完小”上六年级，虽然饿得足粑手软、皮包骨头，但还在坚持上学，老师们一个个不是面黄肌瘦就是浮泡肿脸的，尽管他们每月有18斤口粮供应，也还是不够身体的需求。缺课的同学一天比一天多，全班50个同学，除了有1/3属居民户口的在坚持上学外，农村的几乎都饿得不能上学了。就在那年冬天，我们班也饿死了五位同学，一个叫兰术生，是个高大结实的胖娃，他与我同一个生产队，在他爸、妈、叔、婶都先后饿死没几天，他也饿死了。还有同队的兰琼芸同学。家在五队的郑登琼同学，在到五里山挖蕨鸡根的路上饿得倒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另外两位一个叫王文珍，一个叫谢少全也是在那个冬天饿死的，他们都才十一、二岁，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少年，却走完了不该走完的人生路！ 在那个恐怖的冬天，山上坝头凡是能吃的野菜、野果、昆虫都吃光了，连最贱的鹅香草都长不赢人们对它的需求。到处都是一片赤地，稍有点草芽刚出土，即被饥饿的人群争着拈光了。我们队里有个五六岁的娃娃叫徐元康，他爸、妈、哥都在那个冬天饿死后，他饿的走不动了，就倒在田坝上歪着脑袋去啃那一点点的草芽儿，一直啃到断气后才被人发现。 在那个恐怖的冬天，人们饥不择食到了难以想像的程度，又发现了些能“吃”的东西——树皮，桤木树、桦树、枇杷树的皮，观音土，还有用作肥料的菜籽油枯，皮口袋、皮箱、皮撮箕、皮带、皮鞋等。 各种树皮当中，最好吃的要数枇杷树皮了，它的苦涩味淡些，又有糍性，颜色呈高梁色，把它舂磨和糠面做成馍，大家打精神牙祭称之为高梁馍馍，叫观音土做的是粉子馍馍。说起那个观音土，白里带点黄，吃进口象糯米样糍粘粘的，不含沙不踮牙，不苦不甜的白味，手感细腻，可就是绝对没有营养，饿慌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口大口往肚里吞，结果消化不了，坠胀难受，又拉不出来，好些人就这样让泥巴砣砣给胀死了。那树皮和糠做的馍馍，吃时要克服它苦涩麻辣及说不出的怪味，拉的时候蹲几天几夜都拉不出来。用手去抠，用竹片去掏，整得鲜血直淌。饥饿又加上这样折腾，哪有不死的！还有的人真的不想活，实在饿的受不了，就把润肤的凡士林冲开水喝，把蜡烛、肥皂啃来吃，把蓖麻籽炒熟吃，吃了以后，上吐下泻，死得更快。 还有好些人是没被饿死前而被打死的。那时村里都豢养着几个打手，他们吃饱了就背着枪到处巡查，发现哪家房子上冒烟了，便冲上门去砸锅砸灶。上院子的几个社员因为扯了点油菜来充饥便遭到吊、跪、打，受过毒打的也较普遍。有去偷菜的，偷吃庄稼的，偷猪牛的，偷刚播在地里浸过农药、大粪的种子的，去撬保管室门的，偷食堂馍馍的，总之都围绕一个“吃”字而受尽凌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树德堂的院子里，有几个社员冒死去宰杀耕牛，被发觉后，把他们四个人押在四合院天井中站起，打手石开泰手握一丈多长、茶杯子粗的铁头子金竹竿（院里原来做过粉条，有许多晾粉竿），气势汹汹的站在廊檐下，挥动竹竿，风声呜呜响，猛朝天井中的人劈去，两人立即倒地，张着嘴，半天叫不出声来。接着又选好角度劈向还没倒的另两个人，全都倒后又喝令站起来，再打，直到把竹竿抽成光刷刷又另外换一根，一直把四人打得再也站不起来爬在地上奄奄一息才罢休。那当场喊“石爷饶命”的求饶声、凄厉的惨叫声，围观群众的叹惜声，小娃娃的吓哭声，几十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另一种刑法是吊“鸭儿子浮水”，一个当时才15岁的小伙子王富清，打手用细麻绳将他吊起后，还在背上加一个百十斤重的石头；有个妇女吊起后，还被脱下裤子，用荨麻抽下身，用极其下流的手段凌辱人，他们的想象力很丰富的。同心五队的孤儿艾云华（现在县福利院）的母亲周国勋，当时才30岁，就是被打手丁××用锄把捅进阴道戳死的。还有一种刑法就是把偷牛的人代替牛来耖田，大冬天，脱光了身子拉上犁头耖田，走不动就打。我们队被打死的人有徐明忠、宋金选、杨升安、王华剑。全县饥饿又挨打死的就不知多少了。死后还背上“偷贼”的罪名，说被打死的是坏人，来标榜其打人的合法性。其实被打死的都是一贫如洗的好社员，当时称为贫下中农，阶级兄弟。成分不好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早就整怕了，宁饿死也不敢去偷。但我敢断言在农村凡是活下来的下层人没有一个没去偷吃过庄稼的。死去的人蒙冤含垢，活下来的人何尝不是蒙冤含垢呢？那时的情况就是全民皆“偷”啊！ 三年的大饥荒中，我们这里从59年冬到60年春是死亡的高峰期，一条大路从我们生产队通过，这段时期每天都看见乡下逃荒的人经过这里，走不动了，倒下去便死在路上。从北门口到飞机坝这段路仅一公里。一天都要倒下几个，又没人及时收尸。在北门口那条小街上，住着五、六、七三个生产队（当时叫大三队、小三队），每天一辆架架车专门拉尸体去倒都忙不过来，刘万寿家一家五口就死去三口，他父亲死在床上十几天才轮到拉去倒在黄沙坝河边上。 四乡山区各公社的死人情况比我们城里更惨，一家一户死绝的也不在少数。复顺公社的太阳弯生产队几十户人几乎死光。我的同学方联森说，他60年到三合乡去，亲眼目睹了在一个住有五六十人的大院子死得清清静静的，长期没人掩埋，那些先后死去的尸体横陈竖摆，各具惨状：有背靠大门枋，眼巴巴站着死去的，有横担在门坎上，伸出手作呐喊状的，有蹲在墙根的干尸，有母亲抱着婴儿死在床上的，有刚死不久被老鼠掏去眼珠、咬得血淋淋的，有死后被人割了屁股肉的。在烈太公社共和队我叔叔杜国林家，一天就饿死三个孩子。另一个亲戚叫杨仕芸，当时才一岁多点，她妈已经饿断气了，她还在身边吮奶，幸好命大被家人救起，现在已四十多岁了。 到后来，那些死在路边上的人，晚上就被割去身上的肉，我也亲眼看见过在小壕头路边上，两具男尸被脱去裤子，从臀大肌到腿肚子的肉都被割走了，露出青紫色的刀痕。吃死人的现象很快播及开来，虽然饿死的人只是皮包骨头没多少肉，但比起吃观音土来要强多了。倒在路边上的尸体吃完了，就去吃倾倒在河边上的尸体，甚至有些埋在土里的新尸都被挖出来刮去了皮肉。邻队丁×氏的孩子刚死，她便悄悄宰割煮着吃了，大家都知道这事。她存活下来后，一直带着内疚沉重的心情郁郁生活直到去世。在太平公社还发生偷吃别家活娃娃的事。 如果说57年的反右运动改变了人的大脑思维功能而三年的饥荒则改变了人的胃肠生理功能，在62年省检查团来这里检查时，看见到处都是马屎而又无一匹马，后才搞清楚那是人屎不是马屎，因为长期啃树皮草根，人的胃肠生理功能都蜕变到马的生理功能了。 在我国历史上虽也有“易子而食”的记载，但那现象是偶然的，局部的，时间是短暂的。因为东方不亮西方亮，灾民去逃荒有地方可逃，而我所经历的发生在当代的这场浩劫，其地域遍及全国，时间长达三年，饿死人数空前。据载，全国死亡4000多万人中，四川就占1000多万。我们荥经县因死亡比例最大而震惊中外名垂青史！据县里有关统计，全县58年加上外来人口近12万人，62年后统计只剩5.7万人，死了一半。我们队还算好的，才死1/3。遗憾的是至今都还说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我想，在讲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也该给老天爷平反昭雪了。 不仅该给老天爷平反昭雪，而且应该感谢那年冬天老天爷给了个个暖冬，太阳每天暖融融的惜疼着广大的贱民们，要不然不知还会有多少人死亡，我也会在死亡之列了。 兹将我们官田坝四队59—62年粗略统计的死亡名字附录于下，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上院子：陈匡氏、兰潘氏、兰加荣、兰少彬、兰少成、李文孝、李笨牛、兰吴氏、丁永元、陈国芬及二个孩子。 中院子：张超、张志环、罗松兰、兰聚五、王少文、王王氏、方万禄、杨丙德、兰少武、兰刘氏、兰少臣、兰李氏、兰少光、兰王氏、兰少举、陈文珍、兰惠琼、兰锡芳、王陈氏、兰松贞、徐怀石、徐石氏、徐明忠、徐元康、张元福、张罗氏、冯大方、冯冯氏、兰琼荣、兰李氏、兰少可及母、妻、子。 下院子：兰悦才、石明香、石安、曾广钧、陶琼香、曾毛氏、霍永敦、张必华、兰锡华夫妇、兰锡芬夫妇、兰术生、杜国祯（家父）、杨升安、何术清、何木匠、夏仕高夫妇、兰加华、兰何氏、兰加林、兰冯氏、肖仕彬、兰少林及母、兰少琪、肖冯氏、兰洪氏、兰吴氏、兰悦华夫妇、杨廷模、方刘氏、任兰氏。 树德堂院子：兰保和夫妇、宋金选、宋李氏、徐芝芬、陈开荣、王华剑、王石氏。 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祭奠他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以警后世。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13.3.2007 21:14
关于大跃进的注解 李成贵 　　对于发生在1958年的“大跃进”，我们从以往的叙事描述中已了解得很多，但有关此次运动的笼统认识下所隐含着的丰富内涵，特别是其起源和机制性因素，今天仍值得继续探讨。 　　大跃进：“一天等于20年” 　　“大跃进”的序幕，在1957年就已拉开。史料记载，1957年毛泽东主席多次严厉批评了反冒进。在毛泽东的指引下，《人民日报》在这一年的11月13日发表社论，号召批判“像蜗牛一样爬行”的保守思想，要求“发动全民，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从而最早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提出要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争取当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同年5月，中共中央又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就注定195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按照过去的说法是“战斗的一年”。 　　这一年，毛泽东继续批评了持不同意见者，即所谓的“稳妥派”和“观潮派”。他还在对《人民日报》的一则社论的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并在许多场合为“大跃进”鼓劲打气，显示了不可违背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的计划指标一再调整，提得越来越高，最后确定“二五”期间农业年均增长30%，到1962年粮食总产达到7.5亿吨。与此相呼应的是，各地在沿着总路线创造惊人成就的压力和动力的双重作用下，都表现出不甘落后和争创奇迹的决心，人们的干劲确实鼓得十足，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狂热的生产激情驱使着几亿农民去创造社会主义奇迹──这毕竟是“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但到了最后，他们之间的竞赛内容已不再是实际产量的高低，而成了胆量的较量，看谁更敢于说谎和浮夸。于是，一个个高产“卫星”上了天。当我在北京图书馆重读当年的报纸，看到这些人间“奇迹”时，只感到不可思议。让我们看看那一个个“卫星”吧。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用通栏大标题发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章宣称：山东省寿张县“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1000－2000斤，根本没有提了。”当时的报纸上还说，农村的墙壁上到处贴满了宣传画：玉米长到月亮上，惊扰了寂寞的嫦娥小姐；水稻亩产万斤的卫星腾空而起，连太阳也黯然失色；棉花堆成的高山耸入云端，山顶的娃娃笑哈哈地遥指珠穆朗玛峰。这个时候一个早年以乡土小说享誉文坛的作家又发挥了新的优势，他在《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发表《徐水人民公社颂》，轰动了整个中国，文章竟宣称“茂盛无比”的小麦亩产12万斤，“花团锦簇”的山药亩产达120万斤，一棵硕大无朋的白菜重大500斤，棉花的产量也“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 　　其实，正像后来人们明白了的那样，这些高产“卫星”，一般都是采取浮夸虚报、重复过秤计产或将几亩乃至几十亩以上即将成熟的庄稼移植到1亩地里伪造出来的。当时，农民们为了沿着总路线创造惊人的成就，已经投入了极大的激情，付出了超乎想象的劳动──正像一些外国观察家所看到的那样，“一群群农民实际上没有休息地、不可思议地投入大量时间，连续几周维持着令人极度疲劳的进度”[1].但实际结果离“一个大的跃进”还相差甚远，这种情况下，一些胆大妄为者就想出了歪招。 　　这个特殊的年代，人们普遍蔑视技术规范以及强调技术规范的专家，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被斥之为“右倾保守”（怀疑高产记录）、“厚洋薄土”（怀疑中国农民的高产技术）和“三脱离”（脱离农村、脱离农民群众、脱离农业生产实践）。加之，“卫星”上天的报道充斥耳目，不断敲打着人们的神经，以至一些原先持怀疑态度或半信半疑的人也开始相信它的真实性了。在这种特殊的年代甚至连一些著名人物也登场了，一个搞原子弹的科学家出面证明亩产2万斤的可能性。当然，1958年异常良好的气候条件，大大鼓舞了人们的士气，也减弱了人们对高产记录的怀疑。 　　起源问题 　　重温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许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了“大跃进”的发生。其中，最重要的是仿照苏联模式而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也即剥夺农村地区以支持城市工业的做法。苏联在执行其经济计划时，曾经将农业既作为出口的源泉，使政府能够为工业进口机器和技术，也用作迅速扩大的城市工人队伍的食物来源。这种办法假定农业生产确有剩余，并设法提取这些剩余产品。 　　但是，中国执行这种战略的基础与苏联有很大的不同。1957年中国的人均产量不足1928年苏联的60%（339：566）。这样，苏联能够讨论如何保证最适当地支配稳定的农业剩余，中国则必须研究一种办法来生产出这种剩余产品，然后做到控制其分配。因此，当“一五”取得的还算可观的成就在强烈的赶超愿望下已不能令人满足的时候，中国更为迫切地要探索一种可以大幅度提高农业产量同时又使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能够迅速发展的策略。 　　这种情况下，常规的办法已很难凑效。那些原本是合理和稳健的做法，现在看来成了“小脚女人走路”和“蜗牛一样的爬行主义”。这时，最需要的是一种“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于是，毛泽东开始重新利用战争年代的经验，把它视为希望的所在。其做法就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运动，充分相信群众的力量和智慧[2]；就是要通过新的组织形式和强大的意识形态教育来把广大农民动员起来，并鼓足干劲，去创造奇迹，获得用这个年代的词语来说是“多快好省”的效果。这样，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大跃进，就应运而生了。当然，它的实际效果是“多快”淹没了“好省”。 　　此外，毛泽东的另一个个人特点，也促使了“大跃进”的发生。那时，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放在有关农村政策和国内政治变化的争论上，在这些方面，他有着丰富的经验，堪称行家里手。相比之下，城市经济，特别是财政和计划的专门事项是他不大了解的课题。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曾抱怨财政部的文件过于专门和复杂，以至他甚至没有阅读就签署了。这种状况自然限制了他在农村以外的其他经济领域的作用，他于是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他认为是更有信心的领域──农业部门。 　　“一种新的社会组织” 　　实现“大跃进”的目标，显然需要探索一种有利于安排人力和资源的适当组织单位，为大规模的动员工作消除体制上的障碍。同时，这种组织方式还需要解决当时农村基层的政府单位和经济单位之间的配合矛盾。这样，就产生了一种追求规模越来越大和所有制越来越纯的政策倾向。其结果，先是把小社合并为大社，再后来就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推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用当时的话语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 　　这年8月北戴河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度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和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公社的规模为一乡一社或数乡一社，一社的户数可以从2000户到5000户不等，并要求合作社转为公社的步骤和做法要一气呵成。决议还满怀信心地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也即民间所说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士气，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使得他们以饱满的情绪投入到紧张的劳动而忘记了疲劳。当然他们不会想到，40年后的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北戴河会议召开的翌日（8月18日），《人民日报》即在态度鲜明的大字标题“人民公社好”（这是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时的表态）下，宣布河南省信阳专区全部成立了人民公社。9月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再次有力地论证了人民公社化的必然性、必要性、可能性和美好前景。这种情况下，公社化运动狂飙突进，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展开。到10月底，全国原有的74万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了2.6万多个人民公社，99%的农户加入了新的组织。当时，有一首民谣为这种神奇的速度提供了解释。这首民谣是“毛主席真伟大，叫咱干啥就干啥。他说人民公社好，咱们就搞公社化。” 　　机制性因素 　　对于“大跃进”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需要深入地认识它在以下两个方面的机制性因素。这两个因素对于理解“大跃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以往人们研究得很不够。 　　第一，意识形态的教育作用[3].意识形态具有确认现行政策合乎义理以及凝聚集体的功能，它是人类交往中形成的自我理解和解释的认知系统（cognitive system），同时也是社会政治集团合法化和进行合理辩护的观念体系。作为社会生活的中介和社会融合的机制，它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从某种角度讲，它可视作是节约管理国家的交易费用的有效工具，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它对政策选择的影响作用特别明显，而且往往超过了其它的制约因素。事实上，正如厂商可以借助广告影响购买者的选择行为一样，意识形态也对执政者权威的合法性和他所推行政策的合理性起到了广告作用，因而执政者总是要费尽心机操纵舆论和宣传工具，通过投资于教育和宣传而使人们受到意识形态上的谆谆教诲和劝谕。正如摩尔在他那部被誉为是本世纪社会科学三大名著之一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所说：“统治阶级并不仅仅以其事实上所具有的东西去将他们的权力合法化，而是试图为其寻找一个道德上的合法基础，将它描述为是人们普遍认识和接受的教条和信仰的逻辑上的和必然的结果。”[4]为了强化其观念工具的有效性，意识形态总是自封为真理和绝对知识，并通过平民文化（不是学者文化）的教条，如诉诸公式、口号、标语等通俗化的形式而强化其效果，从而在社会团体中形成“对统治合法性的信仰”（the belief in legitimacy）。伦斯基（1984）曾以苏联为例作出解释，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大概再没有比苏联更好的例子了。在这里，一部分人1917年夺取了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并运用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去将国家的教育系统和大众传播媒介转化为一种巨大的宣传工具，在一代人当中，绝大多数俄国人皈依到了对共产党的事业的真挚坦诚的支持上。”[5] 　　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中，意识形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频繁而强大的共产主义教育，很快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心理，促进了“大跃进”场景的确立，并为有关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合理性辩护，从而降低了特定政策的摩擦和运作成本。这种教育将社会整合成一个有利于对共同事业纯粹献身的庞大体系，人们虔诚地依附于政治共同体，并不断为之作出贡献，而不期望在每种情况下都得到明显的回报。从而有效地减少了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和X 无效率的发生。李约瑟老人曾特意表明他对1958年的中国的实地观察印象，“我所得到的最鲜明的印象是，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受武力强迫劳动的想法完全是脱离现实的幻想。与此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人民自觉自愿，满怀热情，共同努力提高生产和实现现代化（有时越过了政府计划的要求）；对古代文化的自豪促使他们在现代世界上取得应有的地位”[6].那时，盛行的一首歌曲写道：“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人们在强大的信仰支配下，豪情万丈，干劲冲天，这是非常值得回味的一幕。 　　第二，集权体制下信息的扭曲和失真。任何政治体系，只要中央政府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环境中从事非常广泛的活动，都会遇到这种信息难题。在集权决策国家，这种困难特别突出，并一直被认为是中央计划经济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主要是由于一个集权的决策结构的信息系统包括许多环节，发生错误和失实的可能性也就加倍增长了。或者说，政府行政等级机构不可避免地要起到歪曲信息的作用。所有庞大的决策体系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政府行政机构来获得和解释信息，但是政府行政机构的各级官员是向上级负责的，并要靠上级的赏识方能得到晋升。他们常常对自己上级的需要和希望十分敏感，于是就会表现出一种难免的倾向，总是要选择性地把那些中听的或对他们的仕途有利的信息禀报上级。正如R ·芬德莱所说，他们采取的是“和上面合作的方式”，而不是“来自下面压力的方式”[7].当然，如果他们故意歪曲信息或过于浮夸，而一旦被发现的话，后果可能是严重的；但是，报告令人不愉快的事实真相可能更加危险。有谁敢于做谔谔之士，暗示领导人有可能在某个形势的估计上犯了很大的错误，那它就可能会丢官弃职，而那些传播鼓鼓舞人心的消息的人则会官运享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原因就在于此。这种情势的累积效应，到了最后就有可能使得有关信息远离了真实情况，甚至面目全非。“大跃进”中所以浮夸成风，问题似乎就出在这里。当年正是这些“伟大的空话”的材料（借用邓拓《燕山夜话》中的标题），构筑起了信仰的神殿，并使得有关决策越来越偏离了真实需求。 　　实际效果 　　1958年，气候条件的确非常之好，加之人们干劲十足，迅速集中的劳动积累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金和技术方面的限制，因此，粮食的产量肯定比平常年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但是，问题是当时农村还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另一项运动──大炼钢铁。这项运动抽走了大部分的壮劳力当庄稼丰收时，从事收割的大都是妇女。这一时期，农村妇女中有80%以上的人参加了农业劳动，其中许多人以前从未做过农活。 　　由于缺少劳动力，许多谷物不得不仍在地里烂掉，或只能草草收割。那年在地里随处可见丢弃、散落的粮食[viii].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了粮食实际收获量的增长（这个数量究竟是多少，也许永远也无法说清了）。 　　当然，这只是产生于当年的表面上的后果。更严重的影响还在后面。这种影响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一场灾难之中，人们很快就发现他们跑步进入的不是共产主义社会，饥荒在等着他们。死神在招手。 　　余论 　　“大跃进”的年代已经远去，现在很多人把它荒诞离奇的做法当作了有趣的谈资，另一部分人则对它的严重后果耿耿于怀，给予非议。本文想借此说明以下两点看法： 　　第一，“大跃进”是特定历史环境和社会心理下的产物。当时的人们，包括中央领导者，对那种超乎寻常的浮夸数字是深信不疑的。广大群众满腔热情的冲天干劲也是空前绝后的，在国家投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响应政府的号召，为早日改变城市农村的落后面貌，为实现工业化、机械化，为提前迈入共产主义社会，过上美好生活，夜以继日地奋斗在田间地头，甚至十天半月地连续作战，让高山低头，逼河水让路，形成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的确创造了许许多多前所未有的奇迹。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不免令人为之感动。这毕竟是一场激荡人心、富于幻想并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试验。其中体现出的艰苦奋斗和纯粹献身的精神，就像绝大多数人都已看到的那样，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缺品。 　　第二，大跃进已经成为历史，但浮夸的习惯却保留了下来。今天，在各地各部门浮夸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统计腐败和“数字出官”都是不争的事实，似乎已经成了一种难以治愈的政治慢性病。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历史谱系的“锁定（lock in ）”，且与政治考核和录用制度的不健全也密切相关。更确切地说，原因在于我们的民主选举制度不健全，不是由百姓选官，而大官定小官。大官选小官，要看政绩，小官没有政绩，就要浮夸。于是，“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浮夸成了浮夸者仕途上的通行证。可以说，浮夸是干部玩的把戏，与老百姓没有关系。其实，中国的老百姓一向务实而重行，不长于抽象理论，也很少巧佞的辞令和一切浮虚的东西。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大都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他们生活里唯一的要义是工作，无分寒署、整年地自早至晚、孜孜不息，中国古人本有勤俭起家之训，俭为节流，勤为开源，开源之道，唯有茹苦耐劳、勤奋做事。他们有时在干部的支使胁迫下，帮着干部伪造政绩，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故亦为可恕之理。所以，就浮夸而言，问题就出在干部身上，在于官本位和民主制度的不健全。

作者: deependarken 时间: 17.5.2007 10:58
<div class='quotetop'>QUOTE(yangru @ 18.11.2005, 13:32 )</div><div class='quotemain'>我已经把你的文章复制下来了，不知道真实性是多少，但是你为什么这么研究这些知识？已然成为过去的历史了，领导的失误并不是诚心坑害中国百姓，只能说名气领导能力有限，思维方式局限，你是法 --轮 -功嘛？过去的历史我们可以指责，铭记，但是不要大肆宣扬，毕竟他们不时敌人，我们还是要向前看团结的国家才能富强。 [right][snapback]813737[/snapback][/right] </div> yangru 你实在是只没有良知的畜牲 对任何对中国近代史提出反省者皆扣上轮子的帽子 看看吧 为什么贪官的孩子最爱国? <a href='http://www.deependarken.com/viewthread.php?tid=1107&extra=page%3D1' target='_blank'>http://www.deependarken.com/viewthread.php...&extra=page%3D1</a>

作者: 慕尼黑不眠夜 时间: 23.5.2007 05:12
<div class='quotetop'>QUOTE(yinhuashi @ 15.03.2006, 15:53 )</div><div class='quotemain'>1我想收集这些东西的人还应该收集一下解放前这个国家死了多少人,他根本就不了解建国历史就随便做评论,不是一个负责的人. 2毛泽东是世界公认的伟人,建国后的岁月更证明他的伟大,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也一样证明他的奇思妙想 3.建国后林彪成了国家的心腹大患,可以说毛泽东对付他也是很难的,林彪也早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想法.还有一股势力就是以邓.刘.叶等为一派的资本主义派.林彪除毛泽东外可以说无人能和他较量,毛泽东也知道在他之后,如果林接手国家,那么中国面临的是内战的结果.可以说毛泽东在建国后就是想怎么让林自己跳起来,但林到了他晚年才发难,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所以林死后,周恩来大哭一场.问之 ,只说你不懂,其实就是知道所有的一切终于有了结果.林被灭,而邓留,可见他的用意了 4.也说邓不可不用,也不可重用,现在证明也是对的.   历史有必然性,不要割断来看,也许经历多了,才会懂,才体会,不要去听说,否则小马就不能过河!!! [right][snapback]927174[/snapback][/right] </div> 1你的意思是去了虎豹，又来豺狼。豺狼比虎豹好，因为死人少了。 2奇思妙想--比如土法炼钢，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食堂等等。 3林彪，想起三国里云：掩目而捕燕雀，是自欺也，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家大事乎？今将军仗皇威，掌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若欲诛宦官，如鼓洪炉燎毛发耳。 4邓不可以重用是对的，怎么讲。没有坚持2个凡事？

作者: 慕尼黑不眠夜 时间: 23.5.2007 05:50
<div class='quotetop'>QUOTE(desertrose @ 11.04.2006, 18:14 )</div><div class='quotemain'>那粮食到底被谁吃了哪？ [right][snapback]950677[/snapback][/right] </div> 唉想起“何不食肉麋”这句话来。 当时是根本没粮食可吃，因为人们都去炼钢去了。粮食都在人民公社的食堂给糟蹋了。 我有个小舅舅，当时就饿死掉了。那时他还是个不会讲话的孩子。大人都去练钢铁挣工分了，把孩子关在家里，竟然饿死了。把草席和炕上的草泥都吃了。这都是听家里父母偶尔提起的。 你们知道什么是惨么。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2.7.2007 00:30
再补充一篇文章: 毛泽东的大跃进，大跃进中的毛泽东 简短的前言 　　随着历史的逝去，岁月的流水冲去了当年当事者的情感、是非之纠葛埃尘，会使后来者对历史的视察变得清晰起来。从这一点上说，今人对毛泽东当年发动的大跃进和大跃进中的毛泽东，已有可能“洞若观火”了。 　　首先要说：全文较长，其实可分多次连续发出。本文属旧文重发（去年5月曾连载过10次），似不应再遇障阻。文中，比较敏感人事的名、词，均已作了“技术性”处理。 　　其次要说：这是我过去的一组共十篇文章的合成篇。这一组文章尽用张××、吴冷西的著作和《毛泽东传》的材料（这些材料的原本，我在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曾接触过，——但当时不准记录。根据我的记忆，张、吴的材料是真实的）写成。所以，本文的澄清历史事实的作用，都应归功于张、吴等人，我不过是代为宣传而已。本来，是不准备再发此文的，怎奈，这几天又有多人写这段历史，有的有较大出入，故于匆忙中，将过去的十篇文章作了大的调整和修改，然后合十为一，发到网上。这里，我还得郑重提议，想搞清这段史实者，不妨去亲读张××的《还清白于毛泽东》、吴冷西的《回忆毛主席》和官方大作《毛泽东传》；更应该趁参与这段历史的人，特别是广大群众，其中好多人还健在，多搞些社会调查。 本文写述了以下十个大问题： 　　一大跃进伊始，毛泽东即意识到会有“差失”而布置调查 　　二毛泽东听取汇报，产生新认识 　　三毛泽东确知某些人的浮夸和冒进 　　四毛泽东批评“穷过渡”说：即使我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五毛泽东针对当时亩产可达10万斤的浮夸，摇头撇嘴说: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 　　六毛泽东要求“凡鼓吹高指标，鼓吹浮夸风的一律不登报” 　　七毛泽东要求“浮夸性”宣传要转变：“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 　　八 1958～59年毛泽东屡次三番地召开纠"左"会议，他尖锐指出：“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九不幸为毛泽东言中——1959年，确有人因搞“浮夸”而得“实祸” 　　十当年的庐山会议，本意仍是反左的，后来突然变成反右，其中“谜底”，今已现端倪 　　这是一个事实：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发动者，并且，为了发动真正的大跃进，之前，他还曾反过“反冒进”。 　　但是，毛泽东的这一切，都是实来求是的。更因毛泽东是个辩证大家，又是一个无私的为国为民的执一奋斗者，他的几乎是前无古人的“始终同人民大众混在一起的”革命经历，使他得到了无穷智慧。他邃虑怀远、高瞻深瞩，早在建国前夕，就预测到自己队伍中会有李自成，会有意志薄弱者，会有中途“扭伤脚者”，于是，他早就吹风“不当李自成”，讲“两个务必”……建国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他也是洞察到“其中‘劫数’”而希图通过勇敢的“历劫”开创社会主义道路的。他提倡焕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力，提倡跃进，但因他也素知当时国人心态中的某些不公、不纯和不正，──又时刻警惕某些人“走极端”,搞假“跃进”真“冒进”。有一个铁证，即北戴河会议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但北戴河会议后不久，毛泽东便意识到有些人的浮夸、冒进，立即要求全党进行实际的调查研究。 　　某些人有这样的一个怪逻辑：说到大跃进，他们认为这是浮夸、冒进；而说到自己的浮夸、冒进，他们又说，这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其中荒唐，──远离历史纠纷，早已站到历史纠纷之外的今人，是不难辨识的。 一、大跃进伊始，毛泽东即意识到会有“差失”而布置调查 　　1958年10月,他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做调查,以便有效的纠正一些人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运动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出发前，毛泽东作了如下的讲话，──以下是吴冷西的回忆(吴冷西:《忆毛主席》)： 　　……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泽东郑重地告诉我们,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一一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 　　毛主席还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盼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 　　根据毛主席的嘱咐，我和田家英一行10月10日夜乘火车离京南下,第二天抵新乡下车。我们同新乡地委商定,当天下乡。田家英一组留在新乡去七里营公社调查,我带一组去修武县。四天为期,然后调换,我回七里营公社,田家英去修武县。 　　关于修武调查： 　　我和记者们10月29日下午去修武县,我们先请县委一位副书记介绍全县办成一个大公社(13万人)的一般情况,然后分别同城关大队(原为公社)大队长、五源乡(大队)的支部书记、艾曲乡(大队)艾曲村的生产大队长谈了话。还召开了群众和下放干部座谈会,最后才请县委书记单独谈他们对一县一社的看法。在修武县调查的四天中,我们还利用晚饭和中午歇晌的时间串家走户,同个别群众接触。 　　从调查中了解到,这个一县一社是由原来245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的干部和群众生产情绪很高。当时，正巧碰上他们全县总动员大炼钢铁,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矿石,不叫苦,不叫累,兴高采烈,十分感人。因为办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妇女都上山了。但从中也了解到,由于大办钢铁,地里庄稼没人收,只见低年级的小学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分没有摘下来,只有幼儿园的老师带着一些小孩摘一点点,据财贸干部对我们说,本该收籽棉900万斤,到10月底只收到159万斤。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当然大家高兴,许多人都说,一生也没有像这两个月吃这样饱的饭,但好几位老人(有的原是贫农,有的原是中农)都在发愁,说:"这样吃法长不了。 　　最后我们同县委书记谈了一个晚上,他先说了一县一社的优越性,也谈了今后三年规划,但提出了不少关于全民所有制的供给制疑问和顾虑。 　　11月1日，我们我同田家英进调查轮换，我从修武县转到新乡，田家英则从新乡转到修武。 　　那里是另一番天地。新乡县委给我们简要介绍时,着重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像修武那样搞一县一社,只搞了一个"县联社"的招牌,似乎他们以为我们是赞成一县一社的。新乡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经济比修武富裕,粮棉都高产,每人平均分配也高于修武。 　　第二天,我们去七里营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这个公社有5个大队,79个生产队,人口3万,耕地9万亩。年收入1218万元,是新乡最富的公社。这里给我们的印象最新的是,他们实行了供给制。据公社书记说。他们实行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以至理发、洗澡、缝纫、电费,都由公社包了,这十六包的费用每人一年共78元。 　　调查了七里营公社以后,我们又去看公社所在地周围的两个大队(刘庄和陈庄)。其中刘庄大队(即史来贺同志当支部书记)给我印象特好,主要是那里干得实在,说得也实在。史来贺同志,既讲成绩也讲困难。他的大队有800多人,1900亩土地,总收入31万元,人均分配104元(1957年即为96元)。当时他正在发愁的是还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里没有人收。大部劳力上山炼铁去了。 　　兴宁人民公社搞男女老幼分开居住在新乡,我们还调查了一个公社一一兴宁人民公社。这是一个4000户、2万人口的社,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了15个营,50个连。尤其特别的是,实行房屋公有,搞集体住宿,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我们具体的调查了东郭大队,这个大队共有224户,开始时有150户男女老幼分开住,现在仍有60户集中在8个地方,男女各住4处,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家度周末。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人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大队干部说,正考虑改变作法。我遇到公社干部时,就顾不得下来调查前规定的守则(不要随便表示意见),忍不住指出这种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错误,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还想不通,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作,并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这位中央负责同志不是别人,就是刘某某。 　　刘某某不但在河南主张这样做,而且还到江苏去推广。1958年9月19日-28日,他到江苏视察时,在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条件时,同在河南讲的一样,他是这样说的：“……第四,改善社会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刘某某认为，"男女老少换班",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家庭革命"的一个举措。(以上所引,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同志视察江苏城乡》) 二、毛泽东亲自调查并听取汇报，产生新认识 　　吴冷西和田家英的河南调查，不久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大跃进的一系列问题已有了新的认识。以下，仍是吴冷西的回忆： 　　调查告一段落，我们即回郑州向毛主席汇报,──在我们赴河南时，他本人也走出红墙，亲自开始调查，11月前后，便到了郑州。 　　关于"一县一社"问题。11月6日,我们从新乡到郑州,当晚毛主席要我们向他汇报。我们按原来计划，先扼要介绍情况，后由我着重汇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 　　我说到：修武县委书记虽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我说,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我还说到修武县委书记怀疑他们实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能否叫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是很勉强的"温饱"。 　　毛主席详细地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我汇报说,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来往主要有两种:→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料等农副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的。 　　关于供给制。毛主席对供给制也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详细询问了七里营公社十六"包"的具体内容,并且提出,这样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谈到,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窍,都吃公共食堂,据估计一年需42元(菜、肉未计)。"衣"一项是一年21尺布,二斤棉,两双布鞋(因妇女上山炼铁、下大田、不能做了)共18元,医药费每人每年2元为限,产妇补助一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10元,看戏不要钱,那年只看了一次戏,六次电影。田家英和我都认为，这只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听完汇报，毛主席的认识有以下几点：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毛主席谈到一县一社时提出,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己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谈到修武县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拨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端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按:所谓搞"集体住宿"即某某鼓吹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别编班集体住宿3"搞军事化生活","行动战斗化""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够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吴冷西:《忆毛主席》95-103页) 三、毛泽东确知某些人的浮夸和冒进 　　在本网民的认识中，从来都认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刚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老一辈们在探索中前进，出现冒进，或反过来，出现某保守，都是可能的。只要事后改正，今人就不应有过多的指摘。但有一点必须搞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应承认什么。 　　现在，我们本着以上精神，来看当年哪些人在搞浮夸风？又是怎样搞浮夸、兜售所谓的"共产主义"的。 　　1958年9月1日──28日,某某某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他指示应该做好五件事： 　　第一,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第二,彻底把妇女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第三,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 　　第四,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第五,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 　　某人认为，做好这五件事,不仅可以解一决劳动力紧张的困难,而且将会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制度、劳动组织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里，某人讲的"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条件,实际上就是他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不同的仅仅是变了一下说法:在河南,是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五个条件。在江苏,是作为"建立美好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标志。他特别注重第四条,即"改善劳动组织……",他把这一条看作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他所倡导的"家庭革命",就是康有为《大同书》中破九界之说的"破家庭界"。无论是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还是在河南、江苏视察,他都反复强调这一条。 　　原来,某些人搞的"共产主义”,不是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此胡闹,岂能不天下大乱! 　　某人在河南的具体做法： 　　例如一家三代同堂,则将夫妻、父母、儿女分开,各自编在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原来社员的房屋,由公社统一调配,分为集体住宿营房和家人团聚营房)。每星期准许夫妻、父母、儿女回团聚营房住宿生活一次,第二天即返回各自集体营房过军事化生活,如此循环往返,群众对此很是反感。 　　毛泽东知道后批评说:这是胡来,哪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诬蔑共产党的忙吗?哪里这样做,我就支持哪里群众起来造反。 　　某人到江苏视察,还大肆兜售他在徐水、河南实行"供给制"的做法。他在江苏常熟视视察时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他问和平公社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起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提心受苦?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晗江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某人听后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某某某同志视察江苏城乡》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某人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这样的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哪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某人的关于实行"供给制"和实行全民所有制的主张;不仅在国内大力宣传实行,而且对国际友人也大讲特讲。1958年10月3日,他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说"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某人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此时，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建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过渡。"毛泽东说:"按照某某某、彭某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据1958年的统计,显然是夸大了的统计,中国农民人均月收入是70元,这样的贫穷状况向共产主义过渡,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一些人所说的向共产主义过渡,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其后,某某某、彭某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又提高了一些:人均收入150元一200元就可向共产主义过渡,等富起来了再过渡困难就大了?!毛泽东反复地指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 　　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地讲,一些人就是不听,我行我素。致使毛泽东不得不召开一系列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需要提到这样一句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长期以来，宣传、理论界没有说清楚在历史运动中搞"穷过渡"的是谁?反对"穷过渡"的是谁?致许多不知底细的人,听了这句话，都在猜,一直猜了20多年（不少人甚至直接暗示：这是毛泽东的错误）。到了今天，人们才弄明白,搞“穷过渡"的是别人；反对"穷过渡"的却是毛泽东。 　　然而，历史却已发生了一个大误会,一些人说,毛泽东搞的是"穷社会主义"。对于这种误会,在不断翻开历史真实一页的今天，真正撰写历史的人民，会作何感想？ 四毛泽东批评“穷过渡”说：即使我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现在的人们大都会承认，任何人都会有错误，尤其是事业的开创者。今人，当以这样一个客观的态度，看待老一辈在社会主义探索中所犯的错误。不过，应当搞清历史，是谁的错误就是谁的错误，不可张冠李戴。本文，仍在说明，作为大跃进的发动者，毛泽东虽也有这样那样的缺失，但作为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却一直是十分清醒而又实事求是的。并且，从来都反对不切实际的浮夸、冒进。 　　前边，我们揭示了“穷过渡”的提倡者（也从侧面指出某些人混淆视听的错误），及毛泽东对此的已有的批评态度。这里，我们则进一步地说明这一点。 　　根据吴冷西等人的回忆，毛泽东当时反复说：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某某某1958年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 (按：此是批评某某某、某某某和彭某等人持“穷过渡”的观点)？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按:此指某某某、某某某和彭某)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指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会议──本网民注）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过渡。 　　吴冷西回忆说，谈到这里,毛泽东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忙忙的过渡。我今每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候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按:此主要指当时的一些重要负责人一一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参见：吴冷西:《忆毛主席》一一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1一112页。 　　后来，根据《人民日报》报导，某某某在河南视察,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毛泽东也于1958年10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作调研,进一步“认”证了某某某等人搞“穷过渡”的后果。 　　在某某某的明确要求下，七里营和修武人民公社，实行了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毛泽东知道后批评说:这是胡来,哪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诬蔑共产党的忙吗?哪里这样做,我就支持哪里群众起来造反。 　　接着，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一些人所说的向共产主义过渡,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其后,某某某、彭某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又提高了一些:人均收入150元一200元就可向共产主义过渡；某某某和彭某认为，等富起来再向共产主义过渡，困难就大了。 　　毛泽东反复地指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 五、毛泽东针对当时亩产可达10万斤的浮夸，摇头撇嘴说: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 　　现已掌握的各种资料表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搞浮夸、说大话的第一人，是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此人在战争年代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即表示，河南今年增产几百亿斤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根本不信，认为这不可能、是一种形“左”实右。 　　而此人根本不听毛泽东的批评，不久便用“事实”来“反驳”毛泽东：河南遂平县出现了小麦3200斤的报道，接着，河南西平又出现了小麦7320斤……从此，浮夸风愈刮愈大。一些大搞浮夸的人把这种虚报产量称之为放“卫星”。 　　该年7月14日，某某某到山东视察，一个公社的干部向他回报说：玉米、谷子，每亩3万斤至5万斤，地瓜（红薯、山芋）30万斤，籽棉亩产1万5千斤……某某某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这是一个革命。这一讲话公开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见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某某某又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见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某某某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现在回过去看，当时某某某亲手培养的"共产主义"典型徐水县,其浮夸风之严重，当是全国之最。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某某某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某某某却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前边说过，一些反对毛泽东的人们,他们有自己的逻辑：他们说,大跃进是错了,因为大跃进搞浮夸;他们对搞浮夸的人说,浮夸是毛泽东的错,因为他发动了大跃进。大家看,这些反毛泽东的人们遵守的就是这样的逻辑。 　　还有一些貌似客观公正的人,他们说,虽然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搞浮夸,但不能全盘否定?于是他们绞尽脑汁发明了一个新词:"晚年毛泽东",晚年毛泽东是错了！其实，无论对毛泽东全面否定，或否定晚年毛泽东,这两种人的共同之处是"自编历史,张冠李戴"。 　　我认为，刚建国，共产党人无建设的经验，犯点诸如浮夸，抑或保守的错误，本属在所难免。关键在于：能否实事求是，直面错误，不要诿过。是社会主义造成的错误，还是资本主义思想产生的错误；对今日来说，要搞清“浮夸风来自何方？何人?”澄清之后,是谁的就是谁的,不颠倒是非，以便今人正确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要知道，有个别人正是通过张冠李戴，来指证毛泽东的失误，最终否认社会主义的） 　　某某某的浮夸,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现在我要问：有谁听过、看过，或掌握了毛泽东的浮夸呢? 　　实际上，毛泽东一向反对浮夸风,向浮夸风做了坚决的斗争。浮夸风作为党内的一种势力,虽然克服它是很困难的，但毛泽东始终不懈! 　　请看下面的几件事: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 　　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按:国民党报纸一一笔者注)。"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为争取今年实现钢铁翻一番、为生产1080万吨而奋斗。会间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询问:现在钢铁生产仅400万吨,到年 　　底还有4个月,4个月能生产700万吨钢吗?大家都说能行。毛泽东非常感慨,他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国共产党60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462-463页)。毛泽东还说:"108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怎么得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95-103页)。 　　然而，20多年来,无论党内和党外,竟然冒出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公然说:毛泽东不知道一亩地产多少粮食。硬要把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按在毛泽东头上,说什么浮夸风是毛泽东鼓吹起来的。他们的公式是:大跃进搞浮夸,浮夸风就是大跃进。他们翻箱倒柜,把大跃进的历史翻了个底着天,但是,却没有找到毛泽东鼓吹浮夸风的一点事实。 　　那些说毛泽东鼓吹浮夸凤不知一亩地产多少粮食的人,应该还记得《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吧,这个"纲要",是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农业十七条。同年12月,发各省征询意见,1956年1月形成农业四十条草案。经过两年实践,1957年下半年,做了第一次修改,1957年9月20日一10月9日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基本通过。毛泽东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1958年作了第二次修改,1958年5月5日-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通过。1960年4月,提交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 　　《纲要》要求，从1956年起12年内,粮食亩产量黄河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河以南达到800斤,棉花(皮棉)亩产量按各地情况分别提高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并且要求各地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技术、农业劳动生产率、交通运输和商业及邮政、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在12年,得到一个大发展。 　　这个《纲要》在党内正式通过的时间是1958年5月下旬。这时,正是大跃进发动初始。毛泽东亲手制定,经过4年准备,与14个省区负责人商讨,两次中央会议讨论适才形成。《纲要》的产生,可谓慎之又慎。毛泽东花4年的心血，所产生的文件在其墨迹未干之时,党内竟有人说，毛泽东头脑发热,鼓吹高指标,大刮浮夸风。 　　并且，一直到今天，我们不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还在抱定那个决非事实的历史──说毛泽东搞了浮夸和冒进，人云亦云。我得再次为精英们的理论研究能力、创新能力悲叹！ 六、毛泽东要求“凡鼓吹高指标，鼓吹浮夸风的一律不登报” 　　有人认为，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毛泽东的大跃进在实践上就是“穷过渡”“搞浮夸风”“大冒进”。这一观点的荒唐在于用“两极思维”去套用辩证法、去框改实际。这好比一个神经病人说：俺要么饿死，要么──你自然叫我多吃、吃饱点──俺就只能拚命地吃得撑死，撑死的责任就是“因为你叫我吃饱！” 　　殊不知，现实中的任何物事，除其两极，还有若干个中间性层级。在大跃进问题上，即在当时，毛泽东的大跃进理论，就在同“浮夸”“冒进”“穷过渡”的言行斗争着。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以上五点，我们已讲了许多。我相信，随着历史真实面目的揭示，这方面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地被公布出来。 　　今天，我要继续说，早在大跃进之初，毛泽东以其辩证法的睿智──很快就发现了一些人的言行“极端”，便明确要求，凡鼓吹高指标，鼓吹浮夸风的，一律不登报；他还到处劝诫人们，不要吹牛皮、放大炮，要实实在在。 　　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3、第64页） 　　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讲过头话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我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面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0、第72页）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寻索“下文”的，请有心者、有条件者日后努力为之： 　　第一，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已专门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叫他注意在“报纸报导上，不要尽唱高调”，“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但后来的风却越刮越大。 　　第二，毛泽东于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对报纸的宣传问题，又专门作了五点指示，并要求在“今年夏天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问题，吴冷西已将毛主席的指示向中宣部部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某某某和某某作了传达，而这些人却以“夏天太忙秋后再说”，未贯彻执行，致使“五风”越演越烈…… 　　第三，1958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一次找吴冷西和胡乔木谈话，指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不要讲过头的话”，对外宣传如此，对内宣传也不例外。然而它们鼓吹浮夸风、高指标、“共产风”却有增无减…… 　　以上情况表明，毛泽东的大跃进，仅是要求科学的加快速度的前进，──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那种因毛泽东提倡大跃进，就搞“浮夸风”“大冒进”“穷过渡”，──对大多数的干群来说，是一种认识实践的不成熟；而对极个别人来说，也许另当别论。 七、毛泽东要求“浮夸性”宣传要转变：“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 　　吴冷西的一系列回忆，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起,一直到1959年的6月底,都一直在要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努力做到： 　　──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对"五风"的问题,不要宣传,不要登报,"要卡住"； 　　──在宣传中"要实事求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不要做冒失的促进派"； 　　──"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搞浮夸风不好"；"不要华而不实"；"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你是记者的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楚,要实事求是"等等。 　　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说:"1957年6月13日,在党中央决定他去《人民日报》任总编辑时,毛泽东就曾告诫过他：“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57-158页) 　　毛泽东这一系列指示,吴冷西于37年后，还回忆得清清楚楚,并且在他所著书的末尾保证道：他所说的主要意思是绝对不会错的。并说:毛泽东对他这一系列的谈话都有记录,现存在中央档案馆里。 　　现在看来,毛泽东对吴冷西的这一系列谈话,对他提出要抵制"五风"的诸多要求,他当时是听入耳的。然而,他如今后悔道：当时，自己──有的却没有很好地执行，不少时候，反而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利用《人民日报》这个宣传阵地,大肆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这太不应该了。 　　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自我检讨说： 　　“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把宣传口这一关的负责人‘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相对单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毛泽东是少数派。所以，我也只好‘随大流''，跟多数的领导同志走。特别是跟着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某某某、某某某走。……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 　　“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特意找我专门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导,发表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还说,‘他对报纸宣传有一点意见,过几天时间空一点了，再谈。’”(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4页) 　　过了十多天，即1958年11月22日,毛泽东确实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了吴冷西作了长谈,吴冷西回忆道： 　　“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二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凤就不好。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子想想是否真实,是否符合道理。” 　　毛主席还批评道：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不好，要引以为戒。 　　吴冷西的回忆还说，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四个意见：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这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提示：对毛泽东的指示不但不听,就连写上《决议》的话也能删掉,可见这位政治局委员非同一般。一一本网民注)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要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一一这时毛主席指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更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第四,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毛泽东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听了此话，某某某却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8一第113页) 　　读了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会清楚的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的大跃进的发动起,一直到1958年11月12日,先后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大跃进运动中和人民公社运动中,作新闻报道时,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决抵制“五风"的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一昧地鼓吹"五风”,为"五风"推波助澜。 　　直到1959年6月,毛泽东只好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某某某和彭某,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 　　6月2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批评浮夸风和高指标之后,转而谈到宣传问题时,他严肃地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中央社和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毛主席还说:“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他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翻,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顾左右而言他。”(吴冷西:《忆毛主席》第36-141页) 　　显然，毛泽东6月20日的话，是针对一位负责同志而讲的,因为这位负责人多次在会议中讲到宣传问题的时候，都主张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42页) 　　往事已矣！现今人已没有必要去追究当时的前辈人的责任。我们只是应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找到当年真正的症结，以发“见”自己的真理。 　　──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一切前驱淌（趟）道者，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意识没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其实都是有这一社会性功能的。 八、1958~59年毛泽东屡次三番地召开纠"左"会议，他尖锐指出：“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在梳理大跃进材料的过程中，我总的感觉是：一、毛泽东出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一方面坚持大跃进，一方面在努力避免和克服大跃进中的左的急躁冒进，以及形“左”实右；二、毛泽东以满腔热情对待同志同事和跃进事业，苦口婆心地讲，手把手地教，──起码在当时，他是认为在前无古人的跃进事业中，犯点左的，或右的错误，是正常的，是一种磨练，是对“自己”的接班人的考验（历史告诉人们，就是在毛泽东对浮夸、冒进的批评中，──也正是那个时候，一些人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 　　大跃进发动不久，即1958年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不久,毛泽东便深入河北、河南农村,进行调查。及时发现了某些人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而宣传口的某些主要责任人也在舆论宣传中推波助澜。报纸上许多左倾报导,在干部队伍和广大群众中造成一定的混乱。 　　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频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下大力纠正"左"倾冒进。 　　第一、第一次郑州会议 　　1958年11月2~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开始,毛泽东领着与会者学习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阐述了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并着重指出当时存在的问题。 　　1、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 　　2、指出现阶段还不能取消商品经济；在当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某某某和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毛泽东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有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小生产者；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 (参见毛泽东11月9、10日在郑州会议上讲话文稿) 　　3、提倡实事求是,不许说谎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关于改进干部作风，他说：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 　　4、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认识。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认真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 　　可以说，第一次郑州会议仅是毛泽东为纠正"左"倾错误，开的一个头。 　　值得今人注意的是，尽管毛泽东当时千辛万苦地力纠"左"倾错误,对人们进行耐心的教育,然而一些人并没有听。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一些负责人照样利用《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省是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3倍。……其"共产风"、"高指标风",照旧鼓吹,并有增无减。 　　第二、武昌会议 　　毛泽东为了继续纠正"左"倾错误,1958年11月21~27日,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反复强调，要纠正"左"倾错误。其主要之点：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指某某某),我看不符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 　　毛泽东要大家集思广益。他说,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那么办法就比较可靠了。 　　毛泽东强调"压缩空气",把高指标压下来。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有点右倾机会主义了。 　　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摘,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明年3000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毛泽东在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还讲：强调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关于"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力越好。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详见，毛泽东: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第三、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1月28日~12月2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一次会议，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的成果。 　　毛泽东批评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在《决议》中，毛泽东加进了好些精彩文字。并且，这些文字，是专门针对某某某和某某某等人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中的一些观点的。 　　"决议"对否定商品生产和浮夸风作了有力批判；"决议"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决议”对否定商品生产和浮夸风也作了坚决的批评。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对继续纠正"左"倾提出了以下意见:"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口号表示怀疑；要求做到计划要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强调要估计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权存在着巩固和垮台的两种可能性； "决议"澄清了有些人以为公社化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财产拿来重分的误解； "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 　　在这次会议上，还有几个问题，需在这里作个交代： 　　一是,毛泽东从1956年就提出不作下届共和国主席的建议,这次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公报》说:八届六中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会议内定由刘少奇接任这一职务,并由他酝酿提名下届政府领导人人选名单;交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审定,再交人大选举。 　　在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我不能再做国家主席了,我应当退到后台上,让别人干。他没有指名让谁来当国家主席。这个提议使大多数不知内情的与会者感到愕然。经过一阵沉默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说,都不提,我提刘少奇同志当国家主席。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泽东本人也没有反对。这样大家鼓掌通过,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二是,毛泽东虽然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花了很大力气纠正"左"倾错误,并且亲手在《决议》中加了大量纠正"共产风"的文字,然而在《公报》中对毛泽东所作的努力却只字未提。这说明当时坚持"共产风"的力量还相当大。 　　三是,反浮夸风,也是这次会议重点之一,然而《公报》中只用"反对浮夸"一句话带过。毛泽东反对浮夸风的许多精彩讲话,也只字未提。 　　四是,钢、煤、粮、棉四大指标虽然降低了一些,但仍然偏高。八届六中全会,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主动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但现在看来，当时订的经济建设指标仍然不太切合实际。 　　第四、第二次郑州会议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1959年2月27日~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毛泽东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一一本网民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3月5日毛泽东讲的这番话,显然是对某某某和某某某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严厉批评。 　　毛泽东接着强调：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三、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 　　第五、上海会议 　　1959年3月25日~4月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内容基本同前，此略）。 　　我在此篇的开头就说过，──这里再次重申：当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同时，努力克服左倾，是以一种满腔热忱，对待同志同事和跃进事业的，他苦口婆心地讲，手把手地教。当时，他是认为在前无古人的跃进事业中，犯点左的，或右的错误，是正常的，是一种磨练，是对“自己”的接班人的考验（前边已讲到，就是在毛泽东对浮夸、冒进的批评中，──也正是那个时候，一些人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的）…… 　　──本网民正是本着对毛泽东、毛泽东事业的这一理解，（根据实际材料）来编写这一组文章的。本网民热切地期望，人们不要用异思旁想，尤其不要以古怪的心情去阅读这些文章。 　　认真读了以上文字，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为了纠正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从理论指导,到具体安排,到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尽见深邃、详尽和严格。他有时苦口婆心,要求实事求是,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有时也显得声色俱厉:……要代表1000万队干部、5亿农民呐喊，而更多的则是和风细语、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给一些人讲理，给某些人送书，给有关人们写信，开导他们、让他们研读、同他们讨论……等。 　　这些事实告诉人们：毛泽东的当年，是坚持大跃进的；并要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引向正确轨道；是要培养好接班人，是要象以往引导农民走向革命那样去锻炼人们。毛泽东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大公、无私，对同志同事的关爱、正直,确如日月行天，江河径地！ 　　而今天，有一些人,总用自己的古怪心情，去说毛泽东…… 　　好了，说就说吧，真理、真“正”和伟大,是喜欢人们去说的。毛泽东的真理、真“正”和伟大，既在正确性宣传中播散，也在批评和攻击中显现自己的科学性和生命力：比如毛泽东预言的一个又一个兑现；比如毛泽东对右派的存在及其本质的正确“指定”；比如毛泽东对“一些人之所以不喜欢社会主义”的客观性论证,──都正在由一些人的批评攻击而完成！ 九、不幸为毛泽东言中——1959年，确有人因搞“浮夸”而得“实祸”！ 　　我在前边多次说过，对当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冒进，当放在那个──很多人都急于让中国富强，但缺乏经验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即有其“难免”性。毛泽东当时的批评，有时尽管很严厉，还是留有“一边力求克服浮夸、冒进，一边保护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分寸的。自然如此，今天我为什么又要编这些文章呢？作用在于，搞清历史本来面貌，使今人和后人能正确地总结经验。 　　不过，──我总想，个别人也许另当别论。现在看来，当年的河南吴芝圃可能就在“另当别论”的“个案”中。 　　有人反复问：毛泽东的大跃进究竟对还是不对？这里我可以回答说：浮夸式的“跃进”是不对的。毛泽东的跃进、实事求是的摸索跃进道路（不断改正自己缺、错）是正确的，现代中国需要自力更生的实实在在的跃进，不自力更生地跃进，我们永将当别人的奴隶，我们永将落后于他人！ 　　有道是：人非圣贤，孰能无惑。有网民说，在大跃进中，毛泽东本人也有“离奇的头脑发热”的言论。──不需隐瞒：过去，本网民也曾在某些个正式会议上听有人讲过这些。但，──同样应实话实说的是：一直至今，对有关毛泽东自己的“离奇的头脑发热的言论”，我都没找到可靠出处。在本网民昨天上午发的那篇文章后边，有人跟帖又说到了这一点，我便立即请教其出处，可惜，他答非所问。 　　我想，从毛泽东本人后来──直至庐山会议，有时作的自我批评的情况（请看《毛泽东传》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部分）来看，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之初，即使有过一点“头脑发热的言论”，也是：一是时间极短，二是因听信别人的汇报，三是当时（1958年月10月份前）浮夸还不那么离谱，不那么严重。有无数可靠的材料证明，毛泽东从1958年8~9月份北戴河会议发动的大跃进不久，──到了10月份，面对一个个高指标、高速度，就心存疑虑，即派吴冷西、田家英外出调查，随后他也亲自走出红墙，并要求人们不要搞浮夸。（至于庐山会议上的一些讲话，有各种版本。真正可靠的版本尚待解密，并且其中夹有更为复杂的，反“浮夸、冒进”之外的斗争。下一篇，我将写这一点，不知能否上得了网） 　　一个不争的事实为：1958年月10月后，毛泽东几乎每到一处，都要求人们实事求是。有时，还对自己在大跃进之初的某些“过热”情绪做自我批评。然而，因当时他确是少数派，──并因他从1956年后，为培养接班人，已实际处于二线，尽管他的反浮夸、冒进的呼声越来越高，有时也愈来愈严厉，但收效不大。后来，遇有严重情况，毛泽东不得不发出警告。这些警告之严重，莫过于这样几句话： 　　──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参见，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39页) 　　──明年3000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如此等等，还有更多，此不尽详。面对毛泽东的严厉警告，可有人就是不听，一意孤行，终于导致一些严重后果。当我们今天调查当年，或打开历史卷宗，有一个典型，是令人难忘人的。这就是被毛泽东不幸言中的“务虚名,而得实祸”的典型，即河南省的“信阳饿殍事件”。这在当时，是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影响极其恶劣。我猜想，改革开放后，某些人说当年饿殍有X千万的谣言，大概即由此“膨化”而生。 　　我们在前边的文章中，已用大量的材料说明，河南省的吴芝圃（此人在战争年代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是当时全国浮夸、冒进的第一人，并且固执己见，一意而行，多次把毛泽东的正确批评当耳旁风。到了1959年，终在信阳地区酿成“饿殍”大祸。 　　在吴芝圃的浮夸“强权”下，河南省的各地，尤其是信阳地区，首先是遂平县，最早刮起浮夸风、“共产风”，且越刮越大。早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就吹牛皮，说今年河南要增产几百亿斤粮食，并实现水利化……毛泽东批评吴芝圃说大话，搞高指标。吴芝圃置若罔闻，越搞越离高谱，甚至提出取消商品，取消货币，搞直接的物质分配，搞供给制，越走越远。 　　1958年9月16~18日，一个中央负责人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某某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说，某某某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公社、修武公社会（全县一社）和遂平公社（全一社）党委的汇报”。如是，遍及河南全省的浮夸、冒进，获得了这位负责人人的支持。不久，吴芝圃一跃而成为河南省的一把手，当上了省委书记。其后，吴芝圃便更加地“浮夸”和“冒进”。 　　毛泽东通过别人的反复调查，以及自己的调研，很快发现了吴芝圃的问题。为了大跃进事业和关心干部，毛泽东及时对吴进行了劝诫和批评。这些劝诫和批评，──现在能查到的，有这样几次（以下，参见张宏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 　　──1958年毛主席在专列上听吴芝圃汇报后，指着窗外光秃秃的山头说：“你一年能搞成绿化？我不信” 　　──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主席也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毛主席亲自主持两次郑州会议，会上毛主席提出人民公社要“在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主席到武昌后又亲自给吴芝圃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他：“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 　　──1958年，吴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即：粮食达到四、五、八；水利；除四害；“扫文盲”，毛主席在会上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会后又把吴芝圃叫到武汉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最后毛主席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思，就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1958年4月29日，毛主席《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中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要管现实可能性……吹上一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收获多少就多少，不可讲不符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与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亏。”而吴芝圃却吹嘘：“一九五八年夏季粮食产量二百二十三亿斤，平均每人达450斤以上。”“一九五八年全省每口人合到一千五百斤左右的粮食。”为他的高征购打下基础。 　　因郑州会议上吴芝圃拒斥毛泽东的批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对吴芝圃提出批评，而吴芝圃却始终固执已见，继续坚持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继续搞冒进、刮他的“共产风”。吴芝圃如此执意，毛泽东的指示他都不听……这里让我们想起毛泽东一句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吴芝圃的“左”倾错误，终于导致1959年11月信阳地区发生饿死人事件，真所谓为“务虚名，得了实祸”──被毛泽东不幸言中。 　　这一事件的原委是这样的：如前所说，1958-1959年前后，吴芝圃实行“左”倾（即形“左”实右——本网民注）蛮干、高估产、高征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将信阳地区遂平县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后，又“浮夸”出──信阳地区西平县城关公社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典型。 　　其实这些典型，都是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的，并且明令禁止人们说真话。从此以后，谁要说“他们作假”，就挨批斗。据有关人调查（据现今一些老人回忆，数字不一定很准），当时，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1.2万多人次。在此高压下，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最终，信阳地区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的特大典型。不过，──老人们回忆说，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全信阳地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大面积欠收或无收。尽管如此，仍被浮夸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全区预报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 　　在此（大大浮夸了的）“大丰收”面前，国家当然得按大丰收的标准征购粮食，──浮夸者也以此来显示跃进成绩。结果，在对全区农民的“明夺强抢”中，上交了国家16亿斤粮。这一下子，基本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如此一来，秋收刚过，全区很多地方群众就没有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居然有的还把群众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逃荒！这下了罪名更大了，凡外出逃荒要饭的被批判为：破坏“大跃进”。为了维持所谓大好形势和形象，热衷于浮夸者，又组织人在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拦堵群众外出情况，也有真有假，象商水的一些地方，是真拦的）。非但如此，有些浮夸昏了头的人坚说，群众将粮食瞒藏起来了，还在全区开展大规模反瞒产运动。 　　在如此荒唐的浮夸“演绎”中，最后，把一些群众手中的粮食进一步掏空……不久，因群众家中无粮，又不准出外要饭，即有饿殍出现。这一情况，直到1960年1~2月，中央来人解决问题，才有好转。 　　后来，信阳事件报知中央，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这是当时的一起“务虚名，而得实祸”的典型的事件。这里需进一步说明以下两点： 　　一是、1958年~1959年的浮夸风，在全国有一定的普遍性，但象河南信阳出现饿殍的，却是个案、典型。有人后来由此事件说及全国，或以“移花接木”之术，把它说成三年自然灾害在全国好多地区发生的现象，都是不对的。 　　二是、较为广泛的调查（希望有条件的人们都搞一些调查）表明，当年凡出现饿殍的地方，都与当地一些人官僚主义、浮夸、造虚假成绩有关。一些基础较差的地区，当时，只要实事求是，正视困难，实况实说，都能得到国家的及时济助，而免生祸事。 　　这里，我仍要说，浮夸的“跃进”是不对的；而毛泽东的跃进、实事求是的摸索跃进道路（不断改正自己缺、错）是正确的！ 十、当年的庐山会议，本意仍是反左的，后来突然变成反右，其中“谜底”，今已现端倪 　　直到现在，有人仍用“对抗性”思维，来看待我们今天对历史的回忆和澄清。这不是科学的，尤其不合时下的和谐建构。本网民一直都认为，即使被我们回忆、澄清的那段往事中存在对抗，这也不是我们今天仍持对抗态度的理由。 　　本网民在此声明，如果我们今天的研究，是把历史的羁绊重新套给今人，这将是我们的罪过，──当然，若仅是个别人重蹈历史，则是可以理解的。 　　读了本网民以上九段文，人们也许大都会承认，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发动者，但他企求的是实事求是的大跃进；他的大跃进不仅仅是围绕经济建设，另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大跃进，克服干部的官僚主义等五风，培养、锻炼和考察接班人，提高广大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主义积极性（请注意，后来，毛泽东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又重申了这一点）。 　　人们也会思考到，在大跃进发动不久，在毛泽东发现自己头脑也有点发热──并不断做自我批评、另一些人则缺乏实事求是精神之后，他便坚持不懈地进行批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一类批评讲话，毫不夸张地说，足够装订几本书。　　据此，人们应当相信，他的克服“浮夸风、共产风和穷过渡”的努力应是真诚的；而今天的某些人，总用“‘弯弯绕’思维”，来臆猜毛泽东，是大错特错了。 　　人们更会分析到，自然毛泽东当时已处于二线，从1958年10月开始，又一直不间断地、坚持不懈地批评克服“浮夸、冒进”，那么： 　　（1）1959年的庐山会议，──其原意即纠左倾，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2）彭德怀上书批评“浮夸、冒进”的信，应该说同毛泽东的观点一致，起码应该说，彭写信反左的本意不是针对毛泽东的； 　　（3）鉴于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虽是多数派，但反“浮夸、冒进”时却（同彭总一样）成少数派，以及 　　（4）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一边做自我批评，一边对会议上争执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的情况……今天人们有理由推测，庐山会议的开始反左、后来却变成反右，是多数派的意志表现。由此，会议从反左转为的右，是毛泽东在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 　　这里，本网民注意到公开发行的《毛泽东传》的二十四部分。与其说，这部官方发行的大书，对这个会议写得绕山绕水、闪烁其词，不如说写得“真象庐山”──让人看来确是“横岭侧峰”。 　　这里，人们也不妨用点推理，去推导问题： 　　──在无论官方、民间，批评毛泽东不但早已公开化，甚至在精英中已成“时髦”的今天，一切不愿进一步公开和忌讳的“错失”，肯定已不属于毛泽东的了，只能是他人（当然，在国家的宏观的大政管理“统控”中，今天的这样做，有时是需要的）。那么，现在的一些精英们在为谁忌讳、回避缺失呢？ 　　下边，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对这这段历史的回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也许能给我们以上的猜析提供点启示： 　　“回到住处（7月23日上午，毛泽东作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总结性讲话后。本网民注），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形势变成了讨论彭德怀问题。于是，没有参加形势讨论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们都被召上了山，林彪后来也上山了。 　　“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参加会的同志谈井冈山时期的问题，林彪也发言说彭德怀一贯不听指挥不合作。于是我知道，对彭德怀是从红军时期清算起了。一直清算到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听到批评他“三分合作，六分不合作。”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有一个人针对李银桥的这一段回忆，分析说： 　　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到，毛主席在庐山会议的预定结束期里，完全没有要整彭德怀的意思；毛主席当时的确是退居二线了，所以，连中央全会也没有参加。否则，这样重要的会议怎么可能缺席？任由他人作重要决定，这更不是独裁者的作风。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彭德怀同志显然不是一个作风民主的人。他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才会跟许多人吵；也许，他是跟所有的领导同志都吵翻了天。 也有人针对这段回忆，作这样分析： 　　这段回忆也告诉我们，虽然毛主席想退居二线，但始终是退不了。可是，中央集体的意见是让他留下来，这不是享福，而是承担责任。当然，毛主席是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的，他不会推卸责任。民主的原则难道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吗？毛主席并没有想到要整彭德怀，但当集体决定要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时，他固然是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他不能否决集体的决定。如果毛主席是一个独裁者的话，他倒是可以趁这个机会否决集体的意见保彭德怀，从而显示自己的权威。但毛主席没有这样做，他尊重民主原则，个人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 　　本网民是赞成以上两种分析的。不过，我想补充我的几点看法： 　　第一、根据──从大跃进之后一直对毛泽东持批评态度的李锐所回忆，庐山会议的本来议程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反左，开一个“神仙会”，让大家放下“左的”包袱。会议原准备7月中旬结束，后来，两次延长会期。第一次，由7月16日延长至7月23日，原因是彭德怀上书──尖锐指出：这样“轻松、愉快的神仙会”，解决不了左倾浮夸和冒进问题。这样，便使本应结束的神仙会延长为“激烈交锋”会。而到了7月23日，毛泽东根据左、右交锋，本准备在对左、右各打五十大板后，“再一次”结束会议。不料，其他一些负责人（多数派）不同意，要求解决彭德怀的问题。于是──有第二次延期，会议终于由开始的“神仙会”、“激烈交锋会”，最后转为“批彭会”。这一转变过程表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本意是纠左，是确实的。 　　第二、由毛泽东1958年月10月后一直纠左，到庐山会议上的本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2.7.2007 00:37
<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wacko.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wacko.gif' /> <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wacko.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wacko.gif' /> <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wacko.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wacko.gif' /> 太长了.......剩个小尾巴贴不上了, 补在这里! 第二、由毛泽东1958年月10月后一直纠左，到庐山会议上的本来的纠左宗旨，可以推理出：彭会上上书反左，矛头决不是指向毛泽东的（况且，彭在庐山会议前不久……，经毛泽东坚持，才得以成为国防部长），而是指向从中央到地方上搞浮夸的多数派。 　　第三、从现在已解密的很多文件中可以看出，其实在很多时候，毛主席都是少数派，不然，他就不会屡屡说出“大不了重上井冈山”的话来。很多说得有眉有眼的关于毛泽东整人的故事，如果有一天档案全部解密，我们定会发现那与毛主席无关。毛泽东只是在服从组织原则；服从多数人的决定。 　　第四、有一个现已公认的事实：由于彭总的优点，其实也是缺点，就是过于粗直。因为这一点，从中央到地方，他得罪很多人，有的甚至积怨很重。庐山会议上的批评，更是冒犯了多数派，会议后期，彭德怀并让多数派抓到了“直接冲顶毛主席”、“还有这样那样的危险言行”的把柄.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5.7.2007 20:52
“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 毛泽东一直对民歌怀有长久而深厚的感情，他很早就重视民歌的作用，重视把民歌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1925年，毛泽东从上海回故乡韶山休养，期间，他组织农民运动，办夜校，开始用当地的民歌民谣编写识字课本。1926年，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作为所长的毛泽东主持拟定了租率、田赋、农民观念等36个项目，引导学员到农民运动开展得较好的海丰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其中就有收集民歌这一项内容。1933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进行调查时又搜集了许多民歌，并把它们写进自己的报告。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作家到人民群众中去，学习他们的生活和生动新鲜的语言，丰富自己的创作，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他认为民歌中就有很多很好的诗。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号召作家们放下架子，到人民群众中去，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当时，陕甘宁边区出现的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等作品，都带有浓厚的陕北民歌色彩，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常常以此来印证这一诗歌发展方向的正确。 　　新中国成立初期，围绕着新诗发展问题，中国作协曾于1953年底到1954年初召开3次诗歌形式座谈会。1956年下半年，《光明日报》又对五四运动以来新诗的评价问题展开过一次讨论。这些讨论，显然引起了对新诗发展颇为关注的毛泽东的注意。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诗人袁水拍和臧克家，就文艺界关于新诗的讨论和新诗的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已经看了关于新诗旧诗争论的文章。关于诗，有三条：精练；有韵；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过去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要编一本现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 　　毛泽东的谈话无疑给新中国成立后的诗歌创作指出了一条新路。就在文艺界准备付诸行动之时，1958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酝酿“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正式号召，要求大家搜集和创作新民歌，他说：“印了一些诗，净是些老古董（指他在成都亲自编选的一本唐、宋、明三代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和一本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搜集到大批民歌的，下次开会印一批出来。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两者‘结婚’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还不能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这个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看民歌不用费很多的脑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些。”在随后的几次会议上，毛泽东都提到新民歌，如在4月初汉口会议期间，他又说：“各省搞民歌，下次开会，各省至少要搞100多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3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许多地方纷纷行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向各地县发出了“立即组织搜集民歌”的通知，要求将各族人民歌颂“大跃进”的民歌记录下来，分类整理。有些地方迅速编出了一些民歌集子。而河南禹县的“要使九百一十三个山头，一个个地向人民低头”，四川叙永县的“不怕冷，不怕饿，罗锅山得向我认错”，湖北麻城县的“笼子装得满满，扁担压得弯弯，娃的妈呀你快来看，我一头挑着一座山”等民歌已开始流传。 　　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社论指出：“从已经收集发表在报刊上的民歌来看，这些群众智慧和热情的产物，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生产建设的波澜壮阔的气势，表现了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高涨。‘诗言志’，这些社会主义的民歌的确表达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尚志向和豪迈的气魄。”社论在引用了几首民歌后说：“这些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好诗。在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大规模的生产斗争中，农民认识到劳动的伟大，集体力量的伟大，亲身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就能够高瞻远瞩，大胆幻想，热情奔放，歌唱出这样富于想像力的、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杰作。”社论还号召：“这是一个出诗的时代，我们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歌、山歌、民间叙事诗等等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诗人们只有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相结合，拜群众为老师，向群众自己创造的诗歌学习，才能够创造出为群众服务的作品来。” 　　与此同时，郭沫若、周扬等大声疾呼开展新民歌民谣的征集与创作活动。在《人民日报》发表《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社论的当天，郭沫若接受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部的采访，就民歌的价值、作用及收集、整理等方面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郭沫若认为，民歌对于鼓舞、教育、组织群众的作用是伟大的，它又是很优美的文学作品。他要求用多快好省的方法来采集和推广民歌民谣，不允许“踌躇”，一定要鼓足干劲。4月17日，郭沫若在《中国青年报》上又发表了《为今天的新国风，明天的新楚辞欢呼》的文章。文章指出：“今天的民歌民谣，今天的新国风，是社会主义的东风。这风吹解了任何可能有的冻结。人民的心都开出繁花，吐放芬芳。” 　　4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周扬主持召开了中国文联、作协、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民歌座谈会，发出了“采风大军总动员”。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做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民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阐明了党对搜集民歌和其他民间文学的方针政策。他说：“最近，随着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全国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搜集民歌的运动……大跃进民歌反映了劳动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干劲和生产热情，反过来又大大地促进了这种干劲和热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民歌成为工人、农民在车间或田头的政治鼓动诗，它们是生产斗争的武器，又是劳动群众自我创作、自我欣赏的艺术品。社会主义精神渗透在这些民歌中。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歌，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他还展望说：“群众诗歌创作将日益发达和繁荣，未来的民间歌手和诗人，将会源源不断出现，他们中间的杰出者将会成为我们诗坛的重镇。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线将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所共赏。这样的时代不久就会到来的。”周扬在发言中引用了10首“大跃进”民歌，并且让人编选了110首“大跃进”民歌，汇成《新民歌百首》，作为发言的附件印发与会代表。 　　周扬的发言获得了毛泽东的首肯，毛泽东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做第三次发言时说：“昨天，周扬同志在发言汇总中讲到民歌问题，讲得很好，所有的同志一直到支部，都要努力搜集民歌，每个乡出一集也好，全国有九万个乡，就出九万个集子，如果说多了，出万把集是必要的。不管是老民歌、新民歌都要。发给每个人一张纸，请他把民歌写下来。”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负责汇集各地和各种报刊上的民歌给他。 　　这样，从1958年4月开始，全国文联及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地县党委都纷纷发出有关收集新民歌民谣的通知，要求成立“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开展规模浩大的“社会主义采风运动”，并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新民歌运动在毛泽东的提倡和推动下，在郭沫若、周扬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席卷了神州大地，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如火如荼 　　 　　“新民歌运动”的确是我国新诗发展史上颇为奇特的现象。一位诗人在“新民歌运动”的第二年以饱满的热情描绘了运动的“盛景”： 　　“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 　　“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上述描写并不夸张。在“文艺也要放卫星”的号召下，作为一场有组织、有领导、自上而下开展起来的文艺运动，全国各地对诗歌的产量都表现了高度的重视和极端的追求。上面制订计划，下达指标，要求下面像完成钢铁产量和粮食征购任务一样完成新民歌征集和创作任务。这些都可以从当时报纸的报道中看出端倪。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决定3至5年内要生产50万吨钢，搜集50万首民歌，把搜集民歌和生产钢并列在一起，内蒙古自治区更要求在5年内搜集1000万首民歌；安徽省肥东县半年创作民歌51万首；安徽省巢县司集乡从“生产大跃进”以来，已创作了12万首民歌，到1958年底还要再创作60万首民歌，成了名副其实的“诗歌之乡”；曾检讨“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的河北省委，发起了群众创作1000万首民歌的运动，岂知这一指标被保定一个地区就全包了；南京市50天中产生群众创作诗歌130余万篇；河南省据96个县的统计已有创作组30751个，创作量是上千万篇，仅许昌一个专区在几个月内就创作了作品316万件；江西省涌现出群众创作组织“山歌社”5000多个；武汉钢铁公司工地的整风大字报上出现了50多万首群众诗歌。许多地区更是出现了“生产越紧张，创作越活跃”的新局面。 　　在这股大潮的影响下，各种诗歌选集纷纷出版。据不完全统计，仅1958年大半年间，全国省市以上的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诗集就有近800种，而县以下非正式出版的则不计其数。四川省仅141 个县市的统计，到1958年10月为止，就编印了3733种民歌小册子；内蒙古土默特旗一个合作社就出了3本诗集。大量由于纸浆未经彻底漂白而到处都是东倒西歪的字迹残骸的蓝灰色再生纸，都被用于印刷民歌。诗集出版量远远超出了五四运动以来几十年的总和！真可谓是“要问民歌有几何，挤倒高山填满河”。要弄清当年全国到底创作了多少首民歌，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与此同时，众多的作家和诗人一夜之间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田间地头、车间靶场，几乎到处都在赛诗；男女老幼，干部群众，一群群都在进行文艺创作。有些地方要求从七八岁的孩子到七八十岁的老太婆都必须完成一定的指标，有的地方提出了“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和“县县要有郭沫若”的口号。山西省提出一年内要产生30万个“李有才”和30万个“郭兰英”；甘肃省规划半年产生500名作家，一年出现2000名作家，三年出现10000名作家；湖北省红安县则出现了1000多位民间诗人；四川省叙永县山区有一个7口之家，除了1个双目失明的老母亲和2个两三岁的小孩外，其他4人全都会写诗，1958年10月以前，一家就写诗3500多首；湖南省31岁的农民刘勇计划1958年要写1400篇作品，他每天下田的时候，口袋里装满了文学刊物和书籍，休息和睡觉的时间，就是他创作和阅读的时间；中共河南省商丘县县委宣传部在总结中说，他们那里出现了大批作家艺术家，“这些农村里的诗人、演员、艺术家，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有的只上过几年小学，更多的是没有进过学校的门，刚摘掉文盲的帽子”。由于广大群众创作热情高涨，全国被称为“作家”、“诗人”的人数快速增长，由1957年的不足1000人，发展到1958年的20万人。 　　当时，全国各地新民歌运动都开展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从形式上讲，有赛诗会、民歌演唱会、联唱会、田头赛诗会、战擂台、诗街会、诗人之家、父子赛诗台、母女赛诗台、夫妻赛诗台等，就连人民代表开会也开成了赛诗会。因为不少代表发言时都夹带一首首民歌，有说有唱，歌声不绝。而在一些地方的墙上、门上、山岩上、树干上、电线杆上、商店柜台上、酒桶上、磨盘上，到处都是诗和画。“诗歌之乡”安徽省巢县司集乡，就创造了“迎风挂牌”、“望风采柳”的创作形式，即看到什么就唱什么，做什么事情就编什么歌。正因为如此，1958年9月的全国社会主义歌唱运动现场会在此举行，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音乐工作者和著名音乐家吕骥、贺绿汀、周巍峙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提出在全国立即掀起一个群众创作和歌唱新民歌及其他歌曲的高潮，做到“人人爱唱歌，社会主义歌曲到处传”。 　　更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出门旅行，也要加入新民歌创作大潮中去。1958年11月，上海铁路列车段的乘务员做了一个统计，从3月起到10月底，上海列车段的“旅客意见簿”上，旅客们写下的诗歌有5300多首。直到1960年，一位作家由上海乘火车到杭州还被列车员邀请参加赛诗会，该趟列车规定每个乘客下车前必须至少写出一首诗。 　　此外，连劳改农场也开展了“新民歌运动”。1957年，著名作家聂绀弩因被错划成“右派分子”而被遣往北大荒农场进行改造。他在《散宜生诗•自序》中记录了当时“队员”们写诗的情况：“1959年某月，我在北大荒八五农场第五队劳动，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做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做诗。说是要使中国出多少个李白、杜甫，多少个鲁迅、郭沫若。”他还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做诗的情景：“整日田间力已疲，下工回屋事新奇。解衣磅礴床头坐，万烛齐明共写诗。人物风流最此时，江山至美古无之，社会主义歌难尽，一夜须吟万首诗。”这真可谓是“全民办文艺，人人是诗人”，“无处不可吟诗，无地不闻诗声”。 　　从各地出版的诗集、报纸杂志发表的新民歌及1959年1月出版的由郭沫若、周扬合编的《红旗歌谣》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新民歌内容主要涉及歌颂党和领袖、水利兴修、除“四害”、农业放“卫星”、大炼钢铁、总路线、人民公社、教育革命、技术革命等，反映了从兴修水利开始的“大跃进”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 　　歌颂党和领袖的诗如：“好不过毛泽东时代，高不过蓝天大不过海；好不过毛泽东时代，幸福的大路共产党开，青松翠柏我们栽。”反映水利兴修与抗旱救灾的诗如：“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反映全民除“四害”的诗如：“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反映农业放“卫星”的诗如：“一个谷穗不算长，黄河上面架桥梁。十辆汽车并排走，火车驰过不晃荡。”反映大炼钢铁的诗如：“小高炉，像宝泉，铁水源源汇成川。小高炉，像笔杆，蘸着铁水画乐园。小高炉，真好看，吞下矿山吐铁山。小高炉，全民办，全国竖起千千万。”歌唱总路线的诗如：“总路线像太阳，照到哪儿哪儿亮，哪儿有了总路线，哪儿人民亮堂堂。”歌唱人民公社的诗如：“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反映教育革命的诗如：“文化好比万宝山，各样科学在上边；要想上山去取宝，首先要过扫盲关。”反映技术革命的诗如：“技术革命开红花，工人拍手笑哈哈，风吹笑声河边过，江水喜得翻浪花。”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民歌运动中，王老九、刘章、黄孝声、殷光兰、姜秀珍等一批民间歌手特别引人注目。其中，除王老九是延安时期就开始创作的农民诗人外，大部分都是“新民歌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歌手。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的创作生命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如刘章、姜秀珍等。而军队也大力提倡新民歌创作，正如《英雄本色就是诗》所写的那样：“战士人人是歌手，战士人人是作家，歌声直冲九天外，新诗多如五月花。字字如珠放异彩，句句如鼓震人心，英雄本色就是诗，唱绝前人启后人。” 此外，文艺界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一创作的洪流中去。1958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组《孩子的诗》，其中一首写道：“别看作者小，诗歌可不少，一心超过杜甫诗，快马加鞭赶郭老。”郭沫若马上写了一首诗答作者：“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主席毛。”随后，郭沫若抽出两个星期的时间到河北省张家口市进行采风，他被“万株果树种满园，万首诗歌写满墙”的场景深深感动，写下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与几十首诗，发出了“遍地皆诗写不赢”的感叹。 　　著名诗人田汉有一组民歌体的《钢铁颂》，其中有写音乐学院师生炼钢和在福建砍伐相思树炼钢的两首，才华横溢，饶有风味，一时间广为流传：“读书生产两无双，不再苍颜恋书窗。中国正多新榜样，炼钢炉前学肖邦。”“枝干横斜叶半黄，漳州炉焰对斜阳。炼钢何惜相思树，一寸相思一寸钢。”这些诗虽是写于"大跃进"时期，但更接近于传统竹枝词的风格，这可能是整个大炼钢铁时期最富有诗意的作品了。 　　 　　偃旗息鼓 　　 　　作为“大跃进”运动的产物，新民歌的创作无疑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绝大部分新民歌只是概念化的宣传口号，其实质就是以当时所能理解的共产主义世界为理想、以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为内容，充满着浓厚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色彩，带有严重的浮夸风，与工农业生产中的浮夸风同声同气，谈不上什么艺术价值。而且许多作品都经过了文化工作者的加工和润饰，失去了作为通俗民间作品的原味。如前面提到的那首闻名全国被誉为在中国诗史上有重大意义，将要产生重要影响的《我来了》，就是在编辑给它加上了“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之后，才成为一首完整的艺术作品的。《红旗歌谣》收录的许多民歌也都存着这个问题。 　　此外，新民歌非但没有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反而阻碍了新诗创作的多样化。毛泽东曾设想在民歌和古典的基础上，酝酿出一个新的东西来，这就是新民歌。但事实上，这两者的结合是不可能产生新的艺术形式的。还在“新民歌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之时，著名诗人何其芳、卞之琳等就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从形式上对新民歌提出了不同看法。何其芳认为，民歌在体裁上是有限的，它仍然是旧的五七言形式，基本上是七言四句，或在这个基础上的简单叠加。在句法上采用的还是旧的文言五七言诗的句法，这样就和现代口语发生了矛盾。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民歌也许可以简单明了，但却远远不能反映日益丰富的现代生活和人们复杂深刻的感情。卞之琳认为，随着新诗的大众化与大众文化艺术水平的提高，新民歌和新诗会“逐渐合流”。但民歌体与旧格律诗是有限制的，应建立新型的现代新诗格律。 　　正因为新民歌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毛泽东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认识到人人能写诗，人人能创作，违反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对《红旗歌谣》也表示不满，认为水分太多，“还是旧的民歌好”。他还曾谨慎地对诗人臧克家谈起自己对新诗发展的看法：“新诗的改革最难，至少需要50年。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确是难事。一种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 　　1959年3月，也就是在“新民歌运动”开始一年之后，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新民歌运动”发表谈话，他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此时，他的案头上摆放着的依旧是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等古代诗人的集子。 　　由于毛泽东放弃了对“新民歌运动”的推动和支持，加上农业高产“卫星”的真相逐渐被披露了以及随后全国出现了严重的粮食饥荒，人民群众的创作热情大打折扣，“新民歌运动”从1960年开始渐渐偃旗息鼓了。

作者: ▓周末心情▓ 时间: 5.7.2007 21:06
毛主席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否则何来的所谓多少年要赶日超美啊，三峡工程啊......

作者: lirui44 时间: 9.8.2007 15:57
标题: 理解
这些事好象是历史档案!但80年代.及现代的青年是永远不会理解的!

作者: AlterWerther 时间: 9.8.2007 17:12
标题: 不理解没关系。。
忘记那段中国历史就不应该了。。。

作者: u8893y 时间: 10.8.2007 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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