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后，以科隆事件为高潮的一系列“客人的礼物”彻底击破了大部分德国民众的“浪漫情怀”，也让德国媒体在真相与梦幻的报导之间犹豫不定，德国人目前的状态用“不知所措”形容似乎是再合理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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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里，这份“礼物”让德国甚至整个欧洲都难以承受，然而，来访者还在继续，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难民，无论是“真”难民还是“假”难民，进入德国。已经到来的一百多万客人却还没处理好，这让在欧债危机中应对自如的默克尔无疑遇到了执政生涯以来最大的挑战。根据一份问卷调查，40%的德国民众不满总理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要求她辞职；45.2%的德国民众反对总理默克尔辞职；其他德国民众表示无法抉择。默克尔个人受欢迎程度也由第一掉落至第三。默克尔所在基民盟的支持率也一路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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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默克尔的任何决定都是和德国甚至整个欧洲息息相关的。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Donald Tusk）此前在庆祝柏林墙倒塌26周年的活动中发表了“欧洲讲话”，呼吁德国政府承担起责任，甚至指出“欧盟未来取决于德国的难民政策”。默克尔的日子的确不好过，目前为止，她主导的难民政策的确是一个看似失败的政策。在内失去了当初部分德国民众的支持，此前，基民盟的姐妹党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的不少议员已经就德国政府的难民政策对默克尔提出批评。德国当地时间1月20日，又有44名基民盟议员致信默克尔，就其难民政策提出批评，至此，德国联邦议院中已经有三分之一的议员就移民问题向默克尔“发难”。在外，奥地利近日为难民人数设置上限，这标志着德国在难民政策上失去了最后一个盟友。（这里有一个概念上的问题，德国主流媒体主要用“Flüchtlinge”，即“难民”一词，随之的政策是“难民政策”；而英美媒体报导倾向于采用“Migrant”，即“移民”一词，随之的政策是“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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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的日子不好过，德国民众的生活也必然受到冲击。仅在最近的一个月里，德国各地频发难民与德国普通民众的冲突事件。在慕尼黑，地铁上一位女性被数名疑似中东外貌的男子性骚扰，其他乘客试图制止，却遭到暴力威胁；在法兰克福，一名女子遛狗，被三名中东相貌的男子袭击至重伤住院；在曼海姆，一名41岁的妇女在市中心被强奸，嫌疑人同样是**伯相貌的男子；在莱比锡，在汉堡，在首都柏林......几乎每天都有许多类似的事件发生，这在一年多以前的德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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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勒弗特（Hans Dieter Gelfert）曾在《德国特征---德国人如何走到今天》一书中提到“及至今天，德国人还被看成是最有保险意识的民族。”的确，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的人会像德国人一样买那么多份的保险。德国人对于安全的心理诉求是巨大的，他用了一个德语词形容德国人的这种形态“Geborgenheit”，这个词很难在中文里找出一个完全贴切的词去翻译，简单的去理解，也许是安全感，是对一种确定性的追求和寻求稳定的心态。然而，经过一系列的难民事件之后，德国人的安全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可以说到了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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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跨年事件之前的10月18号，科隆举行了市长选举，然而就在前一天，热门竞选人亨丽艾特·雷克（Henriette Reker），默克尔难民政策的大力支持者，在出席活动时，遭到了一位反对外来移民的男子的刺杀，男子被捕时大声嘶叫“我这么做是为了你们所有人好”（Ich musste es tun. Ich schütze euch alle.）。第二天，科隆人民把最多的选票投给了受伤的亨丽艾特，这个亨丽艾特在之后震惊世界的科隆跨年性侵案的新闻发布会上，给了德国人一条建议，“德国女性和难民保持一臂的安全距离。”此话一出，在德国以及整个世界引起巨大轰动。这无疑是这位女市长给选民最苦涩的新年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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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科隆市长，连以往始终标榜客观公正的德国媒体也在难民事件后集体改头换面，一开始德国民众并未察觉他们信赖的媒体有什么异样，然而科隆事件后德国媒体的失声和难民危机中一次一次为难民犯罪的开脱让德国媒体的公信力受到挑战。据明镜在线报导，西德意志电台一位自由工作人员在就难民危机和科隆事件接受一家荷兰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接到指令，做有利于政府的报导。”此番言论遭到台领导的严厉批评，该记者马上道歉：“由于直播时很紧张，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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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使得部分德国民众开始清醒和反思，甚至开始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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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结果就是部分民众暂时放下了德国人的浪漫主义，恢复了德国人的严肃（Ernsthaftigkeit）和理智（Vernunft），部分民众开始偏“右”。这从两件事就可以反映出：德国极右翼政党AfD的支持率在很短时间升到12%，成为德国第三大政党；起源于德累斯顿的PEGIDA运动（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日益壮大。然而更多的德国人依旧是选择如默克尔执政初期的政治作风：谨慎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和，不到最后时刻绝不轻易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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